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好猎

　　1. 一个流民的奢望

　　1769年的一个初秋之夜。

　　乾隆帝在养心殿西暖阁里正在揣摩晋人的法帖，太监跪奏说吉林将军刚进贡来一批东珠，其中有一颗径达寸余。这些年，连五分的珠子都百里挑一，这颗巨珠的出现简直难以置信。

　　锦盒打开，赭黑麂皮上，这颗巨大的珠子发着皎如月华般的光。总管怯怯地说，或许是上面的熊油没擦拭干净，毫光没全发出来……乾隆轻轻抬起手，让他住嘴，然后让人把屋里的灯掩暗。

　　昏暗里，乾隆帝看着这颗珠子很久。他似乎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珠子，即便他爷爷康熙帝也未曾拥有过，对于每况愈下的满洲采珠，难道这是一个时来运转的祥瑞？

　　他问总管，吉林将军那边有没有说这颗珠子是哪个珠轩采获的。总管似乎早有准备，掏出吉林将军的一封信呈上来。乾隆帝这才知道了被他流放到满洲的江南人吴鹿宾，为了采到这颗珠子都经历了什么。

　　当然这一段紫禁城内的故事，是我的演绎。

　　不过，江南才子吴鹿宾那怅然若失的面容却从很早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少年时我因为去海林探亲，在亲戚居住的镇子，竟然发现还有一处名人故居。尽管这个叫吴鏖（字鹿宾）的名人我孤陋寡闻，完全没听说，但扫了一眼文字介绍、家谱以及那厚厚的一大本线装文集之后，不由得心生敬意。后来知道，他是乾隆年间的江南秀才，因罪被流放到东北这个苦寒之地。据方拱乾、方式济的宁古塔记述，关内流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更重要的是还带来了文化的火种、奏响启蒙的先声。吴鹿宾之前，已经有张缙彦、吴兆骞、陈敬尹等人做了文化开拓的前驱。吴鹿宾也开馆讲学，他对此也颇为欣喜，茹毛饮血之地也开始“彬彬弦诵，文教日兴”。民国之时，东北的文化振兴、名人辈出，并非从北大荒之地突然冒出来，其上层精英的文化基础大概离不开这些流人先前的培土润育。

　　当时记得绕到展馆的后面，看见靠着墙立着一块一人多高的石碑，覆盖着一头雪，有一角被砸掉了，碑身也有几条裂缝，有人大概怕碑碎了，用几道铁丝箍着。上面的字是繁体，字迹又漶漫，加上我当时的古文阅读能力非常弱，基本没搞懂这碑上写的是什么，大概读出碑题是《悼次子犀照探珠碑》。

　　这件事一晃就过去二十多年了。

　　因为读到一篇美国历史学者的论文，引用了很多东北流民的文字，我蓦地想起了多年前的这段经历，尤其是那一方茕立于塞外荒寒里的石碑，何其落寞。它或许一直在等待有人将它身上的这篇墓志从历史的沉积层中挖掘出来。

　　据吴鹿宾《磁心集》的“牡丹草堂主人小传”说，他是三十多岁时因为嘉兴的科闱舞弊案受了牵连，流放到宁古塔。此后的几十年里他始终念念不忘要回到江南的故乡，从其文集的名称就能联想到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但对于这种“政治犯”，要想得到皇帝的特赦是极不容易的。直到他五十八岁的时候终于觅得了一个契机。吴鹿宾多次从珠轩的珠丁那里听说，这些年东珠的采获每况愈下，不但数量逐年减少，而且尺寸、光泽、形状俱佳的上等珠，也是越来越难找。满洲的上百个珠轩，从领催到骁骑，再到总管，很多都挨了鞭子、罚了俸禄，甚至降了品秩。吴鹿宾萌生了一个想法：皇上的仁孝，举国皆知，如果他能找到一颗世间罕见的大珠，献给乾隆帝作为其母后八十大寿的寿礼，同时再以故土的双亲年即期颐而无子伺药于膝下为情由恳求圣恩，那常以孝亲示天下的乾隆是很有可能特赦他的。

