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欧阳山的关注，并不是从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开始，而是从一个名叫丘东平的人开始，从一部标题为《给予者》的中篇小说开始。
《给予者》诞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它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时候，署名形式超出了当今读者的习惯：给予者（1.28—8.13），集体创作，参加者：欧阳山、草明、东平、邵子南、于逢，执笔者：东平。
四十多年后，作者之一的于逢，为后人破译了1938年的秘密。“《给予者》是五个人的集体创作，关于主题和人物则主要是由欧阳山和东平两人研究确定的，后来由东平在汉口一人执笔写成，体现了东平本人的一贯风格，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的部分经历和思想脉络，成为东平著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欧阳山的贡献，并不仅仅是主题和人物的商定。我在1938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给予者》一书中，读到了欧阳山为此书写的长序，看到了小说背后的思考和来龙去脉：
上海“八一三”抗战发动以后，我们觉得文学者应该毫不犹豫地参加全国民众总动员，应该指定组织和教育工人农民劳苦大众做他们的基本任务，因为他们以向来替大众服务而且最能了解大众的痛苦——此外，在中日战争的创造环境的努力中，存在着使文学事业的品质提高和飞速进展的最美满最有利的可能和机会，除了极其必要的工作活动之外，我们不肯夸张“募捐”和“慰劳”是我们最有意义的生活，我们不能承认“开会”和沿途派送大饼是我们最大的欢喜。
《给予者》这部凝聚着五个人心血的中篇小说，是执笔者丘东平和欧阳山、草明、邵子南、于逢的永别。三年之后，参加了新四军的丘东平倒在了华中抗日的战场上，邵子南去了华北的延安，欧阳山、草明夫妇和于逢，则回到了华南的广州。
五个革命者的抗日，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点进行。
一
欧阳山、草明夫妇带着一家人回到广州的时间是1937年9月。这个时候，国民党于1933年对欧阳山的通缉，已经在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中失效，欧阳山从隐秘的地下回到了阳光的人间，抗日救亡，成了他公开的活动。创办和主编半月刊《光荣》，是欧阳山回到广州后做的第一件事。由于切合社会现实，敢言国人心声，《光荣》上发表的抗日救亡作品，迅速在民众中产生了影响。两个月后，欧阳山发起和成立了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欧阳山以宣传部长的身份，频频出现在救亡现场。广东战时文艺工作团，是欧阳山领导和组织的另一个救亡团体，由欧阳山执笔，广东战时文艺工作团集体创作了三幕话剧《敌人》。
欧阳山同音乐家马思聪的名字联袂出现，就是这个时期的文艺联手。国家危亡的特殊情境中，怀有抗日之心的人，可以跨越艺术的鸿沟，紧紧握手。风靡一时的粤语进行曲《武装保卫华南歌》，是欧阳山的词和马思聪的曲完美结合的例子。那些振奋人心的歌词和让人热血沸腾的旋律，长出了翅膀，在广袤的广东城乡飞翔。
战争年代，形势变幻莫测，革命者的身份，也不断变化，欧阳山和草明，也就在此时，转变了他们的作家职业。在《救亡日报》的版面上，欧阳山和草明，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出现。
国共两党合作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成了欧阳山的主要敌人。1938年的广州，是日军飞机轰炸的重要目标，在一天到晚不停响起的防空警报中，市民人心惶惶。为了躲避空袭，欧阳山将家迁到了广州近郊的凤凰岗，后来又搬到了更远的南海县大冲乡。
欧阳山回到广州的时间非常短暂。在日益紧张的形势下，《救亡日报》准备西迁桂林，作为战地记者的欧阳山和草明都不想往西南撤退，他们决心到抗战的最前方为国家效力。欧阳山不怕抛洒热血，却有亲情的牵挂放心不下，家里的两个老人和三个年幼的女儿，在这个时候成了欧阳山、草明夫妇的最大担忧。
为难之际，欧阳山的好朋友廖承志为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将三个女儿送到香港何香凝和宋庆龄办的专门收容战争难童的保育院。
欧阳山、草明夫妇带着他们的三个女儿和廖承志写给他母亲何香凝的介绍信，坐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战火纷飞的乱世里，欧阳山和草明都想到了，骨肉分离，也许就是永别，于是，一家五口，去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合影。如果置换时代，这是一张可以称为全家福的照片，然而，在骨肉分离的战争时代，欧阳山和草明的脸上看不见笑容，两夫妇的心里，充满了辛酸和悲凉。
草明，以母亲和女人的柔软细心，将它用文字记录了下来：
我以为代娜离开奶奶一定哭的，想不到她表现得很懂事，很坚强的样子，处处拉着纳嘉的手，双眼频频示意天娜不要走得太快。小的以为是上公园玩，天娜虽然知道去香港保育院，但她不知香港和广州隔了个大海，进了保育院就会见不到亲人，所以她高高兴兴地以为去上学罢了。想到这些，我喉咙发酸，还装着笑脸给她们讲故事。在船上，作父亲的，一时抱抱这个，搂住那个。我恨不得搂住大家，痛哭一场。可我讨厌自己始终装着笑脸……
欧阳山和草明在香港与三个女儿分别的时候，不可能预见到香港的沦陷，更不可能想到，成为难童之后的代娜和天娜，她们悲惨的逃亡经历，可以用“饥寒交迫”“九死一生”“惨不忍睹”这样极端的成语形容。
在《世纪风云中跋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后面，草明写到：
别离的时刻到了，我把口袋里准备的一包糖交给代娜，代娜拉着纳嘉的手，三姊妹便跟着我的同学逛“花园”去了。唉，一包糖，就不知不觉地离开父母了！亲爱的孩子，我们何日才能重逢团聚？我们往回乘原车走时，两人没有说一句话。欧坐在我的后座。我不敢回头看他，他也不敢安慰我，他的心情也在不好受。要是他一安慰我，我们两人说不定都会相对流泪的。
这个时候，代娜、天娜和纳嘉，只是八岁、六岁和一歲半的三个孩子。
战争年代，颠沛流离，一切都在变化中，所有的计划和方向目标，都充满了复杂的变数。告别了家中的两个老人之后，欧阳山夫妇的目标是湖北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他们从增城步行经从化到了粤北的韶关，然后登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意外出现在火车接近长沙的时候，列车上的广播员用十分急迫的声音，往欧阳山夫妇头上浇了一盆冰水。武汉已经陷落，火车只能开行至长沙的现实，让在长沙街头毫无目标的欧阳山夫妇十分沮丧。
战争时期的无序错乱中，却也有着天无绝人之路的偶然。欧阳山和草明在长沙街头漫无目的游逛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建筑物上的一块牌子，“中华民国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欧阳山的心跳加剧起来。
熟悉抗日战争史和郭沫若生平的读者，都知道第三厅和郭沫若的关系，在我的阅读印象里，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仿佛就是郭沫若的代名词。
1938年11月的长沙街头，“中华民国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和厅长郭沫若，瞬间成了欧阳山的希望。当一抹阳光从久雨不晴的阴霾中穿云而出的时候，大地光明了，欧阳山的眼前突然亮了。欧阳山在传达室里登记的时候，站在门口的草明，一眼看见两个军人从大院里走出来，在卫兵敬礼的那一时刻，草明认出了打头的那个人，她惊喜地叫了起来：“吴奚如，这不是吴奚如吗？”
正在登记的欧阳山，回头一看的瞬间，扔下了手中的笔，激动地跑了出来，扑上前去。
历史没有细节，上面的引文来自《欧阳山评传》（田海蓝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中的描述。八十多年后，我依然相信人物对话和行为动作的真实性，所有的引号和冒号，都可以在后人心里还原当时的情景。欧阳山的激动，是生活的正常逻辑，是人在绝境中遇到救星的必然表现。
吴奚如，黄埔军校二期出身的左联成员，欧阳山以弟子身份在鲁迅身边出现的时候，吴奚如是中国共产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络人。这对上海左联时期的好朋友，在长沙意外相逢，这个日子，从此在欧阳山心中刻骨铭心。
对于欧阳山急于奔赴延安的希望，吴奚如用不着急作了回应。吴奚如为欧阳山、草明找了一个招待所，临时安顿下来。
几天后，吴奚如兴冲冲地来到招待所，他要带困顿中的老朋友去见一个人。
欧阳山随着吴奚如走进了一间办公室。一个陌生人从办公桌旁站了起来。在欧阳山的眼里，那人身穿旧军装，气宇轩昂，举止沉稳，尤其是那人的两道浓眉和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欧阳山感到面熟。欧阳山正在脑子里搜索，那人伸出手来，自报了姓名。欧阳山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看出了欧阳山的激动和紧张，用轻松的语气，缓解了欧阳山的心情。周恩来笑着说，我们是十多年前的同事呢，那时你我都在黄埔军校，我在原先的政治部，你在后来的政训处，都在为北伐革命做工作嘛。
周恩来又用了一段所有作家都入耳的话，让欧阳山彻底平复了心情。周恩来说，我和邓颖超都拜读过你的作品，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说起来，我们也算是你的忠实读者呢。
欧阳山和草明《抗战日报》记者的工作，就是这次同周恩来见面交谈的结果。湘西前线沅陵的《抗战日报》，就成了欧阳山、草明新的岗位。
二
同周恩来长沙会面的时候，欧阳山只是一个刚刚年满三十的热血青年，他的生平身世和籍贯，都湮没在苦难的岁月里。
左联作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所有作家，都没有欧阳山这样大雾弥漫悲欢离合的血缘和籍贯。《欧阳山评传》的开篇，用了“欧阳山76年的文学生涯中，其中就有61年是在广州（或者广东）度过的;他一生中为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画廊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为成功的典型形象和典型性格，也大部分来源于广州或广东地区的生活原型;他一生中从事过的革命文艺活动，领导工作和文学社会活动，也大都是以广州为中心基地的”叙述，让读者将欧阳山的名字与广东之间画上了籍贯的等号，《作品》编辑部墙上挂着欧阳山的大幅照片，隐去了说明的文字，也模糊了这位广东文学领军人物的出生地。
将近五十岁的时候，欧阳山才知道自己的籍贯，直到去世，欧阳山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这样的悲惨身世，几乎注定了他一生的颠沛流离。
欧阳山关于自己身世的全部信息，只有亲生父母是荆州当地的穷苦贫民，由于无法养活儿子，在其出生三个月后，用一点点可怜的身价，卖给一个处境比他们好不了多少，在衙门里靠抄录谋生的广东籍小职员，并在三岁时由养父母带回了广州。由于历史隐去了欧阳山亲生父母的姓名，由于不知道欧阳山出生的具体地方，世界上所有的知情者消失了，即使有湖北荆州人的热心帮助，即使有欧阳山后人的返籍寻找，欧阳山的血脉来源，永远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欧阳山在所有表格籍贯栏中用湖北荆州取代广东南海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暮年，年龄、身体和视力的多重原因，使他未能圆那个重回故乡的梦想，他只能通过在广州的家中同荆州来看望他的家乡人叙旧的方式回到出生之地。欧阳山用一声叹息，回答了老家的来人：“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还不知道我原来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亲生父母的姓名，当然也就更不知道还有没有亲戚……”
一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幸好遇上了一对慈祥仁和的夫妻，让欧阳山一生都没有感觉到血缘之外的心酸和冷漠。对于欧阳山的身世，养父养母守口如瓶，这符合收养者的心理。欧阳山的养父杨鹤畴，也是一个穷人，他同欧阳山的亲生父母，都是那个时代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贫民。
