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谷丰

　　一

　　文学史，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来就不是僵化和死亡的历史，在时代的某个节点上，它会带着活力和温度，重返人间和现实。

　　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标志的左翼文学，早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名词，九十年之后，“左联”，以一个热词的姿态重新回到了政治和文学的话语中心。而在当年的革命策源地广东，我们也听到了历史的回声，并且在中国左翼文学的潮流中，看到了岭南的血脉。

　　左联成立的那个年代，军阀混战，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黑暗年代里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成了最早的觉醒者。左翼作家，走过了从五四话语到左翼话语，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艰难道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特殊国情和文学发展特殊情态下的产物，是文学发展长河中的必然过程。

　　1927年的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随之而来的广州“四一五”大屠杀，是国民党向共产党最残忍的进攻。在大革命失败的黑暗中，许多文化人或避难上海，或流亡海外。文化人的云集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为左翼联盟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武装暴动之外，中国共产党同时开展了文化方面的斗争。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定“党必须有计划的充分利用群众的宣传与刊物，以求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党应当参加或帮助建立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讯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直属中央宣传部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就是这个时期诞生的。

　　左联成立，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所有的文学史专著，都无法绕开1930年3月2日这个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秘密召开成立大会。白色恐怖之下，会场只是一间简易的教室，没有横幅和标语，更没有当今流行的座签。台上一张讲桌，墙壁上一块黑板，台下是破旧的长条靠背木椅。出席会议的人员三三两两地进入会场，随意而坐。鲁迅先生身边，贴身坐着冯雪峰和柔石，那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而采取的保护措施。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发起人大约五十人，如今能够在史料中找到的名字有：冯乃超、华汉（阳翰笙）、龚冰庐、沈叶沉（沈西苓）、孟超、愈怀（莞尔）、丘韵锋、夏衍（沈端先）、王洁予、冯润璋、顾凤城、彭康、许峨（许美勋）、冯铿（冯岭梅）、王任叔（巴人）、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阿英（钱杏邨）、冯宪章、鲁迅、杜衡、姚蓬子、柔石、韩侍桁、冯雪峰（画室）、吴贯中、黄素、郑伯奇、侯鲁史、朱镜我、田汉、王一榴、蒋光慈、刘锡五、葉灵凤、郁达夫、陶晶孙、戴望舒、杜国庠（林伯修）、殷夫（徐殷夫）、徐迅雷、程少怀、陈正道、许幸之、郭沫若、沈启予。出席成立大会的，实际上只有四十多人。正在日本的郭沫若和茅盾，没有参加此次会议。

　　左联成立大会之前，还召开了两次鲜为人知的筹备会议。两次会议分别于1929年10月中旬和1930年2月16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确定了左联纲领的起草人，第二次筹备会议商定了召开左联成立大会的时间、地点，开会的程序，主席团的成员、分工和安全保卫等具体方案。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发起者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文学社团，他们在鲁迅的旗帜下集结，如果不是专门的研究者，很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地域关联和文化血缘。

　　在纪念左联成立九十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在重温冯铿、许峨、洪灵菲、丘东平、戴平万、杜国庠、冯乃超、欧阳山、蒲风、草明等左联作家的作品时，我们不难发现，左联和广东作家的深厚渊源，广东左联作家在革命时期的文学贡献。九十年之后，左联的广东元素，依然被镌刻在时间的纪念碑上：

　　参加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的八人中，广东籍作家有三人。

　　出席左联成立大会的四十余名代表中，广东籍代表近十人。

　　洪灵菲参加过两次左联筹备会议，为左联七常委之一;左联七常委，广东籍人士占了两名。

　　冯铿是左联五烈士中唯一的广东人，且为唯一的女性。

　　戴平万是上海孤岛时期共产党的领导者之一，他接替周扬的位置，成为左联最后一任党团书记。

　　冯乃超参与左联筹建，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并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

　　欧阳山、丘东平、戴平万、蒲风，都是鲁迅先生名单上最有代表性的左翼作家。

　　草明参与创立广东文学界救亡协会，为较早关注和表现工人生活的左翼作家。

　　丘东平、欧阳山与鲁迅等二十三人共同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杜国庠（林伯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左联、社联和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工作。

