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谷丰

　　应成仿吾的当面约请，冯乃超与朱镜我、李初梨、彭康、李铁声从日本回国，参加创造社工作的时候，没有人预料得到，朱镜我会牺牲在战场上，而李铁声，则成为冯乃超的内弟。

　　朱镜我在《冯乃超传略》中出场的时候，只是冯乃超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的同学，巧合的是，在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本科之后，朱镜我又以同学的身份，同冯乃超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在冯乃超的回忆中，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长朱镜我，在皖南事变的突围中，因重病躺在担架上行军，为了减少部队的拖累，让战友尽快突围，他趁别人不备，从担架上翻下，跳下悬崖。左联的战士，都是以笔为枪的书生。朱镜我，活着的时候，轰轰烈烈，死的时候，惊心动魄。

　　李铁声，是冯乃超在与李初梨、李亚侬等人编辑诗集《涟漪》时结交的朋友，也是在潘汉年的介绍下，与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一起，在上海四马路靠近西藏路的一家西餐馆秘密举行入党宣誓的同志，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在郭沫若寓所和冯乃超一起单独会见的党员，同时也是介绍冯乃超与自己的父亲李书城认识的牵线人。

　　冯乃超从日本回国，只是为了参加创造社的工作，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他回国之后的一篇文章，会引发创造社和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而论战平息的结果，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而以诗人、作家、翻译家名世的冯乃超，从此以一个职业革命者的身份，走向了时代的腥风血雨。

　　一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作家，大都有日本的缘分，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读书、避难的方式，记载在史料文献中。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具有冯乃超这样根深蒂固的日本渊源。

　　冯乃超在日本出生，冯乃超的祖父冯德明，号紫珊，被后人定性为华侨资本家，是一个有相当文化修养和爱国热忱的侨领。由于担任日本兴中会的干事，赞助过孙中山、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革命活动，所以，革命党人，成了这个家庭的常客。少年时期的冯乃超，经常在家中看到晚清宗室大臣爱新觉罗·载泽、直隶总督端方和梁启超等人的字画，在那些革命党人避难时留下来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许多书刊上，冯乃超经常看到章炳麟和梁启超的亲笔签名，还有林琴南翻译的《迦茵小传》。在冯乃超的回忆中，这些人似乎离自己近在咫尺，那些书页上，还残留着主人的余温。

　　直到九岁那年，冯乃超才对广东南海县盐步秀水高村的祖籍，产生第一印象。这是1909年的秋天，母亲带着冯乃超和弟妹，乘“因幡丸”号轮船，返回故乡。在故乡的私塾里，冯乃超开始了从《三字经》到《诗经》的传统教育启蒙。由于有机会接触最底层的劳苦人民，且目睹了辛亥革命前夕乡村爱国者慷慨悲歌的壮举，受华侨革命党人温生才行刺孚琦的启发，同族三伯公的儿子阿赞四叔，秘密研制炸弹，不幸炸伤了一个小孩。阿赞四叔还请来一位教刀枪拳术的武师，组织村民练武。陶醉在革命氛围中的少年冯乃超，半夜醒来，听到大孩子们唱着从军歌，踏着铿锵的步伐，走过寂寞的街巷，还有人用拳头击打墙壁，用强蛮的力气来宣泄他们的感情，刘伯温烧饼歌的故事和“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休”的歌谣，让冯乃超感到激动。这些印象在一个少年的心中留下的痕迹，被后人用“深刻”这个词形容，也在冯乃超后来的诗歌《南海去》和小说《故乡》中得到了印证。

　　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年代里，“革命”这个词语，就这样在一个少年心中铭刻了一生都未曾磨灭的记忆。1948年发表在香港《华商报》的《三十七年前的今天在香港——辛亥年回忆断片》一文中，冯乃超复制了历史的一幕：

　　黄花岗事变后，张鸣歧大施白色恐怖，谣传广州街道上没有辫子的人头到处滚。我倒被人们关心起来了，因为我生长在日本，从来就没有留过辫子。鲁迅先生尝过了剪辫的痛苦，因为剪了辫子，人们对他的态度“最好的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儿，因为那时提到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的辫子的……大则指为‘私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他感慨地说：“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大概因为我还小，我的经验却没有那么严重，迂回乡间没有受到呆看、冷笑、恶骂的待遇。只是到別的村子玩的时候，偶然碰到顽皮的小孩站在远处，唱他们取笑的歌谣而已，例如：“和尚，和尚，食狗肉乱抢”，这算是最不客气的了，但癞痢头也一样的被人取笑的。

　　在南海盐步秀水高村乡下的日子很短，就被办事果断富有主见的祖父一刀斩断。冯乃超用了“独断独行”这个词贬低了祖父的决定：“因为时局关系，他决定把家庭搬回日本去。他先把广州的家疏散到香港，然后下乡来命令母亲做准备。家人从田野中把我找回来，他就把我一个人带走。”

　　在返回日本的途中，冯乃超在香港亲眼目睹了革命的一幕，香港民众的暴动，让他领教了“激烈”和“死亡”这些极端的字眼。冯乃超和家人暂住在德辅道《商报》报馆楼上，等待开往日本的轮船时的一天夜里，愤怒的人群突然包围了报馆。冯乃超从大人们惊慌恐惧的表情上，感受到了危险。在越来越强烈的恐慌中，冯乃超被厨子阿广挟到了天台上，他们看到潮水一般的人群，破门而入，所有的东西都被砸碎，暴乱中，有人在白报纸上浇上煤油，纵火焚烧。千钧一发的时候，消防队赶到了，不仅扑灭了大火，也驱散了那些愤怒的示威者。

　　二

　　冯乃超与创造社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学习的冯乃超，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参加了日本革命学生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和读书会，从日文和德文著作中读马克思、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同时也受到了日本福本和夫左倾思潮的影响。这个时候，诗集《红纱灯》中的部分作品，在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刊登，并且成了继穆木天之后创造社出版部日本东京分部的联络人。

　　发表冯乃超组诗《红纱灯》的《创造月刊》，是创造社的主要文学刊物，这份创刊于1926年3月的刊物，由郁达夫主编，它“承载了创造社对文学梦的追寻，实践着国人们对无产阶级文学道路的构想”。

　　成仿吾的日本之行，先是在东京面见冯乃超，约请他回国参加创造社工作，然后又赴京都，邀请朱镜我、李初梨、彭康和李铁声同行。

　　在达成了弃学回国的一致意见之后，冯乃超和朱镜我先李初梨、彭康、李铁声一个月回到上海，不久之后，参加南昌起义失败之后的郭沫若，也经由潮汕、香港，秘密回到了上海，汇入了创造社的队伍。

　　创造社与鲁迅的关系，此时以合作的形式开始。李江的《冯乃超年谱》，记录了这个过程：

　　1927年11月8日，郑伯奇等人早有联合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起新兴文学运动的计划，征得郭沫若同意，决定邀请鲁迅合作。当天郑伯奇、蒋光慈（光赤）、段可情同访鲁迅，商谈合办杂志事宜。鲁迅欣然允诺，认为不必另办杂志，恢复《创造周报》即可。

　　11月19日，为商定恢复出版《创造周报》的具体问题，郑伯奇、段可情再访鲁迅。

　　12月3日，《时事新报》刊登《〈创造周报〉优待定户》广告，预告该刊准于1928年1月1日出版;并列编辑委员成仿吾、王独清、郑伯奇、段可情、特约撰述员鲁迅，麦克昂（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陶晶孙、赵伯颜等三十余人。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计划，没想到峰回路转，突然出现了意外的一幕，成仿吾，成了这个转折中的关键人物：

　　本月上旬，郭、郑联合鲁迅恢复《创造周报》的计划，事先未与成仿吾商量过，事后又未征得刚回国几位同人的同意。经郭沫若电催，成仿吾从日本回到上海。接着成仿吾与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李铁声商谈，他们一致主张停止恢复《创造周报》，创办新型杂志《抗流》（后改为《文化批判》）。郭沫若、郑伯奇等人作了退让，与鲁迅联合一事无形作罢（李江《冯乃超年谱》）。

　　鲁迅的猜疑与创造社的矛盾，就是这个时候播下的种子。由于预告中的《创造周报》并未出版，而《文化批判》月刊以其“伟大启蒙”和“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横空出世。冯乃超在这期杂志上，以《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论文亮相，引爆了创造社与鲁迅的矛盾。

　　在冯乃超的笔下，鲁迅先生成了一位“老生”，“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冯乃超的批评，得到了李初梨、成仿吾、彭康和钱杏邨等人的呼应。这些以创造社、太阳社成员身份出现的作家们，分别用“一个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对于布鲁乔亚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中国的堂吉诃德，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等语言攻击鲁迅，尤其是郭沫若，更是将鲁迅描述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Fascisti。”（李江《冯乃超年谱》）

