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摄影师阿兵的照片中发现了日结工这个群体。他时常在清晨抑或是傍晚一个人骑着单车沿着长东路一路拍下去。彼时的长东路是嘈杂混乱的，人群仿佛从地面上突然长了出来，蘑菇一般，迅速塞满了街边的角角落落。卖早点的不锈钢餐车一字排开，那是一种人工改造过的电动三轮车，车头驾驶室的玻璃上贴着黄色的“早点”二字，下面并排贴着微信和支付宝的收款二维码，掉了漆的破旧煤气罐立在车轮边，后面车托装了一个不锈钢灶台，锃亮的钢板上抠了一个圆洞，炉子就嵌在上面，一口烫面的大铝锅冒着热气，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三五成群的人或蹲或站在街边吃着早餐，他们不交谈。远远望去，黑压压的人头攒动着模糊的黑影。巨大的沉默凝在被切断的空间里，那是一种无论怎么喊都喊不破的巨大沉默。画面非常震撼。密密麻麻的人仰着头，捧着白色泡沫碗，他们几乎把脸埋进碗里，看不见表情。更多的人只是等待，有人蹲在路边抽烟，几个人围成一个圈，缩着背，肩胛骨高耸，腰间露出皮带和半截皮肉。黝黑的中年男人穿着条纹T恤，他在人群中四处张望，仿佛是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卷起了裤腿，露出结实的小腿肚。妇女们穿得花花绿绿，她们体态臃肿，姿色褪尽，有着粗壮的短脖子和一张扁平的宽脸。她们拎着筒状的便当布包，腕上戴着黑色泥垢的绞丝银镯，看上去更像是结伴去赶集。文着大花臂，挑染着金发的男孩穿着紧瘦的牛仔裤也站在路边，他们戴着耳机，穿着人字拖鞋，三三两两，眼神散漫而颓落。几辆大巴停在路中间，小货车、小轿车们早已把路面塞死。人群在缝隙里流动。从这些照片里，我感受到某种暗涌的令人不安的焦虑情绪。一种你无法介入，你隔在镜头外，你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疏离感向我挤压过来。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这是早上七点的长东路。日结工。
去年，我在东莞流水线的无尘车间呆了四十天，写下了非虚构《无尘车间》。我素来对写边缘群体有一种天然的警惕。对于写作来说，獵奇和探秘的心态都容易滑向投机的深渊。同时，一种可怕的道德绑架也会无端地伴随而来：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才是一个作家的良知体现啊。我对铺天盖地的“这样的写作才真正是令人钦佩”这类说辞感到烦不胜烦。这就好比一个演员的台词功底不需要恭维一样，这只是一个作家基本素养的一部分。我更担忧人们对作品的关注仅仅是出于社会意义的层面。在我看来，这些都没有进入文学的内部。诸多的因素在影响着我，此外，一种政治正确的写作意图有意无意地侵扰着我。尽管如此，尽管如此，我还是不顾一切地斩断诸多噪音的纷扰。我依然要写——日结工。
我实在不能接受我被隔离在镜头外的那种疏离感。明明，我们就是活在同一片天地的人。明明，我的堂兄、我的婶娘、我的表弟就身在其中，我在那些照片中看到了相同的脸和相同的表情。明明，我也曾身在其中——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疏离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为了另一个世界的人？看到这些照片，我忽然发现，这个群体离开我的视线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对于重新成为他们这件事，我丝毫没有思想上的刻意调整。完全不需要过渡。立即，马上，本能的反应。无需心理建设和情感酝酿。这让我有一点惊讶。老实说，骨子里我其实并没有活成让自己讨厌的样子。但我要先把一个问题悬置起来：写作和去做日结工这两者最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先不必带着动机和目的，或者说，在既有的设定下，它会是一种干扰。就这样，我心无挂碍、一身轻松地让阿兵带我入门。微信里，他说，明早六点五十分，长东路见。
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在六点半之前起床了。我竟一夜未眠，些微的兴奋，和一种莫名的期待。此时是七月下旬，天亮得早，六点四十分，我打摩托车到了长东路。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个时间点，长东路竟然是人声鼎沸。我一路过来，街边静悄悄的，风长了脚，无声卷走路上的细物与轻尘。人和车稀少，白天市井的车水马龙、喧嚣仿佛被空气吸走了似的。商铺、饭馆、茶楼、银行、超市都没有开门，几个清洁工在扫马路，笤帚一下一下划过路面的声音非常清晰。不远的广场上，有晨练的老人在打着太极拳。城市还未真正醒来，几缕朝霞寂寥地悬在天边，太阳还没有露面。风掠过街边大叶榕的树梢，传来阵阵清凉。摩托车突然加大油门，呜的一声，惊起路边一只流浪猫仓皇而过。啊，这净朗、清明的夏日之晨，我是全然辜负了多年。著名的美泰玩具厂也在长东路，美泰依然还有四千人之多。然而，它的打卡时间是七点半，那么眼前这满街的人，将没有一个人是属于美泰的。早起的人，所为何来？
手机响了，阿兵问我人在哪里，我说在美泰的正门。他说看见我了。一抬头，一个骑着自行车，单手举着相机的中年男人出现在我面前。这条街，他拍了十几年。
我见识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拍摄方式：把镜头对着人群涌进的闸口，不用对焦，不用构图，入镜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他跟我说，不必带着个人的观看方式，不必干扰影像本身，这就是我拍的长东路。
我笑而不语。这跟我先前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我还是反问了一句，这种不动脑子的拍摄，傻子都会，那还需要才华干什么？答曰：那些——都得在真实的表现力面前一一让位。
街边的小贩、工厂岗亭的保安、穿橙色背心的清洁工、士多店的老板娘全都认识阿兵。我惊讶不已。他们微笑着点头相互问着早安。更让我惊讶的是，阿兵跟这些人是一体的，完全没有隔阂感，他并不是成为了他们，而是，他就是他们本身。明明，他跟我一样，在镇文化系统工作。我看了看自己，素颜，马尾，蓝格子短袖衬衫，牛仔裤，运动鞋，这是我最朴素的装扮了，毕竟，我是离了裙子、细高跟鞋、口红、香水就无法出门的女人。可是，我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关于日结工，有一些相关的背景还是需要交代。长东路竟有两千多人撑起了这片日结工的市场。算下来，这个市场也有十来年了。阿兵把自行车支在一排共享单车的旁边，然后带着我去买早餐。他指着一个不锈钢餐车跟我说，那是你家乡的热干面，在别处可是吃不到的。我不屑，在广东，哪里会有真正的武汉热干面？他见我不信，努了努嘴：你试试就知道了。
耳边支付宝、微信付款到账的声音此起彼伏。五块钱。我跟卖热干面的老板娘隔着很大的雾气。雾气中，一只手伸出来把一碗面递给了我。没有桌子，我跟阿兵端着面，边走边吃。他带着我向路边的日结工中介走去。
在广东二十年，多次吃过广东的热干面，一律地，他们用花生酱取代了芝麻酱，萝卜丁有偏甜的口味，光这两点直接让我放弃。此外，他们用炸豌豆取代了碾碎的熟花生米，辣椒酱是一种红色的糊糊，而我们的辣椒籽是油炸过的干籽，极香。我只能说，广东的热干面是另一种面，跟我们湖北的毫不相干。可是，在这匆忙仓促的行程中，我追赶着阿兵的脚步，跌跌撞撞，一口下去，味蕾的深沉记忆被唤醒，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年前。芝麻酱，咸萝卜丁，黄瓜丝，炒香的花生仁碾成碎末，还有深褐色的油炸辣椒籽——每一个细微的元素丝毫不差，包括加了两勺大蒜水和半勺胡椒灰。我必须停下来，蹲在路边，我要用湖北人的方式蹲在路边吃完这碗面。
我竟不知阿兵拍下了这一幕，他嬉笑着说，大作家，这张照片的标题已经想好了，准备发朋友圈。我用眼神示意他不可。他会意，蹲下来跟我说，你在东莞工业区是可以吃到正宗的武汉热干面。柳州螺蛳粉，酸笋的臭味比别处的要浓烈，要冲得多。毕竟这种地方各省份的打工人相对集中。想来，我是第一次在工业区吃早餐吧。一碗面，阿兵用他的深渊巨口，用筷子卷了几卷，四口就吃完了。他告诉我，这条街有四个规模大一点的中介，今天带我去见榜哥，榜哥是一家日结工中介的老板，他们认识多年了。我瞥了一眼他的相机，他把它贴近地面，一堆形态各异的脚进入了视野，各种表情各异的鞋，男人的女人的脏的干净的全都无差别地进入镜头，我从未看到这样的影像，直接，裸呈。密密麻麻的脚在路面上交错，行走，站立，疾奔，流水一样。前面走了一批，接着又有新的一批填进来。它们的表情就是人的表情。我发现，这里面所有的脚，每一只都是平等的。它们奔赴相同的目标。
早上七点。我站起身，街上是密集的人群，黑压压一片，如果航拍，那应该很是壮观。阿兵带着我在人群中艰难地穿行，人声嘈杂，他提高了嗓门大声跟我说，现在是暑期，学生工太多了，平常没有这么多人。他又指着两辆大巴说，这是陈太包的车，每天往深圳的工厂送人。陈太是这条街最大的中介。可是，我踮起脚，伸长脖子依然无法看见陈太，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把她围得严严实实。阿兵说，陈太每天往工厂送四五百人，暑假期间只会更多。她从不缺人，你已中年了，又是新手，她未必肯要你。
这话太残酷了，让我大为受伤。去掉作家的光环，我裸身进入劳务市场，待价而沽，中介眼中的我就是：生手，中年妇女，瘦小、戴着眼镜、没有任何技能还一脸茫然。跟别的普工相比，我毫无竞争力。一丝悲凉掠过心际：这才是最真实的我。我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作家身份是对一个人价值的加持。如果写不出作品，我跟劳务市场上的普通日结工没有区别。
因为同为女性，我对这位纵横在这条街十几年的老太太充满了好奇和某种莫名的敬意。第一天，虽然带着遗憾从她的身边走过，但我还是频频回头。几天之后，我独自站在她的面前要求一份工作，这位六十好几的老太婆眯着眼睛打量着我，只扫了几眼，然后大手一挥，用不耐烦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你合适的活，人都满了，你到别处看看吧。说完，立即掉头不再看我。她生得结实健壮，穿一件改良的蓝花旗袍，烫着短发，虽然脸都松弛垮塌了，却文着两道生硬的黑眉，涂着鲜红的嘴唇和指甲，说话有不可一世的气场。果然，在她眼里，我是个废物。我像一粒尘埃那样被她毫不客气地拂落在地。这更加印证了我先前的判断。在我整个日结工的历程中，我跟这位陈太失之交臂，因为我根本无法靠近她。尽管如此，我对她的敬意犹在。她只是遵循了日结工市场的用工逻辑。
阿兵把我带到榜哥面前。榜哥正忙着安排人上车，他也包了两辆大巴前往深圳。这是我的老乡，想在你这里找个活干干。阿兵向榜哥这么介绍我，榜哥把目光投向我，继而又转向阿兵：对不住啊照相佬，这段时间都是暑期工，不要说你老乡了，就是跟了我多年的老员工我都安排不上。他见阿兵面有愠色，于是着急地解释：我没骗你，你看看这满街的人，这么多学生娃，工厂也是有名额的，真塞不进去啦。榜哥挺着硕大的啤酒肚，他只是站在那里，却仿佛后面有一个无形的靠背似的，再加上他那濡湿的厚嘴唇和焦灼的豹环眼，这些表情加重了他的无奈感。阿兵释然地笑了。最终，我加了榜哥的微信。榜哥郑重向我承诺有活第一个通知我。
阿兵说，既然出来了就不能白来，我带你走走长东路吧。
这就是日结工生活的地方。三百米的长街，大大小小的劳务中介店面一家挨着一家，简陋的小旅馆，外面挂着大大的招牌：有空调，Wi-Fi，大床，五十元一晚，普通房，二十元一晚。美乐园成人用品店、情趣生活馆粉红色的招牌，围着一圈蓝紫色的霓虹灯，气息暧昧，大门紧闭。一家很大的网吧，外墙贴满了炫酷的卡通游戏海报。厚厚的棕色皮帘子垂着，上面钉满铆钉。网吧二十四小時营业，本想掀帘子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网吧彻夜不归？可一伸出手我却又迟疑了。文身美甲店、洗头坊、按摩沐足、艾灸姜疗、子宫卵巢保养、痔疮专科、性病小诊所充斥在街道里面更为幽深的小巷子里。时间还早，几乎没有人，穿堂风从身后追过来，把我们从这条赶往另一条。我熟悉这样的小巷子，这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租住的广州石牌村。再往里走，就是本地人的农民房，自盖的两层楼，围起的小院子，外墙的下脚是绿茵茵的苔藓和被雨水侵蚀的黑色霉斑，本地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住进了集体盖的小别墅，而这些农民房就出租给外来工。青石板路，清凉的树荫底下，飘来阵阵四季桂的花香。走着走着，忽见一枝开得如烈焰般的三角梅探出头来，又见一株大如伞盖的细叶榕旁边有一口水井，这井，家家有，水泥砌的小池子里放着拖把和塑料桶。屋前屋后的排水沟做得齐整，有污水从沟底的滑苔流过。再往前走，就到了旧祠堂，如今是老人的棋牌室。阿兵说，塞壬，你要想写好日结工，最好也在这里租一间房子跟这些人住在一起。单间房，一个月两百块。
这些房子阴气很重，破旧的深宅大院，屋顶的华丽纹饰油漆斑落，仿古的翘檐，正门是厚重的两扇木门，铜环锁，青石门槛已踩出锃亮的包浆。据说，为了好租，里面的房间都隔成了小间。一种全新的生态彻底替代了原住民的传统景观，说替代不对，应该是一种融合。这旧村，外地人住在这里也有二十多年了吧。阿兵拍这个旧村多年，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小巷，记录了这个移民群体的生活。这里住着工厂的打工人，快递员，日结工，送外卖的，还有小摊贩，跑货运的司机和一些无业者及身份不明的人。这是全镇最便宜的出租屋，租户舍不得用自来水，大多打井里的水喝。他们没有冰箱，夏天就把西瓜扔进深井里，傍晚再用桶吊上来。很少有人装空调，客厅里都装有一个大大的吊扇。这里的生活还保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那个状态，阳台上装有接收信号的卫星电视锅。时光在这里停滞了，它仿佛被一层结界裹住，不再往前走。心里寻思着，我什么时候过来看房子呢？也租一间，最好是邻居住着日结工。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了出来，老芒果树下有一个卖馒头的小摊，竹匾里的馒头用白幔盖着。阿兵上前打招呼，一个秃顶的河南大叔，穿了件白色跨栏背心。他在这里卖了十五年馒头。馒头还是一块钱一个，没有涨过价。
