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纳

　　如题。

　　一年前，我收到《戚真赫文集》。

　　封里印有作者简介：“戚真赫（1967—2015），曾用名‘卫东’‘渭冬’，山东威海人，文学博士，肇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简介上面是以丛丛草木为背景的作者照片，很青春，很好看，像是我1999年第一次见到的她。

　　夜深沉，恍惚地仿佛听到电话铃响，仿佛听到她的声音，温温地、缓缓地叫我一声“刘老师”。我说过她：你怎么总是深更半夜骚扰我？

　　曾经，有三人会在午夜打来电话：两个同龄朋友和戚真赫。五六年间，这三人先后去世。我已习惯了在静寂中度过一个个无人打扰的午夜和凌晨，时或怀恋有人打扰的日子，挂念已经不须挂念的死者，忆起一些相处的细节，心中袭过温热和悲凉，时或又生发疑窦：我比一些人活得长，是幸运抑或是不幸？

　　一

　　朱寿桐先生在为《戚真赫文集》所作“序”中两处提到我，称我是“她的人生挚友和学术榜样”。

　　我哪能做谁的“学术榜样”，尤其不能做戚真赫的。

　　她比我热爱学术，她的学术起点比我高。

　　她第一篇单独署名、公开发表在学术刊物的论文是《无法言说的真实——由〈颓败线的颤动〉探及鲁迅意识的或一层面》（以下简称《无法言说的真实》）（《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7月号）。当时有人说这篇论文“不一般”，我读后认同“不一般”的评价。论文以独异的角度进入，抵达鲁迅所“洞悟”的“生存本体的罪感”。

　　戚真赫收获了一些夸赞。有人说，这篇文章不像女人写的。出自男学者的这一感觉，该算表扬吧。在很多男人看来，女人感受力强思辨力差。《无法言说的真实》彰显出作者更依仗智性而非感性。

　　戚真赫的弟弟戚春涛先生回忆：戚真赫感慨过自己做什么事都不顺。然而，就她的学术起点和所得到的认可看，还是比较顺的。这与时势有关，也与行业周期有关：那时，现代文学研究已不属显学，但还留有一些曾是显学的末梢效应。那时还有人会比较认真地看看别人的文章，那时尚未涌现汹涌的论文潮。

　　戚真赫算不得怀才不遇。

　　那时的她，有很高的自我期许。1999年，我收到她的信和《无法言说的真实》的打印稿。确凿地沉淀于记忆的，是她对学术抱负的陈述，全无其他考生的谦逊态度。

　　她写信給我，是为报考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好几个人向我推荐她。孙郁先生曾托人带话，之后遇见，又说她的文章好，有学术潜力。而当时孙郁作为编辑，只读过《无法言说的真实》这篇尚未发出的论文。

　　那时社会科学院博士招生中外语考卷的难度是出了名的，没考过分数线不能进入复试，戚真赫因此没考上。但很奇怪：有的凭外语考分读博的学生外语并不好。

　　招生时导师有一些自主权，比如争取“破格”什么的。但我想：如果不按考试成绩招生，不是拿考生开涮吗？听人说招学生须看学术潜力，须看人品。关涉年轻人前途命运的事，我凭什么信任自己的眼光？我又没长火眼金睛。再说，是研究生院招生又不是我个人招生。我从来不觉得我指导过论文的硕士、博士就是“我的”学生：他们是经过一道道程序考来的，他们得到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书上签的是单位领导的名字。如果不能得到那两张纸，人家凭什么来跟我读“现代文学”？假设我个人发个广告招学生，既没毕业证又没学位证，会有人理睬吗？况且，我也没什么“薪火”可传承的。遇上目标明确，日后打算在学界上进的考生，我会劝他试试投奔大伽。

　　在职时，我尽量少带学生。遇到机会，浑水摸鱼地办了退休手续。

　　我和戚真赫错过了做师生的缘分，我不遗憾，她也不遗憾。

　　二

　　2003年在广州，又见到戚真赫，只觉得样貌变了，瘦瘦的、弱弱的。那次她是来广州开什么会，我们聚了聚。去年翻出一张照片，四人合影：邓国伟、戚真赫、张梦阳和我。背景中的紫荆花开得灿烂，他们三人都笑着。邓国伟于2013年去世，享年69岁;戚真赫于2015年去世，享年49岁。张梦阳活着，正老而弥勤地写他的大部头。我也还凑合活着。

　　2005-2009年，戚真赫在暨南大学做“博士后”。别人做两年，她“后”了四年。

　　我和她，就是从那时接近的。每隔一两个月，她会约我去逛街。我对广州的路不熟悉，她也是，我们只在岗顶一带走来走去。四年间，我们几乎逛过那一带的每一家店铺，每次都在同一家小店吃双皮奶和陈村粉。