　　一生都未曾怯战过的鲁迅，虽然没有将冯乃超他们当成梁实秋式的敌人，但也迅速写下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作为回击。这场人数相差悬殊的围殴，让1928年的文坛，充满了火药味和硝烟气。

　　郭沫若的攻击，出自《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这篇发表在冯乃超主编的《创造月刊》上的文章，用了“杜荃”的化名。隱身在化名之后的作者，许多年来一直扑朔迷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许多文章，都公开将这篇文章与郭沫若画上了等号，但郭沫若一生都未承认过。在《冯乃超年谱》的记载中，1977年10月，冯乃超借探望的机会，将这个敏感的问题抛给了正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家中养病的郭沫若。

　　五十年之后，冯乃超回忆了这段经历。在《鲁迅与创造社》这篇文章中，冯乃超说：

　　杜荃是不是郭沫若？我过去认为不是的，郑伯奇也认为不是的。但仍有不少的人来访，多半都肯定是郭沫若。我曾试图弄清楚它。由于郭沫若一直在患病，不大见客，是不宜于拿这样的问题在这样时候去打扰他。拖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同几个同志到他家里去，看他精神比较好些了，便问他曾否用过杜荃这个笔名。他有点茫然的样子在回忆后说：他用过杜衎、易坎人……的笔名，杜荃却记不起来了。后来我托他的秘书找出杜荃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新思潮》上的那篇《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请他看，他看过后说，该文的观点和他相似，但也没有说这篇文章是他写的。杜荃这个人还没有找出来，问题当然没有得到最后解决。我没有为郭沫若掩盖的企图，文章既然发表在《创造月刊》以及和创造社有渊源的《新思潮》，则杜荃与创造社有关系的假设，不能说完全没有点根据。《沫若文集》还在，新版将要重新编辑，将来可能找出结论来。

　　三

　　持续了半年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与鲁迅的论战，在1928年秋天画上了句号。

　　为论战画上句号的人，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中共六大之后，周恩来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论战的情况和发展。作为一个政治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党组织的方式介入，采取有效措施停止文化界的内耗，尽快消除分歧，团结一致，组成一个共同对敌的文艺团体。

　　在冯乃超的回忆中，则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富春找文化支部书记华汉谈话，指出创造社、太阳社如此批评鲁迅是错误的，要立即停止论争，团结鲁迅壮大自己的力量。潘汉年也接到同样的通知。接着，他们找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洪灵菲、冯雪峰（画室）、沈端先（夏衍）、柔石等人，在北四川路公啡咖啡馆召开党员会议，传达党的指示。会议决定，两社所办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并派同志向鲁迅道歉。事后，太阳社的钱杏邨、孟超、杨邨人、徐迅雷等五六人到创造社来，与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彭康、李铁声，以及王独清、郑伯奇等人，会谈停止论争问题。从此，两社基本上不发表批评鲁迅的文章。

　　论战的起始和终止，冯乃超都是在场者和当事人。他的回忆，更加可信。周恩来、潘汉年等中共领导人，在平息论争，化解矛盾时的政治智慧，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出现。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等人，都以共产党员服从组织的姿态，迅速转变方向，在党的领导下，统一行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就是论争之后的必然产物，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大团结的高潮。

　　冯乃超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时间，几乎与论争重合。文献的记载中，冯乃超是在潘汉年的介绍下，于1928年9月，与朱镜我、李初梨、李铁声在上海同时宣誓成为共产党员的。冯乃超的党组织关系，隶属闸北区委第三街道支部（后改为文化支部）。入党之后，冯乃超参加了中央宣传部领导的文化党团（后称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并且在次年初担任文化党团的文艺组组长，后来又成为了文委委员。

　　1932年3月2日召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议，是一个进入了文学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左翼作家团结的重要标志。当后人从现代文学史走过的时候，很难看见之前重要的筹备会议和冯乃超的贡献。

　　左联的筹建，始于1929年的秋天。在文委的安排下，冯雪峰、冯乃超、钱杏邨、华汉和沈端先（夏衍）成了左联的筹备人员。在文委书记潘汉年的指示下，冯雪峰上门征求鲁迅的意见。随后，鲁迅、冯雪峰、柔石、沈端先、冯乃超、郑伯奇、彭康、华汉、钱杏邨、蒋光慈、洪灵菲和戴平万十二人，进入了筹备委员会的名单。

　　左联成立之前的另一次会议，以“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的名义召开，冯乃超和鲁迅等十二名筹备会成员出席，会议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为内容。在决定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后，冯乃超被大家推举为左联《理论纲领》的起草人。

　　对于一个团体来说，《理论纲领》，无疑是一个灵魂式的重要文件，这份在左联成立会议上讨论通过的文件，冯乃超作了客观的说明，他没有抹杀冯雪峰的贡献和参考日本和苏俄几个左翼文学团体宣言的事实。一个不署名的文件，历史却无意中留下冯乃超的名字。

　　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的论战，对于革命队伍和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坏的开头，但是，在周恩来、李富春、潘汉年等中共领导人的指导下，却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作了一个好的结局。1932年3月2日，在上海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四十多位来自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和艺术剧社、时代美术社等多个文艺团体的成员，和鲁迅先生坐在一起，完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必要程序。鲁迅、沈端先、钱杏邨三人，被大家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冯乃超出场，报告左联筹备的经过。鲁迅和潘漠华、彭康、田汉、华汉相继演讲。在通过《理论纲领》之后，会议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二人为候补委员。

　　我查阅过的多种文献，均对左联成立会议的记述简略粗疏，只有李江的《冯乃超年谱》，留下了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即通过了十七项提案：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分会;与各革命团体和国际左翼文艺运动发生关系;组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漫画研究会;创办左联机关杂志;参加工农教育事业;等等。

　　关于会议通过的《理论纲领》，《冯乃超年谱》还有如下论述：

　　《理论纲领》明确了无产阶段革命文艺的性质和任务，指出文艺必须“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作家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但又提出诗人是“预言者”“胜利不然就死”“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等，反映了“左倾思潮”的影响。鲁迅在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既纠正了“左联”纲领的缺点，又对“左联”工作作了有力补充：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意实力;文艺界统一战线应该扩大;应该造出大群的新战士，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而共同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工农大众。

　　五十年前，我在中学语文课堂上读到过《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那个时候的中学生，没有能力穿越漫漫时光，看见左联成立的会场，看见鲁迅手挟香烟，在会场上侃侃而谈的风姿，看见担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冯乃超。

　　四

　　冯乃超对鲁迅的愧疚感，成了他面见鲁迅时的障碍。所以，他第一次去景云里拜访鲁迅的时候，内心忐忑不安，他不知道，“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会不会让他吃闭门羹？冯乃超将内心的犹豫，向柔石做了坦白。诚恳的柔石，不仅鼓励冯乃超去，还自告奋勇陪同。

　　出乎冯乃超意外的是，鲁迅用十分热情，接待了这个用文章对他发起攻击的青年。冯乃超用了“十分诚恳，又开朗，也十分平易近人”描述鲁迅，对于过去的嫌隙，鲁迅竟然无一句提及，仿佛他们之间的论争，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后来的回忆中，对鲁迅心有感激的冯乃超，还提及了见面时的一个情节：“那时他正在翻译一本德文书……还问了我几个翻译的问题。以这样熟练的翻译家，竟来向我这个年轻人‘不耻下问’地‘请教’，实在谦虚极了。我们一下子说得很接近。”

　　不久之后的1930年初春，冯乃超第二次来到景云里鲁迅住宅。与第一次拜访不同的是，这是一次集体拜访，同行者，有冯雪峰、柔石、潘汉年等人。左联成立的有关事宜，是这次拜访的主题。

　　由于涉及左联成立和革命队伍团结的问题，鲁迅先生顺便做了一些发挥，他讲了“金扁担”和“吃柿饼”两个故事，含蓄地向青年作家们表明戒除空想，贴近社会的希望。

　　冯乃超第三次拜访鲁迅，是为了征求他对左联《理论纲领》的意见。这次拜访，是冯乃超的单独上门，却被夏衍记成两个人的同行。幸好1930年2月24日的鲁迅日记，用了“午后乃超来”寥寥几字，为历史做了澄清。对于冯乃超起草的《理论纲领》，鲁迅用“就这样吧。这种文章我写不出来”作为表态。

