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二七年十月从日本回国，参与了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现在，时常有同志来访问或来信，也有些同志拿过去别人发表过的有关创造社的文章来，要我讲述当时的情况。我讲过不少次数，也有不少访问记录流布在外。有的我看到了，也有的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从已看到的来看，其中不免有些小的出入，也有是误记了我的原意的，这大概是由于我的口音不大好懂而发生的。同时，也有因为别的同志提供的资料和我所说的不尽一致，引起了疑问。
同志们觉得，最好我能把这些材料整理一下，使它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这当然很好。但时间相隔已经半个世纪了，有些事情的印象已经模糊，我也无力搜寻和考查一些当时的材料，所以，现在也就只好凭印象还比较清晰的来谈了。但惭愧的是我长期没有从事文学艺术方面的工作，写作机会很少，文笔拙劣，并不具备写回忆录的条件。但经不起同志们的反复要求及热情帮助，加上印了出来的资料或文章中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写点提供史料的文字，成为难以推辞的义务。
我现在手上有的记录资料，有比较准确的：如延边大学中文系《二心集》注释组整理的，并经过我审阅过的《我对于三十年代初期文学运动的点滴回忆》一稿;一九七六年八月记录，一九七七年经我修订的谈话记录一稿，都比较确切。其他的记录稿则比较粗糙，缺点不少。写得比较有系统的文章，有郑伯奇的一二篇和沈鹏年的一篇题为《鲁迅与创造社交往的两点史实》。
当前狠批“四人帮”并肃清其流毒之际，各地高等院校开展了各种活动，召开了不少的会议，从新总结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这完全是必要的，也已经有了不少比较扎实的文章出现了。
前期创造社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它的成员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为核心，包括张资平、田汉、郑伯奇、何畏、王独清、陶晶孙、穆木天等人，出版的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月刊》，还有其他一些小刊物。除上述人员外，还有一些年轻的、通常被称为“创造社小伙计”的人们，他们是黄药眠、潘汉年、周全平、叶灵凤、邱韵铎等。还有张立村、梁预人、黄祥光等一批搞后勤工作的青年。创造社初期，依靠出版商人泰东书局老板的帮助，开始活动，但当时中国的殖民地经济还不可能为新文艺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养分，作家与老板之间关系搞得不好，后来得到广大读者的帮助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这说明了当时搞文化运动的艰难。到一九二六年，即所谓创造社的第二阶段。出版部的年轻一辈出版了《洪水》半月刊，向当时的广大青年作者提供了争鸣的论坛，真是盛极一时。郭沫若认为这“使整个创造社改涂了一番面貌”。当时的寄稿人冲破了原创造社的小框框，来自各个方面，试举其中有特色的人名，那是李芾甘（巴金）、秦邦宪、陆定一、陈尚友（伯达）等等。我提出这个名单并非想给创造社增加荣誉或者相反，这些人一向也不被人认为是创造社的人，我只说明创造社的框框有时是扩大的有时是缩小的。《洪水》半月刊上发表出来的文章，思想内容是五花八门的，标志着人们开始对共产主义发表了不成熟的意见，有拥护，有反对;陈伯达则是钻进中国共产党里来的反共老手，他要把共产主义这个“思想界的妖怪”“一扫而空”（见王若水的文章《国防哲学就是投降哲学》一文）。《洪水》半月刊撰稿人之多，思想斗争的异常活跃，为前期创造社成员所意料不及的，致使郭沫若认为创造社此时又出现了。我认为创造社此时是最少“组织”“集团”气味的时期，也可以说是最少宗派情绪的时期。
创造社的后期大约可以由我们五个人应成仿吾的邀请（也可以说受到他的鼓励）回国以后算起。我们五个人是朱镜我（原名德安）、李初梨、彭康（原名彭坚，字子劼）、李铁声（原名声华）和我。但以后又陆续回来了一些人，他们是王学文、傅克兴、沈起予、许幸之、沈叶沉（《文化批判》第二期以后的封面是他设计的），郭沫若又介绍了李一氓和华汉。创造社前期的人仍然参加活动的，是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陶晶孙等。成仿吾当时的积极性，是颇受指责的。但他是我们回国参加文化工作的推动者，当然更大的推动力则是革命形势的新发展。我个人倒是高度评价成仿吾这次日本之行的，他不仅找了我们几个人，事实上他当时在东京与京都两地找过的人是相当广泛的。创造社进入第三阶段时，正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大革命失败后，不能不在反共与拥共之间作出更明确的选择与表态，不管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多少的认识。记得一九二七年暑假前我从东京到京都访问李初梨，他引我去京都帝国大学讲堂参加一个有中日学生出席的大会。