欧阳山一生中的颠沛流离，冥冥中从他养父的身世开始。杨鹤畴祖籍山东，属于八旗贵族系列之下的汉八旗。汉人被清政权恩准入旗，本来应该高人一等，但是时局不稳，这些不是嫡系的汉八旗军队被清政府派去屯垦戍边。杨鹤畴的祖先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到了遥远的广东省南海县，从此在这里落籍扎根。欧阳山被父母用很少一点回报卖出去的时候，他的养父杨鹤畴只是清政府在荆州设立的将军府里的小职员。这个卑微的职业，是他用聪明和一手好字换来的。這个职业，虽然可以勉强糊口，但他的妻子杨从氏却体弱多病，中药的苦涩长年弥漫在小屋里。由于她未能生育，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里难以抬头，便决心抱养一个孩子来传承香火。欧阳山被命运选中来到杨鹤畴家里的时候，正是荆州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大水灾之后，三个月大的欧阳山，就在襁褓中成了杨家传宗接代的希望。
童年的不幸，是灾难中的中国许多人的共性，但是欧阳山的童年，却有着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波折：
欧阳山在七岁以前的整个童年时期，先后往返于武昌、郑州、西安、北京、镇江、上海等地，足迹遍及东南西北。他的养父是为解除贫困的生活处境而流离奔波，然而越奔波也就越贫困。欧阳山在这样的贫困流浪中度过了他“金色的童年”时期。他的童年，不是在温馨的悠悠小摇篮，而是在动荡颠簸的时代大“摇篮”、在贫困流浪的家庭“摇篮”中度过的（黄伟宗：《欧阳山评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
行文至此，我突然看到一个作家访谈中的一句话：“这么多地名的出现，就意味着‘漂泊。”这句漫不经心的话，仿佛是一百年前埋伏的文字，它专门等到欧阳山的出现。出现在后人眼中的这些地名，都是都市的身份，是旅游地图上的一处景点，它们同“漂泊”这个悲惨的动词毫无关联。世事如棋，沧海桑田。
欧阳山的童年同“苦难”连在一起，却和“虐待”这个词没有关联。田海蓝的《欧阳山评传》中的“他的养父也曾经砸锅卖铁，东挪西凑拼着老命地供他读书，竭力想把欧阳山培养成为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上等人来改换门庭，好摆脱目前的艰难处境”的陈述是可信的。杨鹤畴的望子成龙，从他为儿子的取名上便可见一斑。“杨凤岐”这个姓名，当今的读者少有人知道，但在1914年欧阳山六岁的时候，却是他的养父为他精心命名的寄托。
六岁之前，欧阳山只有一个叫“烊”的乳名，杨凤岐这个名字，是一个孩子入学时的冠冕，是他养父精心构思的成果。因为陕西有凤翔县和岐山县，杨鹤畴借周文王兴起时的宝地，在两个县名中各取一字，组合成了一个寓意吉祥的名字。没有证据表明杨凤岐这个名字为欧阳山日后的成长带来过荫庇和护佑，倒是他辗转漂泊的人生，为他成长为一代文学巨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欧阳山还用文字，为他的这些成长经历作了证明：
我们从北京到陕西，从西安回镇江，终于又回到了廣州。这样，我底朋友更丰富起来了，他们有北京小公寓的卧病失业者，有嫖赌诈骗的无赖汉，有红脸孔，手持长棍的骡轿夫，有的在山脚挖洞，做旅馆营业的老板，有画符念咒的神巫，有在城墙上放马的夫卒……他们对我说着一切的话，即使是再污秽不过的;但是关于我们为甚么要碰面，我们为甚么而活着，我们底生存受了甚么人底指使这一类的话，他们从来不曾提起过，好像不知道有这种需要。
那时候，我有着一生中将再不会那样多的朋友：卖青菜、咸鱼、花生和其他各种粗贱东西的小贩子。私娼底弟弟。学唱花旦的年轻戏子。木料铺、米店、酒肆底学徒。以斗蟋蟀和斗画眉鸟为生的回教徒。说书讲古、卖解、变戏法、卖假药、玩蛇等的流浪汉，被战场咬伤了吐出来的退职兵，和衣裳褴褛的年老警察。我听得更多了，很不费力地能够分辨出他们底嗜好，骂人习惯，被不同的人使用的各异的鄙语——但是我更不明白他们。我爱他们，也跟他们吵嘴，有时加入他们底活动里。个别地看，我是异常熟悉的;但他们底数目这样多，我怎么能够把那许多奇异的生命加在一起，而给他们一种神圣的意义呢（欧阳山：《欧阳山短篇小说集·七年忌》代序，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版）？
三
陕西的蒙馆，是杨凤岐这个名字的发源地，广州的广东高等师范（后改名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则是欧阳山进入文学的开始。
1922年秋天，欧阳山以全市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初中一年级。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能够想象得到杨鹤畴和杨从氏脸上的灿烂笑容和内心压抑不住的喜悦，一对望子成龙的贫穷夫妻，似乎看到了因为儿子的争气而展示的未来前景。那笔新生录取需要交纳的学费的重量，也在他们俩的扬眉吐气中，瞬间减轻了许多。多年之后，欧阳山依然记得父亲高兴时的语气：“烊，你想想看，可以典质的东西都完全当掉了——这是好玩的事么？各处去借，三块五块，甚至一块！做老子的责任呀。好，现在你就去睡觉吧……”（《欧阳山短篇小说集·七年忌》代序《我与文学》，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版）
欧阳山文学作品扎根底层同情弱者的倾向，是现实生活播下的种子，是贫困家庭造就的土壤。他最初的创作，虽然只是一些小故事，但现实中的苦难底层贫民的生存状态，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有一次，欧阳山将自己写的作品一篇一篇地读给在兵工厂造枪膛的表哥听，表哥听得入神和投入，在欧阳山的笔下高兴起来，“他的肥肿的眼皮时时合成一条细缝，身体像患了疟疾似地抖颤着，末了，就扯住我底蚊帐跳到地上，仿佛猛然忆起甚么要对我说的紧要的事情。‘对了对了，他拧着我的手臂上的肉开始了，‘你甚么时候到石井去，我把厂里的东西告诉你，你应该知道那些情形才好！七八千人围住那些机器，整天整夜制造杀人的枪械，多阴暗，多可怕呵！真是活一天害怕一天，做这种事情一定不会有好收场的呀……后来他说了不少的话，都是关于镟刀、车床怎样损害人们底手指或身躯那一类的。”
这个时期的欧阳山，在残酷的生活面前，如同一只春江水暖的敏感鸭子，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让他看到了新文学运动的大趋势和强烈的生命力，鲁迅的杂文和来自异国的高尔基、莫泊桑、契诃夫、歌德、U.辛克莱和哈葛德的作品，面包一般地进入了一个饥饿者的眼睛。
欧阳山在表哥面前朗读的小故事，是他非传统意义上的处女作。那些只有一个知音的作品，是后人无法知道的文学内幕。《欧阳山年谱》，将欧阳山的处女作发表的时间，延迟到了1924年，16岁的欧阳山，用小说《那一夜》，在《学生杂志》第11卷第11期上亮相。
《学生杂志》的编辑部，在离广州遥远的上海。“学生”这个名词，束缚了后人的想象，但是，当这个杂志的编辑和茅盾这个名字联系起来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学生杂志》的分量。许多年后，茅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我上班后才知道，这两个星期内，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化。编辑《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的朱元善，已经向高梦旦提出，要我转到他那个部门做他的助手，主要助编《学生杂志》……朱元善出了个题目，说《学生杂志》上没有登过小说，现在打算登点小说，学生最好看点科学小说，要我找材料。”
文献中的《那一夜》，似乎在黄脆的故纸上平淡无奇和一帆风顺，只有文学中人，才能体味一个中学生小说处女作发表时的激动和欣喜，看到文学道路上的崎岖不平和艰难险峻。欧阳山读中学的那个年代，还没有评论家发明用年龄代际某某后指称文学新秀的行为，所以后人也无法看到当今流行的炒作。我在田海蓝的《欧阳山评传》中，只看到“学校里的老师们开始对欧阳山另眼相看，同学们更是羡慕不已”这样一句简单的描述。
一粒读书的种子，必定会去寻找春天和土壤，而千里之外的北京大学，就是欧阳山心中的春天和肥沃土壤。在连续跳级之后，欧阳山萌生了投考北京大学的愿望，他多次想象鲁迅先生站在北京大学讲台上的风采。
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高中一年级到北京大学的距离，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跨越的天堑。1925年的欧阳山，克服了后人想象不到的困难，触摸到了中国最高学府的大门。
由于学历不够，欧阳山借来了一张普通四年制的中学毕业文凭。那张中学文凭的主人与欧阳山同一个杨姓，两人年龄相仿，而且毕业证上也无相片，这些巧合，让欧阳山顺利地实现了李代桃僵。
要想到达北京，最大的困难是盘缠。对于一个几乎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这是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天无绝人之路的成语突然应验，它成了欧阳山北上的救星。一个名叫黄觉吾的同学，正要去报考北京大学，这个家境富裕的好友，没有单独出过远门，家长难以放心。黄觉吾的父母，欣然同意儿子与欧阳山结伴同行并且负担路费的要求。欧阳山自幼跟随父母颠沛流离见多识广的苦难经验，让黄觉吾北上的路途一路平坦。
1925年欧阳山从广州往北京报考的路线，不是我们如今想象中的直线和铁轨。地图未有改变，地形依旧，但时间却变得遥远和漫长。交通工具，是制约人类脚步和心情的重要因素。军阀混战的年代，广州还没有直通北京的铁路，欧阳山和黄觉吾，走了一条曲折的水路，他们在广州的白蚬壳太古仓码头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凉州号客轮，然后到达上海，再从上海到达天津，当大海出现尽头的时候，火车才成为他们到达北京的交通工具。
轮船在上海靠岸的那天，欧阳山意外地遭遇了上海工人大罢工，二十多万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是欧阳山人生中第一次目睹的政治运动。这场由五卅惨案引起的示威，成了日后欧阳山的纸上回忆，成了他晚年在后辈面前的感慨和教诲：“你们没有亲眼见过那么壮观的游行示威的场面，就不会懂得什么叫作民众力量之伟岸;不懂得民众力量之伟岸，就不懂得中国革命！”
如果说上海工人大游行是欧阳山北上报考中碰到的第一个意外，那么到达北京之后收到的家书，则是他此行中的第二个意外。下榻在北京虎坊桥西边骡马市大街高升客栈里的欧阳山，报名之后尚未开考，养父的书信就传来了坏消息，由于省港工人大罢工和商人大罢市，养父又在香港失业了，欧阳山今后的学费和生活费，断绝了来源。重新回到广州，就读广州市立师范高中，成了欧阳山唯一的选择。
如果不是陷入生活的绝境，欧阳山也许就考入了北京大学;如果不是陷入了生活的绝境，回到了广州的中学去，也许就不会以半工半读的形式，进入明珠映画院做助理编辑。由于积极参加学生会的宣传出版工作，参加学校“择师运动”的学潮，帮助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工人组织夜校扫盲，欧阳山被学校以“操行不良，难期造就”的理由开除了学籍。
在“父亲已经没有了工作，家庭生活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可是母亲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缺食少药的困窘日子让这一家三口人顿时陷入了绝境之中”的现实下，一个九十多年后的写作者，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欧阳山父母的伤心悲愤。后人简单描述了欧阳山在巨大打击面前的无奈和愤怒：“这件事到底给年青的欧阳山造成了多么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创伤，我们现在是无法知道的，但是我们却知道解放以后，这所学校曾多次邀请欧阳山以老同学或老校友的身份回去参观访问，都被他托辞婉言谢绝了。一直到2000年9月26日病逝，欧阳山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的母校去，这是一个永远难以忘却的悲愤的历史情结（田海藍：《欧阳山评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月11出版）。”
