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榆

　　让我们姑且把灵魂

　　比作一个混合体

　　飞马和驭者

　　——柏拉图

　　1

　　灵魂的空间仿佛是复调与多声部混响的密室。这是他的观想也是他的体察。

　　他读到过古希腊先知柏拉图对灵魂的比喻。如果灵魂是完美的，羽翼齐全，它就像高天翱翔，成为宇宙的统治者;而不完美的灵魂则失去它的羽毛，在飞行中跌落，最后碰到坚实的大地才安顿下来。他就是一个不完美的灵魂。他这么想。他是一个不完美灵魂的标本。

　　白色鸟屎摔在水泥地上溅开形如花瓣。他是看着这异物从高空坠落在脚前。北京朝阳区三里屯东五号使馆区。他站在土耳其使馆签证处的庭院，突然就有鸟群从头顶飞过。这是二〇一五年的深秋。上午十时二十分，隔着使馆签证处玻璃窗的铁栏，他将签证材料递给一位面容俏丽神情冷傲的小姐，她看完他的签证材料留下来。他转身穿过簇拥在厅里的人群，离开签证处。推开旋转门走到种植着花草的庭院时，他看到有鸟群从树丛间惊起，在庭院上空鸣叫着飞过，此时庭院铁门打开，涌进一群身穿黑蓝制服的男女职员。群鸟在高空飞翔时有一只鸟拉屎。白色鸟屎落地溅开，站在庭院阶梯上的人愣住了，那群穿着黑色西装制服的年轻人是银行职员，他们集体申请签证刚进入签证处钢制大门。看着那团在眼前摔溅在地上的鸟屎，有人开玩笑：“我的妈呀，多悬哪，差一点就砸在头上。”

　　人们哄笑。有人摸着头，有惊无险地看着那团鸟粪离去。他倒吸一口凉气怔在那里。这是他第二次到土耳其使馆签证处。第一次是十天前，他从幽居的C城搭乘高铁驰行六小时到北京，他仓促而来，狼狈离去。他不懂签证办理所需的材料，以前他供职报社时遇有出国外访，都是驻京新闻中心助理代办。此时他已辞职三年，很多事情需要自己打理。然而，他的材料准备不合签证官要求，只能离开签证处再补办后续材料。十五天之后，他再次来到使馆递交申请，这次经过精心准备，材料被接收，交纳四百二十元的签证费。期待的旅程即将开启，他悬着的心可以放下了。然而就在出门的时候，那群鸟从树丛间惊起，飞向高空，他看着一只鸟拉下一泡屎，看着那泡鸟屎摔落成花瓣。他仰头看着远去的群鸟，阴翳笼罩在心头。现实丛生的困厄使他对生活很难乐观，他疑心这高空降落的鸟屎是某种不祥征兆。侥幸的是鸟屎并没有落到他头上，他自我宽慰，运气应该不至于太坏。

　　这是他准备前往伊斯坦布尔和布拉格旅行的时刻。异域的旅程令他向往，然而行前总是诸多周折，比如他们办理签证需要身份证明，而他正在失业状态，没有单位可以证明身份;签证需要银行个人账户的流水证明，需要薪酬额度证明，以证明他的个人经济收入情况，事实上他已经有两年没有固定收入，为辞职建立的个人储备金已经所剩无几，他银行账户的“收入”一栏，连续半年是空白记录。还需要单位提供政审鉴定，需要街道居委会提供无犯罪记录，所有这一切要都落实是漫长的过程，其中的劳顿令他倍感艰辛和挫折。

　　他的恋人师懿是C城电视台的主播。最后是师懿帮助他解决了这些麻烦，她将五万元汇到他的账户上作为他的收入凭证。邀请他访问的《时尚先生》重新开具身份和收入证明，杂志社负责人为他预订前往伊斯坦布尔的酒店和机票，有酒店和机票的订单才能办理签证。做好这一切时他已经疲惫不堪。师懿离京返回C城前在火车站对他说：“你可以写写这状态——当人置身于孤绝的个体情境之下，这世界没有人知道你，没有人能证明你的存在，而你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证明，只有你能证明自己，然而你的证明又是无效的——多好的题材，永恒的现代性，很有卡夫卡的风格——荒诞与异化的主题。”

　　他心意阑珊地说：“我已倦于书写。经历这些已经够了。”

　　他猜自己当时的表情很难看。丧到极致，也衰到极致。

　　心灵的自画像。这是他要做的工作。或者说为灵魂塑形。

　　然而对世人来说，心灵不可触及，灵魂更加未可知。“关于一个万劫不复的世界的片段记忆，或者来自那个世界的零星消息促使他踏上探索的征途。他回忆着，召唤过去，神游虚境，忧伤不已。”他深怀敬意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在她的随笔集《悲怆心灵》里写道。这是她对德语作家W.C.谢巴德的作品《土星之环》的评介。他奇妙地感觉到苏珊·桑塔格的话语与他书写的主题相呼应。“叙述者经常在一场危机之后开始旅行。旅程通常是一场探寻，旅程、个人记忆、梦魇及解脱，而且总是伴随着毁灭的幻象。”苏珊·桑塔格形容W.C.谢巴德为“他是一个更好国家的公民，或者干脆没有国籍”。这样的表达令他深感契合。

　　他是应杂志社的邀请做专题《巨匠与杰作》。异域之旅的计划是先到伊斯坦布尔访问作家M，再到布拉格访问作家K。邀请他的是著名杂志《时尚先生》。按照预订时间启程。他和师懿带着红蓝黑三只拉杆皮箱搭出租车赶往首都国际机场，在候机大厅跟随长长的队列办理登机牌，托运行李。拿着登机牌过安检，通过安检再办理出境手续，填写出境单。在海关出境厅，他们排在长长的队列后，队列中有很多孩子，男女都有，天真而稚氣未脱的面孔。这就是他与新生代的区别。他少年时代只能被现实禁锢在封闭之地，而现在的孩子们都已接受很好的教育，可以满世界旅行，教育和视野根植于开放的社会与普世文明之中。年轻人是幸运的，可以享有普世文明的滋养。乘坐前往港澳台/国际方向的过境免签摆渡车到E11登机口。在候机大厅，他看见身穿米黄色空中制服的航空小姐，每一位的制帽斜垂下来白纱。这是阿联酋国际航空公司的空姐。从乘坐摆渡车开始就见到非亚裔者的面孔。拖着拉杆皮箱列队通过登机口的空乘人员，女性都在制帽下披垂着白纱，黛黑的面孔，俏丽的脸容。在登机口准时登机，停靠在停机坪上的阿联酋国际航空公司的白色空客A380，机身阔大。他们沿着舷梯进入机舱。他和师懿的座位20HE和20JE靠舷窗，坐到座位上，系好安全带等候起飞。稍倾，在机场跑道等候的飞机震动滑行，在急骤的轰鸣声中倾斜升起。

　　从舷窗口可以看到机舱外天空湛蓝阳光金黄。

　　这是前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程。他们在这个星球的行旅，梦想中的旅程，将有漫长的在天上的时刻。“我们前往的地区冲突不断，但愿飞机不会被导弹击落。”临行前《时尚先生》的副主编陆浩跟他开玩笑说。他从电视播报的国际新闻中看到过这个地区的争端，武装冲突或者恐怖袭击时而出现。穿行在机舱过道的空姐不允许拍照，表情喜悦的空姐看见举着相机面对她拍照的乘客说：“对不起，不可以拍照。”空姐递给他一份印制好的中英及阿拉伯语的餐单。早餐为时新水果。餐单印着文字说明：“我们的所有膳食均符合清真教规。”他们即将前往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在启程之前有多位好友提醒，到土耳其必须注意当地的禁忌。穿衣、服饰、举止，男人该如何，女人又该如何，有很多说法。这使他们心里紧张。在飞机航行到四千米高空的时候，他起身去洗手间，起身前他推开舷窗的小窗板朝舷窗外看了一下。与舷窗平行的是蓝天，而机翼之下是翻卷着的浓厚的云海。站在过道前后看，红色指示灯显示有人在使用洗手间，他就在门口等着。机舱里的洗手间是唯一的密闭空间。指示灯显示绿色后他进入洗手间，迅速看过这个空间。这是个独立的区域，有很多劫机事件的罪犯就藏在卫生间里。他取出便纸圈垫在马桶圈上，这是必须使用的，国际航班各种流行性瘟疫都会流行，警惕是必须的。文化的隔绝在洗手间也能显现，所有的文字都是阿拉伯文，方便完的时候他不知道如何使用冲水器。不敢轻易按动那些按钮，紧张，但还是按错了。门板迅速响起加重的敲击声：砰！砰！砰！那是空姐敲门的声音。打开卫生间的门，看见无异常空姐才离开。

　　阻隔和差异从这里开始。嵌在座椅靠背的显示屏有飞行导航图，航行之处所经过的陆地、海洋、雪峰、森林、草地都能显现。英文和阿拉伯文交替出现。他要经历二十九个小时的航行，机上的气温微凉。他揭开用塑膜密封的米色的毛毯盖住身体。在航班上的文字都是陌生的，机舱里回响的语言也是陌生的，他置身在陌生的人群中。飞越洲际的旅行可以感受到地球的样貌和轮廓。三个小时之后，机上的很多乘客站起身朝着机舱外眺望。他拉开窗板突然就被异域的景色所震撼，窗外是连绵的雪峰，黑色的山岭被白雪覆盖，乘客都在猜测这是什么地方。从走廊穿过的空姐说：“这是喜马拉雅山。”哦，这就是他曾经魂牵梦绕的神山。他和师懿相约要去喜马拉雅山漫游，以感受神山的雄姿与气息，这个计划属于未来时。此刻他们从舷窗望下去，只有浩瀚而连绵的雪峰，没有人迹，没有草木，没有牲畜，没有任何的生命的迹象。飞机几乎是静止的状态，湛蓝的天空之下是天际线，山脊隔开雪峰和陆地。从高空眺望的时候，他的国家和生活的城市都消失在地球的褶皱里。

　　长久的航行之后机舱开始变得幽暗，乘客需要睡眠，机舱关闭了照明灯。坐在靠舷窗的乘客也拉下了窗口的遮光板使机舱的光线幽暗。与往日他看到的天空不同，往日是向上仰望，而此刻是平视，他穿行在云层之上，高空之间，可以看到与机翼平行的太阳或明月，如同他曾经无数次梦到过的样子。然而，实际上那是他的灵魂脱离肉身在夜空中穿行的样子。星辰就在身边伸手可触。天穹中的大气从身边飘浮而过。天穹中的气流不会是柔软的，它们会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巨大的空客机有时会产生剧烈颠簸。这就是穿越气流产生的冲击力。

　　旅程中他有三个小时是戴着耳机通过座椅前的微型电视屏幕，看一部美国好莱坞摄制的电影《卡美洛》（Camelot）。这是在屠杀中亡命求生的亚瑟王与魔法师争斗的故事，如巨象般的怪兽崛起，所到之处城堡倾颓，桥梁坍塌，山峰迸裂，王国陷落，人们陷于疯狂而混乱的屠杀与逃亡之中。据说卡美洛是亚瑟王传说中的王国，坚不可摧的城堡，是亚瑟王朝处于黄金时代的标志，也是它的政治权力中心和亚瑟王最爱的家园。这座金碧辉煌的城堡令四海英雄皆心向往之，无不渴望投奔其中，成为圆桌骑士的一员。亚瑟王的父亲尤瑟王曾在国内进行过巫师大屠杀，所以卡美洛是不容邪恶魔法侵犯的圣城。此刻看着《卡美洛》，他想到儿时的梦境，想到充满虚空的巨兽。在高空之上，电影不再限制，然而他却看不懂。

　　因为语言的隔绝，他看着那些纷繁的选项，却没有任何内容可以选择。

　　所有电影/世界电影/德语影片/法语影片/阿拉伯语影片/南非荷兰语影片/希伯来语影片/日语影片/俄语影片/印第安语影片/韩语影片/西班牙语影片/意大利语影片/葡萄牙语影片

　　隔绝在众多的语言之外，隔绝在文明世界之外。

　　隔绝在自由之外。这是他的悲伤。七个半小时的航行后飞机开始降落。他们将在迪拜国际机场转机。那是另一个神秘的国度。他们从未抵达过的疆土。然而他在电影里看到过，美国电影《速度与激情》里故事的现场就是在迪拜拍摄的。坐在C城的影院里，在环绕着的立体音响和视听之间，观看激烈劲爆的汽车大战，穿越摩天大楼的激战震撼心魄。可是飞机真正降落到迪拜，并没有他想象的奇幻奢华。据说这是全球最富足的石油国家，从飞机的舷窗看下去，一片干燥的灰黑色。空气中弥漫着黄沙和尘土，像他在北京看见的沙尘暴。飞机降落的瞬间他看见了大海，但这海的颜色也是灰黑的，没有海洋的蔚蓝或者碧绿。这是更远的漫游。在空间上拉开他与自己的生活的距离，拉开与他所在的城市的距离，甚至与他的国家的距离。这是前所未有的视域和广角。在迪拜国际机场中转，不能离开机场，他们在候机大厅里等候转机。黄色的玻璃墙。红色的座椅，有蒙着黑袍和黑头巾的女人坐在红色座椅上。也有身穿白色长袍蓄着胡须的男人坐在长椅上。人们沉默着，偶尔用他们的语言低语。那是他无法听懂的语言。空气中有莫名的香气弥漫着。候机大厅的两边都有洗手间，蓝色的霓虹灯箱有白色的箭头指示着方向。赤脚穿着拖鞋的男人和女人走向洗手间，或者从洗手间里出来。很多女人怀里抱着孩子。机场的花形玻璃是不透明的，阻挡视线向外飘移。不时有脸部蒙着黑色头巾和身穿黑色长袍的女人牵着孩子走动。

　　他和师懿在机场里漫步闲逛。他们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陌生的人类，陌生的语言。有欧洲白人模样的中年男女双脚搭在皮箱上坐于长椅上。他们看起来神情自在轻松。人们或者捧着书阅读，或者低头看手机。离中转登机还有一个小时，迪拜国际机场有世界最大的免税店，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到这里来扫货。奢侈品专卖店。化妆品专柜。高档服饰。由明星出镜的广告灯箱矗立在大厅。在他们游逛时可以看到当地人，更多的还是亚洲或欧洲人。在这个多元的区域穿行，只有货架上的番茄和土豆是容易识别的，没有隔绝和障碍就可以被认识。一个小时以后他和师懿再次登机，飞机再次起飞。太阳映照到机翼的反光如电弧般炽烈，这是悬在沙漠之上的太阳。它使迪拜这样如同沙尘暴弥漫的城市有了一点光泽。飞机穿越灰黑浓重的云海爬升到藍天之域。按照北京时间，此刻应该是深夜，然而舷窗之外的天空还是湛蓝，晴朗无云，这是一次没有夜晚的航行。

　　到北京时间午夜之后，他身体的生物钟还是进入休眠期，然而他感到困倦却难以入睡。

　　师懿是睡意正酣。她戴着黑色眼罩，倚靠着椅背，身上盖着蓝色毛毯进入沉睡。

　　机舱里的很多乘客也都睡着了。环顾一下，只有他是醒着的。在这万米高空而又漫长的航程，他有足够富余的时间想自己的事情，想他在地上的生活、他的沉陷和坠落、他的困境和深渊以及身心的疾患。随身携带的棕皮笔记簿就放在座椅前的小桌板上，他继续自己的书写。《天空是唯一的限制》，这是他书写着的虚构作品手稿。他随时打开写下涌动在他脑海里的词语和句子。棕皮手记的卷首题记，是他喜欢的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

　　“活着为了讲述。”

　　2

　　“你自己先这儿待会儿。”我的街坊赵大海半蹲着身子，语调慢悠悠地对我说。

　　他的胳膊肘支在下蹲的膝盖上，青筋毕现的手在我眼前挥动，他的嘴巴里烟熏得发黄的牙在我眼前格外醒目，他的口腔有让我恶心的烟油味儿，我别过脸避免看见他。我只能坐在潮湿的地上，怀抱矗立着的冰凉的被煤烟熏黑的水泥电线杆，寒气从电线杆上渗透出来。头顶是从高空掠过的高压线，有麻雀在高压线上来回蹦跳发出啾啾的鸣叫。街上有一排这样的电线杆，我怀抱的电线杆有呛鼻的尿臊味，显然是男人们随地便溺的地方。

　　在我的故乡男人有随地便溺的恶习。当然不是所有男人，但是这样的男人总能见到。二〇一五年的春节，我从北京回故乡，看望孀居的母亲。我经常看到醉酒的男人在街角便溺。有时经过一幢建筑物，能看到面对墙壁或瓦砾撒尿的男人。在结束故乡之行坐出租车返回北京之前，我在故乡的小城寻找邮政所想要邮寄携带的物品。天空下着暴雪，在大雪纷飞的时刻，我透过车窗看到小城街头有男女互殴，一个身材高挑身穿乳色呢制风衣的长发女子，一个身材矮小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还有一个脸色微黑穿着绛色风衣的女子。身材高挑的长发女子站在马路边，一手揪住男人，一手揪住穿绛色风衣的女子。我听到女人站在当街骂男人：

　　“枪崩你的，不要逼脸！”

　　故乡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语词和行为的粗犷显而易见，这是底层社会使用的语词和生发的行为。中年男像是商人，穿乳色风衣的女子估计是原配，男人或许跟绛色风衣女幽会，被原配跟踪或盯梢而来，当街捉住他们。有辆白色奔驰轿车停在路边，绛色风衣女是被乳色风衣女从车上拉下来的。被揪住衣领的男女无法挣脱，抗争和辩解都没有效果，乳色风衣女腾出一只手抽绛色风衣女耳光，边抽耳光边骂：“臭不要脸！臭不要脸！”绛色风衣女努力躲闪试图挣脱，男人拦阻申辩无效，趁混乱之际逃脱女人的手掌。大雪纷飞的街头我看见这样一幕：矮个男人在雪地上缓慢奔跑，他担心路滑摔倒。后边有女人缓慢追逐，她穿着高跟鞋不适合奔跑。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五六米远的距离。男人脸色发白气喘吁吁，女人哭泣着在后边追赶。这样的街头景观令我惊诧。

　　那根电线杆，我是说一九九〇年初冬的电线杆，矗立在我故乡空旷而萧瑟的街道上。

　　这是午间。冷风吹袭，废纸屑和尘土沙砾都在我身边旋转。几分钟之前，赵大海推我站到电线杆前，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就将我的双臂拉起环抱住电线杆。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金属制品，看见是带链的手铐我心惊了一下，还没等反应过来，手铐就分别扣到我的两只手腕上。感觉体内的血猛冲到头顶一阵眩晕，手腕被钢制的利齿紧咬我觉得生疼，初冬的电线杆凉气渗入两臂传至肌肤。我打着寒战，因为冰凉，也因为愤怒。

　　“哎，你怎么铐人呢？凭什么铐我？”我冲着赵大海喊。

　　“喊啥喊？知道你不是哑巴！”赵大海温和的声音变得强硬。

　　这是个可笑的家伙，他的脑袋经常神经性地晃，几秒钟一次。我看着面前这个中年人，跟他说话我得仰头。从我的视角看这个瘦高个的男人牙齿焦黄，他的身上散发着呛人的焦油味，这味道让我作呕。赵大海穿一身蓝布的确良中式制服，脚上是白底黑帮懒汉鞋。赵大海跟我家同住珍宝岛家属区，算是街坊，我家是31栋，他家是56栋，我们相隔一条街，平日在街上总能遇见。他的女儿赵淑英还是我中学同学，那是长着一双眯缝眼，皮肤微黑，身体干瘦像麻杆的女孩。可是现在赵淑英的父亲竟然押着我。押着也就算了，还使用手铐。

　　多年后我回故乡，在街上遇到一群退休的老人。街上总是有很多退休老人，没有事情可做就扎堆闲聊。这些老人头发花白，身体干瘪，牙齿也缺失。死神经常从这些老人群里挑选要带走的人，我每次回故乡的时候都能遇到家属区搭起的白帆布帐篷，帐篷里停放着漆成朱红色有着大海图绘的画儿，花圈摆满灵棚的两侧。摆着亡者遗像的棺木前或跪或坐着披麻戴孝的人。我要说的是，在街上的老人群里，我看见过赵大海，几乎认不出这个人。正是隆冬时节，他穿着一件黑色羽绒服，在袖筒里笼着双手跟身边的老人们闲聊。他的头顶完全秃了，头发掉光了。他的眼睛眯着，布满皱纹的脸颊瘦削如核桃，完全看不出他早年当派出所片警的勇武。我没有跟他打招呼从他身前经过，我想他已经不会认出我。

　　是的，时间会改变一切，也会瓦解和销蚀一切。

　　时间很容易将人与世事变为云烟和尘土。

　　路边有家门面简陋的小酒馆，有人在里边喝酒。赵大海把蒙满灰尘溅满泥浆的三轮摩托车停在酒馆门前，他进酒馆吃饭。看样子他经常这么干，随便把人铐在什么地方。我想要等他酒足饭饱后才能带我到派出所。我的肚子也饿，像是揣着青蛙呱呱直叫。赵大海应该带我去吃饭，他铐我就应该负责我的伙食，可是他只顾自己吃。

　　距离我百步之外是一幢行政办公楼，马路上有下班的人来回穿行，有好事的人看着我。赵大海将我铐在电线杆上有示众的意味，我低头尽量不让人认出来。

　　不时有麻雀飞落到头顶的高压线，毛色灰黑的鸟儿在高压线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叫個不停。鸟儿的爪子带有绝缘体，不会触电，如果是别的动物踩在高压线上会遭电击。以前就有少年爬电线杆掏鸟窝，触到高压线身体被击穿，像团火球掉下来。我是职业电工，对百万伏的高压电线的能量很清楚。我的工作是负责矿井下供电系统的运行，每天下矿井在黑暗的巷道走一个多小时，到达我值班的变电硐室，那里有五台漆成黑色的变压器，有十二台防爆开关。我的工作是保证这些变压器的正常运行，也是确保矿井里供电系统的正常运行。

　　单位如果知道我现在戴着手铐被警察押着会炸窝。

　　过了大约半小时之后，赵大海从酒馆里出来。他手里举着用筷子串起来的两个馒头。

　　他用另一只手掏出钥匙。手铐打开，他把馒头递给我说：

　　“吃了吧，现在你还能管饱，以后就难说。”

　　我很饿。被这个人带出来，饥肠辘辘。

　　但是我拒绝吃他带来的馒头，以表达我的抗议。

　　“真他妈不知好歹，老子好心当驴肝肺，你就饿着吧，饿死你！”他说。

　　赵大海手里举着筷子串起来的馒头，重新给我戴好手铐将我塞到停在路边的摩托车斗里。

　　他的双脚踩着车蹬发动引擎。我闻到从摩托车的排气管吐出来的废气，一阵头痛。

　　就在摩托车启动的时候突然有东西从高空落下砸到我头上。

　　我戴着手铐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只感觉是黏稠状的浓汁。

　　它们从我的头顶沿着脸颊流下来，我闻到一股鸟屎的气息。

　　这泡鸟屎让我觉得自己凶多吉少。我的心意沉暗。

　　我想厄运正像黑鸟拉出的那泡屎飞临到我头上。

　　对厄运我不陌生，这辈子没少跟它照面。

　　深秋的黄昏，我跟母亲在老屋前晒棉衣，放在衣箱底的棉衣被母亲抱出来晾晒，准备过冬穿。那些棉衣放到箱底夹进雪白的卫生球，但并不能保证衣物不受潮。“受潮的衣物会生虫。”母亲这么说。她抱着那些棉衣，一件一件搭在晾衣绳上，院子一排排挂满颜色各异的衣服。父亲也在院子里，弯腰用斧头砍削树干的枝杈，他用那些枝杈打制一架可以登高的梯子。

　　父亲用斧头细致地砍削树杈，那些树杈是他从河湾背回来的。他挥动斧头，将铁钉砸进树杈里。

　　我们都在院子里，做着各自的事情。我在拆卸一只旧马蹄表，我是在储物仓里发现它的。看到这只时针停止摆动的钟表，我生出拆卸它的冲动。搬出父亲的铁皮工具箱，取出螺丝刀、改锥和钳子，我坐到铺在地上的棉垫上拆卸它。钟表铁制的外壳放在我的脚前，拆卸下来的指针放在脚前，我需要再拆卸显示时间刻度的表盘。没有理由，就是想拆卸它，这是我作为三岁儿童的执拗。然而这是有难度的事情，死活拆不下来。

　　礼拜日。父母把星期天叫作礼拜日。这个叫法现在让我想到欧洲恢宏的教堂，想到教堂里在静默中祷告的人。可是我们的礼拜日跟教堂和祷告无关，这一天只是父母的公休日，他们不用出门去上班。这是晋北最舒适的季节，天气不热不凉，阳光微热而透亮。阳光照到我们身上，将我们的身影投到地上。我们的身影随着阳光在一天中的位移而变化。夕阳开始沉落，颜色猩红，我们的身上都镀着一层猩红。到黄昏的时候父亲的活计接近完成，一架木梯做好。父亲将木梯斜搭在房梁边，踩着上房顶。房顶上堆积着很多木柴，他要重新码放木柴垛。

　　我仰头看着父亲在房顶上忙碌。木梯就在面前，在我看来这木梯新鲜而奇特。很想踩着木梯像父亲那样爬到房顶上去，房顶上视野开阔可以看到很多地上看不到的事物。想着就那么做了。丢弃被拆卸得乱七八糟的钟表，我双手攀着木梯，颤抖着双脚踩着梯子向上爬。越往上爬，越害怕，不敢朝下看。眼看爬到房檐顶端，我攀住木梯朝上看，寻找父亲。我看到倾斜而上的房檐有柴草垛，看到柴草垛下伏着一只毛色灰黑的猫。那只猫闪着幽蓝的眼睛，在我看到的时候它惊叫一声，嗖地窜逃出去，我也惊叫一声，浑身一颤。我看清柴草垛里还卧着一群相互依偎着的灰色小猫，我又颤了一下。这次颤抖更强烈，像是被电击。我踩着木梯的脚下一滑突然闪空，身体顺势从木梯坠落，我重重摔在地上。

　　这是我最初遭遇厄运的时刻，在表面上美好而安宁的瞬间。没有预兆，厄运突然而至。母亲被我摔下来的情形吓傻，惊叫一声扑到我面前，抱起我连声唤着我的名字。我被唤醒睁开眼睛看到母亲惊慌失措的样子，但是很快又昏迷，母亲近在眼前的呼叫变得遥远而微弱。

　　我高烧昏迷的时候，矿区保健站的女医生到家里来出诊。梳着大长辫子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用她挂在脖颈上的听诊器在我的胸膛上来回移动听诊后对我妈说：“这孩子是高烧昏迷。”

　　医生说得对，可是她的话并不能消除父母的恐慌，他们担心我就这么死掉。

　　“这孩子吓丢了魂儿。”住在东山坡上的仙姑黄麻妈说。在建到山梁上低矮幽暗的房间里，父亲站在黄麻妈的面前听她的解说。因为我受到惊吓长久昏迷，父亲到东山上找黄麻妈看，据说她顶着石窟佛头上的一只神鸟，能占卜生辰八字，预知生死吉凶，能治各类疑难杂症。黄麻妈的预言和救病能力属于民间巫术的一种，需要求助的人都会去找她。父亲找到她，也期望她能帮忙救他的儿子。其时家里陷于混乱，母亲焦急而悲切地守护着我，不时唤我的名字，而我躺在炕上浑身火烫昏迷不醒，偶尔我可以被扶坐起来张嘴喝母亲递给我的水，但我就是不能从昏迷中醒来。“你儿子丢了魂。他的身体在，魂不在了。”黄麻妈说，“魂儿出窍四处游荡，不叫回不来。”

　　或许就是这次高烧昏迷，使我成为一个灵魂偶尔可以出窍的孩子。人有七窍，不明白我的魂魄是从哪个部位出去，总之它会出窍。魂魄和肉身分离，它们各自在不同的区域内活动，肉身在大地上，魂魄在天地间浮游。这样的情况大概比较少见，知道的人都觉得怪异。“怪孩子”。这是镇上某些大人对我的称呼。我不是很在意这个称呼，可是我妈受不了。她要是听到谁这么叫我会生气。我妈生气的时候不大好惹，她平时温良，生气的时候像威猛的母兽。

　　灵魂出窍，对很多人来说是恐怖的事情，它真实发生在我身上。

　　我的魂魄突然离开我的肉身如风而行，在天地之间漫游。没有了肉身的限制它轻如羽毛，甚至比羽毛更轻。它就那样飘游在天宇之间。这样的情况出现时，我的灵魂是快乐的。然而我的意识是慌张的。意识属于我的肉身吗？我搞不清楚。据说人有肉身，有灵体，也有魂魄，之外还有意识体。这些我都不懂。我只是疑虑，搞不清楚为什么我的灵魂不能牢固驻守在我的肉身，它脱离我的肉身飘荡而去，是因为没有关闭的门阻挡，或者有门没有锁。

　　这是我遭遇到的生命神秘的迹象之一。

　　三天三夜，我处于昏迷状态，完全人事不省。

　　那时候我妈就要带着我的衣服去河边喊魂。

　　“瑞兒，回家，瑞儿，回家。”

　　母亲就那么喊着，边喊边往家走。

　　在我生活的小镇，大多数人不知道灵魂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人有灵魂这种东西。我恰巧是知道的。我有真实的体验，虽然不常有。但是有过体验和没有是不同的。我是能看见自己的魂魄的。灵魂出窍，就是这个词语，这是我后来用以形容自己状态的恰当词语。那时我有了灵魂出窍的体验。一个自由的灵魂寄居在我的肉身里。当然那也是脆弱的灵魂。自由不是指精神状态，而是指物理状态。就是说我有灵魂出窍的能力。只要我独自长时间静处，我的灵魂就会飘出去。灵魂能飘到哪里呢？我的意识到哪里，灵魂就能飘到哪里。我的意识和灵魂是同为一体。这带给我困扰而不是安享，因为灵魂出窍是不好的。“魂不附体，这样的孩子怕是活不久长，迟早会离开你们，到他愿意去的地方。”黄麻妈对父亲说。

　　父母焦虑而慌张，不知道如何应对才好。母亲拎着我穿过的褂子出门，到居所附近的一条枯水河边唤我的名字为我叫魂。这么折腾了三天。后来我的神志苏醒了，但是我不记得任何事情，不记得灵魂出窍的状况。那三天是我生命中出现的绝对空白。这是神秘的空白。

　　如果时间是一条河流的话，我的时间之流出现过截断。出现截断而又能前后相接继续迁流前行，这样的事情只能用神秘来解释，因为我说不清楚，任何人都说不清楚。

　　头顶三尺有神明。这是母亲经常说的话。或许只有神明会告诉我，那个时刻我的灵魂到了哪里。

　　我头上顶着鸟屎被带到一幢简陋的墙皮脱落的三层旧楼。

　　旧楼是灰砖砌起来的，靠近河湾，一道堤坝隔开漫溢的河水，河岸之上长满枯草。此前这幢楼我经常去，因为这幢楼里有邮政所，到那幽暗有着草绿色调的邮政所取信或者寄信，这是我在很长时间里做的事情。我已经开始练习写作，经常会把写好的稿子仔细装订，封在牛皮纸袋里写好邮寄地址扔到邮政所柜台下的橡胶框里，等邮政所的工作人员统一分发。邮政所的工作人员身穿绿衣胳膊戴着蓝色袖套在光线幽暗的房间里忙碌。邮政所的隔壁就是派出所，以前我在派出所办理过身份证知道里边的情形，外勤室、内勤室、户籍室、档案室、所长室，这是派出所分列的办公室。一间由铁栏焊制的羁押室，铁栏门锁着大铁锁，里边没有桌椅，空无一物，那是羁押犯人的地方。我曾经做梦梦到过自己被羁押在狭窄逼仄阴暗简陋的监所里，梦到我置身逼仄的监所独对阴冷枯索的水泥墙壁，我被这样的梦境惊醒。

　　赵大海打开铁栏监所的门，在我后背上推了一把。

　　“进去好好待着，你得做好长期在这里的准备。”

　　铁栏门被他锁起来，我成了栏中之物。被关在铁栏内，我头脑恍惚感觉如在梦中。

　　头顶上的那泡鸟屎一直在。手被铐着的时候没有办法擦掉它。手铐被打开，我伸手在头顶摸了一下，摸到黏稠状的物质，手放在鼻孔前闻一下，胃里一阵恶心。

　　霉运从天而降。从高空落在我头上的这泡鸟屎很像一个隐喻。

　　“我要出去，放我出去！”我站在铁栏里喊，没有人理我。

　　办公区进进出出的人各自忙着事情，他们无视我的存在。有穿着黑蓝制服的女警员在楼道里打电话，在这里工作的女子大多有很硬的社会背景，她们神色骄傲不会理睬我。肠胃空空荡荡饥饿感让我心慌。屈辱和饥饿感像两只黑色的鸟同时栖落到我头上。

　　我的喊叫引来一个警员，他从一间办公室出来，手指间夹着一支烟，一边吸着一边朝我在的铁栏走来。他从裤带上解下钥匙打开铁栏的门，我以为他是提审者，准备跟他理论。

　　“你他妈嚷嚷什么？”他嘴里吸着烟，斜着眼睛看着我。

　　还没等我张口说话他就一脚踢过来，正踢在我的膝盖上，一阵剧痛我当即跪倒在地。

　　在我倒地之后他飞脚在我身上猛踹，我只听着他骂：

　　“妈的逼，让你叫嚣！让你叫嚣！”

　　以前我是看到过有人被带进派出所，也看到有人被关在铁栏内狠揍，但是怎么也想不到这跟我有关，原以为我这辈子是不会跟警察打任何交道的。

　　然而这次是在劫难逃。我的脊背和屁股以及大腿被那个人飞脚踹着，我猜这是个练过擒拿格斗的人，他的身手矫健灵敏，腿法强劲。我本能地用双手护着脑袋。我想千万不能被这个家伙踢到头，我是依靠头脑生活的，头脑受到伤害人就废了。当然手也是不能被伤的，我还要用手写字。我的手还没能为我写出杰作，我是准备让它为我书写杰作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手指。以前我的手被挤伤过，受伤的手无法握笔，那时就很恐惧。不能阅读不能思考不能写作的生活很恐怖，在我看来就是废物的状态。终于我等到那个人发泄完怒火，停止他的击打。

　　“再敢不老实还揍你！”那人说着，喘着粗气走出监所，他把铁栏重新锁好。

　　从地上爬起来，我隔着铁栏看着那人走回办公室。我的眼前一阵晕眩。

　　我想洗掉头上的鸟屎，可他们不放我出去洗脸。

　　他们不在乎我头上是不是有鸟屎。

　　3

　　生活本身比被殴打的疼痛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这是美国作家查尔斯·布考斯基的话。初冬时节，他乘坐D字列车由北京前往C城，从他的工作之城到幽居之地。旅途中翻看列车提供的免费读物，一本插在座椅后袋的《旅伴》杂志，竟然有布考斯基的纪念专题。此前他就看过布考斯基的《邮差》《苦水音乐》，这个大半生都甘愿在困境逆旅中浸泡的“人渣”作家令他亲近。他的关于殴打的体验性叙述，像一把利斧劈开他记忆的冰河，往昔时光如粼粼波光闪现。他看见他所认识的“殴打”。

　　有段时间他对上街发愁。街上总有让他畏懼的暴力事件发生。有时突然就看到有人奔跑，后边一群人追赶。那些人手握铁棍砖头追上奔逃者，对着他们的脑袋猛击。被打的人鲜血直流，倒在地上像被宰杀的公鸡一样抽搐。施暴的人看着对手没有反抗余力才住手，带着手下一哄而散。这是他看到的矿区街景。少年街头寻衅滋事，肆意斗殴，狂暴血腥的场面让他恐惧。总有这样的年轻人，以残酷和暴力展示他们的力量。矿区在不同时期出现过年轻人组织的帮派，“斧头帮”“菜刀帮”等，领头的都是在外闯荡赢得黑道威名又返回家乡的，这些人出没在街上横行无忌没人敢惹。他害怕街头暴力，但是恐惧并不因为害怕就自行消失。

　　这是靠拳头争雄的世界。工业煤烟弥漫的天空，灰暗泥泞尘土遍布的街道，人的面孔僵硬，表情凝滞。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人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击破他们死水般的生活，加入街头滋事斗殴的行列。很多少年因为斗殴被劳教，因为施暴被判刑，因为残害性命被枪决。

　　他也被人殴打，没有理由，不知为什么就被身高马大的野孩子拦下，耳光左右开弓打过来。服不服？不服还揍你！那个野孩子说。这是屈辱的经历。他就想报仇，回到家翻找父亲的工具箱。榔头、尖锥甚至自行车的钢锁找了一堆，这些都可以作为武器武装自己，还击仇家。但是武器有了，勇气没有。他总觉得用这些铁器暴打人头是恐怖的事情，他一直害怕溅血。腰间别着那些铁器，满大街游荡，然而即使找到那个殴打他的人，他也不敢动手，心里会生出无数的仁慈理由消解仇恨的意识。这是人性的怯懦和软弱，也是人性的悲悯和哀怜。