　　二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一段话，是冯铿以左联烈士身份的出场：“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蒂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这段话是鲁迅对冯铿牺牲的纪念，如果从时间来说，冯铿与鲁迅的交往，是从书信起步，是从冯铿十四岁时在汕头友联中学做学生开始的。鲁迅对冯铿的印象，是从她发表在《友中月刊》上的文学作品开始。

　　左联时期的革命者，理想张扬，动机纯正，献身精神几乎是所有人具备的心理准备，被捕、坐牢、牺牲，是许多人经历过的苦难，冯铿以二十四岁的年龄被敌人杀害，她是广东籍左联作家中牺牲的第一人。许峨，作为冯铿爱情的组成部分，不仅是她的引路人，也是和她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他用一篇人物传记，实现了他同冯铿的约定：先死者的传记，由后死者来完成。

　　丘东平可能是左联作家甚至中国作家中唯一近距离面对日寇正面作战的勇士。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血雨腥风中辗转南洋和上海，以一个草根平民的身份策动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抗日，不仅仅是时机的巧合，更是一个时代的奇迹。一个以笔为枪的作家，曾经拥有十九路军战士和新四军战士的双重身份，这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绝无仅有的例子。他是广东籍左联作家以新四军战士身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唯一烈士，他以三十岁的短暂生命演绎了曲折丰富的人生，突破了和平时代文学的想象。

　　洪灵菲是左联最年轻的常委，他是左联成立之前两次重要的筹备会议的参与者，同冯铿、许峨、戴平万、丘东平等人一样，他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血雨腥风中辗转到香港和南洋，最后在上海参与左联的。他同戴平万的关系，超越了生活的逻辑，成了“奇遇”和“巧合”的传奇。洪灵菲和戴平万，是左联作家中唯一具有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父亲的学生、妹妹的恋人、大革命中的同志、海外流亡中的兄弟和左联亲密战友等多种身份结合的人物，所以，左联的研究者，得出了“洪灵菲和戴平万的人生轨迹是大致相同的”的结论，并且铺陈了他们的相同经历：“1918年一同考进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接受五四运动新思想的洗礼。1922年又一同考进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中山大学）。国共合作时期，他们开始投身革命运动，后在许苏魂的介绍下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流亡南洋。1927年秋，‘八一南昌起义军进驻潮汕，他们即启程回潮汕参加武装斗争。及至潮汕，发现起义军撤离，又奔赴海陆丰参加农民革命运动。海陆丰农民起义失败后，洪灵菲、戴平万又奔赴上海，参与创办进步文学团体太阳社、我们社。1930年，左联成立，洪灵菲、戴平万是发起人和筹备者，洪灵菲还是‘七常委之一，是其中最年轻的作家。”

　　洪灵菲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叛徒出卖被捕，1933年10月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他是唯一被杀害的左联常委，是左联广东作家中唯一雨花台烈士。

　　杜国庠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虽然是太阳社、我们社的成员，同时与创造社的成员有来往，但他却不是一个文学青年，他的专业领域不是文学，他的翻译和写作内容基本上属于哲学和经济学范畴，所以，在上级指示下，左联成立之后的杜国庠，将工作重心转向了社会科学领域，并和邓初民、吴黎平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左联成立之后的杜国庠，除了左翼作家身份之外，他还是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宣传、文化领域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的委员。正是中央文委策划和推动了左联的成立。

　　在白色恐怖时代，杜国庠也未能逃过国民党的搜捕和监禁。幸运的是，他没有像冯铿、洪灵菲一样成为烈士。其实，杜国庠被转移到南京看守所甲所第九室的时候，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了。在后来的苏州反省院里，杜国庠拒绝了潮州老乡、国民党两广监察使刘侯武的游说，他用“我要是愿写东西，早在南京就出狱了。我无过可悔。我不愿躯壳出去，而把灵魂留在这里”的义正词严，悍卫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

　　西安事变之后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让杜国庠化险为夷，在随后的全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继续发挥一个学者和革命者的潜能。

