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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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生出事之前，赣江以西的人们都愿意认为，县城那条主要街道中文峰路上，那个名叫烦恼丝的理发店的老板三生，是个有大本事的人。从赣江以西起身去县城办事的人们打理发店门口经过，都愿意向店门口不断旋转的理发标识投去亲近敬仰的一瞥。人们早就在私底下传颂他的功德：他师从乡村理发师，却把理发店开到了县城，并且成为县城最知名的理发师。他小学文化，却能和县城的大小官员打成一片，亲如兄弟。他为人仗义，乐于助人，充分利用这一人脉，为赣江以西的许多人办成了不少烦心事。如果说这样的人都不是有大本事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有大本事呢？

　　赣江以西的不少人对三生的底细如数家珍：他是下陇洲村著名的大善人曾宪炯的儿子。他从小是一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孩子。他小学毕业没考上中学（这在当年是许多乡村少年共同的命运），父亲领着他去拜了村里的篾匠师傅为师。岂料他对篾匠毫无兴趣，学师两年不成。又改学理发，拜村里理发师傅刘蠢子为师，学有所成，三年师满，本该出摊去挣一口吃食，父母觉得他尚且年少，且过于内向，缺乏见识，如此出门混吃，怎么可能养活自己，让大人放心？寻思良久，把他送到了武汉他的早年因考学离家的伯父身边接受历练。他在那里待了整整十年。他所从事的工作，从他偶尔的语焉不详的介绍中得知，大概有饭馆传菜生、酒店管理等。他在那里经历了什么？这些工作，给了他怎样的历练？武汉在他的生命里，占据了怎样的位置？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反正是，十年后，当他回到家乡，已经不再是当年孤身一人出门的少年郎，而是一名江苏籍女子的丈夫，一个满口普通话的小女孩的父亲，也已经不再是当年沉默寡言、土头土脑、走起路来悄无声息脚上好像装了猫蹼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乡下孩子，而是一个梳着分头、能说会道、和颜悦色、精明能干的有为青年。

　　三生来到了县城，摆出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他郑重其事地进行了一番考察，然后决定重新操起理发的手艺。他在县城租了一家店面，挂起了名叫烦恼丝的牌子。没多久他就租下了旁边的两家店面，并招募了几位手艺不错的理发师和洗头生。并没有花去多长时间，他就积攒了相当的名气，“烦恼丝”成为了整个县城生意最好的理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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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在县城的名气首先来自他的手艺。三生真是一个天生的理发师！他有一副几乎让所有人都喜欢的面孔：眉目清秀，鼻子挺拔，皮肤白皙，笑容温和得体。他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声音富有磁性。他的手指修长灵巧，有个在中学教音乐的女顾客说这样的手真适合弹钢琴。他理发的动作干脆利落且富有美感，电动推剪、剪刀在他手里发出的声响就像它们是一件件微型的乐器。他理出的每一个发型都十分符合理发者的头型、年龄和身份。他也能满足几乎所有人提出的要求，只要对着他的店里的墙上贴出的众多发型图案中挑选出自己中意的那一款，他就可以理出一模一样的发型来。他的手艺很快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女人们相邀到他的理发店做头发，孩子们到了该理发的时候，都向自己的家长提出非去烦恼丝不可。那些大小官员，在参加他们认为重要的活动之前，为让自己显得精神些，都选择到烦恼丝理发。全县最大的领导，那个相貌威严的刘姓县委书记，是个头发不多几近秃子的人。他却经常向他的下属抱怨找不到合适的理发店理发。有人向他推荐了三生。自从光临过一次烦恼丝之后，他终于停止了抱怨，对着镜子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因此成了烦恼丝的常客。这样一来，去烦恼丝理发的官员就越来越多了。

　　整个县的大小官员在三生的理发店里进进出出。他们进去时面目憔悴，出来时容光焕发，天知道三生给他们施行了什么法术。在理发过程中，三生和他们愉快交谈。毫无疑问，三生有相当出色的交际能力。他谈吐得体，所谈内容丰富有趣，足球股票养生等无所不包，离县城几百公里外的大城市武汉的资讯更是了然于胸。他能够把握住交谈的分寸，所有与他交往的人，都能从他的身上获得满足（爱抽烟的客人，他会殷勤递烟，并随时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为顾客点上火。打火机的造型和发出的悦耳声响在当时的县城都是稀有）。他与官员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最终超出了理发师与顾客的范畴，更仿佛是亲友、乡党和同僚。他们的交往早已不只限于烦恼丝理发店，有人在比较私密的饭局、牌局上，也看到三生与官员们谈笑风生，不分彼此。他称呼官员们为“领导”“局长”“书记”“主任”，而他们称呼他为“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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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与官员们打成一片。这一切被赣江以西的人们看在了眼里。人们普遍感慨三生的本事，为赣江以西出了如此人物感到欣慰无比。却有人惦记上了三生的人脉，抱着病急乱投医的心理仄进了烦恼丝理发店，悄悄向三生说出了自己的烦恼，渴望三生能利用自己的关系给他搭一把手。也许事情比较棘手，他对三生能否办成并不抱多大希望，可三生三下五除二就给他办成了事。