　　冯雪峰是冯乃超和魯迅关系的直接见证人，在他出版于1952年的回忆录中，记录了鲁迅帮冯乃超助战的情节。左联成立不久，冯乃超在《拓荒者》杂志发表了一篇社会时评，文章中“资本家的走狗”触怒了梁实秋。鲁迅看了梁实秋的反击文章之后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我来写他一点。”《“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篇犀利的杂文，就是鲁迅打抱不平的结果，它打在了梁实秋的七寸上。鲁迅的高兴，溢于言表，他对冯雪峰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这些用冒号和引号传之后世的鲁迅语录，在冯雪峰脑子里留下了终生的印象，他和冯乃超及左联的同志，都非常喜欢这篇杂文，大家一致称为“奇文”。

　　冯乃超一生的贡献，已经在198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冯乃超同志辞世》的新华社通稿中盖棺论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教育家、革命活动家”的定语，是对冯乃超的客观评价。鲁迅对冯乃超“忠厚人”的肯定，将这个政治性的褒扬，提前了半个世纪。对于年轻时的冲动和幼稚，冯乃超在多个场合都自觉地作过自我批评和反思。在1977年12月20日的一次访谈中，冯乃超有如下一段回顾：

　　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步作家在三十年代初期实现了大联合。我们停止了对鲁迅的围攻，又解决了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意见分歧（太阳社派了个代表团到麦拿里创造社编辑部找我们），这都是在党的指示下实现的。当时的客观形势，文学小团体的存在基础已逐渐地消失。接着成立了“社会科学家联盟”，还有其他文艺团体的联盟。左联的成立，跟鲁迅的积极支持有很大关系。鲁迅参加了左联，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成为左联思想上实际上的领导人。鲁迅毅然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对我们来说，是有喜出望外之感的。这充分说明我当时对鲁迅的战斗历史，特别是他在广州时和党的关系的一段历史的无知。虽然我对鲁迅并无个人恩怨，但我指名批评了他。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对他战斗历史认识不足，对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作用也认识不足，二是受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这来自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急躁情绪）。

　　冯乃超的反思，不仅检讨了部分左翼青年作家对鲁迅的肤浅认識和错误围攻，同时也澄清了针对创造社的阴谋论。成仿吾的日本之行和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彭康、李铁声的集体回国，在未通知鲁迅的前提下，改变办刊计划以及突然在新创刊的《文化批判》月刊上发表攻击性的文章，难免不让人产生联想。连冯乃超也认为：“人们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说我们早就有计划要打倒鲁迅的，或者认为成仿吾有意组织我们回国来‘围剿’鲁迅的。”

　　冯乃超是一个愿意站在对方立场和角度换位思考的人，他在读了沈鹏年发表在1962年第7期《上海文学》中的《鲁迅和创造社交往的两点史实》之后，回忆起了他和鲁迅生活交往中的小事。“鲁迅帮助别人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替别人改稿，替别人的稿件找出路，替别人买书，……以至对待日本的研究生竟如一家人一样，等等，是大家都熟悉。帮助青年作家解决困难，也有很多例子的。”

　　冯乃超的回忆，并不是空泛的言谈，因为他本人，就直接得到过鲁迅的帮助。1930年底，国民党当局查禁书店，使依靠稿酬谋生的冯乃超，经济一度陷入困境。冯雪峰上门看望他的时候，才发现冯乃超几乎断粮。几天之后，冯雪峰又一次上门，他带来了鲁迅的问候，同时将一本日文书交给了冯乃超。这是鲁迅手头正在翻译的书，未译的一半，他交给了拮据中的冯乃超，冯乃超迅速译完，很快就收到了稿费。

　　鲁迅的关怀，冯乃超珍藏了一生。在四十多年之后的回忆中，冯乃超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些雪中送炭，都是鲁迅的安排，都是一个长者对新人的关怀。冯乃超说：“他送书给我的事也是有的，苏联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插画集等，我是珍藏过的。我对我和鲁迅有这样一段交情感到幸福，因而觉得交往的时间太短而感到遗憾。”

　　鲁迅的表情，以坚硬、冷峻名世，而他内心，却蕴藏着无限的热情。鲁迅写给老朋友曹聚仁信中的一段话，可以成为他性格的注脚：“现在许多的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大。”

　　五

　　冯乃超同鲁迅的交往，中断在1931年的白色恐怖中。

　　1月17日下午，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在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出席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会议，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作为胡也频的妻子，丁玲，成了最担心最焦急的人。

　　在丁玲的回忆中，当天晚上她找冯乃超未果，第二天天未大亮，她在冯乃超的陪同下，找到了冯雪峰，确定了胡也频的被捕和党组织的积极营救。

　　左联五烈士牺牲之后，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也遭到了严重破坏，罗绮园被捕之后，冯乃超就开始了躲避隐藏的生活。而丁玲的家，则成了冯乃超白色恐怖中的藏身之所。在丁玲家避难的半个月时光里，无法外出的冯乃超抓紧时间，赶译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集。五十三年之后，丁玲依然记得冯乃超赶译小说的一幕，尤其是此前冯乃超在丁玲和胡也频打算去江西苏区开会，冯乃超决定帮她托养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的情形：

　　我认识乃超是在一九三○年，我到上海参加左联以后的事。那时他是左联党团书记;而我由于身体关系，很少参加活动，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写作。也频入党后，左联党组织的会，有时就在我们家开。我与乃超见面只是点点头。他们谈得热烈，我坐在一旁观察，很少发言。一九三○年，也频被选为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的代表，年底要去江西苏区开会;我们计划两个人同去。但是，十一月八日刚出生的婴儿怎样安置？我想把他送到湖南老家，交给母亲;但去苏区行期在即，时间来不及。我们正为此发愁。也频告诉我，乃超同志答应帮我们喂养孩子;他们自己也刚有一个婴孩，比我们的大几个月。这天晚上，我为此激动得不能安眠，我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同志感情，阶级战友之间的温暖。这种友情在旧社会尔虞我诈的环境里是得不到的;在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的所谓朋友之间也是不存在的。我对乃超同志的陌生感觉一下消失了，我只感到亲切、温暖、甜蜜、清新……后来，听说乃超因为工作忙迫，生活艰难，他的夫人声韵患了肺病，他们把自己的那个孩子不得不送回老家，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在出生后的第七天便送给了一对南洋夫妇。我可以想见，当初他们应允替我带孩子时，他们是准备承受多么重大的负担和牺牲啊（丁玲《永远怀念他的为人——〈冯乃超文集〉代序》，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

　　白色恐怖时期，同志之间的交往，充满了危险和变数，一个握手，也许就是永别，没有谁看得到自己的明天和后天。丁玲的回忆，中止在1932年的春天。再次见面时，已经是17年之后了。1949年的夏天，丁玲从沈阳来到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她在会上见到了久别的冯乃超。这次见面被丁玲称为胜利后的重逢，大家都很兴奋。在丁玲眼里，冯乃超不再年轻，却也并不显老。还来不及寒暄，冯乃超从口袋里取出一支崭新的派克钢笔，递到丁玲手里。冯乃超说这支钢笔是用丁玲那笔寄给湖南老家的稿费的零头买的，现在正好回归它的主人。看到这支派克钢笔，丁玲心里洋溢着温暖和感动。只有冯乃超这样热心的人，才会将一件事做得如此细致，才会将一件事做到时间的深处。

　　这支派克钢笔，起源于1948年的冬天。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版，得到了一笔稿费。她想将这笔钱寄到湖南，接济在老家的寡母。但是，在内战激烈，解放区和国统区不通邮不通汇的特定情况下，大连的同志告诉途经此地出国参加世界妇女代表会议的丁玲，说冯乃超同志在中共南方局工作，可委托他办理。于是，丁玲委托大连的党组织，将这笔钱带给了冯乃超，热心的冯乃超，圆满地完成了丁玲的心愿。

　　丁玲不是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论战的参与者，她只是一个见证者，在她和冯乃超的交往中，她却时时感到了他对鲁迅先生的尊重，感到了他的坦率、明朗与舒展，从来也没有发现他存有什么偏仄成见或丝毫宗派情绪。这段话，成了丁玲对冯乃超的永久评价，成了《冯乃超文集》的序言。

　　六

　　冯乃超在上海街头的突然失踪，是一个只有潘汉年才知道的秘密。

　　猜测，怀疑，误会，是冯乃超销声匿迹之后必然的结果，连革命队伍中的同志，也难免走上猜疑的歧路。冯乃超的左联战友夏衍，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冯乃超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句极易让人联想起临阵逃脱或者变节的话，在李丹阳的《忆外公冯乃超》中出现，而冯乃超并不解释，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一一更正历史的误解。

　　在白色恐怖严重，党的机关屡遭破坏，不少党员被捕和《红旗周报》难以編辑出版的恶劣形势下，潘汉年同意了冯乃超在岳父李书城的介绍下前往青岛工作和疗养的计划，在潘汉年的嘱咐中，青岛，将是冯乃超建立党的地下交通站的城市。然而，青岛之行因多种原因并未实现，一个更好地机会却突然来临。

