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冬，一个大雪之夜，她在一处开会，从早晨直到半夜。在会议进行中不感得怎样寒冷，可是会议结束，站起来，才觉得两足冻僵，寸步难移，喝了一杯开水之后，才像跛足似的一步步走出来，大雪正在纷飞，四下一望，亮堂堂的，好像清晨。寒风针一样刺着耳朵、鼻尖，她用大衣的领子蒙着头，俯着身体，急步向前走。街上一个人影亦没有，只有很少的岗警还在坚持着来回在岗位周围跑着。远近楼房几扇窗，从内面透出红绿灯光，她想象得到里面当然是温暖的人们在赏雪赋诗，在曼舞轻歌。而她与刚从开会那儿离开时的情景对比一下，不由得使她愤恨了。爱和憎在她的心头交织着，又使她回忆起刚才开会时的情景：一个年老工人坐在楼下把风，楼上有一小门通隔壁，门口放了一个高大衣橱，把小门完全遮住了。预防必要时的出路。她从楼上开完会下来，到了门口，看见那老工人驼着背，脚边放一个小火盆，但内面火光不旺，而且就要熄灭了的样子。他索抖着，半根香烟贴在唇上，一见她下来，便像梦醒似的急急把仅存四分之一的香烟屁股用粗大的指头揉熄，然后摸出一个火柴盒，打开，仅存几根火柴，他把香烟屁股放进去，关好火柴盒，装进口袋里，手掌才从口袋里抽出来，又立即在口袋外面按一按。然后才开门。而那几位参加开会的同志，除了内心燃着革命的火焰，全身都给寒冷包围着。他们一面作报告，一面研究，反复辩论，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寒气时时袭击他们，使得坐立不安，坐着时双足不住地抖着，双手不住地在摩擦。有时竟坐不稳，站起来，在楼上循环打圈取暖。可是寒气敌不得他们的热情，会议一直坚持，继续了一天另半夜。
当她跑到南京路三大公司附近，望见楼上时钟已指一点，风雪更大，行人完全绝迹，只有很少一两部急驰的小汽车卷起雪花闪过。
忽然，从阴影中跑出来两个女人，扑向她身边，把她吓了一跳。
“怎么的？”她几乎是惊喊。
原来是“野鸡”，误认她是主顾，一听声音是女的便退缩了。她明白是什么事之后，眼前立刻闪着凶狠的鸨母鞭打拉不到嫖客的雏妓的惨状，便毫不踌躇地把口袋里明天全部的饭菜钱，连今晚预备坐车的钱都拿给她们，便急急跑开了。
打开爱人的亭子间时，已经深夜两点钟了。她像一个雪人似的，在房间里好久好久之后，才渐渐觉得手足还算是自己的。
“为什么冒着大雪？”他问她。本来她约下星期才得会面。
“工作允许。……而且这雪夜，你不觉得很冷吗？……”她掀着他桌上未完成的稿子，眼亦不看他地说。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那几天，天气特别好，不大冷。一天，她要他一同游玩两个钟头。“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好好痛快地玩一回吧。”她像很高兴的样子，“到公园玩吧。”于是，他和她到虹口公园去。园里游人稀少，空气特别鲜冷，几株常绿树在雪融之后表露着它的硬健。
“下个月工作如果许可，我想在公园后面找间住屋，有空便在这草地上晒太阳，看书，打球……多好呀……”她很高兴地在计划着，“今天别后到月底，就可再见。”最后她像平时一样预订着会期。
出了园口，她把从内山书店买来的稿纸从街上买来的糖果和罐头牛奶各分一半，自己便跳上电车，车开行时，她还回头笑着对他扬扬手。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晨，柯柏年拿着一份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匆匆走上北四川路公益坊三十八号南强书店的楼上，亦不打招呼，立刻在惊诧围听着的几个人中间朗读昨天被捕的一批共产党员、左翼作家的新闻。他一面读英文原文，一面自己当翻译，很清晰地念出几个熟悉的名字：李伟森、柔石、胡也频、白莽和女作家冯铿，又名岭梅，年纪二十四……
