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谷丰

　　一

　　左联作家，乃至中国所有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作家，都不曾有丘东平这样近距离地面对全副武装的日军，在被敌机轰炸坍塌的战壕里，用简易的铁皮喇叭筒向敌军喊话为中国士兵鼓劲的生死体验。面对那些枯黄的故纸，我一个书斋里的写作者，无法想象在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身材瘦小的战士丘东平，如何用一个作家的方式，奋勇杀敌。

　　虽然曾经参加过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但丘东平骨子里只是一个学生和革命的追随者，他成为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战士和在“一·二八”淞沪前线抗击日军的英勇行为，却源自一个大胆的想法和国民党内斗的机缘。

　　1931年，日本侵略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丘东平还在香港为了生计苦苦奋斗。那个时候，他刚刚用一篇名为《肥者善笑》的杂文炒了《中和日报》总编辑黄冷观的鱿鱼而失业，香港报纸上醒目的号外，上街游行的学生队伍，此起彼伏的抗日口号，贴满了抗日标语的街巷，以及抵制日货抵制与日通商的浪潮，让丘东平的心无法平静。

　　香港的报纸，成了丘东平搜寻内地信息的敏感雷达。丘东平埋头在报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竖排繁体汉字中，用目光的篦子一遍遍地梳过那些长长短短的文章，他找到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则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不予抵抗”对策的许多信息。

　　有一次，丘东平从一个内地来港的友人处意外得到了一张传单，上面朱德、毛泽东的手写签名，让丘东平眼前一亮，如获至宝。从这张红军的传单上，丘东平知道了国家民族已处于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关于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团体，应以国家民族为重，立即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奋起抗日的主张，让丘东平激动不已，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早，丘东平找到了在《大光日报》当编辑的朋友陈振枢。这个曾经担任海丰共青团宣传部长，和丘东平一起编辑《海丰青年》的老大哥，和丘东平一样激动，他们决定召开一次座谈会，扩大抗日宣传。

　　座谈会几天之后就在九龙丘东平的住处召开。我沒有在文献中找到与会者的名单，只是在《铁笔军魂——丘东平传》一书中，看到了“会上群情激愤，发言热烈，丘东平在会上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他指出国家民族正处生死存亡之秋，抗日与否，是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人士政治态度的试金石和分水岭，也是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不爱国的分界线，凡我炎黄子孙，热血青年都应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慷慨高歌，共赴国难，挽救危亡，赶走日寇，还我河山……”的描述。

　　这是一个务实的座谈会。在这个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成立抗日同盟，并决定由陈振枢起草抗日同盟宣传单，丘东平则负责油印和组织散发。

　　这些在地下进行的活动，虽然秘密，但是依然没有躲过香港警探的嗅觉。就在传单散发之后的第二天，一群警探突然包围了丘东平的住处，他们翻箱倒柜，却一无所获。

　　丘东平的预见和机智，让他躲过了一难。在他的人生中，危险无处不在。这场有惊无险的风波，仅是茶杯中的一圈涟漪。宣传单的底稿、油印工具和同盟印鉴，丘东平提前做了转移或销毁。

　　香港警探们的突袭搜查，无意中激活了丘东平的抗日灵感，想起计划中的抗日宏图，丘东平激动得一夜未眠。

　　《铁笔军魂——丘东平传》在描写丘东平为自己的抗日奇想激动不已时，认为“丘东平这些想法，就像小孩子幻想到天空摘月亮一样不可思议”。所以，当第二天丘东平迫不及待地找到陈振枢的时候，陈振枢的惊讶和错愕就成了必然的表情。

　　丘东平的设想是，和陈振枢一起，立即离开香港，去江西策动正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让他们掉转枪口，北上抗日。

　　一支军队的前线抗击，远比两个热血青年在香港的宣传有力有效。简单的道理，是谁都明白的逻辑，但是，两个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无名青年，凭什么打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

　　陈振枢的想法非常实在，抗战的道理有千万条，但如何才能面见那些手握军权的长官？如何才能成为纵横捭阖的苏秦？

　　数十年之后，我为了写《喋血淞沪——蒋光鼐传》一书，系统地研究过十九路军的军史，关注过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十九路军的重要领导人，发现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铁血军人，是有情有义的爱国主义者。无论是对部下，还是百姓，他们都是平易近人的英雄。但是，陈振枢的考虑是源自生活的现实，怎样进入荷枪实弹警卫森严的军营？怎样才能见到那些威严的将军？

　　丘东平的想法是出人意料的锦囊妙计。

　　丘东平同父异母的二哥丘国珍，时任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参谋长，而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则是丘国珍的结拜兄弟。在丘东平的设想中，通过二哥丘国珍，结识翁照垣，进而游说他抗日。

　　丘国珍与翁照垣的私人关系，放在十九路军军史上，无足轻重，但是，在丘东平策动十九路军抗日的天平上，却有着山一般的重量。

　　石匠出身的惠来县葵潭人翁照垣，为人豪爽。有侠义之风的人，一般都喜欢舞刀弄棒，翁照垣也不例外，他拜过师父，学了一些拳脚功夫。后人在他身上看到了《水浒传》中鲁提辖的影子，因为路见不平，他痛打了葵潭地面上的恶霸，无法在家乡立足，只好逃出惠来，参加了粤军，很快就提升为连长。

　　由于十九路军的因缘，翁照垣在福建漳州驻军时认识了时任粤军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副官的丘国珍，并且同丘国珍、陈廷芳、陈汝英、李绍全等人义结金兰，成为拜把兄弟。

　　除此之外，翁照垣还对掌握了党、军大权的蒋介石的对日绥靖政策不满。翁照垣在粤军当连长的时候，蒋介石只不过是个少校参谋，资历和职务衔级的巨大反差，也是翁照垣怨气的组成部分。丘东平认为，这些理由，都是促成翁照垣反蒋抗日的因素。

　　在忧虑十九路军最高层态度的时候，丘东平对陈振枢做了如下一段合理性的分析：

　　陈铭枢信奉过佛教，号真如，他是广东合浦人，陈炯明时代，曾任第一师的团长，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十一军军长，后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我二哥从日本留学回来，就曾去找过他。据说他有学问，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颇有微词。他是蔡廷锴的老上级也是蔡廷锴参加国民党的介绍人。蔡廷锴行伍出身，从士兵一步一步升到军长，是纯粹打出来的将军，据说他刚直不阿，很富于正义感和爱国心。这样的军人，要促使他抗日也不是很难的问题。我看我们就去十九路军走一趟吧，相信会不虚此行的。

　　陈振枢终于被说服了，他的疑虑和担心，都在丘东平剥笋式的分析中土崩瓦解。

　　一个遥不可及的设想逐渐变成了心中的计划。《铁笔军魂——丘东平传》用一段文字，为丘东平的奇思妙想做了总结：

　　事实上丘东平这一年才21岁，这个年龄的青年人一般都很浪漫和富于幻想，丘东平当然也具备了青年人的这些性格特点，所不同的是他这些浪漫和幻想，多了一些执着追求的色彩，有时竟奇迹般结出成功的甜果。

　　二

　　所有的文献资料，在丘东平说服陈振枢以纵横家和谋略家苏秦的角色一同前往十九路军的时候，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的存在。

　　在十九路军的历史上，有两次“围剿”红军的行动，但都被红军瓦解并且惨败。在1931年7月的第三次“围剿”中，代理军长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在江西兴国被红一军团首尾相隔，军部被包围。在红军的猛攻下，十九路军节节败退，久經沙场的蔡廷锴一度想自杀殉职，最后纠集了残部，双枪督战，侥幸逃出生天。第二次同红军的正面交锋是“一·二八”淞沪抗日之后，十九路军奉蒋介石命令进入福建，在同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的战斗中又一次大败而归。

　　在同红军两次大规模的败战中，蒋光鼐都不在现场。赣南战斗中，他因为不愿意手足相残而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养病。而福建战场上同红军的较量，蒋光鼐又因为被蒋介石削去兵权改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从而又一次回避。

　　丘东平、陈振枢和丘俊三人到达江西省会南昌的时间是十月中旬。十九路军后方办事处的一位副官，将他们送上了一艘开往吉安运货的木船。船行逆水，慢如一头疲惫的老牛。丘东平一边想着见到二哥之后的说辞，一边欣赏着赣江两岸的风光。

　　日出日落，两岸群山葱茏，田园广袤，丘东平焦躁的心，渐渐被山水田园洗涤干净。丘东平想，如果不打仗，这样的世界就是美好的。

　　《铁笔军魂——丘东平传》的作者出乎意料地将如今的一个热词，赋予了坐在船上欣赏山水风光的丘东平：旅游。

　　旅游，旅游区开发，这样美好的词，永远不属于贫穷落后，更不属于战争和战场。丘东平在战乱年代的造词，石破天惊，穿越了近百年的时光，抵达了中国的现场。

　　一个人的心情，尤其是文化人的心情，最适合用简短和直接的诗词来表现。在缓慢的上水船上，丘东平用李白的《秋下荆门》，表达了一个作家、一个战士在特定时候的心情：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

　　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

　　船上的时光无比漫长，更让丘东平他们感到难熬的是，船上的五天时间，竟然成了人生的一次空转。船到丰城码头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新的消息，十九路军已经离开了吉安和赣州，奉命调往淞沪，现在正在南昌城外集结。掉转船头，成了丘东平三人唯一的选择。