　　1932年3月，李书城就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这个不满蒋介石、汪精卫屠杀共产党人，拒绝参加国民党员重新登记的辛亥革命元老，担忧女婿的安全，邀请冯乃超去武汉任事。潘汉年和党组织批准了冯乃超赴武汉隐蔽的计划，并指示冯乃超，利用岳父的关系，以国家保卫局（特科）成员的身份，打入敌人内部，为党做情报工作。冯乃超和潘汉年分别的时候，出现了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常见的画面，潘汉年将一包红矶、一瓶药水和上海光华书局、上海四川路一商行两个秘密通信地址交给了冯乃超。从此以后，冯乃超关闭了上海所有社会关系的门户，而这两个秘密通信处和潘汉年，就成了冯乃超与上海唯一的联系。

　　阳春三月的一天，冯乃超携妻女到达了陌生的武汉，在武昌紫阳湖畔的一处民宅里隐下身来，与此同时，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里，多了一个名叫冯子韬的帮办秘书。

　　隐姓埋名的日子里，冯乃超一次次想起上海，想起左联的斗争，他对武汉的官场生活很不适应，他更怀念那些直面敌我斗争的生活，他给潘汉年写信，介绍了武汉的情况，表达了渴望一线斗争的心情。但是，他没有收到潘汉年的回信。

　　重回上海，一直是冯乃超的愿望。在没有得到潘汉年回复的情况下，冯乃超借送妻子李声韵去北平疗养的机会，绕道上海，找潘汉年汇报工作。冯乃超在上海没有见到潘汉年，朱镜我和李一氓前来和他接头。冯乃超向他们表达了回上海继续文化工作或者去北平教书的想法，朱镜我说明上海形势非常紧张，要求他努力适应武汉的环境，隐蔽身份，寻找机会，也不要去北平教书。冯乃超遵照党的指示回到武汉之后，上海的《社会新闻》放出了谣言，说颓废诗人冯乃超穷途末路从武昌黄鹤楼跳长江自杀，由岳母救起。

　　冯乃超在湖北省建设厅帮办秘书的职务，随着岳父李书城的职务变动而中止。1933年年初，李书城调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冯乃超的工作，也随即转到了民政厅，以第三科第二股股长的身份，掌管统计与“党务”。蒋锡金和孔罗荪，就是这个时期成为了他的同志。

　　冯乃超以同事的身份出现在文学青年蒋锡金眼中的时候，还是一个每天穿过走廊来第一科借阅报纸的闲人。通过借阅报纸和聊天，他们熟悉起来。有一个星期天，蒋锡金来到了紫阳湖冯乃超家中，他被冯乃超的藏书所吸引，并且为了法国作家安德烈·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起了争执。这种没有结果的争论，蒋锡金与冯乃超发生过多次，在两个人的脸红耳赤中，冯乃超的夫人李书韵，只是一个中间人。引发他们争论的书籍，还有《马哥博罗游记》和外国电影。只是那个时候，年轻气盛的蒋锡金，并不知道这是年长他十四岁的老大哥对他的引导和培养。后来，蒋锡金将自己的习作送给冯乃超指导，冯乃超毫无保留地将创作经验，传授给他。在现代文学的交流中，蒋锡金发现冯乃超对创造社的事情了如指掌，便提了一个问题：“创造社的冯乃超不是因为穷困潦倒跳黄鹤楼自杀了吗？”冯乃超听后哈哈大笑起来，看见蒋锡金一头雾水的样子，冯乃超说：“那是谣言。冯乃超活着，他就坐在你的对面！”蒋锡金目瞪口呆，恍然大悟。

　　四十八年之后，蒋锡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的《敬悼冯乃超同志》一文中回忆：

　　我问他鲁迅在《文学与革命》末尾引用了他的剧本中的小偷和妓女的台词，是什么意思？他又笑了，说：“那时我们很幼稚，也狂妄，想教育鲁迅，是鲁迅教育了我们。那个剧本也幼稚，它的末尾是从一个外国剧本抄的。怎么能靠小偷和妓女来干革命呢！鲁迅一把抓住了，他抓得好，抓得对。”我本来对党是有认识的，由于乃超的缘故，就和党更接近了。这样，在抗战发生后，我们进行了多次合作。

　　回上海，始终是冯乃超的心愿。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时局发生变化，冯乃超决定再赴上海，寻找党组织。在同潘汉年、冯雪峰的会面中，冯乃超汇报了武汉的情况，要求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文化工作。在要求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冯乃超又回到了武汉。

　　西安事变之后的国共合作，是冯乃超结束秘密状态，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从事抗日救国的开始。转折出现在1937年底，冯乃超认识了中共湖北省委的何伟，向他报告了在武汉隐蔽的艰难经过，冯乃超就此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并先后转到了湖北省委长江局（后改为南方局）组织部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在武汉隐蔽的几年时间里，冯乃超一直沉潜在文学的深处，他唯一的一次公开论战，发生在1937年3月，为了鲁迅的名誉，他和武汉大学的苏雪林展开了交锋。

　　苏雪林攻击鲁迅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与胡适通信）和《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发表在1937年《奔涛》半月刊第一、第二期上。这两篇被后人用“恶毒”这个形容词定义的文章，污蔑鲁迅为“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表示“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魯迅偶像以一矛。”这些连她的老师胡适都觉得过分的攻击，引起了冯乃超的反感。冯乃超迅速写下了《先生吉诃德先生》一文，发表在武汉《大光报》副刊，批驳了苏雪林的观点，为鲁迅先生辩诬。

　　从批评鲁迅到捍卫鲁迅，冯乃超用九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革命者观念的蜕变，后世的读者，也从文章中，看到了冯乃超思想升华的轨迹。

　　七

　　在上海沦陷，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背景下，中国腹地的武汉，成了抗战时期进步文化人的集中之地，尤其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秘密担任特别支部书记，让冯乃超和郭沫若、阳翰笙、萧军、茅盾、老舍、刘季平、张光年、吴奚如、彭康、臧克家等人相逢并共同战斗，提供了和平年代没有的特殊条件。

　　在郭沫若担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冯乃超的公开职务是第七处第三科科长，主管对敌（日）宣传，编辑《敌情研究》，进行日文制作，并协助反战的日本人鹿地亘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后改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工作。在这个职务的背后，冯乃超还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的身份，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而以特别支部书记的身份秘密开展的活动，均通过周恩来的秘书吴奚如发生联系。

　　第三厅，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实际上却是一个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同时吸收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爱国人士广泛参加的文化统战组织。共产党在第三厅内设的核心人物，有郭沫若、冯乃超、杜国庠、董维健、田汉和阳翰笙等人，他们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冯乃超担任书记的特别支部，也归周恩来领导。因此，第三厅虽然是国民政府的一个部门，却又是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下的一个重要机构，是中共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一个坚强的战斗保垒。第三厅的工作成绩和文艺团体的规模，田玄的《八年抗战中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及其作用》一文，有具体的记载：

　　各队党组织接受第三厅特支的领导，此时的第三厅利用上海沦陷后，全国一十八个戏剧团体，全国几乎超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戏剧人才，都集中在汉口的大好时机，在周恩来、郭沫若和冯乃超领导下，集合了全国文化界精英300人，加上所属的10个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漫画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1个电影制片厂，3个电影放映队，总数达3000人左右。

　　在《冯乃超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和宣传工作的杰出贡献》一篇长文中，作者田玄记录了在第三厅和特别支部领导下进行的十件大事。虽然时光过去了八十多年，但那些非凡的工作，依然让后人感叹与敬佩。

　　抗战宣传周活动，是第三厅成立之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宣传战线上的第一次较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两个月之久，工作却无声无息，冷冷清清。社会舆论的批评，让政治部部长陈诚脸上无光。第三厅成立当天，陈诚向郭沫若提出了组织一次宣传活动的要求。根据周恩来扩大宣传活动要做到扩大宣传对象、扩大宣传范围和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到前线、到战壕里去，提高广大工农抗战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杀敌情绪的指示，冯乃超和郭沫若制定了具体措施和目标，提出了“文字宣传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口头宣传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艺术宣传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的指示和“要注意各阶层民众觉醒程度的不同和情绪的差异，针对不同对象提出易于触动他们的口号，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无论漫画、电影、演剧都要使人看了听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要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兴奋得矢志报仇”的要求。上述这段引自于田玄文章中的话，对于文艺宣传，无异于高难度的标准，这样的要求，即使放到各种条件远远优于战争年代的今天，也是一种非常难的考验。然而，我在田玄接下来的描述中，看到了盛大节日般的效果：

