李驷

　　我是在前年冬至的那一天，确定自己患了职场间歇性失语症的。那天上午有一节是我的语文课，我在黑板上写下了课文的题目，几个字写完，转过身来面向学生想开始讲课时，我突然发觉自己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开口、再说点什么。我张口结舌地站在讲台上，像卡了带的旧录像片上的人物。此前的将近三十年间，这篇课文我讲了无数遍，虽然说不上倒背如流，但也是信手拈来，但在那节课上，我却骤然严重卡壳，完全不知道如何开始讲述。我手足无措地在讲台上呆立了两三分钟，台下的学生们先是一片莫名其妙的静默，纷纷抬头惊讶地看着我，接着开始交头接耳喧哗议论，有几个调皮的男孩子甚至喝倒彩般地发出怪叫声。我受到惊吓似的转过身，躲开孩子们集中投射到我身上的目光，把脸对向窗外。

　　教学楼对面不远处就是校园外的田畈，那里现在一片荒芜，水稻早已经收割完毕，只留下一蔸蔸排列整齐的稻桩。阴冷的海风横扫过那片稻田，夹带着呜咽般的声音，驱赶着沉沉的乌云，在我的想象里，向我无边无际地淹没过来。

　　在此之前，我就知道自己大概真的是生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地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整日全身乏力，光是每天早上逼自己起床和走出家门，就得用掉我身体里的大半力气。我不想出门，不想说话，不想见人——当然，除了傻姑之外。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溺在深水里的人，怎么也无法从沉重的低落情绪中挣扎出来。或者，是像乌云压城城欲摧，而我，就是那座万仞重山之巅无尽阴云之下的孤城。我跟傻姑说，这个算不算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啊？我的人生好像真的是陷入了低谷期，职业状态进入严重瓶颈，诸事不顺，工作中处处未曾翻身已碰头。我很累，很想就此躺平算了。但是怎么办？我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好几年，我需要仰仗这份工作换取现在的生活费和以后的退休金来养活自己，我哪来的资格躺平呢？我倒听说过两个词儿，叫职业倦怠和职业耗竭，那我目前到底算是中年危机下的职业倦怠和职业耗竭呢，还是职业倦怠和职业耗竭导致的中年危机？傻姑静静地看着我，听着我的诉说，脸上现出同情和怜悯的神色，但一句话也没有说。她总是那么地安静，很少主动开口。在我向她倾诉的时候，她就那样专注和沉默地倾听着，偶尔微笑着点一下头或摇一下头，难得插一两句话。她是最好的倾听者，所以后来我在患了间歇性失语症以后，也只有在她面前，有时还能流利地侃侃而谈。而在其他人面前，我就像一台生锈的濒临报废的老旧发动机，常常出现持续几分钟十几分钟的卡壳和熄火。

　　我是一个乡村中学教师，女，年过五十，一直未婚。我所生活和工作的这个地方，叫太平乡，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岛，这个岛的最大行政建制就是乡，以前叫公社，太平公社。在这里工作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做老师的，每个月一直有一笔几百元的海岛补贴，因为这里也属于“老少边穷”地区。当年在我大学毕业时，按照统一规定，所有“老少边穷”地区出去的大学生，原则上都必须回到自己的原籍所在县建设家乡，不能人才外流，因此，我在上完几年师范学院后，不得不回到了这里。可是对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我来说，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冲出这个小岛，到更大的天地和江湖中去。在刚回到家乡参加工作的那几年里，重新置身于这个四周皆是茫茫大海的小岛，我一度有些沮丧和消沉：难道我这一生，真的就只能生于孤岛、长于孤岛，并最后老死孤岛吗？我有点怨恨命运，怨恨出身，甚至怨恨父母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江海清，你想想看，三个字，全部都带着水，我被水这么包围和沉浸着，这辈子还能摆脱得了大海，还能走得出这处孤悬海外、云水围困的弹丸之地吗？

