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

　　1

　　这是一张“全家福”，相纸发黄，质地脆薄。

　　照片正中坐着一个老太太，六十岁左右，她的打扮是很老式的：盘髻，穿着月色斜襟小褂，大腰裤，黑布鞋。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面目端庄，神情安详。

　　老太太膝下，站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额头上扎着两把小抓髻，她微微侧着身子，蹙着眉，那样子是很不高兴的。也许拍照前她刚哭过，为的是不听指挥，总趋前探究摄影师为什么把头钻进黑布底下而遭了大人的呵斥。

　　摄影师把头探出来了，说：“小姑娘笑一笑，准备好了吗？我数一，二，三……”那一刻，小姑娘很不合作的，她决定吃她的手指头。照片中的她就是这样一副形象，她吃得很是委屈。

　　老太太身旁，分別坐着一对中年夫妇。那男的四十来岁，穿白府绸衬衫，戴黑框眼镜，面目清癯，神情淡定，看上去很像个读书人;那女的略为年轻一些，体态丰腴，面呈喜色，她身上有一股昂扬之气。

　　老太太身后，一溜儿站着三个少年人。中间一个女孩儿，十二三岁样，她穿一件天蓝色的连衣裙，小圆领，荷叶边，胸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若隐若现的，不能确定——她整个人也不能确定，青涩，秀弱，摇摆，忧愁;一张严肃的脸，眉心微皱，她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把双手背在身后，这姿势说不上是挺拔，还是作态。

　　右侧应该是哥哥，一副高中生模样，他的眉眼颇像父亲，也戴着眼镜;有小小的喉结，也许他到了该觊觎父亲剃须刀的年纪了，满脑子奇思异想，很意识流的，中间穿插很多姑娘。他突然笑了，笑得坦荡，明亮，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也许很多年后他想起来仍觉动容。

　　左侧是弟弟，不过十一二岁吧，肘弯里夹着个篮球（也许是照相馆里的道具），嘟着两片肉嘴唇——他浑身上下都是肉嘟嘟的，叫人想起一种毛茸茸的小虫子，他的眼神也是毛茸茸的，含而糊之地看着镜头——镜头外该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呢？

　　照片的右下角，附有一行蝇头小字：1984年夏，红旗照相馆。

　　这样的照片，P城人也叫它“合家欢”。

　　2

　　是时候来聊聊这张“合家欢”了，聊聊外婆、父母、四个小孩儿。如今很多年过去了，四个小孩儿都已长大成人，且分居各地，平时很少联系。

　　哥哥人到中年，和照片中的父亲是同龄人。

　　姐姐的年岁，越过当年的母亲。

　　弟弟妹妹均已婚嫁多年，倘若忽略光阴不计，照片中的两个“小不点”不知能否与自己的孩子玩在一起？他们会怎么玩呢？打架？玩玻璃球？捉迷藏、跳橡皮筋？或是去弹子房、录像厅？或是沉迷于“网游”而叫人头疼？这样的想象真使人着迷。

　　父母渐入老境，早睡早起。也许他们早知会有这一天，亦做好了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准备，然而这一天当真来临了，他们只有心惊，仿佛几十年光阴不是一天天过的，而是倏地一闪，犹如电光火石，击得他们无言以对。

　　外婆还活着，在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远方城市，她已九十岁高龄，身体差强人意，只是记忆力不比从前，常常把往事、现实、想象搅和在一起。她确实活到这个境界了，就是时间不存在了，她一生中的各个阶段：童年、少女、新妇、徐娘、老妪……一个个全活在她的身体里，只要外婆寂寞了，她总能找到她们，一起说说饮食、天气、伤心事。

　　就像现在，外婆一个人坐在养老院的窗前，午睡刚醒，她脑子不是很清醒。台北的冬天一片绿意，阳光暖暖的，晒得人不着边际，于是外婆把眼睑低了低，想起从前在P城，有一天吃完午饭，也是这样立在窗前，跟妹妹两人临字。那时她几岁？十岁？十二岁？小姊妹俩把衣袖卷起来，一个磨砚，一个落笔，叽叽咕咕，把头靠在一起。

　　外婆就这样走进了她童年时代的屋子，站在自己和妹妹的身后，此时，她的年纪足可以充当她们俩的外婆。她把手肘压在桌边，看小姊妹俩描红;她开始说话了：“一晌午就听见你们两人喳喳叫，吵得屋脊盖都快掀掉了！”

　　小姊妹俩也不理会。

　　此时，屋外走来一个中年妇人，想必是两小姊妹的母亲，午睡刚醒，一边把手伸进腋窝底下扣纽扣，一边说：“您老怎么也不多睡会儿？”

　　外婆说：“瞧你生的这两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她咂了一下嘴，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有这功夫，学点女红才是正事，写字能写来饭吃？写字能写来金龟婿？

　　两个女孩儿突然回头，一个朝她横眉冷对，一个朝她龇牙咧嘴。

　　妇人笑道：“您老人家尽说这些没用的！过来帮我看看鞋样儿。叫她们写去吧，今天太阳好不容易从西边出了一回。”

　　外婆应了一声，伏在桌边不动身，此时正是暖冬的一个午后，人身上恍恍就要出汗了……外婆拿手拭了拭自己的颈子，果然上面汗津津的，她沐浴在养老院的光辉里，脑子里一片胭脂红的背景。

　　她歪身躺下，两片嘴唇一张一翕，表情鲜活如生，皱眉，微笑，叹气，嗔怪……那都是她照着自己的外婆、母亲，小姊妹俩的神情复制的。她一人身兼数职，却是忙而不乱，有条有理。那天下午，屋子里挨挨挤挤全是人，空气里闻得见墨香，阳光里看得见粉尘，地上衣裙沙沙，旧宅里有一棵老树，枯枝败叶，影子落在地上就像一堆干柴火。

　　外婆拿手摸了摸两小孩的脖颈，说了一声：“瞧这汗津津的，来，让我给脱一层。”

　　外婆脱去了俩小孩的罩衣，把眼看着她们，很怜惜的——那一刹，也只有糊涂如她，才能把目光越过大半个世纪，直看到了这俩小姑娘的一生：都活得久长，都沦为农妇，一生饱受饥寒贫苦……其中那个大的，也就是外婆自己，一嫁再嫁，其间多少颠沛之苦？她花甲之年尚住在P城乡下，看着儿孙满堂，自以为一生终得圆满;谁知三十年后的今天，她会落到台北养老院的一间小房里，这当儿，正吧嗒两片嘴唇，自己跟自己说话呢。

　　那个妹妹，倒是从一而终，她是十几年后的1953年，嫁给了抗美援朝的一个退伍兵。丈夫老实，木讷，贫下农出身——她终生就躲在这出身里，谨言慎行，从而度过了安全的一生。她的一生没什么可说的，除了七个儿子，台前灶后，各种鸡零狗碎，就只剩下了穷。

　　穷得齿间发寒，吃了上顿没下顿。夜里她常常就醒了，身边是孩子们嗷嗷待哺的嘴，她坐起身来，一坐就是一夜，当然坐也坐不出吃的来，熬不过天亮她又睡了。

　　她的七个儿子，谢天谢地，后来都活下来了，没一个饿死。除了大儿子是光棍，其余的也都娶妻生子——当然也都没念过什么书，程度最高的老四读到初二就辍学了，即便在穷山沟里，她一家也是数得上的大老粗。

　　如今，她家的第四代中有一个叫小梅的，照样也是初中没毕业就出门打工，先到东莞，认识了一个P城同乡，就恋爱结婚了。两年前，小两口攒下一笔钱，在P城买了房，又落了户，又生了孩子，就辞了东莞，回P城定居了——小梅是他们胡家洋洋洒洒几十口人里第一个成为城里人的，她再也不会知道，这一年距离她曾祖母在P城的家里磨砚、写字已过去了将近八十年。

　　小梅也无从知道，八十年前的P城有程、徐、谢、章四大富户（似乎每个城都有类似的四大家族），彼此都是姻了亲的，或官，或商，或学。她曾祖母的章家是光绪年间才发迹的，章家是从祖父起，小小年纪就被送到城里的瓷器店里当学徒，直到他娶了掌柜的女儿、自己也做了掌柜，他是攒一点钱就回乡下置田买地，日子过得算是一个紧。

　　及至他儿子这一代，也就是小姊妹的大伯父，又做主在P城的和平街购置了半条街的街面。那是章家的盛世，宗亲叔侄全带起来了，聚集在城南一带，深宅大院里，整天听得人声鼎沸，因为乍富的缘故，只有比那些百年大族活得更新鲜带劲儿的。

　　族中子弟既多，难免良莠不齐，就有那贪玩淘气的，跟着去学嫖赌了，也有抽上了鸦片的，也有包戏子的，也有看破红尘闹着要出家的，也有直接闹革命去了，年纪轻轻就当了炮灰……后来小姊妹俩历经世事，反说不清富贵是怎么回事，就觉得神秘得很，一场闹腾事。

　　都说富不过三代，章家后来是从外面被连根铲掉。就不是为这个缘故，她家那时是内里已经坏了，撑不上几十年，不过是一个树倒猢狲散。

　　章家是第三代里出了一个人，也就是小姊妹的哥哥，才算稍稍把家扭转了方向。哥哥名叫映文，从小会念书，又有志向，后来考上了省城的教会大学，先读四年，又在家延宕一年，本来准备赴欧州留学的。恰巧这一年里，他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几个叔伯又都闹着要分家，映文就此歇了那份心，留下来照顾寡母、映璋等弟妹了。

　　前边说的映璋、映珊两姊妹，午后一起磨砚写字，这原是她们的日常功课，此时，她们都是哥哥创办的培文学堂的小学生，大的读五年级，小的读一年级。她们另有一个哥哥名叫映武，也是中途转学到培文学堂高中部，后来考上了西南联大，最是仁厚的一个人，惜乎命运不济，死于日本人的流弹，才二十一岁。

　　哥哥办学原是起念间的事，谁知这一办就不可收，除了培文学堂，他后来又办了各类专科学校，包括师范、农商、技术……P城的新式学堂并不是他首创的，却是在他手里得到滋养壮大的。及至抗战期间，他的培文学堂只剩得一半学生，他也有心征得家长同意，带领这一半学生下乡去了，不拘借得哪家祠堂、寺庙，照样是晨钟晨读，也有星期天，也有旬考月考，一样都不落。

　　及至1946年，他主政P城教育局期间，一个月总有几趟要奔赴省城，为创建P城大学而游说各方——映璋两姊妹后来闲话，都认为哥哥呆得厉害，他虽交游甚广，却也不谙世故。1946年是何等年份？谁还有心思来投资大学？

　　那一年，连少妇映璋都感到时局暗淡，谈不拢就要起内战，她每天翻各样报纸，静听家里长辈的各种议论。又担心肚子里的孩子——名字都起好了，男孩叫安华，若是女孩就叫安贞——未知这小东西将来会落得怎样的命运，未知一家人能否长相厮守，是不是又要骨肉分离？又想起她二哥映武，落在他身上的流弹，这以后不知又要光顾他们家的哪个人？

　　她那会儿总叉着腰在庭院里溜达，夫家是开医院的，最支持孕妇多多走动。有时走累了，她把身子倚着廊柱，看蓝天白云，总疑心这样的好日子就快到尽头了。她是一年前由哥哥送嫁，嫁给本城四大家之徐家，其实也是舅家，她母亲是徐家公子志明的大姑。这样的近亲结婚，当时两家也是犹豫的，无奈她和志明从小一块玩大，最是性情相投。

　　那一年，就连少女映珊都感到忧心忡忡。她自然不关心时局，但培文学堂有的是关心的人，师生据此分成两派，稍有言语不合，或能大打出手的;校园里开始谣言四起，说有便衣出入，又有说是“左”倾分子的造谣惑众。

　　那一年，高中部有几个学生失踪了，有说是被捕的，有说是去延安的，校方还不待怎样，那边家长已经来大闹了，把校长围在中间，推搡之间，几乎把他撕成了八瓣。这事是以警察局的介入结束的。

　　映珊在培文学堂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了，常有人对着她指指戳戳，背后各种风言风语。她当然也不傻，晓得自己是章映文的妹妹，这是她当受的。可是章映文又有什么错呢？大抵是他那貌似公正的态度、事实上顶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他常说“学生当以学业为重”，这话总归没错吧？但是这话里也是透着态度的。

　　有天放学，她和同学曼珍穿过校园的小树林，看见有个女生向她吐唾沫，她来不及反应，先把脸红了，气势上首先就矮了一大截。

　　曼珍问：“这人你认识吗？”