对象可能主要是日本听众，他用日语讲演，最后一句话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将因中国无产阶级的血染得更加鲜红。”这是国民党左派转向中国工农革命者的思想反映，这句话经过了五十一年，我仍留下鲜明的印象。成仿吾当时的马列主义知识当然不会很丰富，北伐时期他在广州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但他并不游离于革命运动之外，则是事实。他直感到大革命失败后需要加强文化工作，我觉得他当时想法和我们是差不多的。他和我们之间是互相推动的。有一份记录（是一九七三年中山大学油印的），说我们回国是为了夺取创造社的领导权，根据上述的经过，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的。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误解，这可能由于我講话不清楚引起的，也可能记录者脑子里存在着“夺权思想”引起的，在此顺便加以解释。
我们五个人是在人民公敌蒋介石投降帝国主义，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工农大众时期决定弃学回国的。在日本留学生中差不多有这么一条规律：每当祖国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外来的凌辱时，就有一些爱国学生起来抗争——弃学回国。这次我们弃学回国和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国运动相仿佛，动机是反对国内的反革命。由于这一行动代表着不少的留学生的倾向，我们临行前受到在京都的一部分留学生的欢送。
我们五个人情况虽然不尽相同，学的专业也各色各样（郑伯奇的一篇谈话记录，对此有些错误，但非重要问题，整个来说，它反映了创造社内部的斗争，是可贵的资料），但我们都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大革命失败后有必要加强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这是我们心目中的共同想法。至于在文化领域内反对什么人，批判哪些思想，我们的认识不是那么明确的。诚然，在《文化批判》中，朱镜我写了一篇文章，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国内对象是郭任远之流，这篇文章得到瞿秋白的肯定）;彭康写了一篇批判“人生观论战”的文章（这篇文章得到郭沫若的赏识，称彭为“后起之秀”）;李初梨介绍了自然生长论与目的意识论这样一篇有针对性的文章。但并不等于说《文化批判》的出版是很有计划的，其实我们对于当时国内整个文化界情况并没有较多的知识，或进行过详尽的分析。至于联合什么人，更是心中无数的。鲁迅对此曾作出过原谅的批评，说我们“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是符合事实的。总之，在这样情况下，杂志《文化批判》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了它的创刊号。
真没有想到，一九二八年大半年竟是我们和鲁迅论战的大半年。人们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说我们早就有计划要打倒鲁迅的，或者认为成仿吾有意组织我们回国来“围剿”鲁迅的。可不是吗，在仿吾赴日前创造社前期的郭沫若几个人等曾有过联合鲁迅恢复《创造周报》的想法，并公开刊登了启事;但当我们回国后这个联合鲁迅的计划突然烟消云散了，这不能不引起疑问。应该声明，我们的确没有反对过联合鲁迅的主张。从我个人的记忆来说，我们在回国前后都没有听说过这段准备联合的消息，仿吾也没有和我们谈起这件事，起码我个人对此事的印象就是如此。
从另一个方面说来，鲁迅对这番变卦想来不但会感到突然和不可理解，可能还感到痛心的。早在广州时期他就有联合创造社共同作战的念头了，觉得那时期创造社还能在一起做点事似的，但居然事情竟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竟然出现于他在广州经历了使他“目瞪口呆”的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对创造社的所作所为能够理解吗？能够原谅而不发生误会吗？这使他对成仿吾以及创造社“元老”们，所谓“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旧业的旧文人”的成见就更大了。郑伯奇说他没有对联合战线归于失败的问题向鲁迅进行解释感到内疚，但如果我们懂得有必要去解释又能解释，那就不会产生分裂，也不会进行论战了。但事实上经过论战后的，即分裂后的统一，不是更好的统一吗？其中没有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吗？像冯雪峰那样后来对党的文化工作，特别在把党和鲁迅的关系沟通起来做出过贡献的人，也不免反复强调创造社的宗派性，把这次分裂的责任归咎于创造社，特别归咎于创造社“元老”们，但他们是无辜的，郭沫若当时（一九二八年一月）就指出：“文坛上的斗争渐渐到了一个第二阶段了。从前的斗争只是封建式的斗争，是以人或地理上的关系为背景。目前的斗争是进了一步，我们是以思想、行为及一切阶级的背景为背景。拜金主义派的群小是我们当前的敌人。”（见《桌子的跳舞》，《沫若文集》卷十）这个敌人当然指的是新月派之类。我也记得郭沫若曾说过，我们不想批评鲁迅，应批新月派。这意见可能是郭自己的，也可能出自当时党的上层领导同志。后来，我们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新月社，彭康写了文章，我也写了。