　　有时，还和其他人一起逛，比如黄灯。前些时有人问我：黄灯还理你吗？她现在名气比你大多了。黄灯已是很有影响力的非虚构作家，我们还是好朋友。而且，每次见面，她都会提到戚真赫，催促我写写戚真赫。她比我看重文字记述。

　　戚真赫去世后，她弟弟戚春涛（小李扔刀）在电话中说：“我第一个电话打给学校人事处，第二个就打给您。常听我姐说您是与她关系最好的老师。”我解释自己并不是她的老师，是朋友。对她所体认的“关系最好”，我也惭愧。

　　戚真赫确实没有把我当作老师，她从未与我交流过她研究了十几年的王国维。

　　在暨南大学做博士后延期的两年，戚真赫时或深夜给我打电话。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她回肇庆学院工作以后，延续到她身罹重病。

　　那些午夜至凌晨，我听着戚真赫的倾诉，曾说：“你把我当作话语垃圾桶了。”朋友的功用之一是互做话语垃圾桶，而我不会向比我年轻的人倾倒话语垃圾，甚至早就没了向谁倾诉的欲望。愿意向我倾诉的也没几人——奋发上进者没时间与人闲扯，我又没资源帮人办事。

　　我还对戚真赫说：你该给我点陪聊费吧？她总说：欠着，先欠着。

　　友情经相互“欠着”滋长。

　　每隔几个月，我会收到她寄来或托人带来的芡实。超市卖的芡实是半粒半粒的，颜色比较暗，她寄来的是整粒的、圆圆的、很鲜亮的红褐色。去年收拾旧物，见到她的一张字条：

　　刘老师：昆布用来煲汤（排骨或其他），或打汤，一次用一包的1/3即足够;或凉拌（您自己斟酌用量，大约1/2包即可）。

　　海带丝在您懒得做饭时可做咸菜或小菜下饭用，也可打汤。

　　紫背天葵用以祛暑。

　　总之，这些都是懒人偷懒的好材料——祝您偷懒愉快（昆布可是秦始皇吃過的蓬莱仙草）！

　　字条上有她的签名，有日期：8月4日。是哪年？想不起来。我甚至想不起来昆布和紫背天葵什么样子、什么味道。但真的见字如面：我曾得到她细心、暖心的牵挂。她自己的生活敷衍凑合，本不是细心人。我却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人太容易忘记别人对自己的好，又太容易记住自己对别人的好。我本以为自己不是这样的，其实也是。

　　我不喜欢以物品与人礼尚往来，但戚真赫总给我捎东西，我也回赠一些，却没有她那样用心。我能为她做的，也就是在深夜陪聊。

　　戚真赫去世后，我在邮箱里找到一封邮件，是她在某次午夜聊天后写的。有这样的话：“真的感觉无以感谢——多少陪聊费都感谢不了。这年头没人会这样劝你，督促你，为你着急。而你的苦心和关心不仅让我感觉很温暖，而且让我感觉很踏实……”

　　感谢过了，她听我的劝吗？不听。

　　三

　　戚真赫的博士导师朱寿桐先生本不同意她以《王国维的理念世界》作为学位论文选题。

　　如果我是她的导师，也会不同意。

　　朱寿桐在为《戚真赫文集》所作“序”中回忆：“我至今记得她确定研究王国维时的那样一番坚定与决绝。”“其‘本体’动力是什么，我不知道，但那种决绝的态度不仅令我深有印象，而且甚至感到有一股不寒而栗的悲壮意味。我找不到否定她做这种选择的理由，也就只好同意。她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甚至说出了如果不让研究王国维，她会怀疑自己将要取得的这个学位的价值之类的话。我当时为她的固执以及不够理性颇感不快……”

　　如果我是她的导师，也会“只好同意”，也会认为她“固执以及不够理性”。

　　戚真赫逝世后，我通读她的文字，寻绎她从阐释鲁迅转向研究王国维的动因。

　　她在第一篇论文《无法言说的真实》开头说明阐释意图，是“在生存论的意义上”探寻鲁迅的“精神深处”。此后，她常使用“生存本体”这个哲学概念。她可能认为，王国维更适合做寻索“生存本体”的中介。

　　她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最后一章中，对鲁迅和王国维做定位性评价：“对现代历史与文化，对现代生存而言，王国维与鲁迅意味着两种存在典范。”她认为“鲁迅意味着现代境遇中承担终极意义丧失、价值分裂和意义歧义的可能性”，而王国维探求的是“世界人生之根本”“宇宙人生之真理”“无穷追索的本源、永恒与终极的意义”。她极力称颂王国维作为存在典范的“另一极、另一种意义”：