　　当晚组织领导了7万人规模的庆祝胜利大会和火炬游行。“只见长江两岸数十条火龙蜿蜒不断，万点炬火映红了江水。口号声、救亡歌声响彻天空。武汉市的群众扶老携幼沿街观看游行，有不少人，预先制好了小旗，等待队伍经过，自动参加进来。到处洋溢着万众一心坚决抗日的热烈气氛。游行一直进行到深夜”。郭沫若记述道：“真是个家家庆祝，人人称贺，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歌唱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

　　冯乃超被抗日救亡激发的热情，超出了后人的想象，如果没有文字，如果没有那些在场者的回忆，我很难复活冯乃超在武汉“七七”献金活动中的投入和贡献。作为献金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冯乃超投入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在武汉三镇原设置六座固定献金台，远远挡不住民众爱国的潮水，临时又增设了十几座流动献金台，一百多万元的献金和五天时间，掀起了武汉市的献金狂潮。冯乃超镇守在司门口的献金台上，足足坚持了五天，而且在运动结束之后，又废寝忘食地赶编出来一册厚厚的献金账目报告。蒋锡金看着满眼血丝的冯乃超，劝他休息一会，冯乃超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而是兴奋地说：“不能休息呀，中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郭沫若，不仅是“七七”献金运动的在场者，也是一个记录者。在《洪波曲》中，郭沫若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赞扬冯乃超编印的《征信录》，是“最可宝贵的记录”，是“真真实实的人民的行状”， 是“一部大有神圣意味的圣经贤传”和“国宝”。

　　冯乃超不是手持武器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但是，他却是一个用钢笔和文字到达过战壕的文人。1938年，武汉成了中国军队抗击日军进攻的前线，而湖北浠水，则成了前线的战壕。冯乃超以一个文化人和前线慰问团成员的身份，到达了同日军接触的最前沿，在遍地尸臭的阵地前沿，炮兵连长下令，用三发炮弹射向日军阵地，为来到前线阵地慰劳的文化人致敬。

　　冯乃超参加的江北战场慰劳团，是一个只有八个人两台车的队伍，高低不平的公路和没有灯火照明的黑夜，让习惯了城市生活的慰劳团员极度不适。到达宋埠的那个夜晚，他们冒雨前进，赤足淌水过河，在凄风苦雨的深夜，遇见了广西军的戏剧工作队和第三厅抗战演剧第五、第六两队。诗人臧克家、作家黑丁、伍木、邹荻帆和电影演员金山，鱼儿一样，都悄悄地沉潛在前线的黑暗中。

　　公路的稀烂和汽车的抛锚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摇摇晃晃的汽车，在烂泥路上就像一个醉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处都是陷阱，一天也开不了百把公里。

　　那天，慰劳团看到了一辆陷在泥泞中的装甲小汽车，附近的百姓，正在卖力地推车，凭经验，冯乃超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汽车，只有高级长官才有资格乘坐，他踏着泥泞过去，却没有看到李宗仁的身影。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李宗仁司令长官在何处，更无人知道，当天晚上，冯乃超他们睡熟之后，李宗仁会突然派副官敲开他的房门，然后在昏暗的灯光里接见他们。

　　这段巧合，被冯乃超记载在文章中：

　　快到黄昏时刻，我们到了什么家庄，这是司令长官的指挥所所在地，离浠水县，还有一段路，到了这里，战争气氛浓厚多了，老百姓已经疏散得差不多，士兵倒是随处可以碰到。

　　我们被引到一所地主人家的院落，这就是附属于指挥所的招待所。听说李宗仁很忙，我们吃过了晚饭之后，九点钟便上床休息，我发现床头墙上贴了一张符咒，画了一条百足虫，大概是用来辟毒虫的，我把他（它）摘了下来作纪念品，十一点多钟，我们有些人已经睡熟了。突然有人来敲大门，原来李宗仁在这个时候来接见我们，副官说得很客气，他说司令官夜里无事，想找人谈谈天，如果各位还没有上床，请过去谈谈。我们便爬起床来，穿上衣服，跟了来人出去。绕了几个弯，进了一座更大的院落，我们一直被引进李宗仁的办公室。他正在和前线通电话，摆（摘）下了耳机以后，便和我们客套了一番。这位今天的副总统，而在竞选时自称为“乡下姑娘”的当时李司令长官，给人的印象是不错的，一个忠厚的乡巴佬样子，没有陈诚那种矫揉做作的派头，我们漫无边际地谈了一两个钟头，从国外情况，谈到了田家镇吃紧，萧之楚不肯卖力;说学生军和戏剧队“价廉物美”，等等。他拿南方的名产荔枝干出来款客。我们和他约好明早代表武汉各界向他献旗，便回到招待所（冯乃超《浠水长成——抗战回忆断片》，见《冯乃超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

　　李宗仁未必知道冯乃超是李书城的女婿，但冯乃超却知道李宗仁是岳父的学生。只不过，在战争的环境里，在夜深人静的前线，冯乃超不会去套这层私人之间的近乎。

　　前线的慰劳，不是和平年代的灯红酒绿和歌舞升平，而是和危险同在的辛苦劳累。许多后人想象不到的艰苦曲折，甚至抵在胸口的刺刀，没有出现在冯乃超的回忆中，却记录在郭沫若的文章中。那是慰劳团的汽车抛锚在路上，在黑暗深沉的夜里，冯乃超自告奋勇，主动去找招待所。第二天，冯乃超告诉大家昨晚遇到的惊险。天黑，无处问路，他几次碰到了站岗的哨兵，由于回答不出口令，在枪栓惊心的撞击声中，冰冷的刺刀，抵到了他的胸膛，幸好他用纯正的粤语，回答了那些来自广西的士兵，才化解了一触即发的危险。来自自己人的危险，语言可以化解，但是来自日军的空袭，却让他们付出了伤亡的代价。日军的轰炸机飞临宋埠上空的时候，冯乃超和金山已经来不及出城，只好就地卧倒，有两颗炸弹落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轮番轰炸过后，宋埠的城门垮塌了，将一些在城门下躲避的人埋在下面。冯乃超参加了救护，他亲眼看见戏剧五队的一个女队员，用光了绷带，看到那些无助的伤员，急得哭了起来。由于演剧五队的一个同志被炸死，几个人受伤，晚上的联合公演也只好临时取消。

　　八

　　从前线回来以后，文协会员陆续撤退，老舍和姚蓬子，提出了“把文协背到重庆”的口号。这个时候，等车候船和没有地方可住的同志，都集中到了孔罗荪的家里，将孔罗荪的住所，变成了一个人来人往的会所。

　　在撤离的最后时刻，这些经历过上海疏散的文化人，没有紧张和慌乱，由于碰头见面的机会增多，有人提议创设茶话会，将文艺工作和转移疏散上的问题和困难，都作为茶话会讨论的内容。

　　冯乃超在《武汉撤退前的文协》一文中，记录了第五次茶话会的内容。于1938年9月4日举行的茶话会，有徐盈、子冈、胡风、奚如、盛成、万秋、纪莹、云远、胡绳、吉罡、安娥、季平、宝权、罗荪、乃超15人参加。冯乃超的记录中，省去了那些参加者的姓氏。这些留在武汉的文化人，丝毫没有疏散的紧张和即将远走的仓皇，大家一致认为，由留在武汉的三十多个文协会员，共同出版一份名为《抗战文艺》的周刊，并且确定了第一期“武汉特刊”的任务：组织前线本会会员的活动，诱导炮火中成长的新兵，以保存民族解放史诗的片段。这些清醒的文化人，预料到了这个刊物面临的困难局面，打算有一期出一期。冯乃超没有想到，这份周刊，竟然一连出了四期。计划中的第五期“保卫大武汉的一日”，稿件收齐，却来不及编辑出版，就被迫撤退了。临时性的《抗战文艺》周刊，是所有人的功劳，是大家积极性的体现。冯乃超的回忆，真实地记录了这份杂志的忙乱和有序。“第一期实际是罗荪编的，出版以后他得跟自己做事的机关撤退了。我把第二期编好，但十月八日我又得到五战区旗亭跑一遭，就交给舒群，他这时候不知打哪里回到武汉来，第二期出版以后他到长沙去了。第三期又得发排，刚好以群和蒋弼由战区回到武汉，他们是在军队里服务，第三期就交以群负责。这本小小的刊物，就是在这种人事变化急剧的情况中产生出来的（冯乃超《武汉撤退乡的文协》）”。

