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谷丰

　　一

　　在鲁迅旗帜下聚集的梅州左翼作家群体中，冯宪章是唯一一个到过左联成立现场的人。

　　在远离家乡的上海，见到来自广东的战友，冯宪章心里自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乡情，虽然客家话和潮汕话有着难以互通的天然屏障，但冯宪章在见到冯乃超、冯铿、许峨、洪灵菲、戴平万和杜国庠的那一刻，似乎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

　　我隔着九十年的漫长时光，在书斋里想象冯宪章走进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场的情景时，历史的真实其实是没有热烈握手激情拥抱这些当代人常见的表达情感方式。在白色恐怖的紧张中召开的秘密会议，每个出席的代表，都有一种面对危险时的警惕和谨慎。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前一天下午，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就进行了踩点，在夏衍、戴平万和闸北区委一位负责人的陪同下，潘汉年将中华艺术大学这幢建于1920年的西式花园三层楼房化作一张图纸，画在了心里。从进入大门到每个房间，尤其是用作会场的那间教室，潘汉年全部作了仔细观察。会场的那个后门，是潘汉年心中紧急情况下疏散的通道。在第二天的会场上，当大家看到鲁迅坐在靠近后门的位置及身边警惕保卫的冯雪峰和柔石时，才明白潘汉年的良苦用心。在会议过程中，细心的冯铿发现，从北四川路底至窦乐安路和中华艺术大学的门口，散布着数十位便衣人员，他们不露声色地担负着会议的保卫和警戒任务。

　　鲁迅的出场，是潘汉年的精心安排。2021年《收获》杂志公号刊登了程小莹《白纸红字：白色恐怖下，左翼作家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红色的篇章》，文中写道：“鲁迅先生由冯雪峰、柔石陪同，出景云里弄堂，去往数百米开外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阳春三月，风还是大;先生长衫飘逸，脚蹬黑布胶底鞋，缓步朝前;两个‘浙一师后生，左右挨着先生，像为先生挡风。先生默然，若有所思，在打腹稿。等一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召开，先生被推定发言”。

　　1930年上海的白色恐怖，是九十年之后的读者难以想象的残忍和血腥。出席这次会议的冯铿，十一个月之后，就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继而被枪杀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而冯宪章，则在两个月后失去了自由，他先于冯铿陷入了龙华监狱的高墙电网之内。冯铿倒在敌人的枪弹之下，而冯宪章，则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折磨之下，殉难于狱中。

　　烈士的生命，就是一朵带露的鲜花，短暂绚丽。冯铿就义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冯宪章死于酷刑，生命更是定格在二十三岁的门槛边。但是，他们的精神永生，他们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

　　二

　　任钧来到梅县东山中学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会与冯宪章同窗共读，更没有想到会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者。

　　冯宪章的家乡兴宁和任钧的家乡梅县隆文镇，相隔了步行两天才能到达的遥远距离，在没有公共汽车的年代，那是所有人的畏途。幸好，东山中学位于两个人家乡的中间。两个少年跨越百多华里山路的相会，只能是命运的安排。

　　任钧从广益中学转到东山中学的那一年，只有十六岁，冯宪章也仅仅比他年长一岁。特殊年代的乡间少年，生活贫困，缺衣少食，却有着和平年代青少年没有的觉醒和早熟。任钧朦胧的革命意识，萌芽于小学时期。五四运动前夕的任钧，在北洋政府一系列丧权辱国行为中隐隐感到了亡国灭种的恐惧。当这种恐惧化为抗争之后，任钧就联合同学以纪念蔡锷云南护法，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理由，要求学校停课一天，开会纪念。一群小学生的要求，在校长那里碰到了铁壁，那个姓李的校长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你们小学生懂得什么！应该好好读书，不能浪费时间搞什么纪念活动！”任钧的决心，冲破了校长的阻止，纪念会在校方的反对下照常举行。校长的愤怒，化成了墙上的一纸布告，“开除”这个结果，是对任钧的最严厉惩罚，也是對其他参加纪念会同学的无声警告。

　　幸好，任钧的同学，都不是杀鸡现场噤声的猴群，他们选择了最好的表达不满的方式，同学们集体来到一个南洋侨商出身有些爱国意识的萧姓校董那里，请他主持公道。在学生们罢课的威胁和萧姓校董的调解下，李校长迫不得已，收回了成命。

　　百年之后，我在梳理嘉应民国史，尤其是在左联与梅州的主题之下打捞历史碎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冯宪章、任钧、蒲风、温流、饶彰风、杜埃、陈斐琴、袁文殊、陈卓坤、碧野、野曼、黄山定、孙儒以及刘子超等人，都是早早在心中种下过革命种子的人。而领头的革命者，就是荒原上的一星火种，日后的燎原，就是必然的趋势。

　　周恩来，可能是梅州革命的最早播种者。

　　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领导东征军来到梅州的时候，任钧、冯宪章、蒲风，正是在校园里学唱《国民革命歌》的中学生。“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这些简单的歌词和铿锵的旋律，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那些黄埔军校出身的青年军人，成了梅州人心中的偶像。

　　和冯宪章、任钧唱着同一首《国民革命歌》的蒲风，却不是和冯宪章、任钧同一个学校的学生。学艺中学，是一所被社会誉为“革命学校”“进步营垒”的新学校，作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蒲风接受革命真理的时间和方式，似乎有着捷足先登的便利。

　　学艺中学，是广益中学学潮中不满校方专制高压和军警镇压离校的学生另外组建的一所中学，由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等创造社人士的支持，它的成立，天然具有反抗压迫反对教会的进步因素，因而，这所学校的与众不同就是必然。《蒲风传》的作者黄安榕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有比较具体的描述：

　　1925年4月，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到达梅县时，时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曾经在一次演讲中，称赞学艺中学为“东征第一的中学”。

　　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也曾亲自到学艺中学了解情况，与学生代表座谈，勉励师生走革命道路、做有为的青年。叶剑英还派出一班由云南讲武学堂毕业的学生军到学艺中学担任军事教官，进行认真的授课和严格的训练。学生们穿起军装，威风凛凛，精神奕奕地认真学习和参加训练;还发给真枪和实弹，让学生到郊外进行野操和实弹射击。这都是当时梅县学校中绝无仅有的。

　　三

　　冯宪章是在东山中学的校园里参加新学生社和共青团的，这是他走向革命的第一步。

　　新学生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进步学生团体，它的总部，设在广州，它在各县的机构，是国民政府两次东征赶跑了陈炯明之后陆续建立起来的，冯宪章是梅县最早参加的成员。奋发进步的冯宪章，很快就成了共青团的一员。半个世纪之后，任钧回忆起他的同窗，依然记忆犹新：“宪章不但参加了不少的社会活动，做好了所担负的各项工作，而且对于学习也抓得紧。他当时已经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除了学好学校里的功课之外，还阅读了不少当时在图书馆里借得到、在书店里买得到的新文学书刊。在他寝室里的书架上摆着好些鲁迅、郭沫若以及蒋光慈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这在当时的同学中是很突出的。”

　　任钧的这段回忆，停留在1927年的“四一二”血腥事变之前。国共两党合作的短暂时光里，梅州大地上中学生们的生活大同小异，不会有流血牺牲的惊天动地，“四一二”事变之前的任钧，走着一条和冯宪章相似的道路。和冯宪章一样，任钧同样是新学生社的成员和共青团员，任钧还担任了学生部长。除了学习成绩优异之外，任钧和冯宪章都在这个时候开始大量阅读。诗歌，成了两个人共同的爱好和追求，成了他们一生的方向。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黑暗的日子，国共两党的分裂，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政变为标志，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挥起罪恶屠刀，波及全国，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正常进程。

　　从上海到广州，山重水复，大屠杀的血腥，以瘟疫传播的速度，迅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从上海的“四一二”到广州的“四一五”和武汉的“七一五”，罪恶膨胀的速度，让革命者猝不及防。对于这些被历史称为“反革命政变”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这一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湘鄂赣边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就是1927年革命与反革命政治斗争的激烈表现。辽阔的中国大地，没有一寸土地可以幸免，偏僻的梅州山区，同样上演了血雨腥风的一幕。

　　与蒲风同为梅县隆文镇人，1932年介绍蒲风参加左联的任钧，对这段历史，有着更为详细具体的记录[见《访问任钧（卢新奇）同志记录]：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事变，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梅县党团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共同成立了武装斗争委员会。记得当时团省委发来一封给团地委的信，指示团组织暂停活动，内容大致是：“目前天气不佳，忽寒忽热，希望保重！家中诸事可交大哥（即党）去办，你自己（指团）不要出面搞了”。团组织暂停活动后，一切由党领导;原有团员经过批准即轉为党员，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由团员转为党员的。

　　武装斗争委员会成立之后，就准备实行武装暴动。由陈劲军等负责搞武装组织准备工作。我和李仁华负责搞宣传。宣传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宣传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另一方面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进行避谣。当时反动派气焰嚣张，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和东山、学艺学生，同反动商民协会和反动建筑工会经常发生摩擦。后来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作出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并确定暴动日期为五月十二日下午，乘敌人放下武装集中吃晚饭时间，进行突然袭击。事先我们曾做过分析估计，认为梅县没有驻军，只有保安队和警察，实行武装暴动是可以成功的。因此，到了五月十二日晚，就按原定计划进行。由于敌人毫无准备，终于取得战斗胜利，夺取了县政府，成立了新政权：梅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会由周静渊（原教育局长）任主任，委员有钟克平（总工会主席，因出席武汉全国劳工大会，暴动时不在家，如果他在家，完全有可能由他当主任）、钟贯鲁（学艺中学教员）、朱仰能（梅县民国日报社社长）、林一青（西阳的小学教师）等五人，据说还有李铁民（总工会秘书）、廖葛贞（梅县商会会长）也是委员。但我印象不深，也可能是的。可是人民政权存在的时间不长，由于外来反动军队的进攻，只经过七天左右便告结束了。参加暴动的工人武装队伍撤走后，反动商民协会和建筑工会大肆逮捕革命群众和进步师生，这时敌军还未到达梅城，于是工人武装队伍立即返回，破监放出全部被关的人员，然后再撤出。

　　暴动失败之后，任钧和东山中学二十多个学生向西阳、丙村一带撤退，任钧的名字，张贴在官方的通缉榜上。冯宪章和蒲风，也是梅州暴动队伍中的一员，他们的名字，同样列在杀气腾腾的通缉榜上。东山、学艺、嘉应三所学校，被冠以“赤化学校”的罪名被贴上了封条，全体学生失学，一百多个参加了暴动的人员，被悬赏通缉。在暴动者被逮捕和枪杀的白色恐怖中，任钧跑到了邻省福建南部的永定一带避难，几个月之后，在别人的帮助下，又悄悄潜回梅州，借在平远县的一所中学教书的机会隐蔽下来。冯宪章则远走广州，以工人赤卫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广州起义。蒲风回到了隆文镇的农村老家，继续革命活动。

