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湖浪

　　故乡的风雪已经掩盖了来时的足迹，那些年少的梦，终将在时间的尘埃里化作虚无。回过头，只有母亲依然伫立在故乡唯一的十字路口，等待我的归期。

　　——题记

　　1

　　1987年春天的一个黄昏，我受母亲吩咐，去四姨家借牛。

　　四姨家在洪湖县龙口镇，离我们老湾乡最少有十里地，走县级公路当然要近些，但母亲说，县级公路上车来车往，前几天还轧死了一个人，走不得。伢儿啊，你往江堤上走，江堤上车少，你靠边走。母亲怕我在路上挨饿，还往我荷包里抓了一把花生。

　　那是我童年时期的第一次独自远行，我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胆怯。我父亲又喝高了，醉熏熏地躺在床上，夕阳从低矮的木窗里溜进来，正好洒落在他许久未曾修剪的胡茬上。他眯着睡，嘴里含糊不清地說着什么。我想，他应该是要死了，只有要死的人，才有这么一副要死不活的衰样。母亲却不这么想，别人家的田地都开始春耕了，父亲是家里的主劳力，就这么让他死了，太便宜他了。母亲对我说，伢儿啊，你去借牛，去你四姨家把牛借回来，让他把田地翻耕好了，再去死。

　　那天我本应该像往常一样无比沮丧的，可当我独自一人走在长江大堤上，心里想着要去干一件大事，反而有点兴高采烈的意思了。母亲把借牛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不是觉得我已经长大了？可以为她分担忧愁了？可是，那些每天到家里讨债的人，分明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每次到我家第一句话就问大人去哪里了，没有等我回答，他们就自顾自地揭开我家餐桌上的罩子，看我家吃的什么菜，倘若有我二姐从河沟里摸回来的鱼，他们便惊讶地问，你们家还吃鱼？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没有鱼吃的，只有腌菜和炸胡椒，偶尔也会添加一碗父亲下酒的泡豌豆什么的，他们看了便默不作声。只有个别不讲规矩的债主会把我当成空气一样，旁若无人地在碗里抓上一把泡豌豆，一颗一颗地往嘴里送。虽然这些不值一提，但我总觉得那些讨债的人藐视了我。我是家里的男孩子，有些事，他们完全可以和我谈嘛。和我谈，与和我父亲谈肯定不一样，我父亲只会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而我则会告诉他们，我家确实没钱了，我二姐小学毕业就辍学了，我小学还没毕业，学杂费打的是欠条，学校很快也要让我滚蛋了。你们的债，就别指望啦！如果债主们听到这样干干脆脆的回复，知道我是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狠角色，必然就再也不会来我家菜碗里抓泡豌豆了。

　　现在，我已经出发了，背着帆布绿书包，荷包里装着一把充饥的炒花生，像小大人一样，兴高采烈地走在通往龙口镇和里乡的江堤上。我要去四姨家借牛了。把牛借回来，田地翻耕好了，我父亲就会去死的。正如我母亲说的一样，他死了，就不会把我们的学杂费输得光光了，他死了，和大哥大嫂永无休止的战争就结束了，他死了，就再也不会抽烟喝酒了。人死债亡，一了百了，谁也不欠谁的，多好。果真如此，这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天色越来越暗了，江面上夕阳的余晖已经隐退，江堤两侧的杨树林里，布谷鸟和喜鹊们正在结集归巢，尽管我走得浑身发热，江汉平原上夜幕降临的初春，还是让衣着单薄的我觉察到了一丝寒凉。

　　我是怎么一路小跑到达龙口镇和里乡码头的？

　　我曾无数次地在后怕中试图回忆当日的场景，可无论我怎么回忆都无法还原。我记得那天我穿着二姐的大号布鞋，每跑一步，鞋底就会发出拍打脚后跟的“哒哒”声，那声音特别诡异，仿佛有人跟着我，我心里直打鼓，却不敢回头看是谁。因为二姐说过，如果走夜路看到了鬼影子，那一定是黑白无常，不要回头跑，把鞋子脱下来，丢过黑白无常的头顶，他们自动就会给我让路了。虽然那天我不确定是否真的遇到了黑白无常，我还是按二姐教的方法脱下了鞋子，紧紧地攥在手里，直到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看见了江堤下面村庄里微弱的灯火，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按照母亲的指引，到了和里乡码头，延着一条泥巴路，穿过粮洲村，就是和里乡医院了。和里乡医院的院长是我二姑丈，母亲叮嘱过我，二姑丈狠得很，不肯借钱给我们家，我渴死也不要到他家去讨碗水喝，要继续往里面走，看见一个小卖部就到了老洲村，左拐进去，第二户人家就是我四姨家了。

　　当我莽撞地推开四姨家大门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表弟在抹屁股，表妹在洗脚，看样子准备睡觉了。破门而入还气喘吁吁的我着实把小家伙们吓了一跳。我想我的样子一定糟糕透了，以至于四姨愣了好久才缓过神来，确定我这个不速之客正是她的姨侄以后，她才倏地一下子站起来，大喊一声：“伢儿啊，你是哪门来地？”

　　“我来借牛。”

　　四姨一把夯住我问：“借一个么鬼牛哦，你爸妈呢？”

　　“我屋地芝麻田还冒有耕，到你郎屋地借一条牛。”