　　她摇摇头。

　　曼珍笑道：“我认识。她是啐我呢，你在那儿冒领什么？”

　　后来映珊自忖，那些年她确实活得畏畏缩缩的。好比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人喊捉贼时，她首先就怀疑自己，心里总归不抵实。校园里有个读书会，她去旁听过两次，后来退出来了，他们讲的她全不懂，他们读的书她也没读过，最主要还是那氛围，统共不过二三十个学生，看上去也都是寻常人，可是一旦发起言来，那语调、手势、神情……怎么說呢，个个都神采奕奕。映珊不得不承认，当他们说到“穷人”“理想”等字眼时，脸上的光芒使他们变好看了，似乎整个人也高大了起来。

　　个中就有一个女生，面目俊朗，说起话来也英姿勃勃。她切题很快，一上来就批评政府，又从政府引入学校……映珊听不下去了，她很难过。教室里有一股奇怪的气氛，嗡嗡声连成一片，可是进入映珊的脑子里，已化成一股滔天洪流，她觉得自己眼看就要被淹没了。

　　这方面她不及同学曼珍，她参加读书会就是曼珍领过去的。她退出不久，曼珍也退出了，理由是“脾性不合”。曼珍家是小业主出身，家里开酱油铺的，很难想象从那晦暗的柜台后会走出她这么一个人，最是落落大方，又是极洒脱的。读书会上，她是少数几个提出问题、引发争议的人之一，哪怕这问题最后引向对她的人身攻击，她也在所不惜。

　　那天在小树林里，她告诉映珊：“不要那么虚弱好不好？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你又没得罪她，她为什么要啐你？我是跟她吵过，——”顿了顿，又说：“我疑心他们是对的，但我讨厌他们的方式，小气！”

　　映珊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觉得胸闷气短，是要变天了吗？六月的小树林里，点点滴滴还剩得些夕阳的碎金，她把眼看着那碎金，不消一会儿，就把它们一个个全看灭了。后来她因肺病休学、退学，就再没回过培文学堂。家里人也疑心她是借故耍赖，但好在章家对女子教育本来看得也不太重，遂由她去了。

　　病中她一个人躺着，恹恹的，知道自己是过一天是一天，心里想，这就是末世感吧？她對于末世本来只有惊慌，如今反变得广大平静，但又不是真平静，于渺茫中总还有几分希冀。直到五年后，一声枪响结束了她哥哥，再两年她下嫁小山村胡姓人家，堕入赤贫者行列，心里总算安生了。

　　似乎冥冥之中她知道会有这一天，知道它会来找她，把她置于茅舍、瓦罐、薄田、农事中，这些曾经属于她家“下人”的生计，如今颠了个个儿，轮到她而已。新婚的某一天，她一个人坐在家门口，遥遥听得远处锣鼓喧天，那是农会组织的“贫农斗地主”……任是身外天翻地覆，她就坐在自家的破草屋前，仿佛天地间只剩得她一个人，仿佛千百年来，无数穷人也像她这样坐过，那一刻她是真的广大平静了。

　　3

　　这天，九十岁的外婆坐在台北养老院的小单间里，给年幼的自己和妹妹脱衣裳，那一刹她有些伤心，这俩小东西怎么可以活得那么长！她把眼看着她们：脱了棉衣，俩小孩还剩得一层棉夹袄，大的穿鹅黄，小的穿粉红，立在桌边，摇头晃脑。

　　尤其是那小的，她是没一点安生相，磨一会儿墨，她就把身子晃着，一跃一跃，跟姐姐撞肩膀玩呢。待要说她两句吧，她就朝你伸舌头、扮鬼脸，她小时候不知有多精灵鬼怪，谁知长大后竟完全变了个人。

　　那个大的，倒是一直文文静静，才十岁出头，已见得美人胚子。人都说她长得福相，外婆叹了口气，道：“还福相呢！你就是一个苦命，要不怎会落得这样！”

　　又看了一眼小的，说：“你呢，主要是穷命！”

　　她坐在床边，痴痴地看着这俩小姑娘，一边却把眼睛望向她们身后的八十年：很奇怪，苦是苦的，但身处其中，她们自己反不怎么觉得;尤其是那大的，她中途改嫁，有一度日子过得很不错。那一年，她的大外孙来家里过寒假，八九岁的小孩，好不容易离开父母，欢得跟个跳蚤一样。

　　家门口有一条小河，稍不留神他就跑出去，自己滑冰去了。外婆是怎么都看不牢他，只要他不在身边，她第一个念头就往河边跑，果不其然，十有九次总能在河上找到他，喊他又不应，非但如此，他能“刺溜”一下滑出去老远，一边摆着双臂，惬意得就像鸟儿一样。

　　外婆说了声“我就不信了”，也下到河面，捉她的外孙去了。祖孙俩你追我赶，两人都忍不住要笑。说起来，外婆的溜冰技术不错呢，虽然小心翼翼的，到底还是滑开了——多年后许嘉兴都记得，趁他跌倒的时候，外婆怎样紧滑慢跑地赶到，把手递给他，他是一用力反把外婆给带倒了，两人叠作一团，都笑得要命。

　　这样的日子，外婆怎会认作苦？想起来只有咯咯笑的。当然，苦日子也是有的，但外婆的天性是不记苦;倒是后来总有别人提醒她，她想了想，是有那么回事，又不能反驳的，因此只淡淡地说一句：“都过去了。”

　　外婆的意思是，凡是能过去的事，就算不上个事。可是这当儿，她坐在养老院的小房里，单单端详这俩小姑娘，就把自己端详出了眼泪，这却是何故？

　　原来外婆因着老糊涂，早忘了时间这回事。她是把时间打碎了，又抽空了琐事，人生的惨烈就变得显而易见了：这边是九十岁的她，那边是十岁的她并六岁的妹妹映珊，三人共此时，这岂不要了她的命？她是左观右望，看看姐姐，又瞧瞧妹妹，又念及很多年后她们的归处，心里简直抽搐。最可怜的是，这俩小孩顽来闹去，哪里晓得也就十几年的工夫，现有的一切就全被剥去？

　　前边不是说过嘛，俩小姑娘在玩撞肩膀，这次妹妹再撞过来时，不防姐姐把身子只一闪，她便“哎呀”一声，一个倒栽葱摔倒在地。这边姐姐忍不住笑了，上前待要扶她，那边妹妹却是赖在地上，又是哭来又是笑，又是揉眼睛，又是闹。

　　外婆一旁说：“哭什么哭哟？以后有你哭的时候呢！”

　　外婆又说：“也不知生下你们做什么？可见你们那双亲有多不负责任，生下来，又不能包你们一辈子;遇上个天灾人祸，到头来还不是自己扛着？有扛过去的，那扛不过去的呢？”

　　外婆说到这里就哭了：“就是那扛过去的，内里不知多少伤筋痛骨？碎了心，被人打落了牙齿还要往肚里吞。丫头啊，生下你们做什么哟？来这世上活遭罪！”

　　外婆现在尽量不朝映璋两人看，她不忍心，见不得她们那新生的面孔，尤其是她们人之初的眼神，清澈透亮，长睫毛底下的清水眼一眨一眨的，然而也就这一眨眼的工夫，百儿八十年过去了……外婆叹了口气，略微定了定神，就又回到了现世的养老院，她一个人。下午三四点钟的阳光落在靠窗的写字台上，反显得有点冷。

　　对面的墙镜上，有她泪眼婆娑的一张老脸：白毛苍苍，面皮皱着，眼睛塌着，嘴巴瘪着，周身上下没一处不是往下坠着;又佝偻着腰，又哮喘，又怕冷。

　　又想起家乡的妹妹，可怜在那小山村里待了一辈子，难得摸过几回钱。她是直到晚年，她那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丈夫死后，政府发的抚恤金又打折一半，才落到她手里，每月不过两百余元，当个命似的，锁在箱底，又不放心，到底还是巴巴上了一趟P城，交由她姐姐的大女儿管理，说：“安贞哪，你替我收着，我家里个个都是贼。”

　　她现在是一个人住，子孙后代太多，常有小孩子到她这里瞅瞅看看，跟她要点零花钱，她是一个子儿都不给。那一年，她告诉从台北回来探亲的姐姐说：“不能给呀，给了这家，那家就不乐意，说我偏心，你说好笑不好笑？”她一辈子为儿孙所累，到老终于活明白了，他们一个都指望不上，就说：“我现在也狠心了。养了他们几十年，替他们娶媳妇、造房子，各归各家。他们现在供我吃喝也是应当的，粮食又不花他们一个钱，自家地里产的，随便漏一点，怎不够我吃几年？就怕有一天我病倒不能动了，叫他们费钱看看？有的闹呢！”

　　她现在洒脱得厉害，得闲就去赶集，买回来布面、鞋底鞋面、丝线，并各样彩纸——手里有绝活儿呢，一样剪纸，一样刺绣，都是小时候学着玩儿的，想不到隔个几十年，又重新俏起来，能帮她挣钱了。整天忙得呐，活儿又确实漂亮，隔一阵子就大包小裹拎到镇上，找个街面一铺，众人疯抢。卖完了且不回家，直接赶到P城，把那些零碎钞票交给她的外甥女，说：“安贞哪，你替我收着。”

　　因为常年在山里劳作，她的身子骨很是硬朗，走起路來简直脚下生风，比起学生时代还要健壮些呢。常常是，不拘一个人走路，或是跟人聊天，她但凡想起就会低头默念，相熟的人都知道，她这是感谢上帝呢，赐她平安满足。——她是在村里有了教堂之先，就早早听人传福音，信了主。她第一次领村人读圣经时，举座皆惊：胡三家的也认字？

　　连她那几个不孝儿媳也好奇，这老不死的什么来路？

　　外婆想到这里，一时悲欣交集，她不知道是为妹妹感到高兴还是伤心。这天下午，她心里说不出的一股怪滋味：又是热闹满足，又是凄冷孤独，一时五味杂陈，只想大哭。她决定任性一把，趁俩小姊妹消失之际，她大喊一声：“映璋、映珊啊，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喊完了又号啕两声，立马收住，防着左邻右舍又告到管理员那里，说她闹鬼。

　　外婆现在有点后悔，喊完了总归不大好意思的，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又揩揩眼泪，哭意还未消尽呢，谁知镜子里的那个人却又笑了，咬着嘴唇，很害羞的小姑娘模样。外婆说：“你也知道难为情的？越活越小啰！”

　　说毕，才感觉到有些累;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折腾了一下午，一阵疲乏袭来，她遂躺下又睡了。

　　4

　　有一天，台北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告诉许嘉丽：“你家外婆蛮有意思，一个人坐在小房里就能上天入地。”

　　嘉丽一听就明白了，赶忙道歉，一边走出办公室，悄声问道：“到底是不是老年痴呆症？”

　　那人笑道：“确实不是。老太太平时走门串户，精神好得很。每周一次爬山活动，她是第一个走在前面的。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不太好，脑子有点乱，但又不是总乱，乱一次也能保个十天八天，就是一两个月也说不定，她要看心情的。平时是没有问题的，对谁都很客气，又有分寸。——”想了想，又笑道：“说一句话你不要介意，你猜院里的人怎么说她？都说难得大陆也有这样知礼的人。”

　　嘉丽撇了撇嘴，简直又不知该回些什么，半晌才说：“她可能是太孤独了。”

　　那人笑道：“好像也不是。你没见过孤独的人，我们院里有不少，是能把人愁死！你家外婆倒是真开朗，一个人也能笑得咯咯的，吵得左邻右舍都睡不好觉。”

　　嘉丽心酸之极，听到这里反忍不住笑了。管理员不是外人，赶着外婆叫表姑的。1949年，外婆娘家、夫家的人一路惶急，逃到台湾的总有一个加强连，这管理员就是其中一个的后代，生在台北，五十多岁的人了，外婆叫他小年，又让嘉丽叫他表舅，到底是哪一门亲戚，嘉丽其实也一头雾水。

　　外婆则是晚了几十年才去的台湾，这中间都不知经过了几世几劫，那时她已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了，抛家别子，赶过去是为了另一番团圆。后来她就落得一个人了，抵死不肯回大陆，说：“既出来，哪有回去的？”几家亲戚一商议，觉得最好的去处就是小年供职的养老院，外婆自己也情愿，虽然费用不菲，一则因着小年仁义，又是自家晚辈，身边有个自己人总归不一样些。

　　半年前，嘉丽得着一次赴台出差的机会，心里便存了个念，想着外婆这些年全仗着小年照顾，就从深圳捎了些礼物谢他。小年承情，从此有了电话联系，时不时跟嘉丽说两句外婆的近况是有的。