我对暑期工很有兴趣，问阿兵如何才能接触到。他说，这个很难讲，你在八月中旬之前未必能揾工成功。你得天天过来看，脸皮要厚，见缝就钻，兴许有机会。目前，日结工是每小时十四块。包两顿饭。每天工作十一到十二个小时，当天用微信结清工资。因为这是旺季，用工需求大。很多工厂把暑期工的价格压到了八块钱一小时，他们是通过职业技术学校输送到这里的，你拿什么跟他们抢？
如何做到脸皮厚？我好奇地问。
你径直上车，然后赖在上面不下来。要是有人赶你走，你就卖惨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大哭哀求啊。
我摇摇头，至于做到这个地步？那似乎太刻意了，而且，吃相难看。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会选择做日结工吗？他自说自话，五十岁以上，工厂不要的人。不想学技术，无老可啃，只想混日子的懒汉。有小疾，不能长期做工厂流水线的人。小学文化、文盲，没有任何技能的人。有社恐有性格缺陷有交流障碍的人。轻微智障者。对人生丧失希望，遭遇重大打击的遁世者。之所以会有日结工的存在，是因为工厂旺季要赶工，交货时间紧，他们就干脆把后期包装、前期的货物配置这种毫无技术含量，但又要耗费大量时间的工作承包给劳务中介的日结工来做。这样，工厂就赢得了进度。没有日结工，东莞整个制造业是无法想象的。它像是修补了整个产业链中的一个BUG，当然，现在的日结工正在演变成更为强大的外延（我后面会讲到）。工厂不可能专门为了产品包装去招工人，招了工人就要买社保，就要提供住宿。此外，旺季一过，你还得黑着脸辞退这批人。当然这还只是假设，真相是，真要招人，工厂在短期内根本就招不到这么多人。
日结工，是一个双向利好的存在。但日结工是一个比工厂正式的合同工更边缘，更底层的一个群体。日结工，给走投无路的人一碗饭，给他们缓冲、一个不求人的过渡。即使你年过五旬，即使你大字不识，即使你没有任何技能，它都一样向你敞开。它是自由的，没有契约，没有甲方乙方，不用请假，想做几天就做几天，今天在这家，明天去那家。那些闲不住、身体健康的中老年人简直趋之若鹜，尤其是中年妇女。其实——六十岁的年纪在如今看来，也没那么老啊。
我瞪大了眼睛。只是旺季才需要日结工，那日结工常年有得做吗？会不会断炊？阿兵说，整个东莞制造业的门类非常齐全，每个行业的旺季时间不同，如果不是暑期工涌进来，你一样会是抢手的工人。在平常，没有哪一家中介每天能如数往工厂送人的。
可是，等到我抢手的那一天，那得是八月十五号之后，孩子们都陆续回到学校的那个时间了。我还得等二十来天吗？我开始焦虑起来。
我们往回走。时间已是七点五十分，阳光透过头顶的树叶漏下来，路面有斑驳的光影。长东路人已散尽，美泰厂的工人已经打卡进了厂。清洁工正在路边用铲子往翻斗车上装垃圾，洒水车唱着歌一路欢快地开过。八点，街面干干净净，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两边商铺的卷闸门次第打开，哗啦啦，哗啦啦，长东路迎来了它崭新的一天。
二、在暴雨中上车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直奔榜哥的集合点。我喊了一声榜哥，他抬了一下头，假装没有看见我，然后背对着我核对人员名单。接着，他高举着一个小本本，向散落在台阶上、花坛边、商铺墙根下的暑期工大声喊：电子烟厂的，音响厂的，登记了登记了。瞬间，我被一群穿白色运动校服的学生娃挤到外围，再也无法靠近。最后我踮着脚跃了几下，确认没有机会，只好离开。
我只得去别家寻找机会。往东走一百米，看见一群妇女站在一家中介的集合点等待，那一瞬间，我仿佛找到了同類，满心欢喜，一路小跑，迅速融进去，成为她们的一员。阿兵曾告诉我，这家中介也是四大中介之一，老板姓蒋，声誉也不错。他家包了一辆中巴和一辆专门接人的电动三轮车。
我问旁边一位穿碎花衬衫的女士，今天有活干吗？
有啊。她一副讥讽的口气，八块钱一个小时，你干不干？
我做出吃惊的表情，表示这个价格难以接受。我把头探向中巴，车已满座，年轻人交头接耳，嬉笑打闹，车厢内嘈杂一片。一个中年男人在车里登记名字，挨个扫微信码。末了，他跳下车，朝着妇女们喊：要不要上车？可以挤一挤的，过道里我们可以加塞凳子。
要不要上车？你，你，要不要上车？他微笑着，用眼神跟妇女们一个一个确认。
我正欲上前，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拽住，回头一看，是一个年纪稍大的大姐。她一脸愠怒。
别去，八块钱一个小时，别给他干。
对，别去，别开这个头。瞧把他们给惯的。一旁的妇女们附议。
中年男人依旧是笑着的，徐姐，暑期是这样的啦，价格压这么低，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们闲着也是闲着，那还不如……
十二块，最低十二块吧。徐姐据理力争，但语气上显得怯懦而无力，甚至有央求的味道。
没得谈。车要开了，你们走不走？
我看了看眼前的九位妇女，她们年纪大概在三十到六十岁之间。在中年男子那句“没得谈”之后，她们全都低下了头，神色黯然。有几个妇女抬起头，却欲言又止。我知道，八块钱一个小时，这个价格挑战了尊严的底线。我太熟悉那样的表情了。尽管如此，她们依然没有一个人妥协于这个价格。学生不同，他们是职业学校接洽过来的，有实习的性质。一时间，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把我给绊住了。我处于无措中。
于我而言，即使是白干我也是乐意的。更何况，还能够接触到我感兴趣的暑期工这个群体，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甚至是唯一的机会。如果这个时候，我不顾一切地一个人上车，无疑，我就成了这场联盟中的叛徒。
这个联盟，从我融进她们之中的那一刻就建立了，从徐姐一把拽住我的那一刻就更为稳固了。如果我上车，那就破坏了她们苦苦坚持的价格尊严，劳动的尊严。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一种负罪感会一直笼罩着我。我了解那个感觉，既熟悉又可怕，它让我厌恶自己。它会全面毁了这次行程。它让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更可怕的是，只要我踏出那一步，一定会有别的妇女亦步亦趋，蜂拥而来，一定会。我深知她们已经动摇了，我深知这场坚持本身的脆弱。现在，就差第一个率先做叛徒的那个人出现了。那样的话，除了双重的负罪感，整个事件就走向了悲哀的层面。不，现在就已经很悲哀了。
我犹疑的表情可能成为了一个突破口的暗示。中年男子把目光专注于我：你走不走？
我不走。我轻轻地说出，清晰而坚定。
中年男子姓蒋。因为这场际遇，我对蒋生种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尽管他遵循的也是日结工市场的内在逻辑。相比陈太大手一挥，不讲情面地残忍拒绝，蒋生的这种力图打破人心防线的劝诱做法让我——呸！
我依然每天准时在早上七点出现在长东路。一周过去了，我还是没有找到活干，仿佛此行的目的只为了吃一碗那里的热干面。第四家中介我也去了，老板姓莫，本地人，他只接固定的几家工厂的单子，手上的工人都是跟了他多年的熟主顾。没有暑期工。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坐在办公室沙发上抱着一根大竹筒抽水烟，也许是一口吸大了，所以表情有点狰狞，问我话，我看见他嘴里镶了几颗金牙。
首饰厂的挂货你干过没有？我摇了摇头，电子烟厂的注油你干过没有？我又摇了摇头。我这里十二块一小时哦。我说没有关系，给活干就行。
他站起身往门外走，用广东话叫了一个女人的名字。那女人应了一声，老莫说，你们加个微信吧，有活干就通知她。女人凑过来，我把微信码递给她，她低声跟我说，现在不缺人，过一个星期会有的，你等几天吧。我心里想，过一个星期，到处都缺人啦。通过了，女人微信名叫木阳光。就这样，莫家我是搭上了，只是也得等。老莫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在不缺人的时候，他也不放过任何上门来咨询的生手，嘴里的一套说辞仿佛是电脑输进去的程序，毫无表情，像一台机器。
又过了两天。那天一大早，天突降暴雨，仅十几分钟，很多路段就开始积水。我只能叫了滴滴打车，七点整，我到了长东路。彼时，长东路已经淹了，水没过了脚踝，人们蹚水而过。尽管下着暴雨，两边商铺的屋檐下还是站满了瑟缩着的人们，这樣的大雨，即便是打着雨伞也会全身湿透。榜哥那里，两辆大巴依然爆满，我还是插不进去。路过蒋生那里，我迟疑了一下，但我还是没有停留。陈太那里，远远望去，一堆黑压压的雨伞在攒动。我只好径直往老莫的档口走。路面的水不深，未及小腿，雨伞几次被大风掀反，身上已没几处是干的。木阳光看见我，眼中露出惊喜的神色。她向我招手，我顿时心跳加速：这么多天了，我还是第一次收到中介向我投来期待的目光，莫非……
老莫也打着伞站在暴雨中，见我来了，他一把拉住我，快，首饰厂，就你了。我来不及收伞，他就把我往旁边一辆小车里推，见我后背湿透，他迟疑了两秒，然后说了句，好吧，今天算你十四块啦。说完，他重重地把车门关上。
仅仅几秒钟。不容分说，这一串操作就几秒钟。我被塞进车里。暴雨中，我们省略了很多枝蔓，暴雨中，这位莫老板给我的工钱开到十四块一小时。因为这场暴雨，我第一次成为了日结工。车里坐了五个女人，木阳光开车，我们要前往新安工业园的一家首饰厂。我急于想知道的是，老莫给车上的这几个女人开出的是什么价格？他仅仅只是临时起意给我一个人涨的价吗？
三、做日结的第一天
车一路顶着暴雨在街道上飞驰。我打量着另外三个女人，她们皆五十上下年纪，面目黧黑，颈粗腰圆，眼神灵活多变。在这样的暴雨天气中，她们准时在早上七点出现在长东路。我是一个捡漏者。因为这场暴雨，有人没有如期到场。我听着她们在交谈，今天要去的是一家全新的首饰，以前没干过，不知道活儿好不好干。我还得知，如果在五分钟内干不好，工厂可以当场把人赶走，并通知中介领班，然后你自己花钱坐车回家。木阳光是我们这五个人的领班，这家首饰厂她先前干过。一上车，我被拉进了一个微信群。老莫是群主，微信群只用来领取日结工资和接收老板的用工信息。
也就是说，一到线位，五分钟内必须得拿下那个活。拿下是指速度和质量，这两个指标要达标。
两个女人在吃早餐，吃的是红糖馒头，一个馒头足有二两，她们每人吃了两个，还喝了一盒牛奶。馒头是拿在手上撕着吃的，边说着话边吃，竟很快就撕完了。这四个人是相熟的，想来一起共事很久了。我无须刻意上前攀谈，觉得倾听也很好。却听见说上一家做的是印刷厂的图书包装，做了半个月，总算完结。老板居然舍不得开空调，光靠头顶几台破吊扇在那里转，吱吱呀呀，常有蛛网般的线絮往下掉。到了下午工作间热得要死。所幸活好干，坐在那里给书套袋子、封口，老板也不催速度。不料另一个女人打断她，她说她的那个工位在角落，风扇的风吹不到她那里，后背对着外面的铁门，人都快烤熟了，你们那些工位哪里谈得上热？矫情！话刚落音，她就被两个女人愠着脸来反击：是你自己抢着要坐在那里的，怪谁？你就往传送带放放书，这活本来就比套袋子要舒服得多，至少不用整天低头，还可以挺直腰板把脚伸直……你后来不是跟老板要了一台小风扇了吗？……便宜都被你占尽了……
这谈话妙趣横生，我抿着嘴笑。礼节上，我用眼神跟她们做着简短的互动。我惊叹这其中琐碎的细节以及微乎其微的优劣点竟被算计得如此精细。风扇的风，挺直腰、伸直腿都是干活争夺的点。因是陌生人，她们都没有主动跟我说话。我看着她们手中提的圆筒便当袋，于是问道，你们是自己带饭到工厂吃的吗？木阳光告诉我，你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没来得及告诉你，工厂有食堂，要自己带碗筷和喝水的杯子。见我无措的样子，那三个女人连连劝我，没事，没事，食堂旁边都会有小卖部的，可以买一次性塑料碗，一块钱。她们的笑容友好，带着一种已经正式接纳我入伙的可信表情。心头一暖。我本不害怕孤立，可是真有人主动靠近，我是愉悦的。
雨停了。车只能开到停车场，可进工厂还要走一百多米，路面已积了水，我们只能蹚水而过，所幸水刚及小腿肚，我们几个相扶着，小心试探慢慢往前挪。几处井盖往上翻涌着巨大的水花，陈年的腐渣、脏物漂在水面上，我们还看到一只死猫浮在水面上。到了工厂大门，早有一位中年女管事候在那里接应我们。我们急于寻找水龙头冲脚，因为有一个女人说脚丫子痒得要命。她坐在台阶上，用手指抠她的脚丫缝。我看了一眼，那是一双很大的脚，弓形，黑糙，老硬，指甲泛白，她的脚丫感染了，破了皮，露出血淋淋的鲜红的肉。我扭过脸去，忽然想到疫情期间我常备着免洗抑菌的酒精凝胶管，我拿出来递给她，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龇了一下牙，想必这个时候，任何人看到酒精的表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想到那即将面临的剧痛吧。几声惨叫过后，我们随着女管事进了工厂。
她要把胶管还给我，我推辞说，你今天一天都要用到的。她收下了，笑道，我姓罗，加个微信吧。我欣然。她年纪比我大，身上透着对这个行当极为精明的圆滑历练。
我竟不知，除了我们五个，还有别的中介也送了日结工进来。其中有——暑期工。车间不大，一百多平方米，三条作业线，我们二十几个日结工站成三排，等待安排分工。突然，我感到衣袖被人轻轻拉扯了一下，一回头，是站在后排的罗姐，她对我使眼色，又摇摇头，我很诧异，但又不懂她是什么意思。没有机会明说了，很快，我们依次进入了线位。最后，我看见她跟我隔着一条线背对着我坐下了。我的右手边是木阳光。每两人一组，我跟木阳光是一组。墙上的挂钟，刚好指向八点整。
