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所谓“韩孟”，就是韩愈与孟郊二人的并称。在中国诗歌上有个“韩孟诗派”，韩愈与孟郊两个人在唐代领头形成了一个流派，这足以说明这两人的影响有多大了。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自称“郡望昌黎”，河南河阳（今孟州南）人。韩愈从小志向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欲自振于一代”（《旧唐书·韩愈传》），可见他的不凡志向，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引领者。他虚岁25（贞元八年，792年）的时候考中进士。韩愈的诗歌当然写得不错，但散文更有名，“唐宋八大家”，说的就是散文八家，韩愈名列第一。他的《师说》也收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非常有名，“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已经成为名句了。

　　孟郊（751-814年），字东野，湖州武康（今德清）人。可能有人不大知道孟郊的名字，但他有一首诗歌，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就是这首《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首《游子吟》是孟郊担任溧阳县尉时写的，把深厚的母爱和亲情写得非常传神，顺便也把一个江南小城“溧阳”的名气带了出来。

　　孟郊年长韩愈17岁，从年龄上说，他们其实是忘年交。因为两人的诗歌在当时很有特色，所以才世称“韩孟”。因为年龄的原因，孟郊诗歌出道早，并影响到韩愈;但韩愈后来居上，影响更大，而且一直在大力推崇孟郊的诗歌，所以他们首先是诗人与诗人的关系。

　　更直接地说，韩愈与孟郊其实是生死之交。

　　元和九年（814年），受山南西道节度使郑馀庆奏荐，孟郊为兴元军参军，他从洛阳往兴元，八月间，他走到今天的河南灵宝县，突然生病，而且没几天就去世了。我曾经想弄清楚孟郊到底生的是什么病，但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孟郊妻子郑氏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当时在长安的韩愈，韩愈闻讯大哭，走到张籍那里。张籍也是韩愈和孟郊的好朋友，三人关系就像铁三角。韩愈与张籍坐在一起，说不出一句话，两人就是号啕大哭，哭了很久很久。

　　韩愈知道孟郊家贫穷，第二天，就派人送了一笔钱，让孟家准备孟郊的后事。长安与洛阳又有比较远的距离，韩愈就在长安的家中专门设了孟郊的灵位，那些在长安与孟郊有过交往的人都来韩愈家凭吊。因为灵位设在韩愈家中，韩愈就像孟郊的至親一样接受各方人士的哭吊。

　　那一年是闰八月，孟郊要在这个月下葬，孟郊的另外一个朋友樊宗师来韩愈家悼念，说起墓志铭的事情。樊宗师说：“孟先生一生与您最为知己，您也最了解孟公的为人。这篇墓志铭只有劳驾您了。我想孟先生冥冥之中应该也是期望您来写的。”

　　韩愈边哭边说：“我哪里忍心来写这篇墓志铭啊，我知道我一动笔，真是一字一伤心的！”

　　这个时候山南西道节度使郑馀庆也来到韩愈家里，一起商量孟郊后事的细节。樊宗师再次催促说：“没有您这篇情深意长的墓志铭，怎么能安慰大家对孟公的悲痛之情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韩愈当然也就不能再推辞了，很快就写出了这篇《贞曜先生墓志铭》，这也是一篇对孟郊研究十分重要的文献。

　　你看，孟郊去世，韩愈的家成为商量孟郊后事的中心。韩愈不仅出钱，而且撰写墓志铭，更在家中专门为孟郊设立灵位。这都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能做到的。

　　所以，我说韩愈与孟郊是生死之交。

　　这个生死之交是怎么形成的？我稍后再说。我要先说什么呢？韩愈与孟郊两人交情深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与韩愈对孟郊的极度崇拜有关系的。大家可能奇怪了，在文学史上，好像韩愈的地位远在孟郊之上，怎么一个地位与成就高的人反而去崇拜一个不如自己的人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古代虽然不能说非常普遍，但还真不是个别的。如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就同样钦佩并大力推荐梅尧臣的诗歌，但事实上，梅尧臣的地位远不能与欧阳修相比。那么，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说起来，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一个诗人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而在他还没有成长为一代名流之前，有些在我们现在看来名气不怎样的诗人，可能在当时已经声名显赫了。这样的特殊“崇拜”，也就有了可能。