　　“恰冒恰饭？”四姨从洗脚盆里拧起表弟抹屁股的毛巾，拍在我脸上说：“先把脸抹一哈。”

　　“你郎屋地牛呢？”我左顾右盼地问。

　　四姨不应我，她把我拉到伙房里，让我坐在灶门口帮她着火。她将一碗剩饭倒进锅里，加了芝麻油和盐，一边很大动作地在锅里翻炒，一边自言自语道：“造孽哦，伢儿都饿死了。”

　　我心里想，我不是来你们家吃油盐饭的，我是来借牛的，你郎把牛借给我，我马上就可以走了。有牛作伴，再黑的天我都不怕。我二姐说牛的眼睛大，所有牛鬼蛇神都看得见，牛的火气高，一切不干净的东西都要给它让道。

　　四姨并不和我说借牛的事，她将炒好的油盐饭递到我手上，说伢儿啊，你快滴恰饭，恰完了赶紧回，你爷妈心够大，莫不是你屋地又吵了架！？

　　“四姨，牛呢？”我端着碗问。

　　“牛生了小犊了，拉不动犁铧。”

　　“那我屋地芝麻田耕不成了？”

　　“你先恰饭，我去问你姨父想办法。”四姨拉开伙房后门说：“你姨父到农户屋地收'四费'去了，早就料到你屋地要借牛，我去找他。”

　　四姨出去后，那碗香喷喷的油盐饭迅速诱惑了我。在煤油灯的映照下，它正散发着迷人的热气，闪烁着温润的光泽。那天我真是饿坏了，根本不需要任何下饭菜，一海碗油盐饭被我几口几口就扒得精光了。其实我没有吃饱，至少还可以再吃一碗，但四姨家好像也没有多余的剩饭了，我只好在灶台上舀一碗米汤，你要知道，有些时候，一碗米汤，也是很了不起的。

　　2

　　我没有借到想借的那头牛，却借回了一头不想借的牛。

　　想借的老牛下了幼仔，在养身子，出不了力。不想借的那头小牛才一岁半，从来没有耕过田，性子劣得很，就连我坐在它背上，它也不高兴，甚至还蹦蹦跶跶想把我甩下来。四姨将牛绳交给我，说伢儿啊你要拿稳，它不肯走你就轻轻拽它的牛鼻子，回去让你爸省着点用，晚上多喂点稻草给它。看得出来，四姨心疼她家的牛，比心疼我这个姨侄一点不差。

　　好歹把牛借回来了，父亲却因为它不听话伤透了脑筋。那牛好像有灵性，只要犁套往它脖子上挂，它就开始狂躁蹦跶，父亲耐不住性子，气愤地拽住它的牛鼻子，鞭子也抽断了好几根，硬生生地总算驯服了它。为此，父亲跟母亲牢骚了好几回，他说，你看你姊妹对你有几好哦，家里好用的牛不借，借一个愣子牛，害老子多花了好多力气。

　　因为父亲耕地多花了力气，在播种、施肥、锄草的活计上，按父亲的逻辑，就该母亲多花力气了。事实上，母亲也是乐意的，从来不跟父亲计较这些。我周末经常跟着他们到长江对岸的洲地上干活，父亲干一会就要坐下来抽支烟，吃个馍，喝口水什么的，母亲则弯着腰，一口气能锄三分地的草。母亲那时候才四十多岁吧，顶多算是中年妇女，可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搜寻不到她年轻时的影子，她给我的印象总是皮肤黝黑，形容苍老，手掌上全是老茧，长年紧锁着愁眉，一开口就暴露了她思想的愚钝和性格的强硬，而我父亲则不然，他当过大队会计，会打算盘，对生活充满了奇异幻想，他更向往轻松愉快的生活，比如“扯牌九”，“抹漂胡”，“玩骰子”等，赢了自然春风得意，一家人好吃好喝，输了就垂头丧气，搞一瓶烧酒，喝得烂醉如泥。相比之下，愚钝的母亲对庄稼地的理解比聪明的父亲对赌桌的迷恋要靠谱得多，这让我在贫瘠的童年生活里寻找到了一丝慰籍。

　　“小孩盼过年，大人盼种田。”这是母亲发明的一句土话，也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每到年关，母亲总说同样的话：“过完这个鬼年，春天就到了。春天一到，冰雪就融化了，种子就发芽了。”

　　但1987年的那个春天，似乎不是一个吉祥的春天，当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芝麻地里长出了绿油油的嫩芽时，一个人的到来如同瘟神一般，彻底改变了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

　　来的人是我的姨奶奶，也就是我奶奶的亲姐姐。这个老态龙钟即将入土的老妪，我打记事起就没有见过她。

　　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来干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父母对待她就像对待皇太后一样悉心，丝毫不敢怠慢。叔叔和婶娘更是小心翼翼，生怕哪里做得不好，惹姨奶奶生气发飙。他们对她轻声细语，笑容可掬，像值班一样每天轮流侍候着，最要命的是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大人们还千方百计给她开小灶，用汤勺子喂到她嘴里的不是鱼，就是肉，硬是把我和二姐馋得要死。我一度对这个莫名其妙的姨奶奶充满狐疑，她到底有什么资格，让对爷爷奶奶都谈不上孝顺的父母叔婶如此温淑？