　　左联广东籍的作家、艺术家，许多人都有为了追求革命理想东渡扶桑求学的曲折经历，如丘东平、杜国庠、冯乃超、冯宪章、陈斐琴、侯枫。丘东平到达日本之后，参加了东京的中国左联分支机构的活动，他参加过海陆丰大革命和“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经历，让东京左联的同志具有了一种天然的信任和敬佩，大家一致推举他做左联的组织工作，又让他负责《东流》和《杂文》两本杂志的出版工作。杜国庠负笈东洋，时间达到了漫长的十二年。师从日本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博士，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开起点。同李大钊、郭沫若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留学日本的一部分。

　　若论左联作家与日本的关系，冯乃超是最为独特的个案。

　　冯乃超在日本出生，童年时代随母亲返回故乡广东南海，三年之后又复回扶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冯乃超接受了完整的日本教育。冯乃超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回国，参加创造社的工作，他的革命生涯，从此正式开始，他的职业革命家身份，逐渐显现。

　　冯乃超起草的左联《理论纲领》，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得到通过，冯乃超在大会上报告了左聯的筹备经过。除了当选为七人组成的左联常委之外，他还担任了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冯乃超主持了左联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和第二次全体会议，分别作了政治报告，总结了一个阶段来的左联工作，在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之上，明确下一步的工作任务。

　　一年之后，冯乃超接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在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主管对日宣传和编辑《敌情研究》等。他与杜国庠是三厅的同事和战友，他们经常出现在重庆曾家岩周恩来的办公室里，请示汇报工作。

　　1963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文纪念的诗人冯宪章，被誉为“黑浪中展翅翱翔的海燕，把自己的灵感和生命都贡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事业”，冯宪章在参加太阳社和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就参加过1927年的梅州“五一二”武装暴动和广州起义。他是1930年左联成立的在场者，他二十三岁的年轻生命，终止在国民党的监狱中。

　　来自梅州的左翼作家，除了冯宪章之外，任钧和蒲风，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有过早期参加革命，在白色恐怖中离开家乡和远涉日本求学的经历。任钧担任过左联组织部长，成为左联的核心领导成员。他们同饶彰风、袁文殊、陈斐琴、陈卓坤、温流、杜埃、碧野等人一起，成了左翼文艺运动中的梅州力量。

　　三

　　鲁迅与广东的关联，与广东籍左联作家、艺术家的关系，已经成为文学史的组成部分。文学之外，广东左联艺术家陈烟桥、陈爰、罗清桢、张慧、陈卓坤、陈铁耕、黄山定、邓启凡、钟步青等人，与鲁迅先生在木刻艺术领域里，产生了美术和精神的关联。他们都是鲁迅木刻讲习班的学员，同时也是在鲁迅家中聆听教诲的崇拜者。在《鲁迅全集》第四卷的木刻班全体学员与鲁迅的合照中，我们还能穿越时光，见到他们年轻的身影。

　　这些被鲁迅不遗余力扶持的木刻青年，九十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发黄了的书信，看到他们在鲁迅旗帜下的成长和进步。

　　从1933年4月起，陈烟桥与鲁迅保持了长达三年多的书信往来，五十三封书信，见证了那一段历史。

　　在吴渤编译的《木刻创作法》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亲自校阅和写下的序言。

　　罗清桢多次得到鲁迅的面授和书信指导，《鲁迅全集》中，收录了先生写给罗清桢的二十多封书信。

　　陈铁耕是1931年8月鲁迅主持的木刻讲习会的学员，他与江丰等人成立西湖一八艺社，1932年底与陈烟桥组织野穗社。后来，鲁迅将陈铁耕的《母与子》《殉难者》等十七幅木刻作品推荐到法国参加“革命的中国新艺术展览会”展出。

　　陈卓坤在上海参加左联，也是鲁迅木刻讲习会的学员。中国的第一幅鲁迅木刻像，就是他的作品。

　　钟步青、张慧、邓启凡、黄山定、陈爰，都参加过鲁迅的木刻讲习会，他们不是鲁迅文学的传承者，但是，他们运用木刻的形式，批判反动势力，抵抗日本侵略，他们是进步文艺的投枪和匕首。