　　三生能办事的消息立即像长了翅膀传遍了赣江以西。找三生办事的人多了起来。县城中文峰路上的烦恼丝理发店成为赣江以西的人们与三生的秘密接头地点。他们通过拐弯抹角的关系找到三生，在三生停下手中的剪刀的当口，用十分巴结讨好的口气向三生倾诉着他们的烦恼，希望三生能用他的关系网络，像理发一样将他们的烦恼一剪了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算得上是一个人心躁动的时节。世界依然陈旧、暗淡，就连县城最繁华的中文峰路到處都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可空气中已经充斥了许多不安的因子，有了许多新的滋长：赣江以西几百公里外的广东成为了传说中捞金的宝地。县城的水泥厂已经建好，招工在即。乡镇企业方兴未艾。乡村的孩子，纷纷涌向县城的学校，指望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房地产开发开始兴起，灰蒙蒙的县城，逐渐盖起了一些名号洋气的崭新小区。白天的街上，不断响起录像厅里传出的枪炮声、打斗声，乃至女人的呻吟声。夜晚灯光绚烂的舞厅里，有钱的人以向歌手献花的方式斗富……因为越来越不安分，人们的烦心事就越来越多：出外打工丢了身份证的人们要补办。乡村户口的人们想转城镇户口。孩子到城里读书要转学。到医院看病的要找好医生。创业青年办企业要贷款。超生的孩子要上户口。打麻将被警察逮住了希望少罚点款。春节期间跑长途客运要审批。做商业办乡镇企业的想少缴税……

　　三生燃起烟卷，一改他平常的和颜悦色，十分郑重其事地摊开一个笔记本，一边听着来人的倾诉，一边将对方的要求用笔详细地记在笔记本上。他因为才小学毕业，字写得当然歪歪扭扭，可这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样子，根本不像是一个单纯的手艺人，更像是县城机关里坐办公室的干部。听完来人的倾诉和要求，他会要来人回家等消息（如果没有办成的把握，他会明确拒绝。可是这种时候并不算多）。少的时候几天，多的时候十天半月，请托之人就会得到事情结果的消息。天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很多让人感到无比棘手的事情，都会在他手上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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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事是需要钱财的。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儿——可这也是最尴尬的事儿：一件事需要多少钱财，什么时机交付才算合理？三生真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把各种事情都做好了分类，并明码标价。比如办一个转学手续，需要两三千元。超生的孩子上户口，一万块是少不了的（三生说，这可是违规有风险的事情）。找个好医生动手术，视手术大小，再定红包内的金额多寡。找银行贷款，那是按贷款金额的比例支付费用的。交付的时机，他也作了规定，就是托付之前交付，事情如果没有办成全部退回。

　　三生每每信誓旦旦地告诉请托之人，他并不收取任何人的好处费。他过手的费用会全部交给帮忙的人手上，而他分文不取。他之所以愿意帮忙，做这种劳心劳力的事情，完全是他这个人就看不得乡里乡亲的有难处。有难处不找上自己可以不管，找上门来自己却袖手旁观，就会让他良心十分不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大家排忧解难，为自己这辈子积善成德。他并不屑于从中挣一分钱好处。他是一个理发匠，手艺才是他的安身之本。

　　赣江以西的人们相信了三生的话，更加卖力地宣传三生的义举。人们说到三生，不免会说到他的父亲、有名的大善人宪炯。宪炯一辈子积德行善，泽被乡里。村里的孤寡都能得到他的照顾，村里谁有困难他都可以搭把手。他做得最著名的一件事，是多年前义无反顾地收容了一大群从浙江永康到赣江以西讨生活的锡匠。他们蓬头垢面，异乡人的口音让人戒备，他们只能在凉亭野庙栖身，形同乞丐。宪炯毫不犹豫地把他们从野外请到家中，他的家因此成为了永康锡匠每年必到的落脚点。外省锡匠因此对他感恩戴德，他们集体称他为“义父”。人们想起宪炯的善举，都说三生是继承了他父亲的仁义。仁义之风代代相传，这真是赣江以西这块土地上的大幸。