活非常简单，就是把一对耳钉固定在打了孔的纸板上。我们在商场的橱窗上见过展示出来的钻石耳钉，炫目高贵，难以亲近，仿佛有它自己的灵魂，独自散发清冷的光。它们就是这样固定在一张小小的纸板上，纸板的反面有一个金属扣，它紧套着耳钉的针。它们静静地躺在酒红色金丝绒布景的玻璃柜中。而现在，几十斤重的耳钉散装在一个巨大的马粪纸纸箱里，它被两个年轻男子抬进我们的线位，女管事拿着一个黄色的塑料铲斗，像铲豆子似的，把耳钉铲起来分给我和木阳光。纸板是高级的布纹纸，浅紫色，有暗纹，摸起来有凹凸感。上面有一个银色的品牌LOGO，一只凫水的天鹅，我认出，它是世界著名首饰品牌施华洛世奇。原来，这工厂是施华洛世奇的代工啊。我得感谢自己曾在珠宝界混迹多年，施家的首饰以水晶及人造宝石为主。耳钉是用锆石做的，用了钻石的切工，闪着流光火彩。我拿起一枚耳钉端详，中间是一颗豆大的锆石，它粘在一个银质的花托上，四周又围了一圈小锆石。它熠熠生辉，高贵典雅，外观上，跟钻石毫无二致。然而，它们装在臭臭的，用马粪纸做的纸箱里，它们被塑料铲斗铲出来，它们堆在车间杂乱的长条桌上。这世界著名品牌，此刻在这里，如同廉价的白菜，一堆尸体，甚至跟一枚螺丝钉没有区别。
这个活不至于担心在五分钟内被赶走，最初紧绷的那根弦总算松懈下来。把耳钉穿进纸板的小孔，然后在背面套紧扣子，无限重复同一个动作。女管事巡逻在线位的过道里，她冰冷的声音在车间里不停环绕：加快啊，等着出货，加快加快。一片低伏的头，鸦雀无声。我注意到三条线的活不同。罗姐那条线在给首饰盒贴椭圆形的不干胶防伪标签，那标签上印有“Made in China”的字样。活都很简单，即使是六十岁的人，手速也毫无压力。
我忘了时间。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工作机器。等我忽然意识到身体有某种不适的时候，我才发现，线位的长条桌下面塞满了存货的纸箱，我的腿不能伸直，而塑料圆凳又很硬，我只得把腿横向伸开，想舒展一下，不料我触到了木阳光的腿。她也横向把腿伸开了。那一瞬，我们相视一笑。随即，我缩回了腿。
我理解了这其中分毫的得失算计。在持续三小时五小时八小时十小时的劳作里，不能伸直腿简直是活受罪。那种不适，那种憋屈，时刻使人处在将要爆炸的临界點上。好在，车间是开了空调的。我索性站起了身，右手抓了一把耳钉，像攥着一把瓜子似的，一粒一粒往左手的纸板上钉。这出格的举动，女管事从我身边走过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叫了两个男孩过来，让他们把我跟木阳光桌下的纸箱搬走，然后很客气地低声跟我说，这下，你的腿总算可以伸直了。她的脸上有嘉许的微笑，目光温柔，我错愕不已，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她。末了，她转过脸对木阳光厉声斥道，你得加快了，两个小时上了三次洗手间，还经常偷看手机，这样下去，还怎么做得完？
车间很安静，我想，她的这句话所有人都听见了，一时间，四面八方的目光齐刷刷扫过来。这分明是一种公开的羞辱。木阳光翻了一个白眼，恨恨地把手中的纸板往桌上一扔，她动了动嘴唇，只得低下头去加快手速。可是坐在她的身边，我竟然不知道她上了三次洗手间，竟然不知道她在磨洋工，我意识到，两个小时，我旁若无人，一干到底竟自没有抬头。我不能这样傻傻地去做一个优秀的工人，我是作家塞壬，我此行的目的是观察与体验。一激灵，我清醒过来。果然，骨子里，对于任何上手的工作，那种不懈怠的劲是刻在DNA里的。
十点半，休息十五分钟。
罗姐朝我走来，她拿着水杯，示意我进茶水间。
我本想让你往后站跟我一组的，她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你跟着那个女人一起干活会吃亏的。她偷奸耍滑惯了，以前还跟工厂的管理干过架，被人抓住在厕所抽烟玩手机。
原来木阳光这么坏啊。我抿嘴笑了。是那种无处不在却让人无比讨厌的品性吧，虽不是什么大恶。她这样的人，曾多次出现在我的同事中我的亲人中——我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中。谁的一生能避开这样的人呢？我年轻的时候总喜欢跟这样的人针锋相对。后来，再吃到这种亏，我选择——接住它，稳稳地接住它。罗姐见我不以为然，有点着急了，她说，等下趟活重新分配，你跟我站一起吧。我又笑笑，忙说好。
这是一管酒精凝胶结的善缘吗？显然是，但又不完全是。
罗姐告诉我，这家工厂的活好做。有空调，有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喝的是饮水机的桶装水，没有没收手机，还可以偷偷聊天。就是不知道饭堂的饭菜如何。她悄声叮嘱我，明天还来这家，记得紧跟着她就行了。我会意，深知今天能来纯粹是因为捡了暴雨的漏。罗姐的话语里透着一股笃定的、决定要罩住我的威严感，我得顺着竿子去领她这个情。我环顾了一下人群，问道，车间里也有工厂的正式工吧，罗姐说，中间那条线全是。那三个男孩呢？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回答说，他们是学生工。
哦，有三个学生工。我要如何靠近呢？他们在木阳光的右手侧，靠墙，我跟他们还隔着四个人。
外面过道的拐角，站满了吸烟的男人，他们刷着抖音，用手机外放音乐。这些正式工在隔壁的车间，他们是真正制造首饰成品的人。他们穿着工厂的蓝制服，脚上，一律的，灰色塑料拖鞋。中年男人皆皮肤黝黑，头发油腻，沉默，表情阴郁;好几个年轻人，染着夸张的发色，耳蜗戴着一圈耳钉，手上皆有奇怪的字母纹饰，一副不良少年的做派。女厕所只有三个蹲位，需要排队，轮到我的时候，我看见垃圾篓里扔满了女人用过的卫生巾，它们吸饱了血，累累血块，赫然入目。
对我来说，这中场休息的十五分钟更像是一种自我出离。我在想，我沉迷于这机械的手工工作，竟忘了此行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真实。这种真实其实包含着我对每小时十四元这个工作的尊重。我接受了这个价格，就应该全力以赴。不管是以什么为目的的懈怠行为，它都是一种品行的卑劣。
时间到了，我们挨挨擦擦地走向各自的线位。那三个学生工一路从走廊的那一头追赶着跑过来，一路欢笑，进了车间都没能刹住步子，他们喘着气，趿拉着的拖鞋传来清脆的声响。我们已经就座，他们得从我的后背那条窄道进入线位，我微微往里欠了欠身子，把凳脚跷起来。我看到一个男孩纵身一跃，稳稳跳进自己的座位里。啊，整整一个上午，这是唯一一丝快活的空气了。
纸箱里的耳钉只剩小半了，午饭前可以做完。我看着身边的木阳光，她一副耷拉的颓态。这女人四十上下年纪，烫着小卷，在后脑勺随意抓了个松松的矮髻。她保养得很好，皮肤匀净，善有水色，杏核眼，偶尔有一丝忧虑的神情。每每要张嘴说话，上唇先尖起一个角，话刚落音，常常是一地的酸话。
你发现没有？这里的女人都长得丑，只有两三个勉强能看。她用手肘碰我，低声道，对面那个女孩，中场休息的时候还去化了个妆，狐媚子，原来是知道副总要来。我循声望去，她口中的副总，一个穿着白色亚麻中式衬衫，戴着紫檀手串，胸前挂着一枚西藏天珠佩饰的中年男子，寸头，山羊须，愠着脸，紧闭着唇，像一尊雕像正杵在车间正中间。这类烂大街的文艺气质装扮出现在工厂显得特别违和。
对于女人打扮的目的就是为了勾引男人的逻辑让我倒足了胃口。我没有意愿去跟木阳光讨论这个无聊话题。我们毫无对话基础。我想整个儿地屏蔽她，不再为她浪费一滴笔墨。可是，那个副总果真走到了对面那女孩的身边，他躬下身子，跟女孩头挨头，随后就传来女孩阵阵娇嗔的抱怨。人群熟视无睹，想来司空见惯。木阳光再次用手肘碰我，我还是没有理会。
我所不屑的、不愿正视的，往往总是会当面现场上演，仿佛是专门为了嘲笑我。木阳光赢了，这让人倒足胃口的逻辑总是会赢。我熟悉这俗世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的恶心桥段，在国企，在南方写字楼的职场，在我多年漂泊的流浪生涯，在小镇文化单位的办公室，在世界工厂的流水线车间——避无可避。耳边总是传来人们压低声音的窃窃私语，那种对肮脏风月之事的兴奋总是惊人地一致。
以为他只是一个监工。然而木阳光却意外地卖力起来，她加快了手速，也坐直了身子。我瞟了她几眼，这可真是一个充满了文学趣味的人啊，身上有太多戏剧性的点，要素过多。副总转到我这条线，他从我身边走过，我闻到一股熟悉的香水味，一股淡淡的地窖里烂红薯的腐甜气息，正如耽美文所形容的那样，无辜钓系，遗世独立的疏离感。它唤作：冥府之路。这是去年网红李佳琦直播带货的爆款。太骚了，我笑出声来，脱口而出：冥府之路。那人猛地扭过头来看着我，我只得仓皇低头。犯了大忌。塞壬，此刻你是日结工黄红艳。
他在我身边站定。我感到靠近他的那半边身体已经僵硬。他轻轻叩了两下我的桌面，说道，你过来。然后扭头对着木阳光说，午饭前你把剩下的做完。我只得站起身跟在他的身后。木阳光气得脸都变形了，她咬紧了后槽牙，要知道，她独自完成剩下的那部分相当于整个上午处心积虑占的那点小便宜全都白费了。
副总又叫了我那条线上的两个男孩（学生工），我们三人一起重新接到新活：往首饰盒上贴条形码，这码，用微信一扫就可以看见相关的产品信息。条码贴在蜡质的黄色底纸上，卷成筒状，要把它揭下来贴在首饰盒上，技术要求是，要贴得方正，不能歪斜，且方向不能贴反。两个男孩把首饰盒从箱子里倒扣在桌上，整整一版，四十八个。我试了一下，条形码太黏了，揭下来粘在手指上，松了这个，粘住那个。正不知所措间，只见那副总“啪啪啪”一摁一个，一摁一个，像插秧似的，不，像发扑克牌似的，瞬间按满一排八个。方方正正，不歪不斜，干净平整。漂亮的活计！我在心里由衷赞叹。那两个男孩目瞪口呆。
他右手的大拇指只轻轻一捻，往盒上一摁，又顺势往右一抹，压平，稳得跟机器一样，不出丝毫差错。能做到这种程度当然是无数次操练的结果。我看着他手把手放慢动作教其中一个男孩，还是歪了，男孩沮丧不已。一旦贴歪，这个盒子就废了，因为它再也不能重新揭起，一揭就会撕裂首饰盒的原皮。他站在我身边看着，我连贴废了四个盒子。我更慌了。忽然头顶飘来一句话：知道“冥府之路”的人果然是干不了这活啊。我怔住了，不知道如何回应这嘲讽，只觉得火烧到了耳根。他又说，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没对准往上摁。说完就转身离开了。这话是对我们三个人说的。
总算放过我了。一小时后，他又转到我身边，我已经能稳稳当当贴好这条码了。这原本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活啊，他的那句嘲讽，虽然有调侃的意味，可还是伤害到我了。像这样不留情面的当众嘲讽无异于打耳光。好歹，在那个世界，人们会尊我一声塞壬老师。可惜的是，为了干好这活，不落人口实，我竟没有跟身边的学生工聊上一句。就这样，午饭的铃声响了。
饭堂在对面的六楼。我跟木阳光拾级而上，她听见副总嘲讽了我，所以喜笑顏开。你幸亏是碰到了副总，他人很好说话，要是碰到老板，他会直接把你赶走的。一个人的幸灾乐祸是藏不住的。罗姐不吃饭堂，自己带了饭菜，她跟另两个带饭的女工一起在车间吃。如果自己带饭，老板就每天补贴二十块钱。为了二十块钱，每天至少要早起半个小时，甚至更早。当然，自己带的饭菜也更可口。罗姐把保温饭盒揭开给我看了，底下是饭，还是热的。炒了芹菜香干，几片腊肠，一小块豆腐乳，还卧了个荷包蛋。可是，晚上要九点半下班，她就要撑到那个时候回家吃晚饭。而我们晚餐的时间是五点半。二十块钱，它那么重。
中午吃饭时间只有半小时。饭堂的菜很好，分餐制，两荤一素，紫菜蛋花汤，米饭，不限量。各人从消毒柜自取不锈钢餐盘，我打了小鸡炖蘑菇、肉炒蒜苗，清炒佛手瓜。我身边的男人吃得呼哧作响，我刚坐下片刻，他的盘子就见底了。木阳光在抱怨爬六楼太累，没有电梯，饭堂没有空调。总之，她一直噘着嘴。
我明天不来啦。她突然说。
为什么呢？我觉得活很好做，管得也没那么严。
我呢，是帮老板开车送人的。车是我自己的，每天接送人到工厂，一百块钱。这个月打麻将输得太多，又闲着没事干，我才不是专门做这个的。明天把位子留给你吧，早点来。我不靠这点钱。
这话听得，简直是她施舍了我似的，心中略感不悦。转念一想，今天我是一个暴雨捡漏者，如果我真是一个靠这份工活命的人，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施舍。要知道，受暑期工冲击，很多人根本找不到活干，即使找到，价格也压低了很多。
你第一天来，老莫就给你开到十四块，知道为什么吗？
这也正是我疑惑的地方。
因为老莫烦透了罗姐，罗姐有十几个人，她们共进退，她们对工厂挑三拣四，动不动就威胁说要去别的中介，还吵着要涨价。老莫不敢得罪，所以想多开发一些新人。你不要跟罗姐走得太近了。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在暴雨中，一个可怜的中年妇女为了生计全身湿透打动了老板，我还以为在暴雨中，有人及时填补了人手的空缺老板一高兴随即大发慈悲。都不是！我真是可笑至极。那么从这一刻起，我将坚定地跟罗姐站在一起。我跟资本家共什么情呢？所以木阳光的恩惠，实际上是代替老莫的笼络。
原来东莞日结工的行价是每小时十四块，深圳是十六块。木阳光告诉我，等暑期工一走，北方进入麦季，人手短缺，一些中介就会被迫把工资涨到十五块。她看了我一眼，轻蔑地说，十五块是给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你，还是十四块。这句话的深层意思是，罗姐这么厉害，也是十四块。
第一天，我就闻到了呛人的宫斗味。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无法避免人事的冲突与争斗。我已经入局了，能做到置身事外吗？我只想做一个观察者，或者说，我同时也在观察自己。我突然莫名地兴奋起来，仿佛一场大戏已经拉开帷幕。可是，我绝无可能忠于老莫，即使他给我开到一百块一小时，我也会离开。我的目标是，四家中介，挨个走遍。
我以为我进入的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其实不过是从那一个场来到这一个场而已。人性咬啮的烦恼，无处不在。
