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若无很特殊的情况，诸位一定很喜欢春天。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春天是百花齐放的季节，五彩缤纷，花团锦簇，因为花的盛开，这世界被点缀得生机勃勃，充满着生命的魅力。但花季总是短暂的。花开花落，是一种自然的循环，我们看多了也就习惯了，波澜不惊了，熟视无睹了。虽然看到花开，会有一种浅浅的喜悦，看到花落，也许会有点淡淡的忧伤，但我们的喜悦与忧伤总体来说，都是一种适度的感情。这种适度的感情接近“无我之境”。

　　但是不是所有人对花开花落都是一样的感觉呢？我看显然不是。有一种人，看到花开花落的时候，尤其是看到花落的时候，就失去了平常心，会惊慌失措，会伤心落泪，甚至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至少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极少出现的事情。

　　不说大家陌生的，就说大家熟悉的《红楼梦》中的经典情节：黛玉葬花。

　　黛玉葬花的情节虽然在《红楼梦》中出现了至少三回，但最集中的还是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小说是这样描写的：

　　大概是某年的三月中旬，贾宝玉吃完早饭，拿了一本《会真记》准备看，你想这《会真记》，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西厢记》，说的是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读这样的书，当然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才能读出情境和味道来。那么，宝玉选的地方是哪里呢？他想起了沁芳桥旁边有一片不大的桃树林，而这桃树林下有一块比较平整的石头，正好坐着慢慢看。

　　当宝玉读到第二本第一折中“落紅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这几句的时候，突然一阵大风吹过来，把头顶的桃花哗啦啦吹落了一大半，弄得书上、身上、地上，到处都是桃花瓣。宝玉刚想站起来把身上、书上的花瓣抖落下来。但转而一想，抖在地上，恐怕会被脚步踩碎了，这么好看的花瓣被踩了多可惜！宝玉寻思该怎么办呢？

　　宝玉想了想，就把身上的桃花用衣服兜着，将书上的桃花连着书本，轻手轻脚地走到小河边，然后把桃花抖落在水池里，花瓣飘在水面上，随着风和水流慢慢流出沁芳闸去了。我们平常会用到一个词“怜花惜玉”，这贾宝玉的“怜花”也算是很突出了。

　　贾宝玉抖完身上书上的花，回到石头边一看，这地上的桃花更多了。宝玉正在思索着怎么处理地上的桃花，突然背后传来一句声音：

　　“你在这里做什么？”

　　宝玉回头一看，原来是林黛玉来了。只见黛玉“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花锄、花囊、花帚，一看就是专业的葬花设备。

　　宝玉笑眯眯地说：

　　“好，好，正好缺你这套工具，我们把这地上的花扫起来，撂在那水里。我刚才就撂了好些在那里呢。”

　　林黛玉说：

　　“撂在水里不好。这里的水虽然清澈干净，但流出沁芳闸，流经有人住的地方，脏的臭的东西就会混杂在水流中了，桃花飘在这种又脏又臭的水里，真是把花糟蹋了。你看在那边角落我以前就有一个专门埋花的‘花冢，等会我把地上的花扫起来，放在绢袋里，埋在土下，时间长了，这花跟着土一起分解掉，这样才是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去啊。”

　　所谓“花冢”就是专门埋花的坟，冢的意思是比较高大的坟。看来林黛玉葬花已经是一个多年的习惯的。因为要让桃花干干净净地来去。所以我们在后来的《葬花吟》中看到了下面的诗句：

　　质本洁来还洁去，

　　强于污淖陷渠沟。

　　林黛玉真是有“洁癖”，她对于天性纯洁的东西都特别爱惜，希望他们不要被外在的东西污染了。

　　那我要问了：为什么林黛玉如此爱惜花呢？她对花的这种特别的怜惜，是不是还有什么特别的内涵在里面呢？这样一追问，我们可能对下面的诗句就有特别的感觉了：

　　花谢花飞飞满天，

　　红消香断有谁怜？

　　……

　　试看春残花渐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

　　我们读了林黛玉的《葬花吟》，就知道她惜花葬花，原来是从“花谢花飞”中看到了自己命运的无人怜惜;或者说是从自己处境的孤单可怜，看出了眼前桃花纷落的无力甚至悲凉。她眼中的花就是她自己，她把自己对自己身世命运的感叹都放在这满地的落花上了。

　　我引述这段林黛玉惜花葬花的故事，不是为了特别展示《红楼梦》的精彩之笔。因为如葬花一样的行为，并不是林黛玉的首创，古代这样的文人其实蛮多的，比如明代大名鼎鼎的诗人唐伯虎就不仅在落花时节让“小伻”把落花收拾起来，装在锦囊中，葬在土中，而且写了三十首《落花诗》，可以说是黛玉葬花的先驱者了。

　　我提及黛玉葬花的目的是为了引发一个与《人间词话》相关的问题：有我之境。

　　简单地说，如果我们真把上面这个故事弄明白了，“有我之境”的基本内涵也就在里面了。本来这大千世界，花是花，人是人，花儿凋谢了，也是一种生命的归宿，是埋在土里、飘在水里，还是踩在脚下，花本身无所谓，反正一个生命的周期结束了。

　　其实不仅花儿无所谓，连我们人很多时候，对落花也没什么感觉。因为年年花开，年年花落，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呢？