　　鲁迅是1927年1月来广州的中山大学担任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那个时候，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尚有三年时间;那个时候，欧阳山还没有成为他的学生。欧阳山第一次去鲁迅居住的中山大学校园里的大钟楼求见的时候，年轻人的心中，忐忑不安。当欧阳山敲响鲁迅的房门，却由于紧张没有听到鲁迅先生请进的声音。当鲁迅先生打开门的时候，欧阳山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又鞠了一躬。当他还想第三次鞠躬的时候，鲁迅先生微笑着拉住了他的胳膊。

　　鲁迅在广州的时间很短，总共才十个月，但他在广州的几次演讲，在广东乃至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阳山在他的文章中，记下了他对鲁迅的第一眼印象：“在广州的青年们确实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学家、革命家：穿蓝布或黑布长衫，穿那种叫作‘陈嘉庚的帆布胶底鞋，抽比‘美丽牌还便宜一半、一毛钱二十根的廉价的‘彩凤牌香烟，胡子长长的，头发也是长长的，几个月也不理一次发，好像是一个乡下老头子。如果他只是一个不修边幅的文人，自然不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但他却是个大文学家，又是个对黑暗势力绝不妥协、坚决战斗的革命家，那影响就不同了。青年人由于好奇心的驱使，甚至连他到哪里吃饭，什么时候去哪里理发，和许广平到什么地方去之类的事情，都喜欢多方打听。在他住的大钟楼附近，平时都有很多青年在那里徘徊张望，留连忘返，希望能见他一面，即使是远远地望一眼也好。”鲁迅的平等待人和亲切温暖，迅速让欧阳山消除了紧张和拘束。请求鲁迅先生支持成立“南中国文学会”，邀请鲁迅先生参加成立座谈会，是欧阳山第一次面见鲁迅时的收获。1927年3月14日下午2时，鲁迅应约来到了如今的广州越秀南路东如饭店二楼。1927年3月16日的《民国日报》和《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7期，都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消息。《民国日报》的报道说：“（中华社）自文学巨子鲁迅先生南来后，广州青年对于研究文学的热望，甚为炽盛。中山大学周鼎培、林长卿、倪家祥、邝和欢、祝庚明、印启勋，广州文学社杨罗西（欧阳山）、赵慕鸿、黄英明、郑仲谟等，拟联同组织‘南中国文学会，以发扬南中国文化，并定期刊品，名《南中国》，由鲁迅孙伏园诸先生等提挈一切。查该会经筹备就绪，并于昨十四日下午二时，假座东如楼太白厅开茶话会，由鲁迅先生将研究文学之经过、文学途径、研究方法及国内文坛近况，详为解述，同座至为欢洽，多方问难，得益甚丰。闻该刊品《南中国》已集稿，不日可与世人相见云。”

　　“四一五”政变、“南中国文学会”解散之后，鲁迅先生在广州市立师范又进行了两次讲座。欧阳山曾经是被这所学校以“操行不良，难期造就”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学籍的学生，如果不是鲁迅先生的讲演，欧阳山可能不会再跨进母校的校门。欧阳山以学校邀请的记录者的身份进入校园，聆听了鲁迅先生的两场演讲。由欧阳山记录，后来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入了《鲁迅全集》的演讲，是在反共的特殊形势下的曲折隐晦的批判。

　　鲁迅先生在广州市立师范演讲的时候，他已经辞去了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撤离了中山大学大钟楼入住了白云路的白云楼。两次演讲的时间分别是7月23日和7月26日。