　　然而内心的仁慈和脆弱并不能使他避免被毆打的命运。

　　野孩子，这曾经是他对自己的看法，也是别人对他的看法。

　　很久以来，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野孩子。并非没有家没有养育他的父母，而是他在精神上无所信靠无所归依。颠沛流离或流离失所。这是他多年来的自我意识，但事实上他的身体被长久拘囿在某个角落，他习惯在角落里沉思，也喜欢独自漫游，然而他的双脚很少走出过故乡的边界，在整个少年时代孤寂和哑默就是他的状态。

　　他当然不重要。如果从宇宙浩瀚的星际向下看他就是虚无。从航行在高空的飞机上看他就是蚁类。但是如果让他的爹娘看就是至亲之物。很多时候他们以为的价值是相对的，对它的判断取决于他的参照系。在他看来他就是尘土和沙粒。黎巴嫩的伟大诗人纪伯伦说：

　　你和你所居住的世界，只不过是无边海洋的无边沙岸上的一粒沙子。

　　他就是这样的一粒沙子。尘土和沙粒也是有生命的。

　　进入这粒沙子的内部，勘查和发掘它的生命遗迹。

　　这是他的工作。

　　现在他远离故土和原乡生活在异城。

　　他是一个自我放逐者。是的。是自我放逐。不是漂流。也不是流亡。

　　这是他告别京郊小镇的时刻，短暂的离别。离开小镇的前天早晨，他准备早餐，发现扔在客厅铺着红黄篮暗格桌布的餐桌上，他从超市买回来的咖啡卡布奇诺喝光了。他想再冲一杯咖啡时发现那个长方体深褐色印有泛着咖啡浓香泡沫飘着缕缕热气的纸盒已空。他只在里边找到一串连接在一起的巧克力可可粉。把可可粉倒进杯里也算是物尽其用，然而喝一口他就知道这个可可粉是他不喜欢的，它浅薄而甜腻。

　　喝完咖啡清理房间。每次离开京郊小镇的寓所，他都会花半天时间清扫、整理、洗涤。

　　回到小镇的时间有时长有时短，他在外边游走或寄居的时间也有时长有时短。每次回到他在小镇的寓所都能发现某种变化。时间改变运动中的物质，这很容易理解。但是时间还能改变静止的物质，他还是感觉意外。尤其在他亲眼看到这改变的时候内心会被震动。发现这变化是在一年前，他从C城回到京郊小镇，清洁寓所。客厅的中央，在靠南墙的位置呈L形摆放着三组银白色布艺沙发，沙发前放着一张沉重的长方体黑色木制茶桌，茶桌上摆放着各种物品，其中有一个乳色长方形塑胶纸巾盒。它放在茶桌左上角的位置，他需要纸巾时，坐在沙发上伸手即可。这个纸巾盒在它所在的位置待了有五年。从二〇一〇年的元月开始，他从超市买回来放置到那个位置。很长时间他习惯了它的存在，习惯伸手即取。习惯的结果就是让他忽略它的存在。他认为自然如同时间一样成为存在的形态，他们不去改变某种物质存在的时候它会永久在那里。使他修正自己想法的是某个下午。

　　他回到小镇，也是清洁寓所的时刻。他想擦拭一下茶桌，在他离去的时间它蒙满尘埃。擦拭茶桌的时候需要移动桌面上的一些东西。雕满篆刻文字的竹制笔筒、石质的器皿、紫砂茶壶，还有就是那个塑胶的镂空纸巾盒。可是在他的手伸向纸巾盒的时候，变化出现，他的手指刚触到盒子，它突然在瞬间粉碎仿佛散开的火柴。这粉碎令他震动，恍然看到时间的力量，它令静止的物质粉碎。在塑胶纸巾盒粉碎之前，雕满篆字的竹制笔筒已经开裂。铺设在地板上的釉面瓷砖应该算结实的吧，可它们在他回到小镇的时候也纷纷迸裂。发现这改变是他走进书房的时候，脚踩在地砖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伴随这声响的还有迸裂的声音，仿佛地砖下边是凌空的，随时可以塌落，以至于他不敢再走动，进书房会沿着边缘绕道而行。这是发生在生活内部的事件，它让他看到时间在流逝时产生的力量。这是跟他有关的变化。他愿意注视发生在个人之上的变化，包括它被流逝的时间改变的印迹。

　　客厅靠窗的位置相对放着两张褐红色的藤椅，中间隔着如朝鲜腰鼓形状的藤编茶桌。这是他在小镇的寓所用来喝茶阅读的位置。天气晴好的时候，坐在藤椅之上，隔着悬垂的白色纱帘，阳光会照进来。阳光会映照到室内的地面。透过落地窗朝外看去，可以看到褐色的楼群，在冬季包括春季显得枯索的树木，楼群之间的空地，穿过住宅区的水泥道路。枯索的花圃草木，太阳悬在天空，这是他能看见的。铺在茶桌上的玻璃板下放着一幅约翰·列侬身穿军服戴墨镜的半身肖像照。这是他在某处旅行时买到的，约翰·列侬与放在书房的阿尔贝·加缪的黑白肖像形成他寓所里的双星。他愿意逝去的伟大的生命穿越时光汇聚在他身边，愿意追寻伟大的事物被它们召唤引领。对世俗功利则保持适当的疏离，这是他对世事的态度。

　　还有一些肖像是与他有过交集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黑白肖像放在他的书架上，老帅哥满头银发身穿黑色西装白衬衣打着红色暗格领带，他睿智而英俊的面孔被世人所称道，略萨手指托腮眼神深邃向着他凝望着。在肖像下印着白色宋体字——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一个作家的证词。事实上这是他在位于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席略萨演讲会的请柬，他将它嵌在一个白色纸板做成的相框里。这个放略萨的黑白肖像的相框更适合他的工作室的气质，它可以激励他。世上写作的人有各种类型，他尊敬那些具有思想力量具有丰沛创造能量也具有人格魅力的作家，略萨是其中之一。

　　其实他还在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大厅坐满出席演讲会的嘉宾和新闻记者，拉开帷幕的讲台长久地空着，一张蒙着深绿丝绸桌布的桌子和一张黑色的皮质沙发椅长久地空着，在人们等待的时刻，略萨乘坐的从上海到北京的航班延误，他滞留在机场的贵宾厅。在中国的各大机场航班频繁延误已经成为常态，跟随略萨的助理不断安慰他。不管多么伟大的人物到了机场都要接受滞留这种令人烦躁的情况。航班好不容易可以飞行，两个小时飞行之后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仓促换乘等候在那里的轿车极速赶往演讲大厅。北京是略萨中国行的第二站，此前他在上海已经出席过各种活动，包括成功的文学演讲，当时他在上海的同事已经对他做过访问，访问的问题是他们共同设计的。当略萨仓皇地从上海赶到北京的时候，他的状态相对轻松，专访做过以后他只需要做现场观察的综述。他愿意参加这次演讲会，愿意亲眼看看略萨。一个杰出作家的状态是怎样的，他的思想气质和创造力的显现，这都是他长期关注的。这是他的工作之一。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他遍访中国的作家学者，也多次访问外国的作家学者。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和观察以及有价值的呈现是他在这个时期的重要工作。

　　多年来的工作经验让他体会到如下事实，中国本土的作家学者令人失望的多，那些生活在他国的作家学者——比如欧美的作家和学者令人尊敬的多。略萨对权力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个人的挑战、反抗和失败给予了犀利的叙述。在瑞典学院宣布他获奖及其理由的那个时刻，他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布以前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猜测谁会是获奖者，英国有家博彩公司专门开设赌局押可能获奖的作家。当然很少有人能猜中。瑞典学院那些年迈的老人们是不会让人猜中的，每次的评选结果都令世人大惊。他很少做这种猜测，他要做的就是做好冲刺的准备，在瑞典学院宣布获奖者消息的瞬间投入工作。他要联系获奖者在中国的著作出版人，寻找他著作中译版的翻译，研究他的人文学者。联系他的国家驻华使馆，寻找文化官员，通过他们所见的讲述呈现获奖者。这个方法他用了很多年。

　　在此之前他做过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做过土耳其作家M，做过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访问的路径基本轻车熟路。每次到那样的时刻他就成為工作狂，穿梭在城市里，到大学校区，到学术机构，到外交公寓，到个人住所，去寻访那些已经预约好的作家、学者和翻译家。打开录音机跟他们对话，问准备好的各种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就是他的工作。访问完毕赶回家稍作喘息，先将录音文件传给跟他长期合作的速记公司，请他们整理访问内容。然后他做案头的研究，这个时间可以去住所附近的餐馆用餐，或者稍微休息一下，等到录音文件整理好返回住处开始写访问稿。在截稿期到来之前将写好的文稿发给报社的编辑，这时候他的工作就告一段落。顺利的话就等每周四报纸上摊，他出街去报亭买一份报纸，悠然地读报，看看自己写下的文字印在报纸上的样子，那是惬意的时刻。

　　工作是美丽的。他想这种意境就是指他工作完毕之后的状态。

　　然而事实上他的体验更多的是挫折而沮丧的时刻。

　　——加缪和奥威尔说：不讲道德的文学是冷酷的。

　　——有时我问自己：在一些像我的祖国这样读者少，人口多，文盲多，社会不公的国家里，文化是极少数人的特权，那么写作是不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奢侈品呢？但这样的疑问从来没有窒息我写作的爱好，我坚持写下去，包括填饱肚皮的写作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

　　——为什么一切顽固控制公民（从出生到去世）举动的政权都害怕文学，从而建立镇压文学的审批、检查制度，都神经过敏地监视一切有独立思想的作家？

　　——他们企图让公民相信生活在牢笼、监察和监狱中比较安全舒适。

　　——文学不再是一种游戏。文学变成了一种抵抗敌意、抗争、反叛、逃避不能容忍的方法，成为我生活的理由。文学是对生活虚构的表现，但这样的表现却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帮助我们在生老病死的迷宫中找到方向。

　　这些句子是他引自略萨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致的受奖词。他被略萨的演讲打动，尤其被这些句子打动，被这些句子所传达的思想所打动。他觉得略萨是生活在一个正常国家，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在他看来这是正常国家必须具有的状态，也是健全而文明的社会人所应有的正常状态。那天在等待略萨到来的时候他的心情却是少有的柔和与宁静。这是他向大师致敬的时刻，略萨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讲大厅的时候，原定的演讲时间已过去三十分钟。等候在听众席里的人们还是对走上讲台的略萨报以热烈的掌声。主持人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他先代表中国社科院为略萨颁发荣誉证书，在设计好的笑谈中引言，把讲台留给因迟到而惴惴不安的略萨。他身穿黑色西服白色衬衣打着红色领带坐到讲桌后边的那张沙发椅上，很快略萨就以他的深邃而机智的演讲征服了演讲大厅里静心聆听的人们。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一个作家的证词，这就是他在那天上午迟到之后所做的演讲的主题。他讲到幼年时期开始的阅读经历，讲到他的国家的状况，政治和文化的现实，讲到他家庭的背景和社会的演进，讲到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比如萨特和加缪，比如福楼拜和马尔克斯。他讲到的这些作家也都是他热爱的，他一直安静地听完他的演讲。除了这场演讲，他还参加那天下午略萨与中国作家的对话会，因为专访已经由同事做过，他只要跟定他观察他就OK。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会议室里，略萨与被遴选出来的中国作家围坐在圆桌前畅谈他们各自关切的话题，那天他亲眼见证了一个杰出作家的智识深邃思想锋芒人格魅力以及个人言说风度。他将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写到了综述稿里，这次文稿算是正常地发出来。那份请柬就被他装到相框长久放置在客厅里做纪念，他要让略萨深邃的目光笼罩居所。

　　他在小镇的住所是他的起居室兼工作场。

　　二〇一〇年到来的时候他按照自己的审美原则装修好了这幢在二〇〇七年就购买下来的乡间住宅。他给自己规定了时限，就是在那年的元旦到来之时开启自己新的生活纪元。他要结束幽暗的漂流生活，结束颠沛流离安定下来，安定在环境优雅光线明亮的居所里，安定在心意美好具有艺术风格的空间里。为了这个心愿他在工作繁忙的时刻每天穿越一座城市到小镇来检查装修工程的质量。他将装修工程交给一个留着披肩长发的年轻人来做，在事前反复沟通他要的设计风格，然后他跑遍当地的建材公司购买装修材料，每样装修材料都是按照他的理想当然也按照他的购买能力买下来的。极简主义是他倾心的，他选择黑白色调，使装修的房间呈现出黑白的质感。激励自己工作而不是安逸享受，这也是他为居室的设计提出的环境造型，所以沙发是白色的直角式，不是那种坐下来就陷入其中的酥软式。他准备好在迁徙新居之后好好生活也好好工作，美好而精进地开创个人的事业。

　　曾经有段时间这个仿欧的乡间小镇成为他远避喧嚣的乐园。需要体验京都的繁华他就会乘坐班车进城，花四十分钟就进入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从那里可以体验一座浩繁之城的全景风貌。他需要安静独处的时候就待在居所里，潜心做自己的事情。他很少会带朋友到家里来，更不带女人到居所来。他要保持它的清静和整洁，等待一个他真正爱的女人的到来。

　　后来他确实如心所愿等到了这样一个女人。但也由此开启了他再次在路上远行的生活。

　　在三年的时间里他不断地离开这里去往C城，那里是他爱的巢穴。

　　现在因为辞去工作，也因为远离体制，他很有点众叛亲离的味道。

　　“那么在余生我们就做个无国界者吧，我们的主义是世界主义。”师懿跟他开玩笑道。他喜欢她的这个说法。这是他要的境界。在过去的时间里，他带着师懿——他的爱侣，也是他的精神理疗师四海漫游。有天深夜他们从故乡乘坐飞机回北京，因为是在中国的春节期间，返程的火车票售罄，长途客运车不安全路上也会堵，他们就买了机票。但是这次航班飞机要降落的不是使他们回家便利的首都国际机场，航班从故乡小城的机场起飞，飞到北京上空直至降落地面是四十分钟。他们的感觉是刚刚坐稳飞机上的座椅就到了降落的时候。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几次飞机因为气流冲击而产生的颠簸。让他们感到幽默的是，从降落的南苑机场坐大巴回家，中途在西单大厦换车就要花去三个小时。这中间仅仅是由南向东穿越全城。机场大巴到了西单长安街停下来，出租车很难打到，北京的出租业管理混乱，司机拒载已經是司空见惯。他们拎着沉重的皮箱换乘地铁，在西单地铁的站台等地铁到来的时候，他们满身长旅征尘。

　　“我们就这样环游世界。”他对师懿说。

　　“环游世界，走遍任何一个我们热爱的国家，走遍任何一个我们热爱的疆土。”她回答。

　　后来他对他的诗人朋友谈起他的情感生活，他说：“本质上讲，人之相遇是命定。她懂我全部，她也是我的精神理疗师。”

　　诗人回答：“一切皆是命定。好好珍惜，好好配合治疗。”

　　4

　　马松嘴里含着半截铁钉，另一枚铁钉拿在手里，他握榔头往门框之侧敲击。他在钉一块铭牌。榔头敲击铁钉的声音在楼道震响，有尘土噗噗落下来。我站在他的身边看他敲击铭牌。楼道光线幽暗，我还是能清楚看到铭牌上的字迹：蒙娜丽莎艺文沙龙。人的境遇经常会被偶然性改变，微小的偶然性会使我们的命运发生剧烈转折。改变我的境遇和命运的是蒙娜丽莎艺文沙龙。马松是沙龙的主人。有很长时间我深陷在马松感伤而凄迷的往事中。

　　在某个深秋时节，我从北京乘坐火车返回故乡，往返奔走于马松倾颓的家室，看望他沉浸于丧子之痛的父母和永失爱者的眷属。马松曾经在车祸中落下不能治愈的残疾，他骑着野狼摩托车撞向一辆装满钢板的大货车，连人带摩托卷入大货车的巨轮下。这是意外的灾难，但也可能是马松蓄谋已久的，那段时间他内心绝望，精神崩溃。后来他是在西行途中被一场雪崩所覆盖，他独自沿着川藏线漫游，上雪山，走沙漠，用苦行刺激日益虚无的心。他是在攀登喜马拉雅山的雪峰之时被雪崩所覆盖。马松的遗体在雪峰之间找到，救援人员将他的遗体送往当地的殡仪馆。他的哥哥前往藏地，在殡仪馆认领过遗体后火化，马松的哥哥带着骨灰坛回家。马松成为消亡的事物湮灭在时间之流，我时常默坐桌前在冥想中追念已故亡友。

　　深秋的某个傍晚，我在京郊小镇的居所寻找旧物。为省力气也为找到需要找的物品，我坐在蒲团之上，俯身在写字台下的卷柜里翻捡旧物。卷柜里的书取出来堆在身边。各种装文件的胶盒拿出来，看到有早年收集的报纸剪辑，有各种图书出版合同，各种企划文案。最后我看到两部手写文稿。两部手稿之一是用牛皮纸装订封面，写于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日的《永远的喜马拉雅》，稿纸是16×13=208格，这样规格的稿纸有一百七十页。还有一部题为《沙与沫》的手写文稿，稿纸也是16×13=208格。没有写作日期，但我知道也是在《永远的喜马拉雅》同期，这部手稿是一百三十三页。除了这两部手稿，我还发现一沓装在牛皮纸信封中的诗稿，数十封折叠成不同形状的书信。这些手稿诗稿和书信的纸页都已经发旧，要小心翻阅避免脆薄而破。居室里寂静无声，独坐书房感伤突然像潮水涌荡。

　　这些旧物是记忆的遗存。在这个日光灯映照的暗夜，往昔如暗器来袭。

　　这时候想起唐代诗人李益的诗句：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

　　个人的生活与国家的生活密切相关，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现实紧密联系。

　　这是我在此刻的体会。昔日的兄弟命运各异，境遇也各有不同。跟他们戚戚相关的人也如是。他们的家眷和亲属，他们的爱侣与情人，悲欣交集，祸福共生。

　　马松生前是矿文工团的歌手，俱乐部的后楼是文工团的办公区兼排练室。马松骑着他的野狼摩托上班。他身材高大，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磨旧的缀满银色星星的黑色皮夹克、黑色牛仔裤、棕色高帮皮靴。马松有着健硕的身材，然而相貌却平凡，粉色的脸，眼睛细小，嘴巴不长胡髭。他对自己的相貌很不满意，这也是他多次到北京投考电影学院失败的原因。他梦想当演员，表演或者歌唱。连续三年到北京投考电影学院或中央戏剧学院，然而这梦想使他饱受磨难。后来他又想出国，我总能在邮政所里看见他取信，来自欧美驻华机构的英文信件，他炫耀般地喜欢在人前抖着那些信件。然而留学梦最后也破碎。

　　在俱乐部工作三年后，文工团宣布解散。他被分配到矿区做播音员，当地的居民每天清晨或傍晚可以听到他鼻音很重的普通话广播，通常是当天或近期的报纸摘要、领导的行踪报道。做过歌手的马松不喜欢播音工作，他梦想的演艺生涯又不能实现，很长时间他过着颓废浪荡的日子。然而马松有一处按照他的理想装饰的居所，可以不受打扰地过他的私人生活。那是一幢居于闹市的封闭式七层楼公寓，他住在顶层。这个高度使他可以远眺周围的景物。房子是马松以银行贷款方式买到的。他无法在一个屋顶之下和家人共同生活，与家人共同生活让他有压迫感，他有神经衰弱的疾病，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都可以使他彻夜无眠，这当然是借口。我去过他家几次。在马松充满怪异情调的公寓房间里，他把一些偶像或他自己想出来的格言悬挂于四壁，他的书桌和沙发上扔着脏衣服和臭袜子，堆满关于电影艺术和各种教科书。那时他放弃做电影导演的梦想，放弃做艺术家的梦想，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他经常把一些女孩子带入居所，他精心布置的具有艺术情调散发着书香气息的房间犹如精心布置的陷阱，一些虚荣的女孩被诱惑而来深陷其中，据说有姑娘为他到医院堕胎。

　　蒙娜丽莎艺文沙龙带给我精神快乐，也令我遭受身心困厄。

　　沙龙的名字是我取的。那时我总在翻阅一本彩绘的达·芬奇绘画雕塑集。

　　达·芬奇是个神奇的人物。我能记得一个细节：达·芬奇经常游荡在佛罗伦萨的山丘上去观察猛禽，他用这段时间研制飞机并且尝试飞行。达·芬奇对童年最鲜明的记忆是，有一只红色的鸢在他的摇篮上空盘旋，鸢的尾巴上的羽毛扫到他的脸上。达·芬奇在解释自己为什么醉心研究人的飞行时说：“我研究过程中的情感就像一个巨大的、未知的洞穴一样。我站在地球内部的入口左顾右盼，因为我想看看有什么等着我。但那种弥漫在洞穴里的幽暗妨碍着我，在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两种情感降临在我身上——恐惧与欲望;对灰暗洞穴的恐惧以及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奇妙事物的欲望。”

　　有天马松跟我说他想搞一个沙龙：“我想搞一个艺术和文化沙龙，定期邀请哥们姐妹儿来聚集，唱歌、跳舞、读书或看电影，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脸上的表情是兴奋的。

　　“沙龙的名字就叫蒙娜丽莎艺文沙龙吧。”我说。

　　“好主意！”他赞同，“在咱们这里，绝对新潮！”

　　“最牛逼的沙龙，采用会员制，吸引最牛逼的人来。”他说，“艺文沙龙，在现代艺术和先锋文化兴起的地方盛行，欧美、苏俄，只要有文化和艺术的地方都有沙龙。咱这里没有艺术也没有文化，但是也可以有艺文沙龙。因为有我在。我为什么喜欢做这事儿？为什么要花这个心力和时间？就因为喜欢。做这些事情我高兴，搭钱搭时间都高兴。在做沙龙的时候，在谈论艺术和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活着的，没有这些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具行尸走肉。”马松的话语在时隔多年之后依然清晰地回响在我耳际。

　　沙龙的聚集会使我们见到喜欢的人。这是马松组织沙龙的初衷也是我愿意参加沙龙活动的缘由。马松到街边的牌匾制作店做了一块铭牌钉在他的居所门侧：蒙娜丽莎艺文沙龙。

　　马松所在的街区叫新德里家属区二十七幢楼房。沿着楼道陡立的阶梯上去，马松的家在七○二室。这是我羡慕的居所，当时我住在东山顶上一个废墟之上石砌的旧楼里。十七级石砌的台阶由底处通向二楼。平时经常会看见有饿狗或瘦猫从这些空着的房间里窜出。旧楼以前每幢有十二户人家，后来都迁往他处，只有我住进去。临窗可见隆起的山峰和下陷的深涧。我离开父母所在的珍宝岛家属区，独自居住在这里，当然是为了身心的自由。然而必定也艰苦。住在这里的人在街上共用一个自来水管，平时人们都要排着长队用水桶挑水，到冬天自来水管结着厚厚的冰凌，挑水的队伍更长，蜿蜒数十米。这幢废弃的旧楼，除了我再没有人住。屋内的陈设简单，一张乳白色写字台，一个衣柜，一张通铺大炕。坐在炕上，夜晚可以看到窗外高悬天际的明月，清晨可以看到喷薄而出的朝霞。屋内的角落结满蛛网和尘埃，遇到雨雪之季房屋就漏水，水滴落到脸盆里的声音有某种韵律。

　　以我的简陋居所作参照，马松的居所就是豪华的王宫。他独自住在装修过的房屋里，墙壁是银色布纹纸装裱过的，客厅中心是悬垂而下的华丽的枝形吊灯，一圈黑色的牛皮沙发摆在中间，四壁摆放着书架，每个书架都放满书，书是马松从首都北京或省城太原邮购回来的，因为在我们这里很难买到。我记得第一次走进他的居所看着书架上的那些书心里涌出悲伤。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但丁的《神曲》、托尔斯泰的《复活》、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都柏林人》，客厅书架上从人文到艺术再到哲学都有，但我觉得这些书只是马松的摆设，他很难认真读其中的任何一本书。他最热爱的事情就是骑着黑色的野狼摩托车在马路上狂飙。我猜想是蒙娜丽莎艺文沙龙拯救了马松，使他在失去恋人的时刻还能体会到朋友之间的友谊。

　　多年后我在重返故乡的时候在亡故的马松居所里再次看到他的书架上摆放的萨特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这是我喜欢的简体版，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版。这个版本如今在书店里很难见到，出版社的库存里估计也不会有。我一直想找到这部书。此前在书店里看到过新版的精装本，非常不喜欢，翻过之后又放回书架上。然而在马松的居所的书柜前看到《存在与虚无》，我的狂喜之情难以言喻。打开玻璃门，从排得密实的书中抽出《存在与虚无》，拿在手里翻着就是不想放回去。马松当年真是爱书如命的人，居所里有一面墙的书柜里的藏书也多是珍本。20世纪文学丛书、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都能从他的书柜里看到。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靳凡的《公开的情书》、戴厚英的《人，啊人》、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萨特的《理智之年》、加缪的《鼠疫》《局外人》、佩索阿的《惶然录》《圣经》《薄伽梵歌》《美的历程》，这些具有时代特质的书都是能要我命，看见就不舍离去。最初我认识马松的时候到他家里做客，这靠墙打制的书柜里的藏书令我因爱而生痛感。现在这些书成为旧时光的遗存，当我在马松长大成人的女儿高安琪的引领下，重新进入他生前的居室，抚摸那些书的时候仿佛重见故人。离开马松的居室时，高安琪将《存在与虚无》送给我。高安琪是马松的女儿，是他短暂情爱史的证据，也是他不羁之旅的见证。

　　“您这么爱这本书，就送给您做纪念吧。”高安琪声音柔和地说。

　　马松出身干部家庭，他的父亲是矿副食店经理，母亲是副食店的售货员。街上那家副食店所在的紅砖平房是我常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有卖的，我要到副食店为父亲打酒或者为母亲打酱油，这是从孩提时就干的事情。店铺里靠近柜台放着酒缸，售货员掀开盖子，伸进酒提的时候，我听见酒浆的喧响。我在副食店见过马松的父亲，高高的个头，瘦削的身材，一个面孔清癯的中年人。他总是穿着蓝色制服，胳膊上套着蓝色袖套。蒙娜丽莎艺文沙龙也是驱遣马松内心孤独与寂寞的器具。他总是说：“生活在这里就像在沙漠我很孤独寂寞得发疯。”我猜想这是他不惜力气不惜时间和钱财投入操办沙龙的缘由，也是我愿意到这里的缘由。来往时间久了我就知道这幢楼住的都是什么人，底层是坐轮椅的公残者，二楼是保健站的医生和工程师，三楼是武装部的干事和机关职员，四楼是救护队员和采煤区长，五楼是火药库管理员，六楼是一个精神病患者，马松住在七楼。我不知道在这居所里具体发生过什么事情，因为马松独自在居所的时候，我们都是缺席者，没有察看的能力。我不知道他与谁有过亲密或者暧昧的关系，不知道他与谁有过情感的或者肉欲的关系。对于某类姑娘马松是有吸引力的。那些物品是在场者，他的木制的大床、松软的席梦思床和绸缎被褥见证他与那些为他堕胎的姑娘们在一起征战的情景。

　　马松是蒙娜丽莎艺文沙龙的主人，因为他是居所的主人。他选择什么人进入沙龙，代表他识别人的标准，也代表被选择者的能力和才华。我当然知道他组织这个沙龙并不仅是为了阅读和交流，更多时候只是为了人群的聚集。他喜欢身边有人簇拥着，尤其喜欢被那些漂亮姑娘和优秀男孩簇拥着。每次沙龙聚集的时刻就是我们的节日。马松经常约请能谈得来的各路朋友到家里聊天。有时还会有远方的朋友应邀而来。在市立会计学校读书的李凡、在文工团担任沙锤手的王翠萍、文工团演奏扬琴的张永萍、在省歌舞团当歌手的范富、在市区财会学校读书的晓雪，他们是蒙娜丽莎艺文沙龙的常客，都是我愿意见到的人。

　　李凡是我怀有至深情感的人，我们心灵契合志趣相近。他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最初是在尖子班，因为调皮捣蛋被驱逐到我们所在的普通班。他的模仿能力极强，可以听着半导体收音机模仿体育解说员宋世雄解说中国女排夺得五连冠的实况解说。他经常会将课外读物带到教室，《世界之窗》《环球》《世界知识》，这些读物使他的视野显得与众不同。他还是足球运动爱好者，以前很单薄的身体，突然在高中二年级就喜欢了足球，每天放学之后就见他在学校的足球场疯狂奔跑，拼命抢球。足球运动很快使他的身体变得结实，意志变得强韧。高考的时候李凡考取省城的大学。我因为学业糟糕，顶替退休的父亲到矿上当了矿工。然而我与李凡并没有中断联系，反而有了更深入的交流，我们选择通信，每个星期都会写信交流。李凡的志向是从事政治，他说如果中国将来实行民主制度他就会选择竞选总统。而我只想成为作家。

　　我在中学时喜欢过一个同班女生。她的母亲是晋剧花旦，父亲是在晋剧团拉板胡的。家里有三姐妹都很漂亮。因为学业不好，女生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然而因为形容俊俏被矿文工团录取在乐队担任沙锤手。这时候我对她的爱已经熄灭，因为彼此之间距离遥远。

　　张永萍是我高中同学，同时也是我的邻居，从小的玩伴。她也是因为学业不好，高中毕业没能考取大学到市里一家宾馆当了服务员。后来托关系到了矿文工团担任扬琴独奏员。她的家里有艺术基因，她的姑姑最早就是文工团的演员，扮演《红灯记》中的李铁梅。这当然是要有俊俏的身形和秀美的容颜才能胜任的角色。她的家族里姑姑当然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她的二爹，即她父亲的弟弟。某天张永萍的二爹到她家访问，军绿色吉普车停在街口，卫兵随时侍奉在身边。那时我们知道张永萍的二爹在北京当大官。

　　这些同学都是我想要见到的。每次见到他们都是我心情欢畅的时刻。聚集的时候有清茶，也有酒，啤酒或者白酒，有水果也有点心。我们以酒当歌，狂饮高唱。酒酣耳热的时候伴随着音乐跳舞。远方的朋友带来的多是新锐的思想、新潮的观点和学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波伏娃的《第二性》、尼采的《悲剧的黄昏》、叔本华的《生存空虚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朦胧诗潮，西单民主墙，这些书和学说、思想与观念以及名词术语都会在沙龙讨论并且引起激辩。“我爱你们，你们的到来让我仿佛活在伊甸园里。”马松举着斟满白酒的酒盅敬酒时说。他在醉酒时晃着身体挨个拥抱，挨个亲姑娘们，人家都要躲避他。“定期的聚会使我们在座的朋友缔结成一个精神共同体。”李凡也举杯回敬马松。李凡表达严肃，词语的使用也非口语化，然而我想我能懂他们话语的意涵。沙龙聚集的人们也会跳舞。灯光转暗，大家伴随着立体录音机播放的舞曲跳贴面舞。我能记得的乐曲是当年最流行的，《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野百合也有春天》《走过咖啡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假行僧》《花房姑娘》，这是在省城上大学的李凡带来的流行音乐，人们相互环抱着，贴面轻柔而舞，自由而歌。

　　我坐在客厅里，沙发或者木椅或者圆凳上都是人。我从敞开的玻璃窗能看到夜空的繁星。这很难得，因为平时的夜空总是烟雾弥漫，空气中有浓重的工业煤烟漂浮着。但是当夜空晴朗时屋子里还是烟雾缭绕酒气熏天。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围坐在电视机前，屋里的人，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干脆在地毯上席地而坐。我们喝酒，在豪饮中纵论时局。在我们面前的茶桌上放着喝空的啤酒瓶，还有成捆没有打开的酒瓶放在茶桌下。买回来的熟肉制品被我们吃尽。火腿肠、猪头肉、午餐罐头，用这些东西下酒，不用炉灶开火。我们都是自由的人，包括坐在客厅里的姑娘们，大家都没兴趣进厨房做饭，用最简单的方式聚餐，大家碰着杯喝着酒。用来装酒的器具各种各样，有茶缸，有水杯，还有白瓷碗。我们要做的是使我们的情感迅速进入高潮。

　　到蒙娜丽莎艺文沙龙，每次上楼的时候，都要经过三楼中门。每次经过那幢房屋的门前时马松都会竖起食指堵在嘴上。嘘——他发出这样的声音，同时放轻脚步，仿佛怕惊扰了鬼魂。我也会放轻脚步。只有在走过那间房门后我们才会放下心来，重新恢复自由的状态。三楼中门住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秦万里，女的叫刘玉珍。“这两口子都有精神病。”马松对我们说。不能惊扰精神病患者，这是我们共有的意识。马松说的这个秦万里我在街上见到過，花白头发，经常穿一身蓝布制服，面色如土，眼睛却狞厉。秦万里经常独自走在街上，嘴里总是念念有词。这个人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心魔，他经常会站在当街骂人。据说他是在“文革”中因为受到连番批斗精神失常。他的女人也有精神疾患，常有的状态是莫名的哭泣，人们经常看见她坐在马路上哭号。这对夫妇有个儿子与我们同龄。那是个爱笑的小伙子，然而有一天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小伙子却断了一条腿，他拄着双拐单腿走在街上。这样的情景令人黯然但并不稀奇。我经常看到熟悉的某个人突然失去了腿脚或手臂。当然丢掉性命的就再也见不到。每次进入楼道去蒙娜丽莎艺文沙龙时，秦万里夫妇是我们格外要小心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忌惮或畏惧的人，那就是这对夫妇了。每次我们聚会时音乐声放大，马松就会竖起食指堵在嘴巴上发出嘘声。尽管我们如此小心谨慎，最后还是遇到了秦万里找上门来的情况。他提着拐杖上楼敲马松的家门，握着拳头砸门，马松开门时秦万里就抡起手里的拐杖打过来。冲突是必然的。争吵或者大打出手，这是我们两难的困境，既要行使我们自由的权利，保持我们独立不羁的个性，又不能惊扰了住在这幢楼里的精神异常者。

　　“不惊扰他们不是因为惧怕他们，而是因为不给我们招惹麻烦，避免不必要的危险，因为你很难知道惊扰他们之后会带来什么后果。”马松这么说。“你这么怂，何必搞这个沙龙呢？”李凡讥讽马松。“搞沙龙是为了聚集我爱的人，但是我们也要为了我们爱的人避免麻烦，避免加害到我们的危险。”马松这么辩解道。事实上那些麻烦和危险并不能避免。当我们在秦万里找上门之后依旧聚集时，秦万里不再带着拐杖来而是带着派出所的警察来。他告发我们。“这家人经常搞聚会，来的人整夜鬼混，喝酒跳舞唱歌耍流氓。”秦万里对警察这么说。一个精神异常者对警察这么说的时候，带给我们的不仅有麻烦，还有更大的危险。

　　是的，任何微小的偶然性都有可能是改变我们命运和境遇的力量。

　　5

　　他想讲述三个少年的故事，少年在时间之流的自我磨砺和成长。他与M以及K构成三个维度的叙事结构。他们分别生活在同一星球的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洲际文明，体验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带给他们生命与生活的影响。不同的成长环境，相异的文化和教育背景，他们分别享有各自族群的开放或禁锢。现在他有了实施这个写作计划的机会，去伊斯坦布尔访问M，去布拉格访问K，这是他尊敬的作家，也是极致状态下的个人存在，是他的叙事标本。三个少年的个人生活相互映照，相互呼应，形成立体式心灵与精神景观。他进入他们生活的国度，进入他们生活的城市，穿行在他们居住过的街道、社区、故居，去他们喝过酒的酒馆、喝过咖啡的咖啡店，到陈列着他们生平遗迹的博物馆寻找他们的生命履痕。他将自我的声音与M和K并置。考察三个少年的成长史，他不回避自己作为一个外省矿区少年的卑微与蒙昧，也肯定少年追寻自由和独立的激情和勇毅，以此勘查三个人的生命史，同时反观他们所在的国度和时代状况。这是他在二○一五年的工作，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个人化写作。

　　现在他抵达了M所在的国度。

　　飞机在伊斯坦布尔上空下降的时候，他最先看到的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一条狭长海域。博斯普鲁斯海峡，他默念这个名字。飞机穿越气流和云层缓慢下降，可以看到机翼之下深邃的蓝色。仿佛是为了玩转奇效，下降的过程不断变换着飞行角度，时而倾斜下降，时而平行移动，湛蓝的海洋变幻着不同的形状和姿影，如纤细的衣带，也如铺展的绸缎，最后撞入视野的是浩瀚深邃的海洋，以及矗立在海洋两侧形貌奇崛的都城。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时代地球最文明的城市，地处欧亚大陆交界，先后经历过波斯、罗马、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自十六世纪开始没落，灿烂的文明凋零。

　　降落伊斯坦布尔机场，他们走出机舱时劲风吹袭，他与师懿跟随其他乘客沿着铁制的阶梯向下走。下机的乘客都要再乘坐摆渡车到航站楼，同机的依然是在候机大厅登机时看到的那些人。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入境的人群挤满大厅，排队等候出境的人排成百米长队，边检口只有三个，边检人員不紧不慢地查看人们的签证材料，合格的放行，不合格的拒签。人群缓慢地移动，有男孩子在人群里奔跑戏耍，在这样的时刻只有孩子童心无忌。