　　幸运的是，丘东平他们赶上了十九路军的开拔。在南昌市郊的一个村庄里，他们见到了翁照垣旅长和丘国珍参谋长。

　　在文献的描述中，翁旅长果然是豪爽之人，看到投奔之人，他连声用“欢迎”这个词作为见面礼，又笑着说：“一五六旅来了大秀才，今后可有文章看啰！”

　　“文章我们是要写的，但更重要的是来看戏，看看翁旅长和十九路军今后演些什么好戏看。”耿直的丘东平用双关之语作了礼貌的回应，并从此开启了他与一个热血军人爱恨交织的合作。

　　丘东平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同十九路军一道，开往上海。除了陈振枢，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小士兵的头脑里，装了策动军队抗日的计划，翁照垣旅长，也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

　　自1930年5月在香港分手之后，丘东平同二哥一年多没见面了。两兄弟之间的谈话，延续了过去那个没有结果的话题。

　　丘东平兄弟众多，他们的人生，却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是他们选择的政治立场，就是血缘之间的分水岭。二哥丘国珍和七弟丘俊，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而五哥丘汝珍和丘东平，却是共产党的坚定追随者。水火不容的政治立场，由于血缘亲情的维系，并没有让兄弟之间生死火并。难能可贵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候，他们超越了观念分歧，成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经典诠释。

　　丘东平没有像在香港时那样，同二哥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策区别和讲述国民党腐败和反动，迟早会被人民推翻的道理，他知道，过去的路子，只会让兄弟之间的交谈进入死胡同，于是他改变了话题，不再谈党派信仰，而是让“抗日”这个词成为兄弟俩共同的目标。

　　当丘东平以书生的意气说到全民抗日，全部武装都要坚定抗日决心的时候，丘国珍站在军人的立场和战略战术的角度分析说：“武装抗日，说说可以，但接触实际问题，就要慎重考虑，人家有的是现代化武器，我们有什么？飞机没有，坦克没有，就连大炮也很少，拿什么去和人家拼？”

　　丘东平显然是有备而来，他将在船上五日打好的腹稿，慢慢托出：“江西的红军，装备比你们差，给养比你们差，后方更比你们差，可是蒋介石集中兵力‘围剿了三次，十九路军也亲自参加了。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国军越剿越输，红军愈斗愈强。所以，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于武器的优劣，而是取决于民心的向背。”

　　我不是丘东平兄弟谈话的在场者，当我从文献中读到丘氏兄弟开诚布公的交谈，尤其是丘东平驳诘式的回应时，不能不佩服丘东平的言说艺术，他一番简单而又有机锋的话，触到了丘国珍甚至是整个十九路军的痛处，直指了对方的要害。

　　这个时候，我仿佛感觉到了丘国珍的停顿，听到了一个军人的一声叹息。丘国珍似乎不太情愿地说：“共产党是得了民心，这个我心里明白，你心里更清楚。可是，”丘国珍顿了一刻，又说：“可是，只有民心，没有天时地利能行吗？你不是在那边干了一段时间，差点连命都丢了嘛！”

　　兄弟之间的相互了解，不是读者的秘密。丘东平前几年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失败之后，东躲西藏，几次遇险，差点丢了性命，最后逃到了香港避难。

　　丘东平从来就不是一个怕死之人，他对二哥的话不以为然，他用死的不同价值和意义为自己作了有力辩护：“丢命不要紧，要紧的是为谁丢命。二哥，假如你为‘围剿红军而丢命，我为工农政权或者为抗日救亡而丢命，你说哪一种丢命有价值？”

　　丘国珍说不过丘东平，就聪明地转移话题说：“你不会说点吉利的话吗？尽说些丧气的话……我看你今年才二十一岁，毕竟是嫩了一点。干脆，二哥给你筹点钱，送你回香港读书好吗？”

　　两兄弟的对话，没想到会被一个人的突然到来打断。丘东平更没有料到，这个人的到来，竟成了他策动十九路军抗日第一步的开始。

　　翁照垣旅长的突然闯入，中断了丘氏兄弟的话题。

　　“你们哥儿俩说什么知心话呀？”翁照垣的问话，符合生活的逻辑，是所有在这个私人场合出现的长官必然提出的顺理成章的套话。

　　丘东平抢在二哥前面，用一句“我们正在谈国家兴亡的故事”回答了翁照垣。而丘国珍则没有想到，翁照垣旅长会对丘东平一句信口而出的话表示出兴趣。

　　丘东平用了一个后蜀孟昶竖旗降宋的故事，引出了花蕊夫人“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述国亡诗》。丘东平知道，这样的诗，最容易拨动热血军人心底那根敏感的琴弦，最容易让须眉汗颜羞愧。翁照垣明白，丘东平是用投降的孟昶，来类比“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主义。

　　丘东平并不满足翁照垣“不抵抗主义离投降主义，相差不远了”的感叹，又进一步表明自己的观点：“我看不抵抗主义实质就是投降主义。当时孟昶降宋，是因为孤城受困，迫不得已。而东北三省还不到那种程度就拱手让人，南京统治者到底想干什么，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么！”

　　上面所引用的人物对话和场景，是《铁笔军魂——丘东平传》中的一个情节。这场对话的意义，在于接下来的成果。一天之后，翁照垣到上海参加了蔡廷锴军长主持召开的十九路军旅以上长官会议。到会军官，一致同意组织志愿队义勇军，赴东北支援马占山抗日。

　　在一五六旅营以上军官中发起志愿签名，由丘东平和陈振枢负责签名志愿书和发动宣传工作的命令，就是翁照垣和丘国珍商议之后作出的决定。

　　丘东平策动十九路军抗日的第一步，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三

　　丘东平短暂人生中的传奇，并不是从策动十九路军抗日开始的。

　　1925年2月，二十九岁的农民革命领袖彭湃率领东征军队伍，浩浩荡荡开进海丰县城的时候，十五岁的丘东平，站在夹道欢迎的人群里，他平生第一次看到欢迎大会盛大的场面，看到彭湃和苏联顾问加仑、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谭平山。

　　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见，一个十五岁的矮小少年，在这场欢迎大会的感染下，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个时候的丘东平，还是陆安师范学校的学生。大革命时期师范学校的学生，除了常规的课程之外，丘东平还接受了许多革命的内容，吴振民、彭桂介绍黄埔军校军事训练情况和东征战斗事例的军事课，彭湃、郑志云、陈魁亚、杨望的中国农运概况、广州农民运动講习所简介、海丰农会斗争、妇女解放运动、青年运动方向等，都让一个少年大开眼界，激动不已。

　　通过在海丰农民自卫军总部当秘书的五哥丘汝珍的介绍，向往革命的丘东平结识了吴振民、彭桂等领导人，尤其是结识了极有文学才华的政治教官聂绀弩，并且成为一生的战友和文友。而且，聂绀弩还成了他人生转折的关键人物。丘东平的自卫军总部文书职位，就是聂绀弩和彭桂共同推荐的。而丘东平也没有辜负聂绀弩和彭桂两个人的信任，上任之后，他就把自卫军的文娱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乳臭未干的小文书，成了战士们心中的小秀才。

　　丘东平的才华，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时任海丰共青团宣传部长的陈振枢，认为丘东平非常适合青年工作，便将他调来编辑《海丰青年》。

　　丘东平来了之后，每周一期的《海丰青年》的刊头、插图、抄写油印和发行，全部交由他承担。而陈振枢事务繁忙，要经常下区乡指导工作，还有办青年训练班，到广州开会，等等，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编辑也成了丘东平工作的一部分。丘东平的工作能力和不辞劳苦的工作态度，得到了有“海丰才子”之誉的陈振枢的高度赞赏。他们两个人维持了终生的战友和生死与共的兄弟情谊，就是从《海丰青年》开始的长征。

　　丘东平人生中的第一次险情，出现在海丰革命武装起义失败之后的撤退中。那天，他同两位干事从一个村庄出来，迎面碰到了一队敌军。在向村后密林中转移的过程中，丘东平同两位干事走散了，在后面的敌人紧紧追赶的紧急情况下，丘东平突然看见了一个骑在牛背上的牧童，他灵机一动，赶紧跑过去，牧童也心领神会，让丘东平骑上牛背，自己则到旁边的坑沟里摸鱼。

　　接下来的惊险情节，《铁笔军魂——丘东平传》中有一段精彩的文学性描述：

　　追上来的敌军发现了他，看他又矮又黑，又是光着膀子一身泥巴，便凶神恶煞地问道：“刚才有几个人跑进林子，你看见没有？”

　　丘东平定了定神，故弄玄虚地伸出右手说：“拿钱来就告诉你们！”

　　“丢那妈，要钱？给颗橄榄子你尝尝吧！”一个敌兵说着推动了扳机。

　　丘东平嚷嚷道：“哎呀我的妈，莫打莫打，打死了我不就没人告诉你共产党在哪里了吗？”

　　“知道就快说，别啰里啰嗦！”

　　丘东平正要回答，忽然另一个敌兵从坑沟里抓起了正在摸鱼的牧童，指着牛问道：“这牛是你的吧？”

　　牧童脱口而出：“是我的。”

　　敌兵们顿时活跃起来，怀疑丘东平是冒充的牧童，农军的小鬼，于是转向丘东平：“哈哈，小鬼，差点让你糊弄过去。我问你，既然牛是他的，你跑来这里干什么？”

　　丘东平看了牧童一眼，镇定地说：“不错，牛是他的，但也是我的，我是他的哥哥，今天他在家里没工做，我带他出来坑沟摸鱼不行吗？”

　　敌兵又问牧童：“他不是你哥哥，他是农军红小鬼，对不对？”