　　数年前，我所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曾经集体去从化玩。从化的温泉很有名，流经从化的一条叫作“流溪河”的河也很有名，流溪河两岸是密密的树林，到冬季的时候——广东落花在冬季才最壮观，紫荆花的花瓣落了满地，两排树中间，宛然形成了一条飘满红色落花的小路。我们踩在落花上，柔软舒适，觉得很快乐，很惊喜，大家纷纷留影，有的在这条落花小路上走来走去，感觉脚底也生辉似的。这场景如果让林黛玉看到了，不知要伤心到什么程度了。

　　但为什么林黛玉对落花悲悲戚戚，我们对落花欢欢喜喜呢？关键是各自所处的环境以及心情不一样。我们是出游，是寻找快乐，是寻找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而林黛玉因为觉得自己身世可怜，所以对于那些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人和物，她都会引发共鸣。她自己不快乐，便也感觉到眼前的一切都不快乐了。林黛玉的小情绪特别多，跟她在一起的人要特别小心才是。

　　如果要把林黛玉的这种审美感觉在理论上总结一下，就是“有我之境”的意思了。

　　所以别看王国维用的概念，我们觉得有点遥远，有点高冷，其实意思很接地气的。他要写的就是如林黛玉一样的人，关注的就是如《葬花吟》一样的诗歌。

　　我们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怎么描述他心中的“有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

　　我讲“无我之境”的时候，发现王国维用来打比方的例子是陶渊明和元好问的诗歌，你看这里讲“有我之境”，用的就全是词句。我们看前面王国维的引文就知道，他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也就是说词里确实是“有我之境”多一些，王国维于是就用词句来表达;而相对来说，诗歌里可能无我之境多一些，所以他就用诗句来打比方。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具体的情况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两句出自下面这首《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这词写什么呢？有人说是写闺怨。仔细读读，好像确实是写一个独居女子的无奈与愁闷。这女子不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女子，而应该是生活在一个相当富贵的人家。一般的贫寒之家，哪里會“庭院深深”，会有“帘幕无重数”，家里的马也会有“玉勒雕鞍”这样精致的装饰呢？按说，嫁入这样的豪门应该高兴才是，但豪门公子往往也有个毛病，就是喜欢寻花问柳。譬如这位女子的丈夫，就应该是这样的人。这女子虽然在家里，并不清楚丈夫具体去了哪里，但大致的方向是知道的，一定是去了那些歌妓云集的红灯区了。“章台”原来是汉代长安的一条街道名，因为聚居着大量歌妓，所以，后来就代指青楼所在地了。你说丈夫在这样的地方流连忘返，家里的女人肯定不高兴。问题是不高兴还不能说，只能自己郁闷，自己排遣。古代的女人真是不容易。

　　这个家庭虽然豪华，却也限制了她去看外面的世界，所以她对这豪宅的感觉不是满足，不是幸福，而是一道一道的门，就好像一道一道的枷锁，把她限制在里面了。下阕前几句写三月春暮，风雨大作，知道这风雨肯定将花儿都吹落在地面了，然而对于春天的流去，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无计”二字里面有太多的无奈、无力之感。怎么办呢？丈夫在花天酒地，外面是风雨大作，春天即将过去，人生的美好年华就这样在苦守中一点一点过去。这样想着想着，这女子禁不住潸然泪下，真想找个人倾诉一下满怀的忧愤。可是家中无人可问，面对的只有眼前暮春残存的几朵花，可是花哪里懂得人的心事呢？更何况一阵风吹过，枝头残存的花也被吹落到秋千那边去了。你看这女子真是孤独，她想要的情感上的温暖一点也没有，更重要的是她根本无力改变这种现状，只能任由生命这样没有意义地一点一点被耗去。

　　所以有人说这词写的是闺怨，粗粗看去，也真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中国古人写诗填词，很少直接地表述自己的内心，特别是士大夫，更注重通过“香草美人”的象征、比喻手法，绕个弯来表达。所谓“香草美人”，就是字面上写花花草草、美人相思，其实是暗喻、象征一个士大夫的特别情怀的。所以我们看到一首写女子的词，未必真是写闺怨，很可能用表面上的闺怨来表达一种士大夫想说而不能直说的感情。

　　毕竟写这词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

　　那么这个男人是谁呢？一般的词作者应该都是明确的。但这首词有点特殊，要找出这首词背后的男人，还真有点不容易。而要弄懂这词后面的微言大义，就必须以先弄清作者为前提。

　　这首词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欧阳修，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欧阳修的词集里确实收了这首词;第二，南北宋之交的李清照曾经在其《临江仙》词序中说：

　　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

　　明确说这词是欧阳修的词，并说自己十分喜爱这开头一句，所以用这同样的开头写了好几首词。欧阳修（1007-1072）虽然比李清照（1084-1155）大了七十七岁，但欧阳修去世后十二年，李清照就出生了，两人的生活年代总体上来说，应该算很靠近了。李清照既然说是欧阳修写的，后人也就往往根据这一点，把这词归入欧阳修名下了。

　　但问题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呢？我看未必。这首词还经常被认为是冯延巳（903-960）的作品。冯延巳虽然年长欧阳修一百零四岁，当欧阳修出生时，冯延巳去世也快五十年了。但欧阳修填词最崇拜的正是冯延巳，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欧阳修很粉冯延巳。如果一定要说粉丝级别的话，大概也相当于“骨灰级”了。这话也不是我说的，清代的刘熙载就已经有这个意思了。他说：