　　堵车，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交通拥堵，车流行驶缓慢。司机们在拼命抢路，放开方向盘挥舞着手臂在马路上争吵的司机脾气火爆，不时发出激烈的怒骂声。也有司机不紧不慢地边开车边玩手机。车流缓慢地移动。从行走在公路的出租车里能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岸边有人在烧烤食物，远远就能看到烤肉摊冒出的浓烟。令人绝望的拥堵，广播里的交通台播放着他听不懂的语言。陌生的面孔，陌生的文字，陌生的语言。司机说这几天正赶上穆斯林的斋月节。在他有生之年到达的异国城市里，唯有伊斯坦布尔是陈旧而混乱的，到处是破损的楼房，尘埃弥漫的街道。他想起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逃离拜占庭》中说：“伊斯坦布尔是欧洲的一个巨大街区，它是个缺乏优雅而安宁的城市，也缺乏秩序，混乱不堪。”

　　预订的是CORINIVE酒店四○二室，两个男性服务生负责接待他们。其中一个服务生是英俊的中年男人，他在街口迎接他们。服务生两只手分别拖着他们的两只皮箱，他和师懿在后边跟着那个人找到他们预订的酒店。此刻在陌生而混乱的伊斯坦布尔，只有酒店四〇二客房令他和师懿心安。坐电梯上到四楼，用入门卡打开四〇二室的门。这个房间的装饰风格还是让他满意的。赭色的木地板分别是由六块长条木板拼成正方形拼接而成，木地板的材质和色泽是他可以接受的，墙壁、衣柜、桌椅和灯具都是白色的，显出雅静气质。

　　地板铺有波斯地毯，上面印制着阿拉伯文字，酒店墙壁挂着的两幅画令他感到亲近。一幅是行驶在海面的白色轮船，背景是隆起的群山之上的古堡、云朵缭绕的蓝天，轮船之下是闪耀着波光的蓝色海水，画作镶嵌在一个正方形的画框里。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窗帘是白金色的。拉开的时候具有褶皱的美感，一盏台灯亮着。进入这个房间之前，这个空间是寂静的，那是它本来的寂静，它体现着本有的格调和气质。从他进入之后，这个空间发生了变化。两只大小不同带有滑轮的旅行皮箱打开，露出里边翻找过的衣物、雨伞、充电器，他随身携带的电脑放在桌上。他脱掉运动鞋子的时候有股臭味弥漫在房间里，那是穿越地球南北极之间的旅行者的脚散发出的汗臭味。二十五个小时没有脱掉鞋子的脚，从地球的一极奔赴这另一极。这是七个小时的空中航行。如果不是那些连绵的雪峰、浩瀚的海洋、枯黄的沙漠，他没有办法测出他与这座城市相隔的距离。

　　只要打开钢制玻璃窗就能看到临街的混乱。夜晚住在酒店里，嘈杂声轰响，时有汽车在街道疾驰，汽车的引擎轰鸣，车轮碾动石板路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即使在午夜汽车疾驰的声音也不时轰响。街上的石板是活的，车轮碾动时发出吱嘎吱嘎的噪音。这是伊斯坦布尔的老街区，嘈杂声彻夜不息。凌晨三点三十分，街上清真寺的高音喇叭响起男人无伴奏的吟唱声。这是名叫呼拜的吟唱，一种音调反复咏叹，一个词反复吟诵。穆斯林祈祷的时刻，它经常会响起，在机场、在车站和码头。只要这声音响起人们就放下手里的一切肃立祈祷。五分钟之后停止，这城市的嘈杂重新响起。在长街有男人说话的声音。在这座城市女人的声音是缺席的，女人们寂静地隐蔽和躲藏在她们神秘的黑纱和黑袍之下。她们神秘而寂静。

　　漫长的旅途带给他们困倦感，他和师懿洗过澡就躺到床上昏沉地睡去。

　　清晨六点，他从睡梦中醒来，想到街上去看看，穿好衣服带着笔记本和笔，带好门卡。出门时他先记好所住的房间的号码。微型液晶屏显示是四○二室。下楼的廊道狭窄，铺着灰色地毯的阶梯陡峭，他选择坐电梯下楼。酒店的电梯是新的，不锈钢材包装。电梯里空间狭窄，只容三个人的空间。此刻是他独自一人，他按下楼的指示，电梯启动运行，伴随着震动声响。他要去的是大堂，从一楼电梯间出来，沿着阶梯下楼到大堂。没有人，白色的座椅空置。服务台的电脑亮着屏幕，没有服务生。他想要出门，发现门上着锁。这里的酒店到晚间会上锁，隔着百叶窗他看到长街的石板路，铺着石板的路在汽车疾驰而过时发出巨响。

　　师懿还睡着，她的双腿夹着白色的绒被。在她醒来之前，他可以安静等待。

　　清晨打开窗户，站在四楼的位置，从黑色的铁制护栏望出去，有猫卧在房屋前舔自己的毛发。鸽子、海鸥、麻雀同时在街巷之间飞翔。高楼之间的间距狭窄，红色油漆刷装饰过的窗台，有胡子灰白的土耳其大叔拎着手提袋子从街上走过。只有在清晨的时候，街上才归于寂静。隔着护栏他看到伊斯坦布尔城市的上空，天空海鸥鸣叫着盘旋飞舞，阳光映亮了红砖白墙的楼群。这是城市的上空，鸟们鸣叫的交响。燕子是他熟悉的，海鸥也熟悉，低处盘旋的是麻雀，高空振翅飞翔的是海鸥。清晨空气清凉，日照充沛的城市。从他所在的位置看下去，看到那些石板路。那是奥斯曼大帝时代的道路，窗栏上蹲伏着浑身彩羽的鸽子。楼房的墙壁是脱落的，这城市唯有阳光与空气是清新的，而楼群和道路都是古老的。

　　清晨七点的时候师懿醒来。她起床裹着浴巾进浴室洗澡。他觉得他们可以上街走走，看看这座陌生的被他所向往的城市。她洗完澡，披着长发，穿了件白色的束腰长裙，光腿，光脚穿着棕色的软皮凉鞋出门。她没有背包，而是手里拿着手包。手包里装着他们的护照、钱、银行卡等等，这个样子其实很危险，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危险，就那样走出酒店，反方向沿着长街走。他以为这是一种体验，一种观察，他可以看看这座异国之城的样貌。长街。墙壁剥落，墙上随处可见的涂鸦，音乐和戏剧演出的招贴。说起来这是一座颇具艺术感的城市。早晨，人们或许还在睡梦中，街上很少看到行人，偶尔可见躲在门廊阴影中的人在私语。除了街上随处可见的野猫野狗，还有流浪汉躺在门廊之间或蹲坐着睡觉。这让他觉得这座城市具有的善意，它不驱赶穷人，不歧视无家可归者。

　　街上有各种演出广告，摇滚音乐人，或者流行乐手的演出招贴与市长竞选的海报都贴在墙上。在这样的长街走他并不能完全放心。他觉得他们的中国面孔、亚洲人的皮肤在这里会成为异类，会成为少数族裔，据说这座城市的民众有仇视中国人的倾向，所以危险是存在的。后来几天在伊斯坦布尔发生街头骚乱，据法新社报道，有反华示威者追打误以为是中国人的韓国游客。他们收到来自国内的朋友的提醒和警告，据说，驻土耳其的中国使馆和旅游局都在发出警告，然而他们前往的地方并没有发生危险。他们在索菲亚大教堂、阿帕夏宫都没有遇到危险。

　　他们沿着老街漫步，走进一个幽深的街巷。道路两侧的门窗紧闭。他们像旅游者经常做的那样在街巷里拍照留影。走出街巷汇入了名为独立大道的长街。这是他们后来几天每天都会行走的大道。早晨和晚上不同，早晨的独立大道还是游人稀少，只有各种装满货物的卡车驶过，有些小型货车停在某个店铺门前，身穿工装的装卸工卸着车上的货物。有一些店铺开张，比如咖啡馆，有人推门进去，游人推门出来，他们手里拿着咖啡杯，或者拿着面包蛋糕。这都是行色匆忙的人。后来他们在夜间出来，走上这条长街汇入多种人流之间，在这浩大而绵延如洪流的人海里，他作为中国人是孤立的。他的面孔和皮肤在这里就是少数族裔。

　　走过邻近酒店的街区就是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这是土耳其球迷狂欢的中心，也是公民游行集会的地方。在他们到达这座城市以前，土耳其的政治反对派在这里集会抗议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反对派占领塔克西姆广场，他们举行“公民读书”的抗议示威，号召市民“带一本书上街”。成千上万的人——无论男女都手捧着书伫立在广场，这样的抗议方式也是世界罕见。在这座城市，民众的抗议示威已经是常态。现在他看到广场的环形纪念碑，青铜浮雕刻画着土耳其国父形象。广场的钟楼响起报时声，有军人仪仗队列阵，向纪念碑敬献花篮。纪念碑下和衣而卧酣睡着一个流浪汉和三只仰卧而眠的狗。成群的鸽子在他们身边飞舞，降落下来在地上觅食嬉戏。

　　在他们走到广场时，有个上身穿着咖啡色旧夹克，留着披肩长发的男青年朝他们走来。这是个流浪汉模样的年轻人，男子走到师懿的身后伸手撩着师懿的披肩长发，做出要亲吻的动作。他先发现那男子的，跨前一步挡在师懿和那男人之间。师懿察觉那个人的动作脸色瞬间变得惊慌。男子并拢手指放到唇边对她飞吻，师懿慌张之中拉起他跑。他们沿着马路狂奔，跑过长街回到酒店还惊魂未定。

　　在这陌生的异域，人的语言不通。避免争端，避免纠缠斗殴，这是避免祸端的有效法则。

　　护照和装有银行卡的钱包归他带着，师懿带着手机、旅行手册和零散的钱币。

　　这样更安全。他们重新分配过需要携带的物品后走出客房去楼下用早餐。

　　餐厅有三张桌子，每张桌上摆着插有单枝花朵的花瓶。

　　他们背靠的墙上挂着一幅矩形画像，那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全景彩绘，壮阔碧蓝波光粼粼的海洋，林立的帆船和海岸边层峦叠嶂的楼群。在面对真正的海峡之前他们也见识了画中的景物。他们坐在白色沙发上，服务生端来早餐，两份散蛋饭，传统的土耳其早餐，打散的鸡蛋与各类蔬菜混合后煮成的蘸料，配香酥的面包就是他们的早餐。在吃饭时他看到电视播放着惠妮·休斯顿在电影《教父》里的歌曲《相信我》，高亢而苍凉的歌声在餐厅里回旋。餐厅的简易书架上摆着M写的一本书《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英文版。书架上只有这一本书，他取下书翻阅。书封印着一个瘦弱而孤独的少年。这少年在很长时间令他亲近。

　　很长时间他的头脑里都印着那个少年的形象，瘦削而孤独的少年。

　　他看见过一幅照片，少年坐在临海的房屋的阳台上，坐在一张木桌前读书。

　　这个少年就是M。远处是海洋和行驶的船舶，是建筑在丛林中的清真寺。

　　现在他进入少年成长的城市——伊斯坦布尔。

　　这是他对一位杰出作家的追寻，也是他对一个杰出生命的勘察。

　　6

　　很长时间阅读是我对抗黑暗和孤寂时光的利器。我在矿井下的硐室里借着矿灯的光亮阅读，在家里临窗的写字台前阅读。书都是我用节省下来的钱从城里的书店买来的。那些书因为在矿井下閱读，书页留下我的手指触摸过的灰迹。尽管那些书被我用旧报纸包了封皮，在我下矿井时外层包了塑料膜揣到怀里带到硐室，书页间还是不可避免脏污。是的，最好的阅读场所是蒙娜丽莎艺文沙龙，高悬的七层楼顶部。当人们伴随着音乐跳舞，或者举杯狂饮的时候，我会到阳台去，那里可以避开喧嚣。其实我会更想念一个不在场的人，邢志红，在北京矿业大学读书的大学生，我供奉在心里的女神。在蒙娜丽莎艺文沙龙可以听到街心广场钟楼的报时音乐《东方红》。这是我听过多年的报时音乐。我对钟声是敏感的，如同对时间流逝的敏感。我对时间流逝的敏感如同皮肤对刀锋的敏感。钟的秘密心脏。我看到过德国作家伊利亚斯·卡内蒂写过这个句子。在漫长的童年期，对钟的内部构造的好奇，成为萦绕在我心头的悬疑。房间里挂在墙上的钟表像童话里穹形的城门，母亲温爱儒可以打开那道门。我从母亲手指的间隙看到制作精密的机械，相互噬咬的齿轮，听到神秘的时针移动的音响。每到整点钟表铛铛铛响起报时钟声。很长时间我对挂钟的声响怀有莫名的惊惧。早晨父母离家骑着自行车到工厂上班，他们穿着工装戴着工帽出门之前，将我和姐姐弟弟反锁在房间里。孩子们应该到托儿所，然而父母并没有送我们到托儿所，我们总是被反锁在家里。那是一幢低矮的灰砖砌起来的平房，房间里光线幽暗，从木门顶上矩形的玻璃窗映照进来的阳光将屋里切出明暗不同的区域，我能看到光区间的纤尘飞舞。工厂的工人上下班要吹军号，我等待军号声吹响。等待的时刻空气寂静，我总是长久看着墙上的挂钟，看着挂钟上的秒针和时针急促行进，秒针和时针不同的声响带给我不同的体验，秒针像雨声，时针像响雷。

　　寂静时突然钟声喧响，我惊魂未定又内心狂喜。

　　我经常听着从不同方位传来的报时钟声，仿佛是在响彻天空的报时钟声伴随下长大。工业广场有一座灰砖砌起来的十二层的行政大楼，楼顶有巨大的一口钟。每到整点钟楼会发出报时声。铛铛铛，钟声响过之后是《东方红》乐曲。我会默记钟声敲响的次数。那年据说国家成功发射的卫星也在太空奏着《东方红》乐曲，我仿佛也是听到过的。在太空中播放的乐曲，因为收音机的转播，我在被群山围拢起来的矿区小镇狭窄的房间里清晰地听到。

　　我家里的房屋是砖瓦结构的，承重墙是由灰砖砌起的，房檐倾斜而下，而房檐之上是灰瓦铺着的，灰瓦有着鲜明的曲线，瓦片与瓦片相互覆压着倾斜隆起，无数的瓦楞形成房脊。这样的房屋有很多，一幢连着一幢，形成矿工的居住区。门窗是相互隔开的，然而距离并不远。低矮的门窗使人们从街巷走过时对房屋内部的景观一览无余。通铺的炕延展到窗下，炕上铺着苇席，苇席之上铺着油漆彩绘出来的花鸟鱼虫，人坐到上边很有艺术感。房间的墙围也是漆绘的花鸟鱼虫，这是游走矿区的彩绘匠人的审美。摆放在衣柜顶上的收音机是父亲从军队转业时带回来的，家里有收音机也就有来自外部世界的消息，新闻报纸摘要和戏曲唱段，父亲经常收听的节目。家里只有父亲有打开收音机的权利，长波和短波，不同的调频波段有不同的节目。我后来查询到摆放在家里的这台收音机是一九五三年产的德国根德4010收音机，现在只能在旧货市场上看到它的样子，然而收购价格已是它的数百倍。

　　我家的平房进门就是土炕，依墙而砌的墙壁开着窗，从玻璃窗能看到街景，墙壁用油漆画着墙围，各种花卉，粉色的荷花，浮在水里的绿叶。有墙围不容易蹭脏衣服，孩子们喜欢蹭墙，我们的衣服总是蹭满白土。墙上挂着状如宫廷城门的挂钟，每到整点时挂钟里的银色钟摆就会铛铛铛地敲响，这声响最初总是令我惊恐。衣柜是我爬不上去的，衣柜上摆着收音机，那是父亲珍爱的宝贝。墙壁正面挂着毛主席的彩色画像，画像的两侧是红纸黑字的对联：“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对联的两边挂着两个木制的镶着玻璃的大相框，相框里贴着全家的照片，父母亲的照片最多，父亲当兵时穿着军装的彩色照片，父亲身穿军装骑着高头大马的照片，胸前挂满勋章的照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父亲颁发的上端印有军旗和军徽，下端印有飞机和舰船及麦穗的黄表纸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军证字第13641号，章文轩同志系一九四一年一月参加我军，现在通信学校工作，其家属得按革命军人家属享受优待，此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队政治部主任徐向前，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父亲珍爱这些文书和照片，这是他人生业绩的展示。母亲懊悔的是丢了父亲一包军功章，父亲从部队转业时带回来的军功章用头巾包裹着放在衣箱里，有街坊的女人带孩子来串门，军功章就不见了。为丢失的这些军功章，父亲将母亲摁在炕上暴揍一顿。

　　这当然不稀罕，在矿区男人打女人是常见的。

　　然而母亲记着父亲从军的经历。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受雇为村里的地主放牧马匹，他走到黄河边时遇到发洪水，迅猛的惊涛拍击河流如咆哮的怪兽，马匹受惊脱缰奔逃瞬间没有了踪影。丢失马群的乡村少年畏惧惩罚就逃跑到外乡，遇到县游击大队就跟随他们上山打游击。

　　父亲从少年游击队员开始手握长枪作战，在战乱中奔走死亡的恐惧总是笼罩着他。父亲曾经躲藏在厕所的茅坑下躲过敌军的围剿，战友们都在血腥的搏杀中死去。父亲骑着匪首留下的一匹高头大马跳跃过沟堑突围而去。类似的死里逃生是家常便饭。后来父亲参加由游击队改编的八路军，再参加由八路军改编的解放军，经历各种战役，在残酷的战斗中搏杀。

　　这样的事情都被母亲牢记着，多年后母亲又对我讲述着。

　　我是在广场钟楼放送的《东方红》旋律声中，被母亲推着走进水汽弥漫的澡堂的。澡堂在俱乐部后门。一幢墙体开裂灰砖垒砌的平房，房顶倾斜铺陈的灰瓦楞之间长着枯草，偶尔有野猫从瓦楞间懒洋洋走过。高耸的烟囱矗立平房之侧，这是锅炉房的烟囱。澡堂洗澡的人能从破裂的玻璃窗看到烟囱，看到烟囱冒出的或浓或轻的烟。摆放在门口的长凳坐着手指缠绕着毛线用长竹针打毛衣的女人，她是卖澡票的。母亲跟女人打招呼，递给她五角钱。女人收了钱，从一沓粉色的洗澡票上扯下一张递给母亲，母亲推着我进澡堂的门。

　　我像被押解着的俘虏被母亲推进澡堂。慌乱紧张，我以为里边的人会对我的到来感到吃驚，结果没有。澡堂入门就是更衣间，赤裸的女人们用毛巾搓着湿漉漉的头发，有的女人坐在长凳上穿衣服。她们跟母亲打招呼，对我的到来则视而不见。母亲一边应答着别人的问询，一边蹲下身给我脱衣服。我用手护着衣扣，阻挡着母亲的手指解开它们。我的执拗惹得母亲生气，她打开我的手，强行剥去我的衣服。我当然没有能力反抗，沉默着接受这强制。我赤身裸体的时候，母亲迅速脱掉自己身上的衣服，将衣物卷起来塞到木制的更衣箱的格间，取出自带毛巾肥皂推着我进入水汽蒸腾的浴池。最初我害怕，抗拒着不愿意进去。比害怕更甚的是羞耻。害怕和羞耻感是我抗拒进入澡堂的缘由。母亲揍我，在我光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小屁孩有啥可害臊的，谁还不知道你长个鸡鸡呀。”揍完我，母亲蹲下再哄我。我缩着脖颈低垂着头，手捂着小鸡鸡走进澡堂。澡堂里水汽蒸腾弥漫，人只是剪影。

　　多年以后我还是记得在澡堂所见的情景。站在澡堂淋浴区，悬挂在高处的淋浴花洒喷出水柱冲在我身上，身边是裸体的女人，置身这个空间我紧张惶恐羞怯。母亲站在澡池里给我搓身上的泥，泥卷儿噗噗往下掉。母亲给我身上打肥皂，满身肥皂泡沫用水冲掉。母亲神色安然，在她看来带男孩到女澡堂洗澡再正常不过。澡堂分为两个区间，一为更衣区，一位洗浴区。更衣区里依墙放着木制的更衣箱和长条木椅，洗澡的人可以坐在木椅上脱衣服，将脱下的衣服存起来。洗浴区里是两个大的四方池子，池子里有个台阶，大人可以坐在水里，小孩儿可以站在水里。两个池里的水多数时候是清澈而温热的，有时候其中的一个池子的水会滚烫，有人进入水里嗷嗷直喊烫。墙壁上等距离装有十二个水龙头，是的，后来我特意数过有几个水龙头。十二个水龙头是确凿的，打开水龙头就喷出水帘来，人站在水帘或泡在水池里就可以尽兴洗涤自己肮脏的肉身。澡堂是分时段对外开放的，每星期的一、三、五是女人洗浴，二、四、六是男人洗浴。

　　锅炉房的噪声轰响，我从玻璃碎裂的窗能看到外边耸立的锅炉房的烟囱。开始我都是低垂着头的，眼睛不敢看人，也不敢看母亲。羞涩或者胆怯。当然即使这样也还是看到了。女人们胸前颤动的乳房，她们双腿之间像枯草长出来的黑乎乎的毛，这些东西会比别处让我更先看到，也会比别处更让我发慌。但是女人们并不在意我的看见。她们泡在水池里，或者站在莲蓬头下淋浴。从莲蓬头喷出的水呈伞形浇到女人们身上，她们大声说话高音喊叫。有的女人还骂人，相互之间打闹。开始看着这些情景我都会惊慌，后来渐渐就习惯了。我站在澡池里的台阶上，母亲给我搓着身上的泥卷儿，旁边有女人过来看着我笑，还有女人伸手过来揪我的小鸡鸡玩，逗我寻开心。“你们家的小子好乖巧。”女人们对我的母亲说。这时候我会躲避，用手护着小鸡鸡。女人们看着我的样子哈哈大笑，那些笑声让我刺耳，更慌张。到澡堂洗澡的女人们大多是母亲认识的，都是跟她同期来到矿区，有保健站医生，有商店售货员，有工厂女工，当然无业的家属更多。到澡堂洗澡的大人多会领着孩子，家里没有条件洗澡，带孩子到公共澡堂洗比较方便。儿童不收门票，洗得也痛快。

　　在澡堂遇见邢志红是我的意外之喜，也是我命定的劫难。

　　在我的心里收藏着形貌各异的女性肖像，那是我在不同年代的神祇。

　　邢志红是我最早为自己塑造的女神。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稚气未脱的幼儿。她也是妈妈领着洗澡。澡堂的门吱呀响着被人推开，挂在门上的棉布帘掀开，随着一阵冷风，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幼儿进来。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来洗澡，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

　　邢志红的母亲跟我的母亲同在机修厂工作，我母亲是钳工，邢志红的母亲是车工。上班的时候她们穿着蹭满机油的工装，戴着工帽出入堆满钢缆、铁板和废旧机器设备的车间。她们在澡堂见面都很高兴，拉着手亲热地聊着家常话。邢志红的母亲是上海人，说一口绵软的上海话。邢志红的家住在东边的家属楼，一幢二层结构的干部楼，跟我所住的矿工家属区隔着一条马路。邢志红的爸爸是工程师，负责矿井的勘查和测绘。我对邢志红父亲的职业怀有好感，我对知识分子怀有好感，觉得他们文雅，有修养，工程师跟普通矿工的粗野无知的模样还是有所区别。邢志红是矿区出生的孩子，但她的老家在上海，这个来处让我喜欢，在我的意识里上海代表摩登，摩登即高级，高级的人，高级生活方式和高级的情感。

　　我愿意见到邢志红，看到她在就高兴，看到她，洗澡就不再是令我恐惧的事情。然而见到邢志红，我也只是远远看着她。邢志红满头黑羊羔毛一样的卷发，看人的时候眼睛晶亮。她的鼻子和嘴巴都小巧，看着像个洋娃娃，温静地依偎着妈妈。我愿意见到邢志红，因为害羞，我不敢走近她。淋浴时，我跟着母亲站在花洒下，水喷出来在身上飞溅。邢志红也跟她妈妈站在一个花洒下，水柱喷出来冲着她们。我喜欢看她肉嘟嘟的样子。多年以后我看到过一幅外国儿童画，画面是两个稚态毕现的孩子，男孩儿撑开自己的裤子让女孩子看裤裆里的风景，女孩儿神情羞涩懵懂。这幅画儿让我想到邢志红。我很想有个洋娃娃，那种布艺制作的玩具，卷发，大眼睛，长睫毛，肉嘟嘟的脸，肉嘟嘟的手脚。家里没有这样的玩具，父母不会给我买，他们嫌浪费钱。匮乏，这个词就是对我家庭境况的指称。在家里我的欲望会被抑制，出门的时候我的欲望会释放。看到邢志红的样子，我就觉得她很像我想要的洋娃娃。

　　“好好跟妹妹玩儿，别捣乱，别欺负妹妹。”母亲看见我走近邢志红时说。

　　“小屁孩儿能懂啥呀？让他们去玩吧，平时也看不到同龄孩子，好不容易在这儿能看到，咋玩也翻不了天。”邢志红的妈对我妈这么说，她的意思是让母亲别管我太多。在澡堂里大人们基本不理睬孩子们怎么玩，在她们看来怎么玩都不会出圈儿，出圈的本事孩子们都还没有。大人们自顾自闲聊，她们互相轮替着为对方搓着背，说着更为知心的话。

　　男孩子洗澡会带着水枪，塑料制作的儿童玩具枪，浸到水池里就可以吸入水，孩子们举枪互相瞄准，水柱作为子弹从枪膛滋出来。我见过各种枪械的模具，手枪、卡宾枪、冲锋枪，各种颜色都有，澡堂就成了孩子们的战场，顽劣的孩子会在澡堂里奔跑，捉迷藏。有的在奔跑中滑倒，仰面摔倒哇哇哭的时候大人才过来哄。当然，并不是所有家庭都会为孩子买枪玩，我的父母就不会给我买。“哄小毛孩的玩意，瞎浪费钱呢。”我要看中什么玩具，父亲总会这么说。父亲不会花钱买什么枪械，然而我会做枪，用木头砍削手枪，或者用钢丝制作手枪。从工厂带回木头或者钢丝来，父亲坐在院子里的一块青石上，脚边放着工具箱，箱子里有钳子、改锥、电工刀、三棱刮刀、卷尺，这些东西都是父亲的宝贝。抽出钢丝捋直，手握钳子按照枪械的模样编出枪的模型。最重要的是制作出来的枪还要能发弹，只有能打击的枪才算是合格的武器。但是制作出来的枪械有杀伤力时父亲也不许孩子们带出街玩，避免伤到人。

　　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小伙伴们带到澡堂里的塑胶枪，用枪吸水打仗，怎么打都不会伤到人。

　　我喜欢看小伙伴们在澡堂追逐着玩打仗游戏。

　　然而就是这些当年在澡堂里挥舞着自制手枪追逐着玩打仗游戏的孩子，后来成为挥舞着真刀真枪参与城市的街头火拼的暴徒，他们聚众械斗砍杀对手，扣动手枪扳机从枪膛射出的铜制子弹击穿对手的头颅炸开血肉橫飞。惊魂未定的路人报警，乘坐警车呼啸赶来的数百名警察当街散开围捕暴徒，全副武装的警察朝天空鸣枪示警，暴徒作鸟兽散。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二日凌晨，在我坐到电脑前写作的时刻，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名为“脉动”（Pulse Orlando）的同性恋酒吧发生枪击事件。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警方发布消息称，奥兰多一家名为“脉动奥兰多”（Pulse Orlando）的同性恋酒吧，枪击事件已造成约五十人死亡，五十三人受伤。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根据枪击嫌疑人的亲戚及执法人员的指认，枪手为二十九岁，来自佛罗里达州皮尔斯堡的奥马尔·马丁。奥兰多警察局局长约翰·米纳表示，枪手携带有冲锋枪和手枪，穿戴有某种具有爆炸性的可疑装置。谈及其袭击方式，警方将其描述为“独狼”行动，手持AR-15突击步枪于十二日凌晨两点到五点三个小时期间在酒吧内劫持了数十名人质。看起来枪手是有精心准备的。据目击者称，凌晨两点左右，枪手与一名警官在酒吧外发生枪战，随后枪手跑入酒吧劫持了人质。

　　如今真正让我震撼的不再是儿时的游戏，也不再是少年伙伴的火拼厮杀，而是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美国校园的枪杀事件，以及发生在世界各地公共场所的枪杀事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恐怖袭击如今已经成为人类的恶魇，带给世界难以治愈的创伤和痛楚，它使西方文明之灯逐渐转暗。我特意查询过在奥兰多市的枪击事件中枪手使用的武器，AR-15突击步枪。这是美国普及的一款枪支，最早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阿玛莱特公司设计的。一九五九年，阿玛莱特公司将AR-15的生产权卖给柯尔特公司，而柯尔特公司又把这款步枪卖给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军队，包括美军。AR-15突击步枪轻巧，属于世界第一款使用五点五六毫米口径子弹的步枪。它用弹匣供弹，枪身长九十九厘米，在装上空弹匣的时候，只有不到二点七公斤重。美国民间市场常见的AR-15属于半自动步枪（每扣一下扳机只能射出一枚子弹，但无须每次拉栓），如果换上一个自动化的机匣，就能变成全自动步枪;同样更换机匣，还能把五点五六毫米的小口径枪变成九毫米的大口径枪。如果换上短枪管，去掉枪托，就可以变成法律意义上的手枪;如果加上长重枪管，配瞄准镜，还可以当狙击步枪。据报道，奥兰多惨案的凶手马丁最初在酒吧外与一名警官进行枪战。美国警察通常配发的手枪，火力上无法与马丁的AR-15自动突击步枪抗衡。这使枪手马丁能够在酒吧大开杀戒。

　　与遍及世界的恐怖袭击比，儿童的武装战斗游戏的乐趣微小而吉祥。我总能看到同龄儿童这类游戏，在街巷之间，在家庭内部，在澡堂里，只要有孩子们出现的地方必有他们的战斗游戏。然而我总是缺席的，我几乎不参与同龄孩子的任何游戏。我是安静的，不出声地站在大人们的腿脚中间。我更愿意沉溺在个人的微小乐趣里。

　　我想看到邢志红，想找她玩。脱离母亲的看护脚步蹒跚着走过去，走到邢志红的跟前对她笑笑。我喜欢这个卷头发胖嘟嘟的洋娃娃式的小囡囡，很想伸手摸摸她。我的笑容不会好看，长时间被父母锁在家里，很少跟人接触，也没人教我如何进行人际交流，我几乎不知道如何跟人打交道，也不知道如何恰当地表示自己的友好。邢志红看着我，她脸上的表情有点僵硬，眼睛透出惧怕的神色，那是警惕和戒备的反应。当时我不知道她这么想，还是朝着她难看地笑。我也希望她能给我笑脸，那样应该会让我很满足。可是邢志红见到我不笑，她转身想要去找她的妈妈，在她要走的时候我拦在她面前，我没等她反应就抱住她。一个光屁股小孩儿抱住另一个光屁股小孩儿，我抱的时间并不长，只是瞬间就松开。我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想要拥抱她。是的。我真是觉得她太好玩儿，很像是我喜爱而又不得的洋娃娃。然而她突然就哭了，大放悲声。这是恐惧的哭声。她哭着转身跑着去找她的妈妈。因为慌乱也因为脚下水滑，她跌坐在地，哭声更大了。澡堂里的大人孩子全听到转身看她。

　　接下来就是我的悲剧。母亲走过来，一手猛扯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打我屁股。

　　她的手是湿的，拍打在我屁股上的时候吧唧吧唧地响。我当然也必须哭了。

　　没来由地哭泣，因为遭受没来由的惩罚。

　　我不是总有机会让母亲领着到公共澡堂洗澡，母亲工作忙的时候就不能去，父亲工作忙的时候也不能去。孩子们会在大铁盆里洗澡。灶台坐着铁锅，从水缸里舀水倒进锅里，在灶膛加煤加柴，火焰在炉膛蹿升，很快水烧热。母亲灌好热水测好水温，我们就可以进去。准备好毛巾、香皂，门上好插销，孩子们脱去衣服，躲在铁盆里洗澡。当然是由母亲洗，显然这么洗澡比较麻烦。几个孩子轮着洗澡，洗完之后用去多半缸水，因为烦琐，这种洗澡方式并不经常被母亲采用，只要有时间她就会带我到街上的公共澡堂洗澡。

　　我住在名叫珍宝岛的家属区，这是矿工最早的聚居地。如果有航拍机飞过此地拍摄的话，能拍到成片的街巷相连的低矮平房，再下降点度还能拍到隆起的灰瓦铺设的房棱，能拍到倾斜而下的房檐。房顶堆积着木柴，那是为过冬储备的柴火。在家属区居住着来自各省的移民，人们使用着声腔语调各异的方言。母亲温爱儒生有五个孩子，她在十八岁那年生第一胎，此后连续生产，每个孩子平均间隔两岁。父亲在矿区负责看守配电盘，负责矿井供电系统的运行。母亲在机修厂做修理工，她毕业于机电学校技工培训班。父母骑自行车上班。工作单位都是军事化管理，每天都得赶着单位吹军号上班，赶着吹军号下班。我不怎么出街跟街坊的孩子玩，更愿意待在家里。姐弟五个，我排行老四，上有姐姐和哥哥，下有弟弟。父母出门工作就将弟弟拴起来，一根红布腰带，一头系窗棂上，一头系弟弟的腰间，红裤带的长度刚好是弟弟从窗前爬到炕沿的长度，这个长度使弟弟不至于坠落倒地。

　　多年后我看由罗斯·考夫曼执导，2005年获得第七十七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生于妓院》（BORN INTO BROTHEIS），该影片讲述一个新闻记者教加尔各答红灯区的孩子摄影的故事。在影片我看到加尔各答贫民窟里的孩子脚腕拴着红布带被绑缚着，拥挤在简陋的街巷，街巷尘土弥漫人声嘈杂。出卖肉体的女人们百无聊赖坐在大街上等待着客人的到来。男人们衣衫褴褛神情疲倦眼神呆滞从街巷里漫不经心走过。

　　看到加尔各答贫民窟，我就想到矿区。

　　哥哥出生之后，父亲对母亲说：“你把工作辞了吧，回家来好好看儿子。”母亲果然就辞去了她在机修厂的工作。孩子幼小需要照顾，这是辞职的理由。沒多久母亲再次怀孕，她不想要孩子就干重活，洗衣服，冬天出门挑水，爬到树上往下跳，想用这些办法堕胎。我在母亲的腹中待的时间比较长，别人是怀胎十月，怀我时是十一月，母亲的肚子隆起走路时看不到脚面，姥姥从老家来看到母亲替她发愁，害怕是难产。有一天傍晚母亲出门踩着石阶登上门前的高坡，突然半空就响起炸雷，大雨倾盆而下，她想孩子该生了，回到家就撤掉被褥，在土炕上铺上草木灰，躺在炕上等着孩子的出世。这时候父亲的热忱已经减弱，他希望女人平安，对女人即将到来的难产怀有恐惧。他骑着自行车到保健站请妇产科医生，医生赶到家看到产妇的状况害怕不敢接生，父亲请了住在山上的接生婆黄麻妈。等黄麻妈赶到时母亲大出血，血在炕上奔流将草木灰冲成红泥。

　　我就这样来到人间。很长时间我的样子看上去脆弱、胆怯、拘谨，就像生炭一样沉默，瘦巴的一个小孩儿总是躲在角落里像只惊恐的幼鼠惶恐地看着周围的人们。我深陷在眶骨里的眼睛总闪动着不安的神色。后来我在成年之后看过我幼儿时期的照片，看着自己总是惊慌不安的神情——我在记忆里寻找，这样的神情在我见过的印度儿童的脸上看到过，在伊朗儿童的脸上看到过，在巴勒斯坦儿童的脸上看到过，那是动荡冲突杀戮不断的地区。

　　归根结底，只有你本人的心智健全才是重要的。现在我喜欢美国作家爱默生说的这句话。我总会有尘世中的榜样。那些闪耀在人类夜空中的星辰总会照耀到我这如泥土和草芥的生命。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瑞典学院正式宣布，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让-保尔·萨特，因为他的“充满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创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当天下午，萨特在他常去的餐馆写下了著名的“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在关于萨特拒领文学奖时也发表声明，他引述爱默生的这句话表达对萨特拒绝领奖的理解。

　　我在印有这句话的书页上用碳素笔画上了虚线。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萨特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我还在娘胎里。我的母亲怀着我正愁肠百结，因为我在她的肚子里待的时间超过别的胎儿待的时间一个月，她有些害怕。肚子直挺着，站起身子的时候她都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脚面。全家人都陷于惶恐不安中，姥姥特意从老家赶来等待服待她。姥姥尤其害怕她的女儿难产，她迈着三寸金莲来回走动，不走的时候就盘坐在炕头咬着尺长的旱烟杆抽烟，屋里经常弥漫着青蓝的烟雾。我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六日午夜出生的。我穿越属于我的生命的通道，那里是黑暗的，我有眼睛但是无法睁开，被胎衣包裹着浸润在羊水里。我不知道那时候自己有没有意识，我猜想生命在胚胎的时刻是没有意识的，因为没有魂灵进入我的身体。在冲出娘胎的那一瞬间，当我降落世间开始放声啼哭的时候我才算有了灵魂。或许这是一个老灵魂，它进入到幼稚的婴儿体内，跟随着一个婴儿的肉身轮回出世。重新孕育生长，经历尘世间的忧患和悲欣，想来这都是久远的事情了，它们如烟尘湮没在时光之河。