　　三生成了赣江以西的人们口中《水浒传》中及时雨宋公明式的人物——一个急公好义、古道热肠的人物。他少量抽烟和饮酒，尊老爱幼，敦亲睦友，看起来没有不良嗜好。他天资聪慧，很会办事;双目沉静，深藏不露，性格稳重，值得信任。他深谙江湖道义，严守江湖规矩。这样的人，就是为人间解除烦恼而生，为襄助他人而活（他理发的手艺，也是为了解除人们头上的烦恼）。对这样天生热心肠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既然三生的人品不容怀疑，人们托三生办事就没有任何顾虑了。人们像预订酒店一样，很早就把钱交到三生手上。比如孩子读书转学，本来是八九月开学前一段时间办理即可，可有人年初就把费用送到烦恼丝理发店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怀上的孩子还在肚子里没有落地，孩子的父亲就把办户口的钱交给了三生。他们这么解释自己的举动：什么事都会讲究个先来后到。谁知道有多少事在三生的本本上排着队？自己先把钱交给了三生，就可以让自己的事儿在三生的本本上排前一些。有件事情老搁在心里可堵得慌，把事儿提前一天交给了三生，自己也就提前一天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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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人们对三生品行的判断还是出现了偏差。正当人们满怀期待等着三生通知托办之事的结果时，有一个消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三生不见了。

　　三生不见了。烦恼丝理发店已经人去楼空。门口原本日夜不停旋转的理发标识已经停摆——它一动不动的样子，多像一条软塌塌的死蛇。关闭的卷帘门上张贴着招租的白纸。有人跑到他的住处查看，发现他在县城的租赁房也已经搬空，房东说房子已经到期，三生没有续租。有人通过联系他的父亲大善人曾宪炯及他的其他兄弟姐妹，他们都对三生离开的消息表示惊愕和痛心。三生和他江苏籍的说普通话的妻子与女儿人间蒸发。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三生不见了。托三生办事的人们如丧考妣。其中下陇洲村的退休干部、三生六十多岁的堂叔曾叔宝闻讯立即晕倒在烦恼丝理发店门口。他的两个孙子计划在今年转学，经费早就交到了三生手里。那可是他省吃俭用积攒了好多年的退休金。前头村的杨培根在理发店门口骂骂咧咧，用尽了全世界最难听的话语。他也算得上是三生家的亲戚，是三生妹夫的堂哥。为了拿下赣江以西一个镇政府新办公大楼的建筑项目，他交到三生手上的经费不少于一万元。还有想办超生儿子户口的李麻子，渴望从乡镇调到县城学校的小学老师毛志祥，想从银行行长手里办贷款的西沙埠塑料厂厂长刘长子……他们都是托了三生办事的人。有人统计，他们交给三生手上的金额，在十万元以上——这个数字当然并不全备。一定还另有人托了三生，可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他们选择了默不作声。

　　三生为何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县城？后来他们从同是赣江以西的客运业主张小海与在县城开钢筋店的杨春龙嘴里得知，三生其实是个赌徒。他与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赌到天亮。三生的运气并不好，这几个月来他输了二十多万元。他大概支付了其中十万元左右的赌债，还有一半没还给他们。估计是他想赖掉这欠下的十万元，干脆就来了个一走了之。

　　都是乡里乡亲的，又还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没有人想到要报警。但他们都想找到三生的下落。他们托人四处打听。他们有人特意到武汉三生大伯家寻找，也有人访到了三生在江苏扬州的岳父家中。可是，他們和三生的父亲和兄弟姐妹一样，都对三生的消失表示了惊愕，都不知道三生一家去了哪里。

　　很长时间里，赣江以西的人们依然常常谈起三生，只不过口吻已经从赞赏推崇变成了谩骂和贬损。他的赌友兼债户、客运业主张小海和钢筋店老板杨春龙，每每说起他就怒气冲冲，扬言“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欠债不还，早晚要卸掉他的一条腿”。有人事后诸葛亮，说早就看出了他来路不正。一个在武汉这么大的地方待了好几年的人，怎么就跑到这么小的县城来做个理发匠？此中难道没有什么蹊跷？他的消失，是不是从来到这座小城起就精心设计的伎俩？人们说起三生，再也不会贴上“大本事的人”“大善人”这样的标签，而是统一用“罪人”代替。——开始他们说的是“那个剃头的罪人”，到了后来，这个短语有所缩短，只要有人说到“那个罪人”，大家立即知道，他要指的，就是那个因赌博欠债悄无声息地外逃的人。