　　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

　　“晏同叔”就是北宋大词人，也是宰相晏殊，“同叔”是他的字。“欧阳永叔”就是欧阳修，“永叔”是他的字。我们知道，在北宋初年的词坛上，领袖风气的，除了民间的柳永之外，主要就是当朝权贵，而晏殊与欧阳修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两位。最出名的两位原来都是学冯延巳的词，冯延巳对北宋词风的影响之大，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欧阳修怎么学冯延巳呢？据说欧阳修把喜欢的冯延巳词抄在上面，把自己模仿的写在下面。欧阳修当然清楚哪首是自己的，哪首是冯延巳的。但后人把欧阳修的手稿汇集起来，编辑《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的时候，就不一定能全部分辨清楚了。

　　这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冯延巳与欧阳修的词混杂的现象比较严重，也就是好几首词，欧阳修的集子里有，冯延巳的集子里也有。这首《蝶恋花》正属于混杂的作品之一。既然收在欧阳修的词集里，大家也就当然认为是欧阳修的词了。因为欧阳修是宋代一代文宗，地位高，相应的盲信的现象也就严重一些。比如宋代的几种词选像《乐府雅词》《绝妙词选》《草堂诗余》等，就在这首词的作者一栏，署上欧阳修的名字。

　　但大家不要忘了，冯延巳的词集初名《阳春录》，但北宋初年即散失了，现在流传的《阳春集》是北宋陈世修编订于1058年，欧阳修的《近体乐府》编订于1196年。有人说陈世修是自己收集编订这部《阳春集》，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底本作为基础，而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中的《近体乐府》的编者周必大，不仅有欧阳修家藏底本作为基础，而且广搜他本，一一考核，按理说，《近体乐府》中的作品要更为可信。

　　但从时间先后来看，陈世修编订的《阳春集》完成在欧阳修去世的十四年前。按照欧阳修对冯延巳的崇拜，这部集子，应该经常放在欧阳修的案头把玩欣赏的。但至今没有看到欧阳修对“庭院深深”一词的著作权提出过意见。按照常规，看到自己的作品尤其是优秀的作品收录在别人的集子里，肯定要立马指出来的。欧阳修一声未吭，是不是说明他根本没把这首词与自己联系起来呢？

　　所以我认为这词作者为冯延巳，从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来看，应该是合理的。你看清代的一些词选如朱彝尊的《词综》就直接把这词归到冯延巳的名下。

　　而王国维的儿子王仲闻更有惊人的发现，他注意到欧阳修《六一词》有一篇罗沁的校刊案语，里面有几句话值得注意：

　　元丰中，崔公度跋冯延巳《阳春录》，谓皆延巳亲笔，其间有误入《六一词》者。

　　崔公度是北宋人，年龄比欧阳修小一些，但据说他的才华正是欧阳修发现的，并大力提携他。崔公度这人口吃很严重，基本上没有办法与别人交谈，但内心十分敏锐，尤其是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崔公度为冯延巳《阳春录》写的后记，说里面的作品都是冯延巳亲笔写定的，而且他看到的是冯延巳的笔迹。至于有人怀疑，陈世修编订《阳春集》都没有看到冯延巳的亲笔，为何更晚的崔公度反而能看到笔迹呢？这个疑问其实也没有多少道理。亲笔文字当然不可能人人能看到，其流传轨迹也很难有什么规律。但崔公度如果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看到冯延巳的亲笔，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崔公度看到的这本《阳春录》中，这首《蝶恋花》正在其中，这说明冯延巳是这首词作者的证据非常有力了。另外，再提醒一下，这崔公度可是与欧阳修交往较多的一个人。

　　如果我们可以大致确定此词为冯延巳所作的话，结合冯延巳的身世变化，“泪眼问花”这两句所表现的外物的冷漠无情，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冯延巳家族在南唐地位很高，他的父亲冯令頵在南唐烈祖手下一直做到吏部尚书的职位。他在担任某地盐铁院的判官时，对人很仁慈，深得手下拥戴。这也不是隨便说说的，有例为证。据说其副手有次作乱，在营地放了一把大火，结果这大火烧到了冯延巳父亲的住所，那些本来跟着叛乱的人都放下武器，纷纷来救火，这要是平时不深得人心，估计别人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做个好人、善良的人真的在什么年代都很重要。一个人在关键时候，其实拼的都是人品。

　　而冯延巳呢？也是少年有成。马令的《南唐书》说青年的冯延巳“有辞学，多技艺”，也就是文章写得很出色，而且多才多艺。有这种才能的人最适合干什么呢？当然是秘书郎。这烈祖还真的任命冯延巳为秘书郎，同时给他一个额外的任务：“与元宗游处。”这元宗就是后来的南唐中主李璟。所谓“游处”，简单来说，就是无论出游还是在家，两人都形影不离。烈祖为什么让冯延巳与李璟这么亲密接触呢？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消磨时光，而是寄希望冯延巳能以自己的学养、性情、技艺影响到李璟，通过一起读书，培养兴趣，提升眼界，修养性情等。冯延巳也因为这个身份，与当时还是太子的李璟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所以在李璟上台以后，他的仕途也就不断攀升，最后一路做到了宰相。

　　按照上面说的情况，冯延巳在政治上本来确实应该有好的发展。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父亲为他赢得了不错的家世人缘，也为冯延巳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条件。