　　四

　　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三个中学生，被迫背井离乡，走上逃亡之路，从此开启了另一种人生。

　　十七岁的蒲风，用一首名为《鸦声》的诗，表达了对黑暗的憎恶和诅咒，对光明的渴望与向往：到处都有残酷的屠杀，到处都有草菅人命的屠场……

　　蒲风的避难之地，是遥远的南洋。蒲风告别家乡的仪式，是和任钧等人一起用最严厉的方式，惩处了土豪李景生。

　　李景生的罪恶，至今仍记载在《蒲风传》中：1928年6月，隆文镇豪士村土豪李景生为报复以往地下党活动对他所造成的威胁，向梅县国民党党部告发，说启文中学已赤化，校友会成员都是共产党。国民党县党部派武装警察按李景生开列的黑名单，逮捕了侯惠芬、丘仁祥、黄凤龙等“赤色分子”，并委派李景生组织爪牙封闭学校。其中丘仁祥烈士被国民党政府由16岁改为18岁，在梅县东教场杀害。

　　革命者们的严厉惩处，经过精心策划。启文学校校友会的李得奇、黄发良、蒲风、任钧等十余人，在农历五月初七圩日的时候，在竹篾圩天宝堂，找到了正在写店契的李景生，大家一拥而上，将他五花大绑。李景生自知罪孽深重，躺地不走，众人把他扛起，架到了坑尾山上，当天晚上即在文普梅福亭将其处死。

　　蒲风和任钧，这对梅县隆文镇深山里的同乡，数年之后一同在上海参加左联活动的战友，就此分手，南洋印度尼西亚的东爪哇和上海，分别成了他们人生的下一个目标。

　　大革命失败之后，上海成了文化人避难的场所，左翼人士聚集，最后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大本营。任钧和冯宪章都被上海这块磁铁吸引，而蒲风则将目光转向了海天深处的异国。

　　蒲风下南洋，源于他的大哥黄春华。

　　作为先行者，蒲风的大哥黄春华已经以华侨的身份，在印尼站住了脚跟。梅州，作为著名的侨乡，许多人循着郑和的足迹，先后来到这片热带的土地上寻求生计。黄春华当然不是梅州华侨的先驱，他是通过水客带往印尼的。由于能够吃苦耐劳，富有创业精神，性格沉稳，为人正直的黄春华靠着客属总义祠的同乡帮助，在一家杂货店里当了店员。经过多年的省吃俭用，他用积存下来的钱，租赁店铺，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数年之后，又在玛琅东邦置了一块荒地，盖起了一间土木结构的商铺，前面卖杂货，后面堆放货物，阁楼上住人。商铺虽然简陋，但总算可以让一家人过上安定的日子。蒲风的投靠，大哥给了他生存的基本保障。

　　蒲风在大哥的店里当伙计，但是，一个有着革命理想的人，却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蒲风将所有的工余时间用来写诗，或者同李得奇、胡一声、温士奇等志同道合者合作，编辑出版油印刊物《狂风》。蒲风的诗歌，经常发表在《爪哇小报》《天声日报》《大公商报》《侨声日报》等中文报纸上。

　　在远离中国的印尼，蒲风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个人奋斗。大革命失败之后流亡到印尼的革命者们，在中国共产党海外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秘密的地下组织，一系列的地下斗争和宣传活动，悄然有序地进行。诗人蒲风，就是在这个时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虽然远离了白色恐怖的祖国，印尼依然不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1930年春天，雅加达的秘密联络点被特务发现，紧接着，泗水的联络点也不幸被破获，许多同志被捕，胡一声逃往了新加坡，温士奇被荷兰军警逮捕。风声鹤唳中，蒲风的大哥劝他专心从商，不要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东奔西跑，蒲风拒绝了大哥的好意，他决心将革命这条路走到底。

　　冯宪章、任钧、蒲风三人在梅州参加学潮的时候，大埔县的饶彰风，也在大埔中学的校园里，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如果说冯宪章和任钧的同学关系，任钧和蒲风的同乡乡缘，是他们追求革命，最终在鲁迅的旗帜下成为左翼同仁的原因，那么，远在大埔，和他们三人素不相识的饶彰风，最后同他们在上海聚首，成为左联营垒中的坚强战士，则是缘于共同理想和信念的感召。

　　我对大革命时期参与学潮投身革命的冯宪章、任钧、蒲风和饶彰风四人，作了一个年龄的梳理，年长的冯宪章，到年幼的饶彰风之间，只有五年的短暂时光，他们和中间的任钧、蒲风，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年龄梯次。他们之间，没有序齿排班的尊卑，只有参加革命时间的先后。

　　1925年中共大埔县委成立之后，对大埔中学进行了强有力的渗透，在这所进步力量占主流的学校里读书的饶彰风，耳濡目染，日趋进步。

　　我没有在梅州暴动的队伍里看到饶彰风的身影。饶彰风的名字，出现在大埔中学学生会宣传队的名单上。宣传队在城乡间进行反蒋鼓动，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径。

　　南昌起义的队伍占领大埔县城之后，恢复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中学生饶彰风和同学们走上了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排演话剧。和冯宪章、任钧、蒲风他们遥相呼应。

　　相比较冯宪章、任钧和蒲风，国民党对饶彰风的抓捕和通缉，似乎是一个迟到的行动。1932年的暑假，中山大学学生饶彰风从广州回到了家乡。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办起了一个名为《小小》的刊物。饶彰风用“小”这个谦词，制造了一场“大”的风波。由于刊物揭露了当地公安局长罗锡兰和他的兄弟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的恶行，结果县长梁若谷派人上门，找到了饶家，软硬兼施，威胁饶彰风的父亲说：“叫你儿子回广州读他的书去，别回来胡闹。如果他好好读书，我梁某可以出学费。”[《回忆饶彰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6月第一版]在饶彰风不为所动的情况下，罗锡兰出动了警力，气势汹汹地来抓捕饶彰风。在大埔中学同学的掩护下，饶彰风成功脱险，回到了广州。

　　白色恐怖时期的革命者，行走在锋利的刀刃上，危险，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饶彰风的第二次脱险，依然是办刊引起的。

　　1932年的广州，处于后来的左联旗手鲁迅离开之后革命文学的酝酿期。那个时候，从上海回来的欧阳山、草明和易巩等人，组织了广州普罗作家同盟，办起了《广州文艺》周刊。在欧阳山的影响下，饶彰风联络了杜埃、楼栖、邝达芳、张直心、江穆等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南音》和《天王星》两份刊物。饶彰风用不带政治色彩的《南音》作掩护，成功地在同乡华侨和有钱的亲戚朋友处募捐到一百多块大洋。1932年11月出版的第一期《天王星》，这是一本二十四开本的刊物，设计者用红色和四射的太阳光芒，隐喻着革命和中国的光明前景，小说、散文、杂文、诗歌和文艺评论，让一本新生的文学刊物充满了朝气。饶彰风用蒲特的笔名，和杜埃、楼栖、邝达芳、蔡雨村等人在创刊号亮相，用《文艺工作者向哪里走》的文章，表明了刊物的政治立场和未来方向。

　　广州的现代书店，承担了《天王星》的秘密发行，北平、上海等一些城市的机关、工厂、学校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都出现了这本刊物的身影。它的社会反响，已经超越了饶彰风当初的预期，更是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当时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如临大敌，便衣特务像嗅觉灵敏的狼狗，找到了饶彰风和《天王星》的蛛丝马迹。

　　根据杜埃的回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于1933年2月27日正式下达了捉拿饶彰风的秘密命令。有一天，饶彰风收到一张便条，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约他在中山大学球场的单杠边见面。约定时间快到了，饶彰风远远看见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鬼鬼祟祟、四处张望，饶彰风感觉危险，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事后证明，那个约他见面的陌生人和周边的人，都是等待抓捕饒彰风的国民党特务。

　　危险没有消除。《天王星》第三期出版的一天傍晚，一个姓戴的学生经过学校传达室门口，看见地上有封信，就捡了起来，他不知道信封上面“严蒲特”的收信人姓名，会给他带来无妄之灾。埋伏的便衣特务守株待兔，等的正是捡拾书信的主人。那个戴姓学生，无意中当了饶彰风的替身。饶彰风闻讯，立即离开学校，转移到了市内的朋友家中。

　　1933年的《天王星》，以耀眼的光亮，成了天穹中最引人注目的星辰，《天王星》的所有编辑人员，全部成了当局的通缉对象，广州不再安全，香港，成了饶彰风、杜埃、楼栖、江穆、邝达芳、蔡雨村的避难之地。

　　几个月之后，当局在侦查中推翻了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关于《天王星》是共产党的重要机关的想法，否则不可能出版如此规模如此激进的杂志的结论。几个青年学生，让他们如临大敌，虚惊一场。

　　五

　　上海，是中国左翼作家成长的摇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选择了这座城市作为它的大本营，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宿命。

　　大革命失败之后、各奔东西的四个年轻人，最后都以上海作为了他们人生的方向和落脚点，并且成为鲁迅旗帜下的作家和文学战士。“不约而同”这个成语，跨越千山万水和复杂曲折，让冯宪章、任钧、蒲风和饶彰风四个梅州人，在黄浦江边，用亲切的客家乡音，畅谈起迷惘的文学理想和未来前景。

　　上海的大学，是冯宪章、任钧和蒲风人生阶段性的目标。《兴宁县志人物传略》记载，冯宪章是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几经转折到达上海，考进党所主持的上海艺术大学，并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他每晚伏案写作诗文，向‘地狱和魔鬼发起进攻”。

　　任钧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928年，他考进复旦大学。第一学期在外文系，后来转到中文系，系主任是陈望道。任钧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由原东山中学同学、太阳社诗人冯宪章介绍参加了太阳社，并结识了蒋光慈、钱杏邨（阿英）。

　　上海最早留下蒲风脚印的时间，是1930年6月。浦江中学，是蒲风的一级台阶，他在这里补习了一段时间的高中课程，然后顺利考进了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