　　我问二姐，二姐也不晓得姨奶奶啥来头，她只比我大三岁，对这个纷繁的世界如我一般无知，她只懵懵懂懂地晓得姨奶奶是来要债的。要债的在我面前都是小儿科，我见得多了，他们顶多在我家餐桌上抓一把泡豌豆，谁也没有享受过我家鱼汤和肉汤的好处，这个姨奶奶不仅享受了鱼肉的美味，还长期卧床不起，这周在我家卧完以后，下周又被抬到我叔叔家卧，如此反复，周而复始，她的高级待遇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有一天，姨奶奶在喝完肉汤后，终于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从卧了三个月的竹床上跳起来，拉着我奶奶去长江里“滚水”的时候，迷底才真正揭开。原来这个老太婆，果然和普通债主不一般，她是来讨要一笔巨款的。她装疯卖傻，卧床不起，每天说胡话，喊这里疼那里疼，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家把钱财交出来。不交，她就死在我们家。

　　姨奶奶要钱的狠招让我既害怕又兴奋，害怕的是她真死在我们家咋办，一副棺材可不便宜，兴奋的是难不成我们家真的有钱？要不她为何以死相逼？

　　按照我和二姐的观察，姨奶奶最初睡到我们家要钱，是没准备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大概是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后，她的好脾气和耐心已然耗尽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以和我奶奶同归于尽的方式，将事情真相昭告全村。村里人都踊跃得很，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戏啊，便纷纷围过来打探：“老太婆，发生了么子事沙？有话慢滴说。”这时姨奶奶便大声哭喊道：“不得了哦，王义方（我祖父的名字）吞了我的金砖，吞了我的现大洋，不得了哦……”

　　3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时间，我家吞霸了姨奶奶的现大洋，吞霸了她的金砖这件事，在十里八乡传得神乎其神，方圆几十里的人，一說起我们家藏有大量黄金白银，眼里都泛着绿光。本来大家一起穷得好好的，现在我们家突然发财了，打破了这种平衡，人们心里难免有些波动。尤其是我父母叔婶，听说家里藏有姨奶奶当年送来的金砖和银元，那种如沐春风的喜悦天天挂在脸上，仿佛很快就可以过上富人的生活了。

　　无论如何，家里有金砖和大洋，总归是一件好事，哪怕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也是妙不可言的，何况村里人传得有鼻子有眼，那还假得了么？难怪我每次经过村头，总有那么几个好事的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拦住我问：小逼，你们家金子到底藏在哪？

　　那时我爷爷已七十多岁了，虽然年龄摆在那，身子骨却十分硬朗，他的话，依然是家里最高权威。起先，他的态度很坚决，打死都不承认有什么金子银子。他说老太婆老糊涂了，一派胡言，完全没那回事。这话不仅激怒了姨奶奶，让她再一次哭喊着要投河自尽，也让父亲失望透顶。父亲作为爷爷的长子，平时除了抹牌赌博，家里大小事务他都不太上心的，全凭母亲一人操劳，唯独这件事，他表现出了少有的热情与积极。他分析，姨奶奶当年是地主夫人，土改时期，全国都在打土豪分田地，姨奶奶家的金银财宝就像烫手山芋，唯有放在我们家，她亲妹妹手上，才稳当，才放心。

　　“看来这事蛮靠谱。”于是父亲进一步奉劝我爷爷：“你好歹先承认有这么一回事，免得出了人命案。”

　　我叔叔也估计这事八九不离十。他的理由是：“姨奶奶诬陷谁也不会污陷自己妹妹，她气得命都不要了，难道钱比命重要？”

　　大家都说是真的，爷爷一个人说是假的，就显然有些底气不足了。最终他禁不住我父母叔婶的轮番攻心，终于松口说：“就算有，也没有老太婆说的那么多啊，金砖就这么一点大。”他顺手拿起一包火柴，比划着说：“就火柴盒那么大，小得很。”

　　“那现大洋呢？”父亲一听有戏，继续追问道。

　　“现大洋也没有她说的那么多，只有两百个。”

　　“姨奶奶说是用酒坛子装过来的，好几坛子，才两百？”叔叔问。

　　“你是信老太婆，还是信我？当年我一个一个点的数。”

　　“数量要搞清楚。”叔叔接过话茬：“数量搞不清楚，以后有大麻烦。”

　　“管它多少哩，有就好。”父亲说。

　　父亲和叔叔在金银数量的探讨上观点是不一致的。他们对爷爷简直了如指掌。爷爷重男轻女思想严重，谁家儿子多，他就偏向谁。父亲有三个儿子，自然有恃无恐，叔叔只有我堂弟一个独生子，平常不管是分花生，分豌豆，还是分粮油，叔叔是吃了大亏的。明面上按户分，一家一份，实际上爷爷会在背后搞小动作，真正分到我们家的是四分之三，分到叔叔家的是四分之一。爷爷认为，一个烧饼分到我们家，我们三兄弟个个吃不饱，一个烧饼分到叔叔家，我堂弟会吃到撑。

　　爷爷经常用“一碗水端平”来阐述他的治家方针。奶奶却对他这种“一碗水端平”的方式嗤之以鼻，她骂爷爷心长歪了，打着“端平”的旗号，专门搞“端歪”的事实，端平个屁。于是奶奶经常在叔叔那打爷爷小报告，致使爷爷受了很多冤枉气。