　　大概是贞元十四年（798年）某一天，地点是汴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天越来越昏暗了。但有三个人喝酒喝得正酣，空置的酒瓶在旁边已经排成一排了。哪三个人呢？韩愈、孟郊、张籍，这三个人的关系就像铁三角，关系好得就像一个人。三个诗人，酒喝多了，能干什么呢？当然是写诗了。孟郊先写了一首《与韩愈李翺张籍话别》，其中两句真的不是深情之人不可能写出的句子：“远游起重恨，送人念先归。”因为要去远方，所以要跟好朋友离别了，引发了内心巨大的愁情。被送的人其实虽然行走在即，但他想的是怎样早点回来与兄弟们相聚呢？你看，离别之惆怅，相聚之期待，就这样直接连在了一起。人还没走，感情已经被渲染得十分浓厚了。

　　其实那天喝酒喝得最多的还不是孟郊，而是韩愈。韩愈读了孟郊的诗歌，对这位年长自己17岁的老大哥突然起了无限崇拜之心，挥笔写下了这首《醉留东野》：

　　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

　　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

　　东野不得官，白首称龙钟。

　　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

　　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弡蛩。

　　东野不回头，有如寸莛撞巨钟。

　　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

　　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何由逢。

　　我不知道韩愈在晚年地位崇高的时候，还愿不愿意写这样的诗，但当年30岁的韩愈，就是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对诗歌的傲气和对孟郊的折服之心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我想这首诗虽然是醉后写的，但想法应该是醉前就有的。

　　为什么说这首诗有逼人的傲气呢？因为看开头四句：“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仔细想想，这几句真是不得了，了不得。他说我以前因为读了李白、杜甫的诗歌，总是遗憾我和孟郊没有与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那么我与孟郊怎么才能追踪他们诗歌的步伐和境界呢？你看，韩愈就是把他与孟郊两人比作是当代的李白与杜甫。这种傲气厉害吧？而且在称赞孟郊的同时，也直接把自己带了进去。

　　从第五句开始一直到结束说什么呢？就是说对孟郊的各种崇拜，简直是无条件的崇拜。

　　孟郊中了进士后，等了两年也没有得到官位，不仅深感郁郁不得志，连身体也感到年老体衰了。韩愈说，我比孟郊要狡猾一些，做了官，但在孟郊面前我就好像是地上的青蒿，而孟郊则是高大的松树。我们两人在一起，我真是又卑微又渺小，真是惭愧。你看韩愈这比方，硬是要把自己比下去才舒服。

　　“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弡蛩”两句，翻译过来，情感也是浓得化不开的感觉了。韩愈说我因为崇拜孟郊，所以愿意像弡、蛩两种小动物一样，既形象相似，又形影不离。

　　“东野不回头，有如寸莛撞巨钟”，但孟郊傲气啊，不过傲气的孟郊让我韩愈服的，像我这样才疏学浅的人去向孟郊发问，就好像用一根短草去撞击巨大的钟，肯定是一点声响也没有的。你看，孟郊在当时的韩愈眼中，就是一种高大的存在。而自己呢？反而是一种可以忽略的存在。

　　最后韩愈说，我多么希望自己变成云，而孟郊变成龙，围绕着龙，我这云四方上下追随着他，龙与云虽然会有短暂的离别，但我们一定会有重逢的时候。因为云与龙一直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

　　如果大家不了解韩愈与孟郊当时的地位差异及一生关系，对韩愈用这样极致的语言来赞美、推崇孟郊会觉得奇怪。

　　那孟郊对韩愈有怎样总的评价呢？元和八年（813年），孟郊63岁了，当时他在洛阳，写了《赠韩郎中愈二首》，其一：

　　何以定交契，赠君高山石。

　　何以保贞坚，赠君青松色。

　　韩愈30岁的时候写诗直接说“低头拜东野”，而63岁时的孟郊其实也是“低头拜退之”的，说你韩愈好像就是高山之石，非常锐利，又好像是独立之青松，如此坚贞挺拔。而这就是我们成为至交的原因。