　　“中国公学”，是如今一个死亡了的名词，只能在荒野的墓碑上找到它的事迹。然而，在蒲风那个年代，它却是一块驰名中外的招牌。

　　中国公学的创建，源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留学生陈天华面对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深感中国的贫弱和对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行动难以一致的忧虑而投海自杀。陈天华用他的《绝命书》和一个爱国青年的生命，激励了二千多名学生归国。为了让这些爱国学生继续就读，学生代表们以会议的形式，作出了创建中国公学的决定。鉴湖女侠秋瑾，就是大力支持创建中国公学并呼吁社会赞助的社会名流之一。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郑孝胥在两江总督端方的派遣下，出任中国公学监督，财政每月拨款一千两白银，作为办学经费。清朝政府划拨吴淞炮台百余亩土地，并由大清银行借银十万两，作为建校费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公学又得到了孙中山和黄兴的扶持，学校进一步发展，成为一所文、法、商、理四院十七系的综合性大学，并且增设了中学部。如今著名的复旦大学，当年以复旦公学的名义在中国公学之后接踵而至。

　　中国公学辉煌时期，尚无抗日战争年代声名显赫的西南联大和梅贻琦校长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我从马君武先生创作的《中国公学校歌》中，看到了一所大学的气象：“众学生，勿徬徨。以尔身，为太阳，照尔祖国以尔光。尔一身，先自强。修道德，为坚垒;求知识，为快枪。众学生，勿徬徨。尔能处之地位是大战场。尔祖父，恩羲黄;尔仇敌，环尔旁。欲救尔，祖国亡，尔先自强。”

　　1932年1月28日，中国公学毁于侵华日寇的炮火，但是，蒲风的脑海中，永远记住了罗尔纲的一段话：“中国公学，滨江临海，从吴淞镇起直到炮台湾筑有一条长堤，每天潮来时，惊涛拍岸，使人有海阔天空之感。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广场走道旁，树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无党派的，有国民党员的，有左派的，有国家主义的。胡适一视同仁，任由学生各抒己见。”

　　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饶彰风，没有寻找一所大学作为革命的依托，中山大学毕业的实力，让他在黄浦边有了与人对话的底气。他以暨南大学附中暑期补习班老师的身份，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饶彰风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33年的夏天，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迟到的饶彰风，通过暨南大学附中彭家蕃的介绍，认识了暨大左联小组成员、被鲁迅称为“七个东北救亡青年作家”之一的何家槐，在他的介绍下，成了左联的一员。

　　饶彰风同鲁迅的认识，是在他成为左联成员之后。

　　从遥远的广东梅州，来到中国左翼作家的大本营上海，不约而同的背后，是四个青年作家共同的革命追求。

　　六

　　冯宪章、任钧、蒲风和饶彰风四个客家青年，他们之间的异地相逢，没有逻辑关联，只是历史和人生的巧合。

　　冯宪章介绍任钧参加太阳社的时候，任钧还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太阳社聚集了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孟超、殷夫、楼适夷、顾仲起、祝秀侠和来自广东的洪灵菲、戴平万、杜国庠等人，这个由共产党员组成的文学团体，对任钧充满了磁铁般的吸引力。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前的1928年，一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和太阳社，与鲁迅和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发生过一场激烈的论争。这场交锋最后以中国共产党的介入和左联成立而终结，但作为文学史事件，论争当中的意气和批判锋芒，依然被后人关注。任钧是太阳社的成员，但是，他显然不是论争的主角，在回忆录中，任钧记录了太阳社攻击鲁迅的一些蛛丝马迹（见《诗笔丹心——任钧诗歌文学创作之路》，文汇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太阳社成员全部都是共产党员，社里成立了党组，由闸北区第三支部领导。太阳社成员除蒋光慈、钱杏邨外，还有杨邨人、孟超、殷夫、洪灵菲、戴平万、杜国庠（林伯修）、楼适夷、顾仲起、祝秀侠等人。太阳社没有固定社址，社员碰头或开会，往往是在饭馆或是在某个成员的家里。开会时所谈的内容，无非是政治和军事形势、文坛情况，以及有关当时发表在刊物上的某些文章，等等，有时也谈到鲁迅。当时我们都还年轻，而且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对鲁迅存在的意义还不大了解，只把鲁迅看作一个颇有成就的老作家，并没有把他跟革命联系起来，和毛主席后来称鲁迅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评价差得很远。因此，在“左联”成立前，太阳社跟创造社在有关革命文学争论中，曾把矛头對着鲁迅，从现在回顾起来，是并不奇怪的。

　　任钧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时光，只有短暂的两年，复旦尚未毕业，他便去了日本留学。在东京，任钧意外见到了蒋光慈、楼适夷，还有他的故乡梅县东山中学的同学冯宪章。

　　蒋光慈是太阳社的领袖，来到日本之后，他就在东京发起建立了太阳社东京支社。任钧将出国之前写好的中篇小说《爱与仇》交给了蒋光慈，请他提出意见。蒋光慈当天晚上看完，很快找到任钧面谈。蒋光慈的热心和对作品的肯定，超出了任钧的意料。蒋光慈的赞赏勉励着一个文学新人，回国之后，蒋光慈又将这篇小说发表在左联的机关刊物《拓荒者》上，后来还将它收入了由现代书局出版的拓荒丛书。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太阳社的使命宣告完成，在此背景下，左联东京分盟应运而生，谢冰莹、胡风、聂绀弩等人，都成了这个组织的成员。

　　任钧回到祖国的时间，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上海这座诞生了左联的城市里，他和蒲风的见面，就成了必然。

　　日军的战火焚毁了中国公学，胶州路1号的正风书院，成了中国公学的临时校园。蒲风同几个在中国公学读书的广东同学，在附近的一个弄堂里合租了一间前楼。埋头读书和伏案写作，成了蒲风这段时间的主要生活。

　　茫茫大上海，犹如一片汪洋，一个人的肉身，就是一尾隐藏的小鱼，没有人知道，任钧回国之后在上海租住的房子，是无意的宿命，还是有目的的选择。在蒲风的回忆中，任钧和他租住的弄堂相距不远，他们之间的聊天或者串门，经常在两个人的住处进行。两个同乡之间的交往，蒲风用了“密切”这个词描述。任钧的回忆粗疏，但作为一个读者和散文写作者，我在八十多年之后，依然可以想象他们用旁人听不懂的客家乡音，无意中筑起了语言的藩篱。我相信，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定是他们共同的话题。所以，介绍蒲风参加左联，就成了任钧顺理成章的行为。

　　七

　　冯宪章短暂一生中的行踪，往往都不是个人的主动选择，而是无奈的被动应对。如果不是“五一二”梅州暴动失败，中学生冯宪章就不会背井离乡，远去广州参加起义;如果不是广州起义失败，冯宪章也许不会远走上海，进入上海艺术大学读书;如果不是太阳社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冯宪章就不会东渡扶桑留学;如果不是在日本參加革命活动，冯宪章也不会遭到日本警察逮捕入狱，然后遣送回国。这么多的“如果”，放在一个只有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身上，该是多么大的压力和重负！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才会一次次赴汤蹈火。

　　我没有在任钧和蒲风租住的亭子间里看到冯宪章的身影。由于地下工作的隐秘，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左联的活动，往往在秘密的情况下开展。任钧在他的自述生平中，描述了左联工作的情景。

　　由于这一时期“左联”所处的斗争环境，越来越艰险，所以鲁迅、茅盾尽管住在上海，可都不参加“左联”一般性的工作和活动，只有在必要时由我们跟他们约定时间和地点碰头，向他们汇报情况，商量问题。碰头的地点，大抵都在靠近他们住处的北四川路一带的饭馆里，用聚餐的形式，边吃边谈。几乎每次都由鲁迅先生掏腰包。我们颇觉过意不去，建议由大家分摊，可他老人家无论如何不同意，总是异常和蔼地笑笑说：“我的稿费收入毕竟比你们要多一点嘛！”

　　任钧当时担任左联党团支部组织部长，他对革命斗争的危险，有着清醒的认识。

　　为了安全考虑，左联活动多以小组进行。北四川路小组、沪中区小组、法南区小组等，从字面上体现了左联成员的居住地，它以就近方便的原则，展开了灵活多样的活动。传达文件或通知，研究政治形势，讨论文艺动向，分析创作问题，都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九十年之后，我们很难想象左联小组活动时的情景，在习惯于灯光明亮、桌椅整齐、茶水和麦克风齐全的会议室里正襟危坐高谈阔论的后来者看来，公园、郊野、饭店、餐馆都是与会议无关的场所，而白色恐怖时期的左联活动，却是敌人眼皮底下的见缝插针。《蒲风传》中的一段描述正是历史的真实写照：“由于‘左联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和活动场所，只得利用公园、饭店或其他公共场所开会，有时也在某一个成员的家里活动。当年坐落在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上一个小弄堂内一间狭小的过街楼上的周扬的家，就是盟员们经常碰头、开会的唯一地点。因这过街在弄堂口的门楼上，颇具上海的特色，窗户对着大街，路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一览无遗，对于搞地下工作的人来说，倒是非常有利。而‘左联规定尽量少发书面通知，一般通过口头传达或通知，也避免召开人数众多的会议。不同小组的成员，倘无工作上的需要，则不发生横向关系。这些，倒也类似搞地下活动。”

　　我在文献中仔细寻找，没有发现冯宪章出现在任钧、蒲风住处的蛛丝马迹，没有看到三个客家青年用他们共同的乡音交谈的场景，《蒲风传》中的文字，解答了我的疑惑：

　　“‘左联成员，每逢革命纪念日，都要参加写（贴）革命标语、散发宣传传单，或搞飞行集会的活动。写（贴）标语还有指标，每人或每一小组起码得写（贴）多少条才算完成任务。蒲风加入‘左联后，也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这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是需要有胆识和勇气的，是需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的。”

　　冯宪章的被捕，源于左联的一次活动。在五月的那次示威行动中，敌人抓捕了冯宪章，将他打入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酷刑折磨，是所有失去自由之后的革命者必然面临的严峻考验。在非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中，有的人投降、叛变，而有的人则百折不挠，意志如钢，冯宪章和与他同时期被捕的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一样，经受住了鬼门关的考验。

　　1957年，共青团上海市委主办的《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徐平羽的文章《忘不了的年代》，让后人看到了冯宪章在监狱里的情景：

　　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牢房里有个叫冯宪章的人，他是作家。他看出我的情绪，对我说：“哈！哈！你应该认为干革命、坐牢、带脚镣，是必不可少的事，进牢要带脚链，就等于吃饭时必定要吃菜一样。”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了我。

　　这一年的八月，远在日本东京的任钧，意外地收到了大牢里的冯宪章托人辗转寄来的一封信。冯宪章说他在狱中病重，让任钧在上海找熟人给他送一些衣物和钱。冯宪章的信，没有半点悲观和失望，这让任钧在五十年后记忆犹新。任钧正在着手找人的时候，上海已经传来了冯宪章死于监狱的噩耗。