　　那次在台北，嘉丽和外婆一起待着总有两天。先是嘉丽去的养老院，那地方虽然远了些，倒不失为一个风景绝佳处，盘山公路一层层绕上去，四周树木葱茏，人迹稀少。嘉丽坐在小年的车上，想：“原来外婆住在这样的地方啊。”说不上好还是不好。

　　外婆早早地候在院门口，笑眯眯的。那样一个小小的人儿，夕阳底下影子却是长长的，虽然弓着身子，却在努力地往上伸展。一身干净衣裤，头上白发如雪……嘉丽远远地看过去，不觉心里一热，又见她并不比两年前回大陆更老，也还在笑，眼睛“吧嗒吧嗒”的，看见车开过来了，也晓得往旁边让一让。

　　及至嘉丽跳下车来，喊一声“阿婆”，又上前搀着她，外婆也还是笑眯眯的，不忘招呼一声：“来啦？”

　　嘉丽和外婆之间总是这样，不作兴表露感情，这在外婆是她那老派人的蕴藉天性，在嘉丽则是害羞。她们说该说的，喜悦自足;问该问的，不使对方难堪。照嘉丽的意思，有些话不说也罢，都浮于表面，可是不说话多尴尬！人和人之间靠什么来填空？嘉丽在外婆面前，常常有一种手脚被拘的感觉，像隔着一层什么，她是千言万语说不出口，有时备感压抑，有时又觉得这其实是修养。

　　外婆先领嘉丽在院子里走了走，干干净净的小院，三幢“品”字形排列的小楼，中间一个花圃，楼前有盆栽绿植。院外青山苍翠，远处山影连绵，山色是一路淡了去。嘉丽深深地吸了口气，又见花圃前还留得一处残阳，几个老人坐在藤椅上晒太阳，把眼看着嘉丽，一边却和外婆点头示意。

　　嘉丽说：“蛮好。”

　　外婆转过头来，说：“蛮好的吧？”

　　嘉丽再说：“蛮好的。”其实好不好，她也真说不上。

　　外婆的小房最多十平方米，带一个卫生间，马桶旁有呼救器，伸手就能摸到。其余的就是床、桌椅、一个多功能的储物柜，都是最最得用的，再没有多余的累赘，却把小房填得紧紧凑凑。

　　外婆说：“这样最好，又简单又充足。”

　　嘉丽把这话过了过，觉得外婆说得很不错，真是又简单又充足。只是世上又有几人能识破？就是识破了，又有几人能做到？就是外婆，也是中间经过无数的曲折磨难，到末了才晓得，人生在世其实也就这几样。

　　嘉丽坐在椅子上，外婆坐在床上。房间太小，两人的膝盖挨在一处，嘉丽觉着了，拖延两秒，体会外婆的温度，才把椅子稍稍挪开去。

　　心里想，外婆就是在这小房里呼风唤雨的？把个家事嚷得尽人皆知？她真的想到啥人就啥人，任是啥人都能说上两句？她那幻觉是怎么回事？真的能看见幻影，她还伸手上去摸人的脸？——嘉丽忍住笑，想着外婆真神啊——都说她真真幻幻，她自己可分得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幻？

　　其实不妨事的，她自得其乐就好，只是不该大呼小叫，扰得四舍不宁多不好啊;当然她那些邻居本来也够闹的，刚才小年在车上说，这一阵他快要累死，院里几个老人争风吃醋，为一个老太太打起来了，相比之下，外婆已算省心的了。

　　祖孙俩聊了些老家的事，嘉丽淡淡回应着，大凡都说好。事实上她那个家糟透了，烂了许多年，现在烂到底了。父母那边的事，嘉丽疑心外婆略微知道一些，她隔个两三年总要回一趟P城，纵然父母把她瞒得紧紧的，可是小姨小舅呢，七姑八姨呢，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现在许家在P城可是出了名的。

　　外婆又问及嘉兴，嘉丽说：“蛮好的，他就是太忙了。前阵子听说公派德国，这在他就是休假了。好长时间没联系了，也不知道回来了没有？”这倒是真话，为了父母的事，她和哥哥闹掰了，已经一年多不通音讯了。

　　嘉兴出国的事，她还是从妹妹那里听来的，当时就觉得有猫腻，冷笑道：“什么公派出国？我看他是躲起来了，家里这一摊子，他是准备撂挑子不管了！你想啊，他在学校忙成那样，整天屁颠屁颠的，学问也丢了，官也没当上去，他出国干吗去？他走得开吗？”

　　外婆又问及弟弟妹妹，嘉丽笑道：“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这两个都挺孝顺的，住得又不远，隔三岔五就回爸妈那边去，陪他们吃顿饭是常有的。喏，嘉庆你是知道的，在我们四个里是最听话的了;嘉美呢，前些年不是一直不顺嘛，现在好了，去年考上了公务员，在法制局上班，最安定了。我就说，她这是赶的最后一班车，都三十多的人，再考不上，过两年就没得考了。”

　　外婆又问及几家小孩，还有小姨小舅，嘉丽都一一作答，都往好里说。似乎是，她也没说错，句句是真话，但满不是那么回事。

　　外婆当然也会问嘉丽自己，工作呀，升迁呀，深圳那地方呆得还习惯啊？……外婆问她当问的，她绝不会问嘉丽，诸如离婚后她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外婆多么得体，她把嘉丽当大人，有伤心，有选择，有承担。不比她母亲徐安贞，嘉丽是一回P城，她就逼她找男人，当阔太，最好当官太，因为大凡官太都是阔太。

　　嘉丽烦都烦死了，有那么些年，她其实很少回P城，就连春节她也是一个人在深圳过的，她不跟她妈照面。当然最近几年，母亲是懒得管她了，她顾不上了，她的那一摊烂事把她搞垮了。有时嘉丽会琢磨，外婆怎么会生出徐安贞这样的女儿，正如徐安贞怎么会生出许嘉丽，完全不搭嘛。

　　祖孙俩在屋子里略微静了静，嘉丽笑眯眯的，眼睛半搭不搭地落在外婆的膝盖上;就在那一瞬，完全不相干的，她想起了1984年的那张“合家欢”，照片中的人笑的，哭丧着脸、啃手指头的;也有安详的、昂扬的、忧愁的;他们都在看镜头，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前方，似乎那地方是光的所在。

　　外婆坐在正中央，她的子孙后代围着她。那年她年近六十，明净，含蓄，尚是一头乌发，虽然看上去也就是个农村老太太，然而这是个干净的老太太，面目清明，手脚麻利。嘉丽记得，那时外婆的脸上常泛出光泽，腰板也还算笔直。她就像一棵大树，虽然也在老去，可是枝枝叶叶，单是照片中的这一枝就已见得摇曳生姿。

　　那时，父母正处盛年，四个小孩儿还未成年。那是嘉丽一生中最好的时期，家里窗明几净，什么都亮堂堂的。很多年后，四个小孩儿聚在一起总会聊起，那神色里有温暖与深情。后来就连母亲也说，她那时身体多么轻盈——嘉丽晓得她的意思，其实不止身体，也还有精神。母亲那时是有点嘚瑟的，当然她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她一直觉得自己低调得很。母亲说，怎么那时总有一种要飞的感觉？

　　嘉丽也还是晓得她的意思，她这不是象征意义上的，是真有一种凭空长翅膀的感觉;嘉丽也有过类似的感觉，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她偶尔会看看自己的臂膀。那时母亲多大？三十七岁！嘉丽吓了一跳，心里想：“天哪，怎么比我还小？”

　　那些年，家里照了多少照片啊，至少一两百张吧？分门别类的：母女照、夫妻照、外婆和女儿女婿的合影、四个小孩儿的合影、父母和四个小孩儿的合影……当然也有单照，主要是外婆、母亲的单照。那一年，连乡下姨婆（外婆的妹妹）也赶过来了，和外婆合了一张，一边笑道：“我这才叫莫名其妙，摻乎你们这些事干什么？”

　　是有点莫名其妙。四个小孩儿都烦了，照来照去搞什么嘛？！连星期天也不让活便活便，一家人洗浴，搽香香，换干净衣裳，然后大的搀着小的、小的扶着老的，兴师动众地往照相馆走去。家里简直神秘，看上去鬼鬼祟祟的。尤其是外婆和母亲，常常躲在一处叽叽喳喳，哭着，笑着，一边又探视外面是否有人看见。

　　然而母亲终究是藏不住话的，她已经满溢了，被幸福、伤心、紧张弄得晕头转向，有一天就把嘉丽拉到小屋里，偷偷告诉了她。

　　嘉丽半天没听明白，说：“什么？台湾？”

　　母亲捅了她一下，说：“作死啊，那么大声！邻居听到了怎么办？”说着，摸摸索索不知从哪儿抽出一个信封，递到嘉丽面前，那是一个蓝色的航空信封，与众不同，上写“章映璋女士亲启”，竖排，繁体字。

　　嘉丽就着信封认了半天，嘀咕一句：“章映璋是谁？”一边又抽出信纸，展开来。毛笔写就的清丽小楷，用字文绉绉的，读着佶屈聱牙，有如她正在学的初一古文，勉强瞄了两列，便又交还母亲。

　　于是母亲就哭了，坐在床边泣道：“可怜你阿婆，活了几十年，到老才找回自己的名字。连我都蒙在鼓里呢，哪里晓得她还有学名？”

　　嘉丽“啊”了一声，惊讶道：“阿婆的名字？阿婆还有名字？”又默念几句“章映璋”，忍不住赞道：“真是好名字！”她是一向嫌着自己的名字，丽啊美的，多少俗气！

　　那天母亲破例地温柔，拍了拍床铺，说：“坐我身边来。”接着便把来龙去脉向她和盘托出，把嘉丽听得如堕五里雾中，像在做梦。她是只知道台湾有个邓丽君，从前有个蒋介石，哪里承想如今又冒出个外公。

　　此外公姓徐，名志明，是外婆舅家的儿子;两人同庚，十九岁结的婚，二十三岁离别时，女儿安贞才两岁。本来以为不久就团聚的，谁知这一别就杳无音讯，连生死都不得相闻;三十多年后，两岸关系有所松动，准许通邮了，志明外公捺不住了，便按旧址写了封信回P城探问，哪里还寻得他的妻女？他不死心，又照章家的旧址、培文学堂的旧址各写了一封，谁知这两封就都转到了“对台办”，查寻一年有余，才落到收件人章映璋手里。

　　外婆初拿到信时，第一反应不是惊异，而是懵懂，实在是，她也几乎忘了自己还有名字——她是改嫁以后就改名章秀兰，其实就连章秀兰她也难得一用：照古称，她是孙章氏;平时呢，村里人只叫她“老孙家的”或者“阿星妈”。

　　总之，那两封百折不挠的台湾来信，使什么东西又活了，后来嘉丽总想，活了真未必是好事。就连母亲，那些年也心有忐忑，嘱咐嘉丽说：“这事谁都不能说的，还晓得啊？形势说变就变，哪天一收紧，我们家的日子就不好说了。”确实，那时嘉丽一家过得正欢着呢，一切才刚开始，有一种万物生发的早春气象。倘若不是那两封台湾来信，嘉丽一家的生活当简单多了吧？一切按部就班，各位其位，何至于今天这副田地？

　　嘉丽问：“连哥哥也不让知道？”

　　母亲说：“当然不让知道，男娃指不上的。熟得晚，不知轻重，哪天吹牛吹出去，你能拿他怎么样？”

　　嘉丽是在台湾来信两年后，才得知家里有这么一档事，心下对母亲又有了新认识：瞒得蛮紧的嘛，真不容易啊。

　　又想，怪不得这两年外婆总来家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的。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外婆也常来家里，住不上两天就要回去，说：“家里还有一摊事呢。”有那么些年，嘉丽四兄妹也是逢着寒暑假就往外婆家跑，这两年不叫跑了，大抵是味道变了，不是那么回事了。

　　嘉丽又想，难怪这两年动不动就照相，原来是寄到台湾去的，台湾那边也有照片寄过来：除了外公，还有外公妹妹一家，并外公父亲——从前，外婆一向称呼她这公公为舅舅的。

　　有一天，这舅舅见了儿媳映璋的照片，就想起另一个外甥女来，问：“那个小的呢？叫映珊吧？还在世吗？——噢，那就叫她也寄一张过来我看看。”于是就有了姨婆赶来合影的一节。一切全连上了。