　　就是这样，我身体里负载着那个老灵魂，不断在世间沉浮。

　　现在我是一个在大地漫游的人。我的肉身经常穿越祖国辽阔的疆域，从北到南再从东到西横贯山河。如果以居室确定人的地理位置，我可以看见自己呈现三角形状的漫游轨迹。从我的出生地矿区，到我的现居之地北京，再到我此刻的寄居之所C城，我横跨着地球不同的经纬度。在这样的物理空间之下，我的内心也在无限敞开，享有个人生活的同时也跟人类的杰出者在一起。我们有的还活在世间，有的已经远逝，阅读会使我接近和切入杰出者的心灵和精神。现在我在C城寓所的生活就是阅读和写作，无限靠近这些杰出者。

　　邢志红就像出现在我儿童时期的一道强光，瞬间闪烁之后归于寂静。

　　很快我就不能再去洗澡，因为澡堂成了关押犯人的囚牢。这是父亲说的。

　　父亲的嘴唇颤抖，神情惊慌跟母亲耳语。矿上响应中央的号召发起政治运动，揪出隐藏在工人阶级中的坏分子，地富反坏右。这都是特定时期的名词，他们是这个国家要打击的敌人。街上悬挂在电线杆上的喇叭、悬挂在屋顶上的喇叭，都在播送着相关的消息，喇叭里是男女声调铿锵的广播。街上经常出现游街的队伍，有揪出的坏人戴着高纸帽胸前挂着铁牌被红卫兵五花大绑捆着游街示众，他们在街巷来回绕行，以展示批判的声威。那些被揪出来批斗的人结束游街之后就被押回到澡堂改建的水牢中。

　　父亲经常会带回这样的消息，神情惶恐地跟母亲耳语。母亲不允许孩子们上街，避免街上武斗的流弹击中我们。母亲说街上有工人武斗，他们抄了南山的军火库，抢走放在山洞里的枪支和弹药。工人队伍分为好派与糟派，人们都佩发枪支和弹药，重型机枪也有，他们坐着军卡车到处走，带枪的人们互相射击，有的人被子弹射中倒在街上没人收尸。

　　这些事情是母亲在多年后告诉我的。当时我还不能经历这些事情，我被母亲关在家里不能出街。母亲也不愿意父亲出街，但是显然她拦不住必须出去赚钱养家的父亲，尽管那时矿上都停止生产闹革命。父亲每次出门之后，母亲总是提心吊胆等待父亲回家。

　　然而母亲还是会带着我出门，因为她必须出门去参加矿上组织的公共活动，只是不去澡堂而改去礼堂。有时候我在母亲的怀里，有时候是在背上。家里的五个孩子只有我需要母亲带出来，因为能自己走路，带我出来方便一些。母亲带我去礼堂参加镇上的各种类型的集会。批斗那些揪出来的坏人也是在礼堂，一排一排的坏人被押着，胸前戴着铁牌，头上戴着高纸帽，弯腰九十度，或者喷气式。身后是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民兵，礼堂里黑压压坐着人，台上有人高举手臂呼喊口号，台下的人跟着呼喊口号，景象很壮观。

　　我不喜欢去澡堂，礼堂也不喜欢去。浩大繁多的人群，政治性的公共集会，这些都带给我紧张感，那里也很危险，每次集会过后环卫工人都会收集到很多被踩丢的鞋子、被挤丢的帽子。总是因为母亲去我就不能不去。那时我没有个人意志，作为幼儿只能跟随着母亲，她去哪里我就跟着去哪里。母亲那时是镇上的街道居委会委员，参与很多公家的事情，她除了去镇上的礼堂参加公共集会，还要组织家属政治学习，轮流着在人家里学习。每个人都要带好红皮语录本，到一个人家，妇女们脱鞋上炕，盘腿坐在炕上学习。母亲举着语录本带着家属们背诵其中的篇章。

　　我就在人家的炕上爬着玩。那是我能去的地方，我只能跟着母亲。矿上没有幼儿园，母亲就带着我，不管做什么都带着我，参加公共集会，参加政治学习。

　　有些声响是我恐惧的，有些声响又是我喜欢的。悬挂在街上电线杆上的大喇叭的声响是我害怕的，大喇叭从早到晚响着男女语气铿锵的广播声。武斗的枪声是我害怕的，我害怕是因为父亲害怕。有枪声响起父亲就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工厂停工，煤矿停产，工人们都跟着干部夺权，好派和糟派相互打仗。人们就在当街开枪。山上的军需库被抢，枪支弹药都被工人们抢去。母亲不让父亲出门。“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一伙咋活哩。”母亲劝父亲的这些话总是有效的。那段时间父亲不出门就躲在家里，他会挽起衣袖擀面蒸馍，会拿起竹制毛线针双手交织打毛衣，居家的时光里父亲也成了一个持家的能手。当然这样的时光不会久长，没几天父亲就被上门来的工人纠察队带走了。

　　我当然不能理解成人世界的事情，不能理解成人社会发生的无情打击和残酷杀戮。

　　我窃喜再不用去公共澡堂跟成年男女一起洗澡，这让我身心轻松。我愿意待在自己的世界里，玩自己的游戏。坐在地上用黄土和泥巴捏泥球垒房子，将泥巴捏成面饼高举起来反手砸下去，我醉心于倾听泥巴爆破的响声，这是属于我的游戏。滚铁圈也是我的游戏，将一尺长的铁丝在前端弯成铁钩，用这铁钩推着滚动的铁圈如车轮般旋转着奔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我绕着街巷来回跑，遇到游街的队伍就停下来，躲开游街的人群继续滚动铁圈奔跑。是的，我的世界只属于自己，我的世界与大人没有交集，也与同龄的伙伴没有交集，我孤独地在街巷或者枯坐或者游荡或者奔跑。有时候我会注意到街巷和屋角的光线的变化，那是太阳在天空移动的结果。太阳移动的时候我的影子也会发生变化，有时长有时短，有时宽有时窄。影子的变化令我惊讶又欣喜。在白平房每个家庭都和我的家庭相似，都有五六个孩子。那些同龄的孩子们都在那里呢？我不知道，反正街上看不见。

　　有些声音是伴随着我成长的。比如母亲脚踩着缝纫机踏板轧衣服的时候，那是我迷醉的时刻。这时候我就会安静地站在缝纫机前看着母亲轧衣服，她脚踩缝纫机的踏板，手指来回移动布衣，在针下转桓，这几乎就是一种艺术。母亲是不允许我靠近缝纫机的，怕我轧了手。棕色的细皮带连接着缝纫机板上的机头手轮也连接着板下的大轮，踩动踏板时缝纫机就发出有韵律的声响，这是我喜欢的，母亲在这个时候也会有种美感。有种声音也是我畏惧的，那就是悬挂在墙上的老式座钟的声音。它每到整点都会响。开始是轻响，后来是铛铛铛地重击。这声音令我恐惧。我更喜欢玩自己的游戏，拆卸那只永远拆不完的钟表。钟表在我手里，时间也在我手里。我可以将它拆卸下来，我可以让时间停止。这样的游戏玩起来很过瘾。

　　我的日常生活，如同每日所看见的光线，每天我都可能被光线所映照。政治是投射在我生活中的一道强光。政治性是渗入到我身体里的某种非生理性基因。如果就人的属性来判别的话，在我的身上政治性多于生物性。或者在我的身体里存活着两种基因，生物性基因和政治性基因。这是我的生理构成，也是中国人的生理构成。如果以国家或种族来解析，世界上跟我的生命体类似的，还有朝鲜人、日本人、马来西亚人、泰国人、伊朗人、南非人。从这些不同国家的人群里都会找出鲜明的种族特征，或者鲜明的族群特征。后来我长大成人，有机会走出国门到达不同的国度就看到那些完全不同的族群，看到特质完全相异的人类。

　　7

　　我觉得，我的内心生活散发着光芒，可以点燃整个世界。同时，我又觉得自己被封锁在某种矿石之中。亨利·米勒的这句话带给他某种契合感。某个冬季，他乘坐动车D23次从北京到C城。坐在靠窗的位置，列车开动驶出站台，穿制服的信号工手持白蓝和红白信号旗肃立站台。天空碧蓝，阳光灿烂。从车窗前极速掠过的山峦、楼群、树木、工厂和乡村原野都被镀上光照的银色。他打开面前折叠的小桌板，从随身的双肩背包里取出厚重如砖头的书《加缪传》放在桌板上，美国作家埃尔贝·R·洛特曼所著。自从一九九九年他在北京风入松书店买到之后它就一直跟随着他。现在他还记得前女友说过的话。那些话响在他的心里，也恒久地留存下来。加缪也是天蝎座。他死时身上有四封情书，分别是给四个女人。你也许喜欢他的《堕落》吧。他有明顯恋母情结，而《第一人》却献给从未谋面的父亲。天蝎独有的沉溺。是的，他热爱阿尔贝·加缪，他是照耀他的精神光谱最亮的一束强光。当然他不知道加缪死时带在身上的四封情书，他的《堕落》他还没读过，而《第一人》不久前才有中文版面世，他买回家还没读只放在书架之间陈列着。然而自从发现他的出生日期之后他就将他视为亲近的人。他是十一月三日出生，他是十一月六日出生，他女儿是十一月三日出生，他们分属不同年代，但同在天蝎座，这些不同年代的日子让他有特别纪年的感觉。

　　一九九八年的春夏之间，他在北京一家出版公司做图书编辑，这是他漂流首都做的第一份工作。每天骑着二手自行车在车流汹涌的城市街头穿行四十多分钟，到位于北京理工大学的公司上班。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感觉下半身是空的，只有上半身悬浮在空气中。某个时刻他在杂乱的编辑室里翻阅美国的《生活》杂志，看到一幅摄于一九六〇年的照片，画面是一辆撞在旷野枯树上的车辆。断成两截的车辆扭曲着歪在路边，车顶盖掀开，车上凌乱堆积着毛毯和衣物。这是加繆出车祸时现场拍摄的，在这幅灾难现场的照片里加缪是空缺的，他当时可能被抬走急救，最后不治身亡。在取得版权之后，他使用了这张照片，在他编辑的取名为《目击世界一百年》的图文书里，他给图片加注说明：1960年1月4日，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鼠疫》和《局外人》的作者艾伯特·加缪在维尔纳夫拉居亚附近的撞车事故中丧生。这幅照片让他每次凝视时都黯然神伤。

　　他还选用过另外一幅照片，画面是加缪与萨特，他们都穿着黑色的风衣，站在路灯下，萨特衔着烟斗，加缪平时总是抽着烟，但在这幅照片里没有抽。他们眼神没有交集，各自注视自己关注的物象。这幅黑白照片也是他喜欢的，不仅喜欢照片里的这两个人，还喜欢他们所在的年代。那是伟人丛生，大师辈出的黄金年代，也是激情浩荡，思想澎湃的年代。

　　一九九六年深秋他结束矿区的幽暗生活，告别家乡寄居北京。初到首都漂流的时候，他随身携带着热爱的书里就有《加缪传》。那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贫民窟的孩子，由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依靠个人的奋斗成为杰出作家。他想很多人都会视他为榜样，可是他作为他的隐秘榜样却是恒久的契合。他对写作这种职业的尊敬感很大程度来自他的职业榜样，而加缪是其中之一。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表达他对世界的关切，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对人心及精神状况的关切，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正义的热爱令他感同身受。他能懂他的言说和书写，包括他的绝望和虚无感，他的坚韧的反抗意志，他的浩荡思想之流如潮汐冲刷过他。他深爱这个人，愿意像他一样成为存在的反抗者。我从来也不能放弃光明、生之幸福和我于其中成长的幸福生活。这是《加缪传》中作为一幅黑白肖像题词的语录，他将这段语录抄写在自己随身的笔记本上，也铭记在内心里。世界不是我的敌人。只有自由才能使人摆脱孤独，而孤独只能飞翔在孤独的人们头上。这些语录长久地铭刻在他心里，成为他汲取生命智慧与力量的资源。

　　虽然他们是同样的时辰出生同为天蝎座，他仍然知道他与加缪是完全不同的生命体，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有着完全不同的心灵和精神的气质，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和作为。但这不影响他对这个远逝的异国同道产生的亲近和契合感。他在文化、历史的真空中成长，父母目不识丁，家里没有一本书。一个在贫穷、普通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始终与文学沙龙、文学名人、荣誉、勋章保持距离，拒绝人们把他塑造成偶像。这样的描述是他心仪的，虽然比较起来，他是卑微而困顿的。尽管加缪也认为他在青年时代是卑微而困顿，很长时间他是独居者，独居者享有人身自由，这是他挚爱的。没有谁能够干预他的生活，身边没有，周围也不会有。在他辞去公职之后，没有任何势力能干预到他，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良知和意志自由生活。当然自由也是双刃剑，他必须接受它在多个向度的穿刺和切割。在漫长的时间里，每到夜晚睡眠时他需要卧室里亮着一盏微灯，这是因为他对黑暗的畏惧。或许是因为看到过太多黑暗中的事物，以及被黑暗庇护的事物，夜深之时居室里必须有光亮他才可以安心，他需要有光亮簇拥护佑才可以踏实安眠。

　　“作家不仅仅反映和诠释生活，他们也丰富并且塑造生活。”

　　一九六九年某一天，E.B.怀特对访问他的《巴黎评论》记者如是说。一九三八年冬天，在《纽约客》供职的资深撰稿人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突然辞职，他和妻子与年幼的儿子，从曼哈顿四十八街的公寓，搬到位于缅因州的咸水农场，过起远避尘嚣的小镇生活，怀特同时开始他作为独立作家的写作生活，开启了个人生命的新史期。

　　这是又一束照耀着他的光谱。最初他知道怀特也是因为一幅照片。一幢简朴几乎没有任何陈设的房间，向上打开的窗户能看到辽阔的海面，一位戴着眼镜面容清癯的白发老人近于肃穆地安坐桌前，面对一台老式打印机安然工作。其时他被这影像的纯粹气息所吸引，也被它安宁的精神气质所打动，他理解和向往的写作生活就是这样的仪态——肃穆而精进。

　　二〇〇〇年开始，他作为职业记者，开始奔走在祖国各地的新闻现场，追逐即时发生的事件，访问在各行各业中有影响力的人，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纷杂、繁复琐碎的新闻劳作中，只能在夜里写出他想写的文字。然而心里一直渴望结束这一切，沉潜于心性相适的创造性写作。

　　认识怀特是因为《纽约客》，这份创刊于一九二五年的杂志聚集了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塞林格、杜鲁门·卡波特、厄普代克，怀特是其中之一。《纽约客》当然不必神化，就像任何事物都不必神化一样。然而《纽约客》近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几乎不丢失的人文传统，还是令人尊敬。相较于一切都易变也速朽的中国社会，这种久远的历史传承和文明积淀愈显价值。怀特的离职让他心有所感。离开《纽约客》的原因是被它每个星期的截稿期限所苦，《纽约客》写作所要求的“古怪的第一人称多数”也是困扰他的缘由。告别《纽约客》的怀特过起真正个人化的生活，他仔细体察深味远离尘嚣的乡间生活，参与并记录乡间的社区生活，捕捉并书写自然生活的幽微体验。在缅因州的乡下，他找到了个人独特的写作主题，思考世界与他在其中的意味和境况。

　　新闻职业让他有机会观察中国新闻生产的方式，以及传媒业的生存状态，也看到一个国家如何对待它的社会公器，如何对待事实和真相的传播。二○一二年七月，他结束持续十年的新闻职业生涯开始全职写作。把自己从日常的碎片式的新闻资讯里解救出来，投身于独立的创造性写作，真正建树自己的文学志业。不能说他的离职受怀特影响，但是在离职之后，看到怀特随笔集《人各有异》，内心还是有同道相通的亲近感。他对怀特的尊敬缘于他的独立姿态，作为个人能不被时代和潮流裹挟，与时代保持或者隔开相应的距离，自由而丰沛地生于天地之间。时间流逝，人事消失，唯有艺术和思想的文字长存。这种存在状态令他欣赏。

　　怀特对自由的珍爱也是他倾心的。他说：“自由乃是人世间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的神圣状态。”独立者怀特并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注，他对自己的工作怀有清晰而坚定的价值判断：“作家的角色从来没有改变，他是一个监护人，一个秘书。科学和技术也许加重了他的责任，但是并没有改变他的责任。”他警惕以国家、政府、集体等名义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和侵害，在写于一九三九年一月的《咸水农场》的文字中怀特说道：“自由遇到挑战，艺术家和作家必須最先拔剑投笔。他们这样做无需动员，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斗争。”

　　“我是一个独行者，我不喜欢团体、流派和文学圈子。”这是村上春树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的话。他也谈及年轻时接受过的一次媒介的问卷调查，在给定的一些词语中作选择，其中列举的词语有“自由”“友爱”“财富”“和平”等等，村上选择的词序是“自由”为先，但是大多数日本人忽视“自由”。村上感慨说：“原来日本人是这样的国民啊。”

　　离职前后，他不止一次受到他人的警告：自由写作在中国会很悲惨，没有任何制度性保障，基本是自生自灭。当然是指没有踏上成功之途的自由写作。成功则意味着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有明星效应的作家还会有商业代言广告。

　　捷克作家K说：“写作是一个人可能仍然成为个人的最后场所。许多有创造性的人实际上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作家。”他深爱这句话，以为它传达了一个写作者为内心写作的真正意义。然而即使可以写作，有才华和能力，在中国也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困苦的代价。

　　长久以来他试图构建内心的生活。这是一个独立难以被外部力量侵害的空间。

　　现在他对具有矿区生活背景的作家和艺术家怀有亲近感。凡·高与矿区的关系是他最早知道的，他作为传教士在阿尔矿区传播福音，深入矿工点亮马灯的工棚，深入黑暗的矿井之下。处于人生迷惘期的凡·高向那些被生存重轭覆压的人们宣教上帝的声音，这样的经历只会使他更迷惘。鲍勃·迪伦也与矿区有甚深的联系。他漂流在北京的时候，随身携带着几本书，《像滚石一样》也是其中的一本。这是美国摇滚巨星鲍勃·迪伦的音乐传记。他热爱这本书，不仅是因为热爱鲍勃·迪伦的摇滚音乐，还因为热爱他的人生方式和生活态度。

　　在这本书的某一页，他看到有这样的文字描述：1961年，当鲍勃离开老家明尼苏达州的矿区希宾，来到纽约的民间艺人聚集的格林威治村时，他把自己的姓改为迪伦，以纪念诗人迪伦·托马斯。他到各家咖啡馆和夜总会演出，晚上睡在别人家的地板上。当时的鲍勃还只是个怕羞的大孩子，然而他的歌声却像饱经风霜。鲍勃·迪伦演唱的《大雨将至》令他迷恋。它是一首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古巴危机的反战歌曲，但是他觉得它可以穿越时空抵达任何一个时代，被所有饥寒交迫者歌唱。因为热爱这首歌被他在很多地方引述：我要在大雨降临之前回家去/我要走进最密的黑森林深处/那里人丁繁众，可都一贫如洗，那里毒弹充斥着他们的水域/那里山谷中的家园紧挨着潮湿肮脏的监狱/那里刽子手的面孔总是深藏不露/那里饥饿难忍，那里灵魂被弃/那里黑是惟一的颜色，那里无是惟一的数据……一九六六年七月的一天，鲍勃骑摩托车时翻车，颈部受重伤。一时谣言四起，说他因车祸身亡。鲍勃像隐居似的躺在纽约的伍德斯托克，一面养伤，一面设法戒掉毒瘾，竭力使日益垮掉的身体复原。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鲍勃·迪伦，已不仅仅是一位超级歌星，而似乎成了一位弥赛亚式的人类心灵的拯救者。他热爱这样的人，来自矿区、怕羞、饱经风霜，这些特质使他感到亲切。而他因车祸身亡的传说，他短暂的隐居式的存在，他成为弥赛亚式的人类心灵的拯救者，这些精神历程令他向往。那时候他是多么渴望生命中有这样一个人，他强而有力，同时慈爱素朴而智慧。鲍勃·迪伦就在他身边，随时可取。他的声音随时可以环绕他，有时狂暴，有时激烈，有时又舒缓的吟唱不仅让他感受到旋律和音韵的变化，还让他感受到情感和心绪的变化。

　　后来他知道很多作家与矿区有着各种精神联结。弗朗兹·卡夫卡写过短篇小说《矿山工程师》，他在日记中写道“写作作为祈祷的方式”，这样的表达与他的心灵契合。某年他到布拉格之时，最重要的行程就是在这座城市寻找卡夫卡的踪迹。诗人W.H.奥登从小接触过很多废弃的矿场和矿井，在孩提时期他曾幻想自己是一名矿业工程师，迷恋机械、隧道、地质学知识。诗人早期的诗歌习作很多是直接与矿井相关的地名、术语和事件，比如《旧时的铅矿》《矿工的妻子》《铅是最好的东西》等，进入诗歌创作的成熟期后，专业写矿产工业的诗篇虽然不多见了，但矿井仍具有突出的意向，在《预言者》《新年书简》《石灰石颂》《六十岁的序言》等诗歌里都可以看到矿井的踪迹。

　　他喜欢的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也与矿区有精神的联系。一九三三年，在移民区里长大的移民的孩子索尔·贝娄在艰难生活中读完了中学，随后又到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一九三五年他从芝加哥大学转到西北大学，并于一九三七年获得西北大学理学士学位。同年，他与安妮塔·格什金结婚，新婚后的贝娄就失去了在哥哥开办的矿区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他被解雇的原因是旷工。贝娄的哥哥要求他能正常来上班，而贝娄则想在家里写作。失业后的贝娄寄宿在岳母家里。一九四四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出版。一九四七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受害者》出版，这些小说开创了贝娄“游离”与“受害”的主题。

　　他携带着他的创伤（尽管是结痂的创伤），携带着他的疾患（有可能是自愈的疾患）。

　　世界并非温柔之乡，战乱和动荡及饥荒离乱依旧存在于地球之上，甚至就在他们的旅途中。

　　他们躲在楚库尔主街区一家酒吧露天卡座间，依然能听到街区响彻的骚乱声。有人群呼喊口号，英文或是土耳其语，隔着长街传来的声音听不清楚。光头的酒吧老板穿梭在桌椅之间为他们端上来咖啡或者啤酒红茶。光头老板穿着缀满银色骷髅头的黑色皮夹克和牛仔裤，脚上是棕色皮鞋。老板的光头顶上推出三个星。老板对他们说街头有骚乱你们最好能躲避一下，市政府广场前有在伊斯坦布尔的藏人示威游行。这样的时刻出街会很危险，情绪激动的抗议者会当街暴打路人。据说警察施放了催泪弹，催泪瓦斯在街头冒出蓝烟，烟雾像烧焦的橡胶气息，闻到的时候涕泪横流。

　　这是他和师懿到达伊斯坦布尔的第二天。采访团队的成员陆续从世界各地而来，他们在酒店里会合，然后来到楚库尔主街区这家酒吧，先在这里见一位土耳其的摄影师，也是M的密友，然后大家开始商谈前往王子岛访问M的工作流程。就在他们坐在酒吧露天座位商谈访问的各种细节时，听见大街上传来吵闹声。此前土耳其当局预警说某日有疆独团体袭击中国游客，甚至将韩国人视为中国游客进行攻击。CNN驻土耳其的电视记者现场报道在索菲亚大教堂前的骚乱，他们在酒店时看到电视里CNN的新闻报道。新闻传遍世界，自然也传回国内，家人牵挂他们的安危。看到新闻他有侥幸感，骚乱发生的时候，他们刚好经过索菲亚大教堂。

　　伊斯坦布尔之旅不止是他和师懿，还有一个团队跟随着，有专题统筹，《时尚先生》杂志的副主编陆浩先生，他是当年唯一在缅甸现场访问过昂山素季的中国记者，其时她刚刚结束长久的软禁生活恢复自由，陆浩赴缅甸首都仰光做了这位世界最著名的女人的访问。访问团队的摄影师是从以色列专程飞到伊斯坦布尔的，这是克林顿与希拉里的御用摄影师，还有生活在卡拉奇的作家兼他们的翻译G，有他们的向导树先生。访问团队的方岩先生是专程从巴黎赶来的，他是《时尚先生》驻欧洲代表。方岩提醒他们不要独自上街，尤其不要单独去银行的ATM取钱，那是最容易受到袭击的地方。“遇到危险要说你是日本人，土耳其的流氓对日本人会更可气一点。没有理由，他们就是喜欢这么干。”方岩说。方岩身穿紧身黑衣，上身T恤，下身是紧绷的牛仔裤。他的容貌清秀，说话的语音绵软。他的耳朵上戴着银色耳环，身材颀长。每个人都有一份咖啡和甜点。照例是陆浩买单，作为团队负责人，陆浩掌管着财务。

　　在这个团队他是核心，师懿此刻的身份是他的助理。

　　进入人群的时候总是能显出他的不合群样貌。他是被特邀而来，然而他总是自处边缘。

　　师懿在人群里表现自如，谈吐自然。他反而是表情严肃，面容紧绷，沉默寡言。

　　团队成员多是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代年轻人，青春而时尚，穿戴新潮迷恋品牌。

　　连饮食之类也时髦，每个人都在谈论端上来的咖啡或品着甜点的味道。

　　他不是很喜欢土耳其的甜点和咖啡，甜点太过甜腻，而咖啡又清苦。

　　没有耐心花太多的时间闲聊这些饮品，他的视线转移到街上。

　　他忍耐着人们无聊的谈资。灰黑的鸽子比他更从容，蹦跳着在客人的脚下啄食。

　　猫和狗也都会出现在桌子下边，在人的脚边躺卧或游荡。

　　在街头到处可以看到流浪的猫狗。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座城市有如此之众的猫狗。

　　这就是伊斯坦布尔，有着辉煌的落日和辽阔废墟的旧帝国之都。

　　他与《时尚先生》杂志社的关系微妙也有趣。

　　两年前一位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读书的女大学生采访过他。那所大学的一位女教师是熟悉他的，似乎也对他怀有好感。她在课堂上对她的学生们介绍他，使用的是极端赞美的修饰词语，将他描述成一个传奇人物。之后就在那个时间段，不断有这所学院的年轻人跟他联系做访问，有男也有女，通过电话或者自媒体的微信找到他。在那所学院的校报上至少三次发表过对他的专访稿。那位最后赶到他住的香山脚下的村庄，在那家雕刻时光酒吧采访了他两个小时，那次他聊得更为放松。他们一起吃了晚餐。两个月之后，这位女生毕业进入《时尚先生》杂志社工作。在她做實习编辑的时候，杂志做年度特刊，女生又利用职务之便约他撰稿谈“男人的风格”，他答应下来，撰稿讲述他的青年时代的往事。他在十八岁的时候帮助出嫁的姐姐教训欺负她的男人，这被他视作成为男人的标志。他一如从前保持了跟时尚和潮流的距离。这样的文章杂志也用了，随后杂志也寄给了他，同时他收到一张手写的贺卡：

　　亲爱的瑞：愿你保持自我，愿你在自由的旅途收获幸福。

　　这张贺卡带给他愉快。被人肯定在他并不多见，遇到了他也会快乐，他珍藏起这份友善。

　　他在辞职三年之后开始与《时尚先生》再度合作。其实没有固定收入使他经常陷于焦虑和忧患中。他知道前同事到这家杂志社做了主编，有位优秀记者进入这家杂志社做了特稿部总监。他并没有和他们见过面，然而在传媒江湖应该熟识。这是传媒业剧烈变动的时刻，很多业界人士转型多媒体或者自主创业。年轻锐猛的总监正在雄心勃勃强力打造特稿部。看到杂志的计划，他就写了邮件给年轻的总监做自我推荐。他用这个方式先后跟几家媒介自我推销，比如《纽约时报》中文部。都有相应的合作，也是因为人们对他不陌生。这次也依然成功了，总监迅速反应，回复了他一份热情洋溢的信件。此后他们就等待合作的机会。那时总监经常会找他问询一些国际作家的联系方式，比如米兰·昆德拉、索尔仁尼琴。他刚好知道，或者有办法知道。让他们走到一起合作的就是这次《巨匠与杰作》的访问和撰稿。

　　他接受的工作就是到伊斯坦布尔访问M，到布拉格访问K。

　　到达伊斯坦布尔之后，他们游历、体验、观察，同时做着访问M的准备。

　　他要进入M出生并成长的小镇，进入M度过少年或青年时代的城市，在那里寻访和勘查。他要勘查一个世界级的作家如何生活，如何思想和写作，如何面对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

　　楚库尔主街区，作家M在青年时代生活的地带，破旧的仓房散发出霉味。

　　他几乎天天都会到旧文物市场逛。那是一条平缓升起的斜坡，石头铺成的格子路面，脚踩上去会感受到石头的凹凸感。垃圾、建筑工地用的砖石沙土在路边随时可以见到。简陋而低矮的平房盖在层次不同的楼房的阴影中，随时都能看见从路边慵懒走过的狗或者猫。阳光苍白照耀到陈列在街边的旧文物上：拜占庭时期的舰船、武士穿过的银色金属盔甲、刀剑、铁制的邮箱、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玻璃器皿。远古的字画，远古是因为书写和绘画用的纸都发黄也都发脆。据说这条街道也是M在少年和青年时期经常漫游的。

　　就在这条长街的入口，有M根据他的长篇小说《纯真博物馆》的情节设计建造的博物馆。那间红色的三层角楼的博物馆他当然是进去过的，不止进去过一次，在伊斯坦布尔只要有空他就会去那里。一个迷宫般的街巷，楚库尔主街区，这是标示在伊斯坦布尔市政地图上的中文译名。街区的入口就是刷成粉红色楼体的纯真博物馆——M的私人博物馆。到达伊斯坦布尔的第二天他们就寻找这家博物馆。M的经纪人兼博物馆长在纯真博物馆等候，按照预约，他们在这里会合后到一座名叫大岛的海上岛屿，访问隐居在那里的M。

　　看到纯真博物馆时，他高涨的好奇心略微失落。博物馆所在的街区凌乱有种颓败感。博物馆是一幢临街的三层楼房，从建筑形态观看，更像一幢普通居民楼。然而走进博物馆看见的是一个现代风格的展示空间。这是虚构之物在现实中的具象呈现，它的创意来自M的同名长篇小说，富家少爷凯末尔爱上了十八岁的清纯美少女芙颂。两人的爱情来而复去，凯末尔想找回爱人的心，此后追寻八年，但还是遗失难觅。凯末尔深爱芙颂，也爱芙颂爱过的，甚至触碰过的一切。痴情、忧伤的男人收集着心上人接触过的所有物品。

　　他并不能看懂博物馆里的文字，土耳其文和英文都不懂。这里没有中文，他只能看那些陈列的物品，看它们的形状。这时候作为人，他基本回到动物状态，无法倾听，不能思考，难以表达，只是借助他随身带着的M的虚构小说《纯真博物馆》，作为纯真博物馆的游历指南。博物馆与小说形成互文的关系，可以相互阅读，对应阐释。M在小说里写到的物品在这个空间都能找到，据说有四千二百一十三个烟蒂，每个都是芙颂吸过的，这些烟蒂像昆虫标本排列在一个框架中，小说里出现的情节以装置艺术的形态陈列在一层的玻璃橱窗里。

　　沿楼梯走上二楼，观者会看到八十三个展柜，对应着小说中的八十三个章节。展柜暖色的光线照射着它承载着的一件件私人物品，每个都变成了一盏小小的光源。它们共同组成凯末尔对芙颂的思念。衣裙、头饰、手套，在空间里都有展示。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放置在不同位置的黑白影像和纷繁的物品一起叙述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也叙述着这些物品的沧桑史。钟表，不同年代各种造型的钟表，手表、座钟、闹表，在纯真博物馆，只要戴上耳麦就可以听到M解说这些影像和物品的声音。一个虚构的真实世界，由真实的物之细节实现对虚构世界的呈示。

　　这是纯情又诗意的呈现。情爱的真挚和炽烈令人战栗。

　　“我喜欢排山倒海的忧伤。”这是M打动他的一句话。他走出纯真博物馆，突然听到有人狂叫。顺着博物馆门前的斜坡看过去，看到一个挥舞着长刀追砍女人的土耳其男人。有人在争吵。男人狂暴地吼叫，女人撕心裂肺地哭号。日头像一枚银币悬在天空，阳光苍白映照长街。地面投下建筑物的暗影。一条倾斜而上的狭长空巷，两边是旧楼房，路边随处可见废弃的水泥沙土、陈列的旧文物。听到吵闹声，他的心脏骤紧，脚步迟疑。有人从空巷的尽头奔跑而来神情慌张。恐惧是必然的。在伊斯坦布尔街头，你总会有不安感，因为异域的陌生，也因为这里的人性情暴烈——你以为他们性情暴烈。那些眼神阴郁，浓须掩面的男人，蒙着黑面罩穿着黑袍的妇女，无论男女都高深莫测。到达伊斯坦布尔的第二天，他已经看到过聚集在街头的抗议人群，那些焚烧着橡胶轮胎，追打路人的示威者带给你不祥感。这个空巷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内心惊慌，然而没有克制住好奇心，走到空巷的尽头察看。一个土耳其壮汉挥舞着厨刀追砍一个妇女。那人吼叫着，几个男人从背后搂抱着阻挡他的砍杀，男人手持菜刀依然暴躁吼叫，因恐惧而发抖的女人被人撕扯着难以脱身只有拼命喊叫。

　　如同面对一个取景器，他们呈现什么取决于看见的视角和看见的内容。

　　他恍然间想到自己的家乡：晋北矿区。少年的时候，只要出街，总能看到街头的暴力事件。走在马路上，突然一阵混乱，回头就看到有人狂奔，狂奔的人的身后有更多的人手持菜刀追来，追上前边奔跑的人一阵乱砍，后边赶来的人又拳脚相加，被打倒在地的人挣扎着躲避，招来更猛烈的殴打。这多半是年轻人的街头斗殴。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他心里都会有悲伤感弥漫。他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区别只是年轻人手里的凶器的变换，有时候是板砖代替刀具，有时候是铁棍代替板砖，还有的时候是斧头，或者长杆猎枪。年轻人在街头聚众械斗、火拼，残酷和血腥是相似的。他不能看人的肢体流血，不能看人的肢体绽开创伤，看见会有呕吐感，但在那时总是会看到。他的悲伤覆压心头。年轻人街头暴力、赌博，这些恶习都在侵蚀着矿区。暴力频繁的街头总是使他的心脏颤抖。这是他持久的悲伤。

　　他记得最初热爱M的缘由，那是他看见的一次由他做嘉宾的讨论会，主办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参与者是中国若干著名作家。在那次讨论会上他发言谈论最多的是耻辱和愤怒。

　　M说：“唯一的希望就在于保持自我，坚守自己的习惯乃至愤怒。”

　　8

　　精神世界的多维度，心灵疆域的繁复性，这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蒙娜丽莎艺文沙龙，在这里我最想见到的是邢志红。我将沙龙看作是超越现实生活的一个场域。邢志红的纯真容颜和清秀形象是我永难忘记的。她的美是上天送到我面前的一份珍贵礼物。尽管我知道这礼物的非现实性，知道她的难以企及，然而她在心里的存在可以使我抵御平庸生活的湮没，抗击虚无尘世对我的瓦解。与其说我喜欢到沙龙玩，不如说我是想在这里看见邢志红。然而在这个夏天，她如流星般划过我生命的夜空。

　　我要看望我深藏在心里的女神邢志红。这是我的秘密旅程。

　　潜行在城市如潜行在迷宫。夹在指间的一支香烟燃烧着，黑暗中我能看到微弱的火焰。关闭房间里的灯，让自己沉浸在午夜的幽暗中。有几秒钟忘记吸烟，手指間的香烟烧出一截烟灰忘记弹掉，那是我走神的时候。白天或夜晚，不出旅馆我就会枯坐桌前。枣红直背木椅将我的身体以某种角度固定下来。房间里有油烟的气息，那是楼下餐馆的厨房飘进来的。枣红桌面与墙壁之间时而会有赭色的蟑螂爬行而过，这东西让我生出厌恶感，但我也任由蟑螂爬行不去干预。蚊蝇的鸣叫时而响起，从回旋在房间的轰鸣声音判断，蚊蝇应该是凶悍的。我在静默中等待着蚊蝇飞到近前，在耳边和眼前盘旋飞动，我等待蚊蝇落在脸上或身上，迅速挥手拍击，蚊蝇就死定了。但对更多的蚊子我用蚊香对付。跟服务员要蚊香点燃，房间里充满蚊香的烟雾，这气息令我有窒息感。

　　隔壁房间传来男人酣睡的呼噜声，嗬呼——嗬呼，声音长短不均。我还听到女人叫床的声音，这是靠近走廊的某间客房发出的，应该是旅馆的小姐，不像是男人携带的女眷。女人欢叫的声音急促而高亢，这样的声音不会是妻子发出的，只能是性工作者所有。住进旅馆时我看到床头柜上摆放着按摩服务的内线电话，我也接到过电话，有女人询问我需不需要保健服务，我当然会拒绝。进入这座城市我必须让自己保持谨慎和警惕，避免各种可能的欺诈和骗术。城市里的骗子太多，防不胜防。我忍耐着这些令人窒息的空气和嘈杂的声音。