　　……很多年过去了。赣江以西的人们依然指称三生为“罪人”，可是怨恨的情绪有了大幅的减少，对他下落的追问却与日俱增。人们都想知道，这个一夜之间消失的人，这个看起来有大本事但其实只是理发手艺不错再加上有几分江湖气的人，到底去了哪里？他又能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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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故乡成功金蝉脱壳的三生其实并没有走远。他偕妻子女儿来到了上海，这个离故乡只有几百公里远、他早在武汉时就造访过的城市。它庞大，容易生存，又因为与他过去的履历无关，也没有谁认识他，他根本无须担心故乡会有人通过某种蛛丝马迹找到他，是他认为从故乡出逃后理想的藏身之所。安顿好家小后他找到了一份在一家小工厂打工的工作。他当然不敢涉及酒店管理、理发这样需要跟很多人打交道的职业。就像从武汉回到故乡的县城一样，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他就在假发工厂站稳了脚跟，一家人的生活因此有了保障。

　　成功逃离了故乡，三生有了如释重负之感。生活走上正轨后他开始对他几年的县城生涯进行复盘。他认为鸟儿归巢，鱼儿回渊，自己离开武汉回乡创业没有问题。他的确是抱着以武汉所学回乡大干一场的心愿。他起早摸黑操持理发的手艺。他善待每一个顾客，努力打理店面。他与官员结交，利用宽广人脉为家乡父老办事，为自己积善成德。几年来他也的确没有截留任何一笔款项。他一直希望自己做一个像他父亲一样的好人。凭借着理发的手艺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可是后来他染上了赌博，并且越陷越深，抓在手里的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生活因此变得不可收拾。

　　通过秘密筹划他安全离开了故乡。并没有消耗多大的成本，他就成功地截断了那段糟糕的过往。他为自己感到庆幸。他依然是以前故乡人眼中稳操胜券的那个人。随着自己的成功离开，他与故乡的恩怨从此可以一笔勾销。他回故乡的时候两手空空，离开故乡的时候依然如此（那些预支给他的费用，他全用于抵了赌债），他没有带走故乡的分文，所以并不认为自己对故乡有何亏欠。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他认为只要自己这辈子删除了那些不堪的过往，他的生活就可以重新来过。

　　他决定把上海当作一个全新的起点。他要吸取以前生活的教训，做一个崭新的自己。他要依然善良、本分、刻苦、勤劳，依然善待家人，尊老爱幼。他小心地管理着自己的欲望，不让它有任何的出轨可能。他再也不打牌赌博。他变得比以前更谨慎了，不再广交朋友，不再做《水浒传》里及时雨宋公明式的人物，只是安心做一个并不出名的公司毫不显山露水的小职员。他想唯有如此，他才能不让自己的行迹暴露，才能让自己真正与自己的不堪过往斩断。他希望自己的后半生风平浪静，为此他把自己的生活半径一缩再缩，直到只剩下家和工厂之间的往来。他要开始全新的、毫无风险的生活。他要全面吸取家乡的小县城的经历给他的教训。他只有三十出头，在一个崭新的城市，重新塑造一个崭新的自我，一切都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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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内他的确过得心安理得。他的收入省着花是够的。他的妻子也有了工作。他们的孩子在上学。他们开始有了一些存款。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走，就像他最初構想的那样。他以为只要继续维持现在这种局面他的生活就会无懈可击，可是他错了。

　　他的身体开始有了状况。他的心经常一阵慌乱。他会整夜整夜睡不着。他的头发白得很快。他的眼前，会经常飘过那些旧日时光里的人们的面容。他们是他的父亲、兄弟姐妹、侄子外甥。——他的母亲早已去世，他的独自在老家下陇洲村生活的、被人称作大善人的父亲宪炯，现在怎样了？几年前他发现了肝脏有点问题，可否恶化，是否有去看医生？他不告而别，并且音讯全无，不能在父亲膝下尽孝，父亲是否会原谅他？他有兄弟姐妹九人，他排行第六。他们有过怎样甜蜜的亲情！他的成长中，有哥哥姐姐们怎样的呵护！可是现在，他与他们隔着厚厚的一堵墙。他们现在都还好吗？他是否让他们蒙羞？他得不到他们的任何信息。为了避免麻烦，他不敢跟他们任何人联系。

