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

　　就如在《我的二本学生》中剖析学生的成长要素一样，本文中，我将以自己为对象，剖析个人的成长境况和节点，剖析一个70后出生的农村大学生，在中国转型期的近三十年中，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重点要素，并以此作为我完整见证长大的80后、90后两批二本学生的一个参照。

　　我的成长过程，总是被标签化，诸如从专科生到大学教授，从下岗女工到文学博士，标签化的背后，固然隐含了社会给予一个普通人夹缝中成长的机会，但也容易让我将自己视为特例，将更多的因素归结为偶然。直到走向社会，得以有机会在大学任教，和几千名学生接触后，回过头来审视走过的路，才发现，和同龄人比较起来，我身上，并没有太多意外发生，不过一个保持了学习愿望和好奇心的普通人，对于生活平常挫折的本能应对，如果细细探究，同龄人身上戏剧化的因素，远远要超出我身上发生的一切。让人感慨的是，对70后这一代而言，那些曾习以为常的东西，诸如均衡的公立教育、保值的大学文凭、良好的就业机会、低廉的房价、考研的公平、对第一学历的忽视，在不过二三十年市场化的淘洗中，就显露出了完全不同的底色。这种群体性的境遇，让我意识到，除个人能力之外，负载在时代身上的大势，才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秘密。

　　我和我的二本学生，从宏观而言，不过不同代际的年轻人和时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碰撞，从微观而言，不过个体在抛出既定轨道后，在市场搏击中的丰富遭遇。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这是一种必然，也是无人可以拦阻的大势，我不过作为一个见证者和参与者，目睹时代的大潮和微尘，托起或落到鲜活的个体身上。

　　父母的生计和开支

　　如果要评价父母一辈子的生活境况，我最想和他们说：劳累但值得。小时候，目睹父母无法穷尽的家务，我会为生命中不得不承担的辛劳而失落，甚至不愿重复他们的人生轨迹。让我惊讶的是，尽管极度劳累，但从我有记忆以来，家里从未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父母在极为年轻时生育四个孩子后，这艘负载极重但生机勃勃的船，始终在既定的航道前进，并按照既定的航道，将家庭所有的成员送往岸边，让他们融入时代，开启新生活。因为家中从未有过压抑的氛围，我也从未因为父母的辛劳，对他们产生廉价的同情，也并不认为他们的付出，是出于单纯的母爱和父爱。在我的理解中，父母面对急剧转变的时代，光是满怀干劲地应对，就足以让他们忙乱，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心思，去为个人的隐秘的情感、情绪而感怀。待我人到中年，审视父母的路，会发现他们的付出，性价比极高，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能量，最为省力地帮助几个孩子找到了出路，换言之，我们的顺利成长，最终兑现了父母的半生辛劳。

　　我的父母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父亲出生于1949年7月（阴历），母亲出生于1949年10月（阴历），经人介绍，他们于1968年结婚。从1970年到1976年，赶在计划生育严格执行的边缘地带，速战速决地生育了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我、弟弟。可以说，我们家属于典型的20世纪70年代多子女的农村家庭。

　　父母的生计，是决定一个家庭走向最为重要的因素。我将从这个维度，以父母结婚以后的时间为起点，来梳理自己所依赖的原生家庭的经济基础。

　　父亲1968年从岳阳师范肄业后，一直在湖南汨罗三江乡当老师。因为有岳阳师范求学的经历，尽管因为“文革”他没有获得文凭，但一直被当作公立教师对待，是乡村难得的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之一。他刚刚毕业的工资是29.5元（猪肉价格每斤0.7元），延续了5年，到1972年，工资涨到34.5元，到1989年，也就是我念高中那年，工资涨到了85元。2009年，父亲退休，工资已涨到3000元以上。算起来，父亲工资增长较快的阶段，正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到目前为止，父亲退休将近十年，工资涨到4500元左右。父亲的这一份公职，算得上整个家庭最为稳定的支撑。

　　妈妈的身份是一个农民，一直以来，承担了家庭主妇的角色。1968年和父亲结婚以后，除了正常的务农，她在二舅的支持下，买了一台缝纫机，拜我做手工裁缝的爷爷为师，开始做缝纫，母亲一直将此称为“做艺”。这份工作，和父亲在乡间的教职，产生了同等重要的作用。母亲在每个孩子满月后，就开始接单做艺，我们四姐妹，在两岁之前，都是吃百家饭长大。1972年，妈妈每外出做艺（做上门工）一天，工价是1.5元，包伙食，但因为孩子小，须请雇主帮忙带孩子，会扣除0.2元的保姆费用，实际收入有1.3元。她一天最多能做二十多件衣服，最少也能做十几件。有些人衣服少，会让妈妈做包工，5角钱做一条长裤，或者一件上衣。这份报酬和爸爸在学校获得的工资差不多，但妈妈劳动的意义，显然要更为宽广，在孩子小、家里严重缺少劳力的状况下，每到紧急关头，她积攒下来的工分，可以一对一地换壮劳力。家里最难干的农活，诸如犁田、耕地、收割，除了爸爸放假期间的劳动，全部依赖妈妈做艺换来的劳力。