　　在1980年的回忆中，任钧写到了冯宪章和蒋光慈同一个时间去世的消息。两个同年同月离开人世的左联战友，一个死于敌人的大牢，一个用化名悲惨而寂寞地死于医院，任钧在文章里写道：“宪章的死，比光慈还要来得凄凉！无论如何，光慈去世后，灵柩还得以妥善保存，解放后又由上海文联迁葬于虹桥公墓。而宪章呢，病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狱中，尸骨早就不知道被他们抛弃到什么地方去了！”

　　1931年8月，由于肉体折磨和疾病交加，冯宪章殉难于上海漕河泾监狱。

　　冯宪章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只有四年左右，他用诗集《梦后》和译著《新兴艺术概论》《叶山嘉树集》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文学的坐标。

　　九十年过去，后人已经无法读到冯宪章的全部作品，但在任钧和蒲风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冯宪章那些散失了的创作：《致一》《战歌》《致被难的朋友》《心坎里的微音》《警钟》《匪徒的呐喊》《三·一八》《是凛烈的海风》《游移》《没有劳动者的船》《废人》《一月十三》《楼头艳笑》《给劳动者》《我是叛乱运动的歌者》等，发表这些作品的刊物《太阳月刊》《我们》《海风周报》《拓荒者》《沙仑》等，也成了被人遺忘的故纸。阿英在1962年5月给人的信函中说：“宪章同志的诗，他的已印稿《变后》（即《梦后》）单行本找到否？其他还有三本原稿，都经我手送到泰东，没有出。赵南公死后，连原稿也找不到了。这件事我感到很痛心。”

　　相同的感情，蒲风在《抗战诗歌讲话》中也有过激烈的表达：“像殉难了的殷夫，病死了的冯宪章，及蒋光慈，也莫不都有势若悬河骤降的奔波情感。”

　　八

　　任钧从日本回到祖国，是1932年上半年，他通过左联党团书记丁玲，和左联接上了关系。

　　思乡情切的任钧，在同丁玲见面之前，回了一次魂牵梦萦的家乡。这个梅县隆文镇的青年，似乎在浓烈的乡情面前忘记了五年前当地政府对他的通缉，他以为梅州暴动的老皇历，不会有人再翻阅。那场惊吓，被任钧记载在纸上：“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搞反革命政变时，我参加了县城的暴动，并曾被反动政府明令通缉，因此，当乡村反动统治的基层单位——‘团防局知道我已由国外回到家里来时，就在一天清早，派了四五个武装团丁包围了我的住宅，妄图逮捕我。幸亏我起来得早，并及时发觉，才好容易赶忙爬上后山，逃脱了！而且，很快离开家乡，仍然来到上海。”

　　任钧和丁玲约好的碰头地点，是上海西区的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在任钧眼里，年轻的丁玲身体健康壮实，圆脸，眼睛大而有神，热情爽朗，平易近人。见面之后，丁玲问起了左联东京分盟的情况，然后又介绍了上海的斗争环境和左联活动的形势。任钧后来参加左联下设的创作委员会，就是那次碰头确定的。

　　不久之后，丁玲通知任钧参加《北斗》杂志的编辑委员会会议。在湖风书店楼上，任钧见到了冯雪峰、阳翰笙、钱杏邨等人，应丁玲之请，任钧介绍了日本左翼文学运动的情况。

　　左联时期的丁玲，特别是在她继钱杏邨之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之时，任劳任怨，恪尽职守。任钧写于1986年12月的回忆文章，为后人刻画了一个真实鲜活的女性革命者的形象：

　　为了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当时，“左联”已经提出了“大众文学”“写工农兵”的口号，还为此成立了“文艺大众化委员会”，开始搞工农通信员运动，动员盟员到工人群众中去办夜校、办读书班，或组织工农通信员小组。丁玲自己也不时改装到同我们有联系的工人家庭中去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思想情感，作为进行创作的依据。有几次，当我碰到身穿褪色的阴丹士林布旗袍，脚踏布面平底鞋的丁玲时，不禁在心里想：要是跟她不认识，那一定会把她误以为纱厂或织布厂的女工，决不会想到她是个在当时已很有名气的女作家。

　　将任钧的名字同蒲风、穆木天、杨骚紧密连在一起的，是1932年9月成立的中国诗歌会。

　　在左联的创作委员会中，聚集了一批诗人，蒲风、任钧、穆木天、杨骚、关露等人，都是创作委员会中最活跃的诗人。这个委员会中的诗人，经常在一起讨论诗歌现状和诗歌创作方面的问题，他们无意中组成了创作委员会中的一个“诗歌组”。

　　左联的政治倾向和左翼诗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诗歌审美标准的一致或者相似，是蒲风、任钧他们成立中国诗歌会的基础和前提。

　　留学日本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的穆木天，在中国的社会现实面前，由象征派和唯美主义，转向了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穆木天在《我的文艺生活》中的一段自我批评，是他转向的一个说明和注脚：“诗（指象征主义的诗作），我是再也不行了，因为那种诗，无论形式上怎么好，是如何有音乐性，有艺术性，在这个时代，结果不过是把青年的光阴给浪费些。实在，已经，中国太多精神浪费的事了。”

　　杨骚的诗歌道路和观念转变，和穆木天有着相似的共性。这个中学毕业后留学日本的诗人，最早是俄国安特列夫和英国唯美派作家王尔德的崇拜者，自从1927年回到祖国向鲁迅求教之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转变。他用“至于自己的创作过程，更加无意义，尽是些呀呀哟哟，恋爱故事和痰迷或发小牢骚之类，无足道者”的肺腑之言，表示了悔其年少作品的心情。

　　任钧和蒲风虽然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但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创作，更多的是受现实主义的影响，郭沫若、蒋光慈和殷夫的作品，更为他们喜欢和借鉴。他们在许多次的开会和自由讨论中，形成了诗歌创作观念的共识。他们将批判的对象，瞄准了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

　　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其实并不是诗歌的敌人。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它们跨越了时代和政治，只不过，在特定的革命时代，左翼作家们更愿意用直接的现实主义批判鞭挞黑暗和腐朽，他们更喜欢作品成为投枪和匕首。

　　中国诗歌会在任钧、蒲风、穆木天和杨骚的发起下，于1932年9月在上海成立。后人记下了成立大会的地址：上海福州路山东路转角处，麦家教堂，即今天的仁济医院旁边。参加成立大会的人，也将名字留在了纸页上：蒲风、关露、任钧、杨骚、穆木天、雷溅波、林穆光、白曙、柳倩、石灵（孙大珂）。这个会址设在法租界蒲柏路一间俄菜馆楼上的诗歌组织，被文学史定义为中国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诗歌社团。

　　在中国诗歌会成立的那个年代，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的中国现实是新月派和现代派。当它们以中国诗歌会的对立面出现的时候，就成了任钧和蒲风他们的批判对象。徐志摩、戴望舒，就成了批判的靶子。

　　中国诗歌会成立的原因和理由，任钧表达得非常直接，他的观点比较尖锐，但是也更有代表性：

　　当时杨骚和我们这几个人为什么要发起组织“中国诗歌会”这一团体呢？简单地来说，就是尽管那时候“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已经发生，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在我们神圣的领土上旁若无人，横冲直撞;而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却一意孤行，仍然顽固地执行他们那一贯对外不抵抗和对内反共反人民、打内战的反动政策，以致我们的整个国家和民族陷进了内忧外患、危急存亡的最严重关头！可是，也就在这种岌岌乎危哉的形势下面，在当时的诗坛上还有比较大影响的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人们却仍然无动于衷地从血淋淋的客观环境背过脸去，实行“在火山上跳舞”、大写特写其风花雪月或是无病呻吟式的唯美的、颓废的诗歌;实际上是在逃避现实，粉饰现实，乃至歪曲现实，完全违背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给读者带来很坏的影响（《忆诗人杨骚》，《诗笔丹心》，文汇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中国诗歌学会成立的信息，被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留在了纸上：“健尼、风斯、森堡（任钧的笔名）、林穆光、车增训、黄浦芳（蒲风的学名）、穆木天、杨骚等，感中国新诗歌运动自一二年来即无发展，深有大家共同研究协力制作之必要，于是组织了一个中国诗歌会，以期完成这种任务。它的目的是研究诗歌理论，制作诗歌作品，介绍和努力于诗歌的大众化，介绍先进的诗歌理论和作品，评价已往的诗歌作品……闻加入者甚多，想将来中国新诗运动定有一番发展矣。”

　　九

　　蒲风和任钧、穆木天、杨骚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的时候，只不过是中国公学的一个学生。我在充满了霉腐气息的故纸里，找到了中国诗歌会执委和常委的名单，这两份由会员选举产生的名单中，蒲风的名字，都列在首位。

　　蒲风、任钧、雷溅波、穆木天、孙大珂、柳倩、杨骚、宋寒衣和林穆光九个人，组成了中国诗歌会的执行委员会，而蒲风、穆木天、任钧和杨骚，则被执委们选为常务委员。作为中国诗歌会的核心，这四个人分别被委以总务、研究、组织、宣传的职责。

　　无论是执委还是常委，都是诗歌的天使，没有一个人是上级任命的官员。常委们的分工负责，维持了一架诗歌机器的正常运转。总务一职，等同于主持全面工作的“总干事”。蒲风承担了独一无二的工作。

　　任钧在抗日战争期间，写过一篇《关于中国诗歌会》的文章，他用了一段真诚朴素的话，作为对蒲风工作的评价：

　　中国诗歌会的成立，他尽了很大的力量，该会后来的一切工作和活动，可以说绝没有一项缺少他的努力。的确，在我所认识的许多诗友当中，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对新诗本身及新诗运动，抱着像蒲风般的高度的热忱的。他真可以被称为：最热心、最活跃的新诗运动者;我们不谈到中国诗歌会则已，一谈到，则谁都可以被漏掉，而蒲风则绝对不能。因为，在事实上，我们不妨说，他乃是该会的“总干事”。他过问一切，他推动一切。假如说中国诗歌会的确曾经对中国的新诗运动发生过多少推进作用的话，则蒲风之功，显然是最大的。

　　任钧的这段话，并无溢美之词，而是诗歌会同仁的共识，写于抗战时期的五十年后，任钧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蒲风选集》写序言时，依然不改看法。

　　《新诗歌》旬刊，是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这份生不逢时的刊物，面临着政治环境的极端恶劣，白色恐怖笼罩的特殊情境，在没有书店和出版社敢冒风险印行的情况下，会员们自掏腰包，自办发行。