　　“不对，他是我哥。”

　　牧童说着望了望丘东平，丘东平高兴地点了点头，回身对敌兵说：“别在这里开玩笑了，刚才进林子的几个可能已经跑远了。”

　　“他们往哪个方向跑？”

　　丘东平指了指相反的方向，于是敌兵就匆匆往林子东侧走去。

　　一个十七岁青年的镇定、勇敢和机智，让我这个书斋里的读者深深地佩服。“偶然”这个词，已经不能描述丘东平的斗争智慧。形势进一步恶化，革命进入低潮和艰难岁月之后，丘东平和陈振枢决定暂时分开，陈振枢的前路是香港，而丘东平，则回到了家乡梅陇镇马福兰村隐蔽。

　　丘东平化装成农民，他同陈振枢分别之时，两个人都免不了泪眼模糊，“珍重”和“后会有期”成了他们的临别赠言。

　　丘东平使用草洞战术，在家乡隐藏了几个月。国民党保安队的每一次进村搜捕，丘东平都在村尾的稻草堆中躲过。然而也有险情出现。那一次，敌人改变方式，悄悄地从村后的山路进村，丘东平来不及躲避，被困在家里。危急关头，丘东平走进了大嫂的房间，抓起侄儿的狗头帽，戴在头上，然后躺在大嫂床上，盖好被子，哆哆嗦嗦地装成一个打摆子的病孩。由于丘东平个子矮小，大嫂又配合得天衣无缝，竟然骗过了搜查的敌人。

　　这次脱险，丘东平归功于大嫂的配合、侄儿的狗头帽和敌人的愚蠢，大嫂却说是六叔的命大。丘东平话说得幽默轻松，内心却苦如中药，他觉得这样东躲西藏，担惊受怕，还不如像五哥丘汝珍那样跟着农军行动。

　　一个人内心的苦，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滋味，但是，苦却无意中成了文学艺术的肥沃土壤。在那些苦恼烦闷的日子里，丘东平在自己耳闻目睹的体验之外，还听到了海陆丰的许多农会农军和革命群众同反动派斗争，敌人的保安队搜捕、杀害革命者和群众的故事，这些故事转化成素材，在他心里落地、萌芽，最终破土而出，长成大树。几年之后，当《沉郁的梅冷城》《一个小孩的教养》《多嘴的赛娥》《通讯员》等小说发表并引起读者关注的时候，后世的研究者，从这段历史中找到了丘东平文学的成长之路，看到了血与火的生活，在作家的笔下，成了革命的诗篇。

　　就在丘东平到处打听陈振枢在香港下落的时候，马福兰村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也越来越恶劣了。夏收期间，反动民团来到了丘东平的家乡，安营扎寨，抢掠村民的粮食财产，威逼拷打丘东平的父亲丘锦成，要求他限期交出丘东平、丘汝珍。

　　村里的稻草堆和山上的岩洞，再也不能成为丘东平生命的庇护所了，万般无奈之下，丘东平化装成一个回娘家的童养媳，挑着一担牛草，转移到了马宫南湖的亲戚家里，然后在一个夜晚，坐上了开往香港的木船。

　　这是丘东平与故乡的永别，马福兰村，从此再也见不到了丘东平这个杰出的儿子。而香港那边，陈振枢那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能否重新出现？

　　四

　　香港虽然不大，但要在没有任何线索的茫茫人海中找一个人，也无异于大海捞针。

　　生存，是丘东平在香港面临的第一个困难，他寄居的老乡松伯家里一贫如洗，无法供给他的吃喝，无奈之下，丘东平只好每天去大屿山砍柴割草卖钱，维持生计。后来他找了一家木板厂打工，木板厂倒闭之后，又去一艘渔船上做杂工。

　　所有的文献，都没有丘东平是如何打听到陈振枢下落的记载，资料上只有一句“一个多月后，丘东平打听到陈振枢在九龙的地址，便告别了船老大和松伯，从长洲坐船到九龙，找到陈振枢的住处”作为叙述的过渡。

　　早到香港七个月的陈振枢，和丘东平吃过一样多的苦。见到陈振枢之后，丘东平才读到他的《感怀》诗：

　　雨剑风刀交相迫，人间何处有春色？

　　甫来港地人生疏，举目无亲各顾各。

　　番鬼持刀气昂昂，华人负重神愕愕。

　　一江春水几多愁？愁煞天涯流落客。

　　刚到香港的时候，陈振枢跟着一个亲戚学做小生意，晚上抽空写点小文章在《大光日报》发表，后来受聘在《大光日报》当了编辑。虽说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职业，但是除了自己的生活费外，陈振枢其他的收入全部用来资助大革命失败之后逃来香港避难的陈其章、杨铁如、吴焕棠、吴棣伍等同志，因此生活极为清苦和俭朴。

　　丘东平在陈振枢的经历中找到了灵感，他觉得自己也可以步陈振枢的后尘，在文字中找到一条生存之路。不久，丘东平在《救世报》找到了一份校对的工作。在丘东平的计划中，通过校对，再转向编辑，业余时间，则用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后来的文学研究者，都把丘东平发表在1932年10月号《文学月报》上的短篇小说《通讯员》当作处女作，许多人都忽视了丘东平在《救世报》时期的创作，遗忘了丘东平创作的筚路蓝缕。

　　《铁笔军魂——丘东平传》虽有记载，但也仅仅是为丘东平的小说处女作提供了一点考证的线索，作品的名字和发表的刊物都语焉不详：“他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构思创作，定稿后发表在九龙的一家杂志上，署名东平，从此他便以东平为笔名、字号，一直到他牺牲。”

　　研究者们的疏忽，可能与丘东平在香港时间短暂有关，也可能与处女作的分量影响有关，被忽视的作品，往往不是代表作和成名作。比较详细的《丘东平生平年表》，对于丘东平这一年的行踪，只有寥寥几行：“在香港、九龙。当过小贩、海上捕鱼捉虾的渔夫、天主教的校对。在此期间，阅读了大量的高尔基作品。‘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寫给东平以极大的影响。此时他开始向当地小报投稿。”

　　从《救世报》转到《中和日报》之后，丘东平依然是校对员，但他的写作更加勤奋努力了，而且，“这时期的作品比以前锐利，笔风也比以前辛辣。他愤世嫉俗，常常发表短文评击时弊，揭露社会丑态，同时对基层工农群众则多披陈他们的不幸，为他们鸣不平”。

　　从握笔写作开始，丘东平就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出现，战士的文章，必定会有锋芒。香港时期的丘东平，之所以选择锋芒毕露的杂文，和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有着密切的关系。

　　丘东平离开《中和日报》后，并没有什么地方收留他。幸好，他想到了策动十九路军抗日的宏伟计划，找到了陈振枢这样志同道合的朋友。

　　五

　　“一·二八”淞沪抗战第一枪在寒冷的暗夜里打响的时候，丘东平正在第一线。这不是他的有意选择，而是一种巧合，一种命运安排。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给日军以迎头痛击。而在时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官的陈铭枢的回忆录中，则有更具体详细的记录：“1932年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日军在闸北通天阉路，向我军翁照垣部不宣而战地发起袭击，十九路军迎头痛击，在激烈的巷战中揭开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战幕。当时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立即电告军政部长何应钦，哪知得到的回电却是责难我军‘违抗命令。”

　　1月28日晚上的枪声，完全在丘东平的预料之外。那天下午，丘东平和陈振枢在旅部同翁照垣旅长进行了一番关于十九路军淞沪抗日的话题，然后翁旅长去了军部，丘东平和陈振枢则来到了六团的防区闸北前线。他们带来了两捆写好的抗日标语口号。张君嵩团长的战备介绍，让丘东平、陈振枢很高兴，丘东平建议，以连为单位，每个连挑选两三个有文化的士兵做宣传员，负责张贴宣传标语，朗读报纸，打仗的时候还可领呼杀敌口号。

　　三营防区，是丘东平和陈振枢最后来到的地方。由于三营营长吴履逊是揭阳人，相同的方言和地域文化，让他们感到特别的亲切。尤其投缘的是，吴履逊营长性格爽快，喜欢文学，三人之间的交谈，没有拘谨，也没有话题的约束，他们自然而然地谈起了南宋灭亡和主和派以及主战派的争论与斗争。

　　丘东平一生短暂，却充满了戏剧性。在无人预见到战争即将打响的前一刻，在十九路军的强烈主战和国民政府软弱主和的特殊时刻，丘东平和吴履逊谈起了岳飞，并且由岳飞的命运联想到了当下现实和军事态势。

　　《铁笔军魂——丘东平传》有这样一段原文：

　　丘东平意在言外，尚未切题，便乘兴继续说：“宋高宗赵构怕徽钦二帝回来要回帝位，比怕金人侵凌大宋的江山还厉害。可是这个历史悲剧无独有偶，700多年后的今天，又有人害怕政治上的对手，比害怕日本鬼子蹂躏祖国领土还厉害。他所谓的争取外交途径解决和不抵抗主义，我看同秦桧的割地奉金差不了多少。”

　　丘东平话中的所指非常明显，直指国家和军队最高领袖，吴履逊虽然内心赞同这番言论，但他毕竟是现役军人，自知分寸，所以对南京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的批评隐忍而含蓄。他用符合军人身份的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作为军人，我坚信守土有责，卫国光荣。如果日本鬼子敢在我管辖的防区内动我一寸土地，我将坚决还击，直至把他们消灭！”