　　爷爷只承认有两百个银元，这和姨奶奶说的四百个相差一倍，叔叔觉得很不爽。两百个，假如有一天要瓜分，按一户一份的原则，叔叔能分一百个。可要是真像姨奶奶说的，有四百个呢？多出来的两百个，老头子是不是要像分粮油一样，偷偷地支援他有三个仔的大儿子？

　　当然，现在谈这些似乎为时过早。眼下要解决的是，既然家里藏有金银，40多年过去了，东西到底藏在哪？是还，还是不还？如果还，还多少，怎么还？还给谁？唯有不还，才会走下一步啊。

　　我们家的重大事情爷爷作主，他的意见基本就是决定。他说金银财宝都是祸害，谁拿谁遭殃。如若不是祸害，地主老财为啥不自己保管呢？要隔山隔水送到我们家来？爷爷说这钱替别人保管了四十多年，在儿孙们嗷嗷待哺时都不曾动过一分一厘，他从来就不觉得这钱来过我们家。现在别人找上门来，理当物归原主，可姨奶奶已经八十有余，根本载不动这些钱财，还回去，等于让她去送死，倒不如一直埋在地下比较好。

　　爷爷的意见自然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和响应。可他“谁拿谁遭殃”的说法并不能让父亲和叔叔信服。幸好，爷爷不认不还的决策是英明的，要不真替别人白管了40多年，到头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不认账，不还钱，姨奶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她早就说了，一日不还钱，她就一日不走，直到死在我们家里。

　　这事确实有点难搞哟！

　　我聪明的父亲想破了脑袋，猛然发现解铃还需系铃人。姨奶奶真想要钱，三十年前她为啥不来？二十年前为啥不来？十年前也不来？现在都快入土了，还要钱干什么？这显然不合常理，不符合地主夫人贪财的心态，恐怕另有隐情。这些问题一旦被提了出来，便通通指向了一个叫杨忠明的人。

　　杨忠明是姨奶奶后来老伴的儿子，严格地说，是父亲的表哥，我应当叫他表伯。在稻谷准备收割的季节，我父亲见在水稻田里找到了杨忠明，求他把姨奶奶接回去安享晚年。杨忠明原以为我们家妥协了，要给他一个完美交代，一听说让他接姨奶奶回家，他便翻脸比翻书还快，说出了和姨奶奶一样的狠话：“不还钱，就死在你们家。”

　　很显然，杨忠明并非真心实意地孝顺姨奶奶，他不过是知道了姨奶奶颠沛流离的一生，利用她渴望晚年找个安稳依靠的心愿，套出了她年轻时的秘密，想横敲一笔而己。

　　姨奶奶不管不顾地在我们家已经住了一百多天，从春天卧到了秋天，从桃花盛开卧到了菊花凋零，家里每天好吃好喝侍候着，她似乎已经习惯了在我家的生活，再也不提要钱的事了，再也不提让继子接回去的事了。父亲说，也好，姨奶奶一生无儿无女，我们都是她的亲人，让她在我们家和奶奶一起生活，也算是姊妹团圆了。

　　唯一让我家担心的是，姨奶奶的咳嗽越来越厉害了，每次咳嗽都会咳出好多浓痰来，二姐每天早上都要为她倒痰盂，她已经烦透了。而大姐则怀疑姨奶奶得了痨病，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万一谁不走运染上了，那可要塌了天。

　　4

　　父亲和杨忠明的谈判多日未果。

　　爺爷不得不改变策略，既不能让人家阴谋得逞，也不能让自己一无所获。权衡利弊取其中，爷爷决定在金砖上挖一个角，请县城的金匠打一枚戒子和一双耳环，连同姨奶奶，一起送到杨忠明家里去。杨忠明起初也是同意的，可当他拿到金耳环和金戒子后，立马推翻了约定，他对我父亲说：“好不容易坐实了证据，金子就在你们家，还敢抵赖？我要到法院告你们。”

　　果然没多久，龙口镇上就来人了。他们开一辆吉普车，提着手铐，按程序是要给我爷爷戴上铐子的，大概见我爷爷是一个古稀老者，也就网开一面了。他们未出示任何文书，也不说多余的话，只说带好铺盖行李，跟他们走一趟。

　　爷爷被带走后，奶奶经常学爷爷的话说：“金银财宝是祸害，不是你的要不得。”

　　那时我二哥正在洪湖县燕窝镇读高中，他是我们村里少有的高中生，为了不影响他读书，家里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可爷爷不见了，一个大活人，肯定是瞒不住的，何况爷爷非常偏爱二哥，二哥读高中的生活费，很多时候也是爷爷瞒着叔叔一家偷偷给的。二哥听说爷爷被抓走了，心里十分难过，他将家里的情况告诉了老师，老师劝他去找找律师，于是在律师的帮助下，二哥第一次知道了财产追溯的时效性。时隔40多年，这些金银财宝在法律的定义下，早已应当归属保管人。二哥拿着法律条文，光明正大地把爷爷从“学习班”里接回了家。

　　二哥的书没有白读啊，十七岁的高中生，用法律武器，捍卫了我们的家族尊严。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吧，这让尚在读小学的我，早早地就蹭了一堂生动的社会课。

　　通过这件事，母亲认准了一个死理：读书比黄金重要。你有钱，未必不把你关起来，你有知识，关你就不那么容易。

　　历经了一系列波折，我们家的事情很快成了乡里的奇闻轶事。什么金砖，银元，打官司，请律师，这些词语在我们信息闭塞的老湾乡，在改革春风还没有完全吹进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谈起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