　　第二，他的文章水平及多才多艺很早就得到了皇帝的注意，并因此出任秘书郎一职，这是一个良好的政治起点。

　　第三，他在李璟还是太子的时候，受命与他朝夕相处，这为以后的升迁奠定了很重要的情感基础。

　　第四，冯延巳自身也确实拥有一定的政治能力。

　　一个人拥有其中一条或者两条，政治前景也许就比较光明了。而冯延巳一下就拥有了四条。其中与太子李璟少年时代的“游处”经历，更是许多人所不敢想的。

　　但问题也来了，按说有这条件，冯延巳应该春风得意，应该在作品中流露出更多的幸福感，应该有更多如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一般的豪情才是。但我们看刚才的冯延巳词，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孤独，如此孤立无援，甚至如此地绝望呢？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我概括一下冯延巳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心机太深，得罪同僚太多。

　　马令《南唐书》说冯延巳“同府在己上者，稍以计迁出之”。也就是说凡是与自己在同一单位而官位比自己高的人，他都要想方设法将此人排挤出去。这样的事情当然很猥琐，偶尔做一两次，也许别人发觉不了，做多了肯定要露馅，肯定会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公愤”了。比如他有个政敌叫孙晟，估计冯延巳也没少在皇帝面前下他的药。孙晟当然也心知肚明。有次两人见面，冯延巳带着鄙视的口吻说：

　　“就凭你这点能力，真不知道怎么居然也混到现在的官位？”

　　这孙晟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当面就回击他说：

　　“我知道你一向看不起我，在下也确实有不如你的地方，比如文笔、技艺、诙谐、谀佞，都不是你的对手呢，尤其您的‘谀佞，那种奉承献媚的功夫，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比得过你。”

　　冯延巳一听，心里的气一下升腾起来。可还没等冯延巳发作。孙晟接着说：

　　“但我警告你：皇帝那么宠信你，重用你，是希望用你的‘道艺来辅佐这个国家，而不是用你的那点小聪明来祸害国家。”

　　孙晟与冯延巳的恩怨，我不在这里细说。但孙晟希望冯延巳以家国为重的话，至少听起来是堂堂正正的。

　　冯延巳的心机重，具体体现在：一方面悄悄排斥异己;另一方面极力奉承皇帝。

　　马令《南唐书》里记载：

　　元宗乐府辞云“小楼吹彻玉笙寒”，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

　　读这一段话，我对冯延巳简直不是一般的佩服了。这两人虽是君臣，但也不妨看作是两个大词人之间互相调侃的雅事，《南唐书》说元宗，也就是南唐中主李璟是“戏”，也就是故意开个玩笑，所以问他：

　　“‘吹皱一池春水，风吹了也就吹了，水纹皱了也就皱了，关你什么事情？真是多管闲事啊。”

　　一般的人可能忙着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写这句，或者赶紧谦虚一下这句其实也很一般，见笑见笑啦之类的话。你看这冯延巳果然与众不同，他不接李璟“干卿何事”这个话头，因为这个话头其实也真的不好接。说不关我事吧，那写这句干什么？说关我事吧，又是与皇帝的话对着说了。所以他说：

　　“哪里哪里，惭愧惭愧！跟您的‘小楼吹彻玉笙寒完全没法比，不在同一个境界啊。”

　　你看这冯延巳多会说话，原本是李璟要调侃冯延巳，结果变成冯延巳吹捧李璟，而且这李璟果然听着很舒服。“元宗悦”三个字，也足见冯延巳对李璟研究得是比较透的。我佩服冯延巳的就在这个地方，当然这个“佩服”要打个引号的。

　　这样谄媚多了，一次两次是有趣，次数一多，别人听着就不舒服了。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在我看来，这样的“聪明”也就是小聪明，靠这样的聪明，注定也是难以成就大事的。冯延巳得罪人多，在位高权重的时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一旦遇到麻烦，就难免墙倒众人推了。据说烈祖晚年对冯延巳也很不满，想罢免掉他的官职，结果没有来得及就去世了。冯延巳肯定尝过被周边人抛弃的滋味的。

　　第二，处事失衡，也让皇帝厌倦。

　　冯延巳因为与李璟“游处”，所以私交应该不错，从李璟轻松调侃冯延巳的词，也可以见出他们平时比较随意的君臣关系。但君可以随意对待臣，而臣就未必能同样随意对待君了。古人尊卑有序的规则，才是更强大的规则。据说李璟当了皇帝后，冯延巳大概把当年与李璟的“游处”当作政治资本，做人做事，便经常有不合规矩、有失分寸的地方了。比如李璟刚接任皇帝，还没有具体处理朝政的时候，冯延巳“屡入白事，一日数见”，就是一天要见很多次皇帝，向他汇报朝政大事，弄得李璟不厌其烦。

　　李璟真是了解冯延巳的，当朝廷多位大臣要罷免冯延巳的时候，李璟其实也很矛盾。《南唐书》说：

　　元宗爱其多能而嫌其轻脱贪求，特以旧人，不能离也。

　　所谓“轻脱贪求”，其实是四个字的合成：轻指轻浮、轻率;脱是指油滑，难以捉摸;贪是指贪欲强;求是要求多。这四个字，我们虽然分开来解释，其实是彼此有着联系的，譬如因为贪欲强才会要求多，因为油滑才会显得轻浮。不要说这四个字，一个人就是有了其中一个字，恐怕在人群中都不会受到什么欢迎。而在李璟眼里，冯延巳居然同时拥有这四个字，亦属罕见之人了。因为毕竟有过一段朝夕相处的日子，所以李璟对冯延巳真是了解得比较透彻的。他一方面欣赏他的多才多艺，另一方面对他轻率、滑头、欲望太强并不喜欢，只是因为多年相处，才勉强把他留在身边。