还有十分钟。芒果树下，一个学生工跟一个女孩紧紧贴在一起。男孩从背后抱住女孩，手伸进她的T恤里，握住她的胸，下巴搁在女孩的肩膀上，闭目，旁若无人。女孩穿着露脐牛仔热裤，她有麦色皮肤，厚唇，漆黑的大眼睛，臂上文着一只红色的蝎子。阿兵跟我说过，暑期工多是各地的职业技校生，言外之意是，他们并非什么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上午，两个男生一直在低声说话，皆男女之事。他们吃吃地笑个不停，那笑声里些微的拘谨压着外溢的放浪，透着一股初尝男女欢事的愉悦。说着开房，以及更大尺度的自吹和相互鄙薄。毕竟是荷尔蒙泛滥的年纪啊，脸上有青春痘，刮得很干净的小短须，眼神清澈。我先前预设的，勤工俭学，去工厂磨砺，去为新学期挣一份礼物给自己的那种学生真的只是想当然？不过，那两个男生活干得漂亮，边说笑边贴，眼快手快，效率在我之上，以此来判定他们就是品行不良似乎武断了些。
打铃了，散落在四处角落休息的工人缓缓站起身，朝大门方向走去，一个个颓然往车间走。一回头，木阳光从后面追赶了上来，她竟涂了莓子色的口红。难道是下午又有什么人要来吗？她满面春风，刚从茶水间出来给她的菊花茶续了热水。这个女人，真有意思，自己做着日结工，骨子里却瞧不起这份工作。她有非常清晰的自我意识：她跟罗姐不是一个阶层的人。当然，跟我也不是。
枯燥地贴码平添了倦意，我连连打了几个呵欠。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疑惑地问自己，我这是在哪儿，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抬眼，正午的阳光从窗外直直地照射进来，有人把窗帘拉上了，空间大，空调很吃力，左右摆动的扇叶子呼呼作响。条码贴完了，我被安排去刷胶，跟罗姐排在了一起。首饰盒里面要刷满胶水，然后再把一块天鹅绒布粘在上面。胶水是一支锥形的笔，握住它，直接在盒里涂抹。整整一上午，我们干的活，跟糊火柴盒差不多，非常简单。
罗姐见我不停打呵欠，她说，这家工厂的时间安排不妥当，最好是取消上午和下午的中场休息，把这半小时挪到中午，这样中午就有一个小时，我们可以眯一会了。
可以要求厂方做出调整吗？我问。
当然可以了。厂方这么规定只是为了方便工人们吸烟，但我们日结女工居多。她笃定的语气让我确信，这位罗姐是一个小帮派的老大。她有雄壮的腹背、粗黑的胖膀子，行动敏捷，眼神灵活。
我去给你泡杯茶吧，提提神。一会，她端了一个搪瓷茶缸过来递给我。我揭开盖子，一股咸菜味扑面而来，这缸子是罗姐装菜的，边沿还磕破了一个口子。我皱起眉头，陈年绿茶，粗梗，老叶，没泡开，浮在面上。我何时喝过这么劣质的茶叶啊，还是咸菜味的。可是，她这么满怀期待地看着我，这么大的善意与诚意，无论如何，我要大喝一口才能对得起这样的注视。我吹了吹浮沫，毫不迟疑地喝上一大口，有点烫，但我的表演是及格的。她欣慰地笑了。
我告诉她饭堂的菜不错，足实，能见肉，值十块钱。她说那就从明天起吃饭堂，早上还可以多睡半小时。她顿了顿，你明天要早点过来，我带你上车。我本想告诉她，木阳光已经答应把她的位子让给我了，但隐约觉得这里面有一股淡淡的火药味。再者，如果明天我有机会去别的中介，我就不会再来这里。
副总加入了干活的行列。我觉得最可怕的监工是：他本人也参与工作。他带来了鲇鱼效应，搅动了池水，所有人只得跟着他的节奏快速运转起来。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糟糕，這下完蛋了。我们惊得停下手上的活，朝那个声音望过去。副总已经走到那人身边，问清了原委。原来是把两种首饰盒混在了一起，可是外观上它们一模一样，要分开得揭开盒盖查看里面不同颜色的天鹅绒。这得一个一个地揭开才行。可是这首饰盒盖得很紧，揭开的时候有股吸力，重新盖上又有股气压。五筐，大概有几千个。那人解释说，是昨晚夜班的人弄混了。头疼的活啊。
于是我跟罗姐被抽出来分拣盒子。我们俩面对面蹲在地上揭盖子。我拿着两个分拣好的盒子端详，心想，既然是装不同的产品，外观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翻来覆去地看，终于看见那段英文说明的最后一段标有S925的字样，这是银饰品的标志，对，它是用来装银饰品的。文字非常小，密密麻麻，除了我，谁会去看这段英文呢？
再也不用一个一个地揭盖子了。可是，我如何跟罗姐解释这一点呢？告诉她我懂英文？告诉她我懂银饰品的标志？我一直以为，在这样的地方，文化、知识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贴标签，刷胶，套袋，这样的手工活需要文化做什么呢？不，完全不需要。我记得以前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在一家印刷厂切纸，一周过后，要求交一份工作小结。就因为这份手写的工作小结，厂里的行政部突然找到我，他们要调我去办公室编辑厂报。当时还感叹过，我怎么在这种地方也能脱颖而出呢？那是因为作家塞壬以写作这可耻的动机，潜进了工厂，她才有这种脱颖而出的可能。这，毫无代表性。
我并非重申知识改变命运这类正确的废话，而是，我意识到，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已然限死在他们的命格里，根本无从改变。已然中年了，命运之河已把人淹到了水中央最深处。再说一句废话，但凡有别的选择，人们不会来到这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时薪十四块的工厂。反过来说，正是这样的工厂，给了太多人依靠与拯救，它给出了一碗干净的饭，不会断炊的饭。
我看到这里面有一种牢固的双向奔赴。我从来不认为每天晚上九点下班、一百六十八元即时到账、买半只烧鸡、拎一罐啤酒，哼着歌曲走向出租屋的人毫无幸福可言，当一种选择是人生的上限，即使在他人看来是如此卑微寒碜，但对于他们来说那已经是能挣到手的最好人生了。所以，塞壬千万别自以为是地去同情谁，更不要想当然地以为谁活在苦难中。平视，是唯一的尊重。
我这样的人出现在这里显然是一个BUG。此刻，我只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现。我蹲在罗姐对面，默默地揭着盖子。可是，我找到了提高效率的法子，硬生生憋着一个能让自己吸引众多赞赏目光的意念实在太难受了。我原本就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啊，从来就不会放弃让自己出风头的机会。唯有这次受了阻，才真切地照见了我这么个人。我的确不具备这样的美德——
我终于忍不住了，起身走向副总，低声告诉他我发现了两款首饰盒的细微差别。那人惊得半天没有合拢嘴。反正他已经知道我认出了“冥府之路”，也不介意让他再知晓我识出了银饰标志。他没作声，把罗姐叫走了，只留我一人在那里分拣盒子。隐约感觉到，他拿眼角余光扫了我几眼。
三点半，中场休息。
罗姐再次把那带有咸菜味的茶缸递给了我。茶已凉透，我灌下两大口。她看着我欲言又止，我莫名心虚起来，疑心她已看出分拣盒子的端倪。我只得回避她的目光。但她还是开口问了，她问的是，副总是不是邀请我进工厂当正式工？
我没有想到会有此一问。原来工厂看中一个日结工是可以向他发出邀请的。严格来讲，这是对与之合作的中介商的一种背刺行为，是违规的。但此刻，这绝妙的梯子及時地递过来，我刚好可以顺势爬下，我忙撒谎应道，对，对，他是邀请我了，可我没有答应。罗姐舒了口气，叹道，如果还年轻，谁会拒绝去当一个正式工呢？不过，做日结相对自由，不用请假。我的拒绝显然让她很满意，毕竟我还是跟她站在了中老年人这一阵营里。我们相视一笑。
瞬间的照亮，让某种微妙的小小戒备开始出现松动。
外面走廊的窗口边，站满了吸烟的人，一些人在刷抖音，我瞥了一眼，开着美颜的网红，穿露乳沟的低领衫在直播，各种手机外放音乐混在一起，却有一种意想不到的颓废效果。也有很多人趴在桌上闭目小憩，这疲乏困倦的午后，摊晾着人们被生活毒打后的无精打采。我打开微信，群里有十五个人，木阳光是这十五人的领班，罗姐的小帮派就在这个群里，其中有一部分人去了另一家工厂。我发了一个一百块的红包，并附言：第一天做日结，请各位多多关照。
我这一举动后来被摄影师阿兵形容成炸鱼行为。第一个抢的是木阳光，她抢了八块，紧接着是罗姐，她抢了十二块多，老莫居然也抢了。然而还有九个人没抢，我想，这个时间点，他们在别的工厂无法看手机，所以红包没有动静。车间有人休息，木阳光本想尖叫，但最终嘴唇圆成〇形，她睁着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说，抢到了一笔巨款，谢谢老板，说着双手打躬作揖。罗姐着急起来，她说抢这么大的红包不好意思，连连说要把钱退还给我，这哪行啊，你这样大半天就等于白干了。我突然意识到，一百块钱，在这样一个群体中依然是有一定分量的，至少没有人无缘无故地把它当红包发出去。二两的红糖馒头一块五一个，一大碗炸酱面五块钱，炒素粉三块钱，大肉包子一块钱，豆浆五毛一杯。我早就忘了，一百块钱可以买到这么多东西。这是连午餐晚餐二十块钱都要想办法省下来的一个人，我就这么轻易地把一百块钱发出去了。
先前，我还在疑惑，为什么我看着他们，觉得自己像另一个世界的人？我分明在心里跟他们是融在一起的，我分明……一直觉得自己是身在其中的。可现在我明白了，我已然从各个层面脱离了这个群体。我仅只保留了情感上的认同。
上完厕所后就打铃了。我重新回到了刷胶的线位，罗姐在我的下手开始往盒里贴天鹅绒布。副总坐在第三排，他在往圆形盒里装戒指，海蓝宝、碧玺、粉晶的四爪镶戒堆放在他手边的纸盒里，他的手指上下翻飞，还喜欢跷起小拇指，光是看他干活就很赏心悦目。这些像是玻璃假花般的戒指，一旦别进这酒红色天鹅绒小盒的暗钩里，瞬间就有了一股你高攀不起的气质，熠熠生辉，像是被重新擦亮了一般。正如在商场华丽的橱窗上看到的施华洛世奇专柜，国际著名品牌，现在，它跟你隔着冰冷的距离。可是，我就这么目睹它们曾呆在这粗陋的手工作坊里。
因为他在的缘故，我们聊天的声音小了很多，甚至不太敢聊。突然，从门外跑进来了一个男童，孩子咯咯咯的笑声太响亮了，像色彩斑斓的泡泡一样，弹得满地都是，又像是来自遥远的天堂。他手里挥舞着一个奥特曼玩具，显然他后面有人在追赶。这无疑给这沉闷的空间吹进一股清新的风，太治愈了，这笑声，这猝不及防的闯入，让人微微一震，心眼像洗过一般，清爽了许多。
追赶孩子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孩子跑到副总跟前抱住他的大腿喊叔叔，他的额头全是汗，他喘着气问副总知不知道他的奥特曼叫什么名字？副总轻声地说，乖，别吵，叔叔在工作呢。中年男人喊来女管事，强行把孩子拉走了。随后，门外又进来了五个人，一个老太太，一对中年男女，还有两个少年。中年男人从旁边拉了几条凳子，他们一并坐在副总旁边，开始了手中的活。我看了一下，这几个人手法娴熟，都是好手。
鸦雀无声。门外过道里，孩子奔跑的欢笑声渐行渐远。
直到晚饭的铃声响起。罗姐她们三个人一直要撑到晚上九点半下班后回到家才能吃东西，我心里很不安，不安到——面对自己的晚餐难以咽下。帮着订三份外卖？不不不，我在红包问题上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不能再做奇怪的事情。刚刚，微信红包瞬间被抢光，人群骚动，有五个人要加我微信好友。我突然想起，因为低血糖，我的包里日常备有花生牛轧糖和巧克力。还有就是——在遇到陌生小孩需要安抚的时候拿出来。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记忆，我的婶娘，她有腿疾，走路一丢一丢的，她活在这世上简直就是一个天使啊。她特别疼爱我们这些鼻涕孩。她那魔术般的口袋里总装有炒花生、炒蚕豆，还有水果玻璃糖，只要看到我，她就掏口袋，把东西拿给我吃，只为看见我的一张笑脸。偶尔，只是偶尔，她的口袋什么也没有，她就把布口袋翻开来给我看，哪，今天是空的，我的儿，今天啥也没有。看着我失落的小眼神，我的婶娘就一副很抱歉的样子，她抱歉的样子很美很优雅。见我没哄好，像是马上要哭了，婶娘竟难过起来，于是她吃力地蹲下身来抱住我，连连说莫哭莫哭喔，下回有下回有。我深知，这一细微的举动能够带给人温暖与安慰，已经有过多次这种欣慰的体验了。我忙把花生牛轧糖和巧克力拿给罗姐，口中却说出极陌生极世俗的话语：今天第一次做日结，希望今后罗姐多罩着我。多谢了。我要让她觉得我这是拜码头的意思，是一种行业里正常的礼尚。自然，不突兀，有眼力见，是个上道的人。一股悲伤涌上来，原本只想做一个好人的，竟需要用表演庸俗来掩盖。
木阳光对于罗姐她们硬撑到九点半才能吃饭的事表示不可理解。她用了一个轻蔑的眼神。用她的话说，没人逼她们呀，自己做饭不要成本？起得早睡得晚不值，抠门也要找对门路，榆木疙瘩。
她直言快语，针针见血，但也不是毫无道理。我甚至疑心自己的关切是不是有点过度了。她们天天耗在一起，明争暗斗，见惯了彼此的脾性与做派，所以才熟视无睹。这应该才是最为正常的相处与反应吗？
你知道吗？下午进来的那个人就是老板，后面那五个人全是他的家人，丈母娘，小舅子夫妇，还有两个小外甥。他们只要有空就到工厂帮忙。木阳光说，这家工厂只需要我们干一周时间，太狠了，全家出动，连老太太都上了，赶着交货呢。她再次跟我说明天不来了，这样的工作氛围根本无法摸鱼，连聊天都不可能，活活坐死牢，难受。
木阳光在我的文字里，只能充当一个工具人，她的身上真的一点光彩也没有。但凡能够占一点小便宜的机会，她必然会全部用尽。每一次中场休息或者是下一场开工，铃声停了，她慢慢吞吞的，是最后一个走进车间的人。
我潜进过许多工厂，但像这家工厂为了赶货，出动了家人，甚至包括老人和孩子的，我还是第一次碰到。突然感慨，一个贴牌的小厂，它铆足了劲，用尽全部的力气，调动一切能用的力量，只为顺利交货，这多像我们农村的双抢啊，全家人下地抢种抢收，全村人都相互帮忙，连看家的大黄狗也没闲着，只为跑赢时间。我在一家小工厂，看到了家庭、协作和一种努力奔跑的姿势。还有作为日结，它向我呈现了某种内部的秘密。太多的文字触角，根本就没有抵达过他们。
晚餐有我喜欢的猪脚炖花生。旁边的三个学生工都续了米饭，我听见他们聊起要不要提早回学校，万一疫情起伏，再弄个隔离不能进校就麻烦了。哦，疫情，原来还有疫情这回事。在东莞制造业帝国，在工业园区，疫情仿佛被人遗忘了似的。除了园区的封闭式管理，还有，社会阶层的天然断层，固化，这种无法僭越的隔离，才真正地让这个病毒无从进入。
晚班从六点到九点半，相比漫长的下午，这三个半小时要快得多。老板的家人依然跟我们一起工作着。到了晚上九点的样子，小男孩竟睡着了。他下午在各个车间冲进冲出，拿着纸飞机，哈口气，胡乱投掷。这小恶魔终于睡着了，睡着的样子真是天使啊，老太太放下了手中的活，她把孩子抱在怀里，轻轻拍打。