　　我的预感非常准确。打那以后，我的工作和生活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孤岛，从青年时期一直到如今的年过半百——我既没有调离这个小岛的能耐，也没有放弃编制和工作的胆魄。这些年，留在岛上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但凡有点能力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了县城或者市里，他们嫌岛上教育资源不够好。岛上的中小学学生人数逐年下降，我所在的太平中学成了义务教育的最低托底学校。尽管如此，可是该有的运作制度一点儿也不比外面宽松。没完没了的调研、考评、比赛、竞聘、末位淘汰，用现在的一个新名词来说，就是无止境的内卷。在内卷的环境下，为了个人的得失、名利和前途——如果能在内卷中胜出，获得更多的业绩和荣誉，至少可以给自己跳离这里调往条件更好的县里或者市里增加一些可能性，因此同事之间一个个互相竞争钩心斗角的程度，跟城市里相比只重不轻。在这样的职场环境里，几十年下来，真的让我深深地觉得疲惫和厌倦。职场晋升有时候就跟赶班车一样，一趟没赶上，在接下来的那一程又一程，很多时间点就都赶不上了，只能一步接一步地落于人后。我就是个职场内卷中典型的实打实的落败者，因年轻时没能给自己好好打下一片江山，以致现在年纪一大把了，还得受尽世态炎凉和一群比我低一辈的年轻人一起进行业绩比拼和竞争。如今我已经渐渐老了，越来越精力不济，在对付自身更年期不适和各种退行性小毛小病的同时，还得提枪上马再去拼搏，我实在是力有不逮。我好累。其实让我尤觉疲累的，不仅是工作本身，更是日益内卷的环境和复杂的人事。

　　那天下午弟弟来看我，给我送来了几个他自己种的胡柚。他在我家坐了一会儿，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弟比我小九岁，在他出生的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当父母出海去了，奶奶又一大堆家务忙不过来时，我常常给他换尿布、喂饭，带他玩儿，对小时候的他来说，我也许真的有点儿长姐如母的味道。他长大以后，人生并不是很顺利，因为学习成绩一般，在完成义务教育后，他就没有继续升学，而是早早地开始了工作谋生。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一个渔民的子孙，他却偏偏严重晕船，初中毕业后跟在大人后面出过几次海，但每次都吐得天昏地暗，躺在甲板上奄奄一息生不如死，站都站不起来，更不要说干活出力了。严重晕船的人有不少，但大部分人多出几次海也就能渐渐适应不再晕船了，可我弟不行，他一直适应不了。后来他去学了手艺成了一个木匠，自己在岛上接过零活，也进过县城的厂子做过木工，最后还是回到了岛上谋生。他一辈子没挣过什么大钱，也没闯过什么大祸，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按部就班地工作、结婚、生子，靠微薄的收入勉强养家糊口，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老实孩子，在他自己的心里和在世人的评价体系里，他的人生并不成功，甚至算是失败、窝囊，因此在面对村里人和家里人时，这大半生，他一直抬不起头来，尤其在他的妻子、我的弟媳面前，他常常就像个罪人。自从我几年前从家里搬出来以后，他在我面前，也仿佛成了罪人。在农村和海岛，一般的家庭都是儿子负责传宗接代和继承家里的房屋祖宅，因此我四五十岁了还没结婚，作为一个老姑娘一直与父母和弟弟弟媳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弟媳对此颇有微词，在邻居中有时会发发牢骚，说些阴阳怪气的话，时间一久，难免会传到我父母弟弟和我的耳朵里。那年刚好五保户常伯过世了，他家在半山腰的那栋老房子产权归了村集体，村里拿出来拍卖，我掏出积蓄把它买了下来，改造和装修后住了过去。其实回过头来，我还得感谢我弟媳，要不是她，我可能不会这么快下定决心买这房子，要是晚个几年，海岛旅游和民宿业开始兴起，这么一栋带大院子位于半山腰面向大海的两层楼房，尽管老旧，但风景好，最适合改造了做民宿，这样的房子近几年价格涨得飞快，要是搁在如今，这宅子早已贵得我高攀不起了。而在我买的那年，这栋房子由于不在大路边，地段有点偏僻，交通不是很好，又是过世的五保户的遗宅，有些人难免会有点忌讳，所以乏人问津，拍卖时价格不高，也没有别的竞价对手和我争抢。但我宅心仁厚的弟弟却总觉得，是他的妻子把我从家里排挤出来的，他对不起我，他亏欠了我，所以，在这种愧疚之下，他加倍地关心我补偿我，隔三岔五地来看我，给我拿这拿那，有时是两棵他自己种的蔬菜，有时是他亲手钓的几条鱼，有时是一袋家里蒸的糕点。他跟我日益年迈的父母一样，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也是最关爱我的人。但他们不知道，有时他们过度的关爱和干预，也会给我带来很多困扰。但这些话我不敢说，也不能说。

　　在发觉我越来越孤僻沉默和郁郁寡欢后，弟弟一开始以为是我一个人居住太孤单了，竭力邀请我搬回去住有家人好说说话和互相照应。但我没有答应，我其实更喜欢自己一个人的这个家，更喜欢独居的自由自在。后来弟弟觉得我越来越不对劲，他用自己仅有的那点心理学知识并恶补了网上一些心理专家的文章后，判断我要么是得了抑郁症，要么是得了继发性自闭症。他忧心和焦急起来，利用他那点少得可怜的人脉，私下里到处向熟人打听哪里有好的心理医生。朱老师就是他在市里工作的中学老同学推荐的。弟弟建议我去看看心理医生，我并没有把他的话当作一回事，直到后来我情绪越发萎靡常常失语说不出话，自己也觉得确实不对劲了，才不得不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出岛去市里见了朱老师。