　　那天嘉丽挨着母亲坐着，脑子里迷瞪瞪的。她那年不过十二三岁吧，觉得世界之大，大到“宝岛台湾”都跟她家扯上了关系;世界之小，小到她那天心心念念全在那一个小村子里，离P城四五十公里。这村里有一孙姓人家，户主刚过花甲，精明能干，脑子又活络，他是在“文革”时都敢单干，骑着自行车跨省到安徽、湖北，运回花生、棉花来P城卖，当时叫“投机倒把”。因此他家虽几代务农，到他这一代，日子却还过得去。而今，家里小孩均已长成，除了嫁的娶的，常住人口只剩四人，老两口带一双儿女，女孩十八，男孩十六。

　　嘉丽突然说：“那外公怎么办？”

　　母亲奇道：“哪个外公？台湾的，还是乡下的？”

　　嘉丽说：“当然乡下的。”

　　母亲叹了口气，说：“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乡下那个还瞒着呢，这要是传到他耳里，还不知怎么样呢？就是不闹，我估量他心里也是怪怪的。”

　　顿了顿，母亲又说：“说起来，我虽不是他生的，却是他养的;十来岁跟着你阿婆到他家里，算起来还是不错的，养了我七八年呢，吃的，喝的，又供读书，又陪了一份嫁妆，你阿婆常说，就是他亲生的，他也不过这样。正为这事犯愁呢，弄得不上不下，这以后还不知怎么样呢？”

　　嘉丽说：“反正你不能亏待他！”

　　母亲看了眼嘉丽，忍俊不禁，作势在她的屁股上打了一下，说：“屁样！跟我说这些！还轮不上你来教我呢！”

　　5

　　那天在养老院，嘉丽并没有跟外婆提及“合家欢”的事，只是看了一眼外婆，心里凉意丛生。三十年间，外婆老得多厉害啊，面色惨白，气血微弱。在暮色四起的小屋里，祖孙俩悄无声息地坐着，嘉丽想，坐在她眼前的还是一个生命体吗？

　　又想起自己，落在外婆眼里，大概更使她惊心吧？从前那样一个细胳膊细腿的小女孩，容颜还没有长足，现如今却变成这样！嘉丽也不知道自己变得什么样，将老未老的样子，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呢，一旦念及年龄，她就默不作声了。

　　外婆突然问：“刚才小年在车上跟你说什么了吗？”

　　“啊？”嘉丽不防她会问这个，笑道：“没有的，就聊了一些大陆的事。”大陆的事是有聊起，但更多的是聊外婆的幻觉问题。

　　“噢，”外婆沉吟道：“我一向都挺好的，叫你父母放心。吃穿不愁，身心舒泰。脑子比以前还灵光些呢，这个我自己有体会，外人怎看得出？记性反比以前好了，你说奇怪吧，从前忘了的事，现在一发从地底下冒出来了，天天来找我，我哪里有工夫搭理？现世里的事都忙不完，吃喝玩乐，交朋会友，单是站下来跟人聊两句，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都说老年人寂寞，我怎么就没觉得呢？”

　　嘉丽起身去开灯，那一刹她不能发声，拿不准自己会不会哽咽。外婆真的老了，破例说了这么些，是在为自己辩解吗？又要面子，又委屈，又拿不准嘉丽是否知道、知道多少，话又不能明说，因此拐弯抹角，越说越多，说到最后全漏了。

　　整个台北之行，嘉丽简直软弱消沉。统共五天的行期，中间还和同事去了趟花莲，一路上若有所思的样子，事实却是，大部分时候脑子是空的。坐在大巴上，看沿途风景，有时都忘了自己是在哪里;又想起外婆，怎么老年會落在这里——嘉丽很清楚其中走过的每一步，可是她仍禁不住要问：“我的阿婆怎么会落到这里？”

　　转念一想，外婆就是留在大陆又能好到哪里去？儿孙绕膝又怎样？外婆的三个孩子，且不说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叽叽歪歪，不知多少烦扰难堪;她做上人的，也管不了那许多，倒是隔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才好！

　　再说了，即便家家都如意，又富贵，又得闲，个个喜乐平安，整天花团锦簇地围着她转，她也还是要老去，独自唉哼、叹气、孤独、病痛;她也还是要自说自话，说完了就抱愧羞赧，直至有一天她双腿一蹬，归于尘土……尤其是近十年，大陆那边是早有准备了，迟早的事儿，就等着小年电话通知了，可是一年年的，倒是外婆常常打电话回P城，问问各家的情况。

　　大陆那几家偶尔一聚，就说：“老太太真行，越活越有劲道了，我们几个有谁比得上？又不吝钱，动不动就飞来飞去！一张飞机票得多少钱？乖，真正是潇洒！好不容易攒的那点钱全撒路上了，回来又没什么事，浪费那个钱干什么？！”

　　又有说：“唉，你管她呢！反正她花的是自己的钱，想家了她就回来看看，那么大年纪了，还能回来几趟？见一次少一次啰！”

　　又有说：“你也用不着那样。说句不当说的，真临到那一天，我看也是喜丧，有几个能活到她这岁数的？修都修不来的福分！”

　　嘉丽最听不得这类闲话，儿女议论父母，她总觉得有欠厚道——虽然他们几兄妹也常干这样的事儿，妙在他们自己很少觉得。

　　外婆的这三个儿女，说起来都不是奸拐之人，至少在对待上人方面，还算过得去，可是不知怎的，由嘉丽这第三代的听来，简直刺耳。

　　嘉丽常常困扰于他们许家四个小孩和父母的关系，后来才知许家并不是特例，普天下的父母、儿女大多如此，一个“爱”字怎可穷尽？倒是一个“欠”字——大凡都是一代欠一代，就这么一路欠下去，倒也公允。倘若碰上嘉丽这样的第三代，那就有现报了。嘉丽对父母，虽然免不了吹毛求疵的，对外婆却是真心好，虽然她也没做什么，心里却有慈悲怜爱。

　　就连外婆在台北的两家亲戚，想起来她也黯然伤神。那是临来花莲的头天晚上，外婆搭小年的车进城，领着嘉丽去拜访。事先说好了的：“这两家一定要照个面的，去尽个意思。”嘉丽便猜度，这两家与外婆最亲厚，大抵也只有这两家，还剩得她的同时代人，逢年过节总能一块聚聚。

　　于是嘉丽很看重，事先备了礼，一是为还情，二是要给外婆撑脸面，另外也想看看外婆在台北的亲朋，到底是怎样的人家。然而这两家确乎不怎么样，嘉丽便为外婆生出一种物伤其类的感觉。

　　一家是小年父母家，位于市郊的某个暗淡街区，水泥筒子楼的六层楼上，楼梯逼仄，房舍拥挤，空气里一股若隐若现的馊腐味。嘉丽因为初来台北，人烟阜盛处也懒得逛，全在想象中——实在因着这些年在大陆，阜盛是最不稀罕的东西，反倒是这些穷街陋巷，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心里惊道：“台北也有穷人？”

　　那是当然，哪里没有穷人呢？可是在嘉丽，因为固执地存留着少年时代对于台湾的富丽想象，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心里想：“怎么全颠倒了？倒是有点像三十年前的大陆……”一时又是唉叹，又是新鲜亲切。是啊，到底是这些简陋、灰败的生活，虽然三十年过去了，也还是能打动她，让她心里一沉，让她觉得这城市也是很重的，而所有沉的、重的东西，她都觉得跟自己是有关系的。

　　小年父母家里，不知怎的坐了一屋子人，刚吃完晚饭，灯光暗淡。楼下住着小年弟弟一家，两口子失业在家，老大不小的人了，可是因着父母还在，自己把自己当作小孩子，时不时推门进来，找东西、踱步、别腿倚着橱柜，把一屋子的人都打量了个够，偶尔也会好心情地说上两句。另有小年姐姐，却是个体面人，斯斯文文，秀秀气气，一点都看不出年纪的，在一家公司当文员，那晚恰巧回家看父母。

　　再有一个呆子妹妹，体态痴肥，虽然人过中年，却有着孩童般的神情，巴巴地搬来小凳坐在嘉丽对面，双手托腮，一边歪头扭颈地打量她，一边咯咯笑出声来。

　　嘉丽坐在穷人家的客厅里，很耐心地听几个老人講古，讲从前在大陆P城，那些街巷、房舍;又讲起跑反、逃难，谁知这一逃就是六七十年，再不得回去了。一开始都信心满满，讲很快就要回去的，讲反攻大陆，后来就不讲了，后来，“倒是你家外婆反攻过来了，和我们团聚了。她也不回去了”。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嘉丽也笑。再看小年，却是一旁打着哈欠，明显这类讲古他听得太多了。后来他在车上嘀咕，只要大陆一来亲朋，首先就合了他家老人的愿，翻来覆去就那些事，每次都能把自己说得哭哭笑笑，又是满足又是惆怅。

　　另一家度其样貌是在市区，至少周遭有马路、商铺、灯火。房舍还过得去，是一幢带电梯的高层公寓，总有八九十平方米。这屋里住着一个老太太，嘉丽称作姑婆的，是外公妹妹、外婆表妹。也是八十好几的人了，年轻时是个大美人，就是现在也还是不脱形样，只是不大提得起精神，说话声音软塌塌的。这姑婆早些年常回大陆探亲访友，和嘉丽见过几次，因此还算相熟。

　　她第一次回大陆时，嘉丽还是个初中生，初见简直惊艳，怯怯不敢近前：怎么可能！五十多岁的人了，在大陆已算得老太太了，而她却是端端丽丽地坐着，似乎整屋的光都被她吸到身上，周遭突然暗了下来。嘉丽第一次生出自卑感便是从姑婆身上，不单是为自己，也为她的家，为P城，乃至整个大陆，那一天统统都成了灰尘。而她则如一束光打下，使嘉丽看清了自己其实是生活在粉尘、细菌、诸多小龌龊里，平时是看不见的，现在因着光的映照，正在翻飞舞动、翻飞舞动。

　　当然嘉丽后来知道，其实姑婆那天也没怎么样，在她不过是一身家常装束：耳环、项链、略施粉黛;一双咖啡色的半高跟皮鞋，穿改良休闲旗袍，有腰身，松松那么一收，是合她这个年纪的。姑婆的旗袍是雅黄碎墨，一点点地洇开去，总之很洋气啦，把嘉丽妈艳羡得，埋头在她姑姑身上捏来捏去，说：“大陆怎么可能织出这样的花色，一窝窝全是土八路！”

　　嘉丽对台湾的想象是从这时开始的，像姑婆身上的雅淡旗袍，其实是清新别致，但落在嘉丽眼里俨然已变得富丽堂皇。姑婆中年守寡，独自抚养三个小孩，后来这仨小孩都由她哥哥（嘉丽外公）资助赴美留学，返台后各自成家立业。近十年，仨小孩陆续转往大陆发展，分散在上海、青岛、大连，和嘉丽一家未有联系，嘉丽妈猜道：“估计都不怎么样，反正不是当老板的。想想也挺不容易的，都一把年纪了，回来得又晚，现在哪里还有机会？早瓜分完了，就是有也轮不上他们。”

　　现在，姑婆一人留在台北，跟三个孩子难得一见。嘉丽去拜访的那天晚上，才八点多，她似乎是盹着了，说话懵懵懂懂的。坐了一会，起身从冰箱里取出一小碟西瓜来，让嘉丽吃，嘉丽度其色泽，总有三四天了，便不吃;她见嘉丽客气，亲自叉了一片递过来，嘉丽微笑着接过，隔了一会，就又放回小碟里。

　　坐了不到十分钟，嘉丽提出告辞;她十分不过意，送到楼下，走进一家面包店，要买面包给嘉丽吃，好歹被劝住，她诧异道：“咦，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呀，从台北带过去的糕点，你最爱吃的就是那长面包圈。”

　　嘉丽笑道：“那时小嘛，吃着好玩呢。那时大陆都不兴面包房的，没那么多花头！这都多少年过去了？姑婆你再想想！”自己思忖这话，其实说得很重的，当然姑婆也未必听出来就是了。

　　从花莲回到台北，嘉丽没再跟外婆照面，她第二天就要返回深圳了。跟外婆、小年通了电话，就算告别了。电话里听得外婆的声音，照样乐呵呵的，嘉丽又换了个想法，觉得自己可能是杞人忧天了，外婆其实蛮开朗的，大陆有几个老人像她这样？每月有养老金进账，生病、住院全包政府身上，自己不花一分钱的;又不拖累小孩，又能偷偷攒钱给那最困难的一家用，所以仨小孩还算孝顺，偶尔也会想妈妈的。

　　挂了电话，她见时间还早，心里又堵得慌，又空荡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酒店附近略逛了逛。见小街上有一家甜品店，她坐下来要了一杯，临街看起街景来了。