　　第三，好说大话，实际能力平平。

　　《南唐书》直接就说“延巳无才，而好大言”，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治国才能，只是喜欢说空话而已。据说李璟让冯延巳当了宰相之后，很多朝廷大员都不服，觉得冯延巳的才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李璟可能是安抚官员，也可能确实是要考察一下冯延巳的行政能力，让他去江西抚州，统辖一方，结果是政绩平平。皇帝多少对他有些失望。

　　本来政治才能有高下，也是正常。你水平低，低调一些，也不至于惹起公愤。而冯延巳恰恰就是一个爱说大话的人。当他第二次当上宰相后，他对皇帝说：

　　“其实凭我的能力，已经足以来管理整个国家了。而陛下您现在事必躬亲，啥事都管，弄得我这个宰相形同虚设。”

　　李璟倒也是性情中人，大家不要忘了李璟的另外一层身份，就是词人。词人多多少少会把性情放在工作中去的。他听了冯延巳的抱怨，想想也是，再说这么辛苦，何必呢？如果凡事交给冯延巳，自己乐得轻松多好啊。有段时间，他果然将朝廷大小事情都委托冯延巳来处理，只要求他事后来汇报一下就可以了。这个皇帝确实任性。

　　但政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实际的才能中。说得好，永远不如做得好。你冯延巳实际才干一般，又贪心大发，揽下这么一大摊子事，朝政的混乱也就能想见了。

　　由上面说的三点，我们大概也知道，原本冯延巳在朝廷上的优势，很可能因此转而为劣势。一个人不会做人，人家就不会把他当人;不会做事，以后就不会让他做事。能力低下，终究是难以稳固地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尤其是后来他当政期间，主张进攻湖南大败之后，朝廷上下对冯延巳的口诛笔伐形成了汹涌之势。冯延巳可能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所以主动要求辞职。

　　我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讲冯延巳如何从一个皇帝的宠臣，转变为一个连皇帝也保不住的群臣攻击的对象。这种经历和境遇的变化自然会给词人内心很大的触动。

　　回到“泪眼问花”两句，我们是不是一下就有了新的触动？为什么冯延巳的眼里噙满泪水？为什么他无人可问？为什么周边的一切都对他冷漠无情？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冯延巳感受到了被整个世界抛弃的滋味，这里说的整个世界不仅包括皇帝、周边的大臣，甚至也包括自然界原本和暖的风、原本亲切的花。

　　冯延巳眼中的世界，也因此失去了平时的温情、和暖、亲切，而是将自己内心无边的寂寞、孤独、悲凉都折射到眼前的一切人与物上面。

　　但其实如果不是冯延巳，而是换了一个人来看这个世界，人情或许仍是温暖的，风仍是和煦的，花也是自在地开放的。是冯延巳把自己的感情放大到整个世界，以至于让整个世界也带上自己的情感色彩。

　　但这样的世界，并不是原味而自在的世界，而是被一个人情绪化了的世界。

　　上面是我分析王国维引用的“泪眼问花”两句，究竟具有怎样的微言大义。为了准确了解王国维的原意，我们还要分析他援引的第二例句子，就是“可堪”二句。这两句出自下面这首《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驛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与上一首“泪眼问花”的作者有点复杂不同，这首词的作者就很清楚了，就是北宋大词人秦观（1049-1100）。从词的最后两句，我们知道这首词写于郴州，具体时间是绍圣四年（1097）。我们先简单说一下，秦观的“观”字究竟读什么音？有人主张读第一声，也就是观察的“观”，有人主张读第四声，就是道观的“观”，因为秦观的字叫“太虚”，而太虚是道教词汇。我主张读第一声，因为他两个弟弟，一个叫觌，一个叫觏，意思虽然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都是看见、遇见、观察的意思。从兄弟以类取名的角度来看，应该读第一声。这就好像陈寅恪的“恪”，很多人总喜欢读“确”音，但他的兄弟行辈都是用这个“恪”字，如陈衡恪、陈隆恪、陈方恪等，陈寅恪的“恪”当然要遵循这个传统的，否则他便不能说是这个家族的人了。

　　可问题也来了，秦观是江苏高邮人，他怎么去了郴州呢？或者说他去郴州干什么？而且这词中有个字很抢眼：恨。他的怨恨又是从何而来呢？

　　我们读这首词，从字面上至少应该有这样几个印象：

　　第一，他竭力渲染了从黄昏到夜幕降临时候迷雾四起的景象。

　　“雾失楼台”，楼台看不见，迷失在夜雾之中;“月迷津渡”，津渡就是码头，而码头也因为迷蒙的月色而看不见了。能看见的是什么呢？眼前全是雾气蒙蒙，再加上月色迷蒙，整个夜色就混沌不清了。“桃源”应该是指陶渊明笔下的那个与世隔绝、和谐安乐的世外桃源，现在也看不见了。前面两句是实写眼前景象，后面一句是虚写心中景象。因为眼前迷茫，所以心底也跟着迷茫起来。

　　所以这词一开头就把环境与心情结合起来写，写得让人开始有点揪心了。

　　第二，他细致描写出困居旅社的孤独、凄凉心境。

　　“可堪”其实就是不堪的意思，古人经常用这种正话反说的方式来表达真实的想法。孤馆是远离闹市的旅馆，据说当年秦观住的旅馆就在今天郴州苏仙岭下面。苏仙岭现在虽然离市区不算远，但在宋代，显然还是偏僻的。“闭春寒”，不仅是早早关了门，而且山脚上寒气也重，看着夕阳一点一点西下，听着杜鹃似乎是呼唤回家的叫声，心情也低落到了冰点。王国维曾经说，秦观的词境“最凄婉”，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就比“凄婉”更进一步，而变为“凄厉”了。这个“厉”，就是表示把凄婉之情写到了极致的程度。