　　所有有关中国诗歌会和《新诗歌》的文献，均有鲁迅支持的记述。为《新诗歌》捐款，是鲁迅的间接表态，《蒲风传》中用了“经常”这个副词，让后人看到了鲁迅的慷慨和大方。鲁迅读完《新诗歌》创刊号之后给予了称赞：“不错，别具一格。”对于蒲风等人关于中国诗歌会工作进度和《新诗歌》编辑出版的汇报，鲁迅说：“不是有人说诗还在吃奶吗？刚开头，幼稚是免不了的，这不要紧，谁见过一出壳的雏鹰就会飞呀，只要健康发展，肯下苦劲就行了。”鲁迅还针对新诗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就是别人看不懂，好像这样做，才是世界上的绝作。”“能吸取民间形式，学些民歌，也是个办法，大致押押韵，做到通俗，能唱，就有阵地。”这些话，用冒号和引号，表明了它的出处和真实性，它将鲁迅的语录，排除在虚构和想象之外。鲁迅关于新诗大众化标准的观点，很多都出自北四川路一带的饭馆里，轻松随意的聊天，更容易让它们传播和扩散。

　　蒲风就读的中国公学，是当时新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基地，许多诗友，多次要求请鲁迅先生就新诗歌的战斗任务作一场演讲，但白色恐怖的氛围，阻挡了大家的愿望。后来改成了通信的形式，书面征求鲁迅对新诗创作的意见。

　　我没有在鲁迅的著作中找到复信，幸好《新诗歌》将它做了存档的记录，在《新诗歌》第二卷第四期上，我看到了鲁迅先生的如下论述：

　　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我只有一个私见，以为剧本虽有放在书桌上的和演在舞台上的两种，但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先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四年之后，蒲風在广州荔湾昌华新街10号曾其清的宴席上，见到了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蒲风送了《茫茫夜》《黑陋的角落里》和《真理的光泽》三本诗集给叶剑英，当几个梅县人用亲切的客家乡音谈起诗歌时，叶剑英兴致勃勃地说：“旧体诗通俗点好懂。我看旧瓶不能丢，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不能丢，可以新旧并用嘛。比如演戏，不光要演白话剧，也可以演客家的外江戏、广州的粤剧;不光要演《三娘教子》，也可以演子教三娘。群众还有不少人欢迎旧体诗，为什么不可以并存呢？鲁迅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得多好啊。旧瓶装新酒，装是为了又香又醇。”

　　鲁迅的意见，是一种无声的指引。作为新诗的实践，中国诗歌会的会员们，自觉改进和探索。梅县松口镇人温流，进入了蒲风和任钧的视野，也是缘于诗。

　　青纱帐，咱们的城墙！咱们握着刀，握着枪，在雪底下来来往往，在黄沙底下来来往往，叶缝里，梗缝里，咱们看准敌人就放，一个个弹子，打进敌人的胸膛;叶缝里，梗缝里，咱们的刀闪着光，咱们的枪闪着光……

　　作为一个新人，温流的诗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全诗用明快朴实的语言，通俗酣畅的笔墨，歌颂了抗日战士和人民群众。结构比较整齐，又押大致相近的韵，读起来，给人一种轻快的感觉。”

　　八十多年过去，新诗的标准已经改变。站在时代的角度，不会有人对蒲风、任钧那个时代的诗提出艺术的质疑。从革命、读者和传播的效果来看，如今的新诗，已经不复当年的盛况。“由于中国诗歌会的主张与实践反映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诗人王亚平读了《新诗歌》的发刊词之后，深受鼓舞：“这是诗人从个人的抒情渡到时代音响的有力的愤呼，当‘新月派‘现代派的诗成为靡靡之音的时候，这样的呼声自然被广大的读者和进步的诗人所接受。虽然，这首《发刊词》写得很粗犷，简直是口号，不是诗，而给予年轻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自己首先是被感动的一个，当时就写信给上海中国诗歌会要求入会，并在河北设立分会，立刻被他们答应了。”

　　十

　　有研究者用了“日本体验”这个词，描述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过程。我从鲁迅、郭沫若、胡风、郁达夫、蒋光慈、冯乃超、夏衍、杜国庠、丘东平、冯宪章、任钧、叶以群、谢冰莹等人的经历中，看到了一种社会现象和意义，这些在日本留学或者在日本生活过的中国左翼作家，为革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后人研究的经验。

　　蒲风来到日本留学的时间，是1934年的冬天。左联盟员、木刻家黄新波和诗人林望中，是他的同行者。在神田东亚学校补习日文的同时，诗歌，依然是蒲风同床共枕的情人。左联的东京分盟，成了他诗歌依靠的一个组织，蒲风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诗歌座谈会上，诗人雷石榆、林林、魏晋等人，都成了他的诗友。

　　在一个没有网络的纸媒时代，报刊是最好的传播方式。深谙此道的蒲风，到达东京不久，即与雷石榆、林林创办了《诗歌》月刊。蒲风的愿望和目的，通过《编后记》明白无误地宣告：“《诗歌》在初夏辉闪的阳光下出世了。虽然他的乳娘们在异国抚育着他，但他需要祖国兄弟的提携、热爱的握手。”

　　这些文学性的表述，是一个时代的现实，也是日本的现实。蒲风留学日本时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对内加强黑暗统治的恐怖时期，日本无产阶级代表性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捕之后被特高课警察殴打致死，当日本的进步作家以地下或半地下的低潮方式转变之后，蒲风和《诗歌》也面临着生存的威胁。

　　由于担任《诗歌》的主编，雷石榆成了日本特高课警视厅重点监视的对象。在警告威胁和传票审讯的情况下，雷石榆将主编的任务交给了魏晋，即使这样，《诗歌》依然没有逃脱停刊的命运。雷石榆被捕之后，被警方驱逐出境。

　　若干年以后，雷石榆用自传体小说《惨别》描述了1935年11月21日上午11时诗歌社的蒲风、林林、戴何勿、魏晋，台湾作家吴坤煌，日本诗友后藤郁子、小熊秀雄等人，在警察的监视下为他送行的场景。

　　告别场景中最重要的一个情节，是蒲风将一大包诗稿和信件，郑重其事地交给雷石榆，托他到上海之后，交给鲁迅先生。雷石榆打开行李箱，将蒲风的委托小心翼翼地装进去。到达上海之后，雷石榆来到了北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交给了鲁迅信任的内山完造。

　　我在鲁迅的日记中，找到了蒲风和鲁迅书信往来的记录：1935年11月6日，“得蒲风信，即复”;同年11月9日，“得蒲风信并诗稿”;1936年1月8日、22日又提到“得蒲风信”。由于年代久远以及战乱影响，蒲风写给鲁迅的信，已经难觅踪迹，幸好通信的另一方，用日记的形式，为后人留下了历史的蛛丝马迹。

　　文献没有记载蒲风和鲁迅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场景，蒲风写于1931年的日记，系他就读中国公学时的手笔。鲁迅出现在他的日记中，只是一则误传：“文坛老将鲁迅有被当局枪决讯，是否属实，刻尚未知。但此事如果属实时，也令人为中国的文坛一哭！自然，他的最近行动如何非我们所要批评者，但像他四十多岁的文坛老将，也决之于枪，也许未免有点太不客气吧！”

　　留学日本期间的蒲风，与左翼作家的旗手鲁迅，相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书信，成了他们联系的唯一方式。幸好，蒲风崇拜的另一个文学巨人郭沫若，与他仅仅相隔四十公里。

　　郭沫若经常为东京左联的刊物《杂文》撰稿。作为东京左联支部的一员，郭沫若还为“文学理论丛书”做翻译工作。

　　去拜访郭沫若之前，蒲风先用一封书信架起了联系的桥梁，郭沫若的热情，同样用复信表示。为了体现欢迎的姿态，郭沫若还用一幅手绘的路程示意图作为向导和指引。

　　郭沫若的家，是一幢曲尺形状的平房，门牌号的旁边，挂着一块佐藤和夫的牌子。粗疏的历史，在后人的笔下，还原了一幅鲜活的生活场景：“走进门内，只见有五六间屋子可供使用，书斋、客厅、茶室、厨房和孩子们的起居室都全了。屋前的凉棚上爬着朱藤，凉棚外有一块空地，既是花圃又可当菜园，闲不住的安娜带着孩子们在这里种了许多花木：蕃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花下面结着朝天椒，蘘荷花和番茄互为邻里，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围种着牛蒡和蒟蒻。郭沫若全家特别喜爱牛蒡和蒟蒻，因为它们除了可供观赏之外，牛蒡长有肉质根，蒟蒻是块茎，均可食用，能攻毒、消肿、散风热。郭沫若也在园内亲手栽种了大山朴（广东玉兰）和银杏各一株。此外，他还种了许多鹦哥红，花开时满园一片红色。”

　　对郭沫若家的園子，第一次到来的蒲风对劳动和红色表示了由衷的赞赏。作为一个客人，蒲风的赞叹具有礼貌和内心感受的双重内涵，而郭沫若却用“革命”这个词，作了引申和诠释。一生都具有文人和政治人物双重身份的郭沫若，诙谐地回答蒲风：因为不能在中国革命，只好在这里种上这些红色的花，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后来他见一位日本朋友，也说过这样的话。再后来那位日本朋友也在自家的花园里种上了这种花，郭沫若笑嘻嘻地对他说：‘呵，你也革命了！”（辛文芷：《泰山木和诗碑——访郭沫若的日本故居和故友》，刊1978年7月5日香港《大公报》）

　　在我的想象中，革命时代的郭沫若，一定是个平易近人的人。有关左联的文献中，记录了许多年轻作家拜访求教他的往事。蒲风在郭沫若家中交谈的过程，可以用“如沐春风”来形容，所以，蒲风、雷石榆、李春潮等年轻人，都成了千叶县那个挂着佐藤和夫牌子的民宅里的常客。

　　记录在《蒲风传》中有关蒲风和郭沫若的交往，最值得后人关注研究的，是1936年4月4日上午蒲风和郭沫若的访谈。那个用问答形式记录的采访，分为“关于写作”“关于《女神》《星空》”“关于《前茅》《瓶》《恢复》”“关于讽刺诗剧及其他——中国诗坛动向一”“关于长诗——中国诗坛动向二”“关于诗人们”等六个部分。

　　热情的安娜夫人和郭沫若，留下蒲风在家中午餐，饭后告别，郭沫若送他到路口边。蒲风走远了，回头一看，郭沫若还站在原地。

　　十一

　　诗歌，是诗人的生命，是蒲风一生的追求。

　　蒲风诗歌的源头，是1934年4月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茫茫夜》。隔着87年的漫长时光，我在发黄的纸页上，看到了那些陈旧的信息：新诗歌丛书，上海国际编译馆出版，春光书店总发行，印数1500册。