　　王国维所成就的是理想化的、终极大全式的理念世界，全而粹的人格形态，统一稳定的精神品格，纯粹圆满的价值根基。

　　她反复用这样一些词语描述王国维的理念世界：纯粹、圆满、理想、整合。

　　论文的最后一节九千多字，极少引文。我粗略数数，她至少十九次说到“纯粹”“圆满”，还有几次说到“绝对”。

　　我不认同戚真赫对王国维精神世界的表述，而我似乎明白了戚真赫为什么那般执拗地一定要研究王国维。我疑惑：她究竟是在论述王国维，还是构撰并发抒自己的精神理想，找寻形而上的人生意义？

　　戚真赫曾在个人简介中写道：“思维喜寻根究底。”

　　“生存本体”涉及生也涉及死，通向“本源”“终极”等形而上问题。如果刨根究底，必须面对鲁迅《野草》的主题词之一——“虚空”。我是不敢往深处琢磨的，而戚真赫偏要经由研究王国维去刨根究底。

　　博士论文的最后，戚真赫说到由“王国维的存在及其自杀”引发出的“终极价值的追问：之于价值，之于自由，之于人类困境，之于其中的个体存在……”

　　学位论文以省略号结束，不规范。而戚真赫写下的那六个点，包含着她尚茫惑的思考。此后十余年，续写被省略的内容，成为她生命中的执念。

　　戚真赫去世四年后，我面对这个省略号，眼前仿佛晃动着她瘦弱的身影，想起她的苦执、不识时务，以及朱寿桐先生曾经感受到的“不寒而栗的悲壮”。

　　四

　　《戚真赫文集》的“作者简介”还说她“在《鲁迅研究》《文史哲》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多篇是几篇？

　　《文集》收录了戚真赫在刊物发表过的五篇论文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刊物发表的论文中有三篇是学位论文部分章节的修改稿，《文集》里的文字有重叠。

　　戚真赫去世后，我请年轻人帮忙，在期刊网搜索到她的论文六篇。后又从纸质的各种“丛刊”“增刊”中找，找到了《五四时期鲁迅文本中的精神还乡意向探析》，发表于2001年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第4卷第2期，《戚真赫文集》未收录此文。

　　戚真赫总共发表七篇论文。面对这个数，我很惊讶。所有高校文科教师都知道，这算不上“多篇”——应该说是“少”，很少，太少。

　　朱寿桐先生在《〈戚真赫文集〉序》中说“论文的连续发表使得她赢得了‘才女’的名声”，当指1999-2004的五年间，她发表了六篇论文。

　　戚真赫不但论文数量少，而且生前没有出过书，《戚真赫文集》在她去世近三年后出版。听说，她的导师朱寿桐推动了这件事，一再表示：出本书，不枉到世界来一遭。

　　她最后发表的论文是《“探其本”与“第一义”：王国维美学之本及其现代性转型研究》。《戚真赫文集》收录此文，注“原载于《文史哲》2008年第2期”，有误，应为2007年第6期。

　　2007年至她患病离开学校的2014年（我查到她2014年5月发给我的邮件，那时她身体状况还可以，还希望能调动工作或者出国访学），她没有发表过论文。

　　一个学术起点高，而且勤苦努力的学者，竟然七年间没有一篇论文发表。

　　她被刊物拒稿了吗？不，她根本就没投稿。

　　她不想写了？不，她一直在写。

　　她遭遇学术瓶颈了，她的王国维研究做不下去了。她试图通过研究王国维探求“生存本体”，这探求梗住了——“梗”了至少七八年。

　　五

　　戚真赫的弟弟戚春涛为她写的悼文题为《磕磕绊绊的逃离》。文章不长，但出现了六次“磕磕绊绊”和十四次“逃离”。戚春涛写道：“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在磕磕绊绊地逃离：因不谙世务而磕磕绊绊，因不能接受尘埃而不断地想逃离——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从一个学历到更高的学历，直到没有更高。”

　　戚真赫妹妹的悼文里，用了近似“磕磕绊绊”的词语“跌跌撞撞”。朱寿桐先生为《戚真赫文集》作“序”（该文又题为《学之殇》），文中也出现了“逃离”。

　　除了极少幸运儿，谁的人生不磕绊？戚真赫遇到的不可控的大磕绊是中年患癌，而且被“绊”倒了。在此之前，她的人生不能算很磕绊，至少比我平顺得多。至于学术路和心路的磕绊，那是她主动选择的。

　　说到“逃离”，不就是“生活在别处”吗？不就是年轻人或真诚或戏谑地歌唱的“诗和远方”吗？而海子写道：“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远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远方》）