就是前一天——一月十七日晚上，在公共租界六马路东方旅社一个房间，挤着三十多个男女开会——那就是第一大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冯铿和其他四人都是“左联”盟员，担任这个大会的宣传工作的。
事情发生那一瞬间，她便预感到最后的命运。一时像乘着电梯从十几层楼上下降时那样全身堕入无底深坑似的，但很快就着地，很快就稳定、坚强起来。因为平时就有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干革命第一就是牺牲。自古以来，就没有人身保险的革命事业。
“从我举起手念着入党誓词那一瞬起，便决心牺牲了的！我如果不是抱着牺牲的决心，那我为什么在一九二七年反动派背叛革命，我们党转入地下以后才加入呢？牺牲，牺牲是伟大的！”这思想立刻在她脑里活跃着，像一把热火在心头焚烧，像一面红旗在眼前晃耀。
在狱中，她的精神始终兴奋着，她回忆着：
首先是爱人。三年的恋爱生活是痛苦的，五年的同居生活亦并非快乐。恋爱本来是愉快的，但要和封建礼教、腐旧社会、顽固的父母……甚至兄弟、朋友、亲戚……作斗争，这就不是容易的。爹妈是爱女儿的，但新旧的思想、道德发生冲突了，有时便不爱了！好容易实现理想，同居了，但流亡、疾病、贫困像影子一样紧跟着，假如不是坚持斗争，早就完了。我们找到了革命，依靠了党，精神才有了着落。即使不是为着自己，就是为着千年万代的子孙，为着全人类前途的幸福生活，干革命，牺牲自己，这不是最大的光荣和最大的事业吗？就是因为自己深深感受到腐旧的、反动的社会的压迫痛苦，才决心要把它推翻，让后代青年能够愉快生活，能够好好恋爱，再不像我们一样为了神圣的恋爱而受无穷的迫害……我们为了党，为了工作，能够牺牲一切，尤其在上海这个时期，二人间仍过着半分离的生活，我们会否有什么时候像其他一般的青年恋人愉愉快快，手勾手，在月下花前谈情说爱吗？不，没有，生活的压迫、经济的摧残、思想的斗争、情绪的起伏……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像一只小舟，两支桨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拼命支持前进，我们虽困难、苦痛，但我们前面高悬着一个太阳——党，给我们支援，鼓舞我们，使我们能把一切个人的、暂时的幸福放在第二位，把为实现全人类的、永久的幸福事业放在第一位。我有时看街上成对青年男女在愉快地漫步，何曾不想亦和你玩玩，可是工作呢？把群众的痛苦丢在一边，把个人的利益捧在头上，我们不是那种人;如果是那种人，我们便不是共产党了。——“怎么？不是这样吗？这个道理，你不是亦常常这样对我说吗？”她好像看见他站在面前，沉著脸色，她便好似道歉地说：“最后虹口公园那一次会见，你有点不高兴似的。但谁知道是最后的一次会见呀！那天，你不是像往时一样，最后握着我的手说：‘算吧，赶工作吧，我亦有做不完的工作，非赶不可。我们暂别了，再图后会。——你的话还在我耳边响着呢……”
她想到这里，好像看见他脸上在微笑。
“对！我完全对！不会对不住爱情，也不会对不住我的爱人，更不会对不住一切——造成所有罪恶的、痛苦的只是旧的社会，是维持腐旧社会制度的反革命势力——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
再一次坚强的信念和仇恨在她脑里吼鸣。