创造社当然不是没有宗派情绪的，但只能说是“文人的小集团主义”。把它夸大为“宗派主义”，甚至说是“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更是不应该的，冯雪峰作出这样的论断的根据之一就是因为《创造月刊》二卷一期刊登了杜荃的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一篇文章，杜荃是不是郭沫若？我过去認为不是的，郑伯奇也认为不是的。但仍有不少的人来访，多半都肯定是郭沫若。我曾试图弄清楚它。由于郭沫若一直在患病，不大见客，是不宜于拿这样的问题在这样时候去打扰他。拖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同几个同志到他家里去，看他精神比较好些了，便问他曾否用过杜荃这个笔名。他有点茫然的样子在回忆后说：他用过杜衍、易坎人……的笔名，杜荃却记不起来了。后来我托他的秘书找出杜荃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新思潮》上的那篇《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请他看，他看过后说，该文的观点和他相似，但也没有说这篇文章是他写的。杜荃这个人还没有找出来，问题当然没有得到最后解决。我没有为郭沫若掩盖的企图，文章既然发表在《创造月刊》以及和创造社有渊源的《新思潮》，则杜荃与创造社有关系的假设，不能说完全没有点根据。《沫若文集》还在，新版将要重新编辑，将来可能找出结论来。
要说郭沫若和鲁迅之间没有“曾用笔墨相讥”的事，是不符合事实的。郭沫若的《创造十年》中，有“发端”的一段文字，他亲自作了注释：“这篇‘发端因为和鲁迅的文章有点抵触，有朋友建议删去。但我想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既未删改，为了保留事实的真相，我也就把‘发端仍然保留下来。好在我这篇文章是在鲁迅生前写的。我虽然写了这篇文章，并无改于我对鲁迅先生的尊敬。”郭沫若对鲁迅的尊敬是，毫无疑问的，在他所写的文字中或演讲中，找这样的例子是并不困难的。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他作了《大哉鲁迅，前无古人……》的演说，不是很好的证明吗？“发端”这部分的文字，原来是独立一篇文章，在日译版本中似乎叫《葛洛茨基列传》的（日语Gorotsuki是流氓的意思）。这篇文章作为“发端”保留下来是对的，如果删去了则鲁郭之间曾有过“笔墨相讥”的事实也被抹杀了，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来，即使杜荃是郭沫若也不见得是大问题。能说鲁迅对创造社一点儿误会都没有吗？
沈鹏年在一九六二年《上海文学》第七期上，发表了《鲁迅和创造社交往的两点史实》一文，在文艺界流传着较多的各色各样批评创造社的文章时，竟出现了这篇描写鲁迅与创造社之间的关系较为本质的文章，是难能可贵的。可是这篇文章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那是与我个人有关系的部分，我觉得有点写过头了。这当然不应全由作者负责。只能说他根据的资料本身不够真实。如说左联将要召开成立大会的前夕，鲁迅郑重其事的邀请了我们叙谈，向我们征求关于将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讲话内容的意见。我对这次叙谈，不但没有记忆，而且认为不可能有这回事，因为这和鲁迅的写作习惯也不符合。又说我们工作之余偶尔同去吃小馆子，喝一点黄酒，这个故事是编造的。这样风趣的故事，听起来很符合鲁迅的脾气，但可惜我和他由于接触太少，确实没有这样的机会。相反，我倒愿意在此补充点我和他的关系中的小事。鲁迅帮助别人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替别人改稿，替别人的稿件找出路，替别人买书，……以至对待日本的研究生竟如一家人一样等等，是大家都熟悉的。帮助青年作家解决困难，也有很多例子的。我个人也受到过他的帮助。一九三〇年底由于国民党封锁书店，使我们生活发生困难，一次冯雪峰来看我，知道我当时拮据情况，下次来访时，带来日文养羊一类的小册子，分了一半给我翻译，我很快译出来换成稿费，这是鲁迅给安排的。他送书给我的事也是有的，苏联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插画集等，我是珍藏过的。我对我和鲁迅有这样一段交情感到幸福;因而觉得交往的时间太短而感到遗憾。我之所以没有继续和他往来，主要由于我于一九三一年初调动了工作。一方面由于鲁迅迁居川北公寓后，由于柔石等牺牲之后不便多接待客人，另一方面我也不方便抛头露面，因此我们的交往便中断了。沈文中有一个人名是搞错了的，当时恢复《红旗日报》的主要负责人是罗绮园，而不是陆一远，许多资料版本都写成陆一远，附带在此加以更正。