　　忍耐是我必须要有的。在午夜难以安眠的时候，我坐在黑暗中面对窗外的街景。金色的丝绒窗帘和白色纱帘敞开，窗玻璃有些脏，有死去的蚊子的尸体干硬地粘在玻璃上，有灰尘落在玻璃上，还有雨水划过的曲折痕迹。这样的情况要看到街景没问题，从我住的位于七层楼的房间看出去，越过一些老旧的房屋的屋顶就能看到一条宽阔的马路。马路边的路灯昏黄彻夜亮着，偶尔有汽车驶过。睡不着的时候，我愿意长久盯着马路看街景。在旅馆能安静下来的时间并不多。有客房在装修，白天响着电锯切割木头的尖厉声音，铁锤砸在钢钎上的声音，我被这嘈杂之声包围着感觉神经在被折磨，不过我愿意忍受这折磨。

　　我到这座城市是为了观看这城市的特别风貌的。

　　做一个亲历者，也做一个观察者，这是我为自己规定的角色。

　　透过玻璃窗遥望着宽阔的马路，这是我要做的事情。白天和夜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白天是喧闹的，不断有人群在街上涌动，各种人群组成的游行队伍走过长街，有学生，有工人，知识分子的队伍也是可见的，后者是由学者和作家组成，人们打着标语，扯着横幅从街上走过。我举着望远镜看着那些镜头。我随身带着一架绿色军用望远镜，这是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从一个穿军便服的人手里买到的，那个人坐在一辆军用吉普车里，同样身穿军便服的司机开着吉普车在马路上缓慢地行驶。“望远镜需要吗？”那个穿军便服的人摇下车窗对我低声说。我站下来，知道这两个人是假军人——按照常识判断，真军人是禁止从事这样行为的。我接过那个人手里拿着的望远镜，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是需要的，应该会有用得着的时候。那人开价要五百元，我觉得一百元就可以买，多了不值得。望远镜还给那个人，但是那辆车并不开走，而是跟着我在马路上走。最后一百元成交。我当然不认为这架军绿色的望远镜就是军品。有这么个东西带着好玩，我想。兴致好的时候我会端着望远镜站在窗前寻找目标。我没有见过真正的军用望远镜是什么样子，手里的这架望远镜让我觉得有意思。借助望远镜我的遥望具有神奇的效果，它使一切遥远的事物逼真地陈列在眼前。

　　当然我会放好望远镜，藏在我的书包里，不被人发现，只在我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

　　光明旅馆，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1号。

　　这是我在这座城市的栖身之所。乘坐哐啷直响的电梯到我住的七层客房，嘈杂声不断，总有南来北往的客人在电梯间或楼道里大声喧哗。我带着拴在木把上的钥匙，随时可以打开客房的门。旅馆的客房有些简陋，住一天三十元，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二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住进旅馆时我打开过电视，屏幕雪花闪烁，我摆动电视机后部的天线，希望能调节出好的收视效果，但是不行。我开门站在走廊喊服务员，一个男人过来，听我说明事由，男人跟着我走进房间，挥动手掌在电视机顶上啪啪地敲击，屏幕开始闪现出人影，但是声音嘈杂。“对付着看吧。”那人撂下一句话就出去了。我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到无声，只让画面闪烁着，不想房间太吵闹。我只想找个能睡觉的地方，在我困倦的时候踏踏实实地睡一觉。跟看电视比，我更关心旅馆的房间能否洗澡。住进来的时候就检查过了，卫生间有淋浴的蓬头，挂在坐便池的右侧顶上，可以直接冲洗。盛夏之时能洗澡是重要的，到了京城我不想自己的身体有异味。走进这家旅馆时，在前台我看到写在黑板上的标价，有比我住的标间贵的，也有比我住的标间便宜的，就是四人间，或者两人间。我选择了单间，不愿意跟人合住，也不愿意花不必要的钱。我更在意的是这个房间的洁净度，检查过床单和被褥，都是新换的干净的，床单和被褥都散发出洗衣粉的味道。这使我稍微放心一点。住在这里距离北京大学近一点，出旅馆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这家旅馆是我从市区交通图上看到的，安顿好住处我打电话给邢志红时说：“我就住在北大附近，来去也方便。”

　　我去看她，然后她送我回来。她站在马路边，身后的马路车来车往，各种嘈杂。

　　挥手跟她说再见，在旅馆门前告别，这个场景我想象过无数次。

　　现实的情形是最平常的景象，我有些失望，沮丧感袭上心头像笼罩到天空的阴云。

　　我心里燃烧的火焰开始暗淡下来。我觉得自己的可笑。你他妈的就是个傻瓜。我在心里咒骂自己。然而在离开家乡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的。在离开家乡之前和之后我都被燃烧在内心里的激情炙烤着。从我生活的矿区小镇到京城，需要先坐区间的列车，进城再换到北京的列车。都是绿皮列车，但是差别还是蛮大的。清晨天色刚明我就到了站台等待进城的绿皮列车。心脏欢快地跳荡，即将开始的旅程带给我隐秘的快感。对于出行我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带足旅费，那是我积攒了三个月的薪水，带足出门要换的衣服，还有带几本路上要看的书。

　　我要做好见邢志红的准备。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映现着她的模样。她是活在我头脑里的，我能想象她的各种样子。那个姑娘在我的心里就像一棵树长在原野。在暗中怀想姑娘的时候我是放任的，我会仔细想象她的模样。她的剪成寸长的短发（她总是留着干练的短发），她的脸容，微笑时候眼睛闪烁的光泽，精巧的鼻子，唇形清晰的嘴巴，唇边如米粒的痣（人们常说的美人痣），这些都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可见。还有些部位我是见过的，曾经我触摸过那些部位，她裸体站在我的面前。与其说是想象，不如说是我的想念。但这样的想念也带给我情感的苦痛。爱情，这是昼夜涌荡在我内心的潮汐。我能看见内心激荡的情感的旋流，翻卷的波涛。这是我内心的秘密，只有我自己知晓的秘密。

　　男孩子都会自慰。我当然也会，在自慰时我脑海里想着的就是邢志红。

　　我的自慰场所有时在自己住的卧室（我和父母亲共居一室，父母住北房，我住南房），有时会在我工作的矿场，在我值班的矿井下的石头硐室，我自慰，想着邢志红的样子，念着她的名字。这是我深切而诚挚的爱情，然而也是遥远而虚无的爱情。她是我无法触及的姑娘，在我们之间不仅隔着时空的距离，还有现实的阻隔。与其说我是与自己的鏖战，不如说是与自己内心生长的爱的激情和欲望的鏖战。这是属于我个人的隐秘的战争。每次自慰之后我都会陷于悲伤之中，陷于幽暗之中。這是绝望而沉痛的爱情。在我这么苦苦爱恋着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根本无法察觉，或是即使知道也难有恰当的回应，因为爱着的是我而不是她。

　　这次旅行我是想要给自己一个交代。我不是要告诉她生长在内心的爱的激情。

　　这个她早已知晓，或者说她有些畏惧这情感，就像我深深地恐惧。

　　“我要成就自己的情感。”上路时我这么想。

　　最好的情况是能带邢志红回旅馆的客房。这是我想要的情况。

　　绿皮列车载着我进入首都。列车上的播放器播放着民乐演奏的轻快的曲调，播音员介绍着首都的名胜风景，我背着双肩背包，跟随着蜂拥的乘客下车。这不是我第一次到北京，高中毕业之后我跟随最好的伙伴到京城游荡之后，每年的秋天都会来一次。进入首都游荡，我要求自己的生活中必须有这样的内容，通过在首都的游荡为自己的身心注入不同的基因。这是自由和反叛的基因，以此搅动我在故乡如同死水的生活。这是我避免麻木的方式。是的，麻木，这是我在故乡看到的浮现在人的脸上的表情。这是令我恐惧的表情，生活在那里是能一眼望到尽头的，人们的生活，除了在幽暗而祸患丛生的矿井之下劳作，就是吃喝拉撒，在我看来那是动物般的生活。在我的故乡人们没有内心生活，也没有精神生活。大街上经常能看见蹲在街上下棋的人，聚在墙根下闲聊的老人，以及失去自理能力的残疾人，他们是矿难中的伤残者也是幸存者。我当然希望自己能有不同的人生状态，我希望自己能过一种有头脑和思想，有智识也有精神向度的生活，包括爱情的生活。这是我沉迷在自己幻想世界的缘由，幻想使我区别于生活在故乡幽暗之地的人们，然而幻想也带给我困厄。

　　跟随着潮水般涌荡的人群走出北京火车站的时候，我其实是茫然的。

　　不知道往哪里走，人潮裹挟着我，不断有男人女人凑过来问我需不需要住店。

　　我谨记着不要在火车站停留，不要跟陌生人搭讪。

　　火车站是骗子和小偷聚集的地方，他们觊觎着行骗和偷窃的目标。

　　你一个外地人，一个乡巴佬，人家不骗你骗谁？

　　每次出门的时候我的朋友都会这么教导我。这是我保持谨慎的理由，但这理由也瓦解我对人的信任，瓦解我对自己的信心。自我怀疑是谨慎带给我的负能量。

　　走出家门来到北京，我怀着对邢志红的深切而诚挚的爱恋来找她，然而要见到她的时候我突然怀疑自己，身陷在沮丧之中。这是衰败的情绪。这样的情绪来临的时候我就彻底完蛋。

　　厌弃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伟岸挺拔的身躯，觉得自己没有英俊的容颜，甚至觉得自己没有雄辩的口才，这些都是我身陷灰色情绪的缘由，也是我走向她的障碍。

　　我站在街上的电话亭给邢志红打电话。在之前就有人排着很长的队伍，等我进入电话亭时我身后的队伍又长了，我只能简短截说。我打开随身带着的通讯录找到她的电话，那是她有一年春节回老家在街上见到我时留给我的联系电话。拨号，我拿着红色电话机的听筒贴在耳朵边等待着。有人接听，是个姑娘的声音。我说：“我找邢志红。”

　　那次通话我并没有找到邢志红。有人告诉我：“邢志红没在寝室，她去了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你晚些时候再打吧。”对方对我说，没等我反应就挂了电话。

　　是的，我这么仓促地赶来见一个姑娘是有些傻。

　　我并不了解她的生活，她的大学生活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她的情感生活也是我完全陌生的。我这么仓促地赶来见她实在是很冒失。她万一有男朋友呢？她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在大学这么开放的环境里恋爱是最寻常的，在我打电话寻找她的时候或许她正跟男朋友在一起。这么想着的时候我又开始陷于沮丧之中，最后又不得不自我安慰宽解自己。

　　北京市区交通图，这是我在走出火车站时从报刊零售亭买到的。一路上我都在打开地图看，我要去的地方，邢志红就读的大学所在的地方，我都用圆珠笔在地图上标好。然而进入北京城之后我发现要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快速移动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公交车基本是停驶，公交车站等着很多人，公交车迟迟不到。有人说学生游行，交通拥堵，公交车处于不运营状态，只有很少的车辆环城绕行。

　　找到成府路的光明旅馆已经是傍晚，我基本是步行走過来的。

　　一路问询，有时候被问的人不耐烦会给我指错路，走了不少冤枉路。

　　顶着酷烈的大太阳，大街上就像被火焰炙烤着，我有窒息感。

　　买一瓶水喝，润一下生烟的咽喉。舌头因为缺水变得干硬。

　　找到旅馆时我再也走不动了，还没进门我就一屁股坐在背阳的荫凉地。

　　腿肚子因为困乏而酸痛，更要命的是我的双脚都有脚趾被挤出血泡。

　　这些情况都在缓慢地消解我出走时的热情。

　　是的，萦绕在我脑间的问题是：“你值不值跨越千山万水到北京？”

　　这是你对已逝青春的一次追寻和挽悼。

　　这是二〇一五年夏天。我在手机的备忘录留下这行字。然后就上了驶到站牌前的815公交车。七月的京郊如火焰炙烤，出门都感到畏惧。站在街上什么都不干，T恤都被汗水湿透。好在公交车上有空调，算是凉快一点。上车，刷卡，司机身后的座位正好空着没人，我就坐过去。进城的公交车是慢车，每到一站就会停。车门打开时热浪会从车外扑进来，我坐在车前的位置，穿着短裤裸着的腿像被烈焰烧灼。烈焰与烧灼，这是在某个年月我记忆里最深切的体验，现在想起来都会心有余悸。就在我乘坐的公交车行驶的这条高速路上，我看到一辆公交车冒着浓烟烈火，浓烟和火焰翻卷着燃烧像传说中的赤龙，现在也难以知晓这辆车的燃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紧接着在别的地方有发生大火，更浓的烟雾更大的烈焰。

　　公交车在高速路行驶大约三十分钟之后到达国贸站，这是我经常停车的地方，在815公交车站下来步行到地铁站换乘地铁。依然是烦琐而无效的安全检查，一群男女孩子手拿检测仪象征性在乘客携带的包裹边挥一下，听见提示音响就放行。这样的安检的有效性很值得怀疑，有乘客就在乘坐地铁之后贴出自己携带刀具进站而不被查验出来的照片。

　　在几年前国贸是我的重要活动区域，因为新闻中心就在三环世贸。每个星期的周末我会到办公室开会，偶尔新闻中心会请采编人员到万达影城看电影或者戏剧，以慰劳大家的辛苦工作。现在这个区域已物是人非，出门时我想要买一份报纸，在以前是顺便的事情，重要的路口几乎都有报刊零售亭，地铁站更多，但是现在我走过东长安街看不到一家报摊。刚刚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书评周刊》发出我的关于阅读的随笔《乔治·奥威尔：写在脸上的身体受苦的印记》，这篇文章能在延后一月之后发表出来还真不易。昨天中午在我赶往办公室开会的中途，编辑告知稿件已发出，稿费也已开出。

　　走进国贸地铁站，电梯在维修，踏着数百级台阶步行到地下通道。坐地铁需要走两层地下通道如在迷宫，运行中的电梯黑色橡胶扶手是热的，那是热能的传导。站在电梯间在升起的电梯上我看到站在前边的姑娘，穿裙子裸露着腿有蚊子叮咬的红包，还有的姑娘腿部有瘀青，当然姑娘的腿上出现刺青是更正常的，这符合现代都市的时尚潮流。等到一列地铁列车驶进站台，车门打开我走进去。头顶就是空调的出风口，我靠后站着，避免冷风吹得感冒。列车到一站时身后有人起来，我走过去坐下。对面座位的一个姑娘，她身边带着三个大纸箱满头大汗的男青年不小心压了她落在座位上的裙摆，姑娘嗔怒地瞪了男青年一眼，把裙摆从小伙子的屁股下揪出来，小伙子一脸歉意。列车疾驰着穿过隧道，从列车的玻璃门窗看出去，急速闪过好莱坞大片《泰山归来》的荧屏海报。

　　下一站北京大学东门。听到列车报站的广播声，我心里有些悸动。

　　走出北京大学地铁站出口，热浪涌来。天空灰蓝，这样的天空在盛夏七月只代表酷热和烈焰的炙烤，这是我此刻畏惧的。无处可躲，没有任何荫凉之地。我的感冒刚好，身体刚恢复，这酷热令我畏惧。然而既已到来，就安然迎接。我决心闯入这烈焰之阵，先在地铁口买瓶水，递给买水的女人五十元，她接过纸币反复检查真伪，最后才递水找零钱给我。然而刚踏上站口的马路，我就被沿墙排列的长队吓住了，烈日之下环绕着北大东门的围墙排列着看不到尽头的人，在烈日下排这么长的队进入校园，这是恐怖的。可是我看游客并不害怕，打着太阳伞的当然没关系，没伞的就比较考验耐力。我没带伞，随身的包里只有一份刊有我文稿的报纸，那么就让乔治·奥威尔为我遮挡烈焰吧，我举着报纸盖在头上，遮挡着阳光。

　　马路边停着警车，也有穿制服的警察看着排队的人群。我觉得这么被看管着顶着烈日排长队入门是很傻的事情，总归有人不那么多的门可以进吧，这所大学有四道门以前我都自如出入不需要任何检查。我就往东北方向走，从马路看过去，路边有交通标识，蓝色的牌匾上写着：清华西门/300m。这也是我想要看的，而正对这个交通标识的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大楼，只顺前行十步就可见。这是让我更加触目惊心的地方。前行几步看见医学院的后楼，长满荒草的后庭院停着红十字的急救车。往里看见门诊部，门侧挂着牌子：肾病中心/妇幼中心/口腔中心/体检中心。我要坐在这里歇歇，环顾四周，身后的马路边刚好有道水泥台阶，也总算有道树荫，我找了张被人扔到地上的小广告垫在屁股下，这样不会弄脏衣服。

　　刚坐下来有个打着太阳伞的姑娘在我身边停下来，她对着台阶下喊：“师傅你把车往前开，我这里下不去。”姑娘肤色白皙，身材颀长，她俯下身时身体弥漫出幽香。没办法，谁让我对气味敏感呢？我要说的重点在于我看到姑娘站直身子继续往前走，在我坐的这个狭长的台阶尽头有七级向下的台阶，位于过街天桥下，中关园汽车北站。她在那里钻入已开到那里等候着的出租车。她收起太阳伞，撩起黑色长裙，迈步入车里，这个动作和姿态突然间给我打击。是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了邢志红，尽管是幻觉，我的心脏还是隐隐作痛。

　　身后是加速开动的卡车的轰鸣，身前不时有男女大学生走过。

　　而我曾经经历过的时光如流水般消逝。

　　我积攒着心头之火，决心让自己再燃烧一次。

　　到首都与其是看北京这座城，不如说是找邢志红，与其说找邢志红不如说是让自己献祭一次。献祭，就是将自己做灯，点燃之后高挂起来照亮自己的生命长旅。这些想法听着玄虚，可我是认真做的。为此经过严谨的思虑和精细的谋划，我将此次出走和浪游命名为“烈焰”计划。这么做的缘由跟家庭有关，准确说是跟我的父亲有关。

　　父亲逼着我找女人。男人娶老婆生孩子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別瞎球混！该找女人了，不然岁数越来越大，以后不好找。”

　　这是父亲当着我的面跟母亲唠叨的话。母亲反对父亲这么仓促地催儿子找女人。

　　“急甚呢？又没有狼撵着，我儿还小。”母亲说。

　　“他不急？找不到女人就得打光棍！”父亲说。

　　这是父亲的意识。他不管也不懂我的内心生活，不管也不懂情感价值。

　　在他看来我的想法属于胡思乱想。父亲是老脑筋，可是我得受这老脑筋的管制。

　　这是悲哀的事情。父亲托云冈镇的姑父给我做媒，那个身子枯瘦佝偻的高个男人，盘脚坐在我家的炕头跟父亲围坐到炕桌前喝酒。玉米形状的白瓷酒壶放在桌上，我们端着白瓷酒盅一盅一盅地喝着。酒精使姑父的脸变成肝色，我的眼睛迷离，舌头僵硬。

　　“放心！小子的事情，包在他姑父身上。”姑父对父亲拍着胸脯说。

　　喝过酒倒在炕上睡觉。午后睡醒来，姑父就带着我去相亲。

　　我们骑着自行车到云冈镇的家属区。走到一户人家门前，敲门，听到应答之后走进去。

　　姑娘等在家里。我看见那个姑娘觉得认识，是供热科烧锅炉的女司炉工。

　　姑娘醒目地长着一副龅牙，这是我看见的。我当然感到沮丧，跟着姑父来相亲，这是我不情愿的，我只是想走个过场应付父亲的要求。相亲见面只有十几分钟，聊过之后我就跟姑父离开。骑着自行车回家，我以为没事了，然而姑父找到父亲说：“人家看不上你儿子。”

　　姑父没说为什么没看上，或许是为了照顾我的自尊心。

　　这消息让全家人都沮丧，父亲认为儿子没本事，连个长着龅牙的姑娘都看不上他。

　　“你得抓紧时间找，找不到女人以后就等打光棍了。”父亲威胁我。

　　我厌倦父亲的做法，也厌倦父亲的想法，但是我又不能直接反抗。

　　心情灰暗地回到自己的住处。那时我住在北山残留在废墟之间的旧楼里。我住的楼房墙壁破裂整个楼房为了防止倒塌加固着铁箍，我是为了摆脱父母的管束住到这里的，房屋里靠墙的炕角摆放着我带来的书，很多时候我阅读这些书，《凡·高传》《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海明威》这些传记是我经常打开阅读的。无疑我也受到这些书的影响，厌世感如天空的阴影笼罩着我。那些书使我思考临终的方式，思考诀别人世的方式。

　　“既然人生无意义，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呢？”这是我对自己的诘问。

　　如同夜空划过的霹雳，突然之间我的脑海被照亮。

　　带给我耀眼光亮的是我突然生出的想法：

　　“我要找一个自己爱的姑娘，我要跟她睡觉跟她做爱。”

　　这是我脑海中闪现如同雨夜霹雳的想法。

　　邢志红很忙，我是在第二天中午才跟她通上话。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声音，她立即欢叫起来。这让我略微放心了一点，她的欢快反应说明她对我的到来还是高兴的。我不愿意打扰谁，不愿意强人所难。“你过来吧，到学校来，我请你吃饭。”她说。我当然是愿意的。我入住的旅馆就在她就读的大学附近，步行十五分钟的路。“你问一下人，问北京大学怎么走，都会告诉你的。很好找！”她说。约好见面的时间，放下电话我冲进卫生间打开挂在墙上的莲蓬头洗澡。我要把自己清洗干净，换好洁净的衣服，梳理好头发，抹好润肤膏之后再出门。很快就要见到我爱着的姑娘，我供奉在心里的女神，我希望自己展现最好的状态。背着双肩包走出旅馆，手里捏着那份离不开的交通图，问清路线开步走。然而很快我就陷入焦虑中。马路上到处是人，不断有集结着的队列穿过长街，道路堵塞，人群淤积。有时候我根本无法走路，只能跟随着人群的脚步缓慢地挪动。不时听见有人在叫骂。可能是因为队伍阻碍了人们的正常通行，有人在叫骂。

　　这样的情景我是多年未见。能亲眼见到这抗议示威的浪潮，我还是感到激动，约会的时间耽误了四十分钟。然而见到她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被耽误的不快抛到了脑后。

　　看见我的时候她奔跑着过来，猛扑到我的怀里。她双臂环抱着我，时间大约有五六秒。

　　这使我感到安慰。她对我到来表现出的快乐让我心里明亮。

　　然而我的真正愿望是带她出来，不是在学校操场仓促见她，更不是跟她在嘈杂的学生食堂吃学生餐。她带我去食堂，绕过学校图书馆，我看见停着的自行车的海洋。这是只有在学校才能有的景象。到处是蜂拥的人群，聚在一起的人们热烈地争论着什么话题，这也是大学才有的景象。年轻充满朝气的面孔，热烈的蕴含着激情的话语，我从那些聚集的人群之间走过，这些所见带给我异质的感觉。演讲和讨论的信息和公告张贴在木板钉制的阅读栏，《中国向何处去》《现代化与中国的方向》，这些叠加的演讲和讨论会的公告透露和散发出强烈的思想信息。这使我的心绪如潮水涌动波澜激荡。

　　我们终于坐到了食堂的餐桌前，邢志红端着餐盘排着队在窗口打到饭，我跟在她的身后也端着餐盘排队在窗口打饭，围着蓝色围裙的女工快速用饭勺给我们盛饭菜。我们端着餐盘离开窗口在食堂绕了大半圈才找到吃饭的位置。“不好意思，赶着饭口，人太多了。”她对我抱歉地说。我微笑。确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状态，在我的想象世界没有这样嘈杂繁乱的景象。

　　我感到隐隐的失望。这样的环境伤害我的情感，消解我对情爱所怀有的圣洁感。

　　然而能近距离地面对她总是好的。如此切近面对深爱着的姑娘，于我是久违的。

　　但是突然之间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感觉在内心如江河般滚动的话语不适合在这里说出来。我要说出对她所怀有的深情会显得怪异，食堂里嘈杂和繁乱只适合日常性的话语。

　　我忍住想要对她抒发的情怀，只是简单地跟她聊天。这简化了我们相见的意义。

　　我要带她出来，回我住的旅馆。只要能带她来一次就算我的成功，也算不枉我的苦心。

　　这么想也是对我清透失望感的情绪的调节。

　　“对不起，下午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用过餐之后她对我说。

　　我应该知趣地离开。跟着她走出食堂时我突然觉得这不是我期待中的相见。她伸手给我，她轻握了一下我的手。就那样告别。她热情而礼貌，然而这热情和礼貌却让我感觉疏远。泅游在水中的人，这是我对自己的意识。泅游在弥漫的沮丧之中。我对她微笑，然而心境却变得黯然。跟她挥手说再见，独自走在校园的柏油路上，失望变成的幼鼠噬咬着我。

　　我计算过邢志红从学校到旅馆所用的时间，最缓慢的步行，二十分钟也会到，如果她愿意并不花费什么功夫。我选择住这家旅馆也是为了更方便跟她见面，她要愿意到旅馆陪我也不会很麻烦。可是真要请邢志红到旅馆我又难以开口，我缺乏足够的自信。事实上当我跟一个姑娘交往时不能很自然地说出爱意就已经证明我们之间有问题，我觉得我和她之间存在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构成我亲近她的严重障碍。当然这是心理或者精神的障碍，我努力让这障碍只在暗处存在，希望她看不出来。但除非是瞎子，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我心中存在的障碍。

　　我像一个无所事事的闲汉在街上漫游。脑海里想着邢志红，身体在大街上潮涌的人流中穿行。我有些心烦意乱，感觉自己到首都之后一无所获，既没有收获爱情，也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激动人心的伟大时刻。看到的只是城市的混乱无序、人的狂热和躁动。远处一阵骚动，有人在喊叫、怒骂。男人的声音，女人的哭泣和尖叫，有人在争吵，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争吵。城市就像发热的火药桶，随时都有可能被什么事情点燃爆炸。

　　回到旅馆已经夜深。交通瘫痪的城市无法快速前行，打车也不行。被司機拒载是常态，也有司机停车拉我，但是坐进车里更麻烦，蜗牛般蠕动，大多时候是停驶的，因为道路被障碍物阻隔着难以通过。司机就是为了收钱，能不能送我到要去的地方，司机似乎不甚关心。

　　我想中途下车，司机拒绝停车也拒绝为我开门。我不能争吵，明显地司机是在把我当外省的乡巴佬欺负。“下车也行，这他妈车卡在这道儿算怎么回事？你得把钱付了再下车。”司机脸朝着前方对我说。在这样的地方下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又不太熟悉周围的情况，下了车会更麻烦。想想还是在车上挺着吧。我开始后悔出这趟门了，后悔怀抱激情前往首都，后悔心存挚情来见我的梦中情人，结果就是遇到的各种麻烦、各种困境，包括内心的沮丧和精神的虚无。饥饿也是在那时袭击我的。跟邢志红在一起时并没吃饱，环境太嘈杂我没心情吃什么。结果饥饿就来袭。看到街边有卖烤地瓜的，我过去买地瓜，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女人从烤箱的煤油桶里取出一个烤得焦黄的地瓜递给我。我就那么站在街上吃，饥饿感暂时消退。回到旅馆我就栽倒在床上，倦怠，身心俱疲。我没有洗澡，倦于去卫生间洗澡。打开叠放在床上的毛巾被盖住身体。最好能昏沉地睡过去，这样或许能缓解我内心的倦怠。突然觉得应该自慰一下。每次自慰之后会入睡很快，那是我自己的体操。自慰时我再次想到邢志红。跟以前不同的是这次我距离她很近，我刚看见过她，她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还是清晰的。然而在我体验到瞬间来临的身体的战栗和快感的同时，黑暗和虚无再次吞噬了我。

　　9

　　地中海气候在秋天也酷热。阳光金黄而炽烈。有三个沉默的男人坐在酒店外玻璃窗下的墙基上，他们与狗同在一个区域。两个光头男靠在一起，他们穿着牛仔裤的腿紧挨着，膝盖相抵着。他们身上的T恤却颜色不同，一个是白的，一个是灰的。因为他们侧着脸，看不到他们的面孔，只能看到其中一个留着的络腮胡子。酒店的墙基是白色的，门却是黑的。门前的阶梯是灰色带有白色纹理的大理石。酒店门前放置着灰色的橡胶垫。酒店风格是简洁而雅致的，铁灰与白色的基调有强劲的质感。他们就踏着橡胶垫进门，走进酒店大堂乘坐电梯，或者沿着十五级大理石阶梯上楼，到四层楼的客房，四○二室。每次进酒店的时候他们都会怀有警戒心，要察看身后是否有人跟随或者盯梢。据说在土耳其的街头经常发生抢劫或强奸事件，事实是否如此不知道，警惕是必须的。他们需要确保自己在异域的人身安全。

　　在伊斯坦布尔住过的酒店都有镜子。他不清楚土耳其的酒店是否偏爱镜子。在短暂居住的两家酒店，他都能看到镜子，区别只是大小的不同。住在CORINIVE酒店，镜子摆放在酒店客房的回廊之间，他只要进入房间就能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游走，他看过世人的时候再回到入住的酒店房间里就看到站在镜子前的自己，他的异样感会更加鲜明。这是此生难以抵达的地方，来过之后更难再来。这也是他留在永不止息地旋转的地球上的履痕和遗迹。酒店的房间极有设计感，洁净、素雅的白色，色调简洁，装饰的线条与板块之间简洁。酒店的某个区域不时响起装修的声音，电锯破解木头的声音，或者切割大理石的声音尖厉地回响。只有这些嘈杂的声音能无障碍地传达给他，铁器的敲打声，铁器——比如斧头在敲打什么完毕之后落在地上的声音会响起。住在这里的好处之一是同时能看到两种街景。出酒店大门向左侧方向走，是一条向上升起的酒吧街。临街很多酒吧的门是敞开的，傍晚的时候摆放在路边的酒吧桌前坐满人，不同国籍的男或女，或者三两好友喝酒聊天，或者独自一人自处。容貌及表情怪异的人。

　　博斯普鲁斯海峡，邮轮在海上航行时，他站在船舷之侧，盯着船体划开湛蓝的海面，白浪从船体过处泛起，散开时化为繁复的泡沫。他想记住海水的颜色、流动的形状，记住邮轮穿海而过时的姿影，因为这是在亚细亚半岛，黑海与地中海的交汇处，做梦都难以抵达的世界。最早他是在初中课本《世界地理》上看见博斯普鲁斯海峡。那是很薄的一册课本，然而对于少年的他来说如同天书。他从没记住过这册课本描述过的世界地理概貌、山川河流、陆地海洋。女教师在讲台上讲课，他坐在课桌前走神，神思在外游荡，盼着下课铃敲响，想跑出教室到操场玩，或者躲在墙根下晒太阳。因为暗恋同班女生他的学业几乎荒废。在少年時代，地理课本描述的世界距离他遥远，那些优美的景物这辈子都不可能有机会看一眼。对于生活在晋北矿区的孩子来说，能否走出矿区都可疑。他的理想是在矿上找一份不下矿井受重苦的工作，每天能活着回家就很好。有哲学家说最幸福的事情是每天早上能醒来，每天晚上能入睡，其次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做最想做的事情。在矿区有的人早晨走出家门就无法再回去。在地上好好行走的人下到矿井遇到矿难，冒顶、透水、跑野车，然后就死掉了，不死也会是终身残疾。在矿区他经常看见那些披麻戴孝的妇女孩子，看到身穿白衣的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出殡，而那些残疾人是历次矿难的幸存者。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境前往伊斯坦布尔的。

　　少年时期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记忆，使他在见到它的时候格外亲近。当然最亲近的还是M。以前他看到过他的一张照片。一个少年坐在书桌前眺望着远景。少年瘦弱，忧郁。看到他，他想起自己少年时期拍过的照片。两个身体瘦弱，神情忧郁的少年的形象叠印在一起。或许这是他后来喜欢M的隐秘的理由，看到他觉得是看到自己。没错，从世俗的意义说，M的今天是他无法企及的，然而无法企及的事物刚好可以构成精神的导航图，他是他的路标。伊斯坦布尔，当他乘坐阿联酋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飞临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空时，看到辽阔的蔚蓝而深邃的海洋，看到清真寺金黄色的圆形塔顶、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这些昔日帝国的象征物都尽览无遗。然而当飞机降落机场，乘坐出租车驶到伊斯坦布尔的城际公路时，首先就看见了它的陈旧混乱、交通堵塞、汽车淤积的河流、司机暴躁地挥舞着拳头怒骂。夕阳西下，满眼废墟般的城市剪影。

　　作为土耳其的“咽喉”，博斯普鲁斯海峡北连黑海，南连马尔马拉海和地中海。全长三十公里的这条海峡是黑海沿岸国家出外海的唯一通道，亚欧两岸的山地有着华丽的王宫和辉煌的圣殿，有尖顶教堂，有穹形清真寺。也有造型奇崛的别墅群和朴实而简约的乡间居所，它们都隐没在茂盛的山地丛林中。在乘坐轮渡游览海峡之前，他在博斯普鲁斯大桥上走过。海鸥在身边飞翔，雄鹰在空中盘旋，麻雀在钢架的桥梁上嬉戏。“假使这城市诉说的是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博斯普鲁斯则是歌咏生命、欢乐和幸福。”M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写道：“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伟大、历史悠久、孤独凄凉的城市中游走，却又能感受大海的自由，这是博斯普鲁斯海岸之行令人兴奋之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M还就读于伊斯坦布尔的罗伯特学院，其时他花了不少时间站在从贝希克塔斯（Begiktag）到萨瑞伊尔（Samyer）的公共汽车的拥挤走道上，眺望亚洲那岸的山丘，看着如神秘之海熠熠闪耀的博斯普鲁斯随日出变幻的颜色。“一个以城市的废墟与忧伤为题的作家，永远意识到幽灵般的光投射在他的生命之上，沉浸于城市与博斯普鲁斯之美，就等于想起自己的悲惨生活和往昔的风光两者相距甚远。”M追忆道。

　　对M的造访是对他心灵的造访。

　　在纯真博物馆他看到一幅黑白照片，那是M在少年时期居住的一幢临海的房子。

　　照片的注释说：在那幢房子里居住，他经常在窗口看到大街上的人们为死去的亲人悼亡。

　　看着出殡的人们抬着棺木在街上走过，这时他理解M持续多年的忧伤因何而来。

　　现在他不是作为新闻记者对文化英雄或文学偶像的造访——对此他的热忱已经消失。他是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造访，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造访，这两个人或者两个生命有着相同的品质。他们同样敏感、内省甚至脆弱，同样热爱美和心灵的诗意以及精神创造。他当然会摒除世俗意义的差异，拒绝市井才会重视的等级。换句话说他愿意将他视为自己的兄长，尽管他自己的同胞兄长事实上跟他形同路人，相互隔膜，他还是愿意以兄长视之。

　　简而言之，他令他亲近，心灵和精神上的呼应和契合。

　　他是沿着熟悉的事物寻找M在一座城市的遗迹。他沿着M的出生地寻找。他沿着破败的街区走，狗懒洋洋地在街上伏着。还有猫。这是他看见的猫狗最多的城市，到处都是，大街上、楼房的门洞里、窗台上到处可以见到。在餐馆用餐的时候，腿间就会有猫狗出现。这些猫狗并不伤人。土耳其的人對它们很友好，找来食物喂它们。他觉得伊斯坦布尔简直就是猫狗的天堂。到伊斯坦布尔之前他被各种人警告，在做旅行攻略的时候，他看到旅行书对游客的警告，这让他有隐约的不安。然而真正踏入这个国家，他知道恐惧并不是常态。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在街心公园和城市广场到处可见席地而坐的人，人们铺展着地毯，放上带来的食物与亲人朋友共同分享。成千上万的人在下午就开始聚集，到黄昏的时候占满街头的每一处空间。

　　这是他眼见的异域。在伊斯坦布尔，每到相对闲散时刻，他们都会在酒店外廊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从马路上走过的土耳其人。

　　他经常将热爱的作家当作他的精神共同体，当作内心的知己。他们在无形中排成一个强大的阵列伴随他的生活，他们是他可以汲取的不竭的精神资源，是可以用来防卫和救助自己的武库。

　　存在的短暂/存在的卑微这个事实/才是我们美的来源。

　　这是美国诗人杰克·杰尔伯特在诗歌《细事的马槽》中的句子。因为这个句子对心头的撞击他爱上这个诗人。我们被天地间荒谬的过渡所包围/被无意义的庞然大物/广大而无尺度/强力而无序/固执的重复/在场但不被感觉到。是的。存在与荒谬对他的袭击犹如他的痛感。有的痛感他很清楚地知道所来何处，有的痛感却无迹可循。某天傍晚，他突然感觉到头顶有一点痛，可是想不起痛感的来处。伸手摸到头顶的时候，疼痛感清晰可察，就是想不起来为什么会疼痛。是在森林之间散步所碰击的吗？他回想自己在这天的午后是去森林的栈道走来着。这是二○一五年春天，他在C城幽居的时刻。本来他是在阳台的帐篷里，拉紧帐篷双层门的拉链（一层是纱窗，一层是帆布），将自己关在里边。他将两本书带到帐篷里放到小桌上，一本是苏联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的随笔集《小于一》，一本是捷克作家K的自传《我的疯狂世纪》，他准备好好阅读它们。棕色的笔记本也跟书放在一起可以随时记录他在阅读时的感想。他盘脚坐在帐篷的坐垫上，体验到这个密闭空间的寂静状态。此时帐篷之外是劲风吹袭，风刮着树木的枝叶哗哗作响。