　　我不知道之前的戚真赫是什么样的，而自2003年与她做了朋友，我大致能推測：即使换环境，她也很难成为活得很正确的一类人——哪里都悬着“正确”“正常”的行为标准和衡人标准。

　　戚春涛还说：“大姐后期给我比较‘灰’的印象。”我猜想这“后期”大约指2007年之后。他回忆：“大姐常给我打电话诉苦：没人可以交流。在校园里陷入了是是非非。”

　　戚真赫的学生吴丹凤回忆：“她和我谈论很多使她恼烦的人和事，生活的孤独和被排挤。”（《你是人间四月天——戚真赫老师去世三周年祭》）

　　她也曾向我吐槽：关于工作环境、关于人际关系什么的。我打断她：如果你还写得出文章，你还会在乎这些鸡吵鹅斗的事吗？

　　她的痛苦、焦虑、郁闷，与环境有关，但关联度不大。

　　我认为，戚真赫所处的小环境不算糟糕。现今的高校，很难容忍教师不发表论文，她七年没发一篇论文，学校也并没要她“低聘”“调岗”什么的;她“早晨从中午开始”，教研室就把她的课排到晚上。她与单位里的任何人都不构成竞争关系，领导和同事犯不上“排挤”她。如果当真要“排挤”，对一个七年没发表一篇论文的教师，是很容易“处理”的。

　　至于与同事、朋友的关系，亲近了或是疏远了，甚至掰了、吵了、骂了，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本来就不属有共同追求、共同事业的刎颈之交、莫逆之交什么的，所谓“人际关系”，真没那么重要。

　　但当她想找人说说话，当她对家人、友人倾诉，她无法诉说真实地缠绕着她的痛苦和焦虑（这，我下面还会说到），只能说些现实层面与日常层面的不平，借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宣泄情绪，说着说着，就会夸大与小环境、与他人的紧张关系。

　　她天真（经历比较平顺的人才容易天真），时常高估自己与他人的亲密度，对周围人如此，对有权势者也如此。比如有一回她给某个在什么会上见过的人物打电话，人家不爱搭理她。她愤愤地对我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谁让你去打扰腕儿的——她真的不知道社会的势利。

　　常听高校教师说“职称压力”“科研压力”。戚真赫对这些压力不敏感。她2002年获博士学位，按照她当时所在学校的政策，可以直接评副教授。她不知道，没理会，也没去打听。是过了一段时间（两年？）有关部门主动找她评报的。之后，她不关注晋升正教授的量化标准，对申报“项目”的程序茫然无知。

　　高校教师是要填表的，戚真赫连续七年填报的“科研成果”一栏都是空白。

　　没有一所高校会给七年没发论文，也不申报项目的教师晋升职称，也不会给这样的教师任何奖励和“好处”——戚真赫再天真，也明白这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她七年没有修改出一篇自评为“结实”的论文，而不够结实就不发表。明知这样做意味着放弃晋升职称，她还是这样做了。

　　还听高校教师说：写论文不难，发表太难，需要关系的。我曾亲见一把年纪的人肉麻地巴结很年轻的编辑，曾亲见几个身为高校教师的大老爷们为争陪掌控权威刊物的老头吃饭争风吃醋。也确有拼凑的、很烂的论文发表在所谓的权威刊物。但我仍然相信：一篇值得发表的论文，不须关系、不须巴结也能发表。有年轻人拿给我看据说因缺少关系发不出去的文章，我真没觉得哪篇不被发表是冤枉的。

　　戚真赫没有遇到过发表障碍。

　　这些年来中国高校的论文和著作“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我读得太少，没资格评论。而就我读到的文字做比较：如果戚真赫不那么较真、不那么费劲地修改她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而是像很多人所做的那样，或原样出版，或拆分发表，不会在水平线下。

　　戚真赫生前不至于为职称憋闷，为“边缘”痛苦——这本是她主动的选择。我也不为她抱屈。

　　她确实痛苦、焦虑、郁闷，那是因为她的王国维研究和“生存本体”探究做不下去了却又偏要做下去。凡认真些的学者，都会遭遇学术瓶颈，而戚真赫的格外痛苦、格外焦灼，还由于她面对的学术瓶颈与形而上层级的追根究底相绞缠。

　　她需要交流，但交流有边界。

　　她伤神伤身地追究着的“生存本体”，只能独自体悟、独自思索、独自写作。看着王国维、鲁迅留下的书信，也未见他们与友人讨论“生存本体”，那是难以交流、难以切磋的。戚真赫心灵中与探求“生存本体”有关的硬核部分，只能封闭着，不向任何人敞开。