下班了。这是我完成的第一个日结工。走出工厂的大门，迎面扑来的热浪把我拉回作家塞壬的主体。我简单总结一下，活不累，饭堂的菜尚可，有空调有饮水机，工作时长十二小时，不习惯的人会非常难熬。但是，对于无从选择的人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已知的，是摆在明面上的，是日复一日的常态。木阳光开车把我们五个人送回长东路，这时手机微信的提示音响了，一百六十八元到账，是老莫发来的。我兴奋得把手机亮给她们看，罗姐笑了，摇摇头说我像个孩子。我盯着这一百六十八元看，真的，这钱归我了，是我凭力气挣到的，十二小时，每小时十四块，我甚至可以算出每分每秒的单价，每一分钱都如此饱满，如此丰实，一百六十八元，非常具体，具体到每一块钱对应着我当时手中正在干着的一个活儿。太重了，我觉得它沉甸甸的，有一种特别清晰的拥有感。我的工资，我的稿费，即使是几万元入账我都没有这么激动过。我从来没有这样凝视过一笔钱，从来没有凝结在钱里面的人类劳动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一行为，一瞬间，我理解了价值的本質。
微信群里，老莫发了明天工厂招工的信息，有四家工厂待选。我打定主意想换一家。回到家，我竟没有感到疲累，兴奋得想找人诉说今天的体验，最好是找家大排档坐下来喝两杯。我居然有了强烈的倾诉欲，可是，我已经太久没有跟人聊天了，此时打给任何人的一个电话都显得唐突，都是一种打扰。下午有几个人在微信中申请加我好友，我一并通过了。手机用的是过时款的苹果7，号码和微信都是新的。我还主动加了罗姐。最后，我在淘宝上选购了一款筒状便当布袋，三十五元，袋口用松紧带抽紧，两条棉索子打了个结，这就是罗姐她们手上拎的那种便当布袋，既然去做日结工，那在行头上就要跟大家保持一致。我把保温水杯、碗筷、旅行茶包、巧克力奶糖、几片酒精湿巾、口罩，还有两个苹果一起放在一个蓝色帆布包里。明天继续。
四、我主动去了一家模具厂
早上七点五十分，我再一次出现在长东路。在杂粮铺，我买了两个红糖馒头，三块钱。馒头上面有麦麸的斑点，肚子中间炸开了，我学着罗姐她们的样子，用手撕着吃。松软，微甜，两个吃完，刚刚好。我一路走过榜哥和陈太的档口，他们那里依然围满了人，我还是没有机会啊，于是我径直走向老莫的档口。老莫看见我，微微一笑，你来啦？这算是问候吧。罗姐向我招手，我点头会意。我今天能顺利上车吗？
中巴的人已满。这是开往虎门的电子厂，这趟活已经干了三个多月了，我是生手，插不进去。昨天的首饰厂五个人，木阳光说她要把位子让给我，此外，罗姐也暗示要罩着我。双保险，胜算挺大。罗姐告诉我，首饰厂的活是最好做的，环境又好。有几个人想进来，被她挡回去了，意思是，我是真的在罩着你。
突然，从中巴里探出几个脑袋，嬉笑问道，你就是昨天在群里发红包的富婆？我一听乐了，忙说，各位师傅，这趟车能让我上不？能上的话，我就再发一个红包。人群起哄，上啊，上啊，快上来。老莫上前一挥手，吵什么吵，说着把车窗一拉，示意司机出发。
另外两家是汽配厂和模具厂，是老莫常年合作的工厂。有四十多个人坐上了大巴。首饰厂只是临时接的一个短活，需要的人不多。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小妇人赔着笑脸向我走来，她想跟我换，说是颈椎痛，受不住模具厂长期勾头干活，不能直腰。我正要说话，罗姐上前用手肘把我往身后一隔：你都干了一个多月了，怎么就今天受不住？年纪轻轻的，倒是滑头，我们这里也只能干一周，换来换去的有意思？
对方瞬间就哑了，在罗姐的强势话语面前，她毫无反击的能力。可我愿意换啊，我得想个无可辩驳的理由说服罗姐，但又不忤逆她的好意。于是，我跟罗姐说，有一个朋友刚好就住在模具厂旁边，中午可以去她家里蹭饭，顺便午休。罗姐看着我说，模具厂那活可没那么简单啊，不适应的话，主管会当场把你赶走，那一天就白瞎了。你可得想清楚了。我说，没事，万一被赶出来，我就去朋友家串串门，我们也好久没聚了。她无话。就这样，我上了那辆大巴。罗姐用眼神狠狠地瞪了那妇人一眼。一个人的善意一旦落了空，那种懊恼我能感同身受。
大巴在中途放下一半人去了汽配厂，模具厂在另一个社区的工业园，不到八点我们就到了。领班拿了张表，让我们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勾，我写上名字：黄红艳。这个名字太陌生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正视过它。即使在生活中，人们也叫我塞壬。我突然发现，女工，是无法叫塞壬的，而黄红艳，无比契合。
我和三位女工进了一間安静的房间。刚走进工厂车间的时候，机器的噪音冲击人的耳膜，人跟人面对面说话还得使劲喊。可是这房间太安静了，让人不安。房间摆了四张桌子，坐八个人。但这桌子中间是用玻璃板隔开的，每人一格，空间很小。而我分到第一排，顶着墙。我旁边有一张简易的工作台，上面有一台旧电脑，主管就坐在那里。
极静，隔开的小格子间，旁边坐着主管，可想而知这其间的压抑。我终于明白人家为什么要跟我换了。我对“工作环境”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即使空调饮水机都具备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笼子。我坐进去之后发现，整个身子是深深地陷进去的，回头根本看不见旁边的同伴。玻璃板很高。而座椅也滑不出来，它刚好抵在后面那张桌子的边沿上。我似乎只在多年前的考场上体会过这样的感受：无法动弹。我像一条正在锅里煎着的鱼。
活儿就更奇怪了，摆模子。一个正方形的铁板上有三百二十四个小格子，这小格子边长不足一厘米，需要把一个圆形的塑料模具置于格子中，这小模具有四个脚，像个微型圆凳子，想要稳稳地把它放进格子，需要你的手指纤细、柔软、灵活。骨节粗大、僵硬的手指是干不了这活的。此外，它要求双手操作，从里向外，渐次铺满。如果手抖，不稳，摆得队形不整齐都得返工。而且，十二个小时，只干这一个活儿，重复同一个动作。对，必须低伏着头，脸跟桌面的铁板贴得很近。我曾经听一位科学家阐释机器人原理，他说，机器人的构造是一种运动的数学。那么现在，我再看手中的这个活儿，实际上，它对这个操作的精确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运动的数学。向我示范的师傅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的手指嫩如葱根，还涂着莹粉的指甲油，食指和拇指拈起模具，蜻蜓点水般置于格子中，不偏不倚，她甚至都不用瞄准，两只手并用，不到两分钟就摆好了一板。她的操作极具观赏性，轻捻细拢，透着一股暧昧的色情意味。
其实，用一句话概括：唯手熟尔。所幸，这活儿对我来说不难，我很快掌握了要点，在主管的注视下，完成了质与量的考核。我的手，从未干过农活、粗活，手指常年在键盘上……演奏，它在为某一个字使劲的时候，其实已经完成了一种柔韧度的修炼。可是，这个活儿对我而言是毫无意义的，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挣这一百六十八元。我无法观察人与事物，无法交流，我的身边还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不知道分配到其他车间的人工作环境如何，可我将困在这个笼子里，一个具体的笼子里，像一个被下了指令的机器：摆模。
长期以来，我断了交际，关闭朋友圈，退微信群，沉溺于自我的内心世界。冰箱囤满食物，半月不出门，不与人说话，收快递只开一道门缝，露半边脸把手伸出去。我的世界里有电影、漫画、腐剧，手游，还有我喜欢的bigbang乐队，我阅读诗歌，并把它们唱念出来，我一集一集地追着番剧，从视频中截图做下精美的手账，然后分享到豆瓣小组。客厅电视开着热闹的综艺，我和我的猫歪在满是垃圾的沙发上。严格来说，这是主动选择的笼中生活，深度宅，把自己关在墓中。但我的自由和丰富是前所未有的。我的生命充满喧闹的回响和勃勃生机。在写作和阅读的深渊，我与自己的灵魂长久对视，我所有的一切都活在一个完整的自我中。
我是不是可以神游天外，自我出离？不是有高人说过，一个丰富而自由的人，无论身在何等荒凉贫瘠之地皆不受困？时间在我身上一秒一秒地流过，无声无息。我在脑中重新播放了一遍日腐《情色小说家》，画面一帧帧闪现，有密集弹幕飘过，我在他们接吻做爱的地方反复播放，停顿、倒带，一遍又一遍。打铃的声音像炸雷一样把我惊醒。我怔在那里，寻思着，这个法子太不具备普遍性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的做法是不是过于高级导致难度太大？我不知道，对那些毫无选择，只能从属于这笼子般命运的人，他们是如何熬过这分分秒秒的。我旁边的那位女士，她没有发出一丁点声响，而主管时不时站起身，用眼睛来回扫着这八个人。好想钻进那位女士的脑中啊，她真的专注于手中的活儿而心无旁骛吗？
吃饭的时候，我出于好奇忍不住问她。答曰：我戴了蓝牙耳机。
我才是最荒谬的那个人啊，这狭隘的见识居然建立在可悲的优越感上。答案如此简单。我在思考下午要不要继续下去，这毫无意义的劳作只能是浪费时间。一旦中途退出，就拿不到一分钱工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罗姐和木阳光她们就会认定我是因为操作没能达标而被赶走。于我，这是耻辱，是不可接受的人格侮辱。
午间的工作室已熄了灯，窗帘也拉下了。人皆趴在桌上小憩。我决定留下来。那种直奔主题，露骨地考虑得失的想法，有一种德行有亏的心理暗示。面对着墙壁，我得硬着头皮坚持把下午、晚上的活儿干完。——漫长的折磨结束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塞壬，你所谓的神游天外，自我出离的境界其实根本顶不住这无边无际的枯燥与虚无，根本不堪一击。在余下的那几个小时里，你备受时光分分秒秒的煎熬。在躁动与不安中，我厚着脸皮去喝水，去上厕所，脱鞋，穿鞋，如坐针毡，甚至是坐在那里长久地发呆。我处在即将要爆炸的临界点上。相比一个真正的日结工，我远远没有修炼到心如止水。我看着那七个人，她们一律地波澜不惊，按部就班地完成手上的活，一如她们臣服这命运的深海，她们的身上没有一片逆鳞。即使是作假，我也无法真正融进她们的命运。在无法与人交流，无法观察他者的这十二个小时，我只是看清了自己，也严重低估了日结工的艰辛。
相比昨天的一百六十八元，今天的这笔工资简直是饱含血泪。谁能想象得到呢，日不晒，雨不淋，不挑，不扛，坐在安静的空调室里，做着一件手上的活儿，那种煎熬的滋味让我对继续再做下去没有了信心。
在回家的大巴上，工资并没有如期而至。老莫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说是工资要压两天，但没有说任何理由。车里顿时一片哗然，咒骂声起，有人叫嚣着要捅死他。有人跟老莫打电话，可是他已经关机了，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不停地用拳头捶着窗口，司机也在大声喊话，希望人群冷静下来。车还在往长东路赶，我担心下车后这些失去理智的人会去砸老莫的档口。依稀听到劝说的声音，那是领班的，然而，这微弱的声音被愤怒淹没。这趟车，我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我在木阳光的微信群里，而这十几个人却没任何动静，罗姐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我收到一个红包，是罗姐发过来的，一百六十八元，附言是：日结工资款。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日结，日结，就是当天结清工资，如果落空，那种巨大的失落，如同触手可及的煮熟的鸭子飞了，如果失信，那它作为日结工最重要的吸引力就荡然无存。我想起昨天收到钱时那种如获至宝的激情，那种兴奋，像个呓语的傻子似的。
车到了长东路老莫的档口。老莫居然笔直地站在门口。他站在那里仿佛在等着这趟车的到来。众人围着他，沉默不语，气氛诡异。罗姐也站在他身边。老莫表情严峻，紧锁着眉头，下车的人群发疯一般地冲向他，几个领班的男人上前推搡着愤怒的人群，以防有人做出过激的行为。老莫却没有避让闪躲，他突然上前大声地说，对不住各位，老莫给大家赔礼，我尽量争取明天全部结清，不会压两天的。只是今天兄弟我出了点事，希望大家见谅。
愤怒突然停顿了一下，有人急切地吼叫，老莫，出了啥子鸡巴事，你今天给老子说清楚。
今天早上送人去工厂的老赵师傅三轮车撞到人了，三个人受伤，人都在医院躺着，家属还在医院，医药费已经垫了三万多块，明天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各位放心，工資这块天天有进账，不会拖欠的，只是今天先挪着用了，希望兄弟姐妹们见谅……老莫双手作揖转了一圈。
这消息犹如空中炸雷，人群噤声。我心里一沉，出这么大的事了。
有个声音怯怯地问，那老赵伤得怎么样了啊？
哦，老赵没事，有一个人腿废了。
那……
人群陷入巨大的沉默。这时罗姐说，老莫，钱你先挪着用吧，工资咱不着急。
对……对。先……挪着。人群中有人小声附议。
……
我万万没有想到，近乎失去理智的愤怒竟熄灭得如此简单。两极反转，却裸露着人性最为澄澈的部分。人皆慢慢散去了，老莫一一打躬作别。我问罗姐，那个红包是你垫的吗？罗姐说是的，我们群里的十几个人，我先垫了。我不好意思起来，这哪成啊，罗姐，你不用垫我的，说着，我把钱转给了她。她没收。我看着街边的夜市人声鼎沸，烧烤、麻辣烫、小龙虾、炒田螺的档口，食客满满。夜色正浓，明黄的街道人影憧憧，像是在透明的水族馆游弋。时间还不算晚，于是我说，罗姐，我请你吃宵夜吧。罗姐把我当成了自己人，她是想要罩着我的那个人啊。
罗姐爽快地答应了，她说，你不介意我叫上老伴吧？我说那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在一家潜江小龙虾的档口坐下。我点了大份麻辣小龙虾，还炒了几个菜。罗姐要了啤酒。一会，一个穿着蓝色工装、戴着一顶旧棒球帽的老男人走过来。他身材挺拔，看上去六十上下年纪，很是精干，像是工厂的技术师傅。我发现六十多岁还保持工作状态的人身上有股活力，一种从未间断的原生活力。我家老李，罗姐介绍道。我点头问好。老两口是湖南邵阳人，在东莞打工快三十年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第一代打工人。