欧阳山求学的愿望并没有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开除学籍的惩罚面前止步，郭沫若以一个贵人的身份出现在了欧阳山的面前。久远了的历史情节和细节，欧阳山做了比较详细和生动的记载：
我把《广州文艺》出了的那几期寄给当时只有三十几岁的郭老，并且写了一封信向他告状，控诉市立师范无理地把我开除的经过。他收到我们的杂志和我的信以后，很快就给我来信，非常热情地告诉我，他看过我们的杂志，他对我的遭遇非常同情，希望我什么时候有空就去看他，他希望跟我面谈一次。
我就在当时图书馆旁边的宿舍里找到了郭老。郭老跟我谈了差不多有一个钟头，对我很多鼓励。我当时就向他提出来，能不能帮助我进中山大学学习，他想了一下，也就同意了。他问我愿意到哪个学院去，我当然愿意到文学院，在郭老指导底下学习。他说：“好，如果你想进我们学院来，那么你索性进本科，好不好？”他是文学院的院长，如果我进本科的话，那是归他管的，他比较有办法。但是我自己高中二年级才念了半年，如果念本科，不一定吃得消，赶得上。所以我就踌躇了一下。他看到我这种情况，就说：“那好呀，你要是不进本科的话，那你想怎么样？”我说：“我想进预科。”
他带我去校长室找到了当时的代理校长褚民宜（国民党官僚）。在那里，他跟褚民宜谈了一会儿，就介绍说我是厦门大学的学生，由于闹风潮被驱赶出来，希望转学到中大，进预科学习……郭老为了帮助我，想出了这个办法。这次谈话的结果。褚民宜还是同意了让我到预科二年级去旁听，学一年就可以升入本科。当时我很高兴，就到中大当旁听生去了。
这个精彩的戏剧性故事，在郭沫若1926年7月参加北伐，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时终止。欧阳山离开了中山大学的课堂，全身心投入了小说创作。
四
欧阳山没有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见到鲁迅，却在中山大学的大钟楼实现了心愿。
鲁迅是在1927年1月应中山大学校长的邀请出任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名人效应，让鲁迅到达广州的消息不胫而走。可惜那个旧年代还没有发明“粉丝”这个流行词，我只是在欧阳山的文章中看到了崇拜者们的一幕：“青年人由于好奇心的驱使，甚至连他到哪里去吃饭，什么时候去哪里理发，和许广平到什么地方去之类的事情，都喜欢多方打听。在他住的大钟楼的附近，平时都有很多青年在那里徘徊张望，留连忘返，希望能见到他一面，即使是远远地望一眼也好。”
欧阳山想见鲁迅的心情，比任何粉丝都更迫切。那个时候，他正与中山大学的一些同学酝酿成立南中国文学会，欧阳山极想得到鲁迅的指点和支持。那一天，欧阳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响了鲁迅的房门。由于心情紧张，鲁迅一连两遍请进的回应都没有听见。鲁迅打开房门，欧阳山深深地鞠了一躬，又鞠了一躬。欧阳山鞠第三次躬的时候，被鲁迅微笑着拉住了胳膊，领进了屋子。
鲁迅先生简朴的布衣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让欧阳山感到了温暖和亲切，消除了紧张和拘束之后，欧阳山竟然有了如沐春风的感觉。对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用文学改造国民性等问题，年轻的欧阳山在同鲁迅的交谈中得到了许多启发。
最直接的收获，则来自鲁迅支持欧阳山他们成立南中国文学会。
1927年3月14日下午2时，鲁迅来到了广州越秀南路东如饭店二楼南中国文学会成立的现场，参加筹备座谈会的年轻人，一起站了起来，向他们心目中的文学巨人致敬。
许多年后，欧阳山回忆起了这个下午的一个细节：“那一天天气不怎么好，上午还飘了一阵子小雨，可是鲁迅先生到来之前它就停了，一直到座谈会结束了，我们把鲁迅先生送走了以后，它才又下了起来，真是下雨老天爷都会挑时间下，我们这个座谈会成功了全都跟鲁迅先生借光了！”
由于鲁迅的出场支持，媒体也没有忽视这种有影响的文学活动。广州的《民国日报》和《国立中山大学校报》都派出记者采访并作了报道：
（中华社）自文学巨子鲁迅先生南来后，广州青年对于研究文学的热望，甚为炽盛。中山大学周鼎培、林长卿、倪家祥、邝和欢、祝庚明、邱启勋，广州文学社杨罗西（即欧阳山）、赵慕鸿、黄英明、郑仲谟等，拟联同组织“南中国文学会”，以发扬南中国文化，并定期刊品，名《南中国》，由鲁迅、孙伏园诸先生等提挈一切。查该会经筹备就绪，并于昨十四日下午二时，设座东如楼太白厅开茶话会，由鲁迅先生将研究文学之经过、文学途径、研究方法及国内文坛近况，详为解述，同座至为欢洽，多方问难，得益甚丰。闻该刊品《南中国》已集稿，不日可与世人相见云（《民国日报》1927年3月16日）。
座谈会后，鲁迅又在广州市立师范作了两场演讲。
四十多年前，我在江西农村昏暗的煤油灯下艰难阅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时候，我忽略了《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这个副标题，也没有能力和水平看到文学背后的意味。当我成为户籍意义的广东人之后，当我离鲁迅先生当年演讲的现场近在咫尺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那个远去了的时代和那个依然活在文字中的巨人。
上海的“四一二”政变和广州的“四一五”屠杀，是形势的分水岭，鲁迅在广州市立师范的两场演讲，是在两场血腥屠杀之后，革命者和进步青年的鲜血和人头中的隐晦呐喊，是在反共的特殊形势下对当局曲折含蓄的影射。作为演讲的记录者和讲稿的整理者，欧阳山最近距离最直接地看到了鲁迅直面人生的勇气、高超的语言智慧和巧妙的斗争艺术。欧阳山用文字，照相机一般真实地记录了演讲现场和自己的感受：“鲁迅在讲到‘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讲到‘吃药（五石散）、‘喝酒、‘穿衣和‘扪虱之类的事情时，也是引起满场大笑的。他之所以讲这些，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因为当时不能自由讲话，因此，他只好借魏晋文人的风度、文章、吃药、喝酒、装疯、装傻之类的事情，来谈过去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用借古讽今的办法来影射当时的政治环境，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和黑暗。”“鲁迅先生对敌斗争的艺术真是高明！先生引经授典的能力已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演讲中几乎处处是典，句句有源，信手拈来，驾轻就熟。表面上是在讲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可是实际上是在揭露国民党的罪行。他的演讲不但让青年学生们听得痛快，哄堂大笑，就是坐在会堂里面的那些个主持会议的国民党的官员、御用文人们也跟着傻笑。鲁迅先生把国民党骂了，揭露了，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听出来。”
欧阳山记录整理并经鲁迅阅正之后的演讲稿，最初发表在1927年8月11-17日的《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后来又用改定稿的方式发表于1927年11月16日的《北新》半月刊。
1927年1月到中山大学大钟楼敲响鲁迅房门的那一天，是欧阳山作为鲁迅学生的开始，而世人公认的鲁迅弟子身份，将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得到时光的检验，此时的欧阳山，为后来的上海左联活动，为他和鲁迅师生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1927年1-10月，是鲁迅在广州生活的所有光阴，表面上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欧阳山在鲁迅的影响下，懂得了革命文学，尤其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和黑暗中，如何去寻找希望和光明。而文学巨人鲁迅，则在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完成了一个播火者的转身。“‘广州鲁迅，是复杂、鲜活、多元而立体的。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旗手，鲁迅从广州革命的崛起和流变中对革命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作为广东女婿，鲁迅走进市井享受最真实的南国生活，在广州度过了人生中最浪漫、最柔软的时期。”后世的研究者，对于鲁迅十个月的广州生活，有两大转型的评价：
鲁迅在广州期间，实现了他人生的两大转型，决定了他之后十年的人生走向。第一个转型是世界观的转型，鲁迅在广州看到了血淋淋的现实，看到青年告密，看到被枪杀的学生青年，他原来的进化论在此几乎“轰毁”。第二个转达型是职业生涯的转型，从体制内走向自由职业者。此前鲁迅不是在教育部就是在高校任职，从中山大学辞职后，他就向自由职业者转型，靠卖文为生（访谈，广州鲁迅纪念馆馆长吴武林。《羊城晚报》2021年4月14日A6版）。
五
上海，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大本营，中国的每一个左翼作家，都与当时这个畸形繁华的大都市，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离开广州之后的鲁迅，将他此后生命的所有日子，都安置在这里。欧阳山并没有同鲁迅约定重逢的时间，他到达上海的日期，无意中与鲁迅形成了前脚与后脚的关系。
欧阳山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927年12月。由于谋生所迫，上海与欧阳山，似乎并没有发生血肉的关联。在《欧阳山年谱》中，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欧阳山的行踪出现了如下变化：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离开广州去上海;
1928年1月，在南京住了几个月，以后回到上海，成了职业小说家;
1930年1月，任南京拔提书店编辑（至6月）;
1930年7月，辞去拔提书店编辑职务，从南京到上海;
1930年10月，因军阀混战，稿子卖不出去，从上海回广州。
由于生计和家庭的原因辗转奔波，左翼作家欧阳山成了一个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现场的缺席者。当冯铿、许峨、冯乃超、洪灵菲、戴平万、冯宪章、杜国庠（林伯修）等广东籍作家和鲁迅一起坐在上海多伦路201弄2号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开会时，欧阳山只能在南京等待那些姗姗来迟的秘密消息。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作家的团结，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之上。这场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论争，虽然在左联成立之前就已经偃旗息鼓，论争两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达成了统一，但它的影响，仍然深远和长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节点上，左联成立之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依然被后人回顾。
起始于1928年的文学论争，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各为一方。冯乃超、成仿吾、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用《艺术与社会生活》《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关于革命文学》《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文章，攻击鲁迅。而鲁迅，则用《“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和《“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章作为回击。
这场论争的激烈和广度深度，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也让九十多年之后的读者还能够在薄纸上闻到硝烟的气息。