　　正是春夏之交的时刻，沙尘不断落到帐篷上。很多城市都刮着沙尘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看到天上下着黄沙。白天如同暗夜，这是人们的普遍所见。他所在的C城也是，据说沙尘暴将一棵百年老树连根拔起，老树砸毁了停在树下的一部轿车。那几天他不能出街，也取消了每天上山的运动，关在居所里写作、阅读，不写作和阅读的时候听音乐，等等。春夏之交到来的时刻，他们在阳台上搭起了一座蓝色的旅行帐篷，用这座帐篷代替他们的书房，就想像古罗马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勒留一样，骑马时征战，下马时阅读静思。他们搭设了帐篷用来做自己的静思之处。这一天他完成了写作中的作品，按照惯例要让自己空闲一下，放空自己的头脑和心思。这样就想到应该到阳台上的帐篷里坐一坐。他先用毛刷掸净了帐篷上的尘土，然后坐进去。当然还是不能完全放空自己，带着那两本书和笔记本进入帐篷里。此时他正在通过出版方联系K，他期望赴捷克去访问K，所以阅读他的书，做访问功课。

　　在阅读以前他盘腿静坐片刻。这也是他休养和清静头脑的方式。他戴着耳机，随身听里是他的灵修师傅的开示。就那样一边让师傅的声音响着，一边让头脑进入清寂和虚空状态。这样过去了十五分钟左右，静坐完毕他打开那本《我的疯狂世纪》开始阅读。风还是很大，吹袭着园林中的树木枝叶哗哗作响，沙尘一阵阵地扬到帐篷上。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大约十分钟他就把书放下了，这时候身体更愿意运动起来，不愿意安静着。每次耗心竭力完成一个东西的时候他都愿意让身体处于运动之中，而让头脑空闲下来。他想去居所之外的森林公园走走，平时他会上山，而这时候最好是走漫长的栈道。然而天空阴沉，劲风吹袭。但这不应该成为他的阻碍。就这么着他重新走出帐篷，戴上遮阳帽和腰间的挎包去森林公园。

　　这是他的状态，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愿做任何愿意做的事情。

　　现在他有了一座阔大而曲意婉转的园林，还有在他看来无限浩瀚的森林。

　　这是他的。这么说的理由是他敢断定没有谁会像他这样如守着爱人般守着这片园林，守着这浩瀚的森林。世上最好的情感就是爱情，他将爱情的一部分给了这片园林和这片森林。自二○一二年七月之后，只要他居住在C城，几乎每天都会走近它们，不是早晨就是在晚间。他到达的时候园林和森林几乎人迹稀少。只有他穿行在它们的林间小径，穿行在它们曲折的轮滑道之间。如今他熟悉了它们四季的风貌，熟悉了它们在每一个季节里的状态，甚至熟悉它们在晨昏之间树影和光线的变化。他像阅读一部心仪的巨著般阅读它们外在的形态和内在的精神。有这样一片园林是令人安详的，有这样一片浩瀚的森林是令人满足的。浩然之气，这是他经常想到的一个词语。自然现代的人是远离这气韵的，可是如果你长久地徜徉于此，你的心魂受到的滋养就不同。或许你没有浩然之气，然而你会抗拒偏狭和短见。园林里有碧波荡漾的湖水，有长满芦苇的湖畔，有可以垂钓的渡口，有各种造型的木桥，有翘檐的长亭。这都是他在四季都喜欢停留的地方。春夏之季的明澈，秋冬之季的萧瑟，每个季节都有它的魅力。雨雪和霜寒，每一种气象都带给它不同的风貌，他就是那个观察者和体验者。

　　他觉得人要建立一个自己的时间，建立一个内在的秩序。

　　还有，可能的话要建立自己的王国，自己的世界，乃至自己的宇宙。

　　你能建立起什么取决于你内在的视野和胸襟气象。反之亦然。你不能建立什么也是因为你内在的视野、胸襟和气象。他经常说：人各有异;经常说：事在人为。就是指人之不同，人心之差异。所以重要的是你要明白你是谁，你从何而来，你将往何处去。这是自古以来一切哲人和思想者都会问到的天问。你不妨再次自问一下，然后等待你的答案，依循你的答案安顿你的存在。是的，是存在，不是生存。他尊敬的作家哈金在受访时称自己在文学上是个没有国家的人。他说：“写作是为了生存。人们将生存等同于谋生而赞美我的谦虚以及简陋的动机。实际上，物质生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存在——即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也意味着最大限量利用人的一生来追求个人向往。”

　　这个园林成为他内心的一部分，这浩瀚的森林成为他内心的一部分。

　　当他接纳并承载着它们的时候，那种他喜爱的浩然之气就会充盈其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与生俱来的那些疑难的消失。疑难，对世界的质疑，对现实的诘问，对他人的注视，对自我的观察、体验和疑问，它们都还生长其间。也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一个人的内心才显示出丰富性和足够的复杂性。他欣悦地将它们融入他的心间。

　　他就是这么走向密林深处的栈道。由长条形状的木板拼接起来的栈道，宽三英尺，长约九十英里。它们依着山势和坡度延展和升降。他迷恋脚踩到木质栈道时的声响，也迷恋独自行进在浩瀚森林之间的清寂感。每隔段时间他就会来栈道走一走，借此调养身心运动肢体。有时在冰雪之季走，有时在春雨之时走，不同的时节有不同的景致和不同的气场。这一天他交出了应约而写的文稿，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战争遗迹的述评稿，他写了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写了卡廷大屠杀遗址，写了柏林的犹太人纪念馆和大屠杀纪念碑，也写了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制造的核爆炸。这些都是他去过的地方，它们是人类的沉痛之地，写这些文字耗竭了他的心血，写完之后就想离开电脑远离文字，也远离思想。

　　然而在他行至栈道的中途时，放在裤袋里的手机响了。他取出手机看，是杂志主编协商改稿的微信，他不想修改，抗拒。正停下脚步对着手机跟主编说话的时候，听到“砰”的一聲，隔着两步的距离，从头顶上方的树杈之间落下一根断木，随断木落下的还有泥土，它们就落在他的脚边。还好，没有砸到他的头上。他受了一下惊，抬头沿着密林往上看时，见有只乌鸦蹲在树杈上，那掉落下来的断枝就是它踩落的。这诡异的偶然性被他遇见。据说乌鸦不是吉祥鸟。所以他有些怀疑见到的蹲在树杈上的鸟不是乌鸦。可是在这森林之间除了乌鸦还会有什么鸟能踩断树杈吗？麻雀肯定不行，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喜鹊也没有那样的力气。那么他就接受这诡异的偶然性吧，它是什么预兆吗？他最好不要那么敏感，不必去想这偶然的相遇会有什么启示。可是回到家没多长时间他就感觉到头顶隐隐的痛感。他记得很清楚被乌鸦踩断的树杈并没有砸到他头上，而是落在木板拼接的栈道上。树杈下落时还带着泥土都摔在栈道之间距离他两步远的位置，可是他头顶的疼痛感是怎么来的呢？他的头顶并没有什么东西撞击过，也没什么东西磕碰过。

　　只能说这是诡异的偶然，神秘的痛感。

　　这使他想起某年在家乡，有一列绿皮火车每天早晚会从矿区铁路的站台经过。铁路有并行的四根钢轨，两根一组等距离延伸无限长。沿着铁路驶到矿区的大多是运煤的火车，巨大的蒸汽机车头拖着几十列或者装满煤炭，或者空着的车皮轰隆巨响奔驰而过。这是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象。可是他那天在水泥和砖石砌就的站台是在等待绿皮列车，他准备乘坐列车进城。在站台上等了大约五分钟就看见绿皮列车进站。在站台一侧竖立的水泥电线杆上挂着信号灯，红灯行，绿灯停。列车在信号灯变成绿色时停下来。蒸汽机的车头喷吐着白色的雾气发出轰响，绿皮车厢的门打开，列车上的人要下来，等候着的人要上去。他等在站台做着上车的准备，脚下放着一个装满衣物的黑色的旅行皮箱。他的头顶之上是凌空而过的数根高压电线，在他等候列车的时候有飞鸟在高压线上栖息，那些鸟在高压线上来回蹦跳，用尖嘴啄着高压线并且发出叽喳的叫声。就在要上车的时候突然他觉得头顶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然后有湿的东西顺着头发流到脸上。他本能地伸手摸了一把头顶，手指触到一团黏稠状的东西，同时他就闻到一股腥臭。是的，他迅速地判断那黏稠的物质是一团鸟屎。

　　脏污是必定的，恶心也是必定的。可是让他不安的还不是鸟屎的肮脏和恶心，而是不祥之感，那么巧的偶然性，那些栖落在高压线上的飞鸟就会把屎拉到你的头上。

　　这是多么诡异的偶然性啊。因为降落的物质的属性，它的肮脏和腥臭，他几乎就把它看成是不祥的征兆。这使他在站台之上拎着皮箱踏着列车的铁制阶梯走上列车的时候心境晦暗。那些黏稠的鸟屎不仅脏污了他的头发和衣领，让他感到羞耻还让他感到晦气。突然间就感到沮丧，自我怀疑，甚至绝望。他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处理掉这些落在头上的秽物，只记得自己的心像坠落到了冰凉的雪渊之间。

　　这团黏稠的鸟屎是如此的诡异而奇崛，在很长的时间里他都念念不忘。

　　他一直担心会有什么厄运像那团鸟屎一样从天而降落到他的头上。

　　后来的事情应该说是繁复而纷杂，当然有过各种厄运，各种不顺利，失败和挫折，困顿和尴尬，他已经无法分辨哪些是那团鸟屎带给他的厄运。

　　这不能算完，在现实中降落到他头顶的这团鸟屎使他耿耿于怀。

　　后来他将它写到虚构的作品里。在一部题名为《天空是惟一的限制》的长篇小说里，他让那团鸟屎落到一个少年的头上。那个少年像他一样也是要乘坐家乡的绿皮火车进城。他是要在城里换乘列车奔赴北京，他是要去见证历史。那是二十七年前的盛夏。后来少年精神崩溃。这是虚构的形象，但它其实有现实的原型。这个原型现在已经离开人世许久。

　　生活就是这样，生死轮转，令我们真假难辨。

　　他心里回响着这个声音。

　　二十天之后他和师懿乘坐北欧航空公司的航班到布拉格。

　　夜航中的飞机，前往捷克的航班需要在莫斯科机场中转。可能是因为困倦而睡，停在跑道上的飞机起飞时他都没有知觉。他是在午夜之时离家乘坐出租车赶往机场的。天空飘着雨，街上有积水，司机告诉他雨下得很大。就在他们出门前的几分钟，夜空雷电交加，暴雨倾盆。他坐到车里，司机帮着将他携带的皮箱搬到汽车的后备箱，另一只箱子放到前边的座位。汽车开动，雨刮器开动呈扇形运动。落在车窗玻璃上的雨滴被雨刮器划开。只要不影响他出行就好，他想。一个月前他居住的这个京郊小镇下过一场豪雨将马路都淹了。当时他正从市区回家，市区里只有零星的微雨，他没有在意。直到坐815公交车走高速公路时他看到前往小镇的路上是漆黑之色，乌云压顶，黑如浓墨的天色覆压着大地。公交车驶入之黑暗之境时他看到倾泻的暴雨。愈接近小镇暴雨愈大。公交车走到白庙收费站走下立交桥，他惊讶地看到倾泻的洪水淹没了马路，行在马路之间的汽车被淹没车轮。街上洪水奔流，愈往家走洪水愈深。但他走到燕顺路的时候，那里已是水泽之地。师懿出门来接他，她打着伞，拿着雨靴。但是她只能站在马路的对面，他看到了她，他们之间却隔着湍急的汪洋之水。

　　然而他们还是开始了新的旅程。飞机停在机场的跑道上等待起飞。机舱有三个紧急出口，前部、中部、后部，坐到座位间的乘客要辨认离自己最近的。座位的靠背折叠板印有中英文指示：就座后系好安全带/在滑行起飞和降落时，请拔掉电子设备，收起杯架/救生衣在您座位下。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一段距离后停下来等待起飞。发动机轰鸣的声音回响。他从前排座位后的布袋里取出塑膜密封包着的耳机，拆掉封膜，戴好耳机，他在显示屏的音乐播放列表选择音乐，选择大提琴曲《祈祷者》，闭上眼睛，让耳边响起的琴声湮没自己。

　　飞机上时而响起播音，俄语、英语、华语三种语言轮番播放：“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在颠簸，请大家系好安全带，调整好小桌板。”他是前往莫斯科，目的地是布拉格，莫斯科是中转停留地。这将是他们独立进行的旅程，两个人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他们可以在莫斯科停留，可以眺望俄罗斯大地，然后前往布拉格。这是令他激情涌动的旅程，但也是忐忑不安的旅程。启程的时间是在午夜三时，子时就得动身。他们约好了出租车，那是经常接送他们从车站或机场回家的司机。签证护照机票酒店预订单都准备好，放在一个蓝色帆布皮夹里，装进皮箱的夹层。要带的衣服清点过后封存在网袋里放入皮箱。连药品都准备好了，一个塑胶盒子，打开里边是各种储备格，每一格都放入不同效能的药物。药盒也放在皮箱里。为K准备的礼物要带给他的书都准备好，三只皮箱和两个提包就放在客厅门口，随时等待着出发。真可以说是万无一失，然而他們还是紧张、慌乱，为即将开始的独立前行的旅程。还有一点时间，他们决定小睡一会儿。为避免睡过头，他们给手机定了闹钟，确定在某个时刻的叫醒，然后上床关灯睡觉。房间里的光线漆黑下来的时候反而可以看到窗外的天光。当然这天光也是黑色的，只是在这黑暗的街景之间有楼群里的灯还亮着。他们躺在床上但都睁着眼睛，忽而仰面躺着看着屋顶，忽而侧身躺着看着对方。很快他们就将随着升向高空的飞机被带到太空，在那里进行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空中之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将离开地球，穿行在云层里，遨游在天穹之间。当然这样的时刻他们已经体验过一次了，但那次是有同行者，这次是他们独自前往。他认识了一个英文单词：MOSCW（莫斯科）他凝望着机场候机楼登机牌办理处悬挂的霓虹灯的牌子。尽管是在午夜，等在柜台前的旅客仍很多。

　　他排在队伍之间，看着那个单词他试着念了一下：MOSCW。

　　然而师懿还在他的身边，这是他走遍世界都跟随着他的人，是他在这尘世里最亲近的人，当然也是带给他诸多困惑的人。

　　师懿，他的私人心理医生，精神抚慰者。

　　当然，她也是他的烦恼之因，困厄之源。

　　飞机在升空时乐音中断，穿越云层平稳飞行时循环播放的乐音再度响起。

　　当他的身体悬于高空之上时，大提琴的乐音始终环绕。这是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前往莫斯克谢列蔑契娃机场的航班，他在高空飞行八个小时之后从那里转机前往布拉格访问K。他乘坐航班从中转的莫斯科谢列蔑契娃机场起飞前往布拉格，机翼之下云层在急速流动席卷翻飞，穿越气流层升起在高空之间。航班坐满乘客，但是整个机舱没有任何生息。随着高度的升起，莫斯科街区出现在视野之内。森林曹草场之间的楼群、道路、河流，这是前苏联的辖区。而捷克作为卫星国在这等距离中显现。那时明白当年苏联军队的坦克为什么能在一夜之间开赴布拉格，两个国家的距离太近了。

　　到布拉格的第三天他访问作家K。前两天的时间他都是在布拉格漫游，熟悉这座城市的街道和楼群，熟悉它的啤酒馆、咖啡店和博物馆以及剧场，那是K生活过的地方。他是经由个人视角讲述一个时代的境况。第三天，按照预约的时间，他和翻译兼向导同去K位于城郊的别墅区。他们提前到达，在别墅区的大门之外等候预约的时间到。满头银发的老人出现在栅栏门前，因为语言不同，交流困难，他们只能彼此对望。这是参加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布拉格之春”，也参加过一九八九年“天鹅绒革命”的老作家，当翻译赶到之后，K带他们进入别墅。同来的摄影师架起机器拍摄着电视片，他开动录音机，在老人的客厅里倾听老人一生的故事。

　　此刻他已不是职业记者，只是一个陷在困顿中不成功的小说家。

　　与其说他到布拉格是作为访问者，不如说是寻找者。他满心诚挚看望多年来让他深怀敬意的人。到达布拉格之后，他们马不停蹄地奔走。他和师懿——她是他的女友，同时兼任他的助理和翻译——可是他们都不会说英语，她比他强一点，认识几个英语单词，她就是凭着有限的几个单词，陪他从北京抵达布拉格，中间他们还在俄罗斯转机。一路上他都陷在忐忑中。飞机降落在哈维尔国际机场时，看着拖着行李走向候机楼大门外的乘客，他感到迷惘。他们就像被射出的两颗子弹，飞离枪膛落到地球的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如果发生意外的话，他们就是哭死也回不去。这是真正的漂流的开始，在世界的漂流，在时间里漂流。我想我继承了母亲对寂寞的偏爱，我没有真正的朋友，我害怕独自待在黑暗中。这句话来自K的自述。他是在深秋读到K写的这本名为《布拉格精神》的书，他在C城幽居，借住在师懿的家里。他在阳台上搭起的蓝色帐篷里盘腿坐在竹编的蒲团上读这本书，帐篷就是他的书房，也是他静修的空间。他看到一个沉默寡言的少年，他的家庭的内景和亲人的音容在K的叙事中逐渐呈现，最初是一派温馨安宁的景象，他还看到作者写到工厂和盐，这些景象和食物都让他感到亲切。然而接下来的阅读却让他感到揪心，那个性情内倾的孩子被纳粹送到集中营。少年在那里度过三年黑暗而恐怖的时光。集中营的生活不难想象，他刚巧在二○○六年的夏天去波兰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参观过，虽然关押K的集中营是捷克的泰雷津，但集中营的情景是相似的恶，犹如那里对人的迫害是相似的。残暴的虐待和冷酷的奴役以及极度匮乏是所有集中营的特征。我对缺乏自由的感觉远甚过对缺乏食物的感觉。多年后K在《布拉格精神》中回忆在集中营的幽暗生活时说。

　　在布拉格时，瓦茨拉夫广场是他经常流连的地方。某个清晨他和师懿走出酒店，沿着布拉格老街走。他们都喜欢踩着被磨得幽光发亮的石板路走曲折蜿蜒的巷道，僻静的道路行人稀少，偶尔会有红绿蓝各种色彩的电车响着铃声从铺设在道路中心的钢轨上驶过，布拉格上空布满老式电车的电线。他们在色彩明艳的楼群之间穿行，也看着摆设在街边店铺橱窗的琳琅满目的物品，酒吧和咖啡馆也是他们在意的，从街边走过时能看到幽深的酒吧和咖啡馆内部结构复杂的空间。然而在穿过两条幽深的长街之后，看到瓦茨拉夫广场，他就觉得是到了他的朝圣之地。这是个充满历史记忆和细节的地方，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这个历史时刻他通过电影和老照片早已熟知。

　　瓦茨拉夫广场是见证一个国家变革的地方，瓦茨拉夫广场不同于通常的城市广场，更像是宽阔的林荫道。从入住的酒店到瓦茨拉夫广场步行约十几分钟就到，天空沉积着铅色的浓云，空气里有微凉的风，走过清幽的长街，转弯就看到那条倾斜而上的坡道。看到坡道尽头一幢沉积着黑色烟尘的大楼，城市交通图标识着它的名字：国家博物馆。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博物馆，里边陈列着这个国家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品。广场南端就是一尊圣瓦茨拉夫骑着骏马的雕像。瓦茨拉夫是十世纪的一位波希米亚公爵，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享有圣诞颂歌里“好国王瓦茨拉夫”的好名声。瓦茨拉夫广场最初是中世纪一个马匹交易市场，后来成为布拉格民众公共集会的重地，它见证了布拉格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的激荡和消散。

　　踏上前往布拉格的旅程时，K的随笔集《布拉格精神》一直塞在他随身的双肩包里，这本书是正体字版，它是他在某年前往台湾时在台北的诚品书店买到的。记得那是深夜，他第一次走进诚品这样的书店，为它的开阔和繁复以及良好的服务深感震撼。他可以无限制地观看那些书，选择喜欢的书买下来。这样畅快的经验只在香港有过。这种欢畅只能在同一文化背景之下，同一语言之中发生。他买了K的《布拉格精神》，还买了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戏剧集，以及他的一本传记，当然还有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系列书。事后回到酒店房间时他看到同伴买到的是《金瓶梅》，正往皮箱里打包。虽然买到，《布拉格精神》，但他回到北京之后就将它插到书架上再没翻阅，需要阅读的书太多了，在很长时间里他每次到办公室案头都堆放着出版机构快递过来的新书，很多书压在底部都没有拆封。这时候他还是职业记者。然而插在书架上的书很快就有了用处，有天深夜，他看到瓦茨拉夫·哈维尔病逝的消息，看到在社交媒体上燃起的那些红色的蜡烛，他感到震惊和慌乱。这是他必须做的工作，就是做哈维尔的讣闻报道。很快他就跟在总部的编辑报题，跟她说他要做这个题目以及怎样做。选题通过后接下来就够他一阵乱忙。

　　应该说K是幸运者。他经历过两个时代的极权制度带给他的磨难，告别纳粹集中营后再度遭遇祖国的极权桎梏。纳粹集中营的暴行如今广为人知，捷克在冷战时期的禁锢状态世人也多有描述，K的同胞、定居法国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呈现过那个时期的状态。公民生活在告密、任意监禁、横遭迫害的恐怖现实中，昆德拉借小说人物特蕾莎之口描述捷克的社会境况：世界正变成集中营。集中营，就是日日夜夜，人们永远挤着压着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世界。残酷和暴力只不过是其次要特征。集中营，是对私生活的彻底剥夺。如今K告别往昔的黑暗，在八十四岁高龄以他理想的方式活着，他所生活的国家解除禁锢转型为多元而开放的社会，作为作家可以独立思想和自由写作。他创作过长篇小说《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他今日的现实则是告别黑暗，迎来光明的时刻。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世界还处于冷战时期，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形成东西方敌对阵营。东欧国家具有相同的命运。告密、监控、囚禁、非法侵害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这种非人性的制度如同横亘在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阻隔着人们与自由而有尊严生活的联结。波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以长篇随笔《被禁锢的头脑》呈现那个时代东欧国家的共同特征。“极权制国家对精神的奴役，在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统治时期，他们德国人是经历过的。从外在方面说，是在当时日常生活的用语、姿态、行动之中;从内在方面来说，则是在个人感受到的理念之中。”德国思想家雅思·贝尔斯在评论《被禁锢的头脑》时如是说。

　　当我从纳粹集中营归来后，我对未来的职业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要写作。对我这样的年龄来说，我有太多不寻常的经历。这是K对写作生涯的自况。在随笔集《布拉格精神》的《文学与记忆》一文中，他表示自己“以创作对抗死亡，以文学写作建立一座比铜更持久的纪念碑”。然而离开纳粹集中营的K和又迎来冷战时代的禁锢岁月，一九六八年捷克的改革派试图进行社会变革的“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苏联军队开着坦克进入布拉格，K和许多独立作家在政治整肃中失去工作，他的作品在国内遭禁二十年，其间只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流传。

　　瓦茨拉夫广场有露天咖啡吧，他找到座位要杯咖啡，可以尽情欣赏和体验这里的景致和风物。在瓦茨拉夫广场，很少会看到警察。在整个布拉格都很少看到警察，人们自由聚集在广场。这里有街头音乐家的表演，歌唱或者演奏，还有各种杂耍艺人的表演，包括人偶的表演。游人们在广场席地而坐，成群的鸽子在广场飞翔，或者落在地上觅食嬉戏。鸽子们在游人的脚下安然来去，它们很少会受到惊吓，没有人伤害它们。在广场或者街头，任何人群密集的地方都能看到人们的自由和安然的状态。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享年七十五岁的哈维尔辞世。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悼念他，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人们手持鲜花祭奠，烛光之海彻夜照耀。葬礼的最后时刻是在圣维塔大教堂举行灵柩告别。来自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们和布拉格的民众一起聚集圣维塔大教堂，他们怀着深情送别哈维尔，当时的场景通过电视直播传遍世界。哈维尔的挚友、作家K在接受他的专访时追忆这次诀别：“他的离去为这个国家的心中留下道德真空。”

　　天文钟矗立在布拉格旧市政厅大厦之上，这座建立于一三三八年的古老的钟楼充满传奇，在钟的周围有四个小偶像，据说它们的样貌和神态分别代表十五世纪布拉格人的内心境况：拿着镜子的人偶代表虚荣心，拿着钱袋的人偶代表贪婪，骷髅代表死亡。四个人偶之下，分别是纪年的记录者偶像，它们是天使、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巨大的钟体之间时针的刻度清晰标示着时间的运动。十八点整，钟楼的死亡之铃摇响，巨大的沙漏倒转，十二名使徒的偶像经过天文钟上部的窗户，向聚集在钟楼之下的人群致意。公鸡打鸣，钟声敲响。

　　听到这悠扬的钟声，他觉得真切触到了流逝的时间。

　　往昔在这流逝的时间的烟尘中浮现而出。

　　到布拉格老城广场是在他们抵达布拉格的第二天下午，在那里看天文钟。每到整点时刻，人群会聚集在布拉格舊市政厅的钟楼之下，聆听天文钟敲响。他站在钟楼下，在黄昏夕阳正红的时候坐在布拉格老城广场等待钟声敲响。灰黑的青石铺就的广场上坐着很多游人，有艺人在歌唱，头罩蓝色丝巾，戴着墨镜满脸焦黄络腮胡子身穿黑色T恤红色裤子，脚踩人字拖鞋的男子怀抱吉他唱着他听不懂的歌，一根电线插在吉他上连接着放在地上的音响，歌声和乐音强劲，歌唱的声音传遍广场。到处是席地而坐的人，女人抱着婴儿，男子推着手推车，车里也坐着小孩，更多的儿童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地玩。看不到警察的身影，倒是能看到在人的腿脚间觅食的成群的鸽子。在钟声敲响前他和师懿坐在布拉格市政广场，游人在广场上席地而坐。这是他喜欢布拉格的地方。自由而平和，安详而柔情弥散。天空碧蓝，云朵洁白，苍穹之下的哥特式楼群巍峨壮观，楼体的华美装饰与岁月沉积的黑色尘迹同在，钟楼之下聚集的人更多了，几乎是水泄不通。他和师懿在人群里牵着手，避免被挤散。

　　他们等待整点钟声敲响的时刻。

　　10

　　二〇一五年春天，我由北京前往C城，在列车上看到一本杂志。这是放在座位前袋子里供乘客阅读的杂志，在我翻阅这本杂志时，我看到美国歌手莱昂纳多·科恩的印象记。几年前我通过因特网看到过科恩的现场演唱。那是个戴着深色礼帽穿着深色礼服的绅士般的老人，他沉稳又不失轻松地站在舞台上，亮出极富磁性的歌喉时被台下的掌声湮没了。杂志上一幅科恩照片的图释是这样写的：科恩肖像令我很感兴趣。抑郁属于精神问题，精神的境况是人存在的状况的显现。我想，科恩的声音是我能懂得的语言，我懂关于灵修和禅定的语言，科恩以禅修抵御和消解他内心的忧郁和现实的疑难，对我来说是一种温习。

　　昔日我像科恩一样渴望灵修生活，期望依靠灵修生活安抚我遭受重创的身心。

　　一九九一年春天的正午时刻，我带着头盖，带着蒲团和帐篷上山。我在电视里看到奥运会撑竿跳高项目比赛，那位世界冠军（名字我想不起来），是位北欧姑娘，金黄色头发，白皮肤，有着如长颈鹿般的身高和长腿。那个姑娘握着撑竿在助跑中跃向横空放着的栏杆，她轻松飞跃的身影在空中像鹞子翻腾。北欧姑娘一次次冲击由她自己创建的记录，每次在完成撑竿跳之后她就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她用盖头蒙住自己。每次跳完在新的起跳开始之前她都是这样的做法，用头盖蒙住自己静坐。现场的体育解说员并不懂她在做什么，然而我看懂了，这位世界冠军回到自己的帐篷里打坐祈祷，以此镇定自己在国际大赛中的心绪，同时祈祷她的神明加持自己。我就是这么上山的，怀着某种隐秘的好奇。

　　赵大海是在我家里找到我的。他用拳头砸我家的门。

　　砰！砰！砰！我听见门被人用拳头捶击。

　　听见砸门声母亲起身站在门里喊：“谁呀？啥事？”

　　“瓦蓝是住在这里吧？”有男人在院门外问道。

　　声音是陌生的，无论对于我还是母亲。我在房间里，刚下夜班，我还在睡觉。

　　睡梦中就被砸门声惊醒，我听着母亲去开门。

　　“我找瓦蓝，他在家吧？”来的人说。

　　“这不是他赵叔吗？您可是稀客。快请进家。”

　　我听见妈在屋里跟人说话，显然来人在开门之后闯了进来。我知道不好，起身穿衣服。

　　“你是瓦蓝吧？”我的衣服刚穿起来，门就被推开，“我是派出所民警赵大海，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参与组织地下沙龙，读反动书籍，宣传反动思想，跟我走一趟吧。”

　　赵大海，派出所民警，我在街上经常见到这个人。他是我中学同班女生赵淑英的父亲。那个女生用皮筋扎成马尾发型，眼睛近视看人的时候总是眯着，脸色黛黑，体型像麻秆一样，班里男生公认她是丑女，是男生欺负的对象。矿子弟中学靠近河湾，三幢五层旧楼是教室，夏天我们坐在敞开玻璃窗的教室里，能听到隔着河堤的河流喧哗的流动声。河湾的两岸长满半人高的野草，平素的日子里河水是黑色的，冒着热气，这是从矿井里流出的水源。只有在汛期的时候河流才会变成黄色的泥沙混杂浪涛翻滚的洪水。汛期的時候河水会漫过石桥，各种猪羊牲畜会被河水从上游冲下来。我们男生经常会到河湾玩耍，逮着河湾里的青蛙、野草里的蚂蚱和蝎子带回教室。有男生会在女生的课桌里放各种怪物吓唬女生，青蛙、蝎子、蚂蚱，我们喜欢看女生看到怪物惊慌错乱的表情。赵淑英也会收到这样的“礼物”，她会比别的女生惊叫得更惨，因为她是我们公认的丑女。然而我从来没有跟赵淑英说过话，也没正眼看过她。我的注意力都在容貌秀美身材高挑的女生身上。

　　现在赵淑英的父亲赵大海找到我的门上。他的眉毛稀疏，眼睛混浊，鼻孔里长着鼻毛，嘴巴里有口臭，身上散发着烟熏气息，洗得泛旧的蓝色卡其布中式衣服的领口有一圈污渍，懒汉布鞋落有尘土。他是警察却没佩带任何武器，这都是我能看见也会被我蔑视的地方。然而他有强制我的权力。他眼眉立起，口气不耐烦地冲我喊着：“走啊，还不快走，磨蹭什么？”

　　“我没参与组织地下沙龙，更没宣传反动思想。我们只是不定期举办读书会，自由讨论交流阅读体会。”我纠正这个不速之客。

　　“跟我到派出所去解释。”他说，“收拾一下出门吧。”

　　我妈冲到近前，挡在我跟赵大海之间说：

　　“他叔，远亲不如近邻，有话还不能在家里说呀？就在家里说。”

　　“你儿子犯的罪不轻，必须带他到派出所。”赵大海推我出门。

　　我妈想阻拦，她当然不是赵大海的对手。一个派出所警察只要动手，我妈就得让开。

　　我不愿母亲跟赵大海纠缠。我对母亲说：“妈你放心，我没做什么坏事儿。我去去就回。”

　　赵大海经常开着白色摩托车走街串巷巡逻。他负责地区的治安，抓盗窃的小偷，抓寻衅滋事的流氓，抓赌博，但是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

　　“老实跟我走吧，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是不会找你的。”

　　赵大海跨前一步，推我出门。

　　我不喜欢这么被这个人强扭着如同绑架一样。走出家门走在街巷，有街坊和邻居在看着我，从他们错愕的表情能看出他们的心理反应。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各种飞短流长很快会传遍家属区，甚至会传遍矿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不希望家人因为莫须有的事情受到困扰。“你还想要面子吗？现在你是犯罪嫌疑人！”赵大海说。

　　我被强扭着手臂走出街巷。踩着石阶沿着狭窄的街巷走，巷口停着一辆警用摩托车。

　　“坐在后边老实点，别耍花招。”赵大海警告我，他是怕我在他开动摩托之后跳车逃跑。

　　可是在事情没弄清楚以前我是不会跑的，我自认为没做错什么。

　　“我不偷不抢不害人，不坑蒙拐骗有什么可跑的？”我回敬赵大海。

　　“不偷不抢不害人，不坑蒙拐骗就不犯罪吗？美的你！”

　　突然间我不想再说话，觉得跟他争辩和理论没有意义。

　　我跟他能说什么呢？说什么他都不会明白。我们的头脑和意识构造完全不同。

　　我的命运突然发生改变，眼前出现深渊。

　　这个叫赵大海的人推着我，一步步跨向存在的深渊。

　　我在寻找任何可能帮助我度过黑夜的东西，祈祷、镇定剂，或是一瓶杰克·戴尼斯酒。此刻我回想这个情景想到美国作家弗兰克·辛纳屈说过的话。他的话语带给我安慰，也使我治愈。现在我面壁而坐，心如烟花绽放。时光被烟花照亮，往昔在烟花中映现。我闻到艾蒿的味道。青草和尘土的气息混杂着在旷野里弥漫，我大口呼吸，敞开身体隐秘的通道让这气息进入肺腑。深秋的阳光如白银照耀山岗，映亮旷野的植物。我穿着黑布鞋的脚踩着羊肠小径走，有时踩到蒺藜和尖石，硌得脚疼然而心情欢悦。登上山顶，从我所在的位置俯瞰远处的景物，我看到矗立的井架和矸石山。矿工家属区也能看到，连缀成片的低矮瓦房，狭窄曲折如迷境的街巷。高耸的工业烟囱冒着浓烟，灰砖砌的厂房，来回行驶的吊车。只要我站到山顶，山下的景物就尽收眼底。这是我经常上的山，独自漫游在连绵起伏的群山是我长久迷恋的。从地质属性说这是侏罗纪时代的群山，沧海桑田，物转星移，时间在这群山留下的印痕我难以估量。群山是我的游戏场，也是我沉思的灵地。

　　我热爱群山，然而也害怕群山之间的某类物种，比如害怕老鼠、蜥蜴、蛇蝎或毒蜂，这些隐匿在山石乱草之间的物种是我恐惧的。我在山间漫游的时候，通常会拣一根树杈拿在手里做防御武器，以便驱赶我害怕的东西。有时从早晨出门上山，到天黑前下山。我从没数过环绕着我家乡的山脉有几座，只知道没有哪座山是我没上过的。行在山岭之间的羊肠小道，或是踏上放牧牛羊马匹的草场，我的心就浩渺辽阔。我不只在高兴的时候上山，悲伤的时候也会上山，遭遇失败或挫折心境沉暗的时候也会上山。

　　《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这是由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创作的诗歌集，是我在二〇一二年夏天看到的。诗集的中文版存世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译者的版权争议诗集很快就从书店下架，被收缴到仓库。然而我先前在书店买到过，奇妙的是出版这部诗集的出版机构后来也成为签约我作品的机构。我的出版人是一位年轻而俏丽的女性，她签下我辗转多家出版社的书稿，后来她为我找到这本已经下架封存入库的诗集再作纪念。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我觉得这个句子是为解救我而存在，它带给我的启示是：一个人的心灵可以如浩渺的宇宙。而此前我以为世界无常，生命脆弱，而人心及灵魂沉暗。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穿过公路沿着山涧的小路上山。重新看到熟悉的山峦如见暗恋的姑娘，内心的迷雾和阴影正在散开，当然更多的苦痛难以排遣，我只有把它们寄存在心里。我熟悉群山之巅的四季，春秋的清凉、夏天的炎热和冬季的酷冷，是我体验过的。我看到过农民的耕作收获，看到过牛羊马群的逍遥，还看到过法警对死刑犯的枪决，在这群山之间就有枪决死刑犯的法场。我也会在山上祈祷，面对太阳或者浮游的白云，说出自己的祈求。灵魂的新生，这是我在困厄中的盼望。我怀着隐秘的热情遥想灵魂新生的时刻。

　　现在我面壁而坐，心如烟花绽放。时光在烟花中照亮，往昔在烟火中重現。

　　喜马拉雅山绵延二千四百公里，埃弗勒斯（Everest）峰，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米，矗立于尼泊尔和西藏的边界，是世界最高的山峰。波斯、印度、西藏和中国都歌颂过它的伟大壮丽。喜马拉雅山是由梵文而来，（“喜马”意为雪，“拉雅”意为家，喜马拉雅山就是白雪之家。）我希望我们了解到喜马拉雅山不只是雪山，而是闪耀着高度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座名山，这座独一无二的名山不断向世人敲击着灵性的钟声。