　　他时常想起他的故乡，那个叫下陇洲的小村庄。山上有不少亲人的墓地，墓碑上该填写子嗣的位置上，写着他的名字。他的母亲生下了他们兄弟姐妹九人，一生辛苦劳顿，才六十多岁就因为癌症死去，她的墓地，是否会荒草覆盖？村庄的许多树木，他小时候掏过鸟蛋，夏天里给他撑起过浓荫。不远的赣江，是夏天他游泳的好地方。四周的田野，每到秋天，金色的稻浪翻滚。他在这里出生和成长。出外谋生后，他经常在春节、清明和中秋回到这里。可是现在，他成了回不了家的人。

　　他还会想起武汉、扬州。它们虽然不是他的故乡，但是在他生命的履历里，它们跟故乡一样重要。武汉的大伯大妈，以及堂姐堂弟，从来就把他当作真正的家人。在武汉，他还有许多同事、朋友，是他社会关系的重要部分，也是他生命的重要部分。扬州的岳父岳母及亲人们对他的善待，是命运给他的慷慨馈赠。这两座给了他无数滋养的城市，有着他最为重要的亲人，他最为重要的人生记忆。可是，因为他的出走，他也回不去了。

　　他发现他因此成了一个没有来路的人，或者说，是一个被迫封存了来路的人，同时也就成了一个没有归途的人，一个哪里都去不了的囚徒——他精心选择的避难所上海，就是一座囚禁他的牢狱。一个没有来路的人怎么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人，就像一棵没有影子的树怎么能算是一棵真正的树？

　　他再次审视自己的过往。他发现他远不是无辜的。他过去以为他两手空空走进故乡，然后又两手空空离开故乡，他没有亏欠故乡一分，现在看来全是错的。作为赌徒，他欠着别人的赌债没还不对，用别人出于信任托他办事交给他的经费支付赌债更是不对。他不仅是江湖的浪子，更是家乡的逆子。他不仅是个债户，更是个罪人——他犯下的罪，有赌博、欺诈、肇事逃匿、不孝……

　　作为债户，他要还债。作为罪人，他要赎罪。不然，他将永不得安宁。在赣江以西的人们的传统观念里，有债还债，有罪赎罪，不然，报应是早晚的事。惩罚已经开始，他常常睡不着就是先兆。如果他不赎他的罪，他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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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错改错，欠债还钱，有罪赎罪，这是人世间的天条，更是三生的故乡赣江以西的真理。

　　三生的故乡赣江以西，远非寻常之地所能比，自古以来就是个崇德尚义的地方，培养造就的很多彪炳史册的人物，都是毕生践行圣人之学、维护高尚道德的典范，如黄桥镇云庄村金兵攻城誓死不降、被剖腹取心的北宋臣子杨邦乂，他的族孙、南宋大诗人杨万里，起兵抗清因劳成疾而死的、离三生家乡下陇洲村两里路远的老屋村明朝崇祯年间状元郎刘同升，盘谷镇谷村的李振裕一家明清二朝八尚书，阜田镇一生研究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终成江右王门代表的嘉靖状元罗洪先……他们或清廉为官，或勤政为民，或诚信不欺，或以身许国，或著书立说。这些道德近乎完美、人格堪称楷模的人物，是赣江以西这块土地崇德尚义精神的最好例证。

　　一方面，赣江以西要求仁人志士崇尚道德和仁义，做圣人和完人，另一方面，对普通人的要求却并不严苛，罪在赣江以西的观念里并不是一个可怕的词，相反，赣江以西自古以來认为人人皆有罪，罪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罪就是生活本身。谁都会有遇到沟坎过不去的时候，或者不懂事猪油蒙了心走个弯路的时候。生活过不去了，如果犯个小罪就能让生活继续下去，只要不是罪不可赦，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所以赣江以西的人们说到罪，口气往往是温和的，平心静气的，乃至是有点儿戏谑的，再严重一点，顶多是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在三生的记忆里，不要说整个赣江以西，就是他的村庄下陇洲村，犯下罪的人可真不少：他的堂嫂刘足子，也就是他在武汉的大伯留在老家的亲儿子的媳妇，就犯下过弃婴的罪。她曾经生了两个女娃，偷偷怀第三胎的时候，他们多希望是个男娃。然而他们失望了。在赣江以西，一个人家没有儿子，怎么能抬得起头来？卫国婶就对这新生的女婴，有了有意识的怠慢，饿了也不及时喂，冷了也不及时添衣，终至于夭折。他们之后再怀一胎，终于如愿以偿生下了儿子。他的堂哥曾足苟，一个能背起三百斤重的油桶行走的人，受本能驱使，乘着邻居孔余生出去广东打工，他的妻子留守在家，与她勾搭成奸，是犯了通奸之罪。年纪七十多的玉婆奶奶，儿子媳妇不孝顺，生活形同孤老，就偶尔会去偷邻居家屋下的腊肉、菜地里的菜蔬，犯的是偷盗之罪。而她的儿子媳妇，犯的是虐待罪。孔家细生的女儿，去广东打工，后来实在受不了工厂里的苦，仗着有几分姿色，进了夜总会，挣着陌生男人的钱，那是犯了淫乱之罪……