　　任钧的名字在《茫茫夜》中出现，他以笔名森堡和序作者的身份，为他的同乡蒲风站台。收集在《茫茫夜》里的诗，“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取材于农村的生活和斗争的，如在这集子当中，比较重要而且比较成功的是：《茫茫夜》《动荡中的故乡》《农夫阿三》《地心的火》《咆哮》等等。换句话说，就是诗集《茫茫夜》中心的，同时也是主要的题材，乃是农村生活的现实。作者在这些诗篇里头，描绘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的痛苦和他们斗争情绪与生活，有时还更进一步地刻画出变革后的新农村的姿态，而且那些描绘和刻画还相当动人”。

　　蒲风的中国公学老师陈子展教授，选取了蒲风的《小莉茜》作为分析评价的对象。这首表现诗人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重压下的农村劳动妇女深切同情的诗，被陈子展评价为“十年以来仅见”。

　　这首诗的成功，也许和蒲风的少年经历有关。母亲的迷信，影响了蒲风的人生，但是却成就了《小莉茜》这首诗。为了让儿子成长顺利，蒲风的母亲找了算命先生，为儿子预测前程。算命先生信口开河，说必须为蒲风找个童养媳，在乡村相依为命一辈子，才不会夭折。在煞有介事面前，所有的母亲都会信以为真，善良的母亲瞒着蒲风，为儿子找了一个名叫松发的童养媳。没有感情的婚姻，不可能产生爱情，虽然松发勤劳吃苦，农活和家务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但蒲风就是不爱她。蒲风总是让书信翻越千山万水，到达母亲身边，蒲风总以为母亲会在文字面前回心转意。在蒲风不屈不挠的坚持下，母亲无奈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让蒲风和松发结为姐弟，然后出嫁。

　　《小莉茜》这首诗，包含了蒲风的真挚情感。回到那个时代，读者可以在分行排列的汉字中，看到蒲风和松发的影子。成功的作品，总会有人关注，茅盾用子荪的笔名，在1934年11月《文学》第三卷第五号发表评论文章。在《诗人与“夜”——〈夜〉与〈茫茫夜〉》中，茅盾把蒲风的《茫茫夜》与林庚的《夜》进行对比，他认为：“同是青年诗人的第一次‘收获，同是以‘夜题名，然而是形式内容完全不同的作品。”“林庚先生的‘夜是‘像海一般的深（《夜行》），‘满天的乌云静悄悄（《月亮与黄沙，上……》），‘黄月如钩（《黄云之夜》）;蒲风先生的‘夜却就不是那样寂寞，那样凄冷，他是充满了风雨，雷鸣，闪电的夜。”

　　新诗，从来都不会同“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发生逻辑关联，但《茫茫夜》出版之后，竟然很快被读者抢购一空。

　　左联诗歌组负责人穆木天，给鲁迅寄上了一本《茫茫夜》。收到这本书之后，鲁迅将它记录在1934年4月27日的日记里。相同的一本书，蒲风也将它寄给了远在日本的郭沫若。那个时候，蒲风还未去日本留学，他同郭沫若的见面，还有几个月的等待。郭沫若的热情鼓励，成了回信中的三条路：1.创造新形式;2.旧瓶新酒;3.批判采用旧形式。

　　《茫茫夜》是蒲风诗歌创作中的第一个阶段，二十二岁的蒲风，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步，这个和中国诗歌会同进退的时期，为他未来的进步和冲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埋下了一个伏笔。

　　1932-1934年，是中国诗歌会最为活跃的黄金时期，它退潮的时候，就是白色恐怖弥漫，国民党当局控制空前严厉的时期，穆木天等骨干成员先后被捕，有的成员莫名失踪，有的人胆怯，急流勇退，有的成员失去了联系，蒲风，是一个风声鹤唳中的坚守者，在灾难没有沒顶之前，他依然高声歌唱。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诗歌《笼中鸟》中，他用曲笔，隐晦地表达了他的立场和勇气：“穿过你的栅/小东西/你看看广阔的青青的世界吧。”在另一首诗中，他寄语那些却步者：“在暗夜里你想逃吗/前面魔影憧憧/后面鬼步冬冬……提起勇气来吧，可怜的东西/暗夜里走路不光是你/有勇气的不是前后都是火把吗？”

　　蒲风是幸运的，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危险，也只是“传讯”。

　　1935年12月，蒲风用黄飘霞的笔名，在日本东京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六月流火》。这首一千八百多行的长篇叙事诗，被蒲风定义为“长篇故事诗”。《六月流火》创作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国广大农村人民群众不断觉醒的背景之下。“诗人自小生长在农村，熟悉故乡农民的生活情况，他有意识地站在农民大众的立场，使用农民大众的语言，描写当时的农村环境，因此在反映农民的反抗斗争，土地革命的思想情绪上，都显得真实、生动、有力！（《蒲风传》，黄安榕著，海峡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

　　《六月流火》出版之后，被国民党当局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密令查禁。当诗集在日本神田的一家书店寄售时，又被日本特务发现了。蒲风到了警视厅，马上让人看到“询问”“审讯”的强制。警方用“你在日本读书，私自发行鼓吹暴动的书，违反了日本法律”的罪名，判决没收寄售的书并处以罚款。当警察要蒲风在判决书上按手模的时候，当即被拒绝。蒲风说：“我写的是中国的事情，没有错！按指模，这是强盗小偷犯了法才这样做的。我是一个堂堂的中国作家，没有理由按指模！”

　　事件的结果，超出了我的想象，理屈词穷的日本警察，释放了蒲风。这个结果，引起了留日中国学生的轰动。

　　十二

　　去梅县采风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蒲风、任钧的家乡隆文镇这么遥远。我一遍遍想，当年他们去梅县读书的时候，走的是哪条山路？梅县的距离，在他们的脚下，能否一天到达？

　　回程的时候，一条宽阔的河流突然横在我的眼前。我们吃饭的餐馆，与河流近在咫尺，当我在河边看到一个古老的码头，标示着阿姆斯特丹、旧金山、利马、伦敦等遥远的异国终点和中国移民纪念广场时，我才明白，这条名叫梅江的河流，是當年任钧、蒲风离开家乡的起点。脚下的这片土地，已经是松口的范围了。

　　码头依旧，只是不见了当年下南洋的木船。

　　当我在码头长满了青苔的麻石台阶上看到一组远行游子的雕塑时，温流的名字，突然像一支春天的竹笋，从诗歌的土地上，顽强地钻了出来。

　　隆文和松口，手足相连唇齿相依的一片土地，蒲风、任钧和温流，左联和中国诗歌会携手并肩的同志，革命年代，蒲风、任钧从这里上船，往下游而去，而温流则逆流向西。上海和广州，分别成了三个青年奋斗的异乡。

　　温流的名字，首先出现在任钧回忆穆木天和中国诗歌会的文章中：“在三十年代的我国知名诗人当中，除穆木天、杨骚、蒲风、温流等人外，如田间、王亚平、柳倩、林林、陈残云、雷石榆、芦荻等四五十人，都曾是该会的会员;可惜，如今其中有好些人都已经先后去世了。”

　　由于距离太近，在写到温流的时候，任钧又情不自禁地提起了蒲风：“他和我是小同乡，他的家和我的家只隔一座小山，小时候曾一同在家乡的启文公学念书。”

　　所有我看过的文献，都没有任钧、蒲风和温流见面的记载，亲切的客家乡音，也许没有为他们三个最近距离的同乡提供相逢的机缘，但是诗歌，已经将他们三个人的心联系在一起了。

　　从日本回国之后，蒲风在汕头谋得了一个《星华日报》编辑的职位，虽然他在报社只干了短暂的十五天，但是，汕头这座城市，却让他流连了三个月。

　　《蒲风传》将汕头定位为蒲风的第二故乡，除了地域文化感情的原因之外，蒲风将他对中国新诗的热爱和一系列诗歌活动，留在了那片土地上，更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这个时候，温流的消息以噩耗的形式来到了蒲风身边。温流的死因，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意外。大多数文献，都以“病逝”这两个汉字，遮蔽了温流的死因，而《蒲风传》的作者，却没有隐瞒死亡的真相：温流因鱼骨刺喉，庸医误打过量的吗啡针致死。

　　蒲风得知温流逝世的消息，在我的想象中，应该如晴天霹雳，但《蒲风传》一书，却用“觉得自己像是少了一只手”形容。蒲风认为温流去世，是中国诗坛最大的损失，最好的哀悼和纪念，是将温流寄给他的诗稿编辑出版。

　　蒲风的悲伤和哀痛，后人的描述，都是隔靴搔痒。只有当事者的日记，才是情感的最真实流露：

　　这是惊人的消息：温流在本月十三号清晨与世长辞了。报告这噩耗的是投稿到《星华日报》“流星”栏的欧阳克。最先，代理编辑张兄告诉我以这个消息，我不相信;可是，我毕竟难于推翻这已是铁的证据的文字：

　　温流死了！……一个充满着生之气息，而又有着十分坚强的生之意志的青年，谁能置信他是在这弥漫着炸药味的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早晨，给一枚小小的鱼骨头，在广州和陨星一般倏忽地消逝了他最后的光芒……但我不会记错，昨天早晨我还和他的爸爸拍电到广州叫他的友人料理他的丧事……

　　最使我难堪的就是得到噩耗后，在他的妹妹号啕痛哭中，我还接连地收到了他最后两封信。

　　啊，这还有什么好说呢？离开福州前我不也是还接过他的信吗？——可惜的连那可宝贵的最后一信也竟给我撕去了，不然，那不是可珍贵的纪念品了么？

　　然而，温流毕竟还留给了我一个新集子。这册集子竟是放在我手里，我是正感到这就是他交给我的最荣幸的责任呵。这不最是可珍贵的纪念品么？

　　我决心，我必得把它们印刷出来！

　　当时我心里千头万绪，我要写的悼词是说不完的呀！我少了一只手，……诗坛的最大的损失，……从今纵令我到达了广州也只有一颗默然的心……我简直不晓得死神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来跟我，跟我们的一伙捣乱。

　　我最关心“他是怎样死的？”——小小的鱼骨头，想来便是近年来的野蛮的流行毒吧！

　　温流是作为一个民族革命的战斗士而牺牲了！温流呵，你的死是一个生命的扩大！

　　这篇写于1937年1月23日的日记超出了一般日记的长度，我省略了蒲风为纪念温流而写的诗。蒲风写这篇日记的时候，还在福建学院附属中学任教，离他应黄宁婴的约请来广州主持《中国诗坛》，还有半年时间。