中共六大之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了论争的情况和发展，他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党的形式介入，采取有效措施停止文化界的内耗，尽快消除分歧，团结一致，组成一个共同对敌的文艺团体。
2021年4月12日的《文艺报》，发表了《从“论争”至“统一”——左联成立始末及其重要作用》这篇文章，作者慕津锋认为：
正是在党中央的有效领导下，到1929年秋，创造社与太阳社中的许多年轻人，通过一年多的认真思考，开始认识到鲁迅思想的独特深刻性及巨大价值所在。他们也通过夏衍等各种关系，向鲁迅表达了摒弃前嫌的意愿。而鲁迅本人通过这一年多时间潜心研读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在思想上也更加靠近和认同无产阶级文艺了，因此，他乐于接受冯雪峰、冯乃超、彭康、李初梨这些年轻人的善意。
我没有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看见欧阳山的身影，欧阳山显然不是论争中的主角，但他也不是論争的缺席者。由于年轻，由于疏离上海这个文字的战场，年轻的欧阳山的声音是微弱的，欧阳山更多的是一个受教育和被启发的对象。
九十多年之后，尘埃落定，研究者可以拂去历史的迷雾看到事件的真相。在我看来，欧阳山在论争中扮演了一个最好的角色，一个最符合他的年龄和身份的配角。田海蓝女士的《欧阳山评传》，对此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分析和评价：
长期以来，他的文学创作一直是在鲁迅先生、茅盾先生等主张的“为人生而艺术”和以郭沫若先生为首的“创造社”主张的“为艺术而艺术”两个口号之间犹豫徘徊着。他坚信鲁迅先生反映真实生活的写实主义的教导，可是也喜欢郭老文章中的神采飞扬的浪漫主义因素，他总觉得两者之间应该有一些互联和互动以相互辉映、相互辅助;他的作品中绝大多数的主人公都是旧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可是在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中却更爱大胆地借鉴西方艺术手法以增强东方文学的思想内容的艺术表现力，而且他还真的获得了一些成功。只是出于对两位文学巨人、文学导师真诚的热爱与绝对的尊敬，他谁都不想伤害，也不允许别人来伤害他们。因此，在论争中欧阳山虽然积极参战，但是他的文章只对文学作品或者文艺现象进行论争，从不针对某一位个人发表意见，而且这些论争的意见或观点不是意气用事的人身攻击，而是与人为善的商榷论理，指出问题，总结经验，寻找共同点。
论争中的欧阳山找准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他用客观理性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文章，完成了一个年轻作家的人生升华。作为鲁迅的学生和郭沫若的崇拜者，欧阳山没有让自己成为意气的伤害对象甚至文字战争中的敌人，一个年轻作家的诚实和成熟，为他的文学未来，为他的人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称呼是一个人的客观社会符号，对一个人称呼的改变，表现了称呼者的情感和亲疏关系的主观变化。论争，让鲁迅对欧阳山的信任和情感迅速加深，鲁迅对欧阳山的称呼改变，让文坛中人看到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刘白羽，成了那个时代的见证者：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以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学形成历史高潮。鲁迅先生曾给欧阳山写了一封信，称他为“山兄”，于是我们就都称欧阳山为山兄。……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就是在鲁迅周围团结了一大群革命文学战士，真是横空出世，所向披靡，欧阳山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刘白羽：《哭山兄》，《人民日报》2000年11月22日）。
文学是具体的人学，文学没有哥德巴赫猜想，欧阳山在论争中的表现和观点，九十多年后依然可以找到。1930年11月南京拔提书店出版的《杂碎集》，汇集了欧阳山参加论争所发表的全部文章。作为欧阳山的研究者，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认为，欧阳山在这场论战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和认识：一是对于普罗文艺的看法;二是对自己过去的思想与艺术道路和当今社会现实作出新的认识;三是对于他过去作品的论争和评价。而欧阳山自己，则用一段话印证了黄伟宗的研究成果：“到了一千九百三十年，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在郭沫若提倡革命文学、鲁迅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带动下，我决心抛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人生，从事文学创作。”
六
进步女作家草明名字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欧阳山从广州秘密前往上海的路上。
1927年“四一五”事变之后，广州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城市。欧阳山从事的革命活动，终于被国民党当局发现。1933年8月的《广州文艺》被查封并禁止发行之后，欧阳山的名字，上了军阀陈济棠的通缉名单。随着他的战友龚明被捕之后英勇牺牲，易巩被判处十年徒刑，欧阳山再也无法用东躲西藏来继续斗争了。前往上海，成了他的最后选择。作为与欧阳山一同对敌斗争的战友，女作家草明，也成了被通缉的对象。
欧阳山和草明潜往上海的交通工具，是一艘货轮。为了躲避检查，水手将他们藏在装满了活猪的货舱里。猪粪的臭味和猪群的骚动，是如今乘坐飞机、高速列车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人间地狱。但是，如果将这些与生命安全放在同一架天平上，那么，令人窒息的恶劣环境也就无足轻重了。
在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多少革命者离开家乡，或出洋，或流落远方，他们逃亡的路上，故事曲折，风险重重。这段经历，后来被草明记录在她的回忆录中。
在文献的记录中，1933年8月的逃亡，是欧阳山和草明成为革命伴侣的正式宣言。到达上海之后，他们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
如果以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为报到的标志，那么欧阳山只能是一个后来者。但是，后来者并不是落后者。我在文献中看到了“后来居上”这个成语对于欧阳山行动的意义。欧阳山的革命文艺活动，文学刊物是最好的体现。办文学刊物，发表革命的文艺作品，扶持进步的文学青年，是欧阳山上海期间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在上海至全面抗战爆发的五年时间里，欧阳山的名字同《作品》月刊、《夜莺》月刊、《人民文学》月刊、《现实文学》月刊和《小说家》紧紧连在一起，他的合作者，有杨骚、方之中、周而复、张天翼和丘东平等人。这些刊物虽然被当局压制早夭，但现代文学史上依然留下了它们的身影。这个时期，欧阳山还与韩起、胡风合译了奥地利作家黎利·科尔勃的《苏联女工日记》、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声》和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外交谈判》等作品。这些成果，成了欧阳山成为左联时期重要作家的奠基。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采访鲁迅的时候，将欧阳山列为左联时期新现实主义派作家，欧阳山的名字，同丁玲、茅盾、老舍、张天翼、沙汀、吴组湘、东平、艾芜、蒋牧良、曹禺、王统照、田汉等人列在一起。鲁迅虽然否定了“新现实主义派”的提法，但是却列出了一份名单。在鲁迅的名单上，欧阳山处于左翼作家的行列，他的名字，同茅盾、沙汀、东平、艾芜、夏征农、胡风、萧红、田军、蒲风等并列，而张天翼、魏金枝、吴组湘、楼适夷、许杰、王统照、曹禺、芦焚、孙席珍、洪深、郑振铎被列为“左翼倾向”的作家，巴金、靳以、谢冰莹、戴平万、鲁彦等则为“革命浪漫主义作家”。
在一个没有文学排行榜、年度选本和文学评奖的时代，欧阳山的名字频频被人提起，成为具有鲜明代表性的作家，是创作实力的体现，是一个作家地位和影响的肯定。
除了共同创作中篇小说《给予者》之外，欧阳山又一次同丘东平在一本书中相逢，一本名为《草鞋脚》的短篇小说集，展示了中国作家的小说创作实力，更是体现了鲁迅和茅盾两位文学巨匠的审美眼光和热心推介青年作家的胸怀。
作为一个小说选本，《草鞋脚》的意义，超越了我们这个文学选本泛滥时代读者的认知和理解。
一个名叫伊罗生（美国名字哈罗德·伊萨克斯）的新闻记者的出现，是《草鞋脚》这本小说集的萌芽。这个美国人，经史沫特莱介绍，认识了鲁迅和茅盾。鲁迅和茅盾出于对这个英文版《大美晚报》和《大陆报》记者的信任，向他推荐了他们共同编选的现代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这本严格遴选，一共收入了二十六篇短篇小说的小说集，让欧阳山和丘东平这两个广东籍作家朋友的名字意外相逢。
年轻时候读鲁迅著作，我忽视了《〈草鞋脚〉小引》这篇短文。数十年后，我在关注广东籍左翼作家的时候，重读了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在这篇写于1934年3月23日的杂文中，鲁迅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的恶行，赞扬那些虽然幼稚，但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的新人和新作品。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的《鲁迅文集》中，有一段关于《〈草鞋脚〉小引》的文字：“《草鞋脚》，是鲁迅应美国人伊罗生之约和茅盾共同编选的中国现代小说集，收进从《狂人日记》到当时一些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共二十六篇，由伊罗生等译成英文。”
这本向世界推荐的中国现代小说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所以，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作家进入这本小说集，鲁迅和茅盾煞费苦心。在给伊罗生的一封信中，后人看到了两个文学巨匠为了让左翼青年作家有更多的机会，不惜要求删掉自己的作品：
由一九三〇年至今的左翼文学作品，我们也以为应该多介绍些新进作家：如何谷天的《雪地》及沙汀，草明女士，欧阳山，张天翼诸人的作品，我们希望仍旧保留原议。再者，茅盾以为他的作品已经占据了不少篇幅，所以他提议，将他的《秋收》去掉，只存《春蚕》和《喜剧》。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它的出版、发行、宣传、评价、影响、再版、流传，都不是作者或编选者可以掌控的，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时局动荡，人无安居，没有一个作者，能够看到那些浸透了自己心血的文章的前程。不仅有小说入选《草鞋脚》的欧阳山、草明、丘东平无法把握，连编选这本书的鲁迅、茅盾也不能预料，即使是这本书的约稿者和翻译者，也没有最终掌握它的命运。
《草鞋脚》出版的遥遥无期，超越了人的寿命。书中的一些作者和它的编选者鲁迅，都没有等到出版的那一天。其中的复杂曲折，也许只有伊罗生才能说出原委。
后人在分析《草鞋脚》出版的坎坷命运时，有一段比较令人信服的理由：