　　就那样，我认识了比我年轻十岁的做心理咨询相关工作的朱老师。据说朱老师原来是一个二甲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但后来她自学了心理学并考出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辞职了出来，自己来这个市里开了这家叫太阳花心理俱乐部的工作室。在后来熟悉了之后，有一次朱老师在聊天时说：前些年的时候，我做得最多的是打胎，打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需要打掉的胎，但打得最多的是家里已生育过一胎，计划外意外怀上的那些孩子，他们没有得到来这世上的指标和资格。到了后来，我做得最多的是保胎，保那些生育政策放开后，高龄妈妈们在生育能力的尾巴上好不容易千辛万苦怀上的那些胎儿。可是，保胎远远比打胎来得不容易，那些荒芜了多年的土地早已贫瘠，种子落在上面常常没来得及茁壮成长就成了焦芽或枯苗，我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突然有一天，我看着自己的双手，觉得一切都很没意思，没意思极了。所以，我就选择了辞职离开。

　　我很羡慕朱老师的潇洒和决绝。但我跟朱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她却并没有带给我之前预想的心理师该有的那种一见就令人信任和服膺的感觉。那天我坐轮渡再坐大巴，辗转赶到市里时，朱老师的太阳花心理俱乐部里早已有七八个三四十岁的女性在了，我进去之后，朱老师和我简单寒暄了几句，就立马让我参与了她们的活动。我跟着那些人一起团团围成一个圆圈坐着，跟着电脑里播放的一首歌，一起轻轻地哼唱，在轻音乐渲染的伤感气氛里，开始了家庭系统排列干预——也叫家族星座疗法，这个疗法据说是德国的一位心理学大师经过二三十年的研究而摸索出来的，在一些国家非常流行。但在第一次参加这类活动的我看来，这个所谓的家排疗法有点像这群女人的过家家或者角色扮演游戏，后来才发现，确实，也有人将这个称为家庭系统排列心理情景剧。

　　那天作为案主的是一个纤秀时尚四十出头的女人，朱老师称她为叶子。后来我知道，来这个俱乐部的人，报上来的以及互相称呼的名字，都是化名、QQ名或者微信名，而不是真名。在这里，我的名字叫“一箫一剑走天涯”，后来叶子他们嫌太长了拗口，就简称我为“天涯”。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有助于大家在俱乐部里更好地敞开自己的心扉。这是朱老师的原话。朱老师让叶子从参加活动的这一群人里面，凭直觉挑选三个人扮演她的一家三口——她、她的丈夫和儿子。

　　叶子轻轻地走到我的面前，把手伸向我的时候，我正有些走神。我觉得我像一个走错片场的人，听了、看了一会儿她们的理论和游戏，却怎么也没法融合和投入进这个现场。我不想再呆下去了，我在思索着该找个什么样的借口来尽快离开这里。就在这个时候，叶子走了过来，把手伸向我：“请你来扮演我儿子的角色，可以吗？”

　　我犹疑了一下，轻声拒绝了：“对不起，我第一次上这里，什么也不懂，你还是另请别人来吧。”

　　朱老师微笑着看过来，帮叶子游说我：“其实家排活动中，什么也不懂的理论零基础的人来扮演角色，反而能演绎得更准确。来吧来吧，你来试试。”

　　我勉为其难地把原本抱在怀里的手提包放在座椅上，懵懵懂懂地让叶子拉着我的手，走向圆圈中央的空地。场上已经有另外两个扮演叶子和叶子丈夫的女人。朱老师打量了一下场上的我们三个，然后让我们在圆圈中央自由走动一下，自行重新找一个自己认为恰当和舒心的位置站定。扮演叶子角色的那个姑娘老是越过“丈夫”走到最前列去，而我，则带着点畏缩，始终远远地跟在她们两个后面，不愿意和她们靠得太近。每当她们往我这方向踱步过来，我就往角落里缩。我不喜欢和别人尤其是陌生人靠得太近，特别害怕这种紧密的近距离接触，我很需要一定的安全距离来隔开自己和别人，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我妈甚至觉得我一直单身，就跟这个怪癖有关，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不愿意和男性结识和接近。朱老师一直在专注地观察着场上的我们三个人的移动。她看到我一次次躲避的模样，三番两次轻轻地摇头和叹气。我的心里起了一丝不安，以为是我的不佳表现给这个情景观察砸了场子，于是愈加拘谨和惶恐，恨不得赶紧结束这个无声的角色扮演。