她想起初到上海时的春天，便到龙华看桃花，登上那塔的上面，望着工厂区像一个香炉似的。朋友姚君还摄了好多相片。现在恰巧被囚在这儿。不久，我的血便要灌溉到这土地下面，滋养着桃根，使桃花开得更红、更美丽！……她又一次念起自从少年便爱念的“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诗句来。
她把媽妈、爹爹、亡过的姐姐、白毛……想念了一下，但都烟云过眼似的没有清晰的影相，但姐姐的却特别清晰。还记得妈妈曾说，女孩子的性情应该温柔才对，“阿蟹你这烈性，将来结果一定不好。”这句话她仍记得。“当然，顺从、无抵抗、任人压迫、屈死……这便是温柔了，这样的人，生不如死！”她时常对妈反驳的这句话，她也记得。
“假使世上没有革命者，没有这一班损己利人，‘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那么，帝国主义就可以永远统制我们中国，反动派就可以永远压迫人民。可是这是不合理的、不可容忍的现象。我们共产党为祖国独立、为人民解放而革命，这事业就是人类最伟大、最光荣的;为着这，什么都可以牺牲。我们的牺牲是有伟大代价的，想象将来革命成功，祖国独立，人民得到解放，青年们能够好好学习、好好恋爱、愉快、活跃、美丽，再不会像我们这一代青年，好像长在石头下面的花草……老年人得到休养，不用满头白发还在牛马似的做苦工……能够为实现这样的时代而牺牲，是幸福的，亦是愉快的！……”平时她曾对他说的这些话，此时一一重温在她的心头。
她想起桑浦山内小村里那几个妇女;想起被反动派吊死的那个幼弟。“其余的不知如何结果，想不少人亦给杀害死了吧！”她又想起洪妹，不久以前，曾间接地得到虽未证实，但有可能的消息，说洪妹牺牲了。她想起平日听到同志们牺牲时那种慷慨激昂从容就义的伟大事迹，她更坚强起来。她更想起去年彭湃同志被捕、牺牲亦在此地，更感得满意，“能够和这些伟大的烈士们同在一地牺牲，亦是幸福的。”——她回想起一九二六年在汕头就曾经和彭湃同志见面，那时和李春涛、杨石魂在一起，他的风范仍鲜明地在她的记忆里。
她想起许多同志，老的、少的，“不知这次他们被捕了多少……”“不知他亦被捕么？”去年夏夜那一幕突现眼前。
起初，他们这一批几个人还关在一间囚室。很镇定、很轻松，还订了学习和工作的计划：柔石向白莽学德文，他前额亮晶晶地仍藏着近视眼镜在用工。也频仍保持着活泼小伙子气概，想完成他的长篇。李伟森庄重地维持他在主持《上海报》时的风度。白莽，坚决地再不愿把被捕的消息传到外间去，他虽只有二十二岁，但已经和他的哥哥——一个反动派师长断绝关系。
接着，一天天严酷起来。刑、讯、诱、迫，硬软兼施……可是早在他们的意料中，毫不介意。他们始终如屹立在风雨中的摩天岩石，丝毫没有动摇过。
“就是死吧！反动派最高的能力就是杀革命者，可是革命事业是杀不了的。”他们都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
从被捕第一天起，她便估计到敌人给她的一切应有的、不可避免的遭遇。她坚决地、乐意地等待着这些遭遇。为什么不坚决呢？不乐意呢？这正是最后的考验，这正是对敌的斗争。
“我自从有意识以来，对一切考验都不回避，都抵得住。虽然过去情绪曾经软弱一时，但立即便坚强起来。自从入党以后，我便抱着牺牲、决斗的意志的！为什么怕牺牲呢？是共产党员，首先便要有牺牲的决心！”
她自己的心声反复地对自己说。她更清晰地想起平时在同志们间、在爱人面前谈起同志们的牺牲。不久以前才有一个姓李的女同志被捕、牺牲了，那个同志被捕后受刑的情况和她坚决斗争的精神，曾经使冯铿忿怒、景仰。“今天轮到我身上来了，我要学习她，不愿输她！我难道抵不住考验吗？我自信是能够抵得住的！”