　　借用她第一篇论文的题目，她的抑郁、她的纠结，她的“灰”——“无法言说”。

　　六

　　关于王国维和“生存本体”，戚真赫也并不与我交流，但她向我倾诉“写不下去了”。她说她脑子像是很空又像是很乱，她说越往深处想越不知从哪里入手，越想写好越是写不出来，时常几个小时写不出一行字。

　　朱寿桐先生回忆：戚真赫读博期间“发狂般地查书、攻书”，“她不要命似的做学问，以致夙兴夜寐，通宵达旦，或者晨昏不分。黑白颠倒的生活方式就是从研究王国维的那些年形成的”。那时的她，一定很累，是充实的、有奔头的累——那时她毕竟写出了论文。后来，她依然晨昏颠倒，但渐渐地，不再“发狂般地查书、攻书”，阅读越来越少。她思路滞涩，常常对着已有的文稿，翻来覆去，思来想去，改来改去。重写，再重写。

　　因为让我写推荐信（忘了是什么事需要推荐），戚真赫给了我她最后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2004年和2007年）的复印件。我读了，大致能知道她思路凝滞的原因。

　　王国维敬服的也是戚真赫间接敬服的叔本华描述过这样的状态：“在长时间凝视某一物体之后，眼睛就会变得迟钝且看不清这一物品。同样，对一件事情花太长时间去苦思冥想会使智力迟钝，也会无力琢磨以及把握其思考的对象。在这两种情形之中被凝视和思考的事物都会变得模糊、混乱。”（《天才的哲学》）

　　2007年之后的戚真赫，可能就处于这样的状态。

　　叔本华接着写道：“此时，我们就要将事情暂时放下，待到重新凝视和思考时，我们就会发现清晰的轮廓又重新展现出来。”叔本华将这“清晰时刻”称为“灵光闪现的瞬间”。

　　戚真赫一直不肯“暂时放下”。她在王国维和“生存本体”之间苦思着、纠结着，同时，她又要求自己的论文“结实”。

　　我未曾听、未曾见别人以“结实”评价文章，第一次听她说时，觉得用词怪怪的，之后屡屡听她说，知道了这是她为文的追求，也是她为自己设置的难度。

　　我在戚真赫去世后通读她的文字，揣测她对“结实”的理解。常听有人说哪些论文哪些书“水”，“结实”该与“水”相反，是对“水”的排拒。要求自己的论文有足够的密度和硬度，这很难。而且，过于求“结实”可能会使文章少了张力和弹性，也使写作者少了从容和收放自如，于是更难。

　　前面说到，我有过一些劝告和建议。

　　我劝她：先放下王国维和“生存本体”，广读书，重新确定研究路向和切入角度。

　　我劝她：王国维曾自称“哲学专攻者”，后来也不专攻了，转向了文学、美学，又转向了史学、考古学，你为什么十几年死盯着一个课题，不能转向呢？我觉得王国维并不适合做探究“生存本体”的中介。

　　我建议：追求“结实”要有个度，每年或者每两年发表一篇论文也好。

　　我建议：申请出版基金，把博士论文印出来，不要没完没了地修改。

　　我的劝告和建议比较现实，比较俗。我比她知道社会的势利。

　　我确实很担心她：她认定的学术目标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做底垫？致力方式是否恰当？她能否撑起较大的学术格局？她并不结实的身体是否经得起“结实”的烧脑思考？她内心是否强大到完全不在乎外界评价？

　　她自己也意识到力有不逮，却仍然不放弃王国维研究和对“生存本体”的究问。

　　俗语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戚真赫不肯退一步，同时，她思路固滞着，又难以进一步。

　　她撑着、挺着、熬着、苦思着、纠结着、磨蹭着、挣扎着、焦虑着、沮丧着，却仍然坚执着，一天一天、一夜一夜地与自己较劲，直至身罹重病。

　　她那么拧、那么轴、那么犟——我不知道是被什么力量诱引着、牵拽着。

　　有大人物（忘了是哪位）说过：纵头破血流，绝不回头。

　　我说过戚真赫“死心眼儿”。我说：你怎么就不能活泛些呢？

　　她死后，我体味她“死心眼儿”的心理底垫：那是决绝的、纯挚的、不计利害、不顾后果的精神，是具有复古色彩的刚硬气质。

　　世上很多事是“死心眼儿”的人做出来的。但现实中，奋力去做而未能达成目标是大概率的事。戚真赫执一不迁地苦思探究却没有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于是铸就了她的导师朱寿桐所预感的“悲壮”。

　　七

　　戚真赫去世后，我找到她发表于2001年的《五四时期鲁迅文本中的精神还乡意向探析》。她将“精神还乡”界定为“对人存在的根本处境的存在和反思”。这论题太宏大，包含太多悖论，论起来太艰难。细读这篇论文，我感受着戚真赫写作中的投入和文字的热度。尤为令我慨叹的，是她对“无聊赖”的体察。