　　其时正是深秋天气，天微微凉，她呆呆地看着街景，兀自出了一会神。那边走过来几个大妈模样的人，形态样貌当是大陆游客，及至走近了，一听声方知是东北人。个个笑逐颜开，精神爽朗，矮墩墩，粗壮壮，吃了一辈子苦，到头来也不知怎么就翻身了。懵懵懂懂地开始世界各地跑，当然是扬眉吐气，就连那微笑里都带有一丝恶意;粗鄙是粗鄙的，焉知那粗鄙里就没有报复？

　　这几个大妈和她母亲一般年岁，小个七八岁也未可知，大概有些家底;嘉丽很知道，现在游山玩水花不了几个钱，就是推扳些的人家也当得起;总之看开了，在异乡的小街上甩着膀子，回家以后照样抠抠算算，活在几十年来养成的寒酸里。

　　又见她们一路笑得嘎嘎的，嘉丽简直鄙夷，对着她们的背影那么一扫。她是坐在小矮凳上，那一瞥，却把自己瞥得像是站在高冷之地的俯视，确实没道理的，当然高冷也不需要道理，一边又想，怎见得她不是替自己的母亲在嫉妒呢？

　　一想起母亲她就胸闷，像跌进冰窟窿里：她这些年把自己糟蹋得不成形样，老得跟外婆差不多了！原来多清爽的一个人，长得又漂亮，说话活蹦乱跳，又要面子，又虚荣，又没什么情商，说话做事只图一时痛快。像绝大多数的同龄人，她惯于把人生当成打仗，一定要胜过别人才好，当然早些年她打过几次胜仗，毕竟智商还是有的，小精明一箩筐。谁知到老赔了个底朝天，又因为拖累了小孩，正在家寻死觅活呢。

　　嘉丽家的事，说起来太复杂，几十年累积下来的，溯根求源的话，恐怕还得牵扯上外婆，因此一时半会还说不到呢。

　　嘉丽是自从三十五岁以后，很明显的，看事物就不再是事物本身，而是念及周遭，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这样一来，自然就有一个全局的观照，但对于解决问题却毫无帮助，反不及年轻时的偏激鲁莽，简单就是力量。她这些年来就软弱得厉害。

　　她哥哥嘉兴也有这毛病，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思路那叫一个清晰，乖，口才又好，反应又快，最擅长去芜存精，直指事物中心，却是一遇上事就吃瘪。嘉丽早把他看透了，他也就是过过嘴瘾，脱不了知识分子的臭毛病。

　　嘉丽父母的事先存下不说，如今只说她在台北街头，因看见一群大陆老太摇摇拽拽的，从她眼皮底下堂皇而过，不由得为她母亲感到难过。就想起她那样一个邋遢劳苦的形象——她这些年越发自暴自弃了;又想起她父亲，从前多么倜傥体面，P城的四大才子之一呢，起先给领导写材料，写多了自然也成了领导。两口子绑在一起几十年，现如今也是手拉手一并往深坑里跳，嘉丽四兄妹是救不得，逃不掉，现在面临一个选择：是抽身自保，还是一起陪葬？嘉丽暗叫一声：不好，今晚情况不妙。

　　又想起她屡次跟母亲说的：“不要在家七搞八搞还好？实在无聊，你们就出去旅游嘛，舍不得钱我来出好了。”母亲是不爱旅游的，压根儿她这一生什么都不爱，除了她的家，另外她也爱个事业，女强人嘛。然而她又缺乏女强人的独立风范，她是垂帘听政型的，最喜欢站在背后出谋划策，独断专行。

　　母亲是这么回答嘉丽的：“我不出去，光光我和你爸出去有什么意思？我喜欢一家子守在一处。”

　　嘉丽说：“这个难的。春节我们家都凑不齐的，更别说平时了，谁能不上班整天陪你们？也就是我，这些年混成前辈了，在单位又不求上进，或许还能溜出來陪你们几天。”

　　母亲搭了嘉丽一眼，说：“那我也不出去，除非你结婚，找个男的陪我们一块走！要不多难看呀！路上要是有人问：哟，你家女儿是不是还单着呢？是离了？是怎么离的？还没找到合适的？你说我该怎么回话？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丢人丢死了！”

　　按着嘉丽的脾气，那天她必是要发作的，怎奈她心情不错，对着旁边的嘉美撇了撇嘴，冷笑一声。

　　倒是嘉美生气了，把眉头一皱，对着她母亲说：“你整天尽说这些不上台盘的话，谁认识你啊，谁那么无聊，整天关心你们家这些滥事情？她一个人怎么就不能陪你们了？不要陪拉倒！”

　　依着母亲的脾气，那天她也必是要发作的，怎奈她心情也不错，于是这事就真拉倒了。

　　嘉丽家里，真正让她伤心的是在这里，不是她父母惹下的祸，依着嘉丽对灾祸的理解，即便人力不能解决的，时间也会让它过去;是这个家整个的没修养，个个都是窝里横，出去是绅士淑女，一回家就变成了泼妇。

　　是大家各说各的，有见解，有主张，句句在理，铿锵有力，却没个一锤定音的人;说到底，是这家的男人太温软，未能承担应有的责任，而女人太泼悍，又做不到一悍到底，临上事还是软弱。也就是说，男人不像男人，女人毕竟是女人。

　　而且这户人家，真说不上是民主还是专制，父亲温和有威仪，对母亲却是凡事通融忍让，母亲喜专政，又在孩子中没威信;又因为他们一家人爱得要命，虽然各说各话，各行各事，总还算齐心，遇事总能凑在一起相帮商议，商议的结果：第一，吵一架，不欢而散;第二，扯来扯去不知扯哪儿去了，都晕了，像刚才提到的旅游，怎可能仅是旅游，不是还搭上了结婚？于是大家都不开心，一切不了了之。

　　嘉丽真正伤心的是在这里，是这个家的乌七八糟，温良恭俭让的全面崩盘，又没有一家之长——以前有过，这些年倒塌了;是大人不像大人，小孩不像小孩，他们家一向有点没大没小的。是她因着这个家而养成的成年累月的忧伤，即便没有俗世的困苦，也还有生命的衰老无望，总之怎么都搞不好，一切都是虚空，因此才有对刚才堂皇走过的几个大陆老太的瞧不上，心里想：跩什么跩？还有几年可活的，还在那儿乐呢！

　　然而欢乐毕竟是太迷人的事，她虽瞧不上，又念及她的父母正在家乡愁苦，深秋的P城，一定是万物凋零萧索，嘉丽暗叫一声：“不好，我今晚可能会当街哭。”而台北也是凉飕飕的，九十岁的外婆正在养老院的小房里，不知睡去没有，不知是不是又在自言自语;又想起她在台北的两家亲戚，寒窘的，孤独的，血肉相连里有她家几代人的起落悲欢，现在全连在一起了……眼前一片模糊。

　　嘉丽不敢擦眼泪，怕路人瞧见，只好低下头，当街静静哭。然而她那姿势着实怪异，勾着头，半截身子缩成团，光影底下一抽一抽的。连甜品店的老板娘都感到纳闷，心里想：这位客人，总也有四十了吧，倒不像是失恋，不过也难讲，她这个年纪听说是最豁得出去的。

　　嘉丽想的是：好好的，哪里不能哭，偏跑到台北哭！又想，管它呢，这条街上谁认识我？忍了这些天已经不容易了，就哭！广阔天地任我哭！

　　6

　　外婆自嘉丽走后，好几天不得平静。这孩子越来越懂事了，知礼数，和顺乖巧，小时候拧着来，不知挨了她妈多少打！她们家女孩都有这毛病，那嘉美也是嘴巴巴，最喜欢跟大人讲理，说话又快，舌不沾唇，打起来绝不讨饶，还昂着头，因此得了一绰号刘胡兰。真正是有其母必有其女。男孩当然也打，从小到大，成日里就听见他们家叽里呱啦叫。

　　那安贞下手又狠，真敢往死里打的，旁边人还不能劝，一劝她就急，就跳。有一次嘉丽被打急了，大叫一声“阿婆”，跑到她身后躲着，母女两人把她夹在中间，左摇右摆，她也就是伸手拦了一下，她那女儿就不让了，说她护小孩，惯小孩，跺脚哭道：“不打不成器还知道啊？我养的小孩我怎么就打不得，偏要你夹在中间！”

　　她也生氣了，说道：“你看你那样子，有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女孩还兴这样打的？”

　　现在看来还行，小孩是打成才的也说不定。但那次嘉丽真是被打惨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好像也没因为什么事，就是顶嘴，不服软。那天晚上，嘉丽一个人躺在床上，她过来坐了一会，掀开她的衣服看了看，心里直叹气：这安贞打小孩真有一套的，也知道只打身上，不打头脸——怕脑子打痴了，脸上破相。

　　嘉丽正在看天花板呢，眼泡肿肿的，半晌才转过头来，委屈地叫了声“阿婆”，撇着嘴角——撇了好一会，才问出一句话来：“你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女儿来？她一直都这样吗？”

　　她差点没“扑哧”笑出声来，也只有她们家的小孩才会问出这样的话来;想了想，据实回答：“她小时候还好，谁知后来竟变得这样！从小谁舍得打她、骂她，疼都疼不过来呢！”这话是有缘由的，嘉丽未必听得出来：没爹的孩子的确更招人疼的。就想起两岁的安贞猴在她肩上，东张西望的形象，在路上但凡遇见个男的，不拘老少，她都能喊人“爸爸”的，想起来又可怜，又可笑;及至长到十二岁，跟着她到了孙家，有现成的她反倒不叫了，整天梗着脖子，私下里却是又怕羞，又胆小。

　　嘉丽一下子坐起来，哭道：“她骂我，你刚才听到了吧？什么下三滥的话都骂得出口的，什么叫偷人养汉？什么叫养野男人？我是她女儿哎，我才十四岁！——我在学校都不跟男生讲话的——这是当妈说的话吗？她也配当妈？老鸨骂妓女都不是这么个骂法！她还口口声声管教小孩，有这么管教的吗？”

　　外婆诺诺不能言，就是现在，她坐在养老院的小单间里，也还是摇头叹息，一边想起的却是她两岁的女儿，从生下来，到满地爬，到会叫爸爸妈妈了，她也就过了这两年好日子，只可惜长大后全不记得了，因此就连这两年都不算的。

　　现在，外婆又开始说话了，说的是：“你那脾气也得改改了，整天哪来那么大的气性？做上人也没个做上人的样子！她一小姑娘家，你骂她那些乌七八糟干什么？还好意思骂得出口的？都跟谁学的这些？”她瞅了一眼安贞，心里想，真不愧是徐家的种，模样、脾气活脱脱一个徐志明。

　　志明也是急性子，整个一个小孩脾气，三句话不合他意，他那声气就不一样了，开始发躁了，往往是，别人正莫名其妙呢，他那边躁完也就忘了，呵呵一笑道：“你怎么啦？拉着个脸，倒好像谁欠了你八百文似的。”他这样的脾气，哪个吃得消他？怪不得后来到了台湾，只结婚三个月就散了，等于是打了一辈子光棍。还偏有那么多女人喜欢他，为他要死要活的，大概就图他模样俊俏？

　　志明自小就是少爷脾气，娇生惯养惯了的，都说他动则尥蹶子、耍小性，但是怪得很，她从小跟志明一块玩大，倒是从来没发现这一点，反觉得他温顺得很，知礼谦让，最好说话的一个人了。两家的亲戚、长辈就开玩笑说：“映璋哪，也只有你能收服得了他。老天造人都是事先配好了的，要不然他这样一个刺头，怎么一到你面前就变成顺毛驴了呢？”

　　说多了，两人只当耳旁风，可是有一天突然就不好意思了。那一年她去外婆家玩，有意避开志明家，去找另一房的表姊表妹，不想志明正当院站着呢，两人都愣了一下，她还不及反应，志明却像兔子一样，掉头蹿回屋里去了。她也有点讪讪的，春天的院子里，满树的梨花开，花阴落了一地。

　　她在花阴前略站了站，一时晕得厉害，又拿手拭了拭脸，才知满脸发烫。心里想，幸亏这院子里没人，否则让人撞见多难看呀。正想着，却听后面“哎”的一声，回头一看，却是志明。

　　那志明倚着廊柱，脸上半笑不笑、眼睛待看不看的，没头没尾地问了一句：“来啦？”后来志明是这么解释的，他跑回屋里以后，想想总归不大好的，就又出来打了个招呼。

　　映璋说：“你怎么会在这里？”她也拿不准自己的表情，估计脸又红了一层。

　　志明笑眯眯的：“我怎么不能在这里？”嘴上说着，脚下也不闲着，把颗石子兀自踢来踢去。踢了一会儿，突然踢明白了，说：“这是我的家好吧？你的意思是，我为什么待在后院而不是呆在前院？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走大门而走偏门？”