　　父亲欠下的赌债还没还上，讨债的再来我们家，说话已经不敢粗鲁了。我大姐的婚事，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我依然担心学杂费没有交，打的是欠条，可学校说，慌么事沙？跑得了和尚，还跑得了庙？种种迹像表明，我们家的乡村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那时候“万元户”才刚刚流行，人们看“万元户”就像看天一样，简直太高了。我大哥却说，万元户算个屁啊，难不成比金砖厉害？他说完后还意味深长地怪笑了一下，言下之意，“万元户”见了我大哥，也该叫他一声“老大。”

　　可金子在哪呢？

　　人们传说了那么久，除了我爷爷奶奶，并没有人真正见过金砖？父亲和叔叔多次要求爷爷把金子交出来，他们说现在已经合法了，龙口镇人民政府都是支持的，你还把它藏着掖着干嘛呢？

　　爷爷吱吱唔唔了许久，知道不交出来是下不了台的，干脆说那东西害人，扔掉了。

　　“说鬼话，你老糊涂了？”奶奶冷笑一声，以为爷爷开玩笑。

　　“你扔到哪了？”父亲问。

　　“扔到六队鱼塘了。”

　　“快滴拿出来，几十年了，我从来没看过一眼。”叔叔压根儿不相信扔掉了。谁会这么蠢，把金子扔到鱼塘里？

　　“确实扔掉了，我从学习班回来，就决定要把它扔了。”

　　“你能放出来，说明这钱是干净的。你有这么苕？”母亲问。

　　“给个痛快吧，是交出来，还是不交？”连我平日言语不多的婶娘，也忍不住发话了。

　　“害人的东西，我不扔掉，留着害我儿孙？”爷爷似乎铁了心，死不承认。

　　奶奶急红了眼，她笃着拐杖扑过来，扯住爷爷的汗衫说：“老东西，你鸭子死了嘴巴硬，你不把金子交出来，我跟你拼了。”

　　爷爷没料到全家反应这么强烈，被逼得没招了，便带着哭腔发毒誓，他将右手举过头顶，大声喊道：“金砖，我扔到六队池塘了，说了半句假话的，断子绝孙，天打五雷劈。”

　　爺爷发的毒誓，确实把全家人镇住了。爷爷一向崇尚多子多福，把每一个儿孙都当宝贝一样呵护，他居然敢拿子孙后代发誓，这简直太吓人了。

　　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老头干出了天大的蠢事。如果爷爷说的是真的，他四个出嫁的女儿或许可以原谅他，可我保证他两个儿子，我的父亲和叔叔，决不会轻饶他。

　　父亲对爷爷说：“你是不是又打小算盘，想把钱留给你小儿子，跟我打迷踪拳？你说金砖扔到六队池塘了，鬼的姆妈会信你。”

　　叔叔听了可不服气，他说哥哥你得了便宜还卖乘，老头哪一次不是偏向你屋地？你大儿子结婚，老头宰了一头猪。你二儿子上高中，老头偷偷摸摸给生活费。你大姑娘得了出血热病，差点断了气，老头把搬运站的“两九零”卖了，得了三百块钱，救了她的命。一九八零年老头从国营搬运站退休，本该我接班，也被你大儿子隔代顶班抢了饭碗……老头太偏心了，老头做的不叫人事，你还有脸来说我？

　　见我叔叔越说越激动，越说越起劲，我母亲觉得再不站出来，父亲就要完败了，决不能让叔叔占了上风，她撸起袖子指着叔叔说：“你平日就欺人太甚，从来不把你哥放在眼里，像面团一样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跟你说，没那么容易，老头给了你家多少好处，你心里冒得数么？”

　　我婶娘见我母亲出手了，骂场上二比一暂时领先，而我二十岁出头的大哥像门板一样站在母亲身边，显然也是一种无声的威慑，她担心叔叔像以往一样又要吃亏，于是一蹦三尺高地跳出来，一边拍手一边叫骂：“仗着你们家儿子多，想杀人啊？来，我喝农药死给你屋地看......”

　　那天的情形十分不妙，爷爷不仅没能交出金砖，还害得两家人又吵了一架。两兄弟积怨了多年的新仇旧恨随着金砖的失踪都被挖出来了，要不是我爷爷奶奶差点给他们儿子媳妇下跪，按照惯例，那天应该又像往常一样不堪设想了。

　　5

　　大打出手，相互叫骂，无非是为了钱。如果不是亲历那些贫穷与不堪，我应该也会像所有高尚的人们一样，高估人性的善与美，不会相信至亲至爱的人，也会老死不相往来。

　　爷爷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占人便宜，却没料到，因为替别人保管了金银财宝，害得自家鸡犬不宁，他已经意识到，想让那些“祸害”一直埋在地下不说话，已经是不太可能了，家里肯定会闹翻天的。于是在一个大雪天，爷爷组织全家祭拜了天神，烧了高香，并清空了柴房，准备掘地三尺了。