　　她探究鲁迅本人及其笔下人物的“无聊赖”：“无聊赖的人，无聊赖的生活，无聊赖的情感，无聊赖的命运，无聊赖的生存，无聊赖的意蕴。”她写下对“无聊赖”的体认：“无聊赖的困境将人置于无可把握的不确定中”，“它本然地置于生存中而通过现实、当下的生存体现出来”。

　　“聊赖”常见于中国古代诗文，并形成偏正组合的成语“百无聊赖”。我揣想鲁迅屡屡使用的“无聊赖”并非“百无聊赖”的缩写，即并非“无”与“聊赖”的组合，而是“无聊”加“赖”：因“无聊”而“赖”。读了戚真赫对“无聊赖”的解读和阐释，我猜测她也是这样理解的。

　　心理学将“无聊”归属于负面情绪。现实生活中，“无聊”甚至被用来骂人。而哲学家眼中的“无聊”呈现出另一面相：尼采指出“无聊”生成创造力的可能性;克尔凯郭尔将“无聊”与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虚无相联系;海德格尔从形而上角度阐说“深度的无聊”。诗人布罗茨基《赞无聊》：“它代表了纯粹的、未曾稀释的时间，它闪耀着时间那全部的重复、冗余、单调的光华。”

　　“赖”属什么状态？懒散？拖延症？这种状态有些奢侈。不须为温饱挣命，享有一定自由度的人才可能體验“无聊赖”。

　　当戚真赫认真地阐绎“无聊赖”，她未必能逆料：几年以后，自己也将深陷“无聊赖”。

　　我曾听说一些人觉得戚真赫“怪怪的”，认为她“活得不好”。谁有资格用虚悬的正常标准评价别人活得好还是不好呢？而戚真赫本人也确实感觉自己活得不好，她时或向我叨叨“无聊”“没意思”。

　　别人眼里“活得不好”，与戚真赫本人体认的“活得不好”向度不同。

　　当年，戚真赫解读鲁迅：“这现代中国最痛苦和最孤独的灵魂，其痛苦和孤独亦来自生存根基处的虚妄无依。”那时，戚真赫该很仰慕鲁迅的“最痛苦”和“最孤独”吧——且不说她在什么维度上认同表达极端的“最”。那时，她是否有精神准备，去承受自己所仰慕的痛苦和孤独呢？

　　朱寿桐先生在戚真赫提交博士论文选题时还预感到，她会“越来越疏离文学研究的文本世界，存有走向理念甚至玄思的危险性”。

　　戚真赫去世后，我才知道她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题为《王国维的净土世界》。我没有看到这份报告，但从题目推测，她真的不但“走向理念”，而且进入玄思了。我还有理由推测，其玄思仍然以“生存本体”为中心。

　　她向着痛苦和孤独走去。渐渐地，想回头也难了。

　　她的学生吴丹凤还在悼文中写道：“我在整理她的遗物的时候，看到了她在得病之前断断续续的日记，大意是：今天又去年度体检，希望能检出自己得癌症。到底是怎样的厌弃，让她想要放弃这个世界？”

　　我相信在2007年之后，戚真赫想到过死。而戚春涛对我说，戚真赫临终时，求生欲望很强的。死和生很可能犹疑在一念间。

　　但我不相信使她想到癌症和死的因由是“处境”。再说一遍：我认为，戚真赫的痛苦孤独与环境、与处境只有弱关联。

　　戚真赫崇敬的鲁迅挣钱不少，住的房子不小，名声很大，但她还是认定鲁迅“最痛苦和最孤独”。

　　戚真赫仰望的王国维实现了现代文科学者所能达到的成功，但她还是阐释了王国维结束自己生命的充足理由。

　　断续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重读了托尔斯泰的《忏悔录》。50岁的托尔斯泰“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被人们认为是真正幸满的时候”。他身体健康，家庭美满，有钱有名。不是一般的有钱：他的大庄园有六千俄亩土地。不是一般的有名：他正被公认为当世最伟大的作家。如果论处境，托尔斯泰还有什么不满意，不满足呢？该有滋有味地活着吧？但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却认为我活不下去了。”“我所有的力量都在拽我远离生命，自杀的念头很自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此时的托尔斯泰正钻研着后来王国维也钻研的叔本华哲学，并向自己做深度提问：“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戚真赫追究“生存本体”，也是诘问生命的意义。