　　2. 乌拉的宿命

　　读《磁心集》里的一些段落，我大受感动，甚至可以说是震撼。于是就想去找原书看看，可惜二十几年前那个名人故居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当初那本厚厚的线装书也已不知去向。但极幸运的是，一次在读另一本东北流民文集的时候，发现后勒口上的丛书目录里赫然有这本《磁心集》。如渔人泛尽武陵溪，本以为山穷水绝，却猛地豁然开朗。通过丛书主编得知，由于当时这套丛书出版经费用尽，出版单位终止合作，导致有几本计划中的文集没能出版，《磁心集》不幸就是其中之一。但幸好文稿他那里还有，于是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一本复印稿。

　　大约也是到了乡愁泛起的年纪，读了吴鹿宾先生两百年前的文字，方感到我儿时成长的那片白山黑水并非如清水般一见到底，而是也有层层历史的面纱，婀娜的故事。

　　比方说，所谓宁古塔，这个明清两代君主专制体系下的“古拉格群岛”，实际上并没有塔，“宁古”是满语里的六，“塔”是量词“个”，所以宁古塔并无塔。而“牡丹江”也并无牡丹，“牡丹”实际是满语里“转弯”的意思，因为有条大河在一个村落那里转了个大弯，而那条河就被命名为“牡丹江”。

　　牡丹江对于吴鹿宾、对于上百个珠轩几千名珠丁、对于负责管理所有珠轩的打牲乌拉、对于大清皇室，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一条有着华丽名称的河流，它是从吉林将军的驻地通往松花江流域的重要航道，清廷抗击俄军的水师基地，它还是贡给北京皇帝的东珠的重要产地。

　　为了满足皇室和贵族对东珠的需求，清政府在满洲地区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机构，即打牲乌拉。打牲乌拉的最高领导是乌拉总管，康熙时品秩是正三品。打牲乌拉下面专门负责采珠、采蜜、捕鱼等贡事的队伍叫珠轩，其中自然以采珠者为大宗。每个珠轩有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人不等，这些人叫珠丁。珠轩的数量也随着时间不断变化，1701年有33个，至1799年（嘉庆四年）为94个。

　　吴鹿宾父子是在1767年加入了巴彦琳秀的珠轩。吴鹿宾赌他这三年里，会找到一颗打动乾隆的完美东珠。

　　本来像吴鹿宾这样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流人，是大可不必参与珠丁这种苦役的。与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待遇不同，他们在流放地有时候会得到更友善的对待、更宽松的管理，甚至会被当地的官府或富人聘用。吴鹿宾就非常幸运，和宁古塔副都统的关系甚好，曾经给都统的儿子做过塾师。他在官衙里认识了乌拉的两位领催都尔甲、木刚朵，在和这些人的交谈中，了解了很多关于采珠的事情。起初吴鹿宾只是出于博物多识的兴趣，想将这些听闻写进自己的文集里，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历来的志怪搜奇的传统。有一日听都尔甲说去依兰哈拉的一队珠轩采到了一颗一寸的珠子，却在回程翻了船，淹死了几个珠丁倒不要紧，要命的是这颗大珠连同一百多颗珠子也落入江中。如果这颗珠子送到京城皇帝面前，圣上一定龍颜大悦，领催至少官升一级，其他赏赐更不必说，毕竟这样大的珠子已经多年未见了。

　　当时吴鹿宾灵机一动，想到自己能否通过这条途径获得乾隆帝的宽赦呢。虽然能否采到大珠也是看命，但毕竟有一线希望，总强过在官衙里充任幕僚余生也归乡无望。

　　而且吴鹿宾还有一件秘密武器，让他对自己的选择多了一些信心。那就是他的次子吴澄（字犀照）天赋异禀，不仅能在水中“闭气甚久”，而且天生一双神目，不但暗夜里“视物如白昼”，在水里、雾里也能穿透隔障，“视浊如清”。吴鹿宾对儿子“特异功能”的描述到底是如实记录，还是属于志怪之谈，并不清楚，但之后，吴澄的确在寻找大珠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鹿宾和两个儿子就这样加入了巴彦琳秀的珠轩。不过和其他珠丁不一样，父子三人属于编外人员，没有基本的年俸，采珠所需花费基本自筹，包括父子三人的小船。不过，他们也没有其他珠丁的定额，无论有无收获，他们也不会受到惩罚。