　　喜马拉雅山是矗立在我内心的一座高峰。遥望，幻想抵达，这是我很长时间做的事情。我是需要这样一座山的，那是我的圣山，我期望抵达的灵地。

　　我的灵性生活始于短暂的静坐时刻，而静坐始于我的黑暗时光。

　　我在突然之间就领略了静坐的好处。数十分钟之后静坐结束，睁开眼睛时顿觉神心清逸。

　　这是奇异的体验，它亦真亦幻，无形无象，但我能清晰意识到它的存在。

　　在练习静坐之后我就不再惧怕黑暗，觉得黑暗是与我相互依存的事物。

　　我的头上顶着鸟屎，蹲在地上，靠着墙壁。

　　睡一觉吧，我想，即使是瞬间，或片刻，在睡梦中时间可以过得快些。

　　睡梦中的世界真实起来，现实就成为虚幻的背景。

　　然而进入派出所之后，睡眠是不可能的，静坐也是不可能之事。

　　“蒙娜丽莎，这是啥名儿，咋叫这么个名儿？”赵大海问我。

　　赵大海并不需要回答，或者这只是他的自言自语，他想问的其实是别的问题。

　　“男女在一起，半夜三更的，你们都干什么呢？”他问。

　　我抑制着自己不让身体发抖，可是我的身体不听我的控制一直抖。我听到身下的椅子在咯吱咯吱响。那是一幢灰砖砌起来的房间，四壁都是冰冷的，水泥勾过缝的灰砖，地是水泥地，铺水泥的时候没有铺得太均匀看上去凹凸不平，还有没清扫干净的黄色的沙子。房间的当地方放着一张铁制的办公桌、两把木椅，好点的椅子是警察坐的，矮木椅是给犯人坐的。

　　“你老实坐这儿，告你说别耍滑头，不老实交代问题别想出这个地方。”

　　坐在铁桌后的赵大海警告我。

　　“你参加过蒙娜丽莎沙龙的聚会吗？参加过几次？”

　　“参加过。不记得几次。”

　　“知道沙龙聚会犯法吗？”

　　“不知道。沙龙聚会犯什么法？”

　　“你们有多少人参加沙龙活动？有人举报说你们男女在一起喝酒唱歌跳舞。”

　　“喝酒唱歌跳舞犯法吗？”

　　“男女共聚一室就是耍流氓！”

　　“我们有聚会的自由。”

　　“你还敢跟我犟嘴？”

　　一个耳光扇过来，我的脸火辣辣地痛。

　　我想我只能顺着他说话，只要逆着他就会挨揍。

　　不能自辩，也不能沉默不语，只能顺着赵大海说话，这是我看清楚的。

　　“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老实交代吗？”

　　“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是需要交代的。”

　　“不信你就没做过坏事，你不做坏事怎么会坐到这里呢？”

　　“是你们把我带进来的，我做什么事情你们不清楚吗？”我忍不住说。

　　“还敢犟嘴！”赵大海凶悍地瞪我一眼。

　　审讯还是没有结果。我知道赵大海就是想让我承认罪行，可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提审完毕我就又被押到看守所的监舍。穿过通道时我看见两边的监舍都有人扒着装有铁栏的窗口看我。我低下头从这些交织的目光下穿过。看守所是建在远郊，我很难说这是什么地方，前不见村后不见店。灰色的高墙上有拦着的电网，我看见挂在电网上的骷髅头。进了看守所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比如穿衣、吃饭、洗澡，这些事情的变化证明我进入的世界是一个罪与罚的世界。我是进入监舍的当天就被剃了头，这是个罪犯的标志。还有就是身上穿的囚服，光着头穿着囚服的时候我就知道是罪者，排着队去食堂打饭吃的时候，看看吃的食物就知道我所在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盛到碗里的不是粥而是能看见光影的米汤，主食是窝头。

　　我看见老鼠。这是我从小最害怕的东西，睡到半夜我经常被老鼠噬咬硬物的声音惊醒，咯吱咯吱咯吱。声音有时候来自地下某个我看不见的角落，有时候来自头顶的仰层（晋北方言，指装裱屋檩的麻纸），老鼠就在头顶上的仰层里乱窜。我睡觉的房间屋顶的仰层有破处，每到响起老鼠奔跑的声音时我就担心它掉下来。我还担心它们从地下爬到炕上，我听说有老鼠趁人熟睡的时候爬到炕上啃咬人的脚趾和手指。灰色的毛体，尖嘴利齿，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就头皮发麻。可是我待在看守所的几天里看到老鼠竟然是常见之物，它们甚至都不害怕人类，有人的时候它们就从某个角落窜出来。同监房的犯人并不像我这么害怕老鼠，他们甚至觉得那是好玩的东西，看见老鼠出来就玩逮老鼠的游戏，有个人抓住老鼠就掐着脖子看它挣扎看它吱吱乱叫。这样的环境和这里的人都令我惧怕，不能睡觉，不敢闭眼睛，害怕从角落里窜出的老鼠爬到我的身上。我必须让自己在困倦之极的时候也大睁着眼睛。

　　真正令我恐惧的还是关在看守所里的人和管理看守所的人。同监舍有八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睡觉的时候几乎是肉挨着肉。那是我厌恶的。我不喜欢跟人靠得太近，不喜欢男人身体的浑浊气息。汗臭、脚臭、口臭，这些气息令我恶心，可是我只能跟他们在一起。那些人的相貌丑恶也猥琐。关到这里的有偷窃、抢劫、强奸的，还有下毒、贩卖毒品、卖淫嫖娼的，我因为参加沙龙聚会跟这些人关在一起，在警察看来参加沙龙聚会是同样的罪。到最后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我关到这里。提审过两次，我回答，可他们根本不容许我申辩。在他们看来只要他们抓我就是我的错，我只有老实认罪。

　　我想我是被收拾怕了。我这样的野孩子成了胆小如鼠的人。

　　“你服不服？认不认罪？”一个矮瘦个子走进审讯室，他站在那张桌子的旁边，看我还在努力为自己做无罪的申辩，这个人急了，他抄起放在桌上的警棍走过来，“我看不给你来电你是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睛。”这个人过来对着我吼：“脱裤子！”我不明白他要做什么本能地捂住裤带。“老子让你脱裤子你就得脱！”他过来伸出手放到我腰间，只一下我的裤带就断了，裤子掉下来。“不许动！”他说，“看你还敢不老实。”他的话音没落手中的电警棍就伸到我腿间。我的阴茎被电警棍电得痛苦乱颤，我向后躲闪身后就是水泥墙壁，“看你老实还是不老实？”他又挥动电警棍电我，电光在眼前噼啪乱闪，我再次感到阴茎的疼痛，酥麻的痛苦从阴茎传导到全身。“看你服不服？认不认罪？”他声色俱厉地说。

　　我想我不敢说我不服，也再不敢辩解说我无罪。

　　他们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这时我想起以前玩过的划拳游戏。男人们在喝酒至酒酣耳热的时候喜欢划拳，一人拿一根竹筷，分别喊出口令：“狗、兔子、鼠、鸡、老虎。”我想我除了不能成为这猜拳令中的老虎，其余的都可能是。

　　也许我被诅咒，也许是这诅咒的应验。

　　这个夏天牢狱之災如同高空落下的鸟屎降临到我头上。

　　我想改变一下陷身于深渊的状况，至少改变一下深渊内部的情形。

　　“叔，”我对赵大海说，“其实我应该叫您叔的。”

　　“别跟我套近乎，你这样的东西我得跟你划清界限。”

　　“还真不是套近乎。我跟您女儿赵淑英是同班同学，您不信可以回家去问问她。”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那个眼睛近视皮肤暗黑身材干瘦扁平的女生。

　　“赵淑英——淑英，您回去问问她，她肯定认识我。”我说。

　　现在想起赵淑英我还是稍微有些后悔。在中学时代我还是骄傲的，骄傲且自负。为什么如此我也说不清楚。现在毕业之后离开学校多年，只希望我们的恶作剧能不被赵淑英记住，更不要被他父亲知道。赵大海看着我。他没有完全信任我。可是他看向我的眼神里的冷气在减少。“你们这些孩子呀，怎么就不能学好呢？成天瞎鬼混什么劲儿。”他说。

　　我有点兴奋，因为看到赵大海的态度变化，他心里的敌意在减弱，或者说在转化。

　　很多事情的被改变都是偶然性。微小的偶然性经常会改变我们的命运与境遇。

　　我预感到赵淑英会成为我的救星。

　　那天傍晚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坐着倚靠墙壁就睡着了。

　　实在是太困了，身心的疼痛和倦怠使我的意识也处于昏沉的状态。暂时没有人搭理我，我觉得我也要尽快适应这个环境。在那个间隙我睡着了，胡乱做着梦。现在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梦境，就是在大海上漂浮，夜空之间电闪雷鸣，海浪一阵猛似一阵翻卷，海浪劈头盖脸地砸在我身上，我抱着一根树木在海上漂，惊恐慌乱，随时有灭顶之灾袭来。紧张令我想要哭泣，可是哭不出来，就那么张皇失措地漂流在海面。突然有海豹跃身而出向我扑来，之所以断定那个庞然大物是海豹是因为我在电视中看到过这种动物。在它的大嘴和利齿张向我的时候，突然就醒了。有人在踢我，我的脚踝被踢得生疼。

　　“醒醒，你爹妈来看你了。”有人对我说。

　　梦呓之间我看到赵大海站在面前，闻到他身上刺鼻的焦油味儿。

　　“跟你爹妈说几句话吧，要不就没机会了。”赵大海对我说。

　　我被押着走出监所，走进派出所的一个办公室，那里放着一把椅子，我很想坐上去。

　　“谁让你坐了？站直了！”办公室的一个民警对我呵斥着。我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桌子后。

　　只好站直身子，虽然我想要站直的力气很有限，我的腿脚发抖，不停地抖动。

　　门忽然就被撞开了，我看见母亲闯进来，后边跟着我的父亲。

　　“我儿子犯什么法了你们把他带到这儿？”母亲问站在我对面的警察。

　　“犯什么法你儿子明白，你想要看你儿子就老实点，不然连你们也一起拘了！”

　　警察凶巴巴地对着爸妈喊。母亲要靠近我的时候被警察拦住。

　　“注意你们之间的距离，违反规定就剥夺你们的会见权！”

　　警察呵斥母亲。“枪崩你的，你闹清麻油醋油了吗？你咋随随便便就逮我儿子，他犯了什么法？”母亲质问警察，她披散着头发，扯着警察的衣袖质问着。

　　“操你们的妈吆，老子干革命在战场流血卖命的时候你们还在娘肚子里转筋，老子比你们更知道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老子要告你们！”说这句话的是父亲。父亲的革命生涯在这时候发挥了作用，他手里亮着“复转军人光荣证”，这个证件我看到过很多次，但还是第一次看父亲带着它出现在派出所。父亲手持着那个小红本高声叫喊。我担心冲突起来对爹妈不利，担心他们把我爹妈抓起来，就劝告爹妈安静下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进来，不管为什么我都没有罪，我没做错过什么事。”我对爹妈说，我抓紧时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给他们听。见面的时间就是仓促的片刻，还没容我再多说，爹妈就被片警赶着走。临离开时妈对我喊：“儿子，妈知道你没做坏事，妈去上告让他们放你！”母亲的这句话让我的眼底有泪水夺眶而出。

　　跟我被囚禁的时光同时开始的是我爹妈的上访之旅。

　　现在想起来我是要感恩他们的，感恩他们生育抚养我，也感恩他们以命相搏保护我。

　　要不是他们，我不知道会被羁押多久，会遭遇多少磨难和困苦。

　　当然重要的还在于我没有罪，从来没有做错过什么，这是我最终能获救的最根本的理由。

　　后来我知道我被拘捕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也没找到任何犯罪的行为。

　　“有群众举报你经常参加非法聚会，你们任意批评国家的事情，有这事吗？”

　　“我只参加过朋友之间的聚会，我们定时读书，也会讨论问题。”我回答说，“你说有人举报，能告诉我举报者的名字吗？”

　　“举报人——我们会保密”。

　　那时我明白警察抓我并没有特别的理由，他们是在通过审问寻找犯罪的证据。

　　结果我还没等到正式审讯就被转到了市郊的看守所。

　　“你被刑拘了，现在要送你去看守所。你会在那里至少待十五天，或者一个月。究竟能待多长时间就看你的运气了，运气差的待几年的也有。”赵大海对我说。

　　派出所的大楼外停着一辆蓝白两色警车，看到那辆警车我深感恐惧，想不到自己竟然跟这辆车子还会打交道。后门打开，我被推进车里，在司机的座位与囚犯所坐的后座之间隔着铁栏的护窗。我坐到那张皮椅上，这个座位坐过很多犯罪者，我能坐在上面还是很诡异。警车开动，押送我的是片警赵大海，他坐在司机身边的副驾位置，可以隔着铁栏看着我。

　　在警车行驶之间我在想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警察要抓的都是坏人，坏人还需要什么待遇吗？”

　　这句话是赵大海在多年后对我说的话，那时我跟这个片警成了熟识的旧人。

　　在前往看守所的路上赵大海隔着铁栏跟我说话。

　　开始他很严肃，保持着他的职业性态度，也恪守着警察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界别。

　　“你赶紧找人活动吧，能捞就捞出来。像你这样的，轻则拘留十五天，重则一个月，要不就是劳教，你懂吗？怎么处置就看你的运气，看你的背景和活动能力了，哎，这里边的名堂多了去。”

　　我体察到赵大海态度的微妙转變，冷漠和敌意越来越少。

　　警车把我送到看守所的时候是下午。警车停在道路边，我从车窗看到一幢灰色的旧楼，三面围着旧楼的高墙，紧靠高墙的是一排低矮的平房。我看到“平城第一监狱看守所”的字样。赵大海打开车门叫我下车，这个新的看守所的环境让我感到不踏实。

　　赵大海跟警员办理交接手续，把我送到这里就基本没派出所片警什么事了。

　　“小子，你就好好表现吧，争取能得到宽大处理早点出来。”赵大海对我说。

　　我知道自己无罪，但是眼前的这个人认为我有罪。认为我有罪的人拥有确定我罪行的权力。这是我无力抗拒也无力更改的现实境况。在被警察押着走进看守所大门的时候我在内心里为自己祈祷，祈祷神明能加持护佑我早些脱离困厄。

　　简单的问询之后我被带到七号监所，看守所的警员把我推进监所。那里坐着很多人，有十几个。他们的眼神很可怕。我没看这些人，低头从他们面前走过。关在这号子里的人有赌博犯、强奸犯、流氓犯和吸毒者。那些男人眼神黯淡，面容枯槁，神情颓败。与这些人为伍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监所里有股屎臭尿臊气，还有人体散发的汗臭脚臭，我感到阵阵涌到喉管的恶心。分给我的床铺在靠近角落的地方，我拎着管理员给我领出来的薄被子铺在床上，躺上去。这时看到很多盯着我的眼睛，那仿佛是山野之地野兽的眼睛。人们在说话，住在我头上的一个人放出很响的屁，弥漫开来的屁臭令我恶心。我闭上眼睛。

　　11

　　他心灵幽暗的密室仿佛被来自星空的极光照彻。

　　师懿打开客厅的冰箱门，取出放在冷藏仓的面膜。他坐在居所卧室的长沙发上读一本书，捷克作家K写的《布拉格精神》。她闪身进卧室到他面前，手里的书被她抽走放到沙发的扶手上。她抬腿跨骑在他身上，撕开装面膜的塑胶袋，取出里边的一片浸满冰凉药液的白色面膜。“你得忍着点凉。”她展开那片剪着鬼脸形状的面膜覆盖在他脸上。沁骨的冰凉迅速穿透脸颊浸入肌肤，头脑被冰凉激醒。她把眼睛、鼻子和嘴巴部位的面膜对称抚平，从他身上下来。师懿说：“你需要修复的不只是精神，还有面孔和容颜。”

　　他再次拿起放在沙发扶手上的《布拉格精神》。这是他在二〇一〇年以作家身份应邀到中国台湾时在台北诚品书店买到的正体字版的书。现在他是正体字版书的热爱者，这种版本的书印制工艺精良细致，读书如欣赏艺术品。他手里的这件艺术品盛放着残酷的时光。

　　他读到K写幼年时被关押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节。“像许多孩子一样，我害怕独自待在黑暗中。睡觉之前，我总是央求让通向有光亮的走廊那道门开着。”K讲述他记忆中的一九四一年的生活。那年纳粹和希特勒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开始时K差两周八岁，很快他就明白，这场战争的后果与他的生活，甚至与他的生存息息相关。K的父亲被宪兵传唤迁移。他不是去波兰，而是参与准备设防城镇泰里茨的一个新集中营。几天后K和母亲也收到了传票。“那个下午，我变成一个真正的囚犯。我失去我的名字，得到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我后来一直记得：L54。”

　　如同M是照耀到他内心幽暗密室的极光，K也是这样的极光。

　　对K的阅读是靠近内心的阅读。他现在选择作家和书都选择切近自己内心的。这是二〇一四年的深秋之夜。居所拉上了窗帘将沉沉的黑夜隔绝在窗外，他还是能感受到夜色的冷寂和幽暗。秋风吹袭，种植在庭院的成排杨树落叶飘零，庭院的小径遍布干枯落叶，出门的时候落叶在脚下也会覆盖脚背，走在马路上风吹动时会看到成片的金黄的落叶被旋风裹挟旋转着奔跑。深秋正在过去，寒冬就在眼前，他做好准备在这座他人的城市度过严寒之季。

　　K的《布拉格精神》和别的书一样，被他从北京的居所带到C城。这是他喜欢的书。阅读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有一些书是跟他相随的，每次出门旅行的时候他携带的皮箱底层都会放着他必读的书，随身的黑色双肩背包也会装几本他随时可以打开阅读的书。他喜欢被杰出作家写出的伟大图书簇拥着的感觉，这让他体会到生命河流被来自四面八方的丰沛支流注入和贯通，它们使他精神丰沛内心辽阔，这是他喜欢的感觉。

　　这个傍晚他的脸上敷着面膜，透过面膜的眼孔讀书，看K在一九四一年集中营的生活。事实上他对集中营并不陌生。二〇〇六年夏天，他应邀去波兰访问的时候（这是他有限的走出国门的经历之一），他去过奥斯维辛的纳粹集中营，也在那里看到过卡廷集中营。那当然是极其悲惨的境况。屠杀、囚禁、焚尸炉，这些历史的遗迹他都看见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陈列馆有个巨大的玻璃橱窗，里边堆积着女人的长发，如山丘般的长发就是在集中营失去生命的女人美丽的幻影。还有鞋子，有个橱窗陈列的是鞋子，男人和女人的鞋子，还有孩子的鞋子。有的橱窗陈列着眼镜，圆形的眼镜，印着白色油漆字体的棕色皮箱，这些物品就是死于集中营大屠杀的死难者的遗物。

　　他在那个由铁丝网围起来的庭院里缓慢行走，看着木制的当年站着纳粹卫兵的岗亭，走进阴冷的焚尸间，站在生铁铸造的焚尸炉前，看纳粹是如何将死者运到这里投入焚化的铁炉;他脚踩着铺设在地面的铁栏行走，遥想着纳粹军人脚穿带刺马靴踏着这些铁栏来回走动的情景，在铁栏之下就是阴冷逼仄的囚室。他踩着水泥阶梯沿着曲折向下的阶梯行走，看那些地下囚室，每个阶梯都有脚踏出来的凹陷的印痕，囚室的墙壁画着各种图画，有的就是孩子画出来的图画。这些图画后来被印在书里出版过。他去过建造在地面之上的战俘营，在那些整齐规划着的铁皮屋里关押着的是瘦骨嶙峋的战俘。走在纳粹集中营的遗址，他尽量放慢脚步，仿佛怕惊动了那些无辜死难的冤魂。在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的遗址，还有一个陈列室陈列着卡廷大屠杀的遗迹，这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设立的集中营，那里曾经关押着大批战俘，其中有军官，也有作家、诗人和工程师，他们都是当年的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后来他们被枪杀。在波兰访问的时候他在波兰政府的战争与记忆保护委员会看到了当年斯大林签署的卡廷大屠杀的秘密文件，得到允许他将文件复印之后带回国。

　　二〇一四的寒冬，他在C城的居所重新打开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重新阅读这部再现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期间苏联军人开动坦克占领布拉格的小说，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读过这部小说，但是当时并没读懂它的深意，注意力只放在作家的才华和文本的叙事技艺上。重新阅读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这部书的价值，也更准确地理解昆德拉的表达。在极权制度之下社会的禁锢、对公民的逮捕、对异议者的政治迫害，重新阅读时他觉得每个字都能懂。女主角特蕾莎将捷克的社会生活视为集中营的生活。特蕾莎几乎从童年时代起就开始用“集中营”这个词来表达她对自己家庭生活的看法：“集中营，就是日日夜夜，人们永远挤着压着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世界。残酷和暴力只不过是其次要特征（而且绝非必然）。集中营，是对私生活的彻底剥夺。”昆德拉评论特蕾莎的生活，评论捷克公民被秘密警察窃听的状态时愤激地说道：“虽在自己家里与朋友喝酒聊天，但却无处躲避，他是生活在集中营里。特蕾莎以前和母亲住在一起也是活在集中营里。集中营绝无特别之处，没有什么值得让人惊讶的，而是某种命定的、根本性的东西，来到世上，就是来到它的中间，不拼尽全力，就不可能从中逃出去。”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中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恶魇。它如迷雾般的气流笼罩在地球之上。

　　在首都漂流的时候，他有很长时间每到夜晚睡觉，在出租屋的卧室必须亮着一盏微灯，儿童玩耍的微灯。只要有灯光亮着他就觉得踏实。午夜的黑暗总是令他不安，这是独居带给他的影响。即使后来他搬迁到京郊小镇，住到自己买下来装修好的房子里，他依然需要在睡眠的时候亮着一盏微灯。他居住的地方是一个陌生的小镇，尽管有八年时间住在这里也还是陌生。小镇没有一个人是他亲近的，甚至没有一个人熟悉。然而住宅区的后花园隔着河湾有大片的公墓却经常被他看见。只要出门上街，就会看到那片阴森的公墓，也会在道路之侧看到人们夜晚焚烧纸钱的灰烬。疏远的人类和切近的死亡撗置在眼前，总是激发他诡异的感受和体验能力，使他的想象力如刀锋般锐利，然而刺痛的总是自己的神经。

　　“你这都是病。”师懿跟他开玩笑。他们最初相识的时候，她就讲过韩国悬疑电影《雏菊》，影片里有一个冷酷杀手，亡命天涯的杀手躲避国际刑警的追杀，在幽暗的地堡隐匿生活。他在某小镇邂逅一位画画的美丽姑娘，姑娘的饰演者是韩国影星全智贤，他唯一喜欢过的女星。有段时间他还喜欢相貌类似全智贤的姑娘。爱的情感使杀手的性情变得柔和，也涤荡和更新了杀手的身心。“别气馁，你现在还是好多了。看人的眼光柔和多了，这就是改变。”师懿鼓励他要有信心。“以前你看人的时候眼神冷酷，透着寒气。”她说。

　　师懿说的情况他并不清楚。他只知道自己有一副不讨喜的面孔，严肃而僵冷，脸部肌肉僵硬，不会微笑。有次他赴南方参加一个会议，在晚宴的时候有邻座的女嘉宾过来敬酒。她说：“您为什么从来不笑呢？很少看到您有笑容，害得他们都不敢过来跟您敬酒。”女嘉宾的话他未置可否，只能表示抱歉。“您有副杀手的冷面孔，可是您又有一副慈悲心肠，您是如此的矛盾的结合体。”女嘉宾说。

　　“生而为人，很抱歉。”他对女嘉宾说。后来他又对师懿说。这话是日本颓废派作家太宰治说的，他借用一下。他以为这话契合他的心境。他觉得他更像是寒冷的冬天遗弃在河滩上的顽石，坚硬而冰冷。他这样的人的面孔和容颜能改变吗？能改变多少？对此他其实不在意。“但是我在意。我希望你幸福，幸福是能改变人的面貌和精神的。”师懿说。

　　隔段时间，师懿会给他敷她专用的面膜。这面膜产自韩国或日本，平时在冰箱冷藏着。她从冰箱取出冰凉的面膜，骑在他的腿上，仔细将面膜敷在他如沙化土地的脸。他已经习惯在她的命令下往脸上敷浸满冰凉药液的白色面膜，有时是黑色的胶膜。总之隔三岔五脸上要敷这样的东西。以前觉得这是女性才用的，后来成了他的必需。有时他坐在写字台前，左侧位置放着一面白铁架的椭圆形长体梳妆镜，他从镜子里能看到自己的面孔敷着白色面膜的模样。“我的样子像是在战场受伤包扎着绷带的特种兵。”他开玩笑说。背部会遭到师懿的手掌袭击，她不允许他有这样的联想。“胡说八道，摸木头去！”师懿说。

　　他就在房间找木头摸，床头、写字台的角都可以摸一下。

　　每次在他说出什么不吉利的话的时候，她都会命令他摸木头。

　　用她的话说这是“避邪破凶”。

　　他更多的时候是在C城幽居。这是师懿生活的城市。自从二〇一二年，他辞去报社的工作之后开始双城的生活，往返于北京和C城。每天早晨，师懿开车四十分钟到电视台上班，有时候会坐轻轨列车。从他们的居所到电视台所在的仙台大街坐轻轨经过五站地，大约十分钟的路程，這样的状态令他满意。他愿意她工作从容，不像某些上班族那么仓皇而辛苦。他已经厌倦仓皇的生存，像在北京城看到的上班族，每天清晨在雾霾弥漫的大街仓皇奔走，在地铁忍受潮水般人流的拥挤，到写字楼再忍受枯燥烦琐的工作的折磨，他觉得那是悲惨的人生。如今他已告别这种生活，师懿的工作也不是这样的状态，这让他踏实而安心。他希望人们最后都能找到适宜自己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是安详从容文明而有尊严。

　　作为电视从业者，师懿有各种各样的讲究，她熟悉各种名牌，从服装、鞋子到金银饰物、家具、皮包，不管多么复杂的品牌名称她都能脱口说出来。在他寄居C城的时候她会隔段时间拖着他去逛街，他并不抗拒，同时也觉得他应该了解和熟悉人类在这个层面的生活。这是从前他与之隔绝的生活。C城的服装店被他多次光顾过，师懿有专门去的店，比如一家名叫“例外”的专卖店，那里的衣服的设计款式、面料果然非同凡响，每次去她都会在试衣间反复试穿看中的各种衣裙，穿好了走出来让他看是否漂亮是否合适。她穿那些衣服总是漂亮，这是她的优势，也是她的骄傲。师懿也会找在她看来适合他穿的衣服，皮衣、各种品牌的牛仔裤、运动衣，在她的指示下他在试衣间反复穿各种衣服出来在穿衣镜前看着的时候，他想他是在进入这座城市的主流人群的核心地带。以前他抗拒这些事情，现在会坦然接受。在不影响正业的前提下，他愿意出来逛街，愿意出来看看这座城市不同的人群的生活样貌。

　　“你必须要有新的气象。”师懿说，“慢慢你会体验到新的生活带给你身心的变化。”

　　他的变化之一就是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可以熄灯。而通常他在陌生的环境里睡觉需要亮着灯。即使在自己的居所里夜晚睡觉也需要亮着灯。他内心是惧怕黑暗的。这是他的疾患。

　　然而他其实不在意所谓的新旧之别。很多流行的事物是短命的，很多旧物却是品质恒久。当然他也不会抗拒她的说法，在琐碎的事情上他随缘。不过现在他也习惯穿师懿为他买的衣服和鞋子，它们穿在身上套在脚上有熨帖和舒服的感觉。穿过这些衣服和鞋子之后，他从前的衣物和鞋子就不能再穿，感觉它们太简陋和不贴切。是的，他不拒绝经历和体验新的生活，他觉得那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他的旧日生活仿佛那些被遗弃丢在壁橱里的衣物和鞋子，它们正在与他告别。师懿定期教他做口腔操。“你要多活动你的口腔肌，带动面颊活动起来，这样就会有自然的微笑，还有就是你的表达也会自然放松。”她开玩笑说。她说的话他能懂，但是他确实不在乎。他的回答是：“我不想改变我身体的任何部分，从身体到面孔和容颜。它们是我的生命历史带给我的遗迹，也是社会历史在我身上留下的印痕，无论如何它们都是我的一部分。”师懿反对他的说法，认为包括他的这些意识也是某种疾患的结果。

　　“你需要修复的不只是面孔和容颜，还有精神和肉身。”师懿说。

　　“我就是一个需要疗治的病人。我的疾患在精神深处。”他说。

　　看到索菲亚大教堂的轮廓，他直觉内心被震撼。

　　公元五三七年由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建造的索菲亚大教堂。

　　按照历史流传，查士丁尼是位野心勃勃的皇帝，在登基三年前，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完婚。狄奥多拉曾是一位妓女，意志坚强，在他们共同努力下，君士坦丁堡兴建了众多伟大的建筑，其中包括修建于公元五三七年的索菲亚大教堂。曾经索菲亚大教堂是世界最大的教堂。

　　到伊斯坦布尔除了它的城市风貌，它所拥有的自然与历史遗迹也是必须要看的。

　　索菲亚大教堂、托普卡帕宫、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是他想要体验的场域。

　　孟西是陆浩特约的当地向导，一位身材颀长体格矫健的中年男子，穿着简便的银灰西服、黑色牛仔裤，脸颊的胡髭刮得干净只留着隐约的青色。孟西经营着一家商务公司，他也是马拉松运动爱好者，出门总是带着自己的水杯。在酒店大堂见面后他们握手寒暄，孟西最先问的话题是示威。“你们碰到示威了吗？”孟西说道，“据说有韩国游客被当作中国人被殴打，韩国的餐馆被当作中国的餐馆被砸。在伊斯坦布尔你们可得注意安全。”陆浩接过话头说：“还真是诡异。来到伊斯坦布尔，需要警惕的不是来自土耳其人的暴力，而是来自同族者的暴力。” 他们从入住的酒店出来，乘坐出租车在陡立的石径上走，升起或爬行。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是建在山上的，建筑群没有高楼，只有顺着山体建筑的楼群。驶出隆起或叠出的山体建筑区，来到一个相对平坦的区域，那里就是历史遗迹较为集中的伊斯坦布尔老城区。老式有轨电车响着车铃从老城区穿过。

　　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时他们下车，孟西支付车资，他跟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出来时他说：“土耳其的出租车司机宰客是世界最猖獗的，看你是外国人会漫天要价。”他并没有多听孟西对出租车行业的抨击，他的注意力被海岸线的景观所吸引。他感觉到内心的震撼。

　　阳光照耀着海面银光闪现，这是金色的海岸线。位于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将欧洲和亚洲分隔开来。在海峡西岸，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又被金角湾分成南边的老城和北部的新城。苏丹艾哈麦德区位于历史半岛区的尖端，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遗产地的中心。从这里可以找到这座城市大部分的著名遗迹，包括索菲亚大教堂、托普卡帕宫。索菲亚大教堂成为他们的首选。

　　站在索菲亚大教堂前，他看到湛蓝的天空之下，教堂巨大的圆顶，高耸的石柱，矗立的宣礼塔，厚重的砖石砌成的城堡仿佛进入绵长而悠远的历史。在烈日之下，跟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进入索菲亚大教堂，进入前庭院，脚下是长方形石条垒砌的石径，那些石头粗粝浸透了风雨的侵蚀，如同斑驳的古堡砖墙显示出时间流逝的印痕。从主入口进入内外两道前厅，即是“皇室之门”，进入教堂穹形大厅的必经之道。

　　索菲亚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上帝的智慧。大教堂的奇特之处在于平面采用了希腊式十字架的造型，空间上则创造了巨型的圆顶，而且在室内没有任何柱子做支撑。教堂的大殿布局属于以穹隆覆盖的巴西利卡式。中央大穹隆直径三十二点六米，穹顶离地面五十四点八米。在一千五百年的漫长历史中，索菲亚大教堂因其巨大的圆顶闻名于世，成为改变建筑史的拜占庭式建筑典范。出现在正面穹形顶壁上的是左右两幅奥斯曼大勋章，在勋章的上方是一幅镶嵌画，它描绘了“万物的主宰耶稣”的肖像，穿过这扇门就是建筑的主空间，它以圆顶、巨大中殿和金色镶嵌画而著称。这个空间的重点是壁龛和华丽的镶嵌画。他看到那幅著名的《圣母和圣婴》的画像，这幅镶嵌画创作于九世纪。壁龛上方的镶嵌画曾经描绘了大天使加百利和米迦勒，现在只剩下不完整的片段。历任拜占庭国王都是在索菲亚大教堂加冕的，加冕时王座放置在正厅里那块装饰着一圈圆形大理石的登基方石中心。奥斯曼时期新增的建筑包括一处讲道坛（mimber）和用来指示麦加方向的圣龛（miheab），镌刻着镀金阿拉伯字母的十九世纪巨大的勋章、造型奇特的凉亭，以及登基方石后面的华丽图书馆都成为今人观赏的历史细节。

　　索菲亚大教堂的二楼是镶嵌画的画廊。从内部前厅北端走上一段回转的斜坡即可进入画廊。这是由大小不等的卵石铺砌起来的坡道，长久被人踩踏，卵石被磨出了光泽。穿过曲折回旋的坡道上到二楼，这是皇后观礼的位置，一个由绿色大理石铺就的大圈标识出皇后座位的方位。二楼的画廊保存了多幅镶嵌画，其中有一幅名为《最后的审判》（Deesis）的残余部分。这幅创作于十三世纪的镶嵌畫绘有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和施洗者约翰在一起的肖像。

　　在教堂的正壁还有一幅镶嵌画《君士坦丁大帝、圣母玛利亚和查士丁尼一世》，这幅创作于十一世纪的镶嵌画展现了君士坦丁大帝向圣母玛利亚奉献君士坦丁堡的情形。

　　美丽之门（Beautiful Gate）是离开教堂必经的通道，这是一座铸造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宏伟青铜之门。走出“美丽之门”，放眼回望教堂，重新打量这座气势恢宏，结构繁复的精美圣殿。索菲亚大教堂以其创造性的建筑形式、丰富的历史内涵、宗教价值以及非凡的艺术之美成为伟大的历史遗迹，置身这辉煌而精湛的圣殿之中，他们只有惊叹人类杰出的创意和构建能力，是这杰出能力创生出不同时代的人类文明。

　　走出索菲亚大教堂之后，他们转道托普卡帕宫。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托普卡帕宫一直是奥斯曼帝国君王们的宫廷。由此进入便可见到帝国时代宫廷中的日常生活。在全盛时期，包括嫔妃、皇子、侍女、宦官和仆人在内，共有四千余人在托普卡帕宫中生活。徜徉于这座集庭院、后宫和亭榭的宏伟宫廷建筑群，可以见到奥斯曼时代苏丹们的现实状况。

　　托普卡帕宫分为四个庭院。“第一庭院，即禁卫军之庭”，或称“阅兵院”。“第二庭院，即皇宫用于议事的庭院。”在这里只有苏丹在后宫中苏丹和皇太后（苏丹的母亲）可以骑马穿过中门，包括宰相在内的其他任何人在经过这里时必须下马。第三庭院是苏丹的私人区域，第四庭院是供皇室休闲的亭台楼榭。除此之外还有后宫、帝国宝库、宫廷厨房。

　　他们的游览从后宫开始，逐渐进入这座华丽奇崛的王宫深处。

　　皇太后和加冕王子都拥有装饰豪华的私人行宫。其中最漂亮的行宫是为王子加冕所用的双子宫。苏丹及其亲属很少会离开宫殿，他们依靠侍臣和外交官向外传递消息，大多数拜访者都会被直接请入帝国议事厅，那里是苏丹的宰相和议会定期协商讨论国事和接见外国政要的地方。很多拜访者还会带着精美的礼物和贡品，以充实苏丹的国家宝库。

　　帝国后宫是苏丹私人寓所的一部分。后宫也是苏丹的母后苏丹皇太后、妾、家人及侍从的家园。后宫由一连串的建筑物组成，它们之间以走廊及庭院连接。在后宫居住的每个服侍队伍及每一阶级都以一个庭院为中心划分生活空间。屋子的数量并不确定，约有一百间，当中只有少量开放给公众。这些屋子分别被后宫宦官、后宫宦官首领、妃妾、太后、王子及宠妃所据。除了苏丹、太后、妃妾、王子外，禁止任何人擅进后宫。

　　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四百年间，托普卡帕宫一直都是皇室居住之地和帝国政府的中心，经过四个世纪陆续的扩建和修缮。宫殿设计精巧、豪华，价值连城的土耳其瓷砖、大理石装饰于许多房间中，花园、亭台水榭、阁楼等，呈现的是奢华的皇家居所。帝国晚期另新建了朵马巴恰皇宫、锡拉冈皇宫及伊迪斯皇宫三处皇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博物馆，展示的文物包罗万象，珠宝、服装、家具、毯类、中国陶瓷、玻璃制品、武器等，其中上至唐宋，下至明清的大量古瓷器完整地呈现出来。它也以收藏丰富的珠宝钻石闻名，世界最大、重达三千克的祖母绿宝石，世界第二大、重达八十六克拉的钻石，这些珠宝熠熠生辉。

　　流连于托普卡帕宫，走遍前庭后院，他看到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世俗生活的光影，也得以看见围绕着权力更迭转换而衍生的宫廷兴衰史。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即著名的法蒂赫（Fatih，意为“征服者”）掌权，随即他就离开首都埃迪尔内踏上征服拜占庭之旅。在短暂的时间里，穆罕默德就监督完成了如梅利堡垒（即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雄伟堡垒）的建造，通过这些堡垒的建造控制了海峡要道。拜占庭人用沉重的锁链封锁了金角湾入口处，以阻止奥斯曼帝国的船只进入海湾和攻击城墙。一场浴血之战打响，土耳其人控制了这座城市，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位国王君士坦丁十一世，战死在城墙上。