　　做艺这份工作，大约从1970年持续到了1987年。需要补充的是，包产到户后，种田的收入也还不错，甚至可以和爸爸的工资持平。高峰期，1986年，家里一年收入了一万三千斤谷子，按每担二十三元计算，也有将近三千元的收入。但因为爸爸1987年评为了一级教师，全家农转非，田地被集体收回，从1987年开始，妈妈离开老宅，去了爸爸所在的单位，在宿舍的墙上开了一个洞，支了一个木窗子，买了一个货架，開始经营起了校园常见的小卖部。与此同时，妈妈留意到很多孩子早餐问题难以解决，她随即购买面粉做早餐，先后做过包子、油饺子，还下过面条。这一时期，是父母最为劳累的阶段，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五个小时，但也是家里经济状况最好的阶段，自然，也是父母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经济压力最大的阶段。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年过70，两个姐姐因为上的师范，毕业时间早，面临成家的开支，我和弟弟正处于高中阶段，马上要开始漫长的求学生涯。

　　弟弟1996年念大学后，父母不再开店，一则家里经济状况不再如以前紧张，另外，开店实在过于劳累，父母身体难以支撑;二则经营成本大幅提升，教工家属想开店的逐渐增多，学校开始竞标，要支付很大一笔租金。市场经济的模式，最终来到了这所乡间学校。父母对于这段时间的具体收入不太清楚，因为都是做的微利生意，他们甚至连整理纸币的时间都没有，通过称量纸币的重量，以估算大致数目，妈妈记得很清楚，一两角票大约是十元钱。1997年，奶奶去世，妈妈在停止小店营生后，应学校邀请，进入学校的食堂干了四年，每月拿固定工资300元。

　　需要补充的是，在1987年待在老家以前，除了正常的种田种地，母亲始终坚持喂猪、养鸡，还挖过一个鱼塘养鱼。但这些副业，除了养猪偶尔参与售卖交换外，养鸡和养鱼的目的，纯粹为了改善一家人的伙食。另外，因为对土地的不舍，在家里田地户口变迁被集体收回后，父母曾经连续两年承包了别人的水田，用来种植当年极为流行的大荆西瓜。西瓜成熟以后，还曾经包车拖往长沙等地贩卖。平均来看，贩卖西瓜的年收益除去各类成本，在500元左右，对于父亲月工资不及百元的状况而言，也算得上难得的额外收入。

　　以上是我对整个家庭来源所依赖生计的简单梳理，可以说，父母的主体经济活动，都是在市场经济尚未彻底铺开前发生。他们所有劳动的基本目标，就是保证一家人的生存，并让孩子受到应有的教育。因为子女多，压力大，他们并未对生活有太多别的想法，对此后即将到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也没有多少察觉和敏感。多年来，伴随轻度的负债状况，家里始终维持着正常运转，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没有任何投资性行为，诸如，在镇上地价极为便宜的时候，听从朋友的劝告去购置地皮或房产。

　　家庭支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家庭成员的衣食住行，整体而言，在当地算中等偏上。衣物方面，从有记忆以来，一直到上高中，除了买过两套教练服和运动鞋，再无购买的记忆，都是妈妈买布缝制。因为姐妹们年龄接近，没有太多身高差异带来的更替机会，做衣服时，都是一式几份，只有颜色上的区分。记忆中，妈妈偶尔会有一些基于自己审美理解的时髦服装，喜欢在鸭蛋青色的确良裙子上打荷叶边，或在水红色衬衣领口设计飘带。伙食方面，从分田到户后，没有任何吃饭困难的印象。在此以前，听妈妈说，1972年二姐出生时，因为三江镇发洪灾，生活极为紧巴，她不得不在临产之际，提前去往娘家，将二姐生在外婆屋里。多年来，在爸爸的生存理念中，勤俭节约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尤其在吃的方面，他坚持将伙食开好，是家庭的头等大事，让孩子们吃好，是他所能想到的除教育以外最值得实践的投资。他微薄的工资，几乎全部用来去镇上屠夫那儿购买肉类，一年到头算下来，甚至还要赊欠账目，家里养的鸡、鸭、鹅，池塘养的鱼，除了送给老人和亲戚，也全部用来自己食用。他的观念是，只要吃得下，借债改善伙食，也值得去做，想起来，这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实在也最为超前消费观的体现。在收入有限、子女多、负担重的情况下，较大的伙食开销直接导致家里没有积蓄。但也因为保证了营养，家庭成员很少生病，除了一些常见的头疼脑热、不可避免的磕磕碰碰，医疗开支极少。住房方面，1970年，爷爷带领家人建好对称的传统瓦房后，一直到1999年二姐和父母在县城购买一栋私宅，整整29年没有建造任何新房。相比二舅一生做了七次房子、早逝的细舅一生做了四次房子，父母在住房方面的支出，算是最为节俭，但不可否认，从1987年到2009年父亲退休，单位提供的宿舍，阶段性地解决了家里的住房问题。出行方面，在1983年以前，短途靠步行，长途靠坐乡村汽车。1984年，家里买了第一辆自行车，从此自行车代替了步行，但家里始终没有买过摩托车、电动车和汽车。