　　随着父子三人近三年的采珠生涯，我们不仅看见了清代一名珠丁的真实生活，更重要的是透过很多细节，我们还窥见了清朝对东北地区多元化的治理方式，以及这种治理方式背后的观念及其后果。

　　东北地区一直处于中原文化区域之外，产生了乌桓、鲜卑、柔然、女真这些所谓的东胡民族，而实际上，东北的民族远比中国史籍上这些常见的民族多得多。这些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不一样，大多是渔猎民族，生活于山地森林草地江河海岸之间。由于这种差异，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并没有将关内的州府县村这种统治方式移植到关外。在东北，清朝实行了多种并行的统治体系。除了满洲八旗制度，还有其他民族的八旗建制。除了八旗制度，还有像打牲乌拉这样专司进贡的机构，以及会盟、“女婿”等各种方式，管理着很多原来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部族。

　　这些统治机构中，打牲乌拉的作用非常独特。“打牲乌拉”是满语汉语的合璧，满语里的原文直译是“布特哈乌拉”，布特哈是狩猎的意思，乌拉是江，所以这个词的意思是“江边的猎人”。汉语将“狩猎”转译为“打牲”，而乌拉用的是音译。打牲乌拉的总管衙门设在今吉林省吉林市乌拉镇境内，这是一个专门为清朝皇室和上层贵族寻获贡品的机构，直接管理的各类牲丁有几千人，加上这些牲丁的眷口，约有五万之众。

　　但这几万人为什么会被朝廷指定采捕这些贡品呢？

　　吴鹿宾在和牲丁的相处中得知，打牲乌拉人早在满洲人崛起之前，就生活在此地。吴鹿宾知道明代有人写东北有所谓“江夷”，擅捞蚌采珠，说的应该就是这些乌拉人的祖先了。乌拉人曾经垄断了与明代中原地区的东珠贸易，但随着满洲人的崛起，乌拉人的东珠贸易被切断，而且东珠还要进献给满洲人。所以当满洲人开始在松花江流域扩张时，乌拉人成为最先的抗击力量。努尔哈赤最初想用联姻的方法来安抚，但没有奏效，于是他亲自率兵征服了乌拉人，然后将其变成包衣，规定进贡东珠、蜂蜜和人参是其义务。

　　毫无疑问，牲丁的生活是相当悲惨的。就以吴氏父子三人充任的珠丁为例，每年农历四月出发，其时“山之阴处，积雪尚白，谷中之溪，薄冰犹在”，一路上风餐露宿自不必说，江河辗转，跋涉千里，到八月九月方可收工。

　　而具体采珠的过程也是相当辛苦且危险：“采珠者以木或竹插河中，腰缠长绳入水，挨次拾蚌于袋中。毕则振绳，舟中人则挽绳而升之。”吴氏父子第一次随队采珠就碰上了人命事故。一个珠丁顺着竿子下去后，不久就浮上来，是在水底中了风，当场溺毙了。第三年是一个珠丁被所谓“草爬子”叮咬了之后，得了热痹死了。而珠丁的死在同伴和领催看来，都是极平常的，给死者家眷几两银子几袋米粮就算抚恤了。珠丁由于常年涉水，“湿寒侵体，痛生綮节，手足未有尽其常形者……（珠丁）入水前常豪饮，或以酒摩其腹背，久之，多有成癖者，其醺醉入水，不辨上下东西而死者甚夥”。

　　实际上不仅珠丁如此，其他种类的牲丁同样也非常悲惨。吴鹿宾记录他所听闻的有的蜜丁被野蜂蜇盲，有的从悬崖上失足摔死;有采松子的松丁被熊撕碎的;有鱼丁被“龙”（或许是体型巨大的鲟鳇鱼之类）撞翻了船溺死或被吃掉的;有参丁被虎豹咬死或伤残的，甚至可能被蚊子咬死。

