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杨凤岐，笔名凡鸟、罗西、龙贡公等。湖北荆州（江陵）人，1908年出生于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共产党员，老文艺工作者。

　　早在1924年，我就开始了创作生活，用凡鸟、罗西等笔名写了许多长、中、短篇小说及速写，如短篇小说《那一夜》及中篇小说《玫瑰残了》等，反映了过去那个动荡黑暗的社会，诉说了知识分子的忧郁与苦闷，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幻想，表现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对旧社会的憎恨。

　　在这个时期，我还积极参加当时的广东进步文化活动。一方面组织“广州文学会”，主编《广州文学》周刊，一方面在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1926年，我由郭沫若介绍进中山大学当旁听生。1927年，在我组织“南中国文学会”的时候，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指导。1928年初，我到了上海，连续写了七八本长、中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成了职业小说家。在这种写作活动的同时，我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题材与风格都逐渐发生变化，于1930年创作了描写工人斗争的中篇小说《竹尺和铁锤》，思想明确地倾向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了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1932年，我在广州组织了“普罗作家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主编《广州文艺》周刊，发表粤语中篇小说《单眼虎》，积极开展革命文学活动，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不得已离开广州去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活动。这一个时期的作品有中篇小说《青年男女》、《崩决》、《鬼巢》，短篇小说集《七年忌》、《生的烦扰》等。1936年，我参加了“两个口号”的论争，用龙贡公的笔名写文章拥护鲁迅先生所提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我积极地参加了抗日文化活动，在广州、长沙、沅陵、重庆等地开展工作，写出了《三水两农夫》、《好邻居》、《爸爸打仗去了》、《流血纪念章》等大量的反映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军民英勇抗敌事迹的大众小说和描写农民在抗战期间所受的迫害和抗日要求的长篇小说《战果》。在周恩来的教诲和培养之下，1940年我在重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我化装乘八路军的军车，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1942年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伟大的整风运动。此后，我遵循着毛泽东的文学艺术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投身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生活、工作，进行了艰苦的自我改造，并且从事解放区的文化活动。这一时期的作品有描写解放区农民干部艰苦地从事经济斗争和反迷信斗争，塑造具有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作风的人物性格的长篇小说《高干大》。此外，还写了一些短篇、速写和论文。《高干大》一书，曾被翻译成俄、捷、匈、英、日等文在国外出版。

　　1949年，我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解放后，我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副主席，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主席。1964年当选为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当选为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当选为国际笔会中国广州中心主席。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11月，在党的十三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2年以后，我先后写出了反映海南岛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英雄三生》，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中篇小说《前途似锦》，反映广州起义的中篇小说《红花岗畔》及一些短篇小说、散文、特写等。从1957年开始，我动手创作酝酿已达十五年，反映我国自1919年至1949年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它的第一卷《三家巷》、第二卷《苦斗》、第三卷《柳暗花明》、第四卷《圣地》、第五卷《万年春》已于1959年起由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1985年出齐，引起颇为广泛的兴趣。从1985年起，我着手编选《欧阳山文集》，至1986年底编成，共十卷三百余万字，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6月全部出齐，不少读者认为还值得一读。

　　从1989年起，我主要从事杂文的创作，迄今共写出《广语丝》系列杂文43篇，光明日報出版社将于年内结集出版，不少文艺界的朋友颇为瞩目。

　　从1924年到1990年，六十六年来，我创作、翻译了长、中、短篇小说集共约五十部，另外还有不少散见报刊的短篇及散文。

　　1990年7月16日

　　作品 2021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