　　那时我确实太小了，只听大人们说现大洋是好东西，挖出来可以换成钱。换了钱可以买糖果，买鞭炮，买大鱼大肉，买“的确良”的布料子做新衣服，并不能理解爷爷说那些银元都是害人的东西。直到我慢慢长大，亲眼见证了爷爷的话像魔咒般一语成谶，我才确信，有时候钱太多了也不是好事。如果说我们这个家也曾有过镇宅之宝的话，那一定不是金子和银子，而是我爷爷。爷爷倒下了，这个家必然会走向四分五裂。再多的银元，并无卵用，它除了带给一个家庭短暂的狂欢，留下的必将是无尽的伤害。

　　两百多个银元，就这样被父亲和叔叔瓜分了。那时候银元属稀罕之物，具体值多少钱，也没有定论。反正有了这些东西，我们一家人身板瞬间就硬朗多了，父亲本来说话声音就大，有钱以后，声音又提高了八度，走起路来，脚上都带风了。

　　债主们不再一个个地上门，父亲让他们约好时间集体过来。父亲说，欠你们的钱太少啦，我给一个银元给你们，你们找不开，干脆，你们集中算个总账，我给两块银元，你们自己去分吧。父亲端午节到乡码头上去买猪肉，屠夫问他要几两，他觉得屠夫狗眼看人低，便将一把银元拍在案板上，说老子不是要几两，这头猪全要了。

　　编完芦席，进入寒冬腊月，二姐就会去遥远的三湾村剐甘蔗，挖红薯，一年到头，二姐要么手上拿着芦席刀，要么肩上背着板车绳，要么挑着沉重的甘蔗和红薯，所以我又知道，二姐的手，和母亲的手一样，一年四季都长满了老茧，我却从未听她叫过一句苦和累。在霜降时节我曾捏过她的手，粗得很，糙得很，根本不像女孩子的手，更像一把生锈的钢钳，冰冷而富有力量。

　　正因为有这样一双手，二姐结婚以后，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帮二姐夫家还清了全部债务，并新盖了一座平房，到我两个外甥出生时，她家里已经有了好几千块钱的存款了。

　　那时，我每到周末就去二姐家帮忙干活，她家平房顶上的横梁，就是我帮忙浇的水，两小时浇一次，生怕横梁吃水不够出现裂痕。二姐家的芦苇也是我用芦刀破开的，很多个深夜，我们都点着煤油灯干活的，二姐很心疼我，她说，如果你想出去打工，不要担心，我给你路费。我不相信她有钱，二姐便打开衣柜，让我看到了一捆现金，十元一张的，应该就是她说的那几千块钱吧。

　　后来农村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多，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解决了温饱，人们开始大面积建造新房，二姐似乎看到了商机，她率先在长江边上，申办了一个沙石码头，一个人跑到湖南岳阳去进沙石料，日子才真正得到了改善。也有地痞眼红她的生意，过来和她抢码头，二姐便不管不顾地和那些男人打架，二姐當然打不过男人，但二姐拼了命，谁敢跟一个拼了命的女人斗狠呢？

　　二姐开挖掘机的技术比蓝翔技校的科班生还要好，从一吨的斗，到五吨的斗，二姐都开得稳当顺溜，一铲子下去，司机说要三吨半，她就不会只给你三点四吨，来买沙石料的司机，一提到我二姐，无不竖起大拇指。

　　有人曾对我说，你二姐是个狠人啊！那人说的狠，我知道不仅赞美了她的勤劳果敢，也批击着她的跋扈和强势，我能说什么呢？一个女人，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口，不狠一点，能行吗？她若不狠，命运之手将永远掐着她的颈脖，她若不狠，悲伤的剧情就无法反转。

　　不管二姐在外人眼里有多狠，在我心里永远是柔软善良的，她未出嫁时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出嫁了待经济条件好转后又支助村里修桥修路，帮衬过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她经历过凄苦动荡的童年，黯淡无光的青春，她比所有人都懂得，每一颗粮食都来之不易，每一份亲情都需要理解和宽容。

　　9

　　既然写到了我的兄弟姐妹，我想我还是应该说说我的二哥。尽管他身份比较特殊，是一名现役军官，可他是我亲人中重要一员，我总是不能将他排除在外的。

　　二哥是块读书的料，从小就受到了极大关注，在我几块钱的学费都要打欠条的时候，二哥几十块钱的学费也从没拖欠过，为了不影响他读书，家里各种烦杂都瞒着他，每到月底放学回家，母亲还会给他煮一碗红心鸡蛋。母亲说二哥太瘦了，不像我长得像猪一样，应该让读书人多吃一点。当然，二哥也从不让大人们失望，他人缘好，成绩也好，重要的是，二哥的性格和大哥不同，大哥脾气暴躁，一言不和就发飙，二哥温文尔雅，总是以理服人。二哥和我也不同，我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凡事往死里探究，二哥总说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做人要留余地。与大哥的鲁莽和我的固执相比，二哥的处世思维更像一股清流，这让全村人都觉得，二哥才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明白人。我们全家也早有共识，哪怕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二哥培养成才。

　　二哥考上大学的那年夏天，上天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八十年代后期，学校张贴的光荣榜还是手抄的，二哥的名字居然被漏掉了。我不知道二哥看榜时激动的心情是如何变得绝望透顶的，但我知道，二哥看完光荣榜后，当天下午就离开了洪湖。他托人给家里捎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他要去深圳打工去了。

　　二哥考不上大学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父亲说他既然没脸回来，就让他走吧。免得思想压力太大，搞出了精神病。母亲担心的是，他手上没有一分钱，能顺利到达深圳吗？