　　其二，是孩子们及父亲的教育支出。从小到大，我们四姐妹都在当地乡村的公立小学、初中就读，直到高中，才有子女进入县城。整体而言，除了每年极为微薄的学费开支和文具开支，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主要是我和弟弟的伙食费，负担不重。从小学到中学阶段，父亲一直坚持订阅《儿童时代》《中国少年报》《少年智力开发报》等几份报纸，会买一些公认的文学名著，算是学习上学费以外的一笔开支。另外，大姐、二姐在初中阶段，因为分别报考师范的音乐和美术特长生，曾跟随学校的相关老师学习，多了一些别的开支，1987年，家里购买了一架手风琴，花了四百多元，相当于父亲大半年的工资。大姐、二姐初中毕业考上中专后，不再需要家里的任何支出。和现在孩子黑洞般的文化课外补习比较起来，在我们求学阶段，没有支付过任何课外补习费，在乡村的中小学，也没有补习班这个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支出方面，因为错过了1977年的高考，父亲多年坚持自学，1981-1986年，每年暑假忙完双抢，他就会去岳阳，参加师专的函授学习，在此期间买了不少数学方面的专著，由此也产生了学费、生活费和书籍上的开支。换言之，我家的教育支出，父亲也占了一部分。这项开支随着我和弟弟念大学逐渐增加。1992年我进大学，尚未并轨，学费每年800元，生活费每月80元，父母给一部分，学校发的生活补贴抵一部分。到1995年弟弟高中毕业，因为念的自费大学，每年的学费是3000元，每月的伙食费大约200元。事实上，父母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感觉经济压力加大，主要来源于弟弟大学的开支，而弟弟念的自费大学，不过是此后全面推开的并轨预演。

　　其三，老人的赡养费用。我小时候跟随外公外婆生活，父母除了年节时候给老人一些礼物，诸如割猪肉十斤左右，送一些红糖、饼干、花生、补脑汁等物品，每个月会给5元左右的生活费;另外，会依据乡间的惯例，每年给爷爷奶奶六担谷子（600斤）;并负责四个老人的基本医药开支。从1987年外公离去开始，1991年冬月我爷爷、1997年7月我奶奶、2007年1月我外婆纷纷离世，相比两边兄弟姐妹，父母的状况要好一点，依据乡间习俗，父母承担了大部分送老费用。他们采用“收到的礼金姐妹平分，但欠下的债务主动承担”的原则，在惯常的“婚丧嫁娶”费用中，这也成为他们人生中开支的重要事项。

　　最后，极为庞杂和无法預算的一项，就是人情开支。在乡间，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会有人情往来，并会以现金的形式充当礼金，无法赊欠，成为乡下人极为重要的一笔开支。父母因为两边的兄弟姐妹多——爸爸有五个兄妹，其中大伯四个子女，大姑四个子女，叔叔两个儿子，小姑两个儿子，妈妈有六个兄妹，其中超舅六个子女，大舅六个子女，二舅一个女儿，满舅三个子女，细舅两个子女，光是一代以内的嫡亲兄妹，数量就极为可观，加上父母的父辈、祖辈，算上表、堂关系，密如蛛网的亲人网络、无穷无尽的人情往来，构成他们一生庞大的支出。礼金的多少随亲疏关系变化，但天然的血缘关系，三代以内亲戚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构成实际的开销。据母亲回忆，他们刚结婚时，舅舅作为娘家最得力的亲戚，送礼达到5元，到80年代，则上升到了50元，到90年代，上升到了500元，现在则要超过2000元。“我送礼的钱远远超过我做房子的钱”，这是父亲最直观的感受。从2003年左右开始，因为弟弟在外工作，父母依旧撑起了门户，随着两边亲戚孩子长大、双亲老去，父母平均一年送出去的礼金都在一万元以上，最夸张的2003年下半年，支出了两万多元，占去他们退休金的大部分。

　　概而言之，在父母的一生中，每一分钱的来源，都依靠劳动和汗水所得，都通过父亲带的每一个班级、上的每一堂课、教的每一个学生，妈妈种的每一块地、每一亩田、每一个西瓜，缝制的每一件衣服，养的每一头猪，做的每个包子、饺子，下的每一碗面条，卖过的每一粒糖果、瓜子、每一瓶墨水、每一根棒棒糖来兑现，没有进行任何投资行为。他们内心所秉承的劳动观念，充满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朴素和天然。尽管所获不丰，但在开支可控、物价低廉的时代，基本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安顿好老人和孩子，并通过教育，让生活获得可持续发展。这种劳作的结果，就是让大姐、二姐顺利从中专毕业，让我和弟弟上完高中以后，还算轻松地念了大学，并且顺势而为，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我无法算清父母一生到底创造了多少可见的物质财富，但老人晚年的安顿、孩子长大成人、亲戚们获得的照应，足以衡量他们一生劳动的极高性价比。更为重要的是，在孩子们成长的岁月中，除了我曾经寄养在外婆家，一家人始终没有分开，父母保证了对孩子们的陪伴，保证了家庭的完整性和一家人正常的生活。