第一次被点名过堂，开始心头一动，但立即镇定，望着同时被捕的同志们，都亦态度自若，十分镇定;她便越觉十分镇定了。
敌人的惶恐、卑鄙、丑恶的形象，她把他们不放在眼底。这样便首先把敌人的声势取消了。在敌人面前，她觉得自己是个巨人。对敌人的讯问，有的回答，有的不答，有的给以一声冷笑。
她望着壁上的电灯开关，便立刻联想到李同志，眼前突现着她被电刑时的景象——她上衣被脱去，上半身都裸露着，许多电线像蛛网似的缠着她。电流通过她的身体，立刻手足伸直，忽而又全身蜷曲了，昏迷了，头发纷纷脱落，嘴唇咬破了，鲜血直流……“这回要轮到我身上了吧。”那个八字胡子藏黑眼镜的反动法官的吆喝声，使她立刻准备着，“李同志，我和你同样是共产党员，不怕死，什么都不怕！”她心里对着李同志说。那个反动法官在她眼前消失了，他确实太渺小了，太可怜了，她根本便看不见他。这亦是意想得到的敌人的阴谋诡计之一，是诱降。
当场破获、证据确凿、人证俱在，她不加否认、辩护。她回答反动法官的话，是愤怒的申斥，不是供词。当她眼前涌现着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在斗争、千千万万的同志在反抗、在战斗时，她便感得周围团结着千军万马，正在向狼狈败北的残敌进攻，她的勇气便百倍高涨了。
接着，她受到毒刑。她只觉得昏过去又活转来，能够喊出声来便是骂、呼口号。当她肉体感受到剧烈的苦痛时，她极力喊着口号，痛苦便觉得轻减似的。当她精神渐清醒时，突然记起《红楼梦》里宝玉被打时喊着姐姐妹妹便不觉得痛的故事，心里想：姐姐妹妹是不是能够止痛，这只有宝玉自己知道。可是革命口号，甚至一个革命家的名字，喊起来，确实能够增加勇气，减少痛苦，打退敌人的进攻。
“不外如此！”她鄙夷地想，“死还不怕，死是我企求着的，这些刑法我不怕！”以后，她越轻松了，目的只有一个：牺牲。
敌人用新麻绳紧紧缚住她的手臂和两只小腿，之后，注上水，麻绳一缩，两只手掌起初红肿，不久便变成黑色，像破了墨的乌贼在滴着水。
敌人把她的双腿绑在凳子上面，从脚跟下砌着砖，一块、两块。敌人把她大腿压下去，把她的小腿提起来，好像要把膝盖翻过来，企图把她的双腿折叠起来似的。
敌人把她双手双脚反过来缚着，悬在空中，从下面望着，只能看见她下垂的头发和胸腹部分，敌人用棍子向上刺击她的身躯。
这些办法像泼在燃烧着的干柴上的油，只能助长她的怒火，绝不能降低她的铁的意志。
這就是“炼狱”！她在火光熊熊中受到锻炼。敌人用冷水喷着使她苏醒，醒来之后又打昏了。“我像一口宝剑在经受‘淬厉。敌人就是把我打得粉碎，而我的精神却成为犀利无比斩铁如泥、吹发即断的干将莫邪，有这牺牲精神配合革命群众便能够把敌人打倒。”每一次她受刑之后，醒转来，总是冷笑一声。立刻有她所认识的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的影相涌现眼前，有的模糊，有的很清楚。她常常看见：
李春涛同志被敌人捆在麻袋中，身上有无数血孔，血还在流着……
桑浦山那个活泼的农家女——幼弟，被敌人吊在风吹径树上，绳子勒紧项颈，全身裸露，肿得发出紫色，许多乌鸦在周围盘旋叫喊……
汕头那些被杀的女工人、女学生的尸首被侮辱情形……
她还在睡梦中和好多同志一起被捕、被打、被杀……
她在被敌人残酷殴打着的时候，肉体所感觉到的痛苦和精神所感觉到的痛苦好像同时并存。她感到这个肉体不只是属于自己个人的，好像还是无数的劳动人民所共有的。敌人在殴打着的不只是自己，好像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同时在被摧残。她的精神就感到特别愤恨，好像她有责任拯救自己、解脱自己不再受这毒刑，同时还有责任拯救所有受摧残的劳动人民;甚至一切不应该受摧残的生物……另一方面她却感到自己像一面挡箭牌、像一根蜡烛，为了大多数人的安全、为了大多数人的光明，毁灭自己。可是这种毁灭便是永生！