　　就在全村人为二哥名落孙山感到惋惜时，洪湖市第一中学的电话打到了我们老湾乡邮电局，学校说：“这孩子考不上，简直难以置信，一查，原来是名字搞错了。”

　　学校带来了二哥考上了重点大学的好消息。全家人欣喜之余，又无比担忧。此时各大院校的招生工作正如火如荼，二哥却下落不明，在那个没有手机和BP机的年代，母亲不得不发动所有亲戚到各个车站码头去碰运气。有人建议贴个寻人启示，他们说二哥身上没有钱，肯定走不远，等他累了，饿了，靠在电线杆上休息时，或许就能看见寻人启示了。

　　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学校方面也焦急万分，二哥的好多同学，都自发地开始寻找他的下落。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我们柴民村驾船的“怀伢爹”带来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跟我母亲说，在长江对面的陆溪镇，看见一个清瘦的小伙子在地推上卖西瓜，很像你家老二。

　　母亲立即请了“怀伢爹”的机帆船，第一时间赶到了长江对岸的陆溪镇，果然在一个水果摊前，看见二哥正在切西瓜。

　　母亲的突如其来，把二哥吓了一跳，他问：“你郎哪门找到这里来了？”

　　母亲说：“伢儿啊，你考上了大学。”

　　“光荣榜上冒得我的名字。”二哥不信，“你郎肯定唬我。”

　　母亲说;“学校搞错了，你考了高分，快滴跟我回洪湖去。”

　　二哥听母亲说得十万火急，料定母亲不会骗他，便扔下西瓜刀，跳起来喊道：“我真的考上了大学？”

　　就这样，二哥在还没有赚够去深圳的路费之前，在一九八九年夏天的炎炎烈日下，被母亲在邻县找回来了。回到学校的二哥犯了愁，面对心仪的地方高校，二哥一听学费那么贵，脸上便露出了难色。最后在老师建议下，二哥选择了军校，因为那里费用全免，连买牙膏的钱都省了。

　　二哥上军校那天，父亲卖了两麻袋黄豆，凑够了八十五块钱，二哥才有了去西安的路费。二哥是学导弹控制的，这种听起来就很神秘的专业，一直让我无法和曾经在六队池塘里摸鱼，在江堤上放牛的二哥联系起来。望着二哥远去的背影，我有一种预感，这个从小就与众不同的大学生，他不再仅仅属于我们老湾乡了，他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名时代的弄潮儿。

　　1992冬天，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一篇题为《留念流浪》的文章，一个军校学员，讲叙了他曾经的挣扎和流浪，以及最终放弃地方名校，选择军旅生涯的经历。正是这篇文章，让我看到二哥在逆境中顽强奋进的精神，也开启了我的文学之门，它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脚下的路。很多年来，我一直对自己的过去耿耿于怀，是二哥用文章告诉我，你所经历的痛苦，最终将变成一颗奇异而美丽的珍珠。

　　二哥从大学生到研究生，从参谋到参谋长，在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里，二哥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从士兵到将军的过程。随着他的官越当越大，我对他的意见也越来越大。我认为，二哥的进步与成长，与全家人的支持是密切相关的，在他有权有位的时候，理所当然地应该回报支持过他的兄弟姐妹。可事实上，他不仅没有帮上家里忙，反而因为他当了大官，我们在外待人处事要更加低调和忍让。我们王姓在村里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谁家还能不遇到一点麻烦事呢？每每找到二哥，他从来不肯动用自己的关系解决，总是说按规章制度办，真要按规章制度，我们还找你干嘛呢？

　　父亲去世那天，我对二哥压抑了很久的脾气终于暴发了，我说你当那么大的官有何用？你给我们兄弟姐妹到底带来了什么？大哥是农民，大姐在流浪，二姐做生意被人欺负了也不见你出头，而我在南方打工，是当地的十佳青年，只要你愿意伸手，哪有帮不上忙的呢？尤其是父母体弱多病，每每送到医院，我们其他兄妹都到了，你要么到不了，要么最后到，对这个家的贡献到底在哪呢？我发完脾气以为二哥会和我争辩，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半夜醒来，我看见二哥跪在父亲灵堂前，在无声地抽泣。

　　我對二哥的误解，直到2014年才得以解开，那年二姐到北京旅游，在二哥家小住了一个星期，二姐回来说，哪里能见到二哥的人哟？每天早上六点出门做地铁，晚上大家都睡着了他才回，根本不能见面。在二姐的形容下，我才意识到，我可能真的错怪了二哥，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二哥作为情报部部长，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他的家国情怀，岂能是我执着地认为守在父母身边尽孝那么狭隘。二哥曾和我讲党史，讲国家安全，讲民族大义，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总得要有人付出，我一度认为这是多么无趣的话题，我们兄弟见面不该聊一些更实际的东西吗？然而，当我从各种渠道不断地听闻美帝叫嚣，周边小国张牙舞爪，我才深刻体会到二哥忠诚的事业有多么崇高。确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哟，不过是有无数像二哥一样忠诚义勇的中国军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