　　像孟郊这样性格孤僻的人，一般不大愿意直接表达对他人的感情，但你看他对韩愈，那是用语唯恐不尽，是要用一种极致的语言去表述他的感情的。

　　正是因为两人互相有这样的真心崇拜，才能将两人的关系维持一生，并成为真正的生死之交。

　　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称为生死之交。那么，韩愈与孟郊的这种生死之交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觉得与韩愈深刻地理解孟郊有关。

　　孟郊与韩愈最初其实是考友。贞元七年（791年），当年秋开科进士试，两人都是考生。韩愈应该就与孟郊认识了，面对诗坛前辈孟郊，韩愈应该是非常恭敬的。第二年放榜，25岁的韩愈考中了，但42岁的孟郊却落榜了。42岁还落榜，心情肯定不好，孟郊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发牢骚的人，他不认为是自己的水平不够，而是没有贵人推荐，所以牢骚就更大了。你看他的《长安道》诗怎么说：“家家朱门开，得见不可入。”在长安街上，王公门第一座连着一座，但我孟郊一个也不认识，我进不去。唐代的科举制度有“行卷”的风俗，也就是应举者在考试前把自己所写的优秀诗文写成卷轴，投送给当时的权贵，如果得到赏识，并愿意积极推荐，那成功率就高了很多。但行卷也要有人推荐才行，不是你见谁家门开着，闯进去自荐就可以的。

　　但孟郊真是属于一点人脉也没有的人，他在长安街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实在是没有敲门的勇气，所以失望中带着愤懑。他不知不觉来到韩愈住处，韩愈见到前辈孟郊来了，当然大喜过望，赶紧请坐。看着孟郊略显疲惫的面容，就问孟郊：“见您愁容满面，不知有何心事？”

　　孟郊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心事你懂的，苦读几十年，但苦于无人推荐，京城权贵之家对我来说，都是高不可攀，看来希望通过科举改变我的命运是没可能了。”

　　韩愈走到孟郊身边，刚想开口说话，但一时也觉得语言好苍白，就说：“我还是写首诗送给你吧！”韩愈果然写了一首《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诗送给孟郊。诗歌比较长，主要内容就是韩愈安慰孟郊，什么贫富、贤愚，都是相对的，你总放在心里，就总是摆脱不了，不如把它放下，所有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

　　孟郊有没有听进去？这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作为相识不久的朋友，韩愈奉上了真挚的情义。

　　贞元十二年（796年），46岁的孟郊在第三次参加进士考试后，终于一扫此前数十年的阴霾之气，写下了他平生的第一首快诗《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一个长期有点抑郁的人能写下这样的诗歌，真是非常难得。以往黯淡无光的日子不去说了，今天终于扬眉吐气，可以尽情绽放美麗的心情，尽情遐想美好的未来了。唐代一般是春天放榜，所以在春风里，我骑着马，因为高兴，马也跟着高兴，在一天之间把长安的花都看了个遍。孟郊其实有没有真的骑马奔驰在长安的街上，是不是去看长安各地的花卉，这其实都不重要，但孟郊的人生在46岁这年，终于像鲜花一样开放了一回，这个才重要。他憋了那么多年，可以理解那种需要强烈释放的冲天豪情。

　　但孟郊其实并没有兴奋多久，接下来居然是长达近四年的等待官职任命。贞元十六年（800年），孟郊已经50岁了，他先是居住在常州，当年冬天赴洛阳应“铨选”。什么叫“铨选”呢？在唐代，五品以上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命，六品以下的文官一般由吏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组织部任命，按照相关规定，凡是经过科举考试的进士，先要经过审查资格，然后根据官职分布的情况，由吏部负责统一授予官职，这个制度称为铨选。