　　朱老师终于对着我们比画了一个“OK”的手势，表示好了，可以结束了。我如释重负地小步跑回自己的座位。朱老师把脸严肃地对着叶子，开始做分析：“从这场家排中可以看出，你们家庭的序位有点问题，你老是要越过你丈夫的位置，可是，作为妻子，你应该尊重丈夫，丈夫才应该是家庭序列的第一位。一旦错位，家庭关系就会产生问题。还有，你跟你儿子的亲子关系极为不妙，你的儿子一次次地躲开你，不愿意跟你接近。而且……”她皱了一下眉，“我隐隐觉察到，你们的家庭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你们的家庭成员是不是不止这三个？你必须如实说出来。家庭系统排列中，得把家庭中所有的人，包括死去的、堕胎的，都得排进去，给他们一个应有的家庭位置。这样，家排师才能真正洞察到你们家庭的核心问题所在，才能给出最好的化解方案和家庭成员相处模式的建议。”

　　叶子似乎有点吃惊，期期艾艾了一下，问：“堕胎的孩子还得排上吗？我在生儿子之前，确实曾经堕胎过一次，那时觉得刚新婚，还太年轻了，想再好好玩两年，不想那么快要孩子。”

　　朱老师建议叶子当场再来一场情景活动，这一次，她要求叶子自己亲自上场，然后从人群中选一个人充当那个堕胎的孩子的角色。她盯着叶子的脸，一字一句地说：“你，需要给那个孩子一个仪式，向他告别，跟他好好地说一声对不起，那样，你才能放下你们的情感包袱和精神负累，消除掉你们家庭里的负面情感能量。”

　　没想到，这一次叶子又把手伸向了我。看着她眼神里的恳求，虽然觉得为难和惶恐，但我没有坚决拒绝，而是在犹豫中跟着她又一次上了场。全场安静地看着圆圈中心的我们俩。朱老师用一种低沉缓慢的催眠般的声音说：“叶子，现在，你的第一个孩子就站在你的面前，这是你第一次真正直面他，请你好好地看着他，好好地看看。”

　　叶子面对面地看着我，轻声地说：“对不起，那时我太年轻了，请你原谅我！”

　　因为你年轻，你还需要好好玩几年，你就可以如此草率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和一个孩子的生命？如今想用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就立马换来原谅，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角色代入感突然就上来了，我带着点愠怒的表情，默默摇了摇头。

　　叶子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咬着下唇，眼巴巴地看着我。

　　朱老师的催眠般的声音又从她身后响起：“跟你的孩子好好地告个别，继续向他说对不起，真诚地请求他的原谅。”

　　叶子再一次开口道歉：“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我还是摇了摇头。

　　她的眼泪开始冒了出来，渐渐地越流越急。崩溃感仿佛在一瞬间随着眼泪一起被释放了出来，她突然张开手，往前一扑，一把将我紧紧地搂入怀里，放声大哭起来。我直挺挺地僵立着，双手不知所措地拃在身体两侧。她的头埋在我的肩膀上，泪水把我的肩部慢慢地浸得又湿又凉，但我的胸前却是一片温热，那是她身上体温的熏传。她一边号啕大哭，一边嘴里断断续续地喊着“对不起”，在哭泣和换气的间歇一声隔一声地喊着，身体随着大哭在轻微地战栗，我甚至还奇妙地感受到了她胸口激烈的怦怦心跳。突然，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鬼使神差地伸出了原本僵直地尽量避开她身体的双手，拥抱住了倚在我身上的这个我之前从未见过面的痛哭流涕的陌生女人。

　　那个下午，叶子后来几乎一直在哭，哭得哀伤而真诚。从场上下来坐回到圆圈中的椅子上，她还是不能自抑地沉浸在自己的哭泣里。作为一个年过半百从未有过婚育经验的人们口中的老姑娘，我第一次深切地体察到，堕胎不光剥夺了一个生命的出生权利，不光对女性的身体兴许造成了难以预测的伤害，对女性的心理，其实也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创伤，埋下难以预估的恐惧感和歉疚感。尽管这创伤有时隐藏得连当事人自己也许都未能觉察，但是，它就像埋在泥土里的一颗小小的种子，或者像身体深处某个隐藏的微细的病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在合适的环境和条件下萌芽和发作出来。