说到鲁迅和创造社的关系，他对成仿吾的批评态度占着突出的地位。一九二七年以前，鲁迅对成仿吾早就有了一定的看法，主要是在文艺见解上的分歧。《文化批判》问世后，他对成仿吾的批评就变得相当苛刻了。说批得苛刻，我并没有否定鲁迅对我们的批评有其合理核心。但把成仿吾封为“元帅”“总司令”等说法，是和我们不自觉地破坏了鲁迅与创造社之间本来已经成熟的联合机运有关，反映出鲁迅当时的沉重心情。他指摘成仿吾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以及“十万两无烟火药”一类的话，为后来批评成仿吾的人们所乐于引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统治时期，我在《人民日报》和一些省级党报上先后发现几篇引用上述字句来批评成仿吾的。拿这些表面现象的片言只语来概括成仿吾的历史，那是很不适当的。事实证明，就是鲁迅在世时亲自经历过的一个重要历史片断，由于当时没有可能写出来，也就不可能记载在《鲁迅全集》里。好在景宋却把这一重要历史片断记下来补上去了。话是这样说的：“成仿吾先生们在创造社时代的批判法，并没有攻击到他（指鲁迅）的致命处，当时予以批评的批评，这也许是不错的吧。但他和成仿吾先生并没有成为死对头，却是事实。在他去世前一二年，成先生忽然秘密来到了上海，接见之下，已经是一位黑实的个子，……在回来之后，他还一直高兴着这一次的会面，称道不置。可见这里绝没有私人恩怨在内。因为他们在根本原则上并不是各走各的路的。”（见景宋：《鲁迅先生对于批评的态度》，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出版的“奔流社版”奔流新集之一《直入》）。这记述了成仿吾一九三三年从豫鄂皖苏区出来，到上海找党的关系的一段事实。成仿吾通过鲁迅找到了党的关系，因此得以进入中央苏区。景宋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上又提起上述那篇文章，称道鲁迅和成仿吾之间曾“有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故事”。我之所以在這件事上多费笔墨，是希望在整理创造社史料时，引起批评家们注意不要断章取义，要实事求是地看一个人的历史，也有一点儿想为成仿吾做些平反工作的意思。这可能是多余的，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的出版已经说明了问题，至于《人民日报》曾刊登许广平一文，其中有大意如下的一句话：还有一个成仿吾在解放后仍然批评鲁迅云云，据说是戚本禹加上去的。
鲁迅和郁达夫的关系是比创造社任何人都好的。他们往来较多，私人感情也好。郁达夫迁居杭州时，鲁迅曾写诗劝阻，可见一斑。但创造社和郁达夫的关系，也不是外传那么僵硬。郭沫若不用说，他们之间曾有过不止一次的龃龉，但当他获悉郁达夫不幸牺牲于南洋时，哀叹：“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这心情我们是能理解的。我们回国前不久，郁达夫离开了创造社，这和他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有关，郑伯奇的文章已有记载，这里不赘说，但我们从来没有因此对他有什么不谅解的心情。李初梨曾被捕，积极为他奔走营救的，其中就有一个郁达夫。李初梨对郁达夫有过比较深刻的评价。郭沫若对此曾加以欣赏，那就是：“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一九三八年郭沫若推荐郁达夫为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的设计委员，使他能够迁居武汉，并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常出发前线劳军，一洗他对政治消沉的态度。有人因为我写文章批评过郁达夫，便臆测我和他的关系。其实达夫在我的心目中占有亲密的地位，如同创造社其他的人对他一样。他是日本第八高等学校的学生，和我是先后同学，但学生时代没有会过面。他初期作品中描写的环境，我是熟悉的。他在八高的流风余韵，我也略知一二。其中一个是樱井德文教师盛赞达夫的聪明好学，日本教师能给一个中国学生以表扬，该不是一件常见的事。我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旧书店里，也得到对达夫的同样品评，这书店老板说：郁达夫读书很丰富，常常把他读过的外文新书卖给他，也常在他的书店买书。我虽然和他见面很晚，神交却很早。我对他的作品虽然曾经说过一些话，这并不能说我不是他的作品的欣赏者，因此从中不能得出我对他有什么个人恩怨的问题。有人提到郁达夫参加“左联”是鲁迅介绍的，姑无论这是否事实，便派生出了创造社的人排斥郁达夫参加“左联”的说法，更有人说我主张开除郁达夫出“左联”，鲁迅不同意，我因此受到了批评云云，真是无中生有。我这样写，为的是澄清郁达夫和鲁迅以及创造社的关系。至于郁达夫一生功过尚无盖棺论定，这个题目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进行调查研究。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已搜集了他的资料印成三册，我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只见到第二册，日本方面似乎有专门研究达夫作品的人。
1978年9月4日（原载1978年《新文学史料》第1辑）
责编：梁红
作品 2021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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