　　但凡此种种，与专司进贡毛皮的部落相比，就算不得真正的危险了。进贡毛皮的猎人冻死、饿死或突遇暴风雪迷路而死并不罕见，而在上交虎皮、狼皮、熊皮这些贡品时，他们毫无疑问要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凶猛的野兽，虽然猎人有很多避免危险的手段，但在深山密林之中，猎人并不总是占尽优势，毕竟虎和狼也是自然界最为出色的猎手。吴鹿宾曾经记载了一个叫唐儿黑的地方有虎极其狡黠凶猛，伤了十几条人命，且都是寻找贡貂的猎人。吴鹿宾叹息道：“虎狼之皮，非草木禾莠，不可复生，以此为役，虎狼皆不堪其苦，况猎虎狼者乎。”隐隐有柳氏苛政之刺。

　　几年的珠丁生涯让吴氏父子充分体会了乌拉人残酷的生存境况。吴鹿宾甚至私下里和那些沮丧、消极、常有怨言的珠丁有过交流，试探着问他们，为什么要忍受这种没有尽头的苦役，而且不仅自己如此，子子孙孙也都要如此。他们会捕鱼，也会狩猎，完全可以躲避到更遥远的地方生活，毕竟从关外到黑龙江畔，甚至翻过外兴安岭，直到大海之滨，森林江河无穷无尽，不用担心找不到乐土。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想法是书生之谈。打牲乌拉的上层贵族和头领们已经习惯了在清朝的统治机构中生存，用现在的话说，他们的民族意识相比于阶级意识是次要的，他们更倾向于利用清王朝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维持乌拉人的社会生活，这或许比他们以前要独自频繁处理族内部落争端、反叛更为方便、有力，只要清王朝继续依靠他们来统治乌拉人，不危及他们的地位，他们更愿意在清朝的统治体系里生存，而不是带领乌拉人逃出清朝的版图，获得“民族自由”。

　　同时，吴鹿宾还发现，乌拉人在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后，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他们被称为“食粮人”，也就是依靠清政府发放的粮食和饷银来生存，那种靠渔猎获得的食物日趋减少。虽然从朝廷领取的饷银只有每月一两，且还常有罚款、克扣和拖欠，但却是购买关内来的物品所必需的。来自中原的生活方式对乌拉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茶、盐、糖、酒、丝绸、棉布等成为乌拉人生活的必需品，随着关内商业网络的不断渗透，宁古塔、烏拉等地区“居然有华夏风景”了。可见一旦脱离打牲乌拉的体系，他们获得这些物品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于是，打牲的劳作，既辛苦又离不开，成了乌拉人的宿命。

　　3. 帝国的元气

　　吴鹿宾在如此辛劳的采珠工作中，生出强烈的疑惑。

　　为什么宫廷需要如此之多的东北贡物？乌拉各部需要进贡的各项物产之多，让吴鹿宾为之瞠目。在吴鹿宾加入珠轩的时期，打珠牲丁大约有2000余人，每年定额为1000余颗。在乾隆一朝六十年间，共计打珠55次，得东珠100127颗。若按“百蚌一珠”的说法，被捞起杀死的河蚌以千万计。

　　蜜丁则需要每年“贡进白蜜十二匣，蜜尖十二匣，蜜脾十二匣，生蜜六千觔，共计重七千七百八十余斤”。松丁打获的松子是满洲皇室祭祀祖先和制作民族食物不可缺少的原料，松丁的任务是“二十二石九斗二升，计重八千七百觔。如遇闰年，则加添一百七十觔”。参丁每人的定额是一斤八两人参，总共上交官参三千两。

　　清朝皇室为何每年消耗如此之多的物产呢？

　　以东珠为例，皇室由于推崇东珠，服冕饰物上极为频繁地使用。比如皇帝的一套朝冠、朝带就要使用242颗，乾隆造楞严经板一次使用445颗。吴鹿宾当然不可能知道，一百多年后慈禧的棺椁里陪葬的东珠有20000多颗。即便贝子的一副朝冠朝带也要使用13颗，足以让一个珠轩辛劳一年。