　　假使没有叶子的那个家排和她的大哭，那一次去太阳花心理俱乐部，可能会是我涉足此处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对那种所谓的家庭系统排列一直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甚至觉得有点巫气森森。一个不相干的外人扮演别人的家庭成员，所说的话所作出的反应，如何能代表得了别人家这个家庭成员本身的言行和内心？如何能反映得了这个家庭隐含的真正的关系问题？我始终没能理解。有大数据说，现代人有心理疾患的人数这几年在大幅度增长，加上近年人们开始对心理问题日渐正视和重视，诊疗率有了大幅增长，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相关的行业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这个行业在近几年的被需求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当然，我并不是由此就断定朱老师的太阳花心理俱乐部确实属于这个行业里的鱼或者泥，我只是对很多东西心存疑惑和戒备，无法全身心去接受和信任。但透过叶子那次的大哭和宣泄，又让我感到，也许太阳花心理俱乐部或者说类似于太阳花心理俱乐部这样的机构，至少可以给人充当一种大树洞的功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现实中带着各自的创伤和隐痛，于自己的熟人世界里尽管仿佛游刃有余，但实际上内心孤独煎熬而无处倾诉，太阳花心理俱乐部也好，家排活动也好，心理咨询也好，如果能给人起到一种倾诉、排解和释放的作用，甚至哪怕仅仅是和一群陌生人围坐成一个圆圈，让人从中汲取到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融入感和温暖感，那它至少也是有那么点疗愈的意味和功能的。我觉得自己确实需要得到一些疗愈，不光是我目前的抑郁和失语，在我的身心方面，长久以来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举一个例子，通过身边人这些年有意无意的批评和提示，以及我自己的反思、观察和体会，我自己也渐渐发现，我的心智情商、处世能力，包括一些言行举止，仿佛确实有停顿不前的迹象——我甚至觉得我人生很多方面的失败，跟这个也脱不了干系，我的心智——仅仅是心智，而不是心理年龄，似乎被什么东西困在了，卡顿在了二十多岁。对，二十多岁，就是傻姑的这个年龄。有时出去问路或者买菜，碰到五六十岁的女人，我会冲口用年轻姑娘的口吻真诚地称呼人家“阿姨”，却忘了我其实跟人家年龄相仿。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种种这些呢？难道真的仅仅是像旁人所说的，我一个年过半百未婚的独居老姑娘，天长日久难免会有不同于常人的怪异之处？还是我内心确实有个什么结，把自己给绾住了，从而导致心智成长停滞不前？以我自己有限的心理知识，我无法对此作出准确判断，更无力解开这个不知道到底存在不存在，或者存在于内心哪个角落的结。我和傻姑也就这个话题深聊过很多次，但是，我们对此一直没有什么定论或者好主意。

　　过了一个多月，我再一次踏进了太阳花心理俱乐部。之后的一两年，我很多很多次涉足这里，见到了很多人，也目睹了很多眼泪和痛苦。我看过功成名就的女企业家在半催眠状态下回忆起初中时代所遭受的校园暴力时的孱弱和惊恐，看过表面刚强的中年男子在家排时瞬间回到童年丧母情境中哭喊着“妈妈”的仿若稚子的悲伤和无助，看过旁人艳羡婚姻幸福生活优渥的全职母亲在卸下外在盔甲后的委屈和崩溃……我见到了很多光鲜亮丽下的脆弱和不堪，见到了很多坚强体面下的创伤和隐痛。在这里，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叶子，她后来成了我这个孤僻落寞的人在这世上除了至亲之外，寥寥无几为数不多的有私交关系者的其中一个。

　　自从和叶子有了私人性质的交谈和联络，我们有时会在结束太阳花心理俱乐部的活动后，一起结伴找个地方吃个饭喝个茶，一边随便闲聊点什么。我就是在一家小餐馆的饭桌上，首次听到叶子无意间提到的她自己的工作和单位。她无非是刚好聊到什么时随口一说，而我却心脏一顿“别别”乱跳。市工贸职业技术学校，这个单位，其实跟我本人毫无关系，但我却一直记在心里，是因为，我的同系同学许淑红，那年毕业时就进了这家单位，而许淑红，就是那……那……那个人当年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