　　那么，孟郊被授予什么官职呢？溧阳县尉。“县尉”就是负责地方的治安、司法方面的职位。溧阳是个小地方，县尉是九品官职中的最低一品了。没想到等了四年，就等到了一个垫底的官职，孟郊心里是失望的，他可是进士啊，再说也已经50高龄了。

　　孟郊不高兴了，他不甘心，不想去，但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谁是可以一诉衷肠的人呢？当然是韩愈了。孟郊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信给韩愈，现在这封信虽然已经看不到了，但里面肯定是满纸的牢骚。韩愈呢？我估计是收到信，很快复了信。

　　其实，孟郊在等候朝廷授官的时候，就经常给韩愈写信，诉说自己内心的不平。韩愈有一封《与孟东野书》至今还在，这信写得怎样？你能想象朋友之情能有多深，韩愈的这封信就有多深。

　　信的开头就说：“与足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文言文我们读着感觉好像还不怎么强烈，我一翻译过来，你就知道真正的友情是怎样的了。韩愈说：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相见了，从我怎么时时刻刻地想你，就知道你是怎么分分秒秒地想着我的。所谓“悬悬”，就是心好像总拎着，一刻也不停息的意思。翻译过来，是不是情感很汹涌，很厉害？关键是韩愈对于孟郊与自己的友情，因为了解，所以自信。

　　这信写得真是情真意切。韩愈继续猛烈抒情：你不在，我說话谁听呢？我写诗谁来和呢？说话没人听，写诗没人和，世界那么大，但我怎么感觉好像举目无亲呢？您知道我内心肯定不快乐的啊。

　　读了这样的信，我们应该知道，这孟郊其实成了韩愈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依赖的一部分。换句话来说，他们虽然是两个人，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就像一个人。

　　其实，当时的韩愈也很狼狈，他刚刚从动乱不堪的汴州逃出来，去徐州找徐泗节度使张建封，所以也就暂时在徐州留了下来，当了张建封的幕僚。自己的人生也在动荡不安中，但他更为孟郊的遭遇感到不平。他说：“足下之处身劳且苦矣！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与孟东野书》）韩愈真是太懂孟郊了，他知道孟郊这个人辛劳艰苦，但在这个混浊的世界上，哪里能够得到回报了。而孟郊的内心一心想追随古人，事实上就形成了追心古人与混混浊世的矛盾，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呢？肯定没有，所以，韩愈才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为孟郊悲，其实也是为自己悲。

　　所以在这封信的最后，韩愈希望孟郊来徐州聚聚，虽然路途有点远，但交通还是畅通的，而且希望孟郊越早动身越好。韩愈很迫切地要见到孟郊。

　　这一次知道要出任溧阳县尉，孟郊又给韩愈写了信，韩愈回信一番安慰，才使得孟郊放下不满，同意出任。孟郊大概在第二年春夏之间到达溧阳，同年迎养其母于溧阳，写了那首著名的《游子吟》诗歌。

　　孟郊带着情绪到溧阳，也把这个情绪带到了工作中，有点消极怠工。溧阳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高高低低的丘陵与大大小小的湖泊河塘交错其间。丘陵地区树木葱茏，而山脚往往有湖泊，坐在那里发发呆，写写诗，绝对是很享受的。晚唐诗人陆龟蒙说：我小的时候在溧阳听老人说，孟郊因为家穷，所以接受了溧阳县尉的官职。唐代以前的溧阳叫平陵，在唐代溧阳县城（今溧阳旧县）南边十二三里远的地方有以前的平陵城故址，当年城墙的地基还在，大概有三四尺高，草木繁盛，有很多粗大的栎树，都是那种几个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大树，树下幽静，近处就是一些河面，应该是当初的护城河了。孟郊发现了这个好地方，三天两头骑着小驴过来，到了就在临近水面的大栎树下面坐着，苦吟写诗，一直到太阳西下的时候，才坐着小毛驴回城（参见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陆龟蒙的这一番话，可以得到《新唐书》的证明，《新唐书·孟郊传》说“郊间往坐水旁，徘徊赋诗，而曹务多废”（《新唐书·孟郊传》）。所谓“曹务”就是官署分科掌管的事务，也就是把工作丢在了一边。