　　就是这样开始的吧？那时两人还在培文学堂念书呢，后来她中学毕业，他则是逆着家里的意愿，抵死不学医科，而是改考文学系，读了不到半年，回来要求订婚。两家因着近亲关系，就有点意思的，他是一不做二不休，就此躺下了：绝食，退学，什么招都用上了;后来，到底遂他的愿订了婚，代价是他又改回了医科。

　　安贞出生的时候，他尚在念大二，临产前请假回家，在自家医院迎来了他女儿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他抱在怀里，喜极而泣，说：“我要把她培养成淑女，我要为她倾其所有。”前者他未能做到，后者他也只做了一半。

　　他家祖上是卖膏药的，专治跌打损伤，只因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两个外国传教士，参与了P城第一家教会医院的筹建。义和团兴起那会儿，传教士跑了，委托他家代为管理，后来捣鼓捣鼓就变成了自家的“仁慈医院”，及至志明已经是第四代了，颇具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收归国有，由政府合并另一家医院，组建了现今的P城“一院”。

　　徐家人丁不旺，两房里只有他这一个男孩;他大伯父死得早，单只留下两个女儿;志明母亲则是跑反时落了单，被日本人射杀，才三十六岁，最是眉清目秀的一个人。现在，安贞家里还挂着她奶奶的照片，齐鬓短发捎在耳后，是当年女学生的打扮。她是本城谢家的女儿，虽然裹着小脚，却也读过两年女子师范，只可惜还没毕业，就被家里骗回来结婚了。

　　徐家逼志明读医科，实乃让他继承祖业。他为了映璋的缘故，中途改读医学院，谁知正是这一改读，造成了两人的分离，后来众人都说，他们命定不该结合。他到了台湾以后，再次弃医从文，在一所小学里教中文，并于校长任上退休。这些都是后话了。

　　映璋自嫁入徐府，结结实实过了四年少奶奶的生活，不是吃喝玩乐的少奶奶，而是主持家政，多有操劳。四年间，她操办了两场婚礼（志明的堂姐堂妹）、两场葬礼（志明的奶奶伯母），另有女儿安贞的诞生，这些都是大事儿;更不必说种种居家琐事：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人情应酬……她是样样都能顾及，打理起来且叫一个得心应手。

　　这些志明都看在眼里，常跟家里人吹噓说：“怎么样？去哪儿找这样的好儿媳！也就是我，生来一双火眼金睛，把她一看一个准：识大体，晓分寸，模样好，又贤惠！还怪我跟你们闹呢，要照你们的意思，她现在归谁姓都不知道呢！亲戚怎么啦？我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告诉你们，章映璋嫁入徐家，她一个人抵得上你们十个用！”

　　确实，映璋给徐府带来了一股新气象。似乎是，家里因她变得热闹了，也越发井井有条。偌大的徐府，样样各归槽道，齐整，活泼，连旮旯里都隐隐泛出生气。她又是最不拿大的一个人，对待下人也很有一套;当然首先是厚道，虽然是下命令，却也能把话说得像是在商量。她从娘家带过来的四个陪嫁——一个贴身，一个厨子，两个做粗活的——其中一个跟了她直到人民政府成立，她发不出工钱已有些年日了，连吃饭都开始算计了，这才依依惜别。临走时哭道：“大小姐，你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啊？这才几年时间，不会是做梦吧？”

　　她也哭，说：“走吧，只能各顾各的了。这样一天天地坐吃山空，我怕安贞也养不活了。看情况吧，实在不行，过两年我也找个人家帮佣去。”她那会儿几经辗转，已回到徐家在乡下买的其中一小块田地，房舍是早就充了公，村里又帮她另盖了两间，好歹落了户。她那些年可算是两眼一抹黑，外面甚事不知，也不想知道，心里却盼着志明能早点找回来，哪怕再打一场战争又如何！

　　这些都是两人事先商量好了的，志明说：“一定会回来的，你放心好了。实在不行，你们就先躲乡下去，反正天无绝人之路，乡人淳朴，没城里那些乱七八糟的。记着，哪儿都不能去，就在祖屋里等我，免得我回来找不着你们。”

　　事后想想，当时若是留在城里，就怕机会还多些呢。首先，人民政府急需识文断字的人，她再不济，总归读过几年书，就此被招了安，转成吃皇粮的也说不定。再者，她们孤儿寡母，街道也不能袖手不管吧？她就是替居委会敲敲锣、打打鼓，戴着红袖章，看看各家各户是不是有美蒋特务出入，一来二去，没准也能转成国家干部。

　　安贞后来深恨她这一点：没眼光，没决断，好好的居委会主任不当，跑乡下干什么去！她差点没笑出声来，心里想：“这也就是随便说说，你还当真了？你怎么就不想想，你们一家全是美蒋特务，你还指着去抓特务！能保下一条命就算不错了，还在那儿想三想四的！”当然这些都是事后话，当时，就连徐家老少是不是活在世上，她又从何知道？

　　但至少有一点，当年倘留在城里，安贞也不至于遭那么些的罪：受穷、挨饿，交不起书学费——实在是，就连入学她也差点没资格，后来还是托了镇上的一个远亲，含而糊之地上了村小学。因为成分不好，她在学校总受人欺，她又不服气，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地跑回家，冲她发脾气。

　　安贞从小就自卑，又好胜，说：“妈，我将来一定要好好活，我气死他们！”想想真是个可怜孩子，生在那样的时代，又落在那样的家庭，等于是，她还不知事呢，身上就背负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双重身份，地道一个贱小孩。她又是顶要好的一个人，最不爱穿打补丁的衣裳，其实在乡下，哪家又吃得饱、穿得暖？大冬天的，村里还有小孩赤脚走路的，相比之下，安贞已算好的了。

　　安贞十岁那年，眼看日子过不下去了，映璋便托城里的亲戚代为留意，想找个好人家做佣人，顺便也想把安贞带回城。赶巧就有这么一家，革命干部出身，八九口人呢，上有老，下有小，和人合住一幢小洋楼。映璋进城会面的那天清晨，还特意洗了头，换了一身干净衣裳，想给雇主留个好印象。谁知事情就坏在这里呢。这户人家，哎哟喂，真不知道当怎么说，两口子倒是蛮客气的，可是家里邋遢的呀，就不像个人家。

　　心里想，原来革命者也要成家啊？成了家是这样子的啊：一家子大呼小叫，说话就跟打仗一样;小孩子穿着旱冰鞋在地板上跑，把映璋心疼得不得了，就想，这家人怎么就不惜物呢，这么好的房子，住着真是不像的。

　　她当然不会表露出来，一概地低眉顺目，人家问什么，她就答什么，聊了一会，便让她回去等消息。

　　不几天消息来了，到底不愿雇她，当然是经过一番犹豫的，因为对她印象尚佳。原来，那天她虽然穿一身粗布衣裳，那家人还是嗅出了她的出身，说：“細皮嫩肉的，一看就知道不是个粗坯;还有那言行举止，说不上的一股旧时代的没落气味。”打听之下，果然十年前是P城的大户人家，夫家是开医院的，娘家的哥哥遭枪决了。这家人感叹之余，到底不愿多事，这事也就放下了。

　　映璋后来跟女儿唠叨：“喏，你还是接着做你的小村姑吧。我想进城当佣人，人家都不要，这个你总不能怪我吧？”安贞当然不怪她，虽然有时会说两句气话。娘儿俩相依为命，她疼起母亲来那是会要人命的。

　　但她嫌恶自己的出身是真的，动则气鼓鼓的样子。母亲很避讳跟她谈从前的家事，她连蒙带猜也知道怎么回事：她没享过有钱人家的福，却在替有钱人家遭罪。后来，她从村姑辗转变为城里人，这等难于上青天的事，她靠的是自己的努力，那真是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映璋急于进城谋事，还有一个原因，村里待着不方便。志明总说乡人淳朴，这是天底下最大的误会，也有淳朴的，也有奸邪的，人这东西是最不好讲的。她那些年不过三十出头，有模样，身份贱，又没个来头，等于是凭空落进了这小村里，那些个男人，不欺负她这寡妇，欺负谁去？

　　光棍且不说，就是那些有老婆的，成日里也总来家门口晃悠，说话不三不四的;夜里就听得他们在窗外鬼哭狼嚎……真是有点恶心的，心里想，我再不堪，也轮不上你们吧？一时又气又羞又怕，怕村里人说闲话，怕被人强了……这才想起改嫁的事。

　　改嫁一事，娘家、夫家的族亲都说过好几回了，主要是为安贞谋算，想给她换个好身份，重要着呢，将来读书、嫁人，有它没它可是大不一样;再者呢，眼看这些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搞得兴轰轰的，台湾那边算是瘪了，至少听不到任何消息，这样拖下去，还打什么打？就在孤岛上歇着吧，这边没你们什么事啦。

　　于是就说：“再考虑考虑吧，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说起来，也算对得起他徐志明了，守了他十几年。你知道他现在死哪儿去了？就是在台湾，现在有了家小了也说不定。万一哪天他又冒出来了，就说是我们的意思，先活命要紧！你好好地把安贞养大成人，就是对他最大的恩德了。刚才跟你提的那个人叫孙顺民，差不多年岁，老婆死了好几年了，丢下一窝孩子，苦是苦了些，却是个本分人，又勤快，又活络;长得高高瘦瘦的，不丑的;最主要是成分好，几代贫农，呱呱叫！配嘛，自然是配不上你的，但现如今再说这话，连我自己都臊得慌，此一时彼一时，人家能看上我们就算谢天谢地了！”

　　八个月后，映璋归入孙家，把自己托付给了农田和家庭。她领着五个孩子，台前灶后，学着插秧播种，不抱怨，不期待，不愁苦，算是一个地道的农妇了。前尘已经了断，唯一的联结，是保留了安贞这个原名——这是志明给起的名字——只是换了个姓而已。后来，她又生了月亮、阿星，这是她的前半生。

　　7

　　倘若不是那两封台湾来信，映璋的一生将这样度过：她的前半生归徐志明，后半生归孙顺民，两边互不搭界，虽然坎坷了些，倒也安生;现在台湾来信了，前边的那个出现了，她的一生就得重新归归笼，排排序，排出一个结果来：她的前半生归了两个人，后半生得在这两人中作一个选择。

　　她又不能像电影里那样，一妇侍两夫，住在一个屋檐下，虽然叽叽咕咕，倒也恩爱如初。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跟世外桃源差不多！

　　她后来总想，她就是留在大陆，这事总归也不得了局，乡下那个也在犯别扭呢——当然不怪孙家，事情既已闹出来了，怎能要求人家像无事人似的？他就是再有涵养，一言半行总会带出来吧？就是不带出来，心里也不一样了。

　　这才是关键，因着那两封台湾来信，一切都不同了。首先是映璋自己，然后是安贞一家，乡下的那个家，这个家又生出无数小家来，顺民和前妻的四个小孩，月亮和阿星后来也都成家了。等于是，七八个家庭被卷进来;还不算那些七姑八姨、跑腿的、传话的、看热闹的、两边说怪话的……总有上百口人牵涉其中。

　　映璋后来彻底晕了。她不是矫情，有一度她真是有点怪志明的，好好的来什么信！万事都有个时令，过了那个季候，再出现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总之无论去留，她必得择其一，总有一个她要亏欠，无论如何是不能万全了。

　　奇怪的是，这虽然是她的事，却又不是她说了算的。直接说了吧，这是多方角力的一个结果，到末了已变得跟她没多大关系了。关于她的去留问题，大而化之分成两派，一派是维持现状（这派人多势众，以乡下的孙家为主），一派是改变格局（这派有权有势，以城里的安贞一家为主）。最后，少数胜了多数，那有权有势的胜了人多势众的。

　　蹊跷之处还在于，赴台团聚一事都不知怎么起头的;至少通信的头几年，谁都想不到那一层去。没错，志明是单身一人——映璋刚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只觉得脑子“嗡”了一声，五雷轰顶一般，把个五脏六腑都疼透了。因着这件事，她总觉得她亏欠了志明，她对不起舅舅家，真的，她不当改嫁，只要熬过那最艰难的几年，总有云开日出的那一天。当时，她怎么就猪油蒙了心了呢？没到那一步啊，饿不死人的呀！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件猪油蒙了心的事，把她改嫁的事向志明隐瞒了。

　　安贞稀奇得不得了，说：“妈，这事你可得想清楚！我是觉得不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大陆那些年的情况，台湾又不是不知道，谁还会怪你去？你这一隐瞒，下面不知要编多少事来圆！再说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除非你能一直瞒下去，否则爸会认为这是你的失节。”