　　然而承认人人有罪，并不意味着，赣江以西就有了对犯罪的纵容之心。在赣江以西人的观念里，欠债的人要还钱，有罪的人要赎罪。人之为人，就是要干干净净来，干干净净走，犯下的罪，欠下的债，自己应该主动清算，不然的话，自会另有冥冥之中的力量（上天）进行清点，要么疾病缠身，要么祸及子孙。这是颠扑不破的法则，人人唯有尊崇，人人都必须走在赎罪的路上。

　　三生的堂嫂自从生下儿子之后，就开始走上了赎罪之路。她选择的赎罪办法是种树。这些年来，她在故乡的山上种下了各种各样的树。这些树至今已经成林，让原本的荒岭充满了生命气象。她后来并没有什么不顺利，人们认为是老天爷看到了她的诚心。

　　周家庄叫小玉的男子不慎从自家楼上摔下来成了残疾。为了赎他的罪，他的母亲到几里外的一个叫磨盘洲的庙里住了十年。

　　犯了偷盗罪的玉婆奶奶每月初一十五都会去村里的土地庙祭拜，向老天爷告知自己缺衣少食的难处。玉婆奶奶依然身体好好地活在世上。有人猜可能是她的祷告感动了上天，上天赦免了她的罪。也有人认为，让她继续活着就是上苍对她实施的微小惩罚。

　　在县城汽车修理店当学徒的三生堂侄曾繁昌偷了一捆电缆出售给废品收购站，结果以破坏通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那等于是，他用三年自由为自己赎了罪。

　　三生的堂哥曾足苟自从被邻居孔余生捉奸在床行为败露，因为不仅不思悔改，而且到处吹嘘，好像这样的事并不是一件耻辱，而是他好不容易获得的一枚勋章，结果，原本身体强壮的他早早就得了癌症，人们都说，那是上天的审判之力。

　　犯了虐待罪的玉婆奶奶的儿子在广东打工出了车祸，活生生地丢了一条腿，他的媳妇才四十多岁头发就脱得精光。孔家细生犯了淫乱罪的女儿得了艾滋病。有一个很久以前的事件说明了上天的威力：某个貌似温良的妇人生生遭了雷劈，后来人们发现她竟然是一件没有破获的杀人案的凶手——她出于妒忌杀了邻居家的幼儿，自以为把证据销毁得一干二净。

　　……

　　犯了罪经常睡不着觉的三生当然不希望得到上天对他的追剿审判，或者说，作为赣江以西的子民，他当然要遵循赣江以西的道德法则。他要尽早行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索，他的心里暗暗有了底。

　　9

　　离家十五年后，三生终于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从上海到赣江以西并不遥远，火车只要数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近年交通的发展使这一时间还要缩短，可三生花了整整十五年时间。

　　这些年来，决定赎罪的三生更像是变了一个人。他主动把枷锁戴在了头上。他对他的生活进行更大幅度的改革，比如在生活开支上做大幅度的削减。他只有小学文化，能力说起来其实不大，应付许多新鲜事已经十分吃力，挣钱的渠道和本领其实不多，要赎罪只有节俭一条路。他把自己的兴趣一减再减，连抽了许多年的烟也完全戒除。他的衣着越来越马虎，他给自己的理由是，反正不需要到哪里去，无须穿得那么正式。他的剃须刀是最简易的那种。他的交际几乎为零，因为交际需要花费，而且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迹。他几乎不旅行，不娱乐。他维持最低成本的生活。