　　广州天氣炎热，但听众的热情超过了天气。只能容纳三四百人的礼堂，却有五六百人进入，几乎挤破了会场。

　　鲁迅先生的诙谐风趣是超越了生活的冷幽默，听众捧腹大笑，演讲者却面无表情，将所有的态度和情感都藏在了心里。欧阳山的记录，让后人通过文字穿越时空，回到了1927年的现场：“鲁迅在讲到‘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讲到‘吃药（五石散）、‘喝酒‘穿衣和‘扪虱之类的事情时，也是引起哄堂大笑的。他之所以讲这些，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因为当时不能自由讲话，因此，他只好借魏晋文人的风度、文章、吃药、喝酒、装疯、装傻之类的事情，来谈过去历史上政治斗争，用借古讽今的办法来影射当时的政治环境，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和黑暗。所以当他讲到吃‘五石散的事情时，就说：‘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又说，‘比方在广州提倡，一年之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时，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但他自己却不笑，而且当成很严肃的事情来讲，大家越是笑，他的神情就更严肃。由于鲁迅当时的处境很坏，他要发表言论来向国民党抗议，但用什么办法来抗议呢？他想出了这个题目来演讲，来达到他抗议的目的。”

　　后世的研究者，用“广州鲁迅——一个深刻而柔软的播火者”定义了鲁迅在广州的岁月和生活。广州鲁迅纪念馆馆长吴武林认为，鲁迅在广州的几个月时间里，实现了他人生的两大转型，并且决定了他之后十年的人生走向：“一个转型是世界观的转型，鲁迅在广州看到了血淋淋的现实，看到青年告密，看到被枪杀的学生青年，他原来的进化论在此几乎‘轰毁。第二个是职业生涯的转型，从体制内走向自由职业者。此前鲁迅不是在教育部就是在高校任职，从中山大学辞职后，他就向自由职业者转型，靠卖文为生。”

　　鲁迅与广州乃至广东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鲁迅对广东左联作家、艺术家的影响，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广东左联文学艺术家的地域分布，同样值得关注。

　　冯铿、许峨、戴平万、杜国庠、丘东平、洪灵菲、陈波儿、杨邨人、侯枫、陈辛仁、梅益等人，都来自潮汕地区，蒲风、任钧、冯宪章、饶彰风、杜埃、楼栖、陈斐琴、袁文殊、陈卓坤、温流、碧野、罗清桢、陈铁耕、钟步青、张慧、邓启凡、黄山定、温盛刚等则来自梅州，而广州地区，由于欧阳山、草明、易巩等人的活跃同样引人注目。

　　大革命时期的敌我斗争，始于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的广州“四一五”和武汉的“七一五”大屠杀，都是反动势力向共产党进攻的惨案，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成为历史。为了回击国民党的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则是进步力量的回应。海陆丰起义和梅州地区的两次暴动，是对1927年三大起义的响应和有力配合。敌我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是革命力量风起云涌的地方，海陆丰农民运动、梅州地区的暴动和南昌起义队伍撤退到梅州和潮汕地区，都在当地掀起过革命的热潮，虽然由于革命力量的弱小而失败，但革命过后，火种犹存。广东的左翼文艺家们的出现，就是大革命影响下的知识分子进步的产物。

　　《左联与梅州》一文中，作者总结了这一现象：“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参加左联的梅州籍成员，几乎都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少还有留学经历（主要是留日）。他们多在20岁左右参加左联，革命意志坚定，热情高涨，才华横溢，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革命精神和文艺才华，同时也在左联的战斗旗帜下锻炼成长，成就革命的一生，有为的一生。他们是梅州人崇文重教读书求仕，举全家乃至全宗族之力培养出来的，但在国家危难面前，他们舍小家顾大家，放弃个人为家庭为宗族争取荣华富贵，而满怀爱国之‘大义，选择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抗日救亡，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甚至为此献出年轻的生命。”这段总结，揭示了岭南地区左翼文艺家产生的普遍规律，梅州是这样，广州、潮汕也是如此。

　　四

　　大革命时代，并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然而，广东籍的左翼作家们，依然用坚硬的笔和火热的激情，创造了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作品。

　　创作流传后世的经典作品，永远是一个优秀作家的抱负，更是我们当下和平与经济建设时代作家们的理想。九十年过去，后人已经很难想象左联作家们在白色恐怖和战火纷飞的疆场上，如何写出至今仍有生命力的作品。以24岁的年龄死于敌人屠刀之下的冯铿，“左联五烈士”的英名并未能掩盖她的文名。