“我们的同志都很坚强，都无愧于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要和他们比赛，看谁更坚强，看谁更伟大！”他们自从被分开单独监禁、分开审讯、刑打之后，她每次听到有关他们的不屈、坚强，给反动派以辛辣、深刻、有力的斥责、讽刺以后，她愉快得喊起来，尖锐的清彻的歌声有时从深夜里冲破监狱的黑暗。
“你不说，你们同志中有人说了。”反动法官歪着头，从两撇旧扫帚似的胡子中间响着可耻的谎话。
“不，我们的同志不说什么。”她坚决否认。
“那末，不是你们的同志告密，你为什么会到此地？”
“不，使我到此地的不是我的同志，是我的敌人，像你一样，是我的敌人！”她更坚决地减着：“呸！”那个反动法官急忙低下头闪过身子，好像一颗子弹正射到他面前。
“你还年轻，前途满有希望呢。”他转了一下口吻，装成比较温和含着善意似的。可是她非常明白，从敌人方面来的哪有什么温和，什么善意;否则，便不成其为敌人了。
“希望正大哩！说来你亦不晓得。革命成功就是我的希望。当然你们这班反动派小卒走狗什么都不懂，我可怜你！枉生做一个中国人民到头成为帝国主义者、反动派的走狗！”
反动法官摇着头似乎在打着寒噤，他在想悔不该再惹她一场臭骂。
以后每一次讯问，胜利的不是反动派而是属于革命这方面。就是每一次刑打，胜利的亦还是属于革命者。因为一方是气壮山河，一方却是卑污无耻。
她虽被隔离单独监禁，但同监同志们甚至其他难友，都能够设法传递消息，互通声气。革命者到处有的是群众，有的是同情、爱护。她在监狱里体会到革命力量的充沛，真是“无孔不入、无微不至”，革命真同空气一样。
二月七日晚上十时，国民党反动派的龙华伪警备司令部的监狱内，开铁门、点姓名、钉脚镣的声音闹起来。她和同志们都被提出来，钉上十多斤重的脚镣，锁上手铐，每五人被连锁在一组，和其他同时被捕的一共二十三人被拖向黑暗的旷场，排成一列，对面就是一群反动派的军队，双手紧握着枪，枪口向下，如临大敌。在黑暗中，闪闪的马灯光，匆忙凌乱，凄冷、惊颤，象征反动派的末日。她的特别尖锐的“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的呼声冲破夜空，和同志们的豪壮呼声汇成冲霄的巨响，压伏了杂乱的枪声。她像一团火在烧、像炸弹在爆炸，一连中了九颗子弹，她的呼声还不停，身体还坚强屹立不动……这一天，正是京汉路工人流血斗争的八周年纪念日，她的血和同志们的血流在一起，灌溉着中国革命的花朵！
后 记
近三十年的腹稿，现在才算写出来。
“谁后死，谁就代写传记。”冯铿这句话藏在我心里亦近三十年，今天总算实践诺言。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最后的预言，随着全国解放而实现。现在全国青年们都在谈起烈士，纪念烈士。这本传记如果能够帮助青年们更深入了解烈士，那末，我便满足。
书中所述都是事实，甚至一个门牌号数、一句话，尤其是涉及的人物，我都保持着百分之百的真实。因为是传记，当然真实第一;又因为是文艺，我就采用客观的写法。
腹稿虽然这末久，但成书都在匆促的时间内，因而就不免有加工不够和文笔粗陋的地方。在这里，我恳切希望读者提供意见，尤其是认识烈士的同志们（不少是书中的人物）多多给我指正并提供材料，作为将来修订的根据。
责编：梁红
作品 2021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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