　　叶子很快就聊起了别的。她那天聊天的兴致有点高，但我却越来越心不在焉，匆匆用餐完毕就告别了叶子，招了辆出租车向客车站而去。从市里得坐一个多小时大巴到县城——那儿也是个岛，只不过那是个半岛，而且比我所在的太平岛大出好多倍。从县城到太平岛，我还得再坐三十多分钟的海上轮渡。去一趟太阳花心理俱乐部，我常常需要天刚亮时乘最早一班轮渡出来，傍晚时乘最后一班轮渡回去——实际上，往返太平岛和县城的轮渡也就一早一晚两个班次而已。那天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思有点散乱，我甚至在想，我那么多次辛辛苦苦地往返岛上和市里来太阳花心理俱乐部，也许冥冥之中，就是要听到与那个人相关的一些信息，毕竟，这里跟他是那么近，他就生活在这个市区。当然，于我而言，我和他，其实是咫尺天涯。他还记不记得我、对我这个人还有没有一点点印象，这都是个问题。但我还牢牢地记得他，他当年的模样还是如在眼前，高高的鼻梁，黑色边框的眼镜，身材挺拔，处事永远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我放下包，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傻姑聊起今天出门一趟的见闻。只有在傻姑面前，我一直可以言辞无碍。我把话题扯得有点长，但绕了一大圈，还是忍不住提到了那个人。

　　他是我们大学时的辅导员，其实也就是个比我们高几届的学长，那年刚刚从本校毕业，留校担任了我们新生班的辅导员。在我们这群一大半来自海岛和乡村，皮黑肉糙土里土气带着拘谨、青涩和稚嫩的大学新生面前，他显得尤为玉树临风帅气出众，并且说一口纯正的没有一丝地方口音的普通话，一下子就吸引了很多女生或含蓄或炽热的目光聚焦。在担任我们辅导员的那几年，他和我们班同学关系不错，常常会组织各种活动带我们出去玩，有时还会在周末私下里邀约少数几个学生去舞厅或电影院。尽管我们班里对他心生暗恋的女生估计有不少，但他的姻缘缘分并不在我们班，后来在我们大四时，他跟我们同系同届的隔壁班女生许淑红确定和公开了关系。许淑红和他一样，都是家在这个市区的人，貌似家庭出身很不错。

　　傻姑在我身边安安静静地倾听着我带着伤感的回忆。她酷似我二十几岁时的模样，梳着我年轻时的发型，平刘海、耳下一刀齐的短发。这个发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高中和大学女生中最为流行。傻姑这个名字，也是我给她取的。这原本是我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最喜欢的金庸小说里的人物的名字。我在年轻时，看完了几乎所有的金庸小说，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横批“越女剑”里所囊括的金庸的十五部作品，除了内地市面上流传极少的金庸早期的三部作品《鸳鸯刀》《越女剑》《白马啸西风》之外，另外的十二部我全部都看过。对于梦想一剑一箫游历天下却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我来说，困在这个远离内陆的弹丸小岛上，只有那些武侠小说，才可以让我思接千载神游万里，在想象中步履踏遍名山大川，走尽五湖四海。这也许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缺乏什么渴盼什么吧？在金庸作品的所有人物里，我最喜欢的，不是那些光环十足深入人心的女主，比如任盈盈或者苗若兰等，而是《射雕英雄传》中那个生长于临安府郊外牛家村里的傻姑——一个比任何配角都还要配角的人物，但她单纯、善良、让人不用设防。越到后来，我甚至越觉得我跟她有种惺惺相惜之感——我身上常常出现的心智简单和茫然无措、我的极度边缘化的社会角色，让我特别愿意从傻姑身上找到自我认同感。

　　“你几十年来，一直高不成低不就地拖到老了还没结婚，是不是跟他也有关？”在我沉浸在自己的絮絮叨叨里时，傻姑一反她平素很少开口插嘴的常态，突然犀利地盯着我问。

　　我闻言愣了几秒钟。这个问题，或者说类似的问题，其实并不止傻姑一个人问过。在我三十三岁那一年，我那越来越心急如焚的母亲，就曾经私下里逼问我，那么大了还挑挑拣拣不赶紧找个人结婚，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心里有人放不下，才这样高不成低不就？我母亲当时哀叹着说：“你的年龄都已经大三背小三了，再这样下去可怎么了得，哪里还能找得到合适的人嫁？”我的同事背后对我也有过不少议论——太平乡面积那么狭窄，整个儿其实就是小小的一个熟人社会，那些议论难免会有零星通过我的亲友刮回我的耳朵——有同事猜测我是不是有过什么情伤一直没法释怀，以致再也没法接受其他人；要不，也许是心理上或者生理上有什么毛病没法结婚，所以最后只能独身。但是说句大实话，我真没有什么不能结婚的心理上或者生理上的毛病，我也没有受过什么除却巫山不是云以致无法再接受其他人的情伤。我这辈子连正儿八经的恋爱都没有谈过，哪里能称得上什么情伤不情伤？如果非得问我是不是心里有过人，坦白地说，曾经是有过，就是他，是那个人。可是我独身的原因，跟他并没有多大关系。拖到如今还是单身一人的最大缘由，主要是因为我的交际圈不够大，这个海岛也太小，在这个弹丸之地狭小有限的婚姻市场和选择余地里，我实在碰不上一个合适的对眼的让我想结婚的人，就这么简单。