　　话音刚落，吴履逊命令勤务兵上酒，他和丘东平、陈振枢连干了三杯。

　　日本侵略军进攻的枪声打响前的一刻，毫无睡意的丘东平正在伏案疾书，一首抗日宣传短诗，从他的笔下流出来：

　　天阴阴，夜沉沉，

　　黄浦江上浪不平。

　　白旗中间贴膏药，

　　小日本舰队任横行。

　　小日本国小野心大，

　　张口想把中国吞。

　　昨天霸占了东三省，

　　今天又到上海闹纠纷。

　　上海人民不可侮，

　　十九路军是铁军。

　　谁想较量就来吧！

　　定叫他有来无回粉身又碎骨。

　　营部刺耳的电话铃就是在丘东平的诗收笔之时骤然响起的。丘东平从吴履逊营长接电话时脸上的变化看到了“一·二八”事变的到来。丘东平和陈振枢离开营部走向防区工事的时候，历史已经注定了丘东平是第一个直面“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作家。而一个名叫杨永的作家，则记录下了丘东平走进战壕的一幕：

　　29日凌晨，龟田大佐出动飞机五架，对我军阵地及闸北民房进行狂轰滥炸。顿时民房着火、阵地着火，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有的工事被炸毁、炸塌，有的战士被炸死、炸伤……我十九路军战士从来没有与飞机作战，抗击空袭的经验。因此，开始时不少人感到害怕，不晓得如何应对才好，一时阵地上出现了恐慌和纷乱。

　　丘东平此时正在三营阵地，看到士兵们慌乱的情况，立即从倒塌的工事里爬出来，抖掉身上的尘土，拿起广播筒进行阵地宣传。他除了号召大家仇视敌寇，勇敢杀敌，为死难同胞及壮烈牺牲的战友报仇之外，还简约地分析敌机轰炸并不可怕。他说敌机投弹是在几百米的空中，飞行速度又很快，对着不到一米宽的战壕工事是无法瞄准的，个别掉下战壕的也是侥幸碰上的。所以我们大家不用怕，只要把塌毁的工事抢修好，照样可以把敌人消灭。

　　六

　　如果从1872年创办《申报》算起，中国报纸仅仅走过了一百多年历史。在中国短暂的报业史上，《血潮》，也许是中国第一张战地报纸，而作为真实记录战争的人，丘东平和陈振枢，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

　　丘东平和陈振枢回到六团团部的时候，遇到了前来一线指挥的翁照垣旅长。翁旅长对他们亲临战壕的宣传表示嘉奖的同时也表示了对安全的担忧。翁旅长认为宣传的作用很大，可惜宣传人员太少，一时也找不到更多的宣传人员，让两位没日没夜地在前线跑，既不安全，也不实际。

　　办一张报纸的想法突然成了丘东平脑子里的灵光一现，他向翁照垣建议，办一张战地报纸，可以解决人员不够的困难，而且不用增加編制和经费，他和陈振枢两个人就可以搞掂。

　　陈振枢立即用一句“报纸比宣传队的宣传范围更广，宣传队只有几十张嘴巴宣传，而报纸则有千万张嘴巴宣传”的话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而翁照垣旅长，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他让丘东平、陈振枢立即回旅部找参谋长，所需经费请刘副官解决。

　　丘东平和陈振枢这一对办过《海丰青年》的黄金搭档，密切合作，仅用一天时间就确定了报纸的名称、读者对象、内容和栏目安排、出报时间、采编以及印刷发行等事宜。

　　《血潮》，这张诞生在战火中的报纸，带着刺鼻的硝烟味，在丘东平和陈振枢的手里顺利出笼。它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军部、师部、旅部、团部、营部、连部和每一个战士手中。

　　用“争相传阅”“先睹为快”等成语形容前方官兵阅读《血潮》的情景，是1932年淞沪抗日战火中的文化奇观。我们当下这个电子浏览的声色时代，已经很少有人能够体会那些用油墨印在粗劣纸张上的文章的吸引力，只有在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战斗空隙里喘息的官兵，才会觉得每一条消息每一个汉字的珍贵。在文献的描述中，“识字的抓紧战斗的间隙细心地阅读，不识字的争着请识字的弟兄读给他听，读完的互相谈报刊记载的新闻内容以及短评、诗歌、散文等带给他们的感想、启发、心得和教益。一时间，部队掀起了读报的热潮，刮起了一股《血潮》的小旋风”。《铁笔军魂——丘东平传》的作者，用了“上瘾”这个词描述前线战士和《血潮》的关联，因为《血潮》里有战士们的生死情感和血肉联系，所以，纸页上的每一个汉字，都成了他们战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读《血潮》读出了瘾，经常背诵《血潮》里的诗文，如果一天看不到《血潮》，心里就急得不得了;有人看《血潮》看入了心，看动了情，经常被报道的事迹所鼓舞或为日寇侵华的罪行所激怒。他们带着《血潮》冲向敌人，向敌人讨回血债，为死难的同胞和战友报仇！”

　　一张两个人办的报纸，却有着丰富的内容，时事短评、新闻报道（包括战事新闻、敌国新闻、国际新闻、民众新闻）、文艺通讯（诗歌、散文、通讯）等，《血潮》之所以让十九路军官兵追捧，能够打动人心，是它顺应了历史潮流和战争的需要。第五团上等兵梁学文的信，就是最好的说明。《血潮》以《一个上等兵的来信》为标题发表的同时，丘东平写了一个简短的编者按：这封信是前三天接到的，我读后很感动。一个兵士，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决心，算是我中华民族一件光荣之事，现在把它发表在这里，给前线的将士一阅。

　　历史已经无从知道这个名叫梁学文的上等兵在战争中的生死存亡，但是作为一个远离战争现场的人，我仍然被这封信所打动。一个曾经在内战中手足相残过的国军士兵，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的思想转变，是我愿意将这封八十九年前的信转录于纸上的唯一理由。

　　血潮主笔先生鉴：我是一个无知识的青年，是一个只会操戈杀敌的兵士。我在前线每每接到可爱的血潮日报，读了一读，觉得血在身上涌，心在胸中跳。我们做士兵的人，向来太糊涂，太对国家民族不住，太对百姓们不住了！就我个人说，当了7年兵，参加了5次内战，杀了三十几个我亲爱的兄弟，这罪过虽不能说我应全负，但是深夜人静，扪心不安呢！先生，你把这些错处指给我们知道，并且指出这一次抗日的猛战，才是我们兵士正当的任务，我深深地感谢你。是的，保卫国家，守护百姓，是士兵唯一的责任。况且日本的残暴凶蛮，还是世界人类的公敌。我们杀日本军阀，还是做人的责任。我5次内战不死，倒造了满身罪过，这一次为了赎我前愆，我该拼命死在这儿，我能在这一次死了，做鬼也得心安意愿哩！先生，还有点我觉悟起来的就是我看了血潮，我感觉到兵士的人格是很高的。从前我只觉得当一兵士，是最下流无耻，最受人看不起。其实那时只做了个人的工具，的确可耻。现在和日本一战，我知道我们责任之重大，对于做个兵士也感到十分光荣……先生，我写信很困难，还有许多话想说，可是说不出来了。机关枪又在前头响了，不久我们又要冲锋了。如果我不会死，我愿意天天看看血潮日报，也愿意写些信给你。有不好的句子和错字请你改一改吧。

　　祝你努力！第五团上等兵梁学文上

　　梁学文的信写在前线的战壕里，写在一个士兵的膝盖上，它的句号画在冲锋前的一刻。类似这样带着硝烟气味的来信和消息通信，《血潮》上还有很多。

　　战场上诞生的报纸，必然随着战争沉浮，《血潮》的热血阳刚，终止在战争结束之时。这是《血潮》的寿终正寝，而不是短命夭折，只是，没有人预见到，它会用一种最完美的形式，作为一张报纸的闭幕式和终刊词。

　　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与日军血战之后的翁照垣旅长，不愿意卷入内战，辞去了职务，去南洋为抗日募捐。

　　丘东平和陈振枢持翁照垣相同的想法，他们选择了香港。不仅如此，他们还领受了翁照垣交给的一个任务。

　　翁照垣下南洋募捐，香港是他的必经之地。他到香港的当天，遇到了一个意外的喜讯。丘东平和陈振枢，将刚刚印好的《血潮汇刊》送到了他的手上。

　　翁照垣的意外和喜悦，溢于言表：“這个彩头很好，《血潮汇刊》和我同日在香港露面，说明我有先睹为快的福气，也有捷足先登的好兆头，这次南洋之行，运气一定不错。”

　　丘东平用一个幽默和比喻，让翁照垣将《血潮汇刊》作为礼物，带去了南洋。《血潮汇刊》在南洋受欢迎的程度，超出了后人对任何一部著作命运的的想象。八十多年过去，内地的图书馆里，难以见到《血潮汇刊》的踪影，而在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洋群岛各地，仍然可以看到《血潮汇刊》的真身。

　　丘东平说，想请将军当个大媒人，将“女儿”嫁到国外去，丘东平说的这个女儿，就是翁照垣手中的《血潮汇刊》。

　　《血潮汇刊》，是从《血潮》沃土上长出的果实，它是一本成熟了的读物。这本191页的书，包括插图、题词、序言、例言、时事短评、新闻、文艺作品和附录等丰富的内容。

　　在《血潮汇刊》这本已经成为珍贵文物的书上，我看到了它与当下所有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的不同，它的版权页上，有如下历史的记录：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编辑者：陈灵谷、丘东平;校阅者：丘国珍;出版者：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百五十六旅司令部;印刷发行者：南星报社;总代理：广州商务印书馆;每本定价大洋一个。