伊罗生的这本书将是外国人出版的第一部反映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情况和介绍中国的左翼作家及作品的文集。所以难怪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会这样重视，能这样关注，要这樣热心！他们是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让世界人民更多的了解中国的进步文学运动的发展状况，更多的熟悉中国的进步作家尤其是左翼的青年作家，从而让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尽快的与世界进步的文学运动接轨、同步，共同发展壮大。但是当时的伊罗生还只是一名21岁的阅历不深的美国青年，一个只是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西方记者。也许是因为年轻，他并没有看出这本书如若能在当时发表的重要意义和历史作用。也许还是因为年轻，他感到自己人微言轻，社会影响力不大，因此使得《草鞋脚》遭到一个又一个出版商的拒绝。而在他编辑此书两年之后的1936年，另一个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却成功地出版了一本由他本人编辑的中国短篇小说集，这让伊罗生当时感到完全气馁，最后只得懊丧地将《草鞋脚》的稿本搁置一旁作为纪念品了，从而就没有再作进一步的争取和努力（田海蓝：《欧阳山评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作为编选者，鲁迅对《草鞋脚》的出版寄予了殷切期望，在去世的前一年，他还惦记着这本书的命运。四十年后，《草鞋脚》终于在中美关系解冻，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的1974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然而，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草鞋脚》已经失去了1934年的原貌，鲁迅和茅盾遴选的23位作家，被伊罗生删去了12人;所推荐的30篇小说，被他删去了2/3，伊罗生在书中增加了自己喜欢的一些作家和作品。这个时候，九泉之下的鲁迅，已经无言，而活着的茅盾，只能无奈。
我在故纸堆里找到的《草鞋脚》，已经恢复了历史的原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的《草鞋脚》，在岁月里发黄变脆，欧阳山的《水棚里的清道夫》和草明的《倾跌》，重新回到了书中。关于欧阳山，《草鞋脚》的《附录》作家作品简介中，有如下介绍：欧阳山，广东人，曾因在广州作文学运动而被官厅注意，不能在广州立足。他的小说曾经收集在一本短篇小说集内。可是这本短篇小说集现在也被禁了。那时他写小说用的笔名是“罗西”。
《草鞋脚》的辑录者蔡清富，用了一段噩耗，作为一本书的沉重结束：
《草鞋脚》发排之际，传来了茅盾逝世的噩耗，心中凄楚，感慨万端。在辑录《草鞋脚》与沈老（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的通信中，我的祝福话语总是“祝你健康长寿”。沈老年事已高，又常在病中，我感到這句话最能表达大家的心意。但无情的死神偏与人的意愿作对，竟夺去了他老人家的生命。沈老去世前四个月为《草鞋脚》写了新的序言，大概这是他作序的最后一本书吧。《草鞋脚》汇集成册，本是为纪念新文学开山鲁迅先生百年诞辰，没想到同时也成了对现代文学巨匠茅盾大师的悼念。
七
在一个人情世故的时代，“恩师”这个浓缩了恩情与衣钵传承关系的美好名词，泛滥成了荒原上的野草，不值一文。但是，如果将这个温馨的词放置在鲁迅和欧阳山的关系之上，倒是最贴切准确的描述。
来到上海之后的欧阳山，先后在北四川路、武昌路、静安路、卡德路、慕尔明路、舍神甫路，西爱咸斯路、巨籁达路、善钟路等英法租界的亭子间里居住，这些地方都距离鲁迅住宅虹口不远，为他拜访鲁迅求教增加了方便。
著名的内山完造书店，也是欧阳山与鲁迅秘密见面的地方。在白色恐怖之下，书籍和异国人士，可能是最好的掩护，文献中“欧阳山无论是参加或组织什么样的重大活动，他都首先去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然后再按照先生的教导去工作和创作，而且他还时时刻刻像儿子似地关心着鲁迅先生的身体健康和饮食起居。渐渐地，在他们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师生情感和战友的情谊就显得更加深厚、浓烈了。鲁迅先生不但把欧阳山视为知己，指引和扶植他的成长与进步，而且也非常关心他的生活和家人，甚至达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的介绍，都是读者肉眼看不见的陈述，都不如生活中的一个情节。
1935年3月，草明代欧阳山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汪汉雯家取稿费，不幸被捕。由于没有暴露身份，草明以“吴秀梅”的名字作了掩护，在敌人的审讯中守口如瓶，最后以“危害民国”的罪名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发配到苏州反省院。一年之后，监狱方提出可用二百元保释。一贫如洗的欧阳山，无力支付这笔保释费。幸好鲁迅解囊，让草明走出监狱，重新获得了自由。鲁迅并没有这么多钱，他向茅盾借了一部分，沙汀、杨骚、张天翼、胡风知道后，也尽了个人所能。这笔救命钱的内幕，欧阳山事后才知道真相。不仅如此，鲁迅还想到了潜在的危险，他没有让欧阳山出面，而是请草明在上海高昌庙邮局工作的哥哥和兰姑前往接人，并由兰姑护送到鲁迅和欧阳山安排好的住处。
兰姑，是欧阳山和草明生命中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个真实名字为杨志明的女人，是欧阳山的第一任妻子。1928年1月，欧阳山同杨志明在广州结婚。那个时候的杨志明，以乳名兰姑的身份出现在欧阳山眼里。这个电话局的接线员，是那个时代世俗公认的美女，而且还用“知书达理、心灵手巧、谦和善良、悟性很高”的内秀超越了外表的颜值。欧阳山同杨志明的自由恋爱，遭到了当小学校长的杨志明的父亲的反对。在亲情和爱情的楚河汉界边，杨志明选择了站在欧阳山一边，她放弃了安定和舒适，心甘情愿选择了艰苦和流离。在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里，杨志明从来没有因为日子的艰难和生活的窘迫而后悔和抱怨，反而在丈夫的文章中感到了高兴和自豪。生下两个女儿之后，吃苦耐劳的杨志明承担起了全部家务，欧阳山的创作，从来没有因为女儿的抚养和家务琐事受到影响。在南京、广州和上海的三年时间里，欧阳山创作了大量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诗与散文，共14部作品。一个职业作家在妻子的超量付出中脱颖而出。
杨志明来苏州反省院接草明出狱的时候，这个善良的女性，只是欧阳山的前妻，是欧阳代娜、欧阳天娜两个孩子的母亲，当草明在监狱大门口看到杨志明的时候，心里涌起的，是一股强烈的暖流和感激之情。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她内心深处的情感，是很难被外人体会和察觉的。作为一个外人和读者，只有在她的血缘亲人的文字中，看到真实的情景。
《欧阳山评传》的作者田海蓝，是欧阳山、杨志明夫妇的大女儿欧阳代娜的女儿。在记录欧阳山、杨志明和草明三人之间关系和情感的时候，《欧阳山评传》用了非常感性的文字：
当杨志明第一次看到了欧阳山身边出现的草明时，她就清楚地感觉到，草明比自己更适合于欧阳山的事业的发展，他们俩才是真正的志同道合者。为了支持欧阳山的革命工作，杨志明虽然深爱着自己的丈夫，而且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可是她还是深明大义，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主动退出、悄悄离去的做法，这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女性在当时都能够想得开的事情。而当草明突然有难，欧阳山又无法亲自出面营救的时候，杨志明又一次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向草明伸出了无私的温暖的双手。经她鼓励，给她关怀，并营救她出狱。这也不是所有的中国女性在当时都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因此草明永远感谢杨志明。
杨志明1944年在广西桂林死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后人无法知道这个温良宽厚的女性在爱情和家庭出现变故时内心的真实情感。爱情，是很难用“深明大义”这样的成语作出评判的。幸好，爱情当事者之一的草明，也用文字为历史作了旁证：
每半个月，允许家属来探监。兰姑总是带着娜妮（天娜的小名）来看我，并带些咸菜炒肉丁之类的东西。那时我哪里知道，这些食物和用品是鲁迅先生和战友们对我的关怀和援助的哩。即便是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我还感到心头发热，喉咙发酸。这也是共产主义的崇高思想把革命者联结在一起的明证。女儿娜妮已三岁半了，长高了一些。她一见我总是扑到我怀里，连续亲吻我两次，并且悄声说：“一次是我的，一次是爸爸的。”兰姑总是关心我的身体怎样，炒咸菜合不合口味，还需要些什么？我永远感谢她的热情、温厚;她是典型的富于同情心，富予忍耐力的中国女性！（草明：《世经风云中跋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鲁迅和欧阳山的师生情感，远远超出了普通师生。“山兄”这个称呼，包含了太多的情感和内涵，我在1936年8月20日鲁迅写给欧阳山的信上，找到了它的源头。鲁迅先生说：“山兄：信早到，因稍忙，故迟复。画集早已托胡兄带去，或已收到……”
据文献记载，鲁迅先生先后给欧阳山写过二十多封信，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1936年3月18日和1936年8月20日的两封，其余的都在白色恐怖中销毁了。这两封信和欧阳山的生命连在一起，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还是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欧阳山都一直把它们带在身上。这两封信成了鲁迅作为欧阳山恩师的有力见证。
鲁迅给欧阳山写最后两封信的时候，已经是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刻。一生都没有停止过战斗的文学巨匠，他的离世让人感到悲痛和突然。草明的回憶，让后人看到了鲁迅的最后时刻和欧阳山的悲伤：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这一天上午，欧阳山从外面回家，脸色苍白，眼睑红肿，倚着门不说话……他没有让我说下去，却阴沉地艰难地吐出他不情愿说的几个字：“先生去世了！”
当天下午，先生遗体已从家里移至万国殡仪馆。治丧委员会名单是：蔡元培、毛泽东、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山、曹靖华、许季弗、茅盾、胡愈之、周作人、周建人……为了处理繁重的具体工作，在治丧委员会下设了一个治丧处。治丧处的人员都是平常有交往，熟悉情况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根据我的回忆有黄源、鲁彦、张天翼、黎烈文、欧阳山、巴金、靳以、聂绀弩、草明、周文、周颖、黄慎祥、叶以群、曹白、白危、凡容、蒋牧良、赵家壁、华沙、樨公、契萌、孟十还、萧乾、梅志、池田幸子、鹿地亘等人。
在鲁迅的告别仪式和葬礼上，欧阳山被推举为执绋者，在启灵的队伍中，身材高大的欧阳山和蒋牧良走在最前面，他俩举着张天翼书写的“鲁迅先生殡仪”大字的横幅，用沉重的脚步在前面引路。
八十五年后，我在鲁迅先生出殡现场的黑白照片上，看到了欧阳山脸上的悲痛，他内心的哀伤，却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在第二天的《申报文艺专刊》上。欧阳山用了粤语的句式和语言作为文章的标题：《一个够胆的男人》。“他底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从他底渊博的学问，崇高的人格，坚强的斗志中结晶起来的，完完全全是我们自身，我们后代，以至世世代代的继承者底毫无疑问的训言。他到底教懂了，给予了我们多少东西，那是任何人都计算不出的”。这段话，才是“恩师”两个字的深刻内涵。
八
四十四年后，欧阳山在一篇标题为《丘东平与邵子南》的序文中，回忆起了1936年春天的生活情景。
那个时候的欧阳山夫妇，囊空如洗，穷得连房租都交不起，无奈之下，只好在丘东平租的一间小房里开了一个地铺。这段经历，欧阳山也有过如实的记录：“东平夫妇，草明和我，还有我们两家的三个女儿同住在一个不满五十方尺的前楼里，地方狭小得很，摆好板床已经没有地方走路，在屋子中央张挂半幅布帘子做洗澡的地方，——邵子南和于逢两个无家可归的朋友，来吃饭的时候就更加挤得满满的。”然而，抗日战争爆发，连这样窘迫的生活，他们也维持不下去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上海逐渐成为一座孤岛，革命的文化人的转移和疏散，已经成为必然。