　　这样县令就不高兴了，你一个县尉不履行职责，整天就是出游、写诗，你自在了，工作怎么办呢？孟郊也不管你高兴不高兴，诗人嘛，难免有点任性，他依旧是骑驴去平陵故城赏玩，有时运气好，还能射杀几只野鸭带回城里打打牙祭。县令没办法，就另外找个人来帮孟郊干事，当然把孟郊的一半工资给代理人。孟郊本来就穷，现在工资就剩一半，怎么办呢？只有辞职了。正好一个任期也结束了。

　　除了寻幽探胜，临水赋诗，孟郊在溧阳应该呆得总体不开心，与县令的矛盾可能是关键，当然这个矛盾的根源与孟郊也有关系。说到底，是孟郊对这个小小的溧阳县尉感到不满意，所以工作不投入。

　　在溧阳的孟郊与在外地的韩愈，联系一直没有中断，孟郊在溧阳的种种不快乐，也都通过信件和诗歌寄给了韩愈。韩愈当然关心这个老朋友的。大概是贞元十九年（803年），这一年冬韩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韩愈自己的人生虽然也处于低谷，但他收到了孟郊的信，最关心的还是孟郊的心情，他赶紧写了一篇《送孟东野序》。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韩愈特地说：“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听说孟郊在溧阳，好像很不开心，我呢就专门写这篇文章开解他，告诉他一切都是天命，我们能做的就是怎么顺应并且利用好天命而已，可见这篇序文也是专门慰问孟郊的。

　　他说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水、金石这些东西，平常都没有什么声音，但一旦有风或者有人击打金石，就会发出声音。这就是“不平则鸣”了。人也是这样，那些名家经典著作，都是属于“善鸣”者。唐诗的情况怎样呢？李白、杜甫当然是一流的，而当下的诗人呢？韩愈认为孟郊就是一个“善鸣”的诗人。韩愈只是困惑，到底是让这些诗人“鸣国家之盛”呢，还是诗人“自鸣其不幸”呢？问题当然是沉重的。这篇文章，我没办法在这里详细给大家分析，但核心意思就是人生的磨难，也可以化为一笔财富，不仅对创作有益，而且对调整自己的心态很有作用。

　　你看，在孟郊每一个重要的人生关头，几乎都有韩愈的身影，这样的朋友当然是贯穿一生的。

　　我刚才不是说韩愈在诗歌里说“低头拜东野”吗？孟郊不是在诗歌里说“何以定交契”吗？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诗人如此地将命运息息相关在一起呢？我觉得原因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相似的贫困经历，让他们有同病相怜之感。

　　韩愈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只能依靠哥哥嫂嫂生活。但不幸的是，在韩愈十岁的时候，哥哥在岭南的贬所也去世了，韩愈就跟着嫂嫂，度过了一个十分艰难的童年和少年。但贫困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韩愈从小就特别能吃苦，努力读书，根本不用人在后面督促。