　　而东珠还是皇室最为看重、最为珍惜、限制最严、使用范围最小的贡物，奢靡尚且如此，蜂蜜、松子、贡鱼等其他物产之浪费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用于生活之铺张、靡费，像人参、毛皮也是皇室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努尔哈赤在和明朝交战之前，就通过人参贸易赚得大量白银。1607年由于明朝中断辽东马市，后金的10万斤人参腐烂成泥。入关后，人参的销售加上针对民间人参贸易的课税，每年可为清朝国库增加白银150万两。

　　这就是清朝皇室每年都要催收巨量贡物的原因。

　　贡物的持续消耗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吴鹿宾说单从两三年看打珠的收获或许有起落反复，“但以十年二十年观之，其势甚明。”史学家谢健通过珲春档案发现1786—1790年的五年，东珠采获数量出现可怕的断崖式下降：在布尔哈图江，东珠产量从每年87颗锐减至18颗;在噶哈哩河，产量从78颗降至17颗;在海兰江，从75颗减至0。1786年，珲春地区出产了240颗贡珠;1819年仅有36颗。

　　其实不只是东珠，打牲乌拉的制度化采捕造成的生态退化是普遍性的，人参、野生蜜蜂、鱼类等等，都在迅速减少。比如人参，野生人参的采获数量从乾隆末年就开始迅速下滑，朝廷印制的特许参客去关外刨参的“许可证”（即参票），总有很多发放不出去。比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印了5000张，只发出一半。到了咸丰年间，野参已经稀少得难以维持乌拉参丁的采参成本了。

　　清朝皇室需求量巨大是造成生态衰退的最重要原因，用吴鹿宾的话说是：“取索太甚。古语云，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荒，畋不掩群，不取糜夭……”

　　其次是采获手段的落后，从今人角度看可以说是相当残忍，根本不考虑可持续性。比如打珠，珠轩每到一处贝床，“尽取河中之蚌，不辨大小耆幼，倾之船上，以刀劈之，壳崩筋断，无复生矣。而有珠之蚌，百中无一，若问可贡之珠，非杀千数不可得也……碎蚌盈舟，倾于江中。常见他轩所采之床，蚌积于岸，如小丘云，腥臭靡野不可当，蚊蝇覆之如云，虫鼠其间如集……”

　　与生劈硬砍相比，另一种取珠方式之残忍也不遑多让，将捞出的河蚌浸在巨釜中，“加之热水炙其壳，其肉即自脱，其珠即在壳肉之际，剥而取之”。

　　打松子的方法也同样粗暴，为了取松塔直接将松树砍倒。

　　这种落后粗暴的采获方式，重创了东北地区的生物种群。当河蚌、鱼类、野蜂、人参的数量降低到某个临界值时，其数量将不是沿着缓慢的曲线慢慢下降，而是断崖般地骤减，甚至不可挽回地灭绝。

　　但牲丁的粗暴并非出于自愿。吴鹿宾跟东北地区原住的渔猎部族接触较多，对于他们的自然理念有所了解，就像世界上其他很多古老民族一样，在对自然索取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套限制过度索取的哲学。牲丁的粗暴更多的是因为贡额之繁重，以及完不成贡额惩处之严厉。对于普通珠丁而言，完不成定额，少一颗珠子就要挨十下鞭子，饷银和其他福利也要打折扣，对于生活于底层，本来就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他们来说，原来他们生存其间，他们熟悉热爱的山林江河变成了令人绝望的无穷苦役的监狱，他们的劳动当然不可能是愉快的、满足的。在这种进贡产业体系里，每个珠丁都是一个零件，就像工业化社会里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他们同样都沦落在异化的劳动、异化的自然里。

　　但奇异的是，据谢健的研究，清朝皇室并不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贡物的减少是由于生态的衰退，而是归咎于打牲乌拉的管理不善，地方官员、军人的贪污腐败，牲丁们不能尽责，以及关内人的盗采，等等。