十几年前在老家农村盖了三层楼，空着，没人住，地租给别人种。儿女皆已婚，且都在广东。罗姐说在外面做日结工比在家带孙子轻松多了。我微微一笑。非常普通的打工家庭，儿女并没有多出息和发迹，打工这么多年也并没有多苦难悲惨。平淡人生，一切都没有太多的戏剧性。习惯性地打工挣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他们最终会回农村养老，但不是现在。儿子在广州供房，略为吃紧，所以他们帮衬帮衬。正说着话，罗姐一个小龙虾没夹稳，掉到地上，她立马躬身从地上捡起来，继续剥着吃了。一切都那么自然。这一幕，我竟想起了母亲从地上捡起掉落的饭粒时的情景。
老伴老李被工厂返聘，带徒弟，工资六千。按理，老两口每月有一万多块钱进账，何至连二十块钱的饭堂都舍不得吃？二人喝了两罐啤酒，话渐渐多起来。
老赵撞人是迟早的事。罗姐说，他那辆电动三轮车是自己改装的，发动机的噪音能把人耳朵震聋。后面的车篷他自己焊的，加长了一倍，可以坐十二个人。每天早上，他开着冒着黑烟的电动三轮车来接人，车开动后晃得厉害。我坐过两回，太晃了，吓得不敢坐。这车上路就是违法的，何况营运。跟老莫说了多次，叫他不要用这电动三轮车接送，他不听，贪便宜。这事还不能报案，只能私了，他这回吃个大亏。
我问，这种电动三轮车为什么没人管？
唉，怎么管？每天一趟活，早上七点，晚上九点，不在交警的工作时间内。
原来如此。老莫手上有多少工人啊？他拖欠工资不怕工人跑了吗？
中介极少拖欠日结工资，今天老莫是出了意外。这条街四个老板，绝大部分人都做遍了。老莫的人是最少的，不到九十人，他固定有三家厂。工人是挑工厂，不是挑老板，价格都差别不大，只要聽说哪家厂活好做，那就是一窝蜂涌过去。可惜我做的这家首饰厂只有一周的活。哦，对了，你去的那家模具厂，做得惯不？
老李笑着插话，他说这条街有个刺头，猴精猴精的，生怕吃一点亏，常年做日结，这四个老板他都得罪光了，还打过架，只要他来，四家的门都是敞开的，不计前嫌。做日结，不认人的，干完活拿钱，谁也不欠谁，干净。
我想着这条街二十多年的日结市场，它形成了独有的生态。它有它内在的逻辑、行为方式以及它的秩序规范。中介不拖欠工资除了是本着信誉至上的法则，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很多做日结的人只是混日子，做一天歇两天，指着这一百六十八块活着。他们混迹深夜的网吧，蹭那里的空调，二十块钱包通宵，吃泡面，不洗澡不换衣服，然后浑身发臭蓬头垢面地从网吧出来，去公共厕所冲澡，接着就去长东路重新操持着日结。日结，吊着他们一口气。摄影师阿兵跟拍过几个这样的人，他们眼神阴郁，从来不笑，不太与人交流。让我惊讶的是，居然还有女生这么活着，不讲卫生，体味大。说到这个，罗姐就骂开了。她的理解，这一类人就一个懒字，不值得同情，是社会的垃圾，活着浪费空气。好好的有手有脚，有钱不挣。可怜他们的娘老子白养他们这么大。湖南女人的炮仗性格，不藏话。她把嘴一努，出租屋里，连个床都没有，几个人睡地铺，男女混住，每次从门口走过就闻到一股尿臊味。来做日结……老莫本来是不要的，我好说歹说，还是让他们做了，不做没得吃的，你说咋办？
哦，他们就是你的那十几个人？
我呸，我那十几个都是精锐。最初，老莫虎门那个厂就是我们这十几个人拿下的。
总算捋清了。虎门那个电子厂活也好做，老莫总想插自己的人进去，罗姐为了保全大家，所以自己先退出来了。
日结低门槛，不体检，不考核面试，甚至连身份证都不查。起先我以为这里面有巨大的不安定因素，比如传染病，比如潜进犯罪分子，比如老人在工作中猝死……然而没有，长东路竟一派清明祥和。没有一个机构专门去规范它，没有红头文件，没有条条框框的规则，它自发地井然有序。终归，一个人去做日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还是吃饭。而这个最迫切的问题总能迎刃而解。
老莫手上不足九十人，那一天的工资不足一万五千块，我很好奇，一万五千块何至去拖欠？
罗姐说，可能考虑到明天的医药费吧。
我急了，忙说，那他可以向马云借呀。
罗姐问，马云是谁？
老李皱着眉头想了一会，说道，好像是个大老板吧，名字听着熟。
我打开手机的支付宝，点开借呗，跟他们说，在支付宝借五万块很方便，当场到账，利率很低。话没说完，老李打断我，大妹子，你可千万别被骗了，我家孩子反复跟我说过，手机上很多都是骗人的，他们想套你的银行密码……
罗姐也急了，她忙劝我，手机借钱别信，小心上当，都是骗人的。
我的天哪，谁来救救我？我碰到了交流的黑洞，这是两个连马云都不知道的人。我发现交流的无效性，那种无奈，那种抓狂，天地不应。我只能放弃了。好吧，一些事只能在他们所知的、现有的那个世界去解决，按照他们的规则去解决。
我现在再看这两人，觉得不仅隔着距离和时光，还有坚固的壁。而我丝毫没有破壁的想法，我们共存，不干涉。
最后在买单的问题上老李跟我争抢了一番。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顿得吃你两天的钱，你赚这点钱不容易，哪里能让你请？我听着有点生气。它成功激起了我的胜负欲。最终我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坚持买了单。他们住在旧村的出租屋里，从出租屋走到长东路只要几分钟。我也谎称住在旧村，如若被他们知晓我每天打车做日结工，那又得生出些不必要的枝蔓。
第二天，在罗姐的照拂下，我重新回到了首饰厂。因为学生工还没有撤离，别的中介我暂时进不去。于是，跟第一天那样的工作流程再次重复——直到结束。有三个意外。副总见到我时问道，你昨天去哪儿啦？我很惊讶，这人居然留意我了。而且——在最后一天的中午，他真的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能留在工厂当一名正式工。另一个意外是，最后一天的下午，老板送来了西瓜和糖水，算是一种犒劳与告别吧。最后一个意外是，第二天工作结束后，老莫补齐了前一天压的工资。
五、十分钟，我被赶了出来
我终于上了榜哥家的车，去深圳的一家电子烟厂。据说纪律极严，手机没收，统一放在一个筐里;不提供饮用水，须自带;上厕所需要拿离岗证，上午下午只能各去一次;不包吃;一个小时十七块;不准穿拖鞋不准戴耳机;感冒咳嗽的自行离开（这里不是指感染新冠，是指普通感冒）。坐在大巴上，领班在清点人数。我看到好几个妇女手里拎着那种筒状便当包，她们都是自己带饭去吃。这包，我手上也有一个。早上打摩托车去长东路，司机见我一身行头，问了一句，你是去做日结吧？我微微一笑说是的。车要开了，有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小伙子追上来，正要上车，领班对他挥挥手，你来干什么？下去下去，你干不了这活，浪费座位。小伙子一脸丧气，嘴里骂了一句脏话，扭头走了。车又等了五分钟，陆续上了十来个人，终于满座。电子烟厂在深圳福永，四十分钟车程。
领班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说话轻声细语，但不友好。高颧，薄唇，身形清瘦，一手叉腰，一手用发黄的食指与拇指捏着烟屁股，车开动的时候他把半截香烟弹向窗外。
我的邻座是一个穿吊带背心、牛仔热裤、大网眼黑丝袜的女人，不年轻了，大概四十上下年纪。劣质香水很冲，她涂得鲜红的嘴唇，由于涂得太满或者是因为吃了早餐，口红跑得有点乱。她化着浓妆，脸很油，粉没有抹匀，皱纹的沟里积着厚厚的粉泥，她撸了撸脖子上的长卷发，全是汗水，还有一些胡乱地沾在脖子上。尽管一身廉价，但还是有很多男人盯着她看。她的手臂布满了蚊子咬的红包。
福永工业园在进门处设了个体温检测口，有一个保安在那里用测温枪放行，人们排着长长的队。工厂在三楼，我们坐着宽大的货梯上去的。这是一家电子烟厂，车间太大了，简直大到一望无际。车间里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糖果味。这是电子烟香烃的气味，像草莓和芒果味的混合体，非常浓烈，醇厚，掸都掸不开。初闻觉得甜甜的，像奶油。很快，你就能分辨出这味道里的化学因子，那令人眩晕的，像针一样十分刺鼻、独立存在的某种东西。穿着蓝色工装的正式工推着平板车来回穿梭，推车上的货品堆得高高的。轮子在地板上滚动，发出隆隆的声响，此起彼伏。工装的胸前有一个醒目的LOGO，橙色，像一团火焰。
密密麻麻的小工具柜占了两面墙，把包包放进去锁好，然后给你一把钥匙。很多男人没有包，所以手机就统一放在一个塑料筐里。我邻座的女人试图往口袋塞手机被发现了，她跟主管呛了几句，没争过，最后只得乖乖把手机锁进柜子里。她翻了几个白眼。
我们被安排在一条线位上，手中的活就是把注了香油的烟柱盖上盖子，这个盖子是硅胶的，略硬，要求盖上后中间的孔不能堵住，毕竟烟要从孔中过。把盖子按进去需要用力挤压，如果按进去了，它会发出一种让人舒服的声音，表示套牢了。活很简单，用力挤压有点费拇指。但是，它的速度要求是每分钟不能少于十五个。我全然不知道，身边、身后的那些推平板车的还兼了监工之职。
我邻座的女人首先就被叫了起来，速度没有达标。紧接着就是我。主管过来了，他叫来了我们的领班，指着我们说，这两个女人我们不要了。领班面有难色，说道，她们两个是今天第一次来，是生手，你就通融一下吧，就是个熟练活。
不行，太慢了，没有达到要求的速度。
如果被厂家赶出来，就得自己掏钱坐车回家。我好不容易上了榜哥家的车，就这样被赶回去，太不甘心了。于是我说，就给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吧，这一个小时不要工钱，我们白干，练练手，可行不？
那怎么行，规矩哪能随便改？主管是一个梳着中分的年轻男人，他刚才呛我的同伴时，说了句，你是来做事的还是来卖骚的，穿成这样？
一个小时后，如果我们还是慢，你再赶不迟啊，反正你们又不吃亏，给个机会吧。我据理力争。
这句话不知为何激怒了他，只听得一句狂怒的叫嚣：不行！你们马上滚蛋。
毫无商量的余地。他喊出这残忍的八个字，我感觉到被霸凌的屈辱感。这是一个可悲的年轻人在享受着掌握他人命运的权力快感。他要的仅仅是满足于拒绝你、压制你、你无法反抗只能屈服的那种私欲。我气得快要爆炸了，但同时又陷入深深的无力感。虽然我知道在任何地方都存在野蛮的压制、冷面、拒绝、不通融，但我心里的憋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种地方，我被这种人给欺负了，还这么彻底。我甚至有一种，一个文明人落入野蛮部落而无计可施、任人宰割的屈辱感。
要知道，在我的世界里，人们都叫我塞壬老师，都称我为您，都会说敬语。而在这里，我被一个年轻人残暴地作践：马上滚蛋！我甚至有大喊大叫厮打扑咬的冲动，我心里也有暴戾的困兽。这失格的行为在我的人生中也不是没做过。领班应该知道这个主管的脾性，所以并没有多说什么。
我和那个浓妆的中年艳女一起往外走。早上八点二十分，时间还早。我既然来了深圳，那就干脆去拜访诗人阮雪芳吧，我们也好久没聚了，我刚给她微信留言，我的同伴突然叫住我。
喂，大姐，你知道怎么坐车回长安吗？
居然有这么奇怪的问题，我说，打车回去啊。
可是这里没有出租车，怎么打？
这是工业园，当然没有出租车，我们一起走到工业园外面的公路上打。她穿着恨天高的细高跟鞋，走路一扭一扭的，我只好走走停停地等她。到了门口，我说，我要去龙岗会朋友，你自己打辆车回长安吧。
她面带难色，打车太贵了，我想去汽车站坐大巴回家。汽车站怎么走？
我打开手机导航，找到了汽车站，跟她说，你沿着这条路走，然后往东……
东在哪边啊？
我一下子噎住了，不知道如何回答。行吧，你打開手机导航，开语音，它会提示你怎么走的。
手机导航……是什么？
你——我突然意识到跟交流的对象很可能存在坚固的壁。于是我问，你手机装了滴滴打车了吗？
她摇摇头，没有说话，可能是害怕说出“滴滴打车是什么”这句话时遭遇我凶狠的眼神吧。我有点生气了，大声质问道：“你平常不出门吗？滴滴都不装，你……”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无语到极点。我被一种荒谬击溃，仿佛回到了十年之前的那个场景。做日结工居然碰到好几个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亲历，真无法相信。有一个老头，他结工资不接受微信付款，他要现金。他事先准备好三十二元找赎的零钱，当领班把二百元红钞递给他时，他就迅速地从怀里掏出理得整整齐齐的三十二元纸币。
……打车都是我儿子弄的，我不会用那个。她躲避着我的目光，怯怯地说。
我能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那只能在滴滴上叫辆车送她去汽车站。可是，我瞄了她一眼，她正低着头抠手背。这女人去汽车站知道怎么坐车回长安吗？她不会连这个都不会吧，那不成傻子了吗？
我看着这个女人，衣着无品，身材干瘦，锁骨暴突，脖子上布满雀斑，还有，她的口红全糊了。这个年纪居然穿得这么低俗，她是智力有问题吗？不排除。阿兵曾告诉过我，农民工小学未毕业的非常之多。她不太说话，一副任人欺负的表情。我真的能掉头就走不管不顾吗？我管她干什么啊？塞壬，她能不能回长安关你什么事啊？烦死了……在愤怒中在悲伤中在被裹挟的某种情绪中，我居然流下眼泪。我在滴滴上叫了辆车，目的地输入长安，然后在微信里跟雪芳说抱歉，说突发急事要赶回长安。我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风中凌乱的表情。
在车上，我丝毫没有跟她聊天的兴趣，因为，即使她说的任何一种人生我都不会感到意外。回到家，我重重地把自己摔到床上。倒霉的一天。
下午在麻将室碰到刘梅，她问我最近去哪儿浪了，怎么不出来打牌。我说我被生活所迫去做日结工，每天赚一百六十八元。她是我老乡，比我小两岁，以前在一家工厂做财务，后来工厂倒闭了，她就再也没有找到活干。这女人不是个能吃苦的主，经常去麻将室打牌，输了不少钱。我偶尔去打，所以就认识了。那天下午，她又输得一塌糊涂。在弄堂口，她问我，你说的做日结工是在哪里啊，能不能带上我？我说做日结工很辛苦的，早上六点半，你起得来吗？
她看上去很沮丧，说，我有两年多没有工作了，输了几万块，老公在工厂工资也不高。无所事事，坐吃山空。她只是我的牌搭子，并不知道我是作家。她跟人合伙搞过地下六合彩，被人举报，罚了钱。还做过传销，卖保健品，最后存一堆货没卖出去。总之，这女人不像个正经人，我不想跟她有牵扯。说实话，我对“老乡”二字素来有阴影，老乡坑人的事历历在目。