欧阳山、草明、于逢和丘东平的家属是乘坐一艘难民船逃离上海的。丘东平费了吃奶的力气，才弄到四张船票。在丘东平和邵子南帮助下，欧阳山、草明和于逢将行李艰难地运到船上，几个人在江边告别，没有人会想到，在即将到来的战火中，这将是他们的永别。丘东平参加了新四军，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幸好，他们五个人合作留下了中篇小说《给予者》，成了他们永久的人生纪念。
欧阳山夫妇回到广州的时候，广州当局1933年对他的通缉令已经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失效，而他们的朋友易巩，还关押在国民党的牢房里。欧阳山通过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找到了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终于让易巩重新获得了自由。五年之后的重逢，让欧阳山、草明、于逢和易巩的眼睛湿润了。
广州，如同一片汪洋，欧阳山，则是水里的鱼。回到广州的欧阳山迅速同广州文化界的朋友们接上了关系，发起和组织了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他被选为这个协会的宣传部长。为了配合广东战时文艺工作团到前线演出，欧阳山执笔，创作了三幕话剧《敌人》。
《光荣》半月刊，是欧阳山回到广州之后创办和主编的第一份刊物。由于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宗旨，发表了大量抗日救亡的作品，杂志很快就在广州市面上产生了影响。几个月之后，欧阳山和草明又担任了《救亡日报》的战地记者。
在欧阳山的想象中，回到了熟悉的广州，生活会逐渐安稳，然而，日冠的炮火，直接摧毁了他的理想和国家的和平，颠沛流离、动荡奔波的日子尾随而来。1938年10月，欧阳山在广州郊外的一个村庄里，给在武汉主编《七月》杂志的胡风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讲述了他在广州的生活情景和战火中广州的灾难：
今天是双十节，日本飞机在头上飞着，我们底高射炮集中火力向它们射击，我坐在房子里给你写回信。草明到村外的凤凰岗买米、借钱、买小菜去了，还没回来呢。现在——上午九点钟了，这样的寂静，没有人声和狗声，没有叫卖猪肠粉和热番薯的，没有挑水的哼声和小孩子的叫闹，反乎寻常，好像在严重地进行着什么大事一样，这是日本飞机向我们空袭的时候。有几十次，正当空袭警报带着恐怖的嗓子响彻云霄的当儿，我在马路上走着。……市民们都是一个样，看见十字马路中心的警亭插出红旗，便把谈话时放低一点，照常走路，抽烟，或到铺子里吃点什么。他们只在一个理由之下停止一切活动，那就是我们底防空军以高射炮向敌人的飞机发射的时候……市民们全停下来，铁青着脸孔，紧张地沉默着，向中国的武器致敬礼。倘广州底市空有中国机和敌人战斗，他们就更加纯洁而虔敬。草明回来的时候，警报还没有解除，已经十点多钟。日本飞机又来袭击，这回是一架重轰炸机，投进一颗炸弹，响声延续到十秒以上。前几天我们这里也能听到狠毒的军舰攻打虎门的炮声，我愤怒得几乎发疯了。我手里没有武器，又看不见我底敌人，心里比坐在上海法租界家里听日本飞机轰炸南站时更加难过。
由于《救亡日报》西迁桂林，作为战地记者的欧阳山和草明都不愿往后方撤退，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到抗战的最前线为国家效力。他们前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途中因为铁路中断而在长沙意外遇见左联战友吴奚如。后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成为湘西前线《抗战日报》战地记者的曲折经历，就成了他们人生命运的巧合。欧阳山和周立波、廖沫沙的相識，就源于这个时期。
战争期间，形势瞬息万变，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在战火中经受考验和变化。随着日军的猖狂进军和国土的沦陷，《抗战日报》在战火中结束了它的使命，欧阳山奉命来到重庆，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和周恩来在长沙的短暂相见，延续到了战时的“陪都”。
由于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在文抗的许多活动中，欧阳山都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的指导，让一些受过西方文学影响，作品明显带有欧化倾向的作家们，明白了特殊环境中文学如何表现，如何为大众服务的问题。欧阳山记住了周恩来在文抗座谈会上的那段讲话，并且用以指导自己一生的创作：“我们要创作大众化的、通俗的抗战文艺作品。而以往的那种欧化风格、小资情调、学生腔，得彻底改一改。不然，民众读不懂你们的作品，你们的工作就是无效劳动。”此后，欧阳山的《皱眉的射手》《英烈传》《好邻居》《三水两农夫》《爸爸打仗去了》《流血纪念章》等一批表现抗战斗争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战果》，贴近生活和最底层的民众，自觉地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走进读者的心中。
《欧阳山年谱》中记载的欧阳山的入党时间为1940年7月，入党介绍人是沙汀和吴奚如，这一年，欧阳山32岁。当历史简洁为一句话之后，时光就湮埋了许多有温度的细节，只有拂去厚重的尘埃之后，后人才能看到周恩来的又一次出场。
1940年5月的一天，沙汀找到欧阳山，严肃地对他说：“周副主席知道你们参加党领导的‘左联多年，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又经过长期的考验，组织上认为你们已经具备了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因此建议你们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了党，在复杂的局势下就能更好地战斗，就可以更好地来为党工作。”这段引文，摘自田海蓝的《欧阳山评传》，沙汀转达周恩来副主席意见的时候，用了一个复数的人称，所有的读者都明白，“你们”是欧阳山和草明的共同指称。那个时候，草明的名字，是同欧阳山以夫妻的形式紧密连在一起的，他们以后的分手，只是婚姻的解散，革命同志的身份，一生未变。
特殊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严格和谨慎，超越了和平时代人们的想象。革命年代的敌我斗争，经常以生命和牺牲作为代价，所以，欧阳山和草明的入党，分别由周恩来和中宣部长凯丰考察谈话。三个月的候补期之后，由邓颖超通知他们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周恩来与欧阳山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在多个场合见面交谈，在会议上聆听讲话之类的简单的公共性形式，在鲜为人知的背后，周恩来是推荐欧阳山入党的介绍人之一，后人在各种表格中看到的入党介绍人沙汀和吴奚如，其实是特殊年代里的一种误读。欧阳山的入党介绍人之谜，最后由当事人自己揭开了谜底：
周恩来同志确实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是由周恩来和沙汀两同志介绍入党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这个样子，再说他是介绍人，不好啊！这就会连累他了，他就更难处了。你介绍这样一个全国批判的对象入党，就成了“罪名”嘛。所以我改写了由沙汀和周恩来的秘书吴奚如两同志介绍入党。既然这样写了，现在也没有必要再改过来了，而我的真正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和沙汀同志。（欧阳山：《纪念欧阳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九
1937年9月，中篇小说《给予者》的五个作者，在黄浦江边告别，欧阳山、草明和于逢一同回到广州，丘东平去了武汉参加新四军，邵子南，则北上延安，投奔八路军抗日。
形势的变化和人的漂泊不定，是战争年代的常态，也是欧阳山没有想到的结果。千里之外的延安，成了欧阳山一家安居乐业的地方，但是，在到达延安的过程中，他们一家，经历了千难万险。
在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中共中央决定疏散在重庆的文化界人士，分散的目的地分别是香港和延安。因为用小说《腐蚀》揭露国民党反共屠杀爱国人士而上了当局通缉名单的茅盾，成为转移香港的一员，而欧阳山和草明，则在撤往延安的名单上。
这个时候的欧阳山和草明，虽然没有被国民党列入通缉的名单，但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监视盯梢的对象。为了安全，党组织通知欧阳山夫妇到红岩村集结，等候一个季度一班开往延安的汽车。
到了红岩村集结待命的前两天，欧阳山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张明信片。那些用铅笔写的童体字让习惯于汉字书写的欧阳山感到诧异。这个时候，曾经被欧阳山、草明夫妇送去香港保育院的三个女儿，以悲惨的人间遭遇，宿命般地出现在了欧阳山的生活中。
大女儿代娜的明信片，向父母展示了她们姐妹的苦难和不幸。香港沦陷之后，香港保育院撤退到贵州省的桐梓县，落户在桐梓的中国战时保育院第十分院，就成了天娜、代娜栖身的地方。而两岁半的妹妹纳嘉，由于太小，被爷爷专程来香港接回了广州。九岁的代娜和七岁的天娜这对难童，踏上了千里迢迢的逃亡之路。
和平年代的我，已经失去了苦难的想象力。幸好有文字，能够让写作者回到悲惨的现场。从香港出发的时候，小姐妹穿着单衣和草鞋，身上背着一领破毡子。天上有日本飞机轰炸扫射，地面上有日军围追堵截，逃命的路上，吃一顿热饭，洗一个热水澡，已经成了难童们不敢想象的奢望，代娜和天娜姐妹，身上长满了虱子和奇痒难忍的疥疮，然而和那些倒毙在逃难路途上的小伙伴相比，她们却是幸运的。
当然也有命悬一线的危难。那一天，难童们乘坐的汽车驶不出被日军轰炸破坏了的山路，不幸翻到山沟里，代娜、天娜都被扣在车下。幸亏沟壑不太深，两姐妹捡回了一条小命，但是妹妹天娜却被一个油桶砸伤，腿上鲜血直流。姐姐情急之下，抓起一把泥土糊在妹妹的伤口上。
在贵州桐梓的保育院里，姐妹俩吃不饱饭，每餐分到的十几粒煮黄豆，无法填饱她们的肚子，饥饿的小伙伴们只好跑到街上乞讨。贵州的冬天，难童们住的寺庙里寒冷刺骨，代娜、天娜的手脚都冻坏了。这个时候，代娜想起爷爷来香港保育院接纳嘉时，告诉过爸爸在重庆的地址。代娜凭着模糊的记忆，用一张明信片，联系上了父亲。
在党组织同意后，欧阳山坐了三天的汽车，一路颠簸，到达了偏僻的贵州桐梓。当他在桐梓郊外的一幢破庙里见到两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女儿时，他已经认不出她们了。人间的悲欢交集，都在父女重逢时上演。
贵州桐梓和保育院，已经成为两个姐妹的噩梦，父女三人，无不归心似箭。临行前的匆忙中，欧阳山为两个女儿剪去了长发，让她们以男孩的面目出现。两姐妹换了一身新衣，吃了一顿饱饭之后启程。三天之后的晚上，他们终于看到了重庆的灯火。然而，草明带着儿子左嘉，赶上了开往延安的汽车，望尘莫及的欧阳山父女三人，只好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猫儿石的重庆国际新闻社隐蔽起来，等待机会。
有一天，周恩来派人来通知欧阳山，让他带两个女儿去香港，然后转往印尼和东南亚地区，专门从事海外华人的革命斗争。这个意外，让一心向往延安的欧阳山措手不及。欧阳山提出了还是去延安的请求。周恩来同志非常通情达理地同意了欧阳山的请求，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因为革命工作而被分离了许久的家庭，能够有机会团圆而不再被分开。
去延安的机会，终于在三个月后姗姗到来。按照要求，欧阳山必须带着女儿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集合。然而，那个时候的红岩村，四周都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和便衣暗哨，那些分散在红岩村附近的鞋匠、车夫、小贩，都是伪装的特务和奸细。欧阳山和两个女儿，装作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分散而行。欧阳山的对敌斗争经验，是他们三人通向红岩村的成功捷径。在这条通向红岩村的路上，不知有多少外地的进步青年，因为问路的缘故，被那些伪装的特务错指方向，然后误入狼窝虎口。
出发前夕，周恩来副主席特意来看望了欧阳山，谈到了延安工作的繁忙和生活的艰苦，谈到了他对欧阳山文学创作的期望。这段记录在《欧阳山评传》中的话，用冒号和引号，作了历史的背书。作为一个读者，我用联想串联起了周恩来的期望和后来欧阳山的长篇小说《战果》《高干大》之间的逻辑关系。