　　所以朝廷一方面休猎、休采，令物产恢复繁育，另一方面进行了制度改革，加强军事管理，打击官员腐败和盗采。乾隆帝下令在通往吉林的参山和贝床的水陆通道沿線设立岗哨，即卡伦。通过这种严密的控制，来打击盗采、盗猎和走私贡物。1748年，乾隆更是下令让吉林将军监督所有采珠行动。通过地方军政长官直接管理打牲，剥夺了乌拉总管原本的权力。所有的注册、统计、与朝廷联络工作都归给吉林将军衙门，东珠送到北京前就被贴上吉林将军的封条。尽管乌拉牲丁仍然承担这项工作，但他们丧失了自治权。采珠成为一项边疆官员的事务。

　　可是不论朝廷采取他们自认为多么有效的应对方法，贡物仍旧不可挽回地减少。

　　然而，清朝皇室却从来不公开承认这些野生资源的枯竭。相反，他们对于东北的丰饶有着某种神秘主义的信仰，这使他们相信，他们对于贡物的需求并不繁重。东北在他们看来是纯净无瑕、永远不会腐朽衰败、充满无限生机的宝地，因而就能源源不竭地生产东珠、松子、鱼类、人参、蜂蜜、皮毛、猛禽、野兽……

　　这种观念还是由乾隆帝做了最好的表述。1743年，乾隆帝在《御制盛京赋》中赞美了满洲地区的富饶：“法天则地，阳耀阴藏……形胜之选，奕世永赖。俯临区夏，襟控中外。”这里不仅生息着虎、豹、熊、罴、鹿、獐、獾、貉、苇、茅、蓼、雉、雁、鹭、鹤……对于乾隆帝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满洲的生命力不仅限于动植物，她的力量同样可以传递给人类世界。作为一位满洲“圣主”，乾隆帝与满洲的虎、豹、珠蚌、人参等分享那种素朴的活力和野性。

　　由此，我们就进入了关于满洲贡物的最深层的性质。这已经超出了这些贡物的实用价值和一般的象征意义。

　　在清朝皇室的器物价值等级体系中，满洲贡物是处于顶端的。

　　就以珍珠为例。吴鹿宾说，清朝皇室和旗人贵族尤为推崇东珠，称呼东珠的词和别种珍珠都不同。其他的珍珠，满语里叫“尼屈黑”，而东珠叫“塔纳”。清朝皇室最重要的服冠上都以东珠为主，而不用别的珍珠，充分说明了东珠的价值远在其他珍珠之上。但中原文化中，历来广西合浦的珍珠更为知名，号称南珠。

　　中原的医生历来最为推崇的山西人参（党参），也被清朝王室置于东北人参之下。

　　还有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毛皮。汉人本来有很早穿毛皮的历史，《诗经》里就提到羊裘狐裘，《周礼》里有专司裘皮的职官。但在明清鼎革之际，由于民族矛盾造成了毛皮与丝绸之争，汉族人认为穿毛皮是蛮族的特征，文明人应该穿丝绸，但清朝皇帝不断强化毛皮在服饰中的地位，并通过嘉奖和赏赐来突出毛皮的尊贵。

　　那清朝皇室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将来自满洲的贡物凌驾于中原物品之上的理由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再重温一遍乾隆帝《御制盛京赋》里的这句话，就会得到更多启发：“法天则地，阳耀阴藏……形胜之选，奕世永赖。俯临区夏，襟控中外。”

　　首先，阳耀阴藏赋予了东北地区神秘的元气，这种元气让东北生息无穷无尽的珍贵物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清朝皇帝用满洲最珍贵的物产丰富自己：貂皮袍子，镶嵌东珠的帽子，吃着松子、鳇鱼，看着御苑里东北送来的虎鹿狼雕，他们营造了一种满洲物产环绕的景观和氛围，并以此来获得满洲大自然的元气，在他心中满洲是一个永恒的源泉，源源不绝地为帝国提供支持和世俗力量，即“奕世永赖”。