　　另外，他又积极做着加法。他省下的每一分钱，都被他精心存在一个存折里。上面的数字在不断增长。这个存折有一个副本，那就是当年那个记录赣江以西的人们托付事情的本子。他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即使纸张发黄变脆，依然不离不弃。它是他以前生活的功劳簿，也是他的罪行的记录本。他在生活开支上所做的一切减法，都是为了能偿还上面的罪。他不断计算着自己省下来的存款的增长，估算着自己洗脱罪行的时间。

　　而岁月以加法的方式统计着他的生活。他在上海已经有了十余年的时光。他从一个逃亡者最终成为了上海的真正市民，城市近郊一个两居室的房子的主人。他的女儿已经长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然后他成了岳父、外公。这也就意味着，他不再需要做他的生活的主宰。他的存折上的数字已经差不多够了。他想，他向赣江以西负荆请罪的日子到了。

　　当他来到当年他凭一手理发的好手艺成为知名人物的小县城时，他惊异于县城的变化：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已经更新换代了。他当年的店面已经拆除，原本狭窄的马路得到拓宽。城市变大了好几倍，高楼大厦也增加了好多。当年的陈旧、暗淡已经一扫而光，到处是鲜活的色彩、宽阔的街道、拥挤的人群和叫卖的声音，到处是欲望蒸腾、人声鼎沸的景象。就是当年路边的梧桐树，至今也好像长大了好几倍的样子，枝叶也比当年张狂得多了。

　　他找到了那些把钱交到他的手上托付他办事的人。当他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压根就不敢相认。人们发现，当年那个能说会道、和颜悦色、目光坚定、被认为有大本事的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双目无神、沉默寡言、唯唯诺诺的中年男子。他的背已经有些驼了，这让他看起来随时都在向人鞠躬。他的头发快全白了，这使得他看起来更加虚弱无措，让人怜悯。有人悄声说，他多像一个刚刚刑满出狱的犯人！

　　他从带去的行李箱中掏出装了本钱与经过精确计算的利息的信封，交到了他辜负了的人手上。他翻來覆去地说着道歉请求宽恕的话语。他是那样的真诚，以至有人十分不忍提出钱并不多都多少年前的事儿要不算了，他依然不依不饶，十分执拗地要对方收下，好像那信封里装的不是他辛苦积攒下来的钱，而是让他恨不得早日甩出去的魔咒！

　　他由此知道了那些托他办事的人的近况：

　　他的堂叔曾叔宝，一个从镇食品站退休的老人，其最老实本分的儿子在广东做室内装修，结果从十七层楼上不慎摔下致死，留下了一对没有成年的儿女。没有人知道他们一家得罪了哪路神仙，老天又为何如此安排。

　　他的赌友、开钢筋店的杨春龙，发了大财后不仅不思戒赌，还变本加厉多次去澳门赌博。最后一次，他输光了全部的家产，还欠了澳门赌场两千多万元，从此一贫如洗，仅靠一些以前朋友的施舍度日。

　　而另一个赌友、跑客运的张小海，因酒后驾车撞死了人后逃逸，至今依然待在监狱里，成为他此行唯一找不到的债主。

　　前头村的杨培根，成了一名全县知名的房地产商人，成了赣江以西的人们嘴里新一代有大本事的人物，县里很多有名的楼盘都由他所建。

　　托办超生儿子户口的李麻子十五岁的儿子已经有一米八了。

　　原西沙埠塑料厂厂长刘长子后来转到苏州办起了绣花机厂。他生产的绣花机，据说销售到东南亚不少国家。他本人也成为了江西苏州商会副会长。可因为他没有提防财务即女婿秘密掏空了他的家底，他现在的日子据说也不好过……

　　——他发现这个世界几乎所有人都被更大的浪潮裹挟着，在罪与罚中奔波不已。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往何处。

　　只有他还待在原处，背着沉重的罪责。他不知道，这对他是幸还是不幸？

　　10

　　他回到了他的故乡下陇洲村，这个赣江以西的小小村庄，他的一生出发的地方。村子当然有些变化，比如新居增多了，但与记忆里的村庄大抵相同。当然，与十五年前不同的是，曾经人声稠密的村庄静默无声，几乎没有什么人走动。人们都去了城里，就像他那样。

　　他来到了村庄的墓地，跪倒在他父亲的坟前。他回来后知道了，他的父亲，那个赣江以西知名的大善人宪炯，已在八年前去世，临终前一直带着未见到他的不甘。

　　他以为他还清了债务，自己的罪就洗得干干净净，他与世界就从此两不相欠。可是现在他知道了，不是所有的罪都有偿还的一天。不管他怎样努力，在父亲面前，他永远是那个百身莫赎的罪人。