去往延安的路途，并不平坦，在编制假身份护照、社会关系和乔装打扮的时候，组织上发现了欧阳山同大女儿代娜长相太像，不便于化装，于是决定将代娜留下，让欧阳山带着天娜先行。在通往延安的曲折路途中，欧阳山化装成一个五十多岁的湖南人，是一位八路军战士的父亲。33岁的欧阳山，用胡子作了年龄的掩护，却不料青木关的国民党检查官用湖南话盘问，幸好当年欧阳山在长沙、沅陵做《抗战日报》编辑时学了一些湖南方言，他用对答如流的地方语言，打消了敌人的怀疑。一车人的冷汗和惊险，都在欧阳山的沉着镇定和湖南话中消除。随车的每一个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欧阳山的任何一处破绽，结果都将是全车人被扣留和集中营里的审讯和关押。
两个月之后，欧阳山的大女儿代娜以李克农女儿的身份，随同李克农的父亲，来到了延安。延安，成了欧阳山一家人团聚的福地，在抗战的离乱中，历经千辛万苦的平安团聚，用分期分批的方式，让后人看到了亲情汇合的奇迹。
十
欧阳山是一个勤奋的作家。从1924年发表处女作至2000年逝世，他一生中创作发表的作品可以用“巨量”来形容。
在欧阳山的所有作品中，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关联最为密切的，毫无疑问是长篇小说《高干大》。
四十年之后，《高干大》依然被誉为“表现新时代中的人民内部矛盾，欧阳山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对‘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而当时这些矛盾在生活中刚刚露头，就被作者敏锐地抓住，并且表现得如此鲜明、有力，使得这部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所反映的合作社不同发展道路的范围，而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忠实记录，具有长远的认识价值。应该说，这是作者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去观察生活、分析生活、反映生活的一个胜利”（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任何一部长篇小说，都是作家生活、思想、素材长期积累的过程。《高干大》的创作缘起，可以追溯到欧阳山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一篇人物速写。那篇标题为《活在新社会里》的文章，同丁玲的《田保霖》同时亮相于1944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与文学刊物相比，由于版面的原因，报纸有着天然的局限。幸运的是，这一期的报纸，进入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视野。毛泽东的喜悦，当即通过书信的形式，到达了欧阳山身边。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1944年的毛泽东，精力充沛，谦虚有礼，没有领袖的架子和居高臨下的口吻，他的高兴，也是两个作者甚至读者的喜悦。毛泽东同欧阳山的谈话，在欧阳山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它是继延安文艺座谈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观点的深化，而欧阳山也清醒地知道，中共领袖的肯定和支持，“并不是这篇短文的本身，而是它所显示出来的某种倾向、意图、道路和方向。”
一个月后，欧阳山打起背包，徒步来到了延安县柳林子村南区合作社，他以安家落户的方式，将生活的根，扎进了陕北的黄土中。他担任了合作社的秘书和助理会计，农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欧”，欧阳山从此真正成为农民中的一员。
欧阳山是作家，但是，他到柳林子村南区合作社担任秘书和助理会计，并不是为了文学创作而体验生活，而是为了革命去投入一种理想。“那时我替他们写字，帮助他们破除迷信，给他们讲革命政策和革命道理，为他们的成就而高兴，为他们的挫折而难过。合作社的什么活动，我都参加，都有我的一份，提建议，出点子，搞评比，闹改革……”从内心深处萌生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是一年之后的突发灵感，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自然状态。
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是一种复杂的个体劳动。书斋中的无边想象，面壁虚构，似乎是当今长篇小说创作不变的圭臬，生活，只是官方用扶持的方式走马观花的短期行为。对于生活来说，如今流行的“深扎”和“体验”，都无法描述欧阳山与生活的关系。当然欧阳山的选择，不是生活的唯一方式，但他的朴实、真诚，却是内心的命令，而不是金钱和名利的指挥。如今的读者，很难想象欧阳山创作《高干大》时的方式。
为了让酝酿中的长篇小说能够为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动笔之前，欧阳山就把故事编成提纲，分送给当地的干部和农民征求意见。而那些朴实的群众，也用真话来帮助欧阳山建造一个他们熟悉的文学世界。
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之后，欧阳山再去征求意见，反复打磨。一部长篇小说，还在纸上构思，可是书中的人物，早已成为农民评头论足家喻户晓的话题。
长篇小说《高干大》的创作，是欧阳山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一次脱胎换骨。欧阳山对于那种认为陕北农民多是文盲，除了信天游和大秧歌之外，不会耐着性子坐下来读长篇小说的观点不为所动，他与过去的写作方式和语言风格作了痛苦的切割，带着泥土味的故事，鮮明的人物形象，地道纯正的陕北方言和符合人物身份的表达方式以及浓郁的地域风情，让《高干大》在正式出版之前就以口传的方式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作为文学创作上的自觉选择，欧阳山用文字为后人留下了痛苦转型的轨迹：
我过去心爱的欧化语言和欧化风格也必须重新接受新的农民和新的农民干部的考验。我的文学创作跟他们的阅读爱好就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样子我就不得不面临着一种选择：是保持我原来的风格，使他们无法授受我的作品呢？还是改变我自己的风格使我的作品尽量做到使他们喜闻乐见呢？结果我选择了后者。
《高干大》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部表现延安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成功，引来了无数的好评。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家赵树理，向解放区读者推荐这本书时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1944-1945年，虽然在解放区到处遭到反对，可是据我所见，还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够像这本书揭发得那样彻底。”刘白羽更是热情洋溢地称赞：“他的小说《高干大》，作品文采风流，一新耳目，这是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1948年，《高干大》被华北地区列入了区级干部的必读书。
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是左联和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得到了强化和放大。欧阳山的《高干大》，充分体现了这个特色。欧阳山的所有努力和评论家们的赞扬，都抹不去小说中的时代印痕，没有一部作品，百分之百完美，也没有一个作家，是历史的完人。
1977年，延安南区合作社建社40周年纪念日，欧阳山应邀回到了当年生活和创作的现场，三十年前的场景，意外地以《高干大》原始手稿的方式呈现。欧阳山的手稿，以一级文物的面目，珍藏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玻璃橱窗里。看到这份“失踪”了的手稿，欧阳山浮想联翩。
《高干大》脱稿在一个没有出版社的艰难年代里，革命根据地延安，只有一家印刷厂，坐落在二百里之外的瓦窑堡。欧阳山背着书稿，带着干粮，步行三天，去瓦窑堡送稿、付印、排版和校对。战争年代，没有人知道自己明天的命运，欧阳山。也无法预料一部凝聚了他全部心血的书稿接下来的命运，所以，在送厂付印前，欧阳山请妻子虞迅又另外抄了两份。欧阳山送去瓦窑堡印刷厂的，是虞迅手抄的其中一份，而那份最早的原稿，则被欧阳山精心保存在家里。
抗日战争的胜利，让欧阳山保存的《高干大》原稿离开了家门，踏上了去往重庆的风险长途。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准备召开国共合作的政治协商会议，而欧阳山也确定为解放区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为了配合急剧变化的形势，展示解放区的文艺成果，宣传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拟在《新华日报》发表一批解放区的新文艺作品，《高干大》则是计划在《新华日报》连载的长篇小说。《高干大》的原始手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交给了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由他亲自带到重庆。欧阳山没有想到，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最后以破裂告终。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历史转折中，中共驻重庆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全部撤离重庆，《高干大》的原始手稿，从此不知去向。
对于欧阳山来说，瓦窑堡的印刷厂，也不是《高干大》的福地。在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大举进攻中，延安军民被迫疏散，印刷厂也被坚壁起来。敌军攻占延安之后，共产党八路军住过的所有窑洞皆被摧毁，学校、工厂、印刷厂等也未能幸免，《高干大》的命运，就是欧阳山的坎坷。从此以后，《高干大》那唯一的一份手抄稿，被欧阳山带在身边，生死不离。
那份以一级文物保护收藏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的《高干大》手稿，在主人的鉴定下，呈现了它的真实面目。这是当年欧阳山交给印刷厂准备出书的抄稿，它是虞迅的笔迹。三十多年的战火硝烟，并没有模糊欧阳山的记忆。
当我在《欧阳山年谱》中看到《高干大》于1948年分别由晋冀鲁豫太岳专区新华书店和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时候，我的思路，自然就联想起了《草鞋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本书的命运，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命运。
十一
欧阳山来到延安县柳林子村南区合作社生活的时候，他的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女性。虞迅，以欧阳山妻子的身份，以南区合作社文书的身份，和南区合作社秘书和助理会计欧阳山，并列在火热的生活中。
欧阳山的第三次婚姻，在《欧阳山年谱》中浓缩成了两句话：1943年，35岁，7月，和草明女士分手了。1944年，36岁，7月，和虞迅女士同居。重复的意思，在黄伟宗的《欧阳山评传》中，也仅仅是寥寥数字：“在私人生活上，他与草明分手，与虞迅女士同居。”田海蓝女士的《欧阳山评传》，由于血缘的关系，叙事详细一些，但内容并没有超越别人：
就在这一时期，他与曾经携手并肩战斗过的草明女士分手了。曾经有些人对他们的突然分手出于好奇而妄加猜测，其实这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两个人在性格上的明显差异较大，因而长时间以来在情感上早有了摩擦与裂痕;二是因为两个人在工作与家庭的关系问题上一直有着深刻的矛盾;草明不愿意把自己沉浸到家庭琐碎的事务中去，她渴望女性独立自主的成功，急于要把自己投入到社会实践的第一线中去追求自己的事业。