　　1938年10月下旬的武汉，文协会员陆续撤退，马路上，已经看不到黄包车了，街上行人稀少，来来往往多是穿制服的人，不时可以看见一些满身尘土一脸疲惫的士兵，牵着马匹，从街上慢慢走过，马背上那些等待修理的枪枝和稻草，清楚地表明了战争的逼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协召开了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三十多个文协会员，聚集在青年会的餐室里，共同纪念鲁迅先生。郭沫若主持了纪念会，胡愈之和冯乃超分别代表鲁迅全集刊行委员会和文协，在会上讲话，周恩来和田汉的讲话，也是纪念会上的主要内容，在郭沫若的记忆中，周恩来的讲话最精彩，他强调了鲁迅的战斗精神，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郭沫若自认参加文艺性聚会不多。然而，这一次的聚会，他不仅参加，而且主持了这场活动，并且记录在他的文章中：

　　在武汉当时，文艺性的聚会似乎不多，或许也怕是我自己参加得太少，但有一次聚会我是参加了的，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便是十月十七日（十九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了。

　　大家推举我为主席，我自然说了话。我强调了鲁迅的人民立场。……

　　恩来、梓年、愈之、乃超都说了话。

　　周公的话最精彩，他主要是强调着鲁迅的战斗精神（郭沫若《郭沫若谈冯乃超》，见《冯乃超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

　　在冯乃超的记忆中，博古也是发表演讲的人之一，冯乃超的记忆，还没有遗漏报馆的记者。青年记者李密林，得到了冯乃超整理之后的会议纪要，冯乃超请他带到重庆的报刊发表。

　　我在1948年11月8日香港的《华商报·茶亭》上读到的郭沫若文章，似乎更具体和详细。郭沫若说：“据乃超告诉我，那次恩来的演说辞本来是整理好了的，由《新华日报》的青年记者李密林带往重庆，不幸坐船‘新升隆’号被炸，连人带原稿一并沉没进长江里去了。”

　　郭沫若用一句话概括的悲惨，是侵华日军阻挡国民政府撤退重庆的长江大轰炸，那些抢运人员和物资的轮船，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葬身江底，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长江。李密林和他乘坐的“新升隆”号，只是日本侵华的罪证之一。

　　冯乃超和文协在武汉的革命活动，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他们用一场纪念会的形式，画上了一个句号。两天之后，冯乃超随同第三厅的人员，乘船向长沙撤退，而日寇的脚步，也紧随其后到达了武汉。

　　长沙，是冯乃超撤退中的另一个省会城市。在这里，冯乃超同郭沫若会合，一同参加了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仪式。让所有人都无法预测的是，冯乃超在长沙遇到了一场危险。1938年11月12日深夜，沉睡的长沙城，被国民党警备队的一把火点燃。这场被史家称为“文夕大火”的毁灭性灾难，是国民党焦土政策的直接体现。这场震惊中国的火灾，导致了长沙三万多人丧生，全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烧毁，造成了十亿元以上的经济损失。对于这场被历史定义为同“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中国抗战史上的三大惨案，长沙的百姓和冯乃超，都是没有被预警的受害者，幸运的是，冯乃超成为了大火中的脱险者。

　　由于远离军队和政府决策中枢，冯乃超不可能知道，焦土抗战的提法，首先来自他在浠水前线见过的李宗仁，他的《焦土抗战论》，影响了战时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决策，导致了长沙城的焚毁。

　　焚城計划的严格保密和火灾的提前突发，让在睡梦中惊醒的长沙百姓，已经来不及逃生，葬身火海，成了他们无法选择的宿命。作为一个幸运的脱脸者，冯乃超见证了这场五天五夜之后才自行熄灭的火灾。

　　九

　　离开烈火中的长沙，冯乃超并没有直接抵达战时的陪都重庆。他与郭沫若从衡阳乘火车西行，于12月3日到达了有文化城之称的广西桂林。

　　在桂林的五个月时间里，冯乃超的诗人本色得到了发挥。在复刊的《救亡日报》上，他用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遣责汪精卫叛国投敌。除了翻译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和平村记——俘虏收容所访问记》《恐怖》并在《救亡日报》《广西日报》发表之外，还创作了诗歌《歌唱吧，中国的儿女们》《黄花岗——纪念七十二烈士》《皮鞋匠权充大师傅》和《生根在生活中》等作品，冯乃超的名字，频频在《救亡日报》《广西日报》和《新华日报》上亮相，十年前创作诗集《红纱灯》时的状态和灵感，回到了抗日救亡的浪潮中。

　　冯乃超来到重庆的时间是1939年5月。那个时候的第三厅，分设城内和郊区金刚坡赖家桥两处办公，冯乃超经常在两地奔波，有时也去曾家岩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第三厅的抗日工作，始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部处心积虑，总想改变它的性质。八月份的时候，周恩来和郭沫若均不在重庆，政治部认为时机到了，下令第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冯乃超立即写信到成都，催郭沫若返渝，同时又与阳翰笙一起，向南方局博古报告。不久之后，政治部又来了更厉害的一招，他们拿了蒋介石的手谕，突然来到赖家桥，威逼冯乃超。这些手段，在第三厅和冯乃超面前，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国民党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以改组政治部的名义，撤销了第三厅。郭沫若卸去了厅长职务之后，其他工作人员集体联名辞职。蒋介石顿时感到了紧张，他最担心的是，这些年富力强的文艺人才，一旦投奔解放区，便会加强共产党的力量，于是，他亲自召见了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等三厅科长以上的干部，用“离厅不离部”的方式，挽留他们。

　　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取代了第三厅的工作，但是，蒋介石想用“研究文化工作”的紧箍咒，限制他们的抗日活动，让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与现实生活脱节的书斋里，进行那些无关痛痒的“研究”。然而，国民党的如意算盘，却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郭沫若的文章《郭沫若谈冯乃超》，留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轨迹：

　　实际上国民党是把算盘打错了。它以为这样就限死了我们，其实倒更便宜了我们。我们倒利用了这个组织，老老实实地做了不少的研究和写作工夫。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的《青铜时代》的绝大部分、《十批判书》的全部和《沸羹集》《天地玄黄》中的绝大部分杂文，都是这时候写成的。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以及《棠棣之花》的定稿，也都是这时候写成的，我的写作活动恐怕要以这个时期最为活跃。

　　新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依然由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阳翰笙任副主任委员，冯乃超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党内书记和敌情研究组组长。

　　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活动之时，冯乃超用《发聩震聋的雷霆——纪念郭沫若先生二十五周年创作生活》一文，作为对郭沫若的衷心祝贺。冯乃超为日本友人鹿地亘翻译《海与舟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延安，正在召开文学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一个信息封闭的时代，冯乃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不可能看见毛泽东在那个大会上慷慨激昂的讲话，连这个座谈会的信息，也是在十个月之后，他们才在《新华日报》上看到。

　　延安文艺座谈会，尤其是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无法全面详细地报道丰富的内容。幸好，延安派人送来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小册子。收到小册子之后，冯乃超立即与郭沫若、阳翰笙商量，决定先在党内学习，再在党外进行学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长文，它后来以语录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课堂上的中学生，轻而易举就能背诵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名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冯乃超的文章中，转化成了个人的心得体会：

　　文艺的通俗化——换言之就是内容的大众化，形式的通俗化，这一个运动，是我们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一个主潮，要完成中国的文学革命，这一个过程是必须通过的阶段。在抗战中，我们已经看见大量的新编鼓词，唱本……流行于一部分的队伍中，成为士兵们最爱好的精神粮食。这些作品，在形式上是仿古的，但内容并未完全作到大众化的程度。我们现在需要万千的通俗文艺作品，流布于每一个士兵的手里，以提高他们抗敌的决心，加强他们的民族意识。这需要我们有计划的搜集及研究以往的民间文学，批判地接受这些文学遗产，穷究其起源及发展过程，然后以新的创意加以改造，并积极奖励融化旧形式的新作品（冯乃超《对全国文协的一点希望》）。

　　冯乃超的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提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没有直接引用毛泽东的原文，但与毛泽东对丁玲提出的“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和对张闻天《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报告提出的“大众化、中国化”的方向，完全一脉相承。

　　《新华日报》于1944年1月1日，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分三部分，摘要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冯乃超和郭沫若多次主持重庆文化界座谈会，领会来自延安的精神。五月份的时候，何其芳、刘白羽从延安来到重庆，冯乃超借助这个机会，请两位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聆听了毛泽东讲话的同志，请他们介绍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文艺整风的情况。

　　几个月之后，林默涵和周而复从延安来，陕北文教大会的盛况和《讲话》精神，又一次让远离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振奋。

　　十

　　对于国民党制造矛盾限制共产党活动，担任第三厅厅长职务的郭沫若，最有感受。在他的文章中，屡屡见到“三厅由凌迟而至于处决，所有一切对于抗战有益的工作，从此以往都逐渐被限制，被毁灭了”的愤慨。