　　这个时期的丘东平，还没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坛上正式亮相，但是，编辑撰稿《海丰青年》和《血潮》的历练，已经为一个杰出作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

　　对于丘东平来说，香港，并不是一个革命的理想之地。

　　编辑完《血潮汇刊》之后，丘东平又同陈振枢、杨铁如三人合作办起了《新亚细亚》月刊，三期之后就在港英殖民当局的打压下被迫停刊了。

　　上海，这座日后成为中国左翼文学大本营的城市，此时突然进入了丘东平的脑海，那场熟悉的战争，还有那些熟悉的面孔，同时在丘东平的眼前活了起来。陈振枢也一拍即合，当即决定和丘东平同往上海。

　　那个时候的丘东平，脑子里装满了刊物。《海丰青年》《血潮》和《新亚细亚》，已经成了过去，他要创办的刊物，也许就在上海。丘东平没有想到，上海，不再是革命刊物的福地，而文学，将调动他埋藏了多年的生活积累，让一颗文学新星，在文坛冉冉升起。

　　丘东平的小说创作，是在他办刊无望的情况下开始的。所有的研究者和文学史，都认为短篇小说《通讯员》是他的处女作，这篇以大革命时期的海陆丰为背景，以通讯员林吉为主人公的小说，融入了丘东平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经历。在评论家眼里，《通讯员》这篇小说是战争与死亡的宏大叙事，通讯员林吉的自杀行为，“造就了一次新的战争——死亡，这次新的死亡无法被纳入战争合法性论述之中，因为它正是以战争的不合法性为前提的，它不是对战争中某一方的否定，而是对战争本身的否定。……这种自杀行为恰恰不是退让与逃避，而是一种真正的激进性的批判实践，将自己转化为一种‘不在场的‘在场者，深深嵌入战争——死亡事件之中，不断给文明修辞术以‘过激的震荡”（康凌：《〈通讯员〉：战争、责任与自杀》，见《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通讯员》在《文学月报》发表的时候，主编周扬大加赞扬，他以“编辑后记”的形式，作了高度评价：“……《通讯员》便是一篇非常动人的故事，这阴郁、沉毅而富于热情的农民主人公，使人联想到苏联小说中所反映的卷入在‘十月的暴风雨里俄国农民的性格。”后来鲁迅和茅盾编辑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时候，也收入了《通讯员》，并有如下介绍：

　　东平，是笔名。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曾在苏维埃区域内做过工作。这篇小说是他的第一篇，也许他只写过这一篇。在所有现代中国描写“苏区”生活的小说中，这篇是直接得来的题材，而且写得很好。

　　用“好评如潮”来形容《通讯员》的发表，并不是我在书斋中的想象，一个二十二岁的文学青年的小说处女作发表之后的反响，不是文坛的恶意炒作和个人策划的宣传，而是读者、编者和文学界发自内心的评价。除了周扬称赞“它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之外，上海的一些作家和评论家也先后发表文章，“称作者通过林吉这位善良而责任心很强的通讯员，挖掘了人与人之间互助互救的良知”，有些文章说“《通讯员》的发表，给上海文艺界注入一股清新而热烈的空气，一扫以往沉闷怨怼的气氛”。

　　通讯员林吉的自杀，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的命运，是故事发展的必然逻辑，我想，丘东平对人物命运的安排，一定是小说艺术的规律，而不是作者的刻意。丘东平牺牲四十多年之后，有人虚构了丘东平在战场上自杀的情节，将一个死于敌人枪弹之下的英雄，道听途说成“孤身一人，情绪激动，感到对不起组织和同志”的内心愧疚而举枪自杀的离奇演绎。这场突然而起的风波，源于庞瑞垠发表在《当代》1984年第3期上的小说《东平之死》。自杀论的作家评论家们，在《通讯员》这篇小说中找到了丘东平自杀的根据，他们认为：“《通讯员》中的林吉，实际上正是东平醉心于人格完美主义思想的投影。”

　　所有的正面评价，都成了丘东平鼓舞和信心的助推剂。丘东平一鼓作气，又创作了《兔子的故事》《赌徒》等短篇小说。

　　丘东平的一生，都是在革命和战争的间隙写作，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职业作家。在革命与文学的天平上，他的砝码总是向革命这头倾斜。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因为生活所迫重新回到香港，他一面在稿纸上塑造着人物，一面关注着红军反“围剿”和抗日救亡运动。当十九路军进驻福建决定与红军停战合作反蒋抗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毅然放下那支火热的笔，投身到福建事变中去了。

　　丘东平被福建的革命形势激动得热血沸腾的时候，翁照垣已经上任福建兴泉警备司令，而他的二哥丘国珍，则被任命为福州市公安局局长。1933年，陈铭枢、李济深等中国国民党党内反蒋左派及十九路军在福建建立“共和国”，又称“十九路军政权”，首都福州，疆域包括了福建的大部分，其政府自称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中华共和国时期也被称为“福建人民政府”，政府主席为李济深。该共和国在其存在期间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政治上势单力孤，后因被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击败而结束。

　　中华共和國由1933年11月22日正式成立至1934年1月13日主要官员逃离福州，只维持了53天。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大会的那天，丘东平站在人群里，看见二哥丘国珍主持大会，目睹了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徐谦、李章达等政府委员的风采，听到了翁照垣的大会发言，他的心里，激起了阵阵波澜。

　　丘国珍和丘东平的相见，是散会后的巧合。丘国珍先看见弟弟，意外和惊喜，让他停住了脚步。

　　兄弟俩的见面，充满了戏剧性。

　　“老六（丘东平排行第六），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没通知我？”

　　“二哥，你这段时间太忙，我不想打扰你。”

　　“太忙，也忙不掉手足情嘛！走，到二哥家里去，今天是福建民众大喜的日子，也是我们兄弟间聚会的日子，到时将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丘国珍今天特别高兴，因为这次大会的组织工作由他负责，大会的顺利召开，有他一份功劳。现在大会已成功地结束了，又碰见这个分别了一年有余的弟弟，简直是喜上加喜。丘东平随丘国珍走过一条马路，转了几个弯就来到了十九路军总部办事处，在总部办事处后排的几间平房里，就是丘国珍在福州的临时住所，也即是临时的家。

　　以上是一段引述。这段简短的对话，悄悄埋下了一个伏笔。丘东平在二哥家的客厅里刚刚坐定，就见一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人出来。丘东平愣了片刻，突然叫了起来：“五哥，你怎么也在这里？”

　　丘东平同五哥丘汝珍，由于政治观点相同的缘故，内心有着超越血缘的情感。两兄弟都是在海丰农运和苏维埃时期加入共产党，只是海丰苏维埃政权失败之后各奔东西，从此失去了联系，直到去年才在淞沪战场上见过一面。

　　丘国珍、丘汝珍、丘东平、丘俊四兄弟，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但是他们之间的手足之情，却从来没有被政党的利刃割裂。三兄弟在“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当天的相逢，不是文学的安排。

　　珍贵的文献，留下了丘氏四兄弟的合影照片。我在《丘东平研究资料》中看到的照片，是丘国珍、丘汝珍、丘东平和丘俊四人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合影，那张黑白照片的背景模糊，人物面目也不清晰，這是那个时代器材和技术的原因，但是，所有的模糊都掩盖不住四个军人的英姿勃发。军装，就是那个时代的一张脸，就是四兄弟的身份证明。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三兄弟到餐厅吃饭的时候，有个人正背着他们往酒杯中斟酒，当那人转过身之后，却是他们的七弟丘俊。

　　所有的惊喜与意外，都是丘国珍导演出来的喜剧，而丘东平，却是那个唯一的观众。喜剧没有伤悲的结局，在喜剧的剧情中，丘国珍、丘俊和丘东平、丘汝珍兄弟，超越了政治斗争的你死我活，他们在一张饭桌上的举杯，虽然也有国共两党的观点，但绝无敌我双方的剑拔弩张。抗日救国，成了四个兄弟的共同语言。

　　革命年代，变幻不定，丘氏四兄弟的晚餐，是他们最后的团聚。第二天一早，丘国珍与丘俊，去了团务处开会，丘汝珍因为公务，赶回了闽西，而丘东平则去了“兴泉省”（今福建泉州、莆田和厦门地区），开始了新的工作。天各一方，从此开始。

　　在翁照垣的推荐下，丘东平成了“兴泉”省长陈公培任命的群众运动委员会主任，陈振枢则担任了文化科长。

　　八

　　丘东平是在同翁照垣反目之后离开福建的。

　　关于这次反目，资料有多种描述。丘东平在开展群众运动时遇到了许多困难，便向翁照垣求助，翁照垣正在忙于收编“民军”，对丘东平的工作不以为然，反而批评了丘东平。另外一种说法更有故事性：翁照垣准备召开军中进步知识分子开会，趁开会之机将他们逮捕，丘东平得知后，解散了参会人员，并指着翁照垣的鼻子大骂反动。而陈振枢的回忆，因为自己在场见证，则更有可信性。丘东平因为不满翁照垣的工作方法而拒不执行翁照垣召开群众大会的命令，当翁照垣和参谋长、副官长骑着马来到运动场时，才发现会场空无一人。翁照垣大怒，命令卫队抓捕丘东平，幸好在参谋长、主任秘书和副官长的解释劝说下才没有执行。