　　托尔斯泰写道：“我时常嫉妒那些不识字和没文化的农民。”该被他“嫉妒”的人很多：不去深究生命意义的人不须领受“几乎活不下去”的纯属精神层面的痛苦孤独。

　　戚真赫在学界、在周围环境中能见到很多不痛苦不孤独的人，她嫉妒吗？

　　能够体认人生意义和职业意义的人多么幸福——哪怕是虚幻的意义，哪怕是自欺欺人的意义。有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学者，相信自己拥有正义感和高尚情怀，写着说着，设定自己做的事与民族前途人类命运相关。他们不痛苦不孤独。不去追究意义的人也很幸福。有些高校教师把脑力劳动转化为体力劳动，吭哧吭哧地，以流水线一般的程序整合资料，拼凑，复制，再生产，不断提供增量。既然定位于“科研民工”，干活挣钱升职便是硬道理。他们不至于承受精神深层的痛苦孤独。

　　追究着“生存本体”，并且把自己也追究了进去的戚真赫，注定享受不到旁人眼中的开心快乐和幸福。

　　研究鲁迅、王国维的学者很多，探求“生存本体”的哲人更多。比戚真赫研究得好，比她深刻、比她透彻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是可以数出一长串名字的。固然，凡追索“生存本体”者都会不同程度地承受痛苦和孤独，但如果能在学术追求、精神追求和现实生活之间找到平衡点，其人生仍能拥有多彩多姿的丰富性。

　　20世纪90年代，流传着出自“第三代”诗人的金句：“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后来又看到有人批判知识分子的市民化。空前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大多数人在过日子方面与市民没什么区别，价值观也趋向于货币定位。戚真赫属于比较少的拒绝市民化的人，这令我敬重，也让我心疼——对于个体来说，往往是“像市民一样”的侧面，比如家庭责任、感情牵连，拽住真实的人生。

　　文科知识分子应该关注生存本体吗？当然。怎么能没有对人生意义的叩问？但是，只有极少人适合深钻这终极的哲学问题。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如戚真赫所解读的鲁迅“彻底地洞彻到生存无家可归的虚妄”，而即使抵达了这“洞彻”，还须拥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反抗绝望”。翻开人文版《鲁迅日记》，第一页便有“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八个字（1912年5月12日）。此后六年，鲁迅不想写文章或是写不出文章。竹内好将这六年命名为鲁迅的“回心”时期（《近代的超克》）。“回心”，是回到内心的挣扎。竹内好屡屡以“挣扎”表述鲁迅这一时期的精神生活。在日占的北平研究鲁迅时，竹内好本人也正处于“回心”时期，他懒散、浮荡，而内心挣扎着。

　　鲁迅、竹内好都度过了、挺过了“回心”时期，而后携带着曾经的“挣扎”，写出了独异的文字。

　　将“挣扎”一词用于2007年之后的戚真赫，也准确。她曾经那么热爱学术，热爱她的研究对象——鲁迅和王国维，那是我未曾有过的从骨子里的热爱。她竭力把王国维研究引向对“生存本体”的追问，但是她研究不下去了，还怎么热爱？她也曾试着从现实生活，从日常中寻找愉悦、寻找兴奋点，但那毕竟不是她最想要的。这一时期看上去慵懒、拖延、“无聊赖”的她，内心紧绷。

　　假如她活得长些，活到七八十岁甚至更长，她的人生有多种可能：也许，她通过“挣扎”对“生存本体”有了个性化体悟，于是在学术瓶颈打转了七八年的她在貌似死角处寻出通道，于是写出她自我认可的“结实”论文;或者她有了顿悟，反而不想写了——某个大人物有言：没想明白的事，不要说;想明白了，就不必說了。也许，她会从不认同高校“科研”评价标准转为认同，于是“成果”累累，于是不再被同情、被可怜，转而被羡慕、被嫉妒。也许，她会放弃所谓的“科研”，专心做个好教师——在当今高校，尤其是非重点高校，还是有一些只被学生敬重的好老师的。也许，她会接受一个满意的或者凑合的婚姻，生育或者领养一个孩子，情感的强联系将她拽向日常，于是不再深陷对生存意义的追究，因为对家人的责任就是意义……我这都是瞎想。

　　她的死截断了所有可能性。

　　八

　　2015年11月8日下午，我很突然地接到戚春涛的电话，说他的大姐戚真赫在7日早晨6点10分去世了。

　　太意外。我蒙了，呆了。

　　戚真赫在2014年的夏或秋（记不清了）以母亲生病为事由请假回家乡威海。行前，她曾来广州看我，又给我带来两包圆圆的芡实，我们又去岗顶逛，记不起说了些什么，而以前经常去吃东西的那家小店已经不见了——这是最后的见面。

　　那时，她已被确诊癌症，却没有告诉单位同事和朋友，也没有告诉我。

　　之前，我曾说她：你怎么把乱七八糟的小事都跟我说？但是，遇上生死大事，她没有吐露一个字。她和我最后一次通电话，距她去世只有20多天。我哪知她的生命已进入以天计算的倒计时，还提醒她：请假回家照顾父母这么长时间，不合规矩的，别被学校开除了——那是2015年10月。