　　然而在映璋心里，最大的失节是她的改嫁，当初他们起过誓的，要守对方一辈子！只有妹妹映珊懂得她，跟一旁的安贞说：“照你妈说的去写吧，能瞒一时是一时。”那时，老姊妹俩都五六十的人了，谁都不以为自己会活那么长。

　　映珊后来跟外甥女说：“你要理解你妈，她过不了这个关。她内疚啊，不把这事藏起来，她就不能面对他，怕他瞧不起她，怪罪她，这下面还怎么通信联系？当年，你们娘儿俩为什么留在大陆，没跟你爷爷、姑姑一块跑，有机会的呀。就为你爸那句话，叫哪儿都不能去，怕回来找不着她。所以说你妈傻呢，一根筋的性子！”

　　不难想象，当志明收到那封隐瞒了再婚史的信后，会是何等形样。“哭得跟个泪人似的，”这是他妹妹志敏的话，“哎哟，不得了了，差点就不想活了。躺在床上三天不动弹，不吃不喝，跟个死人一样。”

　　前边不是说过嘛，那些年志敏常回大陆走动（她哥哥倒是一次未回，因着对大陆有成见），后来，她不得已加入了为她嫂子圆谎的行列，向侄女安贞抱怨道：“我都快累死了，平时都不敢跟你爸照面，怕他问来问去的，你妈这事做得有缺陷。”她没敢告诉安贞，她哥哥中途也结过婚，因为脾性不合，只三个月就散了。她才懒得两边搬话呢。

　　志明在台湾哭，正是为这个呢。他先是为感动哭，哭完了才想起自己是结过婚的——那都不知猴年马月的事了，时值他三十来岁，结完就后悔的——于是再哭，恨自己负了映璋，恨自己未能守约，他向父亲和妹妹正式宣告：“章映璋对徐家是有恩的，你们丢了她，一家人全跑台湾了。她替你们徐家留了种，她独自一人抚养安贞，我要报答她！”

　　映璋在大陆哭，也是因着同样的理由。后来眼泪哭干了，她就坐着发呆，眼神动辄直愣愣的，脸上泛出的或有少女般羞涩的微笑，或有老年人的平静通达，或有恍惚，或有悲苦。她很少念及自己是悲苦的，是这两封台湾来信打开了缺口，提醒了她，从此以后，一种未名的东西就如江河泛滥，她一边犹犹疑疑的，一边也感到整个人在摇晃。

　　有那么些年，她枯瘦得厉害，夜里总不得入眠，于是便披衣坐起，把眼看着窗户，直看到窗外有了天光，万物还在原来的地方，她这才轻轻地叹了口气，意识到自己是活着的。实在是，夜里都想了些什么，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的。

　　安贞看不下去了，有时就劝慰她两句，她小姨映珊就说：“你由她去吧，她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呢。他们是少年夫妻，只结婚四年就散了，说声放下就能放下啊？容易的啊？”

　　那些年，许家的四个小孩中，嘉兴、嘉丽正在念中学，正及情窦初开，尤其是嘉丽，见外婆哭成那样，把她羡慕得不得了，心里想：人的一生得有多少运气，才能遇见这样的爱情？我也会遇见吗？老天保佑，我将来也要这样哭一场！

　　嘉兴呢，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目睹了家里长辈在谈恋爱，作为旁观者，他把这事看得纤毫毕现，里头拐弯抹角的地方全考察了个遍，觉得没多大意思。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两人一边死去活来，一边还撒谎！心里想：好意思吗？怎么忍心？不觉得是讽刺？

　　答案很快就有了，在两三年后，当他经历了初恋，整个人就像开了光，在往后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动辄会爱一场，且爱且撒谎。这才晓得，男女之事跟看不看透全没关系，嘉兴是早就看透了，但一恋爱起来就全忘了个干净——他是在爱中就信，不爱的时候就生疑。

　　有时，甚至恋爱中他也将信将疑，吃醋，耍小性，跳出身外来看自己，简直无聊透顶！当然也有好时候，那真是恨不得上房揭瓦，或是跳起来够一片树叶，或是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行在街上，忍不住笑容就会绽放在脸上，心里说：嗯，真好！

　　隐瞒再婚的事，不消三四年就败露了。映璋和志明这才稍稍落了地，恢复了一点现实感。细细思量，两人都有点难为情的，恁大年纪了，怎么还这么幼稚？为嫁娶事，难道还吃醋不成？直到这时，他们才算达成了谅解和同情，本着爱、牺牲、包容，从小到大二十多年间的相濡以沫、耳鬓厮磨……想起来那是要眼目含泪的。很多年后志明也承认，他赴台后交了那么多红颜知己，没一个抵得上映璋，也就是说，没一个比映璋更合他心意、更投他脾气的。

　　很多年后，当映璋回想起年轻的时候，情况要复杂一些。她是有一种脚踏云端的不真实感。确实，人世间哪有这样轻巧的事，什么都让自己给占了呢？青春、爱情、尊贵、福乐……相比这些，她往后的几十年才堪称生活，身陷淤泥，越拔越深，慢慢她就习惯了，不再挣扎了，末了反也有一种平安喜乐。

　　两人通电话的事也须说一说。那时，私宅电话远未普及，安贞家却是有的，因着她丈夫许冬生的缘故——说是工作需要，然而只有天知道，工作电话才打过几个？私人电话也打得少，壓根儿那时P城就没几家有电话;也因此，安贞家的电话也就是个摆设，供在客厅一角，锁在一个小木盒里。

　　有一次嘉庆领邻居小孩来家玩，跟人说这是电话，人家愣说是玩具，气得他跟人打了一架。现在好了，安贞开玩笑说：“终于派上用场了，方便我爸妈谈情说爱。”

　　一般都是志明打过来。初次通话的时候，两人只“喂”了一声，都觉得喉咙紧涩，于是就咳嗽清理，嗽完了照样还是紧。脑子里踊跃，拥挤，嘴边却是空落落的，一时半会找不到言辞。尤其是映璋这边，她把话筒搁在耳边，眼睛却看着一屋子的人：安贞一家都围在她身边呢，竖着耳朵，眼睛贼亮亮的，脸上带着微笑，互相抵抵戳戳的。映璋不便说什么，嗫嚅两句，意思是要挂了。

　　志明突然说：“你的声音一点都没变啊，我听来熟得很。”

　　映璋笑了：“这可是瞎说！以前多清亮，现在老腔老调的。”

　　志明笑道：“真的，好听的。”

　　每次通完电话，映璋都会愣上几天，她女儿命名为“电话综合征”。尤其是初通电话那几次，事后想想，几十年前的那个人就在她耳边，他发出了声音，她的耳朵总要震痛好些天。隔那么老远，却共拥此时，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也许像她一样，把电话线捏来捏去的;也许他是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一边说些闲话，一边把眼看向窗外。

　　那些年，映璋住女儿家的日子越发多了，一住就是三四月、小半年的，这里头拐弯抹角，是有诸多难言之隐的。首先是乡下的那个家早已变了味儿了，顺民动则就撂脸子，有话也不直接说出来。她也不说，只能生受着，免得他又动怒，吵起来。

　　家里破例变安静了，个个黑着张脸，时不时就唉声四起。就连阿星新婚那会儿，一家人的脸上也若有所失，吃饭都一声不吱的，尴尬之余，难免就有人咳嗽几声，显得那样的刺耳，简直使人震惊。

　　有一天，阿星没有任何铺垫的，突然来上一句：“妈，你可不能犯糊涂，丢下我们不管，直杠杠地跑那边去！我们倒没什么，关键是爸，你替他想过没有？你要是一走，他在村里还怎么做人？你可不能受坏人的蛊惑！”

　　她看了一眼阿星，说：“谁说我要跑那边去？你从哪听来的这些风言风语？谁是坏人？是你贞姐吗？”

　　阿星不说话了。

　　那一刻，映璋直觉得难过，简直人都往低处矬了去。可怜安贞，从前对她这弟弟不知有多少关照，现如今竟落了一个坏人！都是她肚子里掉下来的肉啊，自从台湾来信闹出来后，肉和肉也反目了，月亮、阿星与安贞家不相往来已有些时日了。

　　她的小女儿月亮是自从十八岁高中毕业，就被姐姐带到城里，吃住在姐姐家，工作、恋爱、结婚都是姐姐张罗，现在两人迎面走过，或能一声招呼都不打的。

　　那一天，安贞回家凄叹着哭了，一边骂道：“我早就说过，孙家没一个好东西！从孙老头算起，一个孙月亮，一个孙星星，一个比一个差劲！”当下便把月亮在街上朝她扭头别颈的一幕说了，“她也做得出来的？我养了她那么些年，吃我的，喝我的！她也不想想，没有我，她今天还在乡下种地呢！我也不要她承恩，我就觉得难过，一母的骨血啊，现如今连个路人都不如！”

　　映璋照样不吱一声。安贞一口一声“孙老头”的，她简直听不下去，小气不说，到底还是良心不够。安贞自从成人后，和她这继父的关系处得不错的，尤其是婚后有了孩子，手头但凡宽绰些，总偷偷把钱给父母用。现在呢，“爸”也不叫了，直接改口“孙老头”了，也真说得出口的，犯得上吗？就为了对台湾那个表忠心？

　　安贞哭道：“妈，你凭良心说，我对孙家怎么样？就是台湾事出来以后，我也说过，我要报孙家的养育之恩。你问嘉丽，我说过这话没有？”

　　嘉丽点了点头，跟外婆说：“嗯，她一开始是有这意思的。”

　　那时，赴台团聚的事已提上日程了：从传闻，到两边商议可能性、等待政策支持、办手续、两地证件寄来寄去，一直到映璋起程飞香港，转台北，这中间又过了六七年时间。此时，映璋、志明、顺民都年近七十了，都觉得世事茫茫：于台湾那个，是生前能否见一面，一起厮守几年？于乡下那个，是能否一起安度晚年，死了也葬在一起？

　　而映璋自己呢，与其说她心系台湾，毋宁说她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推动——她这也不是推卸责任，除了她，没有人会担这个责任。就连安贞，也早已表明了态度，说：“妈，这事你得自己拿主意，我当然希望你们团聚，爸身边好歹有个人照顾。但毕竟这是你们俩的事，我又不能代替你们过日子，将来好了歹了，你可不能怪我！”

　　安贞是每行一步都要征得她的同意，她心知肚明，就觉得她这女儿鬼精鬼精的，是想把自己脱干净——然而这是她能脱干净的事吗？谁都不是傻子，乡下那边早已把徐家祖宗十八代骂了个底朝天，认为这事无关别人，正是安贞撺掇而成。

　　那一天，安贞得了消息，说“孙老头”前妻的几个孩子要来城里抢人，意思是孙家被人欺负了，再不出面闹一场，那真是“乌龟王八”人家了。反正赤脚不怕穿鞋的，就是抢不来人，也要把许冬生一家的脸给丢尽——下面还要分两步走：第一，法庭上见;第二，不行的话就拉一条横幅，上写“许冬生丈母娘犯了重婚罪”，直接到市政府门口静坐去！

　　安贞把杏眼一瞪、桌子一拍，说：“叫他们赶快静坐去，赶快告状去！我等着呢！他妈的孙家要是不告，我绝饶不了他们！还抢人？你让他们抢抢看？一群无法无天的混账王八蛋，跟我摽上劲了！从今我也不用客气了，早先还顾着个脸面情意，现在既捅破了这层纸，他们能动粗，我就不会来武的？！”

　　映璋劝道：“你也别听风就是雨的，这也就是说说气话，他们家没这样的人;再说我一个大活人，就任由他们抢了？”

　　安贞急道：“妈现如今还说这话！我跟你说，下面你可得斩截点了，不能再腻歪歪了，两边都想顾着，你顾得上吗？又想去台湾，又不想得罪乡下;又想留下来，又怕伤了我爸。你想想，你是不是存了这个心？”

　　映璋气得话都说不利索了，结结巴巴道：“你瞧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就是去台湾，也犯不着跟乡下划清界限吧？我就是留下来，也不等于跟你爸就恩断义绝吧？你那一张刀子嘴，說话跟杀人似的，怎么就容不得别人插两句话呢？”

　　安贞说：“我就是告诉你呀，没有两边都讨好的事。赶快作个了断，跟乡下别啰唆了。事情闹到要抢人的份上了，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而且手续正在办，你还想怎么样呢？你以为还有后路啊？我告诉你吧，台湾你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劝你还是顾一头吧，免得乡下得罪了，台湾那边也不落好。”