　　经过香港短暂的过渡之后，丘东平最终回到了上海。1934年5月，也是丘东平第三次与上海交集。这一次重回上海，是丘东平正式以作家身份参与左联活动的开始，而结识周扬、夏衍、茅盾、田汉、周而复、胡风、彭柏山、吴奚如、圣门、天虚、欧阳山、草明、于逢、陈辛人、黄源、陈望道等中共地下党员、进步民主人士，从而同左联发生组织上的联系，则是丘东平成为左联作家的契机。

　　继《通讯员》之后，丘东平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陆续写完了五篇短篇小说，除了《一个小孩的教养》《红花地》和《多嘴的赛娥》外，另外两篇因为自己不满意而撕毁了。

　　文学创作，是一项充满了智性的复杂脑力劳动，没有一个作家从出道开始便字字珠玑，篇篇精彩，即使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也无法让自己的所有小说，都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丘东平亲手撕毁自己的小说，显然是不满意自己的状态。他试图用阅读的方式提高自己，走出小说的瓶颈。古今中外的书籍，尤其是高尔基、托尔斯泰、鲍特莱尔、巴比塞、尼采、马克思以及中国的瞿秋白、鲁迅等名家的著作，都成了一个饥饿者的面包。

　　丘东平去日本留学的决定，源自这个时期的饥饿阅读，具体来说，源自鲁迅的杂文《拿来主义》。

　　在我的想象中，丘东平在读到“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句话时，丘东平突然站了起来，大声叫了一声好。

　　此刻丘东平的眼前，浮现起受益于拿来主义开创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的彭湃、李春涛、杨嗣震、彭泽、陈其尤、林铁史和陈修等留学生的面容。淞沪战场上击败日军的十九路军将领中，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丘国珍、吴履逊等人，都是从日本军校中学习过的拿来主义者，至于文艺界的拿来主义者，鲁迅、郭沫若、田汉、瞿秋白、郁达夫等人，更是拿来主义的榜样。

　　令丘东平没有想到的是，他赴日本留学的第一个阻挠者，竟然是刚刚从日本回国的胡风。

　　杨淑贤编的《丘东平生平年表》中，惜墨如金地记录了这段经历：是年冬天，胡风从日本回到上海，丁玲告诉他，有个参加过海陆丰斗争的青年想到日本读书去，留他在上海留不住，要胡风找他谈谈，这个青年就是东平。其实，戏剧性，才是胡风与丘东平第一次见面时的话题和值得记录的内容。

　　胡风在上海施高塔路附近三楼的一间房子里，找到了丘东平。许多人在回忆这个场景的时候，都用了“桀骜不驯”这个成语描述丘东平。而在胡风的印象中，丘东平“背靠着窗台，两手插在料子很好的大衣口袋里，个子瘦小，头发直矗着，两眼炯炯有光”。

　　胡风预感到，眼前的这个小个子广东人，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虽说不是敌人，但对方明显呈现了一种拒绝友好的挑衅姿态。

　　接下来的交锋，胡风在《忆东平》这篇文章中做了真实的描述：

　　我劝他不要去日本，去了一两年不会有所得，离开国内的实际生活是不好的。

　　但他反问我：“那么，你自己呢？”

　　“因为去了，知道情形，所以不赞成你去呀！”

　　“你还回不回去？”

　　我有些窘了，但说明有些事未了，还得回去。

　　没有等我说完，他就笑了起来。只听见咯咯咯的一种干枯的笑声，除了眼睛鼻子有点缩拢的动作以外，感不到一点像笑的表情。我觉得那笑声好像说：“算了罢，何必来骗人呢！”

　　我受到了威胁。

　　这不是一次友好的见面，但绝对是一次给胡风留下了刻骨铭心印象的交谈。年轻的丘东平当然不会听命于胡风的劝阻，他义无返顾地东渡扶桑，进入了东京明治大学学习。

　　丘东平很快就同东京的中国左联分支机构取得了联系。丘东平参加过海陆丰大革命和“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经历，让东京左联的同志具有了一种天然的信任和敬佩，大家一致推举他做左联的组织工作，不久之后，又让他负责《东流》和《杂文》两本杂志的出版工作。

　　丘东平同郭沫若的交往，始于这个时期。他们两个人的交往，值得用“缘分”这个词来形容。年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不对等的两个人之间的投缘，并不是一个人的一厢情愿可以实现。

　　丘东平第一次拜访郭沫若的时候，是在东京左联的陈子谷陪同下前往的。而在郭沫若的文章中，他们的首次见面，是在东京麻布区的W的寓所楼上。

　　W这个符号，隐去了一个人的姓名和年龄。在向郭沫若介绍丘东平的時候，这个人说了一句近乎石破天惊的话：“这是中国新进作家丘东平，在茅盾、鲁迅之上。”

　　郭沫若显然没有轻易相信W的褒扬之语，他也不会轻率地认为，眼前这个陌生青年的文学成就，能够超越茅盾和鲁迅。所以，郭沫若认为，W的率直爽快符合军人的作风，他的赞美和他的身体一样魁梧，连夸张也与众不同。

　　为了打消郭沫若的疑虑，W拿出了一本刊登了丘东平作品的《文学季刊》说，你看，这是他的近作，很不错。

　　由于是第一次见面，郭沫若保持了必要的客气和礼貌，他答应有空一定看看。第一次见面给丘东平留下的印象是，穿着一身日本和服的郭沫若很随和，礼貌热情不失长者风范。

　　W对丘东平的夸张褒扬，似乎未在郭沫若那里收到效果，之后不久，丘东平专门寄来了一篇小说，那是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小说《沉郁的梅冷城》，丘东平请求郭沫若详细地批评。

　　郭沫若在这篇小说中看到了丘东平的进步：“暗暗地感到一股惊异，他的技巧几乎到了纯熟的地步，幻想和真实的交织，虽然煞费了苦心，但不怎样显露苦心的痕迹。他于化整为零，于暗示，于节省，种种手法之尽量的采用，大有日本的新感觉派的倾向，而于意识明确之点则超过之。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以一个作者和读者的心理，我能揣测到丘东平渴望来自文学名家肯定和表扬的迫切心情。然而不幸的是，那个时候的郭沫若很忙，有时还要为面包发愁，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用一张明信片，传达了关于《沉郁的梅冷城》“别致”的信息。

　　“别致”这两个汉字，并不是丘东平盼望的结果。因为丘东平急于将这篇小说连同他的另外两篇小说寄回上海出版，久久不见回音，便带着怨气寄了一张明信片给郭沫若。看到明信片上“焚香三拜请，请你老先生把我的小说寄还吧”这句话时，郭沫若才知道丘东平生气了。

　　《东平的眉目》这篇评价文章，就是郭沫若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这篇发表在《东方文艺》1936年3月25日第1卷第1期的情真意切的评论，见出了郭沫若作为一个文学大家的审美眼光和容人气度。郭沫若并没有因为丘东平的急躁和不敬而愠怒，更没有因为自己的忙碌而拒绝，他用一个长者的热情姿态，客观地分析了和肯定了丘东平小说的长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然而距离，不用说还相当的远。那些骤视俨然是互相矛盾的一批要素，要辩证地、有机地综合起来，非有多方面的努力是难以成功的。”

　　那个时代的文人和文学批评，体现了一个“诚”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左右作品评价的因素。《沉郁的梅冷城》和《东平的眉目》发表之后，丘东平的知名度和声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一个并不属于文学的乱世，无意中制造了流传后世的佳话。

　　九

　　丘东平不是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在场者，他的名字和左联旗手鲁迅的名字出现在一起的时候，左联已经进入了尾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三个月之后，丘东平和鲁迅、巴金、曹禺、吴组湘、蒋牧良、张天翼、曹靖华、田间、荒煤、张香山、萧军、周而复、欧阳山、周文、黎烈文等二十三人共同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丘东平是鲁迅葬礼的在场者。《丘东平生平年表》用“22日，上海各界人士举行鲁迅先生葬礼。上午，聂绀弩回到上海，在到殡仪馆的路上碰见东平，他告诉聂绀弩说要去买一块白布。他亲自在白布上写上‘导师丧失四个字。下午参加送殡队伍”的简单陈述，隐去了丘东平和鲁迅交往的许多情节。

　　我在1942年第3卷第2期的《野草》上，找到了这段记叙的来源，聂绀弩在《东平琐记》中写道：鲁迅发表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之后，他认为鲁迅的意见是不对的，起草了一篇质问书，拿到朋友间要求签名。但那质问书终于并未送出。

　　丘东平回应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批评，是一篇标题为《对鲁迅先生〈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的文章，文章指责鲁迅的文章“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具有“戴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误”，“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的和平主义的说法”。这篇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的攻击文章，被胡风批评为“这次东平参加了的抗议只是不顾战略要求的、有害的意气的举动”。然而，鲁迅并没有将丘东平列入他“一个都不宽恕”的名单，可能与丘东平堂堂正正地署上真名，而其他三人，却用掩人耳目的化名，伪装起了自己的真实面目有关。

　　那个时代的文坛佳话，并未在郭沫若对丘东平的扶持处终止。除了在小说集《草鞋脚》中收入丘东平的小说之外，鲁迅还在1936年5月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推荐十一位左翼作家时，将丘东平的名字列在茅盾、沙汀之后的第三位，而自己的名字，则置于末尾。

　　鲁迅和丘东平，都是个性鲜明的作家，都是拒绝世故的铮铮铁骨者。那个写在白布上，被聂绀弩称为“拙劣”的四个大字“导师丧失”，是丘东平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悼念。

　　与丘东平“亲如兄弟，形影不离”的陈振枢，是最了解丘东平的知音。他认为丘东平是个性很强的人，从来不惧权威，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也曾经滋长过傲慢的情绪，但是，他从来没有戴过假面具，说过违心的假话。