　　她弟弟戚春涛告诉我：“她10月份已经不行了。”但在最后通话时，我丝毫未察觉“不行了”的征兆。

　　10月17日凌晨2点56分，她发给我最后一条微信。

　　后来，我看到戚春涛在悼文中说：“最后一次见到大姐，是在2015年9月，她已是骨瘦如柴，如图画中的女巫般可怕，瞬间泪奔。”又看到戚真赫的妹妹在悼文中说，“你说走就走了，像你从前的做派，不屑于缠绵，永远都特立独行……你甚至临走前都未留下只言片语！”

　　我不敢想象她怎样度过生命最后的那段时日，不去想象已经很心疼。

　　戚春涛对我说：戚真赫轻信了家乡的一个针灸医生，那家伙承诺能治好她的癌症，并且吹嘘能让她的身体脱胎换骨般地好起来，甚至要求她对病情保密，不告诉任何人，否则医治就不灵了。

　　我疑惑：戚真赫真的会把一个骗子医生奉若神明吗？越治病越重，她仍然相信？轻信一时也罢，竟然至死还信？她的家人真信了她的相信吗？之前她多次说过自己处事能力差，很傻，但能拿生命去傻吗？她所患的妇科癌，倘若去正规医院手术，治愈率很高。

　　我知道，她一向反感别人窥探她行为选择的心理动因，我不去猜测什么了。

　　联想起32岁去世的复旦大学青年教师于娟。她罹患癌症后，写作《生命日记》，去世后由日记结集的书《此生未完成》感动了很多人。戚真赫恰相反，她独自承受从病到死的过程。各有各的选择。

　　我敬重、佩服戚真赫的选择。她藏起病情，回到家乡，拒绝所有的关怀、同情、探望、陪伴、劝慰、怜悯以及可能的说三道四、幸灾乐祸。她这样做，须有强大的内心力量。

　　我记起最后一次见到的她羸弱的样子，而在弱的表象背后，她的性格中本就有很刚硬的一面。

　　作為来日无多的老人，当我走向生命终点时，我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样，就一个人，承受可能须承受的，忍耐可能须忍耐的——但是，我没有家乡容我藏身。

　　戚真赫去世的第二天，2015年11月8日夜，她的同事黎保荣先生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晚上七点多听到一个噩耗，身上一阵发冷，随即热泪盈眶，然后闭目十多分钟，在闭目默哀时，我想到了人生的意义，想到了死亡的意义。”

　　11月9日上午，黎保荣先生又发了一首诗《你说你看见过死亡》。前两节是：

　　你说你看见过死亡

　　它不过像深深的湖水

　　黑暗中有明亮

　　那是王国维自沉的梦想

　　你说你看见过死亡

　　它是一次永不回头的旅行

　　你调侃道

　　想回眸但不回头

　　若回头就对不住所有回忆和想象

　　戚真赫，对不起：我没有为你流泪——我早已失去哭的能力了;我没有为你写诗——我早已不懂诗了。而每当你的样貌浮现在眼前，我会像黎保荣先生那样“想到了人生的意义，想到了死亡的意义”。

　　这篇文章尚未写完时，一个也认识戚真赫的年轻人看见我的草稿，很惊讶地说：“你这是要做戚真赫研究吗？值得吗？”

　　他说的没错，我真像是在做戚真赫研究呢。戚真赫去世后，我通读她的论文，铺展出她的心路，去理解作为精神个体的她。我是她的朋友，无所谓值不值。而我又生发疑问：戚真赫那样专执地、焦苦地钻研王国维、探究“生存本体”，值吗？我知道自己没资格评价别人的选择，就存疑着。我想起东汉马援《诫兄子严敦书》中的句子：“吾重之爱之，不愿汝曹效也。”——也许我这样想不恰当。

　　我本不愿意用文字哀悼他人的逝世。写过，都是被要求或被邀请——待我死了，我希望没有人提到我，写到我。戚春涛一直希望我写写戚真赫，并且说这也是他们老父的希望，还说：“我大姐需要它。”我已经不可能去问戚真赫：这也是你本人的意愿吗？但毕竟她家人的希望重于我的疑惑，本只试着写篇短文，断断续续地，不知怎么就写了这么多，就像是在做“戚真赫研究”了。既然现代文学研究这个专业已如此膨胀和拥挤，许多“鲜为人知”的作者因研究者生产论文的需要被说成不该“鲜为人知”，从犄角旮旯发掘出来，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做一次戚真赫研究呢？

　　责编：李京春

　　作品 202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