　　从小学到大学

　　父母直到今天，都认定人一生中最值得投资的领域是教育。从家庭命运走向而言，他们没有意识到，此后即将发生的社会巨变伴随城镇化浪潮，给一个农村家庭带来的机遇。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格局中，父母最大的心愿，不是让四个孩子进城立足，而是让孩子获得城镇户口，以便拥有机会获得一份过得去的工作。他们由此错失了数次进城的机遇，也没有在城镇化初期进行任何投资，但他们内心所持有的朴实教育观念，以及对教育无条件的重视，终究还是让四个孩子通过相对均衡的乡村学校，实现了心中预定的目标。

　　下面，我将以自己为例，剖析20世纪80年代初直至90年代中期，一个70年代出生的农村孩子上学的基本境况。

　　我出生于1974年，1981年上小学，因为父母太忙，从小寄养在外婆家，日常生活就是跟随外公外婆活动。五岁起，就会跟随外公上山扒柴、去池塘和水沟边养鸭子、去牛栏给牛换稻草，和外婆上山采茶叶，去地里种菜，去水塘边洗衣服。八岁左右，放农假时，会回家参加最为繁忙的春插或双抢。外婆所在的村庄极为庞大，村里同龄孩子多，踢毽子、跳绳、跳房子、捉迷藏、上山玩耍等，都是常见的游戏。对传统文化的接触，有三条途径：一是村里依然保留的民风民俗，诸如舞龙舞狮、唱花鼓戏和皮影戏等;二是完整而烦琐的婚丧嫁娶仪式;三是外公外婆的言传身教。

　　我1981年上的小学叫汨罗长乐镇隘口小学。1985年，因外婆年事已高，我转学回家，入读汨罗三江中心小学。我的两个姐姐、弟弟也在这所学校，四姐妹都从这儿毕业。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小学阶段，所有教我的老师都为民办教师，没有一位是正规院校毕业的公办教师，但大部分老师都极为敬业，在没有任何考核的年代，能够尽最大可能将学生基础打好，并且顺其自然地向他们传达一种朴素的社会主義价值观。我记得刚入学唱的第一首歌为《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印象深刻的还有《我们的田野》《丰收之歌》《劳动最光荣》《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学习雷锋好榜样》《军港之夜》《五月的花海》。

　　乡村小学将课程分为主科和副科，主科为语文、数学，没有开设英语，副科为音乐、体育、美术、劳动课程。在主科都缺少公办教师的情况下，副科几乎都是对付式教学，当然，也没有特别严格的考试。以音乐课为例，小学阶段，一架风琴，就是全校孩子和音乐相关的唯一乐器。风琴一般都破旧不堪，总有几个难以发出声音的琴键，踏板不是倾斜、松动，就是连接踏板和琴键的带子断裂，被麻绳粗糙地缝上。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是全乡所有小学生的重要节日，乡里要举行隆重的文艺汇演，每所学校都要派出规模颇大的表演队，孩子们常见的节日服装标配是白褂子、民警蓝裤，参加表演的女孩子，头上会要求家长扎上大红色或者水红色的绸子缎带。

　　从学业难度而言，小学阶段极为轻松，作业也很少。也正因为作业少，每次面对老师布置的任务，我都极为兴奋。在课外书极度匮乏的状态下，最开心的事情是拿到寒暑假作业，两三天做完以后，剩余时间就是和村里孩子的集体游戏。

　　在中心小学读了一年后，1986年9月，我进入父亲所在的学校三江中学念初中。初中三年，我换了三个班主任，分别为初一的胡均岳老师、初二的胡茂林老师、初三的赵如意老师。胡均岳老师和赵如意老师是公办教师，胡茂林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当时依然是民办教师。仔细回忆，在初中阶段，公办教师相比小学，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增长，尽管如此，但至少还有一半的民办教师，比如我的政治、英语老师，就是这样。我印象中，当年中等师范毕业，能够分来初中教书的，都算得上乡村中学的骨干教师，偶尔会有一个师专毕业的分来，就算得上难得的高才生了，我初三的数学老师毕业于岳阳师专，刚来学校时，曾引起很大关注。

　　相比现在城里初中生普遍的压力，我的初中生活算得上惬意。从初一到初三，几乎没有补课的记忆，除了学校统一配置与教材配套的练习册，作业量也不算多。整个初中阶段，每个学期，比较大型的考试，主要是段考和期末考试。到初三时，学习压力稍稍增大，最后一个学期会有月考。毕业班的老师，会用钢板刻一些复习资料，油印以后发给我们，算是额外的练习。但因为刻钢板极为劳累，油印也烦琐，额外的资料，多数少而精，远远比不上今天的刷题。当年的初中，行政考核压力不大，工资也差不多，职称竞争小，教师工作的动力，主要来自学校传统和职业惯性，以及家长的期待。教师子女同样就读乡里唯一的初中，没有重点班，所有孩子都随机安排在不同班级，大部分教师不习惯教自己的孩子，多数放置在其他班上。我的父亲，一直当4（3）班班主任，但我就读的班级分别是4（4）班和4（6）班。

　　初中的教学条件，相比小学，好了不少。以体育设施为例，首先是有了像样的操场。小学阶段，几乎没有任何规范的体育设施，课间给学生使用的乒乓球台，都是水泥浇灌，尺寸远远小于标准，到中学，除了水泥球台，还会有一两个标准球台，放在学校的体育室。学校的篮球、排球也多了很多，并且有了较为标准的球场，有沙子路面的环形跑道。其次是有了规范的体育课，在初中，尽管音乐和美术依然停留在副科阶段，但体育是不可忽视的科目，中考阶段，体育占总成绩的30分，是一个不可疏忽的比重。