　　三厅撤銷之后，设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也没有成为蒋介石如意算盘上的一粒珠子。1945年2月，冯乃超联名郭沫若等三百十二人，共同发表《对时局进言》。这篇由郭沫若起草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文章，提出废除一切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自由活动的法令，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对英国、美国、苏联采取平行外交等六项具体主张。“《对时局进言》提出的纲领明确而强烈，由此引发的民主浪潮汇聚成大后方抗战胜利前夜影响最为广泛的政治运动，被誉为抗战后期文化界的‘民主宣言’”。这种深水炸弹一般的文章，引起蒋介石的愤怒，是必然的。

　　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下令政治部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从第三厅到文化工作委员会，从文化工作委员会到解散，结束形式上的使命，冯乃超和郭沫若，是一个自始至终的在场者和见证人。不过，文化工作委员会结束的时候，正是日本投降的前夜，也是重庆谈判的开始。冯乃超和郭沫若来到了红岩村十三号，同从延安到达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会见。

　　国共两党历史上著名的重庆谈判，从两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握手开始，至他们针锋相对不欢而散结束，历史在记载两党领袖唇枪舌剑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背后的人物。冯乃超来到红岩村十三号面见毛泽东之后，就闪进了幕后。吴永明在《革命军中一前卒》一文中，记录了冯乃超的贡献：

　　由于冯乃超同志长期以来一直在郭沫若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对敌（日）宣传工作，具有丰富的国统区工作经验，因而在国共重庆谈判及以后的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备受周恩来同志的重视。1945年8月28日下午，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入住红岩村十三号。9月3日，冯乃超就和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周谷城等知名人士一起，受邀前往毛主席的住处，畅谈国内国际形势，总结分析对蒋斗争经验，为即将开始的艰难的国共谈判做准备。

　　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由延安飞往重庆。冯乃超被周恩来指定为代表团顾问，参与代表团工作。在代表团工作期间，冯乃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丰富的革命斗争艺术，为代表团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争取和平民主的建国道路。直到次年6月19—26日，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冯乃超还不畏艰险，与郭沫若一道，前往南京，参加促进国共和平谈判的工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做最后的努力。

　　国统区的斗争，看不到刀光剑影，听不见枪声炮响，但斗争的激烈，可以让恼羞成怒的一方，使用令人不耻的暴力。冯乃超参加的重庆文化界七团体招待会、政治协商会议，与茅盾等人联名发表《陪都文化界人士对政治协商会议意见》《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等一系列活动，都潜藏着风险。1946年2月10日上午，冯乃超在较场口参加的重庆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就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在陈立夫的密谋下，特务们毒打李公朴和施复亮，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和新闻记者六十余人被打伤，直到周恩来、冯玉祥等人赶到，施暴的特务才四散而去。这场被历史称为较场口血案的事件，引起了海内外震惊，国民党政权的形象，在“嗜权而致如此下作，也就无药可救了”的评价中，一落千丈。

　　抗战时期的重庆陪都，冯乃超在此工作了整整七年时间。冯乃超没有想到，他多次要求回归而不得的上海，竟然突然之间回到了他的现实生活中，他和郭沫若一起，同机到达了这座熟悉的城市。上海“工委”委员和“文委”书记两个职务，成为了他新的工作。

　　抗战胜利之后的形势变化，超越了和平建设时期人们的想象，甚至也让冯乃超感到突然，但是，冯乃超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从左联开始的斗争生活和革命经历，让他有了坚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压调整能力，在所有的工作岗位上，他都是一个胜任者。四个月之后，冯乃超面临着一项全新的工作和陌生的局面，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他秘密地来到了香港。在英皇道172号，冯乃超同先期到达的周而复、林默涵碰头。从此以香港华南分局“工委”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

　　两个月之后，“文委”成立，夏衍担任书记，冯乃超和邵荃麟、胡绳、周而复为委员。1946年3月，夏衍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冯乃超接任了“文委”书记，开始主管香港的文化工作。

　　1946年的夏天，内战的烽火已经点燃。周恩来洞察形势，估计国共两党将以战争作最后的摊牌，在极其恶劣的形势下，他将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和筹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分成疏散和留守的三部分人马。大部分回到解放区去，一部分留下由他领导坚守，周而复和冯乃超是转往香港名单上的人员。只不过，他们行程不一，周而复走在冯乃超的前面，成了秘密潜往香港的先行者。

　　周而复并不知道冯乃超会步他的后尘到达香港，他只是以一个同志的身份，去向冯乃超告别。来到北四川路冯乃超家中时，周而复突然感到了冯乃超对香港的了解和对敌斗争的成熟。三十六年之后，周而复用一篇文章，回忆起冯乃超对他的帮助：

　　当时他住在上海北四川路一条弄堂里，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将去香港，告訴我到了香港找谁，安顿下来以后，第一步找房子，以便接待上海去的人，好开展工作;同时给了我一笔外币，准备到香港以后的开销（周而复《冯乃超同志二三事》）。

　　从周而复的这段文字中，后人似乎可以推测冯乃超秘密负有某项工作任务或者职责，周而复的文章，似乎也有或隐或显的透露和暗示：

　　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对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是监视很严的。乃超同志嘱咐我注意保密，我的行踪不要告诉人。根据他的意见，我买了一张从上海去香港的美国轮船统舱的客票，一个人上船走了。我躺在统舱的铺位上，没有出来，防止被人发现;等到轮船出了吴淞口，在公海上行驶，才从下面的统舱里走到甲板上，呼吸含有盐味的潮湿的海风。

　　在甲板上，我首先遇到龚澎同志，她也是派到香港工作的;接着我又碰到了林默涵同志，大家相视微笑，没有交谈;原来不少同志分别上船，组织上安排我们乘同一条船去香港的。

　　周而复在香港找到的第一个同志，是《华商报》的饶彰风，这个广东大埔的客家人，是周而复眼里的香港通。“人们戏称他是‘地保’，有事找到他，几乎没有办不成的”。通过饶彰风介绍，周而复在英皇道172号的海边，租到了一套幽静的房子。1946年10月，冯乃超和夫人李声韵也来到了香港，他们和夏衍一起，成了这套租屋的共同租客。

　　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彻底破裂之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周恩来、董必武和留守在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先后离开上海和南京，回到延安。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茅盾、胡绳、邵荃麟、沈志远、洪深等文化界名人陆陆续续来到香港。1947年的香港，文化名人云集，以追求民主自由，建设新中国为主题的文化艺术活动高潮迭起。和这些文化名人熟悉的冯乃超，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向他们介绍和传播来自解放区的形势和延安的消息。尤其是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成立新中国政府号召的时候，冯乃超积极奔走，分别征求文化界人士的意见。后来以郭沫若和茅盾为代表的文化界的声明，就是冯乃超积极工作的结果。

　　周而复和楼适夷、叶以群出版的《小说》月刊，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秦似主编的《野草》以及《华商报》《大公报》定期的文艺副刊，成了香港文学发表的主要阵地，更能够代表这一时期香港文艺繁荣举措的，还有周而复编辑出版的《北方文丛》和《万人丛书》。《北方文丛》介绍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包罗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艺评论等文体，每辑十本，共出了三辑。《万人丛书》的出版，则超越了解放区的范围，国统区的进步文艺作品，也成了丛书收集的对象。

　　作为一个诗人和小说家，香港时期的冯乃超，写下了《战斗诗歌的方向》《臧大咬子传》《瞿秋白同志的文艺工作》《方言问题论争总结》《不要开倒车》《谈翻身诗歌》《译〈我的两家房东〉》《聪明误——从萧乾的述怀〈遗书〉谈起》《从〈白毛女〉的演出看中国新歌剧的方向》《三十七年前的今天在香港——辛亥革命回忆断片》《浠水前线——抗战回忆断片》等一大批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冯乃超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诗歌立场和观念，“诗歌和革命战争、生产、参军、土地改革、群众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锤炼着各种新的旧的形式。”“诗人不是在幽静的书房里写作，而是在斗争的现场当中，不是用一拍三叹的迂回调子，也不是用文字的堆砌来抒发个人的革命热情和愿望，而是用为群众所能迅速接受的小调，朗诵诗，洋歌调子，还采用简单的戏剧对白，甚至表演等的方式来协助或进行实际的斗争。”

　　十一

　　冯乃超离开香港的时间是1949年3月。《冯乃超年谱》用“三月上旬，率领二百多名文化界人士乘船离香港赴解放区，中旬经天津到达解放不久的北平”一句带过，忽略了香港党组织分期分批护送大批民主人士北上途中的千辛万苦和惊心动魄。

　　在文献的记录中，冯乃超是同狄超白、周而复、阳翰笙、黄药眠、胡一声等人，陪同和护送李达、王亚南、郭大力、曾昭抡夫妇、严济慈、黄鼎臣、史东山、白杨、舒绣文、姜椿芳、张瑞芳、于立群、臧克家、沈其震、朱智贤、张文元、陈迩冬、傅天仇、林砺儒、薛迪畅以及香港达德学院部分师生和华桥，乘坐宝通号外轮北上的。