　　——他的父亲从小教他仁义、善良。他开始的确是这么做的，在县城慷慨帮人解难就是证明。可最终他不慎染上了赌博，从此被命运押解到了一条万劫不复的路上。他犯的是离经叛道之罪。

　　他是父亲的儿子，按理应该对父亲行人伦之礼。可是，他老了，他不能尽赡养之责，他病了，他不能侍候左右，他去世，他不能为他送终。他是犯了不孝之罪。

　　他犯下了永远不可饶恕的罪责。他还要用余生来赎罪。他再也没有犯错的权利了。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他都要做一个好人，一个像他父亲那样乐善好施、善良仁义的好人。

　　他对着父亲的墓碑号啕大哭。他的身体瘫倒在父亲的坟前。他的白头磕在了地上。——他把这些年来岁月对他的伤害完整地呈现在了父亲的坟前。十五年来，他从没有掉一滴泪，而此刻，他的身体里似乎有一条河流得到开掘，他的泪水挂满了衣襟。

　　哭过之后，三生在父亲的坟前坐起。他感到身体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那是十五年来都没有过的轻松。有一种奇妙的崭新的力量在他的体内缓缓生长，那些隐形的绳索正在徐徐解开。他顿时有了新生之感。

　　风轻轻地吹着，似乎是一双看不见的手拍打在他的身上，要对他进行劝慰。远山如抱，似乎要把他抱在怀中。

　　11

　　我必须向大伙儿承认关于三生回乡还债的书写出自我的臆想和杜撰，或者是对我某次梦境的全真记录。事实的真相是，这个被我称作堂叔真实名字叫作三生的人，这个从小与我一起长大的人，已经从我的视野里消失有十五年了。

　　堂叔三生家和我家隔一条巷子。他只比我大两岁。我们是小学同班同学。从小到大，我们是那么的要好。无论他跟着村里的篾匠学做篾，还是他去学习理发，乃至去武汉投奔他的大伯我的堂爷爷，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联系。他在县城开理发店时，我正在县城机关上班，为让他的烦恼丝理发店有更多的人知晓，我在闲时还为他发过传单，资金上也搭了一把手。我在县城时候的发型都由他设计——那当然是我最帅的时候。

　　可我对他的近况几乎一无所知。十五年来，他的哥哥姐姐只在近期才有他的一点点音讯。他们偶尔说起他来也是躲躲闪闪。我只是隐约知道他带着一家三口在上海做工。

　　我不知道他是胖是瘦，头发是白是黑，额上的皱纹，随着年岁渐长，是否会增加了许多。我不知道他的背脊是变得挺拔还是依然有点驼——以前因为理发，他的背稍稍有点驼。我不知道他的胸中依然是江湖浩荡还是从此变得谨小慎微。我不知道他是否还会与人打上几把牌。我不知道他是否抽烟，牙齿是否被烟熏黄，而以前，他在理发间隙，总会抽上一两口。我不知道欠下这么多钱一走了之，他是寝食难安，还是心安理得。

　　我不知道岁月给了他怎样的印迹。他把自己掩藏得太好了。十五年过去了，赣江以西没有人见到过他。他留在我心中的印象，已经渐渐模糊，有时他出现在我梦里，竟然是少年时的模样。

　　他好吗？几乎可以断定，在上海这样对个人素质要求很高的大都市，这样一个读书少的人的境遇肯定好不到哪里去。——没有人脉，没有资金，没有信息，异乡人的他，肯定是上海弄堂里阴影中的那部分。

　　然而我依然怀着他会沿着赣江以西赎罪的传统回家还债、向那些当事人请求宽恕的善良愿望。如此，这个可怜的人就可以洗脱自己的罪，成为一个被赦免之人，从而解除自己心灵上的镣铐，重新找回那条回家的路，把头磕在故乡他的父母的坟前。如果有需要我依然愿意为他搭一把手，就像当年他回县城开理发店那样。

　　我依然希望我的家乡——有过丰厚文化传统、养育过杨邦乂、杨万里等猛士与诗人的赣江以西能善恶有报，恩怨分明，交替有序，永世流传。

　　我希望这让人爱恨交织的悲喜人间，天地辽阔，云淡风轻，走在风中的人能一身清白，怀着铤而走险念头的人能早日幡然醒悟，那些漏洞百出的伤心往事能有大团圆的欢喜结尾，被迫逃亡的人能早日回到家中。

　　责编：周朝军

　　作品 202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