　　我所在的三江乡，因为地处山区，人口不算太多，全乡只有三江中学，小学毕业后，孩子们能上的也只有这一所初中，不存在择校问题，更不存在今天的小升初难题。小学成绩对孩子的升学不重要，自然，也没有家长特别在意孩子小学的学业。但到初中后，情况有了明显变化。在80年代，从初中考上中专，是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也是农村孩子脱离农村，进入体制最为便捷的途径。到初三，经过筛选，最有竞争力的孩子，首先会选择考中专，其次才会选择念高中。作为全乡最高的教育机构，三江中学承载了家长对孩子成才的朴素愿望。事实上，在教育资源相对均衡的80年代，相比县城中学和经济发达乡镇的中学，三江中学的教育质量一直还不错。我初中毕业的1989年，在150名考生中，有5名考上了中专，我和另外7名考上了一中，还有17名考上了五中。在这8名念一中的学生中，我的同班同学方利平考上了北大，冯旗考上了复旦，李有梁考上了中国石油大学，我多年以后也考上了武大，另外几名也都上了大学。对一所不起眼的乡村中学而言，同一届能考上这么多名牌大学，也算难得。1995年，我弟弟上高中，尽管念的是非重点高中五中，班上依然出了不少人才。他的同班同学胡茂伟，原本准备高中毕业后去学木匠，但最后坚持下来，复读一年，考上大学，随即拥有了读研究生的机会，在2002年进入腾讯，后来自己出来单干，竟然成为悦动的创始人，开创了家乡人难以想象的、与高科技有关的事业。

　　回过头看，在教育市场化并未彻底铺开、行政考核松散的80年代，乡村中学运转的动力，主要来自公办学校均衡发展所带来的稳定和笃定，来自质朴而稳定的师生关系，以及家长对于教育最为朴实的理解和期待。就如父母几乎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养大我们四个，80年代的中小学阶段，国家也几乎以最少的成本，保证了孩子们的基础教育，保证了优秀乡村少年通过念书的出路。

　　1989年，初中毕业，我考上了汨罗一中，开始了高中生涯的学习。现在回忆起来，尽管高考并不出色，但在所受的教育中，这是最难忘也最关键的一步。汨罗一中作为全县最好的高中，自然也拥有当时最好的办学条件。在汨罗一中，我第一次看到钢琴，音乐课上，廖老师用钢琴伴奏，教我们唱《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相比初中，体育设施也好了很多，学校已拥有专门的操场，有400米沥青标准跑道，还有足球场，唯有美术课，我没有太多记忆，好像高中阶段，如果不是美术特长，一般的学生，已不需要这门课程。

　　相比硬件的改善，强大的师资，才是这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一中有很多教师，是60年代特殊历史条件下，遗留下来的一帮重点大学生，甚至还有一些留学归来的稀缺人才。我当时的校长罗林祥，就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一辈子在基层的教育战线耕耘，视教育如生命。其他的教师，就算不是名校毕业，也是全县的骨干和优秀教师。我高中的两任班主任，张玉奇老师和范雪晴老師，都是自学成才，但专业能力极为突出，对教学极为敬业，高中三年，每天早上六点半的早操锻炼，都能见到两位老师的陪伴身影，晚自习结束，也能看到班主任的身影。教师的敬业精神，无形中让我克服了做事毛糙的习惯，加上所有生源都来自统一考试，不存在择校生，学生的学习热情也非常高，学校的学风纯粹而美好。

　　相比初中的学习节奏，高中阶段确实紧张了很多，白天除了正常的学习，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上晚自习。周末除了周日下午自由活动，其他时间也要上自习。但和现在耳熟能详、杀气腾腾的高考搏击比较起来，不得不说，我们的高中除了物质上贫瘠一点（只有基本生活费，没有太多零花钱，穿衣服比较简朴，主要是穿运动服和运动鞋），学习上如果能跟上学校的节奏和作息，并不会承受太大的精神压力，因为自习的时间多，也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学习效率主要依靠自主安排。相比今天，印象深刻的有几点：第一，学校几乎不补课，不打疲劳战，强调学习效率。除了进入高三那年的暑假，因为文理分科提前一周开学外，没有任何额外补课的记忆。学校规定每晚十点统一熄灯，不准熬夜，这种良好的作息规律，成为我最重要的生活习惯，也养成了我高效做事的作风。第二，不搞题海战术，重视学习能力的培养。当年罗林祥校长强调，必须先睡好，才有精力学习，效率高于一切。在有限的时间内，老师不可能搞题海战术，因此很重视通过做题让学生掌握方法、理清思路，做题只是巩固知识的一个途径，而不像今天，做题直接沦为刷题，以致成为教师透支学生体力，以提高成绩的杀器。第三，不搞重点班，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在当时的八个平行班中，根据文理分科，学生随机安排在不同班级，所有师资也均衡搭配，不会将资源倾斜到少有的几个班中。在我毕业的152班，既有学校教工子弟，也有当年市委书记的儿子，也有一直和爷爷相依为命的孤寡孩子，班上来自农村的学生，占到生源的六成，同学之间的成绩差异比较大，符合分数的正太分布。让人感慨的是，这种没有掐尖的自然班级设置，并没有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从高考情况看，当年湖南文理两科的状元，就出自与我同届的普通班级中。更重要的是，因为高中阶段注重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整体协调的发展，体现了真正的素质教育，在保证一部分学生通过高考脱颖而出的同时，也保证了更多学生通过高中的教育，获得了立足社会的能力，养成了终身学习的习惯。我自己的成长，得益于此，我高中很多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毕业进入社会闯荡后，也获得了好的发展，同样受益于高中三年打下的基础。