　　很多年后，安贞才恍然大悟，她母亲误打误撞成了时下流行的“婚外恋”的先驱者，她至今认为，母亲优柔寡断，做得并不好——这就不是人能做好的事。后来，她的四个小孩中，有三个深陷“婚外恋”的旋涡里，三个都离了婚;安贞这才想起母亲来，前后对照，伤心地哭了：“这叫什么世道啊！一家子离的离，散的散……离婚也会传染的？怎么一个赛似一个的？我这辈子作了什么孽啊？我一个个替他们擦屁股，我今生擦不完的屁股！”

　　那些年，嘉丽四兄妹对外婆也颇有微词，和母亲截然相反的是，他们认为外婆太忍心，“这可叫抛家别子！”嘉丽私下里跟哥哥嘀咕道，“阿婆也真舍得的？换了你，你会怎么样？你会去台湾吗？”

　　嘉兴当然不会去。兄妹俩都念念不忘于他们小时候在乡下度过的美好时光，尤其是在台湾外公冒出来之后，他们总会想起乡下外公那瘦筋筋的小脸，高个子，最是和蔼可亲的一个人，话不多，却整天笑眯眯的……他们不单是恻隐之心，他们对他是有感情。

　　况且嘉兴早有耳闻，外婆在乡下已被认作“白眼狼”了，实在是，连街坊邻居都看不下去，替孙家抱屈道：“这对母女可是对了调儿了，都是攀高枝的主儿，现在翅膀硬了，说声飞走就飞走了，也不怕人骂的！”

　　就有人说：“怕人骂就不会走了。真不是事后诸葛亮，当年倒收留这娘儿俩干什么？！”

　　嘉兴很难过。外婆、母亲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以孙家的眼光，他们其实没说错。那一年，他大学留校已有经年，婚都结过两回了;自己也挺难为情的，带着新太太回家过年，家里简直呆不住，便借了父亲的车下乡兜风去。那一天特意绕到外婆家门口，还是原来的那个小院，并没有人去楼空。

　　门前的小河填了，铺了一条大马路。新起的青砖院墙、米色小楼，看上去是户不错的人家。院门是关着的，三楼平台上，见得阿星老婆（他当称作舅妈，其实却是同龄人）领着十五岁的表弟在晾床单，两个人把床单抖来抖去的，又抚平。嘉兴看着他们，眼神有些发痴。他并没有下车，又等了一会，是想看看外公，终没有出现。

　　后来他告诉新太太，这是他的外公家，小时候他总来这里过寒暑假，抓鱼摸虾，快活着呢。外公年近八十了，听说身体还不错，是个鳏夫。他们已经好多年不相见了。嘉兴说：“我没脸见他，我们一家对不起他。”说的时候有些难过。

　　可是很多年前，小青年嘉兴怎敢于跟妹妹表露这些，他最烦她说三道四的，在他面前充平等的样子，于是教训嘉丽道：“你瞧瞧你那八婆样！尖嘴猴腮的，是不是全世界的八婆都长你这个样？我劝你少管闲事好吧，成绩那么差！有一句话你听说过没有？多管闲事多吃屁！”

　　嘉丽白了他一眼，懒得跟他啰唆，转身去问姨婆（那些年，映珊也常来家里陪姐姐），姨婆是这么回的：“你小孩子懂什么？甚事没经历过，就预先设了对错。你阿婆是没错的，他们三人中就没人有错，他们三人是阴差阳错。”

　　嘉丽想了想，说：“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撇开乡下不说，阿婆就算没亏欠谁，可是人生地不熟的，她千里迢迢跑台湾干什么去？她怎么就认定她这一步是走对了呢？”

　　映珊看了一眼嘉丽，笑道：“你说话怎么老滋老味的，一股道学气！相比之下，我和你阿婆，还有你妈，都成了小孩子了。这太让人奇怪了。”

　　嘉丽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有吗？也许再过些年，我又长回了小孩子也说不定。还有啊，姨婆你想想，换位思考，我们家在乡下当农民，外公一家在城里当干部，你以为阿婆还走得成吗？”

　　映珊不得不承认，那樣的话，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不是可能走不成，而是一定走不成。也许连走的念头都不会有，也许连提都不会提。

　　“所以嘛，”嘉丽释然地笑了，“我一直疑心我们家有点仗势欺人，尤其是我妈，整天狐假虎威的样子，我最看不惯了。阿婆嘛，总归是好的，但这事做的吧，真有点说不上。我也不好说就是势利。本来乡下住了几十年，生米煮成熟饭了，她不去台湾，那边最多是遗憾，谁还能拿她怎么样？现在她一走，却是两边都掀起了大风浪。太不值当了！”

　　映珊听了，心下叹道：不得了，连“势利”都用上了，难怪说许家的小孩个个难搞，安贞两口子麻烦大了！这才开始对嘉丽认真起来，正色告诉她的姨外孙女，她阿婆和台湾那个是感情，和乡下那个是谋生活;既是谋生活，里头难堪曲折，诸多龃龉，“你阿婆跟谁说去？还说得出口的？老早我就说过，生活这东西，是一点意思都没有;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其实两口子之间，各式各样都有的”。

　　又说：“别看你现在嘴巴巴的，听上去句句在理，人生在世，哪能仅靠一个‘理字？那还不把人累死！所以才需‘情来安慰。情嘛，是最不讲理的，互相你欠我、我欠他，你找谁讲理去？还有你刚才说的势利，不对的。势利人人有，你将来也脱不了的，但却不能因此认定你是个势利人，两码事儿。你年纪小，说话不知轻重，像这样的词你得慎用，还晓得？人是活的，词是死的，我活这么些年，就没见过死的能套牢活的。还有啊，世间是有势利人的，你阿婆却不是。一边想想我这话去！”

　　前面提过，那些年映璋住城里的日子越发多了，一则乡下的家她住着难受，在村人面前也抬不起头来，二则城里这边，主要是安贞在强留，轻易不让回去。后来，连城里她也呆不下去了，虽说是母女，也难免磕磕绊绊。那安贞又是个一根筋，从来不会为别人考虑，凡事都得顺着她才行，稍微说个不字，她就开始龇牙咧嘴，怪话连篇了。

　　那天，母女俩因聊起台湾事，再次言语不合，各自生了一回气。映璋便有回乡下小住的意思，赶巧她也是才得的消息，村里她一个好姊妹刚开了刀，病入膏肓，没几日可活了，因着这个由头，她便提出下乡瞧瞧去。她女儿自是不同意。

　　映璋气道：“我是你家的老奴啊？我怎么就不得一点人身自由？这些年我是卖给你家了是吧？除了上街买菜，我上哪你同意过？一日三餐，浆洗缝补，就算是你家的佣人保姆，你也不能这样待我吧？”

　　安贞说：“你要走尽管走，犯不上跟我说这些。两腿长在你自己身上，我还能绑了你？只是请你以后说话做事大方一点，走是可以的，用不着找由头！什么干姊妹生病，鬼才相信！想家了是吧？想儿子、孙子了是吗？”

　　映璋说：“我想儿子、孙子也犯法吗？”

　　安贞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想儿孙当然不犯法，就怕想儿孙也是个由头，你真正想的不知是谁呢？”

　　映璋一时气噎，把眼看着安贞，千言万语涌到她嘴边，却是一句说不出口，半晌才说：“好，好！好你个安贞！你犯不着为台湾吃这个醋的，我都六七十的人了！我都六七十的人了！”边说边哭。

　　后来映璋跟妹妹闲话，慨叹道：“志明那两封来信，我怎么觉得像照妖镜似的，一个个全现了原形了！尤其是那个安贞，你瞧她兴的，成天狗仗人势，说话都能吃人，无故就要压人三分，什么玩意儿！”

　　映珊劝道：“你自己生的女儿，你还有不知道的？她就是个缺心眼，刀子嘴，豆腐心！她也就是在家哼哼，出去哼哼看？！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人情世故一窍不通，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来一塌糊涂！全是小聪明，一点眼前亏都不能吃的，这哪行？我早就说过，怕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别看她现在兴兴头头的，将来有的跟头摔呢！再说了，不让你回去，你就不回去了？你这些年回去得还少吗？家里哪样事落下了？娶儿媳、带孙子……她也没说别的。所以别跟她一般见识，她就是个顺毛驴，缺心眼！”

　　映璋说：“现在噢，心心念念全在台湾身上，一口一声爸爸、爸爸的，我简直听不下去。是志明的种没错，可是他才养过她几天？也就是小时候抱过她几抱，当时还不记事呢。真正是，连那几抱都数得着的，他那会儿不是在外读书嘛？一年里才回来几趟？两岁就分开了，中间隔了几十年，现在肉麻成这样！不过是通过几次电话，写过几封信，连面都没见上，这要是在路上遇见了，也就是个陌生人！现在为了他，整天跟我斗气，你说这叫什么事！”

　　又说：“刚来信那会儿，我就起疑惑，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只是我再没想到，这么些年过去了，我竟然落得这样一个下场！我自己遭罪倒也罢了，连带着兄弟姊妹几家关系全坏了！”说着又哽咽起来，“这事还没完呢，你下面等着看吧，不知又会生出什么事来？”她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没敢告诉映珊，恐怕灾难已临到她和她的小孩们身上。

　　映珊低头不语。她也没敢告诉姊姊，为了她回乡一事，安贞母女也在斗气呢。说起来，安贞这人毛病太多，简直说不出口。她既阻止不了母亲回家，又生不得闷气，便在那儿放屁拉骚，喊来小女儿嘉美，说：“你去跟你姨婆说，叫她跟阿婆一块回家。”

　　嘉美问：“一块回阿婆家？为什么？你自己怎么不去说去？”

　　“哎呀，”安贞不耐烦了，“你去说嘛。哪儿那么多为什么？跟你说，你也不懂的。你就问姨婆，平时阿婆回家，是一个人睡呢还是两人一块睡？你让姨婆跟着一块回去，两人就不好意思睡一张床上去了。”

　　嘉美拿不太准，决定先问问嘉丽再说，没想到刚说到“睡觉”时，嘉丽反应过急，吓了她一大跳。原来，嘉丽正当青春期，听不得“睡觉”二字，当下便一跳十八丈说：“谁和谁睡觉？防着阿公阿婆睡觉？她怎么那么恶心？这种下流话也说得出口的？她还算个人吗？阿婆都六十多了！天哪，她起这种龌龊心思，她还是个人吗？”说着便捂脸痛哭，一边告诉妹妹：“不准跟姨婆讲！”

　　那一刻嘉丽气急，直想跟母亲去拼命！她自然拼不过母亲，很知道将会换来一顿暴打;掂量之下，退而求其次決定去找姨婆。刚才令妹妹“不准跟姨婆讲”，话音未落，她就披头散发冲到姨婆屋里，嘉美一路小跑跟着她。

　　姨婆正一个人坐在窗边绣花呢，见嘉丽两姊妹冲过来，也是惊了一下。嘉丽不由分说，便把母亲的话，一顿叽里呱啦讲给姨婆听，一边哭道：“你说还像话啊？她对自己的亲妈都这样！最是无法无天的一个，还骂我有人养没人管，我看这话用在她身上最合适！”

　　姨婆听了，也是窝心得很，脸都气黄了;又打眼嘉丽，见她疯子一般，虽不关她的事，无奈这孩子从小就好打抱不平，又因为心疼外婆，那感觉比自己受辱还要激动;只是对待上人那不恭的言行做派，俨然又一个小安贞。心里想：这一家可是乱了套。

　　一时不好说什么，便叹气道：“你们这个妈哟，想一出是一出的！”

　　嘉丽说：“姨婆你说，她到底什么意思？她说这些话除了恶心人，还能达到什么目的？”

　　正说着，不想安贞探头进来了，在门口略张了张，说：“说什么呢？叽叽哇哇，大喊大叫！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说话要轻声慢语，叫人听见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家！”又见各人的神色都不好，尤其是那嘉丽，梗着脖子，正凶神恶煞般地盯着她。

　　安贞莫名其妙，便问：“怎么回事啊？”

　　一屋子的人都不说话。

　　她便凑近嘉丽看了看，顺手在她的额头上敲了两下说：“你看你那死样，人不人，鬼不鬼的！好好的你哭什么丧？说话大呼小叫，隔十八里路都能听到！你还有脸哭？我让你哭！”说着，又在嘉丽的身上拍了几下，便摇摇摆摆出去了。

　　嘉丽恨恨地看着母亲的背影直到消失了，这才放下心来，号啕大哭，一边兀自发狠道：“我要报仇！阿婆，有一天我要为你报仇！”

　　责编：王十月

　　作品 2021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