嗨，这点小钱，你看不上的。姐儿是做大事的人啊。我笑着说，你老公哪里舍得让你去吃这个苦？
我有时对自己挺吃惊的，不同路数的人，话术也不一样，我驾驭得轻车熟路。这类话，对她是受用的，在牌桌上，刘梅喜欢炫耀她年轻时在老家的风光日子，说县委书记跟她是铁关系，各种大说话。她时常眼梢含春，对牌桌上的男人放电。
这货是个麻烦精，我唯恐避之不及。
她没说什么，对我做了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但嘴角有一丝苦笑。
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分，我居然在弄堂口看到她。她郑重地对我说，我等你好久了，带上我吧。
六、暧昧
罗姐在微信问我昨天去哪儿了，我说我在榜哥这里，但没好意思提昨天被赶出来的事。她回，榜哥有一家狗链厂，活好做，管得不严，就是食堂难吃，像猪食。我道了声谢，说准备去深圳的电子烟厂。她没有回话，我想把刘梅塞给她，这刘梅跟在身边总让人不踏实，她紧紧黏着我，甩不掉。
我上了昨天去深圳的那趟车，对，我就是不甘心，昨天被虐，简直是一生的污点。在哪里结的症，就在哪里解开，否则就会一直气不顺。只要前面半小时高度集中注意力，加快速度就能挺过去。昨天属于是突袭，事先无人提醒，所以逮了个现行。那领班的拦住我，他带着嘲讽的语气说，哈？昨天脸没有被打肿，还敢去？我看还是算了吧，自己掏钱坐车回家不划算，说着把我往外推。他目光越过我的头顶，看着我身后的刘梅。然后他又把我往旁边扒拉了一下，把刘梅迎了进去。
我还想再试一次，昨天是搞的突袭没准备好，今天一定行。我的语气没有乞求，但是听得出很有诚意。他一手叉腰，一手捏着烟屁股，眯缝着眼，突然凑近我的脸：想去啊，也不是不可以，就看大妹子给什么样的态度喽。我倒退两步，瞬间被一种既熟悉又可怕的感觉击中。
非常明确的是，我被当成了一个女人，一个有乳房，有子宫，有阴道的女人。在这个话语里，他的气息明确了这一点。你会问，你本来就是一个女人啊。可是，被人明确地指向了性别，指向了暧昧的可交配的潜意识是完全不同的。你会说，这分明是性骚扰，但我要说的，远不只这一个层面。
在我四十八岁的年纪里，在作家塞壬的世界里，我被当成是异性已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而我，无性别意识地生活已有多年。如果说性是一种资源，在我的世界里，由于这个资源极为丰富且内卷严重，一个女性在四十八岁的年纪，已然失去了这种资源，不再会有男性把你当成一个可以交配的对象去看，这里指的是大概率的可能。当然，在任何年纪，女性都可以主动支配自己的性资源，而非处在一个被选择的位置，而这里，我谈的是男性视角。可是，在那一刻，在日结工的市场，在我四十八岁的年纪里，居然有人向我发出这种久违的恶心信号。
罗姐跟我提过，在榜哥、陈太的队伍里，很多中老年人沉迷于情爱，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一些中老年人似乎只是为了黄昏恋才来做日结工。人生寂寞啊，罗姐说，这个年纪的人孩子都大了，任务完成，所以放飞性情，去弥补年轻时的缺憾。
这可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世界啊。怎么说呢，塞壬，在她的那个世界里，她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性别的人，作为女性的那种性魅力不再被人看见，被人欣赏，被人垂涎……而作为日结工黄红艳，居然收到了一个男人暧昧的性骚扰信息。那瞬间的震惊程度竟超过了对这件事本身的恶心感。
然而，令人难以启齿的是——假如换作是个年轻帅气的男人，换作是个与我的见识审美品行趣味相当的男人，那一番骚扰的暧昧之言还会令我恶心吗？面对这一假设，我居然是动摇的。是的，我已经不能非常明确地给出那个正确的答案。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女性的春天被延迟的世界里，我恶心的根源并不完全是性骚扰本身，而在于那个对象，他的底层身份，他的市井气息，他像一个低贱物种那样冒犯了我并给我带来耻辱感。我来做日结工，被人盛赞是有担当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作家，可是，我骨子里的优越感，那种高高在上的俯视视角，其实是一直伴随的，甚至深入骨髓。
啊，在日结工的世界，一个中年女性居然可以活色生香。于我，它似乎只能是一扇关上的门。那么多没有文化的穷小子跟中年女人的情爱故事也不在少数。这是一个有着肮脏活力的世界，开闸泄洪般的欲望，辛苦钱，长时间的劳作，男男女女，裸呈着动物的本能，那种直接的狂欢，让人猝不及防。
我捏紧的拳头又散开了，重新调整好表情，我的脸怕是变形得面目全非了吧。我再次带着憋屈下了车。刘梅见我下车，跟了下来。我果然还是甩不掉她啊。榜哥见我们还没有着落，忙跑过来把我们往另一家工厂里引，他说，狗链厂还缺人，上。这是一辆改装的电动三轮车，加长的车篷，挤一挤可以坐十几个人。中巴已满，过道都加塞了小凳子。这就是老莫家的赵师傅出车祸的那种车，我竟毫无芥蒂，径自踏上去。刘梅皱了下眉头，紧挨着我坐下来。看她自己的造化吧，做不下去，她會知难而退。
这车非常简陋，几根铁管子焊成的架子。两张近两米长被人的屁股磨出包浆的木板，蓝色的破帆布篷，脚下踏着的不是铁皮，而是留缝很宽的木板。一边坐六个人，有点挤，脚曲着，不能伸直。司机是一个略驼背的老师傅，光头，他肩上搭着条旧毛巾，脚下穿着一双脏拖鞋，紫灰色的老脚趾怒挣出洞。他跨上那张破了皮露出海绵的坐垫，脚一踩，油门一加，突突突，突突突，柴油发动机发出巨大的噪音，黑烟狂吐，车启动了，一路摇晃，跌撞前行。在颠簸中，我在想，当你不再是作家塞壬，只是作为一名普通中年妇女进入这日结工市场，你的遭遇就代表着众多女性的普遍遭遇。我的憋屈感从本质上来讲，本该源于权力的霸凌与人格的践踏以及男性视角对女性的玩物凝视。可是，某种程度上，我怀疑我的憋屈仅仅源于身份互换后的差别境遇所带来的尊严冒犯，这让我有难以释怀的不洁感。塞壬，你竟是如此不堪的人。车突然拐弯，人皆挤到一处，本来空间狭小，有人体味重，当我突然贴近一个黑胖的中年男人腋窝的那个部位，胃里一阵翻涌，我连忙捂住嘴。好在，狗链厂马上就到了。
我担心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这种有着安全隐患的车会被取缔。你会说，被取缔难道不是好事吗？对，是好事。可是……
七、这个钱，我们厂方出了
中巴先到，领班的带着几十个人在工业园门口等我们，原来这种电动三轮车有两辆，那辆也比我们的先到。领班让我们站成三排，五十多人，他拿着一个软抄本，让我们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他拿着手机给新人扫微信码，我进了群，群名就叫“大亨狗链厂”。他通过我微信时，突然说了句，姐们朋友圈真干净，一条都没有，那我还怎么点赞啊？这人体格壮实，平头，脖颈粗短，皮肤黝黑，四十上下年纪，金鱼眼，鼓眼袋，穿了件绛色圆领紧身T恤，乳头激突，笑起来两颊有很深的酒窝。他说话流里流气的，盯人的时候目力十足，浑身散发着色欲气息。女工，年纪二十至六十岁不等，有好几个化了妆，穿得花枝招展。
狗链厂的厂房是老式小高层，没有电梯，六楼。这栋楼全是工厂，正是上班时间，上楼梯的工人像移动的蚊群，密密麻麻，上到三楼，往下看，全是黑压压的人头。到了车间，大平层，我想应该相当于一个小广场那么大，没有空调，每条线的上方都掛着一排大吊扇;没有饮水机，墙角有三个自来水管，装了净水器，可以接热水。这净水器上全是水锈，至于它能不能净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要喝水的人别无选择。等热水的人在排队泡茶，轮到我，水不到九十摄氏度，我泡好茶拧上盖子，把保温杯放在墙上的木格架子上，那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杯，蔚为奇观。
我被分配到折衣服的线位。一条线的传送带有二十多米长，工人面对面坐着，衣服从上游流下来，我们从传送带上取衣折叠。我这才知道，新买的衬衫折得如此板正无痕是这样操作的。它有一个透明塑料板作撑架，折的时候要把衣服用力抹得平正，狗的衣服没有领子，所以相对更简单些。这活不难，而且它对速度苛刻的要求。可以带手机，可以跟邻座小声地聊天。当然，你也可以戴耳机。传送带下游的人把折好的衣服装进塑料袋，袋口有封胶，抹平排完气后粘上胶带，一件衣服就这样包装好了。装袋只有两个人，领班就坐在那里。原来领班也干活啊。
我看见刘梅分到另一条线，她在包装宠物磨牙咬棒。那个活也很好做。
宠物狗有这么多玩具，真是让人大开眼界。陪睡毛绒公仔，骨头、香肠状磨牙棒，飞盘，发光发声耐咬弹力球，智力按铃，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宠物发泄类玩具，造型怪异，颜色鲜艳，宠物狗咬到它的时候，它会发出惨叫。陪睡玩具实际上是宠物狗发情时供其发泄性欲的毛绒公仔，它们柔软，亲肤，样子可爱，能发出暧昧的声音。此外，还有狗舍、狗衣、各种材质的狗链、项圈，狗链上还装有电子定位器。我全然不知道，作为宠物的狗，关于它的商品竟如此丰富精美，有的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我看到一件小型母狗的公主裙，真漂亮啊，蕾丝花边，粉红色的蓬蓬纱，还有缎带。穿上它，那就是一条血统纯正，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啊。
正值疫情期间，订单饱满，全是外贸单。也许很多人认为宠物是人生的非必需品，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愿意与人打交道了。
坐我旁边的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除了我，他是我碰到的唯一一个戴眼镜的人。他这一批人已经干了一个多月，操作非常熟练。他看着笨拙的我笑了，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不是在折衣服，我把塑料板往上一铺，衣服就自己卷起来折好了。你看，你看。他这话说得很俏皮，那双手很是灵巧，一抹，一拢，一团，就成了，真的就像是衣服自己折好了一样。他哼着歌曲。哼的竟然是GAI的《哪吒》，他轻微地抖动双肩，嘴里急速地吐着RAP，忘我沉浸。在我看来，这是一首不属于这个阶层的歌，中国风的嘻哈说唱风格。
“从不拘泥任何世俗凡人的目光，我要奔向前方那光芒。是非黑白不需要你讲，我要燃烧所有生命赐予的力量。”这一句，我随着他身体的律动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出来。他做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睁圆了双眼，像要跟我斗歌似的加快了律动，嘴里噼里啪啦地说着一堆歌词。他，难道是学生工吗？
一阵狂喜，我居然在这里碰到了学生工。因为首饰厂严格的纪律，我已经打算放弃去靠近学生工了。而此时，一个阳光好动，话多开朗的男孩就坐在我旁边。可是，我到底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信息呢？我突然发现，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那种采访式的交流其实特别僵硬，目的性太强，也很无耻。我只须看着他，感受他，自然地描述他就可以了。
因为是本省的学生，所以他至少还可以干两周。他说他只休了两天，一个暑假iPhone13的钱差不多就赚到了。我觉得问“你为什么来做日结工”这种问题特别愚蠢，我为什么需要这种答案呢？
可是有一个问题倒是可以聊一聊，我说GAI红成这样其实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背叛。我已经不太喜欢现在的GAI了。
中国的现阶段也不容许GAI沿袭自己的初衷吧，他的愤怒与叛逆，那些粗口的脏歌词与中国这种教化功能的文艺标准是不兼容的。如果他一直在地下，在县城小酒吧驻唱那也无法为人所知。你没发现吗？即使重回传统，GAI的功底一样是很棒的。
我们俩都沉默了一会。两个日结工在讨论GAI，这个曾经在地下小酒吧驻唱的说唱歌手如今红遍中国，他频频出入各大综艺，再也不说脏话了。红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一种自我的异化吧。可是他依然喜欢着GAI，我笑了，GAI是那种有过“曾经”的人，他给了很多人那样的“曾经”。
他应该也意识到我不是一个简单的日结工，欲言又止，但没有再问。我也没有主动加他微信。午饭要先在领班的手中取餐券，我见他没拿，就喊住他，他挥挥手说不要了。我领了餐券跟在他身后，一路走到饭堂。我先前在首饰厂吃的饭堂是该厂自己的小饭堂，规模不大，菜色皆可。可是眼前的却是工业园区的大饭堂，容得下一千多人，分几个区。就餐时，一眼望去，可谓茫茫人海。免费区凭餐券可打一荤两素，收费区的特色小炒、烧鹅、酱肘子、饺子、牛肉面的档口就像城市商业步街一样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那个戴眼镜的不要餐券原来是嘴馋了。好吧，我也来一次付费午餐。这么多人就餐，场面可以用“恢宏、震撼”来形容，我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那学生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其实有很多场景我都想掏出手机来拍，可是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每一家工厂的大门都立了块牌子，上面有关于纪律方面的警告，有一条非常醒目：不准拍照。可这是饭堂，应该是没人管的。