　　1992年的大学招生，坚持的依旧是精英教育路线，没有扩招，也没有并轨。高考后，我以四分之差，失去了上本科的机会，原本准备复读一年，但父母认为专科和本科差别不大，毕业后都是国家干部，女孩子能考上大学也不错，这样我就来到了岳阳大学。

　　90年代初期的大学，延续了80年代末期理想主义的余绪，学生精神上普遍放松，没有生活压力，也没有就业压力。学费不贵，尽管不是师范专业，每个月依然有几十元的生活补贴，工作也统一分配，人事上属于干部编制。岳阳大学创办于1985年，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管理非常严格，我入读的九二中文二班，仅仅因为补考或重修不合格，就有7人受到了影响，其中降级4人，开除3人，现在想来，实属严苛。

　　因为学风不错，加上课程轻松，班上80%的同学参加了自学考试，以获取本科文凭。当年自考极为规范、严格，课程设置和正规的本科院校没有任何差异，课外也没有辅导班，课程的完成，完全依靠自学。更重要的是，自考本科文凭的含金量极高，在考研升造、职称职务晋升上，和正规的本科院校一视同仁。我从1993年10月开始，和班上大部分同学一样，开始了自学考试，到1998年6月，终于获得了本科文凭。自学考试的历练，一方面锻炼了我自学的能力，另外，也为后来的研究生考试打下了专业基础。十周年同学聚会时，班上专科起点的同学，有三人获得了硕士文凭，两人获得了博士文凭。

　　對一所地方高校而言，学生毕业后，主要为地方服务，在计划经济时代，大中专毕业生为稀缺资源，主要为当地政府、企事业单位吸纳，也有一部分回到了生源所在地的县城和乡镇，进入了当地一些机关、企事业和文卫单位，自主择业学生极少。尽管90年代中期，南方的广东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但秉承传统的观念，在国家分配、干部身份、体制铁饭碗的保障下，我们班上，没有一个同学选择南下。

　　这样，1995年6月，伴随毕业季的来临，我也被分配到了岳阳一家国有企业，正式结束了自1981年开始，延续了14年的求学生涯。

　　整体来看，我的求学生涯，不过是一个懵懂的乡村孩子，在公立教育相对均衡、低廉的时代，走过的最为普通、常见的通道。教育对我的同龄人而言，不过时代所赐的命运杠杆，考进大学，使得他们获得了一个成长的支点，走进北大的方利平和拥有上市公司的胡茂伟，他们年少时代，从未预测过人生的高光时刻，在错失中专的录取机会和准备去学木匠的人生插曲中，他们翘起了这个支点，从最普通的起点和位置出发，彰显了乡村孩子在时代大潮中的可能和光彩。

　　从岳阳到广州

　　我分配进的企业，是一家规模极大的国有纺织企业，工厂大约有五千多职工，是亚洲最大的苎麻纺织印染厂，自80年代初期建厂后，效益一直很好。据厂里的老职工回忆，80年代，厂里各方面的状况达到顶峰，职工经常领双薪，待遇要远远好过当年的机关、事业单位，更不用提普通教师。除了良好的工资收入，单位福利也极好，职工有住房分配，结婚的职工分套间，单身的青工住宿舍。所有员工，无论干部还是工人、管理者还是一线劳动者，严格按积分排队，最大的套房80平米左右，只有厂领导才能分到，其次为60平米，中层干部和工龄较长的职工可以分到，刚结婚的年轻人，能分到40平米的房子，很小的两居室，但足够日常使用。除了住房，还有职工医院、从幼儿园到初中，生病不花钱，孩子入托、读书也不花钱。只要是正式职工，无论从事什么工种，身份上平等，待遇也相差不大。

　　工厂保留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若干特色，在生产环节，极为重视安全教育，安全员具有重要地位，职工的人身安全，是压倒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厂子只要出一桩重大的安全事故（诸如工人被机器轧断一只手），不论谁的责任，所有职工的安全奖金就会取消，年终奖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在这种制度下，所有职工的安全意识都极强，会互相监督和提醒。每年的劳动节，各级部门会评选劳模，劳模在工厂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身份上是工人，但在建构“劳动光荣”“为国生产”的价值观念中，劳模是最为直接的象征。工厂除了给劳模极高的精神荣誉，同样会落实在具体待遇上。我亲眼所见，1996年，厂里给织布分厂的全国劳模，奖励了二区一套最新的70平米的两居室。