作为一个读者，我不怀疑上述引文的真实性，但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人讳，总是让纪实有意无意地屏蔽了一些信息，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总是看到正面，而忘记了反面的存在。文学评论家李美皆在《陈学昭与丁玲，以及C》一文中，有一段涉及草明婚姻的文字：
草明是左联时期的老作家，1941年“皖南事变”后，与丈夫欧阳山撤退到延安。草明也曾经很有锋芒，比如在《创造自己的命运》一文中，毫不留情地批判那些攀附老干部甘心回归窑洞家庭的女性。草明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深入工厂，文学创作完成了转变，草明也是在延安因丈夫移情别恋于她的亲妹妹而离婚，后来孑然一身（《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6期）。
除了李美皆的文章，其他文献都用“分手”这个中性词，轻描淡写地带过了欧阳山的婚变。“离婚”这个包含着激烈情绪的词，似乎不适于欧阳山和草明。所以，田海蓝的《欧阳山评传》又附加了一段美好的文字：“从1943年他们分手到本世纪初的近60年的时间里，欧阳山和草明却仍然始终保持着革命文学老战友的深厚友谊：他们虽然一个在广州，一个在北京，但是在文学创作上从来都是互相支持和鼓励对方的，而且在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路线上，在捍卫鲁迅先生光辉形象的斗争中，两位耄耋老人更是互相声援和互勉斗志的。”
欧阳山再一次回到广州，是1949年11月。和以前的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不同，欧阳山的南下，是工作的奉命调动，广州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文艺处处长的职位，等待着他的上任。
欧阳山的亮相，以在刚刚创刊的《南方日报》发表的文章《新文艺应当为谁服务》开始，这篇文章，“是自广州市解放以来发表的第一篇公开宣传和阐述党在文艺方面的方针政策的文章，它对于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州市以及整个华南地区文艺的健康发展以及后来的欣欣向荣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个人的贡献和工作能力，在百废待兴的事业开创阶段，通过他担任的职务和负责的工作范围，可以得到印证，从1950年1月开始至1956年6月止，欧阳山出任了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广州市总工会文艺工会主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华南、广东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总支部华南文联分总支书记，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院长，珠江电影制片厂筹备委员会主任，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副厅长，中共广东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广州市对外文协副主任，广东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艺术团团长，广州作协及中国作协广东分会主席和广州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广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广东省历届政协委员及常委，广东省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委员等数十个职务。
《作品》的萌芽，有赖于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成立这块沃土，当选为广东分会主席的欧阳山，首先想到的是，要有一份属于中国作协广东分会自己的文学刊物，于是，在1955年的初夏，《作品》带着南方独有的稻香，走进了读者的心里。
欧阳山是长寿者，在人生的长途和文学的攀登上，他从来没有懈怠过，所以，他一生的创作，体量巨大，浩浩荡荡，汇成了文字的汪洋。
《一代风流》，是欧阳山继《高干大》之后的又一座高峰。这部五卷本共150萬字的长篇巨著，20世纪40年代开始构思，50年代动笔创作，80年代完成，跨越了两个时代，凝聚了欧阳山四十年的心血。1942年冬季的延安，寒风凛冽，那天傍晚，欧阳山和周而复漫步在延河边。这两个胸怀大志的文学青年，谈起了自己的文学追求，在展望未来的时候，两个人都发誓，要为未来的新中国，写一部可以流传的大书。
延河边上的宏伟蓝图，只是两个青年人私下描画的未来，如果不是《一代风流》和《长城万里图》，没有人会知道他们曾经的誓言。这个秘密，欧阳山一直守口如瓶，它的泄露，是六十年后一次偶然和机缘。2003年6月，纪念草明诞辰90周年暨《纪念草明》文集首发式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欧阳山外孙女田海蓝，在会场遇见了刚从医院赶来的周而复，当他知道了田海蓝的身份后，感伤地对她说：“60年前，我和你外公在延安说定了每个人都要为未来的新中国写一部大书，他先写完了，走了，我晚了几年，现在我也写完了，我们现在都可以安心地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了！”
长度，只是欧阳山和周而复心目中大书的一项基本标准，作品表现一段历史一个时代的广度和深度，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和表现的审美价值，它的社会影响和生命力，更是他们的要求和期待。
从传播和影响的角度来说，读者，是检验一部长篇小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众人的口碑，就是一部作品的评价。
1959年8月，《三家巷》开始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连载，小说以喜闻乐见的传奇故事迅速被广大读者关注。四十一年后，《羊城晚报》在回顾当年的盛况时说：“一时间，《羊城晚报》被广大市民所争相购买和传阅。好小说因好报纸而广为传播，好报纸因好小说而一纸风行——这也是中国报业史和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对于诸多文学作品和文学问题的评价和争议还会延续，《三家巷》却始终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一页，它成为新中国文学的可喜收获。而《三家巷》的作者——欧阳山先生也因为这部作品而广为人知。”“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在《三家巷》的盛况里，得到了最形象的诠释。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是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他从一个读者的视角，对《三家巷》作出的感性评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在我还不知小说为何物的时候就依稀听家父讲起小说《三家巷》的故事，记得那时的《羊城晚报》正在连载那部小说，家父看得津津有味，他很激动地说，他回上海探亲的路上，乘火车的旅客一路都在说《三家巷》的故事，尤其是广东来的朋友，熟悉《三家巷》的程度就好像是熟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样。家父是广东人，又是个爱好新文学的知识分子，他自己不懂创作，可是讲起现代小说话剧如数家珍……我的原籍虽是番禺，却生在上海，既不会粤语，也不解粤风，但这部小说的民间场景描写处处让我感到亲切，似曾回到了血缘之地，过去常听家父自得其乐地说，当代的广东文化有三样代表：一位是唱粤剧的红线女，一部是欧阳山的《三家巷》，还有一份老少皆宜的《羊城晚报》。
“文化大革命”期间，欧阳山成了批斗和关押的对象。对于这个被关押的作家，红卫兵们心情复杂，他们一边批斗欧阳山，一边又迫切想知道《三家巷》中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有一次，趁着没有人的时候，一个负责关押欧阳山的红卫兵，轻声问欧阳山：“喂，你的那个《三家巷》中的周炳挺有意思的，他后来怎么样了呀？”
这个红卫兵，只是《三家巷》的一个普通读者，而另外一个层次的读者，在阅读《三家巷》的时候，产生了同样的审美共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童年读书》这篇散文中，真实地记述了《三家巷》对他的影响：
我怀着甜蜜的忧伤读《三家巷》，为书里那些小儿女的纯真爱情而痴迷陶醉，旧广州的水汽市声扑面而来，在耳际鼻畔缭绕。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当我读到区桃在沙面游行被流弹打死时，趴在麦秸草上低声抽泣起来。我心中那个难过，那种悲痛，难以用语言形容，那时我大概九岁吧，六岁上学，念到三年级的时候，看完《三家巷》好长一段时间里，我心里怅然若失，无心听课，眼前老是晃动着美丽少女区桃的影子，手不由己地在语文课本的空白处，写满了“区桃”。班里的干部发现了，当众羞辱我，骂我是大流氓，并且向班主任老师告发，老师批评我思想不健康，说我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流毒。几十年后，我第一次到广州，串遍大街小巷想找区桃，可到头来连个胡杏都没碰到。我问广州的朋友，区桃哪里去了？朋友说：区桃们白天睡觉，夜里才出来活动（《散文海外版》2020年第12期）。
十二
长篇小说《三家巷》，最早以《一代风流》的书名出现在读者面前。这部150万字的巨著，晚年欧阳山用了一年时间，将它作了精心订正。订正之后的《三家巷》，用这个读者最为熟悉的名字，统领了《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等五卷的书名。
歐阳山人生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写于2000年5月的《〈伟人周恩来〉首发式贺信》。这篇收入他的杂文集《广语丝》中的短文，是欧阳山的绝笔。作为欧阳山作品的一个读者，我从这篇文章上溯，看到了欧阳山一生的文学辉煌：十二部长篇小说，五部中篇小说，十一个短篇小说集，一个中短篇小说集，一部诗集，一部散文集，一部诗歌散文集，一部小说集文集，五个剧本，两部翻译长篇小说，还有未结集的几十个短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以及散见于报刊的大批文艺短论、杂文、文艺回忆录等。
一个以笔为枪的战斗者，永远是时代风口浪尖上的强者，鲁迅是这样，继承了他精神传统的欧阳山也是这样。欧阳山晚年，用以《广语丝》为代表的杂文，坚持革命理想，积极投身现实生活，在社会现象面前，旗帜鲜明，所以，“右倾”和“左王”两顶帽子，都曾经成了他顶上的标志。广东省文艺批评家谢望新在《欧阳山及其创作论断》中说：“欧阳山的作品，从来都是有争议的，没有争议的只是作家的艺术才华。”曾任广东省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的黄树森说：“欧阳山同志身负重任，他是文艺界的老战士，参加过‘左联，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扛着大旗，始终坚持着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这就难免会和一些有不同观点的人发生分歧，也会有人反对他的主张，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欧阳山同志的艺术才华和人格魅力则是大家所公认的，也是大家所敬佩的。”
1925年，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战士和苍蝇》中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这句诞生于九十六年前的话，似乎是对他的信徒欧阳山的预言和谶语。
责编：梁红
作品 2021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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