　　冯铿生命短暂，她在六七年动荡之中写下了二十八万字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中国新诞生的最出色的和最有希望的女作家之一”“中国最光辉、最有希望的女作家”和“中国最有才气和前途的女作家之一”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客观体现。“寻求革命、寻求女性解放是贯穿冯铿的人生和文学的基本主题，她的中篇小说《最后的出路》和短篇小说《小阿强》《红的日记》等，是左翼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品。‘左联五烈士被害后，关于五烈士的专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初版。其中，冯铿的《红的日记》被翻译成日文和俄文。冯铿的贡献是，以她的创作告诉人们：女性的解放，必须与旧社会的破坏以及新社会的建立紧密结合起来（《左翼文学的拓荒者和追梦人》，花城出版社2019年9月版）。”

　　生命的长短，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数量。只有三十一年生命的洪灵菲，从1927年年底到1933年10月，用了大约六年时间，创作了近二百万字的小说，成为左联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流亡》《前线》《转变》，尤其是《流亡》，风靡文坛，成为左翼作家早期革命罗曼蒂克文学的代表作。“洪灵菲对左翼文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当左联成立后提出建设无产阶级新兴文化时，洪灵菲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文艺讲座》中发表《普罗列塔利亚小说论》，在左联的机关刊物《拓荒者》上发表长篇小说《家信》和中篇小说《大海》、短篇小说《新的集团》等。这个时期，他小说的表现对象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换成了工人、农民和革命者，主题则从表现知识分子在沉沦中走向革命变成了集中暴露时代的黑暗和正面表现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这些作品，是当时左翼文艺界倡导的普罗文学的样本作品（《在洪流中：洪灵菲作品及研究》，黄景忠、林洁伟编，花城出版社2019年9月版）。”

　　如何写出表现时代风云，流传后世的经典小说，并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世风浮躁时代的焦虑，左联时期的作家，早已有了抱负和思考，有了超前意识。参加过农民自卫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和新四军的丘东平，是战争文学的在场者和实践者，他用《暴风雨的一天》《中校副官》《叶挺印象记》《吴履逊和季子夫人》《给予者》《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表现抗战的小说和报告特写，为他伟大的战争文学构思做了铺垫和预习，这些抗战初期战争文学的代表作，被聂绀弩誉为“抗战以来最伟丽的诗篇”，但少有人知道，丘东平的战争文学抱负，却是他那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1938年1月，丘东平在《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答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同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伟大作品没有产生的原因。在战争年代的行军途中，他写了一张卡片给欧阳山：“此行所见所闻，足称伟大，此后战争题材，东北作家不能专利矣。”在写给吴奚如的信中，他表示：“只要不死，将来就有伟大的题材写小说。”

　　陈毅军长批准丘东平的创作假，期望他“写出一部反映我们新四军的纪念碑式的作品”的长篇小说，《茅山下》这部仅仅写了五章的小说，由于丘东平的壮烈牺牲成了夭折的绝笔，但它依然留下了一个左翼作家文学抱负的回响。

　　林崗认为：“胡风、丘东平这一代批评家、作家的出现，并不是无缘无故横空出世的，而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运就是革命形势和左翼文坛的改变。丘东平留下来谈文学的文字很少，但即使就是这不多的文字，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文学最基本的见解，都是建立在强烈的作家代际意识基础上。他强烈地意识到，他是一代新人，他有写作的使命。”接下来，林岗先生引用了《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答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同志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中国的老作家们看来似乎已经不能负起这个任务了，因为他们不能深切地了解这个炸弹满空，血肉横飞的现实，他们的语气中，‘战士‘勇士‘冲锋，等等，是一些讽刺的，不能承认的，否定的名词，和敌人血肉相搏的场面，他们除了不了解，不承认之外，就不免要把它看作堂吉诃德和风磨的决斗了，……中国的青年作家们，他们站在中国大众的前头，期待看抗日战争已经很久了。”