　　我为自己的狭隘深感羞愧。我应该向二哥致敬，向所有舍小家为大家的人民解放军致敬！

　　10

　　我在家排行老幺。

　　幺儿无论在哪个家庭都是最受宠爱的，福利待遇是最好的。然而，在我成长的童年里，由于父亲嗜赌，家庭战争从未间断，我这个幺儿却像一个陀螺一样，可有可无地存在着，家里人高兴了就抽动鞭子让我转起来，不理我时就把我扔在墙角里自生自灭。我敢保证，如果我离家出走了，大人们起码要三天以后才会发现我不见了。事实上我也确实试验过，让我的两个堂兄带我离开老湾乡。他们把我带到了洪湖县城，在马路边的石凳上过了一夜。他们说县城不是农村伢玩的地方，又把我带到龙口镇，在龙标下待了一夜。第三天身无分文了我们才回到村里，父亲见我满脸污垢还说风凉话：回来啦？我说癞蛤蟆蹦不了三尺高吧！

　　父亲对我并非完全漠不关心，只是他忙于牌局，才常常忽略了我的存在。父亲也有对我好的时候，当然，这要取决于他的手气。如果赢了钱，他肯定拉着我在码头上买几斤橘子或一些板栗，叮嘱我快点吃，吃不完的要藏好，不能让二姐发现了。我的童年因为得到了父亲的关照，其实也是吃了不少独食的，这种吃独食的待遇，后来人们有了更好听的说法，叫作父爱。

　　在吃的问题上，我父亲经常把坏事办好，而我母亲则经常把好事办坏。比如万一有亲威来我们家做客，如果提了一袋饼干，或者鸡蛋糕，她总是舍不得立马拿出来吃的，一定要等到她认为合适的时间，或者饼干生了虫，才允许大家吃，我估计她从来不知道食品是有保质期的。家里的剩饭剩菜她也从来舍不得倒掉，等到下一顿开饭前，每人先盛一碗剩饭吃，新鲜饭吃不完的，留到下一顿。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每天都在吃剩饭剩菜。

　　关于吃的记忆，我实在是太深刻了，即便不能说是刻骨铭心，至少在某一个人生阶段，影响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对亲人的理解。

　　我第一次吃香蕉和“广甘”（来自广州的甘蔗），是我四姑妈从嘉鱼县拿过来的，她经常到我们老湾乡走亲戚，每次都会带来不同的手信，那四根婴儿手臂那么粗的“广甘”，（我家和叔叔家各两根）还没有解绳，我和堂弟便迫不及待地各掰一节，躲到芦苇堆里吃得津津有味。

　　我第一次吃“香水梨”，是我三姨丈在龙口码头上买给我的，那天我大舅家“做事”，吃完酒后亲威们都到码头上等班车，三姨丈见我父亲手里牵着一个小伢，便把我拉过去，在水果摊上买了三个大大的“香水梨”给我，我在回来的班车上就忍不住啃了半个，真香啊，水又多，我连皮都舍不得吐。

　　我第一次拿的红包是我大舅给的（那时还没有红包一说），那年我母亲在龙口镇治阑尾炎，大舅提了红糖到卫生院来看母亲，临走前他在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叠十元大钞，找了很久，找到一张两块的塞给我，让我去买饼干。为这两块钱，母亲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一直对大舅颇有牢骚，她说，那么多十块大钞，还专门挑个两块的给我儿，太小气了。

　　亲戚们确实小气，“广甘”送的是四根，香水梨买的是三个，红包发的是两块，这些微不足道的馈赠，和今天动不动就上千上万的礼金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本该在我的记忆里消失得一干二净，然而，我却怎么也忘不了，不仅忘不了，甚至还想对那些亲人说声感谢，毕竟那样的年月，谁也不会比谁更容易，如果不是亲人的恩赐，我吃香蕉的年龄，恐怕又要往后推迟几年了。

　　关于对吃的理解，我和妻子以及同事，还发生过一些误会。2006年我在东莞一家日本企业任采购部经理，有个留日回国的东北小伙子，正好和我分在一个办公室在一次公司对员工伙食的调研中，同事们都希望换掉现有伙食供应商，唯有我，在调研表上填的是馒头好吃，面点好吃，饭菜好吃，连夜宵也是很香的。当时那个东北留学生看到了我的调研表，丝豪不给上司留半点面子，暴跳如雷地指着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怎么什么都好吃？这饭菜就是用来喂猪的。”

　　说我有病的不只留学生一个，我妻子也这么说过。家里吃不完的饭菜她一般是不会留到下一顿的，为了避免浪费，我总是在吃饱了情况下再尽量多吃一些，这时候我妻子就会嘲笑我是个农民（虽然她也来自农村），教育我将来减肥的成本，要比浪费的贵得多。

　　有时候，回想起我的上半生，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语来形容概括，它是清苦的，还是幸福的，我无法分辨。唯一确定的是，在那些被吃和穿困扰的童年里，是亲人的微笑或我曾误以为的淡漠，化成了一缕微光，温柔地送我走向更远的地方。

　　而今时过境迁，父亲和叔叔都埋进了菜园，不再为爷爷是否一碗水端平而争吵不休。我们五兄妹早已尽释前嫌，彼此关爱，而我的十多个姑舅姨妈也都满头白发，有些甚至想不起我是谁了，我搀扶着他们，说我是你们大哥大姐的幺儿子啊，你们买过冰糖给我的，你们送过围巾给我的，你们借过牛给我家的……她们总要木讷半天，才很不确定地说，是吗？那是哪个年月的事啊？

　　责编：胡破之

　　作品 2021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