　　当年和我一起分配进厂的大学生有四十多人，来自全国各类高校，其中有中国纺织大学毕业的学生，更多的则来自地方专业院校，其中湘潭纺织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最多。无论什么层次、专业的学生，进厂的第一份工作，都是下车间当普工，男性当机修工，女性当挡车工，算是进入职场后的第一次历练。因为大中专毕业生都是统一分配而来，有时会和工厂的实际需求产生错位，但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接收大中专毕业生的任务，必须接受国家分配，这样，工厂事实上就承担了二次培养人才的任务。

　　我大学期间学的文秘专业，进到工厂后，从事了多个工种。1995年8月入职后，第一站，被分配到短纺车间，跟随师父学习梳棉，三班倒。教我的师父姓肖，工长姓黄，负责换卷的师父叫秋宝。三个月见习期满后，第二站，被调至晶华公司给刘厂长当秘书。晶华公司是工厂与香港合资的一家分厂，有一个港方的老板，厂方的老板则为刘厂长。我主要负责公司的文秘和办公室事务，写材料，办接待，和总厂联系。公司厂方管理部门就三个人，刘厂长、我，还有许会计。许会计负责财务，一天到晚忙得不行，因为没有出纳，我在当秘书之余，还要兼任出纳，要记简单的账目，要学会开支票，负责日常报销。许会计为了让我更快胜任出纳，教了我两天算盘，到现在为止，我打六百六的速度，凭记忆和直觉，都能很快完成。刘厂长待我极好，尽管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16元，他还是强制我每月存50元，说是积累几年后，将存一两千元，会是一笔能派上用场的巨款。他尽管是我的领导，但很多时候，像国有工厂的老领导一样，会像父辈关心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晶华公司没有维持多久，受到即将到来的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1996年5月就接近解散。晶华公司厂方的三个管理人员，包括刘厂长在内，必须再次调整工作岗位。这样，第三站，我被安排到了总厂的团委，负责组织干事工作。

　　团委一共三人，团委书记28岁，是厂里最为年轻的中层干部，宣传干事毕业于岳阳师专美术系，专攻油画。90年代的国有企业在管理模式上，和机关极为相似，一方面，在职工日常生活上大包大揽，生老病死一条龙，所谓企业办社会;另一方面， 政企不分，工厂还有行政级别，厂长类似县委书记，是处级干部。机关常设的宣传、组织、团委等部门，企业一概齐备。团委的工作，与轰轰烈烈的生产关联不大，无非就是组织各分厂的团委书记定期开开会，给青工提供服务。对内主要是开办青年之家的舞会，让职工在业余时间有一些休闲，对外则主要负责和岳阳男性职工为主的大型企业，洞氮或者岳纸，举行一些联谊活动，目的是给青年男女牵线搭桥，解决个人问题。当然，更多的日常是配合宣传部、组织部，去分厂做一些例行的巡查和检查工作。

　　经过晶华公司和团委的历练，我逐渐领悟到国有企业的文化特色，培养了一些大局观，从学生时代的散漫、随意，变成了一个具有集体意识、时间观念强的大厂员工。在团委的工作没有延续太长，1997年，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最终从传闻变成现实，并在4月17日那天，经由人事处告知，落到我身上。第四站，我从一名机关干部变成一名拥有干部身份的挡车工。

　　客观说，工厂的效益自我入厂后，尽管比不上80年代的辉煌，但接单、生产一切正常，厂子甚至还斥巨资引进了当年极为先进的黑字环流系统，试图扩大再生产，但90年代国企改革“效率优先、下岗分流”的运动式推进，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单位落地。待到1998年，由于工厂是典型的外向型出口企业，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重创，接单出现了很大问题，下岗的问题愈演愈烈，到当年8月，我连当挡车工的机会都面临挑战，生存问题摆在面前。当年和我同样处境的大学生不止一个，大部分在厂里半死不活地耗着，希望出现转机，大厂职工的荣誉感和天之骄子大学生的身份感，让他们不敢接受，也不愿相信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竟然如此脆弱。天长地久的铁饭碗，其实难以端稳。

　　下岗对于早已习惯国有工厂的职工而言，不啻晴天霹雳。这种变故，不仅关系到生存，更关系到人的尊严。尽管市场经济的波涛早在南方风起云涌，但对内地国有企业而言，计划经济思维，依旧深入骨髓。干部、工人和工厂生死相依的关系，第一次面临残酷的挑战。这种境况下，我没有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就地等待，也没有拿着很少的买断费用，贸然离职自寻出路，而是选择24岁本命年，考研究生。对岳阳这种地级市而言，考研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买参考书，我告知已考上北大的闺蜜方利平，她知道消息后，原封不动将她1997年考研的英语资料给我，然后帮忙买了几本专业书。懵懂中，我便开始了武大的备考。当年武大考研需要本科文凭，我1998年8月获得的自考文凭，在获得报考资格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经过七个月复习，我顺利考上武大，離开了工作四年的工厂。