凭良心说，付费区的价格比外面的馆子要便宜得多，这一盘牛肉炒蒜苗只要二十五块，这在外面的苍蝇馆子至少也要四十块，我还要了一份煎饺。我看见他打了一份红烧肉一个人端着餐盘坐了下来。我自带了碗筷，把餐券的那份免费的也打了。我在他对面坐下来，这小子看见煎饺立马用筷子扎了一个送进嘴里。刘梅看到我旁边没有位子了，她端着餐盘走到领班那边。
你这么吃还想买iPhone13？
偶尔，偶尔啦，免费的太难吃，都是水煮盐拌，烂熟，跟猪食一样。他没有抬头，然后发阴谋论：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饭堂跟进驻的商贩勾结，故意把菜做得巨难吃，倒逼工人去吃付费小炒？
你只是体验生活，那些不能改变命运的人却要吃一辈子这种猪食。你还是少抱怨吧。
人只能跟自己的过去比，跟自己在农村时一年到头才挣几千块的日子比，你非得跟王思聪比，那谁还有幸福感啊？我虽然是体验，但是这种艰苦的程度是可以承受的。他说，我同学五个一起来的，全坚持下来了。还有几个去跑快递，比这里挣得多，但也辛苦得多。
他这话里，有一种挺享受这种生活的意味。我十分不悦：窝头偶尔吃吃当然美味（这话的深意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当然听懂了。但不知怎么就戳中了他的肺管子，年轻人把筷子一扔，站了起来：那也比某些记者卧底选择性眼瞎只关注黑暗面的要好得多。他这话已经不是暗讽我，而是直接点名我的身份。我笑了起来，这是几天以来最有质量的对话。
“盲目唱赞歌是不对，但也没有必要夸大苦难。”他扔下这句话就走了，像是在告诫我要尊重事实。我突然很欣慰，年轻人头脑是清醒的。关于人格认知方面的讨论，他非常敏感，像个刺猬。
七楼的仓库可供休息。我去晚了，纸板被人抢光了。这仓库还是毛坯，没有装修，地面很多土坷垃，不平整。纸板本无主，先到先得，垫在地上，可以四肢舒展地平躺。已经有人发出了鼾声。我看见领班跟刘梅躺在一起，并排挨着，他俩脱了鞋，就像躺在床上一样。一顿饭的工夫，这两人躺在了一起。
领班能给刘梅什么呢？一张纸板就能让刘梅跟他躺在一起？不，这里面未必有令人憎恶的利益关系，而仅仅只是单纯的情欲？而且，他们不避人，至少我算是刘梅的熟人，她居然不避我。放眼望去，好多对男女双双躺在一起，他们是情侣是夫妻吗？我捡了一块只够坐的纸板，靠墙，把腿伸直。裤子沾灰没有关系，拍拍就好。闭上眼睛，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拿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下午换了个活，包装耐咬弹力球。这球能发光，正面有一张微笑的狗头，狗鼻子是一坨黑色的硅胶，微微地突了出来。包装要求把正面的狗鼻子卡在包装纸袋的圆洞里，然后用扎带系紧封口。座位换了，学生工坐在我斜对面。他的手快极了，简直让人眼花缭乱。这里的每一道工序他应该都很熟练吧。他旁边坐着一个像是在工地干苦力的大叔，紫脖子，一件破旧的T恤，眉间有一粒肉瘤一样的痣，中午曾从他身边走过，有很大的汗味。大叔的手是抖的，他拿不稳球，可是，要把狗鼻子准确地卡在圆洞里，需要当机立断，一次成功。如果没有卡准，等进了纸袋就很难转动去调整了。他手中的球突然脱落滚向传送带，甚至打到对面人的桌上，有人惊叫一声，站了起来。主管闻讯，也走了过来。主管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微胖，面如銀盆，声音温柔。她上前耐心地教大叔怎么卡狗鼻子。大叔身上味那么大，主管阿姨肯定也闻到了。在那么多人的注视下，他更紧张了，手微微地抖动。球还是脱落滚了出去。两次，三次，都滚了出去。
所有人的目光聚在他身上。空气凝结了，时间也仿佛停止了。
大叔面有惭色，他有些慌乱，低着头，嘟囔着说了一堆什么。但所有人明明白白听清了一句话：我干不了这个啦，我走。说着他起身要走。
领班走了过来，他喊住了大叔，老廖，那边有上货的活，你去做搬运吧。大叔只觉得丢了脸，抬不起头，他弓着背，逃也似的走了。领班在他身后喊，老廖，明天还来啊，安排你做搬运。
大亨狗链厂的主管阿姨没有赶人，没有说出马上滚蛋这样的话。
学生工问领班，大叔上午干了四个小时，有没有工钱啊？
领班愣了一会说，按规定中途退出的人，一分钱都没有……
学生工站了起来：那说不过去哦，干了活就得给人家工钱。榜哥不差这点钱。
领班听了这话，说，我跟榜哥商量一下，以前也发生过这个情况……这时，厂方的主管阿姨发话了，她说，别商量了，快去告诉榜哥，我们厂方出这个钱。
这些话，说得那么大声，所有人都听见了。我们听得一字不落。
下午车间微微地热了起来。我要如何描述这种热呢，像是心热，没有出汗，头顶的电扇在呼呼转动？我们感受到了热，但这个热字却难以说出口。这个感觉恰好停留在欲说还休的地带。这是经历了多少次调试才确定了这个温度？要是再稍稍凉快一点点就舒服了，就差那么一点。
晚餐的时候，刘梅埋怨我没有早点带她过来。我说，你找到新的乐子了？她踢了我一脚。
八、没有扇出去的耳光
我在狗链厂连做了五天，才看出一点端倪。早上去得早就能坐上中巴，下班靠抢，我哪里拼得过那些体格健壮的男人和大婶们，只得去坐摇摇晃晃吐着黑烟的电动三轮车。但刘梅每晚下班都坐上了中巴。那是领班留给她的。有两个大叔对我特别殷勤，有一个帮我抢中巴位子，早上还帮我排队泡茶，另一个告诉我一个巧宗，说早上分工的时候不要跟大部队走，直接进入后排的线位做事，有一条线是往包装盒里塞产品说明书，非常轻松，那里有一排办公室，人员进出要开门，空调的冷气从办公室漏出来，比别的地方凉快多了。我试了一下，果然，心中暗暗称奇。
我像猎人一样静静等候大叔们接下来的行动。然而没有，他们对我的关照仅限于此，并未逾矩。我暗自寻思，是我魅力不够，还是需要我主动暗示？一时间找不到头绪。一些年轻的小嫂子经常去撩学生工，说着说着就动起了手：弟弟，乳房让你摸一下也是没有关系的。那个戴眼镜的越是面生想躲，越是被女人们追着调笑。
这里面有一种集体劳动的欢快气息。让人愉悦。我在离开的时候，能记起什么呢？也许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不是一百六十八元到账的声音，不是种种憋屈，而是那种让人安静愉悦的氛围，就像雪悄悄落满山岗，时光悄悄在每个人身上移动。它适合经年之后的回忆。我现在看着它，恍若隔世，每一个瞬间的流逝，都是最后的告别。
大叔又约我去后排塞产品说明书，我摇摇头拒绝了。取巧的东西尝一次味道就行了，真当成正经事，显得无良奸猾。他见我不肯去，他也没去。最后，我们俩分到一起折包装盒。这纸盒还不是盒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平面纸板，按上面的折痕把它折成盒子只需要几秒钟。
大妹每天吃小炒，是个没有负担的人啊。他说。
我一惊，我每天都吃小炒了吗？没错，还真是。免费的菜太难吃，我只吃了两顿。我全然没有顾及自己是日结工，是为生活所迫得省吃俭用的日结工，我全然不知道这一点会被人看在眼里。有些事果然是装不出来的，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日结工就是装不出来。此刻我还需要谎言来掩盖。
上个月得了场病，身子虚，所以得补补。
我想着自己的样子，时常戴着耳机，一个人，沉迷于自己的世界。我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地注视过谁，没有把目光停留在谁的身上。在午休、晚休的时候，我低头刷微博，看新闻，关注塞壬的那个世界。搭讪我这样的人是需要勇气的吧。这么多天了，即使是演戏，我都没有真正融进日结工。隐约知道答案了，你这个人从头到脚都写着生人勿近，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今天早上，领班在中巴门口等着我们上车。我和刘梅一路小跑着，到了车门口，刘梅先往车里钻，领班在她屁股上拍了一下，轮到我，他也拍了一下。对，他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就像是，是他这一拍才把我们拍进车里。我愣了半秒，这算性骚扰吗？我后面的两个年轻女人也跟了上来，他也照例拍了一下，把她们也拍进车里。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公然对我做出这个举动，瞬间涌起一股恶心感，一种“我脏了”的恶心感。他当时在车门口候着，表情轻浮，他这只“咸猪手”应该不是初犯。我想发作，可是，那些女人没有一个表现出不适感，那一串行云流水的动作之后，配合大家陆续落座，天衣无缝，仿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仿佛是他们日常的一种问候方式。我突然黑脸问罪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而且，在那个氛围里，我真要黑脸，似乎非常不和谐，甚至是有点奇怪的举动？
我再一次松开了拳头。如果他胆敢在无人的私底下这样做，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耳光扇过去。然而没有，直到我半个月后离开，他也没有。我是误读了日结工男女相处的模式吗？那学生工，他会不会跟我一样有恶心感？
我跟大叔面对面坐着折纸盒子。我们聊起了家乡，聊起了在东莞的境遇。我先前编了一套个人简历，孩子已经在湖北老家读大学了，老公在工廠打工，自己出来找点活干贴补家用。最无懈可击最合乎情理最常见最普通的一套说辞。大叔频频点头，他江西人，多年前在东莞一家模具厂打工，小拇指被切断了，没有获得一分钱赔偿。他竖起小拇指给我看，末端没有了，它突兀地短了一截，当它突然进入视野的瞬间是可怖的。那是东莞留给一个打工人最深的记忆，伤痛，和永远的伤残。即使面对面，他也不太与我对视。折好的盒子是一个套着一个的，我们已经码得很高了，他上前把它们抱到另一边好腾出位子。
我们好像陷入了生命中的某个痛点。他清澈如水的人生履历：来东莞二十多年，老家回不去了，没有地。老婆腿不便从制衣厂取货在家里做些镶珠镶水钻的手工活儿，孩子都结婚了，女儿嫁到惠州，儿子在深圳打工。这样的打工人生履历是千千万万个人的。虽然黄红艳的那份是假的，但本质上塞壬的这份并不假：来广东二十多年，先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漂泊了九年，五次在大街上被抢劫，两次被入室抢劫，在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倒地痛哭，无钱交房租深夜逃走，在职场被打压挤对无故被炒，无望的爱情，频繁地换工作，搬家，没有地址，拖着行李在路上，在人潮拥挤的火车站，那些年，看不到一丝人生的希望，那些年，沉浸在黑夜的深水里……我是在写作中找到了唯一的光，在文字中唯一找到慰藉的人。
我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些留白，还有那些没有说出的话。在沉默中，我觉得身体的一根肋骨跟这位大叔的一根是相呼应的。他的断指，和他平淡的叙述，还有他从未抬头的表情，在此之前，我对他诸多轻浮的猜测太无礼了。我不是一心在等着他在我面前出丑的吗？想等到那一幕，那被我重重奚落的那一幕吗？
下午装车。开进工业园的加长卡车很高，后面的挂车放下护板的时候，搭了块斜木板供人走进宽阔的车厢。我跟几个女人在车厢里摆货，男人利用那块斜木板把货往上拉，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把车装满了。结束时，当我们走出车厢，发现领班的在下面向我们张开了双臂。其实，我们可以沿着木板走下去的。可是那一刻，我们都愿意让他在下面接住我们。先是刘梅，她屈腿一跃，领班叉住她的双肋把她往地上轻轻一放。她在空中还做了一个飞翔的姿势，他稳稳地托住了她。我是最后一个，领班向我招手，我也笑着学她们的样子，做了一个飞翔的姿势。
我似乎感受到另一种情感。它不是来自于性别，而是一群这样的人相扶着走过的人生。
我约刘梅去打麻将，被她拒绝了。做了日结工之后，她跟其他做日结工的大婶一样，配齐了行头：圆筒便当袋，拖鞋，可以用盖子喝水的保温杯。她渐渐不化妆了，我看她吃免费的饭堂，跟男人们谈笑风生，我的这个老乡没有坑我。再后来，她自带饭菜，还说可以帮我做一份。我正在考虑如何跟她圆谎，就是我为什么不再去做日结工的这个谎。
我从头到尾都在说谎啊。
九、我还会回来的
陈太那里我还是没有挤进去，不，我是被陈太嫌弃的人。罗姐说过，老板没有什么差别，除了个别工厂给的工资略高一些，价格都是十四块。那天，我从老莫的档口走向了榜哥，被他看见了，他叫住我：那个，那个女人，你跑榜哥家去了，我可没亏待你啊。他追在我身后喊，我说明天就来你家，明天就来。说着，急忙逃走了。后来去了蒋生家的档口，那是一家苹果键盘厂，活也好做。只是他家的车太难受，一辆黑色的轿车，后备厢改装了，全用来装人。我被塞进去的时候，脸贴在车后面的玻璃上，压着的嘴唇都变形了。
罗姐她们要求涨价的事失败了。失败了也得做啊，还有什么地方能给活干呢？
年前，我在综合市场买东西，突然肩头被人拍了一下，我一回头，是那位开电动三轮车的光头师傅，他喊了我一声妹子。这个人突然出现在塞壬的世界里，那一瞬间，我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激动。它在塞壬的世界是一个多么独特的存在啊，驼背的老师傅，他干着两份活，早晚那趟接送之外，他还在市场帮着商户送货。
手机的那个微信号，我时不时翻出来看。哦，我已经被踢出群了，所以再也收不到任何工厂的用工信息。微信的零用钱已有四千多块。这是一个我随时可以进入的地方啊，不设防，没有门槛，它永远向我敞开。我在想，这世上除了家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我在那里有一个自己的世界，有朋友，有值得信任的人，有清澈如水的履历，吃三块钱的红糖馒头，喝有咸菜味的茶水，为了争一个可以伸展双腿的活跟工友翻脸。在那样一个世界，我看到了生而为人最初的朴素情感。粮食进入肠道，变成大便排出来，干干净净。偶尔，我会被突如其来的感动怔住。去做日结工会成为我将来的一种生活常态吧。不为写作，不为什么，得空了就去做做。我扎根于大地如同水融于大海。
责编：王十月
作品 202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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