　　温流下南洋的时候，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儿童。他十四岁回到家乡之后，才进入了家乡松口的初中。温流的早熟，体现在诗歌创作上，一个初中生的诗和文章，出现在上海的《小朋友》《中学生》上，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引起了多少人的赞叹。温流的高中，在远离家乡的广州就读。在学生组成的读书会上，他经常与同学研讨新诗写作，交流创作心得。考入中山大学之后，他将过去在家乡生长的《绿天》半月刊移植到了广州的土地上，然而，《绿天》不服广州的政治水土，被当局查禁，之后改名《诗野》，又被封杀，再改名《诗歌》。客家人的顽强，被放大到了诗歌上，一个新人从此崭露头角。所以，蒲风介绍他参加中国诗歌会，就成了水到渠成的行为。

　　温流短暂的一生中，出版了两部诗集。他的诗，具有“精练朴实，辞情并茂，通俗易懂，有音节，能朗诵”的特点，曾经得到过郭沫若的赞许和鼓励，被后人誉为中国新诗歌运动的拓荒者之一。蒲风对他的评价，超越了一般的高度，直达诗歌的顶峰：“温流的伟大贡献是：描写现实，表现现实，歌唱现实，而且尤其重要的是针对现实而愤怒，诋毁，诅咒，鼓荡歌唱。温流是一个有相当造就的新现实主义者。”他“自自然然地建立了新诗歌的大众化的新形式”，“自然的调子，我们谁也不会感觉到他是在作诗。但是，总觉得他是轻快地或热情地，愤怒地在写，在抒唱”。

　　十三

　　相比冯宪章、任钧和蒲风，饶彰风在上海的时间是最短暂的。

　　饶彰风与鲁迅的交往，是他加入左联之后。作为来自梅州最边远县份的青年，饶彰风也许想到了回归大埔故乡的一天，也许想到了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和文化追求，他请鲁迅为他写了一副大埔文化书店的题词。

　　使饶彰风放弃上海撰稿谋生回归大埔的动机，源自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作为福建的邻省，广东的大变革也让他期待和参与，恰巧父亲病重，电报频频，迫使他离开上海，回到了广东。

　　蒲风再一次见到饶彰风，不是在梅州，也不是在广州，而是在香港。1937年的蒲风，已经离开厦门，回到了广州，主编《中国诗坛》，创办诗歌出版社。蒲风的这些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同中共南方工委书记梁化苍（蒲风日记中的尚实兄）和南方临时工委委员饶彰风（蒲风日记中的蒲特），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蒲风同饶彰风的见面，不是意外相逢，而是刻意的会见，蒲风1937年11月20日的日记，称去香港三天，会见了蒲特（饶彰风），只为接受成立诗歌座谈会的任务。

　　蒲风到广州之后，住在广德路23号三楼的黄宁婴家里。黄宁婴的父母和弟妹去了香港，家里宽敞，有一间可以容纳数十人的大厅。中国诗坛社，也设在了这里。

　　许多年之后，黄宁婴回忆起蒲风住在他家的情形，许多情节依然栩栩如生。

　　早茶，是广州人生活的一部分，那是一种融入了广州人血肉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黄宁婴邀请了几个写诗的朋友，请蒲风上茶楼喝茶。一两个小时的时光，在大家的聊天中慢慢过去。第二天一早，黄宁婴再请蒲风上茶楼的时候，却遭到了他的拒绝。第三天，依然如此，当第四天来临的时候，大家就不再邀请他了。可是，当一群诗人相邀着出门的时候，蒲风却突然出现了，他语气生硬地问大家：“为什么你们每一天都非上茶楼不可呢？”见大家不答话，他又说：“利用这时间在家里多工作一两个钟头，读读书，写写东西不是更好吗？”

　　引自黄宁婴回忆中的这些话，用引号标示了它的主人，这些显然不符合客人身份的语言，生硬，长了芒刺，它让每一个听到的人明显不适。所以，当蒲风说完这些话之后，大家面露尴尬之色，还有人面有愠色，怒气冲冲地走了。

　　梅州和广州，用客家和广府，划出了语言和文化的明显差异，客家人没有饮早茶的习惯，但是早餐，却是所有人的需要。我入粤近三十年，饮过许多次早茶，但时至今日，却依然没有养成习惯，一个喜欢熬夜晚起的写作者，与早茶之间有着天然的隔膜，一两个小时浪费在毫无意义的闲话中，还有早起的艰难，就是对人的一种精神折磨。蒲风对早茶的拒绝，正是生活习惯和惜时的自律。

　　对于诗歌来说，蒲风就是一粒火种，他所到之处，诗歌运动就呈燎原之势。蒲风到广州仅仅一个月，这里的诗歌和诗歌活动，就呈现了新的面貌。

　　诗社社员从二三十人扩大到了一百多人，两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有力地表明了队伍的壮大。诗歌出版社成立之后，三十六种诗集雨后春笋一般地冒了出来，在华东和华南之外，这些诗集的发行，到达了抗日前线和大后方。蒲风、克锋、温流和雷石榆等人的作品，在李焕之、孙填、张曙、沙梅等人的谱曲中，插上了音乐的翅膀。蒲风的忙碌，如同一台发动了的机器。黄宁婴用文字记录了蒲风忙碌的一些轨迹：“上午或开会或写诗写文章，下午跑印刷厂跑书店，为《中国诗坛》《诗场》或自己诗集的出版、销售操心，晚上到处开会去。他的群众工作和群众关系都处理得特别好，无论碰上什么人都扯谈得来。而且谈不上几句话便准会主动地把话题扯到读诗和写诗。”

　　诗歌斯达哈诺夫运动，在当今，是一个几乎无人知道的生僻词组，但在1936年，这个词组几乎成为诗坛的一个热点和现象。蒲风，是中国第一个将劳动竞赛引入诗歌创作并努力实践的诗人。

　　1935年8月30日，苏联顿巴茨矿区采煤工人斯达哈诺夫，创造了一班内采煤高出定额十四倍的纪录。经验被迅速推广，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一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蒲风在新闻中得到了灵感，他将煤矿工人的体力劳动，移植到了脑力劳动的诗人笔下。他认为：“开展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就会改变当时中国诗歌创作的贫乏，鼓舞诗人们努力创作，随着作品数量的增多，质量也必然能够精进，诗坛会有新的面貌。”

　　蒲风的一厢情愿，出自苏联的影响和个人的诗歌狂热，响应者众多，连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热情回信支持：“甚至说可能时，我也要来参加。”

　　茅盾的观点比较客观冷静，他在《大众化与“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并不仅仅要求诗人们多产，它同时是一种诗歌的群众运动，是把诗歌从‘沙龙解放出来到街头的群众运动，也是诗歌大众化的又一方面。”“文艺上的斯泰哈诺夫运动，一方面是要求文艺工作者更多向现实生活发掘，另一方面是要求更多人参加文藝战线，以期养育庞大的文艺青年一代。”“因为无论任何文艺工作，只有群众化以后，然后才真正有战斗的力量。”

　　蒲风不仅是诗歌斯达哈诺夫运动的倡导者，更是这个运动的身体力行者。他很认真地对袁勃和王亚平说：“我决定五年内出十个集子，希望朋友们也都下这样的决心，立下一个约，谁先完成十个集子，大家请他喝酒。”蒲风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他给自己定下了平均每天写一首诗的任务，将节衣缩食省下的钱，用以出版诗集。蒲风的每一首诗后面，都有写作的日期，记录在纸上的时光，就是诗歌出土拔节的声响。

　　蒲风的写作状态，就是一台发动了的机器，不知疲倦，极少停歇。这种强迫症似的写作，和诗歌的经典性之间，似乎并没有产生逻辑关联。臧克家的批评，一针见血：“他的作品很朴实，战斗性也较强，但因为产量太多，艺术锤炼不够，许多作品不免粗糙。”

　　六十年前，黄宁婴用简短精练的文字，为他的朋友蒲风留下了一幅立体的剪影，准确的描述，远远胜过书中那些刻意的黑白照片：“结实的个子，卷曲的短发，一个和普希金相仿佛的形象;那经常红润得发光的脸庞，那透过近视眼镜迸射出来的坚定的目光，那用略带梅县乡音的普通话在滔滔不绝的朗诵着诗篇的两片厚厚的嘴唇。”

　　在朋友们的眼中，蒲风是一个执着痴迷的诗歌狂人，不管工作多么繁忙，只要有一点空隙，他就会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写上几句。在属于个人的晚上，他一定是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手握粗壮的派克钢笔，全神贯注地创作，即使周围人声喧哗，他却如老僧入定。

　　蒲风的客家老乡，曾经与蒲风一起主编《中国诗坛岭东刊》的蕉岭人野曼，有一次碰到蒲风，向他约稿。蒲风马上从绿色上衣左边的口袋里，掏出一首标题为《血》的诗来，他又从上衣右边的口袋，掏出一篇《纪念中国诗歌日》的诗评。恰好《汕报》的副刊编辑过来，也向他索稿，他又从另一个口袋摸出一首诗来。蒲风的诗歌戏法，让野曼惊讶不已。

　　“你每只口袋都装满了诗！”

　　“诗人的口袋不应该空着。”

　　野曼同蒲风对话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那年他跟着蒲风回到隆文乡坑美村的情形。那些遥远的山路和一路上的汗流浃背，是一个外乡人在地圖上无法寻觅的童年。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野曼看到了蒲风家乡的萧条和母亲去世不久的哀痛，热情的乡亲们，带着汗水和泥水从田野里归来，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在隆文乡坑美村这个饥饿的世界里，野曼看到了蒲风诗歌里的“农夫阿三”和“小莉茜”。

　　十四

　　鲁迅在上海手书的“文化书店”题词，被回乡之后的饶彰风挂在了大埔县城的街边。

　　在上海请鲁迅写这副字的时候，也许饶彰风已经有了在大埔开一家书店的想法，但是书写者鲁迅，却不会去想这个题词的最终去处。

　　当冯宪章死于监狱，蒲风和任钧依然在上海的左联从事革命的时候，饶彰风却将他的岗位转到了家乡，他的革命方式，由上海的写稿为生，转化成大埔的国难教育。

　　大上海和小县城，是氛围不同的两个世界。大革命失败之后，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沉入了梅江的水底，反动派气焰加倍嚣张。在压抑沉闷的氛围中回到大埔的饶彰风，选择了通过进步书籍传播革命理念，号召抗日救亡。

　　饶彰风没有辜负鲁迅的题词。一个没有钱的人，动员了一个刚从海外归来的亲戚，用他的资金，在大埔县城开办了文化书店。在1934年的大埔，饶彰风的文化书店是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存在。因为专门出售进步和宣传抗日的书刊，文化书店被后人形容为“别开生面”“独树一帜”。饶彰风开办书店的优势，独一无二，他同生活书店、中华书局、世界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中国任何一个小县城都无法看到的那些书刊，挤满了大埔文化书店的书架。《生活》《大众》《中国妇女》《中国农民》《世界知识》等带来了新风的杂志和鲁迅、茅盾、巴金、蒋光慈、叶圣陶和艾思奇等人的著作，琳琅满目，连《资本论》《国家与革命》一类的经典著作和哲学、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图书，都在这个偏远的地方亮相。在一个资讯落后，没有现代传媒的旧时代，书刊，成了人们学习知识，寻求信息的唯一渠道，大埔文化书店，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场所。