　　直到今天，深感幸运的是，对原始学历为专科，本科文凭靠自考，身份为下岗工人的我而言，考研这扇窄门并没有关上。从报名到面试，我没有遭受任何来自学历层面的歧视，我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多年以后才发现，仅仅获得资格，就需要更多的铺垫。随着自主招生的铺开，第一学历成为隐形的门槛，我的学生，已没有我当初的幸运。值得一提的是，自学、函授作为提升文凭的补充，对原始学历为中专、专科层次的同龄人而言，在我周围，有不少人以此获得深造的机会。1999年我考研成功后，同龄朋友仿佛打了一针鸡血，工厂里不少和我年龄接近的同事，通过考研从工厂走向外面的世界;我父亲所在的中学，很多师范毕业分配至乡村中学的年轻人，也开始义无反顾地走向这条路，爸爸同事的儿子晓伟，以中等师范的起点，读完硕士又念了博士，从乡村中学走向了财政部的大门;二姐的班主任胡老师的女儿，同样以中等师范的起点，考研成功后，现已成为汨罗一中的骨干教师。对这些乡间孩子而言， 这是人生本已锚定后，通过努力打开的全新画卷。

　　我的博士同门，原始学历既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名牌高校的本科生，也有如我这样的专科生，更有一些80、90年代的中等师范生，尽管起点不同，但丝毫看不出起点差异对专业研究的影响。我一个师兄，80年代末期中等师范毕业，学术水平、领导力都很优秀，现在已是南方一所著名大学的主要校领导。分析同门的学历来源，会发现在十几年以前，参差而丰富，因为没有原始学历的限制，不同起点的生源，得以拥有相同的机会在导师门下求教。换言之，尽管起点不同，但因为社会在不同的层面打开了各种缝隙，他们得以拥有机会迈向更高的目标。

　　从人事系统计算工龄的角度而言，1999年至2005年，六年的求学生涯，都可以计算在内。但从实际的工作经历而言，这六年的回校学习，中断了我刚刚开启的职业生涯，直到2005年博士毕业，通过自主择业成为广州一所高校的教师后，我才算开启了另外一段严格意义上的职业生涯。

　　相比学生不断变换的工作履历，我的工作简历实在过于简单，这固然带上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诸多特色，但也保障了一份难得的安稳。我经常设想，若不是1997年遭遇的下岗变故，我也会和有机会留在工厂的同事一样，习惯并喜欢这种状态。我知道，承载这种不变的，是一个时代在彻底转型之前曾经拥有的尘埃落定。毕竟，当年一些极为常见的要素，诸如福利分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在此后的时光中，伴随一种结构性的瓦解，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最后都变成了年轻人身上不可承受之重。

　　从1995年我大学毕业进入岳阳一家工厂，到1997年我裁员分流进入车间，到1998年彻底下岗选择考研，到2005年，经历了六年学习，获得博士文凭进入高校，到此后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定居广州，这中间的一切，让人感慨，但并无多少意外，不过踏着时代节拍按部就班的人生历程。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下岗算得上挫败的一幕，但这种悲情的结果，因为我的年轻得以化解。我留意到同样的结局落在同龄人身上，如果稍稍持有耐心，大都也因为年轻得以化解，这是我在聚焦体力劳动的工厂师父遭遇下岗陷入困境的同时，一直刻意遮蔽和回避的另一种真实。直到面对学生，我才知道，这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同龄人，之所以能快速逃离下岗的厄运，归根结底，来自依旧坚挺的文凭和货真价实的教育质量，在暗中护佑他们前行。

　　不得不承认，在回溯个人成长的时候，我多次提及的下岗情节，对此后直面的学生而言，不过换了一种说法，叫再就业。我之所以对下岗特别敏感，不过无意和更为庞大的人群，亲历和见证了一段真实历史。我不过因为计划经济时代负载在大学生身上的荣誉感，因为国有企业多年沿袭的惯性夹杂对职工的长久承诺，所以才更为直接地领受到市场经济刚刚铺开时，下岗这一事件对我的伤害和刺激。后来惊讶地发现，我的学生，那些比我年轻一二十岁的学生，他们甚至连下岗的资格都已失去，所面对的，不过一个彻底的、单方的、被挑选的市场。国家不再作为一个无形或有形的中介，通过毕业分配，去保障一个普通学生的基本去向。

　　如果说，考研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让我从一个下岗女工变成了一个研究生，并进一步获得机会成为一名高校教师，那么，负载在结婚生子人生负荷上的买房举动，则让我得以在广州安家，在城市找到一个居留之处。仅仅十几年，放在今天，这两件直接改变了我命运的事情，都不可能实现，这是时代留给我和同龄人的缝隙和微光，也是我2005年进入大学任教后，目睹那些理所当然的机会，竟然在市场化的疯狂下，变成了后来者无法逾越的障碍，我的眼光不由自主停留、聚焦在二本学生身上的原因。

　　我明显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有一双无形的手拖住了我的学生，正在左右他们的命运，而这双神秘的手，曾经一次次在我人生的黯淡转折处，将我托起，让我看到人生的希望，并事实上将人置于上升的途中。

　　我无法从宏观层面说清时代发生的秘密。就如《我的二本学生》中剖析学生的成长一样，此时此刻，我愿意再次回溯个人的成长细节，回到童年、少年时代父母的劳动光景，回到工厂的岁月和漫长的求学生涯，以此作为我笔下孩子的一个参照体。

　　2019年10月5日 初稿

　　2021年3月6日 修改

　　责编：王十月

　　作品 202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