　　乘坐轮渡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他们最为欢欣的时刻。

　　在空中就看到过它奔流的姿影，降落到伊斯坦布尔时也从远处看到过它的样貌。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中到处都是狭长划艇穿梭往来的身影，船桨有韵律地击打着水流，将苏丹及其侍臣从宫殿载往行宫，从欧洲载到亚洲。现在划艇不见踪影，代替的是伊斯坦布尔的人们喜欢的公共轮渡和快艇。

　　在乘坐轮渡游览海峡之前，他在加拉塔大桥（Galata Bridge）上走过。海鸥在身边飞翔，雄鹰在空中盘旋，麻雀在钢架的桥梁上嬉戏。“假使这城市诉说的是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博斯普鲁斯则是歌咏生命、欢乐和幸福。”M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写道，“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伟大、历史悠久、孤独凄凉的城市中游走，却又能感受大海的自由，这是博斯普鲁斯海岸之行令人兴奋之处。”

　　对一座城市的观察就是这样持续的，对它的了解也像阅读一本打开的书，缓慢地进入，仔细地体察。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座喝咖啡时，他看到摆放在吧台上的几本英文书，其中就有土耳其作家、二〇〇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M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这本书的中文版被他随身带着，它也是他最初认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指南。

　　他们在艾米诺努码头上船，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是豪华邮轮，汽笛鸣响，轮渡启程。海水被游轮拨开前行，轮渡两侧是如裙裾飘舞的白色水浪。他伫立船头之侧的甲板之上遥望东西两侧海岸，景观如电影蒙太奇般纷现。作为土耳其的“咽喉”，博斯普鲁斯海峡北连黑海，南连马尔马拉海和地中海，全长三十公里的这条海峡是黑海沿岸国家出外海的唯一通道，它还是土耳其欧洲和亚洲部分的分界线。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是世界第四大吊桥，欧洲第一大吊桥。亚欧两岸的山地有着华丽的王宫和辉煌的圣殿，有尖顶教堂，有穹形清真寺，也有造型奇崛的别墅群和朴实而简约的乡间居所，它们都隐没在茂盛的山地丛林中。

　　当轮船沿博斯普鲁斯海峡顺流而行时，右侧是亚洲海岸，左侧为欧洲海岸。

　　“强劲的海流推着游人向前进，令人精神焕发的海上空气中丝毫不见岸上城市的烟尘与喧嚣，贯穿城市中央的水道有别于阿姆斯特丹或威尼斯的运河，或者把巴黎和罗马一分为二的河流，强流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海风和海浪随时掀动海面，海水深而黑。假如身后有海流，假如按照渡船排定的行程走，你会看见公寓楼房和昔日的雅骊别墅。”这是M在少年时期看到的博斯普鲁斯海峽的景象。海鸥飞翔，碧波荡漾，海风劲吹，风光旖旎，这是他看到的景象。乘坐轮渡行进于这世界最著名的海峡之间，他觉得是浸润在异邦的历史和时间之中，也浸润在奥斯曼帝国极盛的繁华与如今的凋零与伤逝之间。

　　然而在他们乘坐的邮轮靠近码头之时突然有人群在岸上奔跑，人们叫喊着什么。在人群奔跑之时道路间尘土飞扬。陆浩问孟西：“出什么事儿了吗？那些人喊什么？”

　　“哦，警察在海边的垃圾桶里发现有炸弹。海岸戒严了。”孟西说。

　　12

　　多年以后李凡成为一个亡命天涯的人。他仿佛是高悬的镜子，人生的荣枯兴衰倒映镜像。

　　二〇一六年深秋，省城迎泽大街道路两旁的树木都飘落着枯叶，李凡走出高层寓所乘坐电梯下楼。他拉着黑色拉杆皮箱，踩着密布的枯叶到停车位，他走近一辆黑色奥迪前，皮箱放到后备箱里，坐进车里，发动引擎，汽车缓慢离开车位，驶出这幢欧式花园住宅区。进入城市主路，道路一如往日的拥堵，他忍耐着性子开车。从树上飘下的枯叶翻飞着落到他的车上，看着满街的落叶他有萧瑟之感。这似乎具有象征意义，预示着他命运的转折。半个小时之后，车停在机场的地下停车场，李凡停好车开门出来。背着棕色牛皮包，从后备厢取出他的黑色拉杆皮箱拖着，沿着地下通道进入机场的候机厅。在柜台办理登机牌，办理随行托运行李，跟随着候检的队伍安检，进入VIP贵宾室候机。

　　所有的环节都是顺利的。这让他体验到幸运感，如金蝉脱壳，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商界之人。这个西北省的省委书记是从东北特派过来，身负反腐败重任。不断爆出官员涉贪案件，有的官员是在开会的现场被警察拘传，有官员刚刚结束与客商的会谈就被拘捕，检查人员当场搜身，从官员身上搜出数额不菲的美金和欧元。说李凡出走是恰当的，作为从事移民和留学业务的私人企业老板，他的出境是正常行为。安检和登机都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他不是官员，在欧美国家有业务往来，出入境也属于正常工作范畴。然而在他搭乘美联航班机落地美国洛杉矶之后，事情起了变化。他进入中国公安部通缉名单。按照公安部发布的红色通缉令的说法，李凡是畏罪潜逃。

　　现在李凡隐居在美国洛杉矶一个名叫尔湾的小镇，那是新崛起的中国城，小镇居住着众多的华人，他们使这座美国的城镇中国化。到处是中国餐馆，街道上出现的行人多数是中国面孔。据说尔湾隐居着众多的中国富豪，他们有着来源不明的巨额财富，携带着家眷过着隐秘的生活。因为居住在这里的人多有所在国籍的身份庇护，即使有腐败案在身也难以将他们遣送回国。

　　我在洛杉矶的尔湾见到过李凡。

　　二〇一七年深秋，我应邀去美国访问，前往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参加我的出版人组织的读者见面会。我联系了李凡，然后在中秋之夜抵达他在尔湾小镇的别墅。李凡与他的新夫人生活在这幢幽静而偏僻的别墅里。那套豪宅是他花二百五十万美金全款购买的，房屋的装修是按照他的理想做的，典雅、清静，有着低调的奢华。李凡难得待在家里，他的新夫人亲自下厨为我们准备晚餐。中秋的明月如清水从长满青草的围墙之间和树丛里倾泻进院落，我们坐在庭院里一边赏月，一边喝着红酒叙旧。很难看出李凡是负案在身的人，他的举止一如从前洒脱，说话时不时伴随着朗笑，他的声音中气十足，显示出他惯有的沉稳气质。李凡在清闲的时候喜欢到别墅区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球，跟他一起打球的多是跟他一样神秘的商人。这样清净的日子不知道能过到什么时候，即使在悠闲的时刻他也保持着必要的警觉。

　　最初获悉李凡出走的消息带给我内心的震撼不亚于深海投放炸弹，震荡之处波涛汹涌。这是令我震惊的事情。作为此生唯一的知己和故交，我对李凡可谓了解甚深。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李凡人生的见证者，亲见他从一个失去父亲被母亲严加管教的孤僻少年，成长为聪慧敏锐过人掌握足球进攻技术拥有强悍体质的高材生，亲见他在中学课堂毫不费力地学习，考到市立财务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分配到省直机关，成为政坛和商界崛起的新星。也亲见他的生活和情感变迁，他的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婚外情的变异。当然也亲见他曾经辉煌的生意后来失败，他失败之后黯然而惨淡寂寥的人生，亲见他像受伤的猛兽一样躲在暗处舔舐自己的创伤咀嚼自己的疼痛。我看到李凡再度聚集力量重振旗鼓，再次馳骋政坛和商界，也再度周旋于女明星和名媛之间，如武林高手盘桓在江湖之上，他出没于权力在身的高官和退隐之后嗜好敛财的前高官与资产殷实的富豪之间。最后看见他亡命天涯孤悬海外。

　　我对李凡也怀有歉意，曾经在李凡的生意遭遇惨败的时候，我拒绝实际上也是无力帮助李凡。那天早晨我看到手机上有李凡的来电显示。因为有名字储存，我知道是李凡。早晨我下楼跑步没带手机，跑步完了在楼下吃早餐，回到家看到手机上有李凡的未接电话。我还以为李凡到北京出差，这几年李凡做着一家外国留学中介机构，长年在各处奔波，世界各地漫游。每次到北京李凡都是匆匆来去，大多时候不停留办完事就走。我回拨电话，想着跟李凡约时间见面。电话接通，听到李凡清朗的声音如见其精明干练的身影。然而让我意外的是李凡并不是来北京出差，简短的寒暄之后李凡单刀直入说想借钱。我立即就看到自己坠落在颓唐和沮丧交织的负面情绪中。我没有犹豫，当时就回答说没有钱。我甚至没问李凡需要多少钱就回绝说没有。这是真的，李凡打来电话的时候正是我狼狈的时候。我刚离婚，属于人们说的“净身出户”，那是我自愿的，买了两年的房子留给前妻，仅有的积蓄准备留给女儿出嫁用，打死我都不能动这笔钱。我当然不能对李凡说刚离婚的事情，很难解释明白，也没办法跟李凡说我的困顿状态。我的境况是李凡无法想象的。我只能隔着电话硬着心肠说：

　　“很抱歉，真的没有什么钱。”

　　这怎么能像是我说出来的话呢？怎么能像是我说给最好的哥们的话呢？

　　我们不是多年的密友吗？情义相合志趣相投肝胆相照。曾经我是这么描述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作为男人开口跟人借钱这是伤害自尊的事情，李凡不到绝境是不会这么做的。我猜想李凡又一次遇到了绝境，不然怎么会开口跟我借钱呢？我没有生意也不做产业怎么会有多余的资金呢？李凡跟我张口说明他是真正到了绝境。而我的回绝无疑令他失望，也解构了我们多年来的友情。李凡听过我的回复还是声音清朗地说话，丝毫听不出失望。但我知道李凡是失望的，然而现实状况只能使我硬挺着。直到挂断电话，我也没对李凡解释我的困顿境况。这是我的自尊不允许我做的事情。我情愿被朋友骂，情愿伤害我们的友情，也不会告诉李凡我的困顿状况。这不是虚荣，真的是作为男人的自尊。

　　作为回报，半月之后我的女儿结婚，我向李凡发出邀请，他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说到时看情况。到女儿出嫁的前夜，我发简信提醒李凡。半个小时之后他回复说在海南三亚，他说开车跟人撞了，正在4S店修车。当然李凡是没有办法赶来出席我女儿的婚礼。

　　李凡有一年的时间生活在生意失败的暗影中。他投资的干红葡萄酒厂倒闭，除了家里的储藏室放着几箱干红葡萄酒，他的资本所剩无几。有段时间他债台高筑，欠债巨多。

　　他尝试过做焦煤运营，也因为资本匮乏无力投入。

　　后来他结识了一个高官的女儿，他的命运由此发生转机。

　　高官的女儿有过婚史，年过三十独身生活，离异之前的丈夫是某部文职军官。高官的女儿名下有多家商务公司，平素多出入商界会所，与高官名流富豪多有来往。因为与前夫生活观念差异。李凡是在某会所遇到高官的女儿的，他的一米八的身高，长年在足球场驰骋的矫健体魄（尽管伴有腿伤），很容易赢得高官女儿的好感。加之他容貌俊朗，风度儒雅，言谈睿智不失风趣，上将的女儿在初次接触李凡时就倾心。她邀请他到城郊的马术场骑马，那是名流们的又一雅趣。他欣然前往，连续去过几次就擦出了情爱的火花。

　　她帮助李凡在生意场上再度崛起。

　　然而很快这个偏远省份就迎来飓风般的肃贪风暴。省城的官场出现崩塌式溃败，从省府到地方众多官员落马。

　　有一年我到省城办事，聚会时李凡讲起省委高官们的故事。省政协前主席家里失盗，窃贼偷走主人藏在冰箱储存柜里的数百万元人民币，失主不敢据实报案，只说丢失了很少的钱财。但是失窃钱财的真实数据还是被人传开，政协前主席被纪委调查，最后双规。

　　某年我去省城办事，其间给李凡电话，我们聚过一次。在交通拥堵的高峰时刻，从入住的酒店坐出租车到餐馆，堵在半路有一个多小时，到了那家餐馆李凡和陪同的友人都已到。坐在李凡身边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姑娘，年轻漂亮，皮肤白皙看上去保养得很好。很难说得清楚李凡跟这个姑娘的关系，言谈之间暧昧有加。这是我见过的跟随李凡的第四个姑娘。在以前我们聚集的饭局上他带过电视主播、舞蹈明星，还带过营养师、女白领，也都很难说得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聚餐时刻，人们推杯换盏，高谈阔论，打情骂俏，醉话连篇，那应该是我们都放松的时刻。李凡毫不讳言自己在帮助一些高官在海外洗钱做所谓的“白手套”。那时他是骄傲的，言谈之间不无讥讽调侃，神情充满精明者的干练和魄力以及手腕。李凡从心里是看不起那些官员的，以为官员的智商和能力都低下。这也带给李凡众多的机会。多年来，我是眼见李凡扎进隐秘的官场里，眼见他这些年的沉浮，在商场以及政坛的沉浮。

　　从李凡在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省直机关，从掘到第一桶金到开酒厂，我都是李凡的见证者。包括李凡后来的破产和落魄我也是见证者。某年我到省城，李凡开着长安面包车去火车站接我，那部车行驶在马路上哐啷哐啷直响，那是李凡生意破产之后仅有的资产，宝马车和房子都抵了债务。有很长时间李凡处于无业状态，在家里依靠在教育厅做职员的老婆养活。

　　当然。后来李凡再次崛起。以他在省城政商界广泛而深厚的人脉，以他在生意场上多年的历练，重新崛起是必定的。后来李凡在经营海外留学中介公司，开始是其中的职员，后来成了这家公司的老板。他的生活和事业重新出现转机开始振兴。在这期间他的儿子高中毕业之后被他送往美国留学，然而三年之后儿子又回来重新啃老。

　　李凡开始重新进入官场，与各种背景的官员勾兑。最后的结果是在反贪风暴中出走美国。

　　让我震撼的是看到公安部发出“猎狐”计划的红色通缉令，看到李凡的名字和涉嫌所犯的罪行。

　　李凡避开了可能临身的灾祸。那天他离开蒙娜丽莎艺文沙龙的时候正是午夜。母親催促他离开，一九四二年出生的老母亲经历过战乱和饥荒，对时局有着本能而敏锐的判断。以前在李凡回家的时候母亲总嫌他待在家里的时间短促，可是在这个夏天，母亲却嫌他留在家里的时间过长。“你去哪儿走走吧，你不是喜欢到处转吗？到外边去逛逛，别在家待着。”母亲手指间夹着香烟，烟雾在房间里缭绕。李凡对母亲是顺从的，因为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抚养，他习惯听她的话，不愿违逆母亲。

　　他就是那么离开家的。他就读的会计学校放假。他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到外边走走，背着他的旅行包，装着简单的衣物和洗漱用具上路，有火车坐火车，没有火车坐汽车。他的计划是先去内蒙古包头，再去黑龙江哈尔滨，最后是新疆乌鲁木齐。他想利用这段空闲时间把喜欢的这些城市都逛一遍。

　　我是在李凡到内蒙古包头的时候收到他的信件的，那是写在旅馆便笺上的信。他写到待在旅馆看到的街道的景色，他闻到的空气里的气息，用他的话说是整个包头城有股腥膻的味道。在他住的旅馆的窗外拴着一群肮脏的山羊，山羊拉出的屎尿气息冲进旅馆的房间。他是就近住在火车站附近这家旅馆的。到包头之后他准备去草原看看。草原、大漠和雪峰，这都是让他念想的景色。选择包头作为此行首站的缘由是他要寻找自己的身世之谜。早年母亲是生活在包头的，他是母亲在包头生活期间怀上的，而他的生身之父从人世间消逝了。这是他从小知道的，那时他的愿望就是在这座城市里漫游，寻觅生父的踪迹。

　　他在信里写到自己此行的计划。那时我们经常会通信，知会彼此的境况和动态。信是寄到我所在的班组：红九矿机电科运行组。这是我从前的通联地址。下矿井之前或出矿井之后，我都会去班组的办公室看看有没有给我的信件。收到信件是快乐的事情，后来我被抽调到办公室做勤杂工时就可以直接从矿行政中心的传达室拿到信件，每次收到李凡的信件都带给我欢喜。他的字迹是草书，笔锋刚劲很像他的性格。他每到一座城市就会给我寄来一封信，偶尔没有写信也会寄一张明信片。

　　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在男人中这样密切的情感还是罕有。我们是在高中最后一年突然彼此发现又相互走近的。彼此欣赏，对各自的思想和智识，这是我们走近的缘由。虽然在那样的年月很难有真正的思想和智识，但我们都认定各自是值得珍视的。他热爱国际政治，经常随身带着半导体收听境外广播。他能把听到的内容即时复述出来，我羡慕他的知识广博，记忆力出众。他还会画画，用钢笔速写领袖肖像。我曾经在随笔《白天遇见黑暗》里写到过他，在那部文集里我给他取名为L，但是我还没有机会将他的命运展开叙述。

　　当年我是知道李凡家庭背景的复杂的。

　　母亲早年是内蒙古包头一个资本家的三姨太，资本家开着三家纺织厂，商务兴隆家境殷实。后家族衰落，家族败落之时，母亲怀抱刚满两岁的李凡从内蒙古包头流落到大同老城区，投奔在那里做小本生意的表姐。后来经人介绍嫁给矿区一个以挖煤为生的矿工。李凡五岁的时候继父遭遇透水事故没能再走出矿井，在矿区类似的矿难是常见的事情。

　　李凡是被尖子班的老师宋福驱逐到普通班的。高中阶段为应对高考，学校将班级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学习成绩优异的聪明学生组成的班级，老师也是优异者;一类是由厌学的学业成绩不好的孩子组成的班级，老师也是普通的。李凡当时是考中了尖子班，但是他不遵守课堂纪律，调皮捣蛋，宋福觉得他不合格就将他调离。

　　我是在普通班的，开始李凡分到我们班有些破罐子破摔的劲头，上课不听讲，下课混日子。然而我们的班主任不普通，他看到李凡在作业本上胡涂乱画但是画出来的肖像很逼真。我不喜欢教科书，但是我的书包里经常放着各种杂志，有《世界之窗》《环球》《世界知识》。班主任老师贾真很懂得因材施教，他是个精瘦的小个子男人，有文才，业余时间写文绘画搞书法。他不认为他的普通班里就没有优秀的学生，他认真研究那些捣蛋孩子的可塑性，找出他们品质中闪光之处。他看出我和李凡是特别的孩子，在我分到46班的时候就有老师为我介绍了基本情况。“这孩子很有点写作才能，就是偏科严重，除了会写作文，别的科目一塌糊涂。”我的前任班主任老师对后任者这么说。后任班主任老师贾真找我谈话，他希望我能坚持自己的理想成就当作家的志向，不过最好不那么偏科。老师也找李凡谈话，希望他好好读书，以后考取大学。为了达成效果，他就用课余时间做家访，希望家长能配合他好好教育我们。李凡是住在工人村的，那是邻近云冈石窟的矿工家属区。到处是不规则搭建的低矮的砖房，老师在一幢破旧逼仄的平房里找到李凡的家，但是贾真看到的情景令他失望。老师到他的家里做例行家访，其时李凡的母亲正召集着一拨人在打麻将，家里烟雾弥漫，麻将牌哗哗直响。老师坐了两分钟就起身离开。返回学校老师把李凡叫到办公室谈话：“你必须好好学习，这是你唯一的出路，看看你的家庭，你如果不想重复你父辈的命运就必须发愤苦读。”老师为激励他使用了激将法，这些话使他深受刺激。“不能脱离这个家庭你这辈子就完了，你以后的人生就像你继父一样，去下矿井经受各种矿难活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老师用各种刺激性的语言打击他，以此激发他的学习斗志。

　　这次家访算是达成了效果，跟李凡谈过话之后他决心认真读书，向着高考冲刺。

　　在我们班里能认真学习成绩又好的孩子很少，多数都是混日子的，上课不听老师讲课，不遵守纪律捣乱旷课做坏事的都有。我也不是肯学习的孩子，到高中时期就完全弃学。

　　高考结果出来，李凡接到了市立会计学校的通知书。他临阵磨枪的考试成绩没能达到大学的录取线，但是上专校是稳拿的。李凡继续攻读学业，明摆着的情况是他在完成两年的中专学业之后可以分配到政府机关工作。虽然是会计专业，但是进入体制获得一个永久性的铁饭碗是笃定的，这对他以及对他的母亲都是值得安慰的事情。当然李凡并没有满足于此，到了会计学校他更刻苦地训练自己，他将中学时期开始的对足球运动的热情保持到新的环境，每天他都会在学校的球场踢球，以此锻炼身体。他更勤奋地学习英语，跟着半导体收音机学《英语900句》，学《走遍美国》，跟学校里的外籍教师进行英语会话。那时城市里还有英语角，喜欢英语的人聚集会话的场所，他经常会去那里跟人用英语交流。

　　我的道路跟李凡相异。我是高中辍学顶替父亲到矿上做矿工，这是我能走的唯一现实的道路。我的理想不是考大学而是当作家。那时我已开始练习写作，大量地阅读课外书。学校图书馆里的世界名著几乎都被我借来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九三年》《欧也妮·葛朗台》，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都是在那时读到的。我幻想如巴尔扎克那样以笔为剑，开创出非凡的生活道路。我在幽暗的工场劳作，在漆黑的矿井之下穿行，但是我却幻想着一个充满诗意和智慧的人生，幻想着被人类文明照耀。

　　追寻伟大的事物，这种心志就是我在那时开始萌生的。

　　我们生活在幽暗之地。天空漂浮着工业煤烟，高耸的烟囱日夜冒着乌龙似的黑云，脚下的道路永远是煤尘覆盖，而河流和山脉都是黑色的。连草木和花朵也是黑色的，飞翔的鸟雀都是黑色的。这样的生存现实更令我遥想外部世界的美、诗意、智性和文明。

　　有次李凡在信里对我说：“我们现在好好准备，争取以后出国，到国外开创事业。”他热爱国际政治，这个中学时期的爱好一直延续到中专时期，而且比过去更强烈。学校图书馆里的政治学著作、政治人物的传记是他必读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领袖们》《无冕之王》这些书都是他反复阅读的。“如果不能正常出去，我们就选择偷渡的方式。”

　　我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也是因为我对文学的兴趣大于政治，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杰出作家。隔段时间他会回家看望母亲。如果有时间的话会顺道来看我，我们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在外散步，畅谈理想和热爱的事物。那时在我们所住的地区还没有咖啡馆，没有茶吧，没有任何可以清谈的场所，只有在居所里，或者出门去散步，到树林里，到河边，到石桥之上漫步。我们是两个怀揣秘密梦想的人。这梦想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改变着我们的内心和头脑，改变着我们的身体。按照我们约定的设想，现在要好好锻炼身体，加强自己的体能训练，还要学好英语，这些都是日后必备的。我们都分别买了地球仪摆放在家里，以前学过的世界地理图集被重新找出来，经常察看境外的山河国土，幻想自己前往和抵达的地方。

　　李凡当然不知道我的境况，不知道我被派出所的警察羁押，不知道我被移送到看守所。那段时光如同我的梦想也被我视为秘密生活。除了我的家人和单位的领导，再没有人知道这个时间我做了什么。当然有这么多人知道已经不能算作秘密，可是我仍然将它视为我个人的秘密，只要我不说出来很少人会再了解。而现在当我讲述的时候它已成为真正属于我的秘密，因为再没有人关心我曾经经历过的惨痛时刻，更没有人会关心那样的时刻带给我的精神创伤。

　　听从母亲的建议出门旅行，先去内蒙古包头，再到黑龙江哈尔滨，最后到新疆乌鲁木齐。这是他告诉我的行程。

　　那年李凡回到他的学校。变化就在那时发生。

　　很多同学看到他的变化：他在球场的奔跑接近疯狂。他的阅读和研习也更加专注，大多的时间都是在学校的图书馆消磨掉。感情也在那时结出果实，班里的一个白皮肤女生爱上了他，他也喜欢这个女生，没多久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女生叫白智英，他在书信里告诉他恋爱的消息，同时随着书信寄来女友的照片。假期的时候李凡带着她来看我，也顺便让我看看他的女友。那是一个相貌普通气质也朴素的姑娘，我觉得这姑娘是适合他的，因为她的眉宇之间有种祥瑞之气，无端地给人安定感。

　　他的母亲也喜欢这个朴实而又精明的姑娘，觉得白智英将来可以很好地辅佐儿子的事业。相夫教子，贤妻良母，这些词语是李凡用来形容女朋友的专用词。他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毕业的时候就可以领证结婚了，那时爱情的幸福暂时湮没了他曾经有过的内心的阴影。

　　然而很快就有新的问题出现了，他认识的一所邻校的女生爱上了他。

　　那是大同艺校学舞蹈的一个女生。他们在偶然的一次联谊会上相遇，女生被推举出来跳舞，应该说她的舞姿很美，他用曼妙形容当时观赏到的感觉。让他意外的是那位艺校的女生也爱上了他，经常到学校来找他，为他买来各种生活用品。白智英对他与别的女生的交往很有意见，不高兴的时候他们就争吵，这令他厌倦。选择的困难就在那时出现。

　　“我不知道应该选谁，两个女孩子都是我喜欢的，她们也都喜欢我。”他在信件里说。

　　告诉我这些情况当然不是因为他需要什么帮助，他只是要告诉我，事实上很多事情由不得他。他也将自己的情感困境告诉母亲，结果母亲撂下一句话中止了他的纠结：“你就不用做梦了，告诉你，我的儿媳妇是白智英。我只认这个孩子，别的再好我都不认。”

　　后来的事情他没有再提，或者他暗自解决了，总之，一切都在生长和发育中成型。

　　很快他迎来了毕业的时刻。同学的告别会。一拨又一拨的同学离开学校奔赴各地。他接到人事局工作分配的通知，到省电影公司报到，那里需要一个会计师。那是他的工作岗位。离开学校到省城时我去送他。我们相约着去看望住在城里的贾真老师。师生之间的情谊也在那时保持下来，我们会在节假时刻看望老师。以前他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我们都会去，这是在中学时代就延续下来的，我们给老师拉过煤，也运过冬天烧火的劈柴，包括到年关之际粉刷房屋。这些事情都做过，这对我们师生情感的巩固大有好处。

　　这时的贾真已离开中学数年，他在考取司法局的律师之后被调到公证处担任主任律师。在我们看来老师是对世事運筹帷幄的人，多年来他经营和积累了丰厚的人脉资源，他有很多社会关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贾真当然为李凡的分配结果高兴。在老师家里师母下厨做好饭菜，我们坐在餐桌前跟老师喝酒聊天。做了律师的老师分析李凡到省城工作的优势：“到省城工作，眼宽机会多。去了好好干，以后会大有前程。”那天老师还告诉李凡到了省城之后要去拜访一个人：“你去找林，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当年北京的插队知青，他的父亲是高官。当年他在大同插队时我们认识，也是患难相交的好朋友。”

　　李凡听了老师的话，到省城用人单位报到之后就去拜访了林。去之前他专程到商场买了礼物，他还没有工资，就用母亲给他的积蓄买了两瓶老汾酒和两条中华烟。他让女友跟着去看林民。电话预约见面的时间，对方听到老师的名字就朗声大笑，说好好好，老朋友的学生来拜访，他必须得见见。事实上那时林还赋闲在家。“这个节骨眼正是你去的时候，人会在患难的时候感念相助者。”老师对李凡面授机宜。

　　谈话很愉快，这愉快为他们日后更深入的交往打下基础。

　　以李凡的精明他是知道如何跟人打交道的。这是李凡进入省城的开始，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这是他要做的事情。在省电影公司报到之后他拿到一把分给他的单身宿舍的钥匙。

　　这是位于迎泽大街的一幢五层楼的公寓，后来我有机会去看他时就住在这里。

　　那段时间李凡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赚钱。他看中的赚钱机会就是批发销售挂历，从中影公司买进绘有明星肖像的挂历运到省城销售。

　　开始只是尝试，寻找熟悉的客源做少量的批发。后来客源拓展，就大批进货。

　　成列车的货包运到省城，通过关系向地市单位倾销。

　　李凡在那段时间是忙碌的，但也难掩兴奋之情。

　　他收到的钱多到来不及存银行，就在家里的衣橱里堆放着。

　　“这是我获得的资本第一桶金。”李凡在电话里难掩兴奋地说。

　　他开始研究和筹划进入体制的路径。那是林告诉他的。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会被调到省人大工作。”他在信件里告诉我这个消息。

　　我当然相信他的话，相信他的才华和干劲，也相信他的机会和资源。

　　为他高兴，当年他对政治的抱负，他对公共事务的热忱关怀，总算找到了实现的机会。

　　那时我仿佛看到一个政治明星在冉冉升起。

　　13

　　我的深渊无处不在，存在的深渊，无影无形然而随时在我脚下裂开。

　　美是理想化的历史的一部分，而理想化的历史本身又是安慰的历史的一部分。但美未必总是安慰的。这是二〇一六年六月五日的凌晨我写下的句子。这是那天黄昏时分我在森林公园的长堤上散步时萦绕在脑海的句子。当时天空下着暴雨。我撑着伞骤起骤逝的疾雨还是浇湿了我的衣服，鞋子浸泡在积水里。我是从湖边木制的长廊穿过来的，在长廊的亭子里聚集着很多避雨的人，多数是游园的青年学生，男女都有。还有一对在公园拍摄婚纱照的恋人，女的化过淡妆，穿着白色婚纱，头上戴着金色王冠，她披着的白色西服显然是男青年穿着的。身穿白色马夹和白色西裤的男青年环抱着姑娘望着远处的湖水私语。园林是我每天都会来的，写作完毕就会离开居室到森林公园散步，或者运动。这是我的作息方式。出门的时候是白云轻绕的晴空，走在路上就看到乌云聚集，等我穿过公路的斑马线走到公园时天空阴沉疾雨倾泻。我没有躲避雨水，依旧向着公园的长堤走，在穿过湖边长廊时看到那些聚集在木亭里避雨的人们。穿过木亭走过茂密的丛林踩着一百八十级台阶走上湖畔长堤，那对身穿白色礼服相互依偎的恋人的形象映在脑海。而在此刻更长久萦绕在我脑海的是那幅外国儿童漫画，那两个稚态可掬的孩子仿佛就是我和邢志红。此刻那个句子闪现在头脑里。美使我感受创伤，如同利斧，愈美之物给我的创痛愈深。那时候我的内心有某种如同黄昏落日的感伤在弥漫。

　　现在阅历过多极世界也经历过繁杂人生之后，如果说我的生命中还有姑娘是我愿意怀念的，那就是邢志红。我说不清楚这怀念是否因为我们彼此的遗失，因为我深爱她渴望她而事实上她只是活在我的幻想世界里。这是我长久怀念她的缘由吗？当年在澡堂，因为母亲的阻拦和威吓，我没能走到她跟前，没能牵着她的手，没能仔细看她身体的样子，没能触摸她的肌肤。这些未竟之愿成为细碎的种子深埋在我幼小的心田。在后来的岁月中我是带着隐秘的愿望注视和想念她的。在街上我偶尔还会看到她，女孩子们在屋前屋后跳皮筋（矿区的女孩的游戏总是单调的），跟着她的妈妈在百货商店买东西，或者跟着她的父亲在粮店里买粮，我总是能看见她（她的家里没有男孩子，她的爸妈就把她当男孩子用），在上学的路上也能看见她，背着书包夹在孩子群里或走在上学的路上，或走在放学的路上。然而不管什么时候见到她，我只能远远地注视。我再也没有切近地靠近过她。因为住在一个区域，从小学到中学我们都是同班同学，她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并且长得越来越美，我认为她是真正美而优雅的姑娘，她的气质、容貌和身形使她在同龄女生中卓尔不群。

　　邢志红学习成绩优异，父亲是矿上的总工程师，她当然会有不同的道路，读大学，读硕士乃至读博士，都是设置她前边的路。而我从小学习很差，不聪明，没有任何功课是及格的，父母又是普通工人，我们只能越走越远。然而我也不会甘心就这么失去她。有年夏天我到她住的楼下等她，这是高考之后，她接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消息在矿区引起轰动，矿长专门请她跟同时考上大学的孩子们座谈，电视和报纸都报道了消息。我当然觉得自卑，觉得配不上她，可我确实喜欢她，她的书卷气质、她的优雅和美都让我难以忘怀。这当然是属于我的秘密，很想告诉她这个秘密。有两天我在傍晚到她住的家属楼等她，希望能堵住她，我就是想见见她，跟她说说话。但是我等到午夜都看不到她的踪影，直到她离开家乡。

　　数年之后我看见了她，在炎热而躁动的北京城。

　　我怀着战栗的激情，内心燃烧着幽暗的火焰，眼神里充满空洞的幻想。

　　我和邢志红仓促地相见，在无能和衰败之间抵达，最后彼此遗失，踏上溃逃的返乡之路。

　　二〇一六年盛夏，在我幽居C城写作的某个时刻，天空乌云聚集，顷刻间雷电交加暴雨倾泻。

　　我点燃一支烟，坐在旅馆的床上面对玻璃窗沉思。此刻我的心境幽暗而颓败。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因为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本来我能够冲向情感的巅峰时刻，那是完美的，也符合我的理想。可事实上我失败了，在起点就栽倒，像从空中摔下来的撑竿跳高运动员。这是重大挫折。无能的感觉在心灵弥漫。嗯，这次我可以去死了，没有遗憾地去死。我对自己说。我看见邢志红离开时的情景：电梯间没人，邢志红进去，然后又出来。她的身体在瞬间发生位移，从高处下降到低处。旅馆的大堂空寂，沙发和座椅如艺术家的装置艺术。一个姑娘坐在柜台后的一把木椅上，她的身体大幅度前倾俯在柜台上睡觉。邢志红穿过大堂走出旋转门，她看见晨曦微亮，清晨的空气清凉，她的身体感到袭来的寒意。她想快速离开这里，这家旅馆带给她复杂的感受，她不想再踏进这里半步。她的心里有隐隐的羞耻感。她的身体的反应令她诧异。她是为情所迷吗？在她靠近那个男人的时候她的内心的某种意识被唤醒，怜悯、同情、母性的柔情，这些情绪形成的谜团笼罩着她令她难以辨识，她就那么陷身進去，如同推开一道魔墙，洞穿一个世界。她进入一个男人隐秘的精神空间，在那里她意外地看到自己，一尊被塑造出来的圣像。在密闭的空间，一个男人的鏖战。我与自己的情感和肉身的欲望的鏖战，这样的情感沉痛而悲伤，诚挚又绝望。她并不能帮助我，她无法让自己投入这燃烧的烈焰，不能坠入这深渊。她只能看着我的苦斗。我的心里住着可以说话的人，所以不说话，也没关系。我说。想到我的样子和我的境况，她的眼里涌出泪水。她希望能给我慰藉，然而带给她的是更大的伤害。我不能进入她的身体，这是我体验到的更深重的挫败感。

　　我注视着这些镜头。与其说这是逝去的往昔的故事，不如说是我想象出来的场景。

　　禁止横越线路，草绿色的标宋字体喷印在火车站站台粗高的铁柱上。我坐在列车车厢靠窗的位置。隔着钢化玻璃窗我看到宽大的站台和在站台上吸烟的男人，站台看不到乘客，只有穿着黑色制服的铁路检修工人在站台巡视。并列的三个宽阔站台都是空的，半空悬垂而下的北京站字样醒目。列车开动，缓慢地驶出站台，窗外的景观迅速变化，随着列车驰行的速度加快，这个城市的轮廓尽现无遗。天空像稀释洇开的水墨。在酷暑的七月这是少有的，前夜下过一场疾雨，早晨空气凉爽，沿线生长的丛林，树的叶片在微风中抖动，能看出微风吹过的力度。列车疾驰，我看见天空的云层也在急速变化，有的如水浪狂涌，有的如轻烟缭绕，有的如云朵飘浮。在云淡处可见碧蓝的苍穹。这是我到达京城的时刻。

　　从光明旅馆出来，步行百米是一家名叫西域美食府的餐馆，这是我选中的用餐地方。路面有些脏，有倾倒的污水和垃圾，杂草不规则生长，石头和沙土时而可见，低矮交错排列的破旧平房，街道散发着腐败的气息，苍蝇蚊虫飞舞，这是隐匿在繁华首都背后的景象。不外出的时候，到吃饭当口，我就走出旅馆步行百米到这家餐馆用餐。食物和菜系都是我胃口习惯的，在这里用餐的人似乎跟我也接近。围在餐桌前的食客，多是附近工地的民工，脱掉鞋子赤脚踩着长凳，脸红脖子粗地喝着白酒，高声喧哗。他们说的多是方言，就像他们身上的衣着显示出他们外省人的身份。我也是外省人。进入首都的时候，仿佛从野湖里游出的鱼进入深海。这不是我的世界，我只是一个游荡的过客，在这深海里沉浮泅游体验着海水的质地。

　　选一个看上去安静的角落坐过去，头上扎着蓝色碎花布巾，身穿蓝色碎花中式制服的年轻服务生在餐桌之间奔忙，有服务生递来菜谱让我点餐。一份番茄鸡蛋面，几份凉菜，简单妥帖。边等餐边听人们说话