　　沉寂已久的大埔革命气氛，竟然从一间书店开始苏醒。除了通过大量销售进步图书宣传抗战之外，文化书店还成了大埔进步文化界的联络中心，县城和周边的青年教师和进步知识分子，经常来这里聚会，商讨抗日救亡宣传和行动。不久之后，文化书店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成了香港、潮汕和兴宁梅县及闽西之间的中共地下党员接头联络的据点。

　　饶彰风的抗日宣传工作，更多的是在书店之外，在传播文化知识的课堂里。1935年，饶彰风来到溪南埠福良学校教书，第二年春天，他又转到了黄砂村梧冈小学任校长。他运用了一校之长的权力，在课堂上提倡新文学，并且亲自制订了一个客家话拉丁化方案，在全校试行。饶彰风在学校推行的国难教育，向学生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收到了明显的成效，饶彰风抗日救国的那些话，成了少年心中的一块路标，梧冈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后来大部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革命思想传播，让校园变成了广阔天地，每逢重大节日，饶彰风就组织师生，到附近的圩镇和乡村演戏，生动活泼的文艺形式，让生硬的爱国口号插上了翅膀。对于那些承担了繁重农活和家务的家庭妇女，饶彰风就用夜校的方式，对她们进行培训，提高了她们的文化水平，激发了她们的抗日救国热情。后来加入共产党成为地下交通员的饶八英、周锻英，都是饶彰风夜校里的学生。

　　在回到家乡大埔的三年时间里，饶彰风经常用“追光”的笔名，在汕头的《星华日报》上，发表杂文、评论和小说、诗歌。饶彰风的时评观点鲜明，文风犀利，对时局的现状和发展，分析准确，有准确的预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战斗性。饶彰风用“追光”这个名字，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至许多读者，都误以为作者是共产党内负有宣传责任的重要人物。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留在福建苏区领导游击战的方方，看到《星华日报》署名追光的文章后，也以为“追光”是个与党有联系且负有重要任务的同志，打算派人去汕头寻找作者，沟通与党中央的联系。1937年，方方在香港见到饶彰风，才明白真相。

　　十八年之后，饶彰风在《自传》中，回忆起了这段值得怀念的情景：

　　这样的环境，能在大埔坚持达二三年之久，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一方面是抗日高潮，一般青年要求进步，不满现实，要求革命;另一方面是西南地方派与蒋介石中央派的矛盾。我们当时在大埔的策略是：争取地方派，要求抗日，宣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驱逐蓝衣社势力，展开国难教育，提倡抗日联合战线，避免一切过于刺激西南派的行动。

　　饶彰风离开家乡来到广州的时间，是1936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的时候。中山大学的同学写信给饶彰风，希望他来中山大学参加校内的抗日救亡工作。

　　来到中山大学之后，饶彰风立即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突进社”的领导工作。这段时间的工作表现，记录在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敬向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特派代表薛尚实的情况介绍中，吴有恒、张直心、杜埃、蒲特（饶彰风）是何思敬教授重点介绍的人物。对蒲特这个名字，薛尚实并不陌生，这个经常出现在香港报纸上的名字，同何思敬口中的人物对上了号。一番考察之后，薛尚实指示张直心介绍饶彰风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后，饶彰风成了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委员，除了主办南临委的机关刊物《大路》，饶彰风同时负责与新闻界、文化界的联系，领导《激流》等进步刊物，及时转载延安《解放》周刊、《救国时报》（中文版）和其他进步报刊的重要文章，秘密发行革命书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在1938年成立的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中，饶彰风担任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

　　从左联开始至1970年生命之火熄灭，饶彰风人生的大多数时间，均在宣传文化和统一战线勤恳工作，他在左联时代，尤其是同鲁迅相识之后的生涯中，始终保持革命的初心和理想。他用追光、蒲特、饶可飞、可飞等笔名发表的文章，是他一生革命的证明。

　　饶彰风的人生，曾经与《华商报》结缘。这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发行的报纸，和廖承志、胡仲持、张友渔、范长江、夏衍以及邓文钊、萨空了、刘思慕、廖沫沙、杜埃、章汉夫、许涤新、陈此生、乔冠华等人的名字先后联系在一起。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华商报》停刊。它后来的复刊，饶彰风付出了最多的辛勞和汗水。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东江纵队北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商报社几乎成了那些从游击区疏散到香港的党员干部的联络点和接待站。廖沫沙的回忆，是那个时候的最好见证：“当时《华商报》就等于一个接待站，‘站长就是彰风同志。”“里里外外，他是个‘大总管。工作量之大，真是不可想象。我想，当时如果没有他，那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局面。”

　　在荣誉和聚光灯面前，饶彰风永远是一个幕后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电报邀请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共同商讨建国大计。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蔡廷锴、许广平、沙千里、朱蕰山、章乃器、柳亚子、马寅初和茅盾夫妇，都是毛泽东政协筹备会议名单上的人员。如何让这些人安全北上，顺利到达解放区，成了饶彰风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香港工委的职责和任务。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回忆饶彰风》一书，向后人描述了香港的状况：

　　香港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密探、特务、黑帮、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美蒋特务活动十分猖狂。要完成这项任务，随时都会遇到风险。因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进行许多周密而细致的工作。

　　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脑海里跳出了许多书和影视作品中的描述和画面，我逻辑化地想起了一个令人恐怖的动词：暗杀。在社会更替，一个新生的政权即将取代另一个腐朽政权的前夜，流血、牺牲已经成为国民党不甘失败垂死抵抗的常规手段，香港街头，随时可能复制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倒在刺客枪下的血腥一幕。

　　在接下来的描述中，后人看到了智勇双全的文字：

　　当时北上解放区陆路交通不便，只能坐船走海路。连贯、饶彰风和钱之光一起，废寝忘食，反复研究怎样分批走、租用哪个国家的船、谁来护送等问题。每次护送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事先都做了周密的安排。沿途经过哪些街道，那些街道的情况怎样，会遇到什么情况，以及如何对付意外的情况等，事先制作了详细的调查和认真的研究。为了减少外界的注意，一般都是晚上上船，出发前经过化装，有的化装成商人，有的化装成其他人员，然后由具体护送的同志陪同，从各人的住地出发;有的是先转移到别的地方，然后再出发上船。

　　李济深的北上，命运安排了最复杂惊险的故事。

　　李济深是一个各方政治势力都在极力争取的人物。他的名字，最早出现在第一批北上的名单上，但由于情况复杂多变，无奈将他的归期延后。临行前的那个晚上，饶彰风他们故意安排他出席邓文钊的宴请，这个行动果然迷惑了敌人，那些盯梢的便衣特务，没有料到，李济深中途离席，迅速坐上一艘接应的木船，驶近一艘苏联货船，登上了船长室。货船离港两三天之后，跟踪者才发觉这个秘密。十多天后，白崇禧派来游说李济深的人到达香港，“望洋兴叹”这个成语，成了迟到者的后悔莫及。

　　1949年初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周恩来的表扬，为这场护送行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饶彰风以五十七岁的年龄逝世于1970年9月，相比冯宪章、冯铿、丘东平、洪灵菲那些左联同志，他算得上是一个长寿者。

　　十五

　　任钧和饶彰风是左联队伍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他们最终成为一个新时代的人。冯宪章和蒲风却没能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门槛，冯宪章病死于敌人的监狱，蒲风以新四军战士的身份，病故于抗日的战场上。温流死于一次生活意外，这是人生最难预料的悲伤。作为左联战士，他们都用自己的文字，留下了革命的记录。

　　左联与梅州，不仅是一篇文章，更是一份名单。我从梅州大地走过时，看到了许多文章之外的面孔，野曼、杜埃、碧野、袁文殊、陈斐琴、冯剑南都遗漏在一篇散文之外。如果离开文学，后人还可以看到，在鲁迅主持的木刻讲习会上，梅州的罗清桢、陈铁耕、陈卓坤、钟步青、张慧、黄山定、陈爰、邓启凡等人，以鲁迅学生的身份，以刀为笔，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风云。

　　鲁迅先生与梅州木刻弟子们的联系，记载在白纸黑字中。我在《鲁迅全集》中，找到了二十多封致罗清桢的书信，鲁迅是罗清桢木刻《全国人民总动员》《抗战三部曲》《战地真容》的赞扬者，他在1934年出版的木刻画集《木刻纪程》中说：“据我所知道，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一个研究木刻的团体了。但尚有研究木刻的个人，如罗清桢，已出《清桢木刻集》二辑……这都是值得特记的。”

　　陈铁耕，是鲁迅木刻讲习会的优秀学生。1934年，鲁迅将陈铁耕的《母与子》《殉难者》等十七幅木刻作品，推荐到法国参加“革命的中国新艺术展览会”展出，个人的展出作品数量，独占鳌头。

　　鲁迅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倡导者，培育了中国第一代新兴版画家，而他本人，则成了版画创作的原型人物。

　　鲁迅主持的木刻讲习会，由日本版画教师内山嘉吉讲授木刻版画技法和创作技巧，鲁迅亲自担任翻译。在学员创作实习阶段，陈卓坤创作了一幅鲁迅肖像木刻版画。鲁迅看了之后，觉得后脑太大，提出了修改意见。修改之后的《鲁迅像》，成了中国新兴版画史上的第一个鲁迅形象。

　　为了悼念柔石等烈士的殉难，鲁迅选了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牺牲》，在《北斗》杂志发表，从此以后，《牺牲》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一位母亲含悲让她的儿子为国牺牲的画面和场景，在我的心里雕刻了许多年。这幅版画作品，被鲁迅收进了画册。后来，鲁迅将这本画册赠送给了他的得意门生罗清桢。

　　这本画册，后来成了诗人蒲风行囊中最重要的物件，罗清桢的转赠，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因为蒲风看到了画册扉页上鲁迅“纪念柔石”的亲笔题词，他知道这是鲁迅在上海逖恩威路珍藏的秘本。

　　一个人革命的出发点，最初只是一种原始的信念，如果朴素的信念能够上升为信仰，如果信仰必须以流血牺牲来坚守，这样的信仰就是纯粹的。时光流转，左联队伍中的作家，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热血与作为，值得后人尊敬和钦佩。

　　责编：梁红

　　作品 2021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