　　其次，东北是满洲皇室的发祥地，是龙脉所在，在一种神秘意义上关系王朝的命运。皇太极就说：“乌拉总管衙门，原系我朝发祥根本重地。自太宗文皇帝御极之初，专为采捕本朝各坛庙、陵寝四时祭品而设。”所以东北的物产不但要保持丰饶、源源不竭，还要纯净，未受污染。这就是为什么当野生人参已经极其稀少的时候，皇帝却坚决反对当地人种植人参（秧参），还严令吉林将军专门组织军队巡视、捣毁参客们偷偷开垦的隐秘参田，因为这些秧参不纯净，“以伪乱真”。

　　再次，围绕着贡物制度形成了龐大的体系，辐射东北极其广大的土地和人群，是清王朝管理边疆的重要手段。这种方法虽然不通过军事和政治，但通过进贡——赏赐这种交互方式，将东北亚地区的众多部族，纳入与中原地区的同一个物品交换体系中，即所谓的“俯临区夏，襟控中外”。

　　由此可见，东北的贡物对于皇室的江山社稷，以及他们的文化心理具有何其重要的价值，因而东北的生态是不可能也不可以衰退的，因为那样的话，就意味着不得不承认东北所蕴藏的神秘的生机、活力（元气）耗尽了，而这可能就暗示着国祚的终结，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4. 宛在水中央

　　吴鹿宾父子在经过了三年辛劳的珠轩生涯之后，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吴鹿宾在此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1769年七月的夜晚，珠轩的十几条船航行于牡丹江上，他们打算寻找宿营的地方。吴鹿宾的次子犀照以其特有的禀赋，在河岸的森林之上发现神秘的光彩，扶摇直上，直入斗牛，光华之中有亭台楼阁、仙人伎乐、车水马龙。当然这种神秘的现象只有犀照的眼睛能够看到，吴鹿宾认为，这或许就是巨蜃夜晚为吸取月亮之精魄而张开蚌壳时，吐出的瑶光蜃气。父子三人决定偷偷去寻找这个地方。

　　他们果然在一条河汊里发现了贝床，据犀照说，强烈的光芒让河面如同白昼，在船上就能直视河底。河底巨蚌层层叠叠，显然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犀照很快就发现了吐出光华的那只巨蚌，或吴鹿宾所说的“蜃精”。

　　但这次决定性的打珠发生了悲惨的意外。犀照潜入水中后被巨蚌“咬”住了脚。在巨大如牛的蚌精面前，犀照根本无力逃脱。他的哥哥跳入水中，想来救他，却在水中如遇大雾，伸手不见五指，只好惊恐地回到水面。犀照自知无力逃脱，索性探身进入蚌壳之内，挖出一颗大珠，装进布袋，拴在杆头。

　　吴鹿宾在船上等待了两个时辰，他心爱的儿子没有浮上来。父子二人带着那颗珠子回到营地，这颗巨珠震惊了所有珠丁，让巴彦兴奋异常，他们甚至顾不得为刚刚意外死亡的犀照哀悼，而是一起围着篝火开始喝酒庆祝。

　　吴鹿宾的故事打动了乾隆帝，他终于获得特赦，可以带着一大家子回江南故乡了。可是他并没有离开，他让大儿子带着家眷回嘉兴代他尽人伦，而他自己孤身一人留在塞外。其中的缘由，碑文上的那句“弱冠之子，一身何托;负江含垢，吾心何安”，已经给出了足够的暗示。

　　看电影《血钻》时，有感于钻石业的残忍，可以想见孤老于东北的吴鹿宾看着牡丹江水，惨白的月影就如那颗挂满泪痕的巨珠。

　　一百多年后，英国人埃文·詹姆斯、德国人古斯塔夫·雷德、俄国人佩楚洛夫先后来到白山黑水探险游历，他们无不惊叹于这里的丰饶，赞叹这里是与世隔绝、未曾开发、荒无人烟的伊甸园。

　　他们错了。

　　他们之前的两百年里，满洲的江河山林都经过了一个帝国制度严密的过度开发，他们的确看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但那些满洲皇室最珍视的贡物却灭绝或变得非常稀罕了，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早已经被转变和重建的自然。而那些被迫在这块大地上辛劳的牲丁，他们的故事则被深深缝进帝国日趋沧桑的皱纹里。

　　责编：梁红

　　作品 202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