　　第三，他不断提升感情的力度，将孤独逐渐转变为怨恨。

　　平常我们收到远方来信，应该感到安慰才是。而秦观反而一边读信，一边读出了层层叠叠的怨恨，这个“砌”字真是形象，好像把怨恨一层一层堆了起来。这里的“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这两个典故都与书信有关。“驿寄梅花”的典故出自三国时候的吴国人陆凯的一首诗歌《赠范晔诗》：

　　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陇头这里代指边塞。驿使就是古代通过一个一个驿站传递公文书信的人。当时陆凯与朋友相隔两地，陆凯正在折梅花的时候，遇到了驿使，这陆凯想啊，很久没与老友见面了，江南春色迷人，边塞可能还是严寒，不如请驿使帮我寄一枝梅花，让他感受江南的春色和老友的挂念。你看这古人真是风雅吧！后来李清照也写过“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的句子，表达了与丈夫赵明诚天人永隔的惆怅。

　　“鱼传尺素”则与一首古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有关，其中有这么几句：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这几句大概只有“尺素”需要解释一下。古代书信一般用一尺左右的绢帛来作为书写材料，所以尺素后来也就代指书信了。远方客人带来的两条鲤鱼，当然赶紧宰杀了招待客人，没想到鲤鱼肚子里居然藏了一封信。我得赶紧申明：这只是从字面读出来的意思。

　　这意思准不准呢？我觉得不仅不准，而且错得严重了。从最基本的生活常识来说，你想，从大老远的地方带信来，古代的交通又比较落后，少说几个星期，动不动要几个月，才能送到。要真是将书信藏在鲤鱼里面，恐怕等书信送到时，鲤鱼早就烂掉臭掉了，这里面的书信味道恐怕也闻不下去，哪里还有什么心思读呢？

　　据说古人常将书信折成双鲤形，而放置书信的材料也多以鲤鱼形的木板制成，后来也就以双鲤鱼代指信件了。至于为什么要折成双鲤鱼形，很可能与鲤鱼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一定的祥瑞意思有关，比如我们通常说的“鲤鱼跳龙门”，就是用来比喻中举或事业发达的意思。而且传说中只有鲤鱼才能跳过黄河上的龙门，并变化为龙。所以鲤鱼形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祈福的意思。诗歌中的“呼儿烹鲤鱼”，翻译一下，就是让孩子解开夹存书信的绳索，打开藏信的函板的意思。

　　《饮马长城窟行》诗里说信件里“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一方面勉励老友保重身体，另一方面希望老友勿忘友情。

　　那么，秦观收到的信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如果也是“加餐饭”“长相忆”之类，秦观应该感到安慰才是，如何突然说“砌成此恨无重数”呢？显然这信里的内容更加剧了秦观不安、不满的心情。

　　第四，他委婉写出了心中的困惑、无奈甚至无力的感觉。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郴江本来就是从郴山发源，那么她绕着郴山奔流，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为何流过郴山，却又一直流向潇湘大地去了呢？这问得当然没有什么道理，但文学家可以无理而问的。当然诗人在这里也不是要从水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探讨郴江水的流向问题，而是这一刻他从郴江水的流向想起了自己的遭遇。这是不是也是说自己如郴江水流，并不能完全由着自己的兴趣，绕着郴山行，而是不得不无奈地流向下一个人生的陌生之地呢？

　　我想起了关于秦观去世的故事，也是与“水”有关。宋徽宗即位后，重新召回秦观，秦观从被流放之地回到广西藤州。《宋史·秦观传》这样描写说：

　　……至藤州，出游华光亭，为客道梦中长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

　　这个描写真是带着传奇的色彩，出游华光亭回来后，跟客人说起自己那首在梦中做成的词，然后就索要水喝，等水送到了，秦观看了看水，微微一笑，就去世了。

　　这“梦中长短句”就是指《好事近·梦中作》，词如下：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

　　这首词其实写于秦观贬监处州酒税期间，那正是秦观与僧人交往密切、钻研佛教的重要时期。他说春雨带动了一路的花开，花开带来了一山的春色，我沿着小河一直往尽头处走，结果发现了成百上千鸣声婉转的黄鹂。空中快速流动的云彩一会儿变幻为龙蛇的形状，在碧空中展现矫健的身姿。而我喝醉了酒，斜躺在一棵古藤下面，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了。

　　这词究竟要表达什么？为什么秦观临死要说起这首词呢？

　　这词前面写人间春色无边，天空龙蛇飞腾，而秦观自己则在沉沉的醉酒中，南北方向也辨不清了，其实是表现了秦观人生如一场梦中旅行，物我两忘才出高境。

　　秦观之所以在说完这首词后要水喝，是因为秦观的这种顿悟正是在“小溪深处”发生的。若无这潺潺溪流，秦观或许还不能彻悟人生的真谛。所以他要再见见水，其实不是为了解渴，而是再将自己的思绪浸泡在这澄澈透亮的水中，看着便是一种满足，一种解脱。

　　秦观虽然在处州好像已经参悟到人生的本质，但我们知道这种参悟其实还会有反复。比如我们说“郴江”两句，秦观就还在表达他的困惑和不解的。但这两句从审美意义上来说，真是写得很好。据说秦观去世后，苏轼把这两句题写在扇面上，并写了一句跋：