　　傻姑还是那样目光灼灼地盯着我，仿佛要看透我真正的内心：“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眼的人，是不是因为，你一直把别人给你介绍的对象，拿他作为标准来衡量和比较？可是这世上，哪能找得到两个相同或高度相似的人呢？”

　　我沉默了，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有力地辩驳她的质询和武断。我好像从来没有直面和深思过这些，假使说有比较，那也绝对只存在于我的潜意识里。他算是我什么人，或者说我又能算得上什么呢？什么也不是，我们无非就是普通的师生关系而已。我从未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提过自己内心的那个秘密，连跟我母亲和弟弟都没有提过。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白自己是癞蛤蟆枉费情思痴心妄想。家境寒酸相貌平平自卑木讷，而且注定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毕业后只有卷铺盖回到海岛的一条出路，一个丑小鸭都不如的角色，我有什么资格和可能去高攀他？我只是无法自控一厢情愿地暗恋着他罢了，我只是一大堆暗恋他的众多的女生当中最平凡怯弱的一个，所以我从来也不敢有任何奢望。我仅仅是在内心深处暗自莫名地惦念着他，偶尔觉得这份惦念实在锥心和难受，我就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偷偷溜出宿舍，骑上自行车一圈一圈地绕着校园疾驰，让绝望的眼泪挥洒在无人的暗夜深处。大学毕业以后，我渐渐将这个惦念放了下来。时光确实可以冲淡一切，更何况是像我这种的幼稚可笑的怀春和单恋。

　　但现在对往事的回忆，让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心血来潮，想择日再跑一趟市里，不在周末，不去“太阳花”，而是在工作日，去市工贸职业技术学校见一见许淑红。这个念头一产生之后，就像春天疯长的水葫芦一样不可遏止。我没有勇气直接去见他，但我可以去见见他最身边最近的那个她。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向哪个同学提起过他，更没有打问过他的任何消息，我也很少跟以前的老师同学有联络。对他后面近三十年的岁月，我实际上一无所知，但现在我突然想了解一点他的近况，想去见见他的爱人许淑红，想看看她是否还像当年那样光彩照人，让我一见到她就不由自主地自惭形秽。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莫名其妙的奇怪想法，可是我心下明白，自己如果真的去见许淑红的话，其实会显得唐突和冒昧。虽然我和许淑红是大学同系同届的隔壁班同学，住的寝室也在同一层楼挨得极近，常常会在楼道和公共盥洗室里见到她，但我跟她并没有什么交情。

　　我终于把去见许淑红的鲁莽想法勉强给按捺了下去。但我还是前所未有地想跟人聊聊她和那个人，想了解了解关于他们的信息。我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没有勇气向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打听他。我实在不想老都老了，还被人窥破那么久远以前的陈年秘事。我最终将打探消息的对象确定到了叶子身上，我和叶子彼此之间没有一点儿互相交叉和关联的社交圈和工作圈，闲话再怎么也不至于能传到我的工作单位和现实生活里去。我通过微信跟叶子约了时间，打算在下一个周六碰个头，先一起吃个中饭，下午再去“太阳花”坐坐。“太阳花”有两种付费方式，按次计费或者会员年费制，我和叶子都入了会交了年费。会员一对一咨询或者作为案主开展家排时每年次数有限制，但家排观摩可以不计次数。

　　和叶子的聚会是在一个轻食素餐厅，店里客人不多，在靠窗的卡座谈话还是挺清净的。对我来说，这次的见面聚餐只是个幌子，我有点心不在焉食不知味，内心想聊的那个话题在舌尖打转盘旋了好久都不知道该如何自然妥帖地吐出来。用餐到尾声的时候，我只好鼓起勇气，突兀地问叶子：“有个叫许淑红的女老师，现在还在你们学校吗？”

　　“许淑红？有啊，有这个人啊。你认识她？”

　　“是的，她是我大学同系同学，不过我跟她毕业后就失去联系了。她现在怎么样？”

　　“咱们这个巴掌大的地级小城市，世界还真是小，拐几个弯居然就有共同认识的人。许老师跟我不是一个教研室的，我和她也不是特别熟。你说的现在怎么样指的是哪方面？”

　　“比如说工作上、生活上？”

　　“工作上她还不错，一切都挺顺利的，但听说婚姻方面前几年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我把身子挺直起来。