　　孟郊呢？从小家境清贫，一路上也是苦读过来，后来考进士，也是考了三次才考上，考上的时候已经46岁了。

　　两个同样经历过贫困的人，在对生活的体验和对人生的价值认同上，肯定容易取得共鸣。

　　第二，相似的性格特征，让他们从对方身上看到真实的自己。

　　孟郊的性格如何呢？《新唐书》孟郊传说他“性介，少谐合”，就是说性格耿介直率，用土话说就是认死理，一根筋，所以与周围人很难相处。

　　那韩愈的性格究竟是怎么样的呢？韩愈也同样耿直，说话不转弯，他在《潮州谢上表》中用两个字形容自己的性格“狂直”，也就是狂妄而率直。我们都知道狂妄不是一种好的性格，其实，率直也经常会出问题。所以韩愈在官场上也是吃尽了苦头。唐宪宗派人到凤翔迎佛骨到宫中，连着供奉了三天，当时的王公士人都放下手头的工作，纷纷来拜。这韩愈就看不下去了，就上书皇帝，说你一个帝王怎么能放下政事，这么过度地奉佛呢？然后就说历史上谁谁谁奉佛，结果没活多久就死掉了。宪宗一拿到这奏折，就拿给宰相看，说：“你看看，这样说话，应该是死罪吧？”宰相和大臣大概都知道韩愈就这性格，就对皇帝说：“这韩愈说话有失分寸，确实应该受到严惩。但如果他内心不是对这个国家满怀着忠诚，大概也不会语言这么急切，希望能稍微宽免一下他的罪行。”宪宗说：“他韩愈说我奉佛太过，我没什么话好说，但居然说什么从东汉以后，凡是信佛的皇帝都短命，哪有一个臣子这样说话的？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结果最后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所以韩愈其实一生中也因为这种狂直的性格吃尽了苦头。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韩愈与孟郊这两个在别人看来性格有问题的人，但在他们彼此的眼中，却是最好的知己。《旧唐书》孟郊传怎么说他们？“（孟郊）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也就是说孟郊这人性格孤僻，不合群，但这种性格正是韩愈喜欢的性格。贞元八年（792年），韩愈考中进士，孟郊落第，韩愈有《孟生》诗说孟郊“异质忌处群，孤芳难寄林”，说孟郊天性跟别人就不一样，他是人群中的另类，树林中的别枝，注定是很特别的。你看看，什么叫缘分？这就是缘分，在韩愈看来，孟郊的这种性格，那是最好的性格，也是最有魅力的性格，所以他一见孟郊就仿佛见到了另外一个自己。

　　第三，相似的审美追求，让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一种风尚。

　　韩愈推崇孟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前的大历诗歌，风格偏于弱，是典型的软体诗，但孟郊的诗歌呢，则是典型的硬体诗，清奇瘦硬，而且古朴。李肇的《唐国史补》说，在元和以后的诗歌“为文笔学奇诡于韩愈”“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所谓“元和体”的内容当然要更广泛一些，但韩愈的文章和孟郊的诗歌一定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了。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格。

　　孟郊的诗歌因为基本是写“士不遇”的情怀，也就是不受重视、前路茫茫的感觉，再加上特别的穷困，所以他的诗歌“读之每令人不欢”（《唐才子传》），如“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谢炭》）。前者说家里穷得空空荡荡，后者说天冷都冻得弯腰了，太阳晒了一会，身体暖一点，腰才能直立起来。这样的诗歌让有的读者读得不开心，但韩愈不这样认为，韩愈《醉赠张秘书》，说“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对孟郊的诗歌的不同凡响和特殊韵味非常赞赏。

　　《新唐书》孟郊传说“郊为诗有理致，最为愈所称”，用了这个“最”字，可见他们惺惺相惜的情感。当时很多人对韩愈那么用力地称道孟郊诗不能理解，韩愈越推荐，他们就越是讥笑孟郊的诗，所以韩愈对孟郊诗歌的推崇，在当时也确实带来了一些反作用。但韩愈不可能管这个舆论的过度反应，他的诗歌其实跟孟郊的诗歌，在总体风格上，也是相似的，所以这才形成了所谓“韩孟诗派”。这说明他们两人对诗歌共同的追求要多于各人独特风格的追求。

　　相差17岁的两个诗人，本来应该有代沟，有隔阂，但韩愈与孟郊因为有太多的生平、性格和诗歌的相似之处，让他们在艰难的时代，相拥以取暖，在开心的时刻，拍手来称快。世界再大，一个人能拥有的空間也很有限。在这样有限的空间里，遇到投缘的人，无疑是人生的大幸福。我觉得无论韩愈与孟郊两人诗歌地位谁高谁低，这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遇见了对方，而且一生相伴，为各自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幸福。这才是重要而珍贵的人生体验。

　　责编：梁红

　　作品 202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