　　在文献的记载和后人的回忆中，丘东平“性格鲁莽，坦率而没有心机”的行为，让后来的文坛和当今的作家，常常会感到不可思议。

　　这是一个与我印象中概念性的革命者截然不同的作家，当《中流》杂志退了他的稿子之后，他给编辑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开头一句即是骂人的脏话：“我X你十八代祖宗！”当《太白》主编陈望道轻视丘东平，拒绝发表丘东平作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批评《太白》的文章化名在《自由谈》上发表，当陈望道认为写得很好并问丘东平是否知道作者时，丘东平讥讽说，那是我写的，我写的东西，你也会说很好吗？当陈望道将他刚刚出版的《修辞学发凡》送给他的时候，他竟然不屑一顾，将书扔到一边，扬长而去。那个时候，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是最早的共产党人，而丘东平，则只是《太白》杂志的校对员。

　　丘东平不是一个道德的完人，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当他知道自己的欠缺时，他会说：“我很惭愧，不能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在存世的二十多封写给胡风的信中，可以看到丘东平坦诚地反省：“在济南逛了一块钱的窑子，（淋）病又来了，很糟，好在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医手。”在给聂绀弩的信中，他又坦诚表达了自己与寡嫂的爱情。

　　在历史的镜子中，丘东平是一个面目清晰的人，即使脸色黧黑，头发竖立，其貌不扬，他也决不同人雷同。所以，郭沫若的文章，也以他的眉毛和眼睛作标题：身子过分地对于空间表示了占领欲的淡薄，脸色在南国人的所固有的冲淡了的可可茶之外，漾着些丹柠酸忧郁味。假使没有那副颤动着的浓眉，没有那对孩子般的恺悌在青年的情热中燃烧着的眼睛，我会疑他是三十以上的人。

　　七十五年前，胡风在《忆东平》这篇文章中，用了反比的手法衬托丘东平的正派和耿直：

　　对文坛善于观察形势，随声附和，善于做遵守秩序的客厅的交际，对自己的朋友善于看风使舵，口头上表示积极，善于做取得信任的私密的交际，这样相互为用，才是无往不通的路，有的是从那时一直得意到现在的例子，但东平却正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胡风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的眼光竟然能够看到七十五年后的现实，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出了一身冷汗。可是这个时代却没有了丘东平。

　　十

　　《给予者》这部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写作于1937年的武汉。这部小说能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得益于当时良好的饮食住宿条件。

　　战争年代，能够有一个安稳固定的环境写作，确实是命运的安排，即使是短暂的一个多月时间，也足以让丘东平感恩。

　　那个时候，叶挺将军在武汉筹建由南方八省抗日游击队组成的新四军，抗日心切的丘东平，独身一人，前来投奔叶挺。

　　与当年参加十九路军，策动翁照垣抗日的复杂曲折相比，丘东平面见叶挺的过程顺利得波澜不兴。“革命”，是丘东平和叶挺相识相交的缘分。《丘东平生平年表》中，多处出现丘东平同叶挺相见的记录，无论是在香港深水埗通菜街的小屋里，还是在上海福覆理路东平的寓所，抑或在叶挺的家中和南京，丘东平同叶挺的见面亲切自然，交谈愉快和投机。丘东平文艺才华横溢，政治立场坚定，是最好的政工人才的印象，一直深深地刻在叶挺的脑海里。

　　丘东平同叶挺在武汉的又一次相逢，是没有客套的抗日交谈。叶挺说正在组建中的新四军政工人才欠缺，请丘东平主持政治部的工作。丘东平却不愿意当官，只希望当个摆弄笔杆子的客卿。丘东平说：“客卿不受约束，出入方便，逢官大三级，还可以开开玩笑，不亦樂乎哉。”

　　丘东平的这句话，不仅叶挺印象深刻，而且还多次记录在别人的文章中。这个印象的起源，最早始于丘东平和陈振枢去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策动抗日，被旅长翁照垣待为座上宾，“翁旅长饭必共席，行必共偕，山子逢官大三级”。

　　叶挺安排丘东平住在军筹处。丘东平一面抓紧时间赶写小说，一面协助军筹处做些草拟文件的工作。

　　这段美好而短暂的光阴，记录在《铁血军魂——丘东平传》中：

　　他住在“军筹处”的一幢洋房里（也就是临时招待所），在这里作客的还有郭沫若夫妇，陈铭枢和几位民主人士，都是丘东平的老熟人，他们都是为了抗日而跑到汉口来的。这些人，有的是叶挺的老上级，有的是叶挺的老朋友，社会地位和名声都较高，因此，叶挺将军经常陪他们一起用餐。丘东平是餐桌上一个唯一不满30岁的年轻人，精力充沛，谈笑幽默，常使席间充满着愉快的气氛。

　　丘东平在汉口军筹处招待所期间，主要是抓紧时间完成《给予者》的创作，他写得很快，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这篇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就写出来了。

　　八十多年之后，读者已经不知道这部小说创作的前因后果，也不知道这部作品出版时的署名了。八十多年的漫长时光，足以抹去一个时代的印迹，幸好有文字的纸页，可以让后人看到上个世纪的细节。

　　几个月前的上海，丘东平一家还和欧阳山一家挤在一个逼仄的前楼里，狭窄得无法走路，屋子中央挂着半幅布帘子作为两家人的间隔。邵子南和于逢经常过来蹭饭，五个文人经常聚在一起，议论时局，谈论创作。手无寸铁的书生，不能上战场杀敌，但手中的笔，却可以成为投枪和匕首。集体创作一篇小说，就是一次聊天时的灵感。丘东平、欧阳山、草明、邵子南和于逢五个人的智慧，确定了一篇以上海“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战争中国军队英勇抗战为主题的中篇小说，小说人物和故事设置由丘东平和欧阳山两人商定，由丘东平执笔。

　　文学作品，尤其是一部中篇小说的集体创作，并不多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给予者》的创作可能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小说主题和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性格命运的安排走向，作家语言习惯、创作风格的统一，都是创作中的难题，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成为《给予者》创作的拦路虎。

　　《给予者》是一件精美的瓷器，它并没有因为多人合作而出现不和谐的裂纹。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引起过反响和关注。茅盾发表在《文艺阵地》1938年第1期第1卷上的评论《给予者》，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茅盾热情评价说：

　　抗战以来，在小说方面产生了两部集体创作：其一是二十多位作家在计划好的总的大纲下分段写成的长篇《华北的烽火》 （现正连续刊载于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又一便是这个中篇《给予者》了。这是由五位作家倾注了共有的心血，而由其中的一位——东平，执笔写出的。这使得这部中篇小说从头至尾保持着一贯的风格。

　　卷头有欧阳山的长序，《抗战的意志》。这是一副不可不读的文字。因为从这里我们不但知道了这五位作家在当时的情绪，意志和思想，并且也明白了书中的主人翁——给予者黄伯祥这个典型的性格是怎样地在作家们的心眼里被形成，被强调，而且被发展，终于赫然站在我们的面前，“灰暗沉郁的脸相”，没有英雄的逼人的光焰，然而他就是全民族抗战意志的化身。

　　茅盾的评论，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风，在拒绝无限拔高无原则吹捧的前提下，茅盾对《给予者》的问题没有隐瞒自己的态度：

　　最后关于技巧方面，可说的话本来不少，但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大自然和生物的拟人化。……这是《给予者》的技巧上的特点。但也有弱点，就是文字颇多不大修洁的地方，而且不很“中国化”。

　　欧阳山为《给予者》写的长序以《抗战的意志》为标题，阐述了《给予者》创作的起因和文艺工作者在大敌当前国家危亡之时应该有的态度和行动：“抗战的炮声一响，文学界并没有像兄弟和兄弟似地紧紧地在一起构成一个强大的阵地，却出现了极其可哀的零落散乱的现象，平日接近的一群两群这时都变成了小小的派系，在这些派系中谈论着如何获得合法的公开地位，如何集合并发动自己的‘群众，如何弄到现金接济，如何筹办一个最为出色的刊物，——那空气好像有谁在上海成立一个独立的王国，这些人就是筹备登基的大臣，连工作情形和私人住址也成为秘密的东西了。”

　　《给予者》的五个作者，在上海不断蔓延的战火中分别，丘东平托欧阳山、草明夫婦和于逢将妻子女儿送回广东，邵子南北上延安，丘东平则独身一人去寻找叶挺，从此成为新四军的一员，他与妻子吴笑和女儿丽卿，从此天各一方，再未相见。

　　十一

　　封建迷信，是一个时代最深刻的愚昧，也是丘东平出生之后的第一个敌人。

　　在草明的文章中，算命先生以迷信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他有力地蛊惑了丘东平的母亲，让丘东平的母亲对丘东平的生辰和父母相克的命相深信不疑，便将皮包骨头的儿子装进竹篮，抛弃荒野。幸好祖母仁慈，悄悄把他抱了回来。而在丘东平的侄儿丘健生的回忆中，则是丘东平出生三天，他的祖母就去世了。家里的人认为，丘东平的出生与祖母的丧事冲撞。