　　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秦观已经去世了，即使一万个生命也换不回秦观的生命啊！这样的句子，苏轼的其他朋友读了可能很不爽，但从这里可见秦观在苏轼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苏轼这里当然也是用了典故，传说秦穆公去世后，用了当时三个才华最为出众的人来殉葬。《诗经·秦风·黄鸟》一篇主要说的就是这个故事，里面有“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句子，表达了当时民众对三个被殉葬的才士的惋惜之意，如果自己用一百次生命，也愿意用来换三个才士中任何一人的新生。苏轼在这里把话就说得程度更大了。看来大家传言，在苏轼的诸多门生中，苏轼“最善少游”，也就是最喜欢秦观，是符合事实的。

　　我每次读秦观这样的词，总想起一个人和一首诗。这个人是谁呢？元好问。这首诗就是他《论诗绝句三十首》中评论秦观的一首：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元好问开头两句诗，其实是直接照搬了秦观《春日》诗中的句子，这首诗的前面两句是：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

　　是说一晚上隐隐的雷声过后，就落下了细细的春雨，“万丝”是形容雨丝细密的意思。雨后天晴，光线随着琉璃瓦的高高低低而参差不齐。芍药上沾满了昨夜的雨珠，如伤春含泪的女子一般;而屋旁的蔷薇沿着篱笆，好像无力地攀援着。秦观把雨后芍药、蔷薇柔弱的形态真是描写得很传神。但这确实不像一个铮铮铁骨的男子汉笔墨，所以明代敖陶孙《诗评》也说：

　　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

　　说这秦观就像一个时尚的女子，春游时带来一路风景，好看是好看，但风吹不得，雨淋不得，不能走远路，不能晒太阳，只具有审美的意义，而没有多少生命的力量。

　　元好问说，你把韩愈（退之是韩愈的字）的《山石》诗拿出来跟秦观对比一下，你看人家韩愈描写雨后景象是：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果然清新有力，气象非凡。说雨是“足”，说芭蕉叶是“大”，说栀子是“肥”，再加上主人“升堂坐阶”的淡定气象，这里的“堂”是指寺庙里的正厅，阶当然是指台阶，走上寺庙的厅堂，坐在台阶上观察雨后景象，一看就是精气神比较足的樣子。这样一对比，如果说韩愈是男人的话，秦观真的只能说是女人了。当然我们在这里说韩愈诗歌像男人，秦观诗歌像女人，不是有什么性别歧视，说男人有什么好，女人有什么不好。而是体现出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特征而已。元好问这个比方当然是有前提的，是针对秦观的部分诗歌来说。但我们读他的《踏莎行》，也确实看到了比较相似的地方。

　　我们能不能说秦观属于典型的阴性风格呢？

　　好像也不能这么绝对。为什么呢？你看《宋史·秦观传》怎么说年轻时候的秦观：

　　第一，“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

　　第二，“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

　　前者是说秦观性格豪迈奔放，文章里面也洋溢着慷慨之气;后者是说志向远大，追新逐异，喜欢读古代兵家书。显然年轻时候的秦观不是一个柔弱的、胆怯的人，而是比一般的青年更有志气，更有性格，理想也更高远。但这样的秦观，我们好像有点陌生，这样的秦观，我们怎么在他的诗词中很少读出来呢？或者说，我们从诗词中读到的秦观，与史书的描述为什么有着明显的差距呢？

　　这就不能不与秦观仕途的变化联系着来看了。

　　北宋时期，虽然国内大致安定，但朝廷新党与旧党的矛盾非常尖锐。所谓新党，大致相当于改革派;所谓旧党，大致相当于保守派。改革派主张改革朝政，侧重在经济人事改革，努力促使国家变得更加强盛。保守派注重保持稳定，这也符合不少既得利益的士大夫阶层的要求。这当然是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的，实际上新党与旧党的政治主张并不是这么简单。但从新旧两党的关系来看，这两者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是在政坛上水火不容，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换句话说，看皇帝支持哪一派。如果支持新党，旧党就要被驱逐出京城，贬谪到各个偏远的地方去;当然旧党上台，新党的命运也是如此。

　　秦观元丰八年（1085）考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他先是除定海主簿，“主簿”是掌管文书的辅助性官职。后来又调任蔡州教授，蔡州在今天的河南汝南，所谓“教授”是指地方官学中的学官。这两个官职虽然不大，但刚刚入仕，秦观还是安心的。更重要的是，这一年支持新党的宋神宗去世了，只有十岁的宋哲宗即位。你说十岁的小皇帝能主持什么朝政呢？所以宋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就“垂帘听政”。高太后听政的最大变化，就是把宋神宗时代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严重打击的司马光、苏轼等旧党人物召回京城。

　　第二年，改元元祐，苏轼被召回了，授予翰林学士的头衔，跟苏轼密切来往的一帮人也陆陆续续回了京城。秦观当然是被苏轼重点推荐的人物，苏轼以秦观“贤良方正”的名义把他推荐给皇帝，所谓“贤良方正”就是才德优秀、为人正直的意思。旧党人物个个摩拳擦掌，都想趁此机会大干一场。但苏轼这人锋芒太露，而秦观原来就是“强志盛气”的人物，如今有了大展拳脚的舞台，他们可能忘了高调做事的同时，还需要低调做人。结果时间一长，引发同僚的不满，小报告打到皇帝、太后那里，秦观一度又只能去做蔡州教授。当然因为旧党的大局在，加上苏轼对秦观的特别青睐，所以不久以后，秦观又回到京城任职，最后升任到国史院编修官的位置。