　　丘东平牺牲时年仅三十岁，他的文学才华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他的作品彻底超越了早期左翼文学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彻底摆脱了左翼的‘学生腔和‘小资味，虽有不成熟的地方，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教条、公式的框框。他给左翼文坛吹进了一股清劲而质朴的风气，他的作品题材和内容均来自革命斗争和抗战的火线，来自亲身的体验，而他又能以鲜活、真切、感性的文笔传递给读者，达到了左翼文坛第一流的艺术造诣。他是左翼文坛‘新世纪最为优秀的代表（林岗《论丘东平及左翼门户问题》，《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所以，鲁迅先生将丘东平的作品，放在三十年代作家的前三名;所以，聂绀弩感叹说：“看了东平的小说，我们还写什么小说啊！”

　　欧阳山和草明，都是敌人血腥屠杀下的幸存者，也是生命的长寿者，与冯铿、洪灵菲、丘东平那些年轻的牺牲者相比，他们的生命和文学都以寿终正寝的方式结束，他们看到了革命理想的实现，他们文学作品的数量和长度，是那些年轻的牺牲者无法企及的。

　　欧阳山的代表作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和草明的中篇小说《原动力》、长篇小说《火车头》《乘风破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版的文学收获，他们将战争和颠沛流离隔在了生活之外，这是一个作家的幸运，也是文学的幸运。

　　广东籍的左联作家中，欧阳山是鲁迅身边最亲近的学生，鲁迅的真传，体现在欧阳山韧性的战斗精神和“执着地追求艺术，把追求艺术和服务于人民大众和谐地统一起来”的文学实践中。欧阳山的文学创作，跨越了从五四运动至改革开放多个历史时期，他一生著作丰富，数百万字的各类文学作品，清晰地展示了他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过程和当代文学史大部分过程的经历，他勤奋耕耘在文学创作的第一线，创作了一系列在各个历史阶段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成功作品。他的长篇小说《高干大》，被誉为“创作上的一块里程碑”，是“欧阳山在《讲话》后创作的第一座高峰”。五卷本共一百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更是“一部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历程的史诗性巨著。这部作品注重吸取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华，同时整合我国新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艺术经验，锻造成自己新的强有力的艺术手段，鲜活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巨变中的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成功地塑造了形神各异的一系列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特别是成功地重点塑造了工人阶级的典型人物周炳。这是有非凡意义的，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和达到的新高度”。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个仅仅存在了六年的革命文学团体，九十年之后，仍然被后人记起，被时代纪念，今天，当我们在《作品》编辑部的墙上，看到欧阳山栩栩如生的大幅照片时，就会想起“欧阳山是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和新中国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是华南文学的领军人物，是鲁迅的优秀学生，是毛泽东旗帜下一名成绩卓著的文化战将”的评价。

　　广东籍左联文学艺术家，人数众多，作品丰富，全面列举和评价他们的作品和文学成就，显然不是一篇述评可以胜任的。

　　广东籍左联作家，既有冯铿这样的烈士，也有洪灵菲这样的地下工作者，还有杜国庠、冯乃超这样的文艺战线上的领导者，再有丘东平这样战场上杀敌的无畏战士，更有欧阳山这样高举鲁迅旗帜，成为华南文坛领军人物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人生，无论长短，都已经超越了文学艺术，升华到了革命的高度。

　　大革命时期的左翼文艺家，在艰难困苦的极端条件下，坚持信念和理想。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到处躲避和逃生，但他们内心深处绝对没有懊悔、沮丧和失望，他们以笔为枪，不放弃战斗。“左翼作家这四个字，对他们而言不是‘左翼再加‘作家，而是两者浑然一体，不分彼此。革命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日常生活，無时无刻不身处革命斗争之中，因而革命不是一种有待深入的‘生活，而是生活本身（见林岗《论上东平及左翼门户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他们是一群“以血打稿子，以墨写在纸上”的作家和革命者。

　　所有的广东籍左翼作家，都留下了他们带血的文字，历史的纸页，已经发黄，但他们的文字，却依然滚烫。旧文新读，不仅仅是经典的重温，也是革命的回顾。所以，晚年的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无视‘左联的作用，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现代和当代文学史。”

　　责编：梁红

　　作品 2021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