　　丘东平短暂的寿命，未能逃过短命的谶言。三十一个年头的生命，都是“短暂”的同义词。

　　然而，在文学创作上，丘东平却用超越了生命时光的作品，留下了许多有生命力的作品。从1932年10月号《文学月报》发表短篇小说《通讯员》至1941年长篇小说《茅山下》止，丘东平真正的创作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年。后世的研究者，将丘东平的十年文学生涯，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2—1936），从《通讯员》到《给予者》问世之前的作品，都是以作者早年在海陆丰农运中的亲身经历及其所见所闻为题材的，反映了劳动人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觉醒和成长过程。第二阶段（1937—1938），从《给予者》到《向敌人腹背进军》之前的作品，着重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全面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的罪恶面目，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第三阶段（1938—1941），从《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到《茅山下》，是东平参加新四军挺进敌后根据地的创作新时期，作品表现了新四军和抗日人民的力量、英雄形象和光辉业绩。

　　大革命时代和战争年代的作品，必然打上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丘东平的所有作品，是与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创作观念格格不入的生命写作。战场上的作家，头颅挂在腰带上，没有人知道，睡下之后，是否能够看到明天的太阳。丘东平的文章，每一个字都是用血打的稿子，以墨写在纸上。

　　丘东平的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丘东平作品的内涵和格调，更是左翼文坛中的独特异数。在2010年6月丘东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专家们共同研讨丘东平文学创作的特点和成就，对丘东平的文学贡献和文学史定位，做了中肯客观的评价。揭英丽和许翼心的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丘东平创作的不追求作品和纯洁性，不愿意单纯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将文学教条化或者是纳入“组织”之中，而是复杂多元，也就是直面“真实”的人生，不仅正视豪气、英勇与悲壮，而且从不回避感伤、怯懦与沉郁。这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参加过农民武装暴动、亲临抗日前线的丘东平及其真实描写生活作品的出现，不同于书斋中的作家作品，他积累着自己的与战争融为一体的生命体验，并将其如实传达出来，使自己的作品彰显鲜明的个性表达特点和厚重的思想穿透力，立即给当时文坛带来了活力。如果从这开始梳理丘东平的创作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丘东平的创作实践与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互相促进的开端;如果我们从这开始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纷争，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个解释左翼内部会分成对峙的两个营垒的原因。

　　丘东平被认为是七月派作家，1949年以后，由于被“胡风集团”冤案牵连，丘东平的作品，被严重忽视。丘东平的过早牺牲，使他免去了“胡风分子”的冤屈，但是，在官方的评价中，丘东平明显被贬低了。

　　1950年3月，北京召开了京津文艺干部大会，当年发表《通讯员》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周扬，将丘东平绑上了胡风的纸战车，不无鄙薄地说：“他们小集团中间也有为革命牺牲了的东平，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当作作家来看，那死了也并没有什么可惜。”

　　所有违背文学良知而令人齿寒的话，都是可以传到世外的。周扬说这个话的时候，丘东平已经牺牲了九年，但九泉之下，逝者定有感知。权力的一言九鼎，从此影响了丘东平作品的评价和文坛的风向。丘东平作品的低估，已经成为必然。

　　丘东平牺牲六十九年后，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和中共海丰县委联合召开了丘东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那些客观的评价，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作家和战士，中国作家协会对他的评价是：

　　他创作的一批摹写和反映海陆丰农民运动和十九路军抗日的中、短篇小说，以及主持华中文协工作期间采写的一系列战地报告文学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作品有着悲壮激愤、慷慨正义的时代气息，深入挖掘和深刻反思人性与战争，给人留下震颤心灵的思考和启示;他的作品承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锐气，以沉实而精妙的语言和构思，拓展了“五四”文学传统的疆域;他的作品紧紧伴着民族的苦痛挣扎，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他在小说创作上锐意开拓和创作，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十二

　　1938年1月，新四军在南昌宣告成立，丘东平立即赶到现场，参加了战地服务团。丘东平面见叶挺军长时的礼物，是刚刚出版的《给予者》。

　　叶挺军长告诉丘东平，获准参加战地服务团的只有两名作家。作家上前线，自古少有，希望能够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战地文学。

　　因为和叶挺同是广东人的缘故，丘东平用了“你放心，我识做的”这句广东话回答了军长。

　　丘东平始终记住了自己是作家、战地记者和战士的多个角色身份，他坚决要求离开军部，跟随粟裕的先遣队挺进敌后，先遣队并入第一支队时，他担任了第一支队对敌工作科科长并兼任陈毅司令员的对外秘书。

　　陈毅是个诗人，他对一个作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尤其对一个能够背诵他红军时代写的《赣南游击词》和《梅岭三章》的战士，更是感到亲切。

　　没有战争经验的后人，无法想象丘东平的工作状态和忙碌情景。文献中的“在此期间，丘东平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他经常为陈毅起草文件、记录会议报告及进行教育俘虏、瓦解敌军等工作。还要抽空到地方发动群众、组织和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又要深入部队了解官兵思想情况，与他们共同总结战斗与民运工作的经验”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窗口。

　　战场上的文学，不可能任意挥洒和长篇大论，报告文学和通信报道，成了最好的文体和形式。那个时期，丘东平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和部队转移骑在马背上的空隙，写下了《把三八式枪夺过来》《宣扬王道者的行列》《王凌岗的小战斗》《逃出了顽固分子的毒手》《母亲》《漂武路上的故事》等作品。这些带着浓郁硝烟味的文章，被新四军政治部用《向敌人的腹背进攻》的书名结集成书。一时间，“把三八式枪夺过来”和“向敌人的腹背进攻”成了军中的热词，如同风靡我们这个时代的“逆行者”“后浪”“神兽”“网红”“直播带货”“凡尔赛文学”之类的流行语。

　　我在1946年3月第4号的《文艺新闻》上，看到了马宁的文章《人民的战士丘东平》。这篇文章，让我隔着八十年的漫漫时光，看到了战场上的丘东平：

　　有一天，我在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那里看到一封无线电报，那是第一支队司令陈毅拍来的。他报告说，小说家丘东平在工作表现上有着非常的进步，他更加接近了人民和战士。他曾要求恢复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党籍，他更是在海陆丰起义的时候参加党组织的云云。

　　《茅山上》是丘东平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绝笔。这部小说，寄托了陈毅军长的殷切期望，也饱含着丘东平创作伟大小说的抱负。

　　辞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职务的决定，在丘东平脑海里早已深思熟虑。多年革命工作的经历，特别是他挺进江南时从事的民运和战地记者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些生活经历和体验，足足可以写出一部全景式表现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丘东平觉得，只有辞去华中鲁艺教导主任职务，才能集中精力和时间完成这个任务。

　　丘东平辞去华中鲁艺教导主任职务全心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得到了陈毅军长的支持和批准。陈毅军长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读过你的文章，老實说，成百上千的战士好找，要想找你丘东平这样的作家，很不易啊！”军长要求丘东平赶紧动笔，陆续送给他看，写出一部表现新四军的纪念碑式的作品。

　　一个将军的文学观念，八十年后仍未过时，它让后世的文艺工作者们由衷佩服。丘东平的深度思考，体现在他和苏联塔斯社驻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的访谈中，在回答中国在抗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中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时，丘东平认为，由于战争正在进行，作家们正忙于更直接地抢救危亡的祖国，没有充裕的构思和执笔的机会。但是，他始终相信，中国新的文化人将在战争中成长起来，反映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的盖世之作将会产生。所以，他在行军途中将自己的感受写在卡片上，寄给了欧阳山：“此行所见所闻，是称伟大，此后战争题材，东北作家不能专利矣。”在写给吴奚如的信中，丘东平认为：“只要不死，将来就有伟大的题材写小说。”

　　丘东平的创作准备，其实早有轨迹可寻。他的好朋友聂绀弩在《东平琐记》中回忆：“他之想写战争，是很久以前的事。第一次在上海认识的时候，他就对奚如和我说：‘写战争吧，我们写战争吧。”

　　《茅山下》的创作，中止于1941年7月。在日军对苏北根据地的大“扫荡”中，华中鲁艺开始了转移。丘东平迫不得已放下了笔，他将同孟波、许晴一道，带领华中鲁艺第二队的二百人，冲出敌人的包围网。丘东平将长篇小说的手稿装进挎包的时候，他不可能想到，《茅山下》，从此将永远定格在第五章。

　　《铁笔军魂——丘东平传》在描写华中鲁艺第二队在黑夜中渡过射阳河转移到北秦庄宿营的时候，丘东平在祠堂里背倚墙壁休息，脑子里依然想着《茅山下》的写作，但是，没有人预料得到，他们宿营的村庄，却是日军已经预谋了的进攻目标。

　　在这个两面临水的地方，村前的木桥成了突围的通道，在生死时刻，丘东平成了大家突围的指挥者。

　　这位久经沙场的指挥者，饱受磨炼又热心奉献的“给予者”，就是这样地无私无畏、尽职尽力，一次又一次地指挥学员冲过木桥，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同志脱离险境，而他自己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暴露目标，最后，敌人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腰部和上身，但他仍以超人的毅力强忍伤痛，向西走了一段路，终于因流血过多而壮烈殉职。

　　陈毅军长用一段深情的话，为三十一岁的丘东平作了最后的人生总结：“……又如丘东平、许晴同志等，或为文人学士，或为青年翘楚，或擅长文艺，其抗战著作，驰誉海外;或努力民运，其宣传动员，风靡四方，年事青青，前途讵可限量，而一旦殉国殒身，人才之损失，何能弥补。言念及此，伤痛昌极！”

　　丘东平的壮烈牺牲，让长篇小说《茅山下》以一个残缺的抱负留存于世。文学史上，再也没有了为杰作续貂的高鹗。当我看到英雄牺牲的地方矗立的“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碑”时，我知道，只有精神，才能在时光里永垂不朽。

　　责编：梁红

　　作品 2021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