　　“听说离婚了。那个男的花心得要死，到处拈花惹草，对家庭很不忠，许老师忍了他好多年，熬到儿子上大学后就干脆跟他离了。哦，对了，据说他们当年是校园里轰动一时的师生恋，那个男的是你们大学里的老师？我也是听别的同事在八卦时说的。”

　　我有点惊讶，怔忡地看着对面的叶子，仿佛是看着当年的那个他。花心、到处拈花惹草、对家庭很不忠？他居然是那样的人？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到现在才切切实实地发现，事实上我真的对他毫不了解，甚至一无所知，不光现在，也包括以前，包括他当我们班辅导员时。揭穿得残酷一点，说白了，对我而言，其实他也许就是个影影绰绰高悬在半空的海市蜃楼。我看得到那些朦胧的幻境，我迷恋它，向往它，但它离我好远，非但遥不可及，甚至无法看得真切。我迷恋的，只是一个带着我自己想象的虚妄的外相而已。

　　在我看来不啻似王子和公主般的完美结合，最后竟然是这样的离散结局。我心里五味杂陈，仿佛还隐约夹杂着一丝幸灾乐祸。但这种阴暗的心理在一闪念之间就消失了，我突然觉得有种说不出来的空虚、疲乏和寂寞，很想立刻就去太阳花心理俱乐部，像往常的很多次一样，在正式课程或活动开始前，跟认识不认识的会员们挨挨挤挤地围成一个圆圈，随着电脑里播放的一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歌《相逢是首歌》，身体左右晃动着，轻轻地跟着哼唱，“你曾对我说，相逢是首歌，眼睛是春天的海，青春是绿色的河……你曾对我说，相逢是首歌，分别是明天的路，思念是生命的火。”朱老师说过，几个人围成圆圈的形状，就可以形成一个最温暖最有疗愈性的气场。现在，我非常迫切地需要那样的温暖和疗愈。

　　我拉着叶子走到太阳花心理俱乐部的时候，离下午活动开始的时间还早着。我和叶子推开了俱乐部虚掩的大门，房子里空荡荡的。这里其实类似于一室一厅一卫的格局，大厅平时用来集体活动，而里边的那个小房间作为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室。我们进去的时候，大厅里没有一个人，而小房间的门半开着，我们看到朱老师坐在窗边的沙盘旁边，双手抱着头窝在小沙发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她猛然抬起头。站在房间门口的我们清晰地看到，她脸上的泪光在午后照进来的阳光中晶莹地闪烁着。我和叶子愣了一下，不约而同地低声说了句“抱歉”，一起仓皇地退了出来。走出太阳花心理俱乐部的时候，我伸出手带了一下门把手，哐当一声，大门在我们身后紧紧地关闭上了。

　　两三个星期后，暑假来临了。我决定去一趟远方，给自己来一次久违的长途旅行。那天我和傻姑乘坐的飞机，在邻市鹿城机场起飞时，正是黄昏时分，舷窗外满目夕照，绚烂的晚霞如锦似缎。飞机越升越高，我和傻姑挤在一起把头凑在舷窗边，看着飞机下面的景物越变越小，群山和田野渐渐如同棋盘，而一栋栋楼房最后仅成芥子大小。

　　“原来从空中看，不光太平岛很小，整片山河大地其实也不大。对吧？”我喃喃地说。

　　“是的。”

　　“不管跻身哪里，一个人所需要的容身之处，其实仅需一小块就够了，只要自己的内心，能够芥子纳须弥。对吧？”

　　“是的。”

　　“作为人，最后终归都必须要自己去面对孤独的，对吧？”

　　“是的，”傻姑扭过头来看着我，“人最终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是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人间，最后孤零零地离开这个世界。踏上死亡之路的时候，亲友、财富、地位……什么都带不走，甚至连自己这具与生俱来的肉身，最后都得化为灰烬尘归尘土归土，无法永远陪伴你。”

　　“你也会离开我吗？”

　　“当然。”

　　邻座，那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歪着脑袋盯着我看了好久，诧异地问他隔壁的女人：“妈妈，飞机上不是不能开手机打电话的吗？旁边的这个阿姨一直在自言自语地和谁说话？”

　　我向那对被我惊扰到的母子抱歉地笑了笑。是的，在外人看来，我是在自言自语。傻姑，她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她只是我臆想出来的一个人。她是我想象中的最信任最亲近的密友，或许甚至也属于我自己第N重人格中的某一个。这些年我活得实在太孤独，我太需要有个人来跟我做做伴说说话了。如此，而已。

　　作品 2022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