　　真是应了好景不常在的道理。元祐八年（1093）九月，大力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去世，十八岁的宋哲宗开始亲政。这宋哲宗与他祖母的政治主张很不相同，他再次重用新党，以苏轼为首的一批旧党被称为“元祐党人”，相继被逐出京城。苏轼就在一个月内被连贬三次，最后到了广东惠州，我们大家熟悉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就是在惠州写的。秦观当然也跟着倒霉，我们看《宋史》怎么写秦观被贬的过程：

　　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使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

　　所谓“坐党籍”，就是因为同属旧党的原因而被定罪。“增损《实录》”，《实录》就是《神宗实录》，也就是说秦观在任职国史院编修官时，对《神宗实录》的文字随意增减，其中更有诋毁宋神宗的内容，因为宋神宗是竭力支持新党的皇帝。

　　按照《宋史》的记录，秦观先是被贬谪为杭州通判，还没到任，便以擅自修改《神宗实录》、诋毁先王的名义罪加一等，接着被贬为处州酒税。也就是现在的浙江丽水。这酒税一职其实也几乎是个闲职，因为宋代酒是专卖的，征税的事就比较简单了。

　　问题是即便秦观连遭贬谪，政敌也没有放过他，悄悄地派人跟踪，希望能收集他新的罪证，然后再次加罪秦观。可能秦观也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平时比较小心，所以这盯梢的人一直也没有掌握到什么把柄。最后找了个理由，也是奇怪，说他“谒告写佛书”，谒告就是请假的意思。

　　我现在把这个事情简单捋一捋：大概是处州酒税这个位置实在清闲得让人发慌，这秦观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人，干脆就请个病假，一方面学学佛学，与僧寺的和尚谈谈佛教义理，另一方面闲着也是闲着，就帮僧人抄写佛经。本来这是秦观调节自身情绪的一种方法。但他的政敌就不这样认为了，你明明在处州酒税任上，是国家公职人员，却不去勤勉公事，反而把公事放在一边，与僧人整天在一起，这简直跟吃空饷差不多。使者把这情况一上报，本来当时就是新党的天下，本来新党就要置秦观于死地的，现在有了这个名目，就直接把秦观“削秩徙郴州”。所谓“秩”原来是指古代官吏的俸禄，因为俸禄与职位、级别相关，所以也就引申为官位的意思。削秩也就是削去（也有说只是削减）了秦观的官职、封号、俸禄，这个惩罚对秦观来说，差不多是灭顶之灾了。

　　所以到郴州来的秦观其实是没有名头、两手空空，政治身份没有，经济来源也基本断绝。而且当时跟着秦观在贬谪路上的，有大大小小一大家子二十多个人，显然现在连基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只能把家族成员大部分安排在江西，只带了一个儿子随行。

　　这对秦观的打击真是太大了。

　　现在我们知道，秦观在《踏莎行》词中为什么有前路茫茫、满怀悲凉甚至充满着怨恨了，因为他奋斗了几十年，居然在转眼之间被打回了原形。就好像我们现在形容股民遭受股市重创，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样。

　　现在我们知道王国维说“可堪孤馆”为什么是“凄厉”了，因为这种人生的悲凉真的是到了极致的程度。我们也知道秦观为什么说“砌成此恨无重数”了，因为政治困顿是一恨，无端遭罪是一恨，孤独飘零是一恨，异乡怀人是一恨。这层层叠叠的“恨”确实是无重数了。

　　在我對王国维引用词句进行详细的追源溯流之后，我们再来追问：为什么王国维要引出这两例词句来作为“有我之境”的代表呢？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无论是冯延巳还是秦观，他们从权力的高处跌落到权力的低谷，都非常有典型性。冯延巳是受到政敌的百般围攻，亲身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而秦观被新党集团穷追猛杀，也从朝政大臣走到了穷途末路。两人政治身份和环境的巨大落差，加剧了他们对周边世界的看法。换句话来说，他们不仅感受不到人间的温暖，而且感觉到原本不关人事的大自然也受到了影响，好像也抛弃了他们。所以，如果要为“有我之境”总结一下的话，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从身份的巨大落差中表达悲情。冯延巳的“泪眼问花”当然不用多说，已经是泪眼朦胧了，情感特点也就很清楚了;秦观的前路茫茫、怨恨重重，也在情感的类型上偏重悲情。

　　第二，注重表现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关系。如果冯延巳问花，花能回答他，或者即使不回答他，至少不随着一阵风被吹到秋千那边去，则冯延巳多少还有一点点安慰。现在是花不回答并随风飘逝，冯延巳显然感受到自然与人事一样，都对他失去了关怀。而秦观呢？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思路。本来我们住在偏僻的旅馆，可能还觉得安静呢;早早关了大门，还觉得安全呢;听到杜鹃在叫，或许觉得生态真好;看到夕阳西下，觉得那一抹余晖带着别样的美感。但这是我们的看法，这完全不能代替当时身临其境的秦观和冯延巳了。

　　第三，个人化的情感是词体表现的常态。王国维特地说过“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的话，所以“有我之境”与词体的关系应该更为密切。

　　但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在判断一首词好不好的时候，不一定关注这首词是表达了一种很个人化、具有特殊性的情感，还是表达了一种涵盖面更广的带有群体性的情感，我们关注更多的是这词有没有一种最真实、最朴实、最自然的情感，让我们深深地感动。而这种最真实、最朴实、最自然的情感，可以用一个词组来表达，就是“赤子之心”。

　　责编：梁红

　　作品 202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