　　一千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的乘船北上，不是一次一帆风顺的轻松旅行，其中的凶险，后人难以想象，冯玉祥将军从美国经苏联回国的途中，轮船在黑海失火，不幸罹难;而杨杰将军，则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这段海上经历，被诗人臧克家记录在纸上：

　　大概是1949年3月的一天，冯乃超同志来找我，给我两张船票，并告诉我说，党组织包租了一艘叫“宝通”号的丹麦轮船，要从香港送一批文化人到刚刚解放的北平去。他要我和夫人这一批就走。这样，我们就上了“宝通”号。带队的就是冯乃超同志，他的工作非常忙，上船以前和在船上的工作都是他来做。那时台湾海峡局势很紧张，冯乃超同志叮嘱我们，经过海峡时不能开灯，人也不能到甲板上去，千万不能出事。这样，在船没有通过海峡时，大家只好闷在船舱里，一过海峡后，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都跑到了甲板上，还在甲板上组织个联欢会，我还上去朗诵了诗。我们这批有200多人，三联书店的人最多，还有史东山、张瑞芳等电影界的名人，最后安全抵达了天津。这一路上的组织工作都是冯乃超同志做的，他非常辛苦（《臧克家回忆冯乃超》，郑曼代述，见《默默的播火者》，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到达北平之后不久，冯乃超陪同周恩来前来看望北上的文化人。大家都知道，和他们的身份和工作密切相关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开幕，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即将在他们的手上展开。冯乃超，参加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和预备会，并以南方代表团第一副团长、大会主席团成员、党组代表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他又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作为一个从左联时期走过来的诗人，作为一个见证了革命文学过程的作家，冯乃超心情激动，他觉得在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文学艺术将会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他回到了创作诗集《红纱灯》的青年时代，他将“同为当世不容的往昔决别。他在脱去旧壳，因为旧壳妨碍他成长，因为在旧壳下已长出了新壳。”

　　作为一个象征派诗人，在除旧迎新的时间节点上，冯乃超突然想起了二十二年前他为自己的第一部诗集《红纱灯》出版写下的感言：

　　“红纱灯”，把它送到世间的光明中，会它的旧相知，或是抛在黑暗的一隅，任它埋没在忘却里——我全无一定的成见，但是，经过大半年的逡巡，卒之诞生出世了。

　　……

　　你们会看见小鸟停在树梢振落它的毛羽，你们也知道昆虫全脱掉它的旧壳;这是我的过去，我的诗集，也是一片羽毛，一个蝉蜕。

　　冯乃超将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写信告诉了远在美国的老舍。在信中，他郑重地转达了周恩来请他回国的邀请。周恩来的邀请和冯乃超的感染，让老舍毫不犹豫作出了回国的选择。

　　时间久远，许多事情都被历史遗忘了，幸好，当事人的文字，留下了岁月的蛛丝马迹。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与茅盾并不相识的冯乃超，是最早到杨贤江家中面见他的人之一。在这次见面时，冯乃超代表组织提出了请茅盾加入左联的建议。这个情节，被人误导了。唐弢在《回忆鲁迅及三十年代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一文中说：“起初，郁达夫、茅盾加入‘左联’，一些创造社的人搞关门主义，表示不同意，明明是出于私怨，却说这两个人不够‘革命’，经过鲁迅再三说服，才勉强通过，在鲜明的路线分歧下，又加上许多人事纠纷，即鲁迅所谓‘戚戚嚓嚓’，因此问题就弄得愈加复杂了。”幸好，茅盾用文字，为冯乃超作了无意的辩驳：“过了几天，我去鲁迅那里，和鲁迅说起我参加‘左联’这事，鲁迅说不晓得，原来这事他们没有事先与鲁迅商量。不过鲁迅说，这事我也同意的。”（茅盾《我和鲁迅的接触》，载《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

　　对于冯乃超来说，这都是一些被风吹走了的鸡毛蒜皮。他没有想到的是，文艺界两个隆重的大会开过之后，他被组织安排到了一个与文艺无关的岗位。1950年9月，冯乃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人事部副部长兼第四局局长。

　　《冯乃超年谱》记载到此的时候，却突然笔锋转向：一月，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许崇清为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冯乃超为副校长。

　　从中央人事部副部长到中山大学副校长，这两个职务中间，横亘着后人无法理解的行政级别和用人意外。降级使用，是一个干部犯了错误之后的常见处理手段和处理结果，这不是俗世社会中的常规和人生体面。

　　了解冯乃超工作调动和职务变化的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林林，有比较准确的分析。“乃超之回粤工作，可能与许崇清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有关。许崇清为什么看重冯乃超，很可能由于许广平向他介绍说乃超的人品好，因为许广平是许氏家族的人。”长期生活在鲁迅身边的许广平，非常清楚冯乃超的为人，“她本人对乃超的印象也很好，所以，她向许崇清介绍乃超是极其自然、情理之中的事。”

　　林林的分析判断，是一家之言。在更为熟悉冯乃超的中山大学党委办公室秘书杨倩的回忆中，则包含了更多的因素，一个在中央工作的领导干部以降低职务的方式调往地方，不仅需要征得个人同意，更重要的是，不能在社会造成有过的错觉。在《永远的怀念》这篇文章中，杨倩写道：

　　解放初，冯乃超同志任国（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人事部副部长。1950年，叶剑英同志提议调他到广东南方局工作。当时中山大学向中央告急并请求把冯乃超同志转调到中山大学以配合工作。考虑到解放初期，中山大学是位于南方门户的名牌大学，在文化教育界有着特殊作用，中央批准了转调要求，委任冯乃超同志为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共中山大学党支书记。对冯乃超来说，这样的调动实际上是降了级别。当时周恩来总理问冯乃超：“你无过而降级，有什么想法吗？”冯乃超说：“工作需要嘛，无所谓。”

　　冯乃超的厚道，是他与生俱来的本色。文化大革命中，老舍被批斗凌辱，愤而自杀。冯乃超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他觉得对不起老舍先生。在批判胡风的政治运动中，冯乃超，从未落井下石，他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头目的定性，在内心保持着自己的看法和判断。

　　冯乃超1951年2月上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上任伊始，他就取消了为他配备的勤务员、司机和小汽车，也从来不用公车办私事。在同事们的印象中，他性格温和，为人谦虚、和蔼、淳朴、没有丝毫领导干部的傲气和留洋知识分子的洋气。

　　广东籍的左翼作家中，冯乃超和杜国庠是直接同中山大学教授、历史学家陈寅恪发生过工作关系的领导干部。杜国庠，以广东省文教厅厅长的身份，关心过陈寅恪的政治身份和社会职务，冯乃超则以单位领导的角色，亲自过问陈寅恪的工作和生活。中山大学校园里专门为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先生散步而修的白色水泥路，就是冯乃超关心知识分子的写照。

　　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在写到冯乃超和陈寅恪的交往时，有如下一段描述：

　　冯乃超为人的平和以及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这一层，使他成为校方能与陈寅恪接触的极个别负责人。陈寅恪晚年深居简出，极少待客，冯乃超能不时上陈家走动，并受到礼待，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唐筼曾对冯乃超有这样的评价：“冯副校长虽是个老党员，但倒是个念书的。”一句“倒是个念书的”，不仅揭示了冯乃超的气质，也显示了陈家交朋的取向。

　　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对冯乃超的评价，同陈寅恪对杜国庠上门拜见的回答如出一辙：“杜守素啊，这位还是读书人，那好吧。”陈寅恪夫妇，都用“讀书人”这个词，作为对左联出身的领导干部的中肯评价，“读书人”三个字，在正直的知识分子心中，有着山一般的重量。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也对冯乃超有过“谦谦君子”的评价，那是在一次毛泽东参加的大学校长会议上，毛泽东依次向每位大学校长敬烟，走到冯乃超跟前的时候，冯乃超与众不同，用“我不会吸烟”婉拒了领袖的好意。拒烟之后毛泽东对冯乃超的四字评价，也许褒扬意味并不浓烈，但却是对冯乃超人品的准确评价。

　　如果回到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的现场，冯乃超回忆起创作诗集《红纱灯》岁月的时候，苏联作家JI.E.契尔卡斯基关于冯乃超的一段评价，也许是这篇文章的最好结尾：

　　他尽管走的是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但终于坚信无产阶级负有普罗米修斯的使命。如果说他的命运不同于杜勃罗留波夫上面写到的那些19世纪的诗人的话，那只是因为时代已是20世纪，世界激荡的风雷不仅改变着诗人的命运，而且也改变着世界的整个面貌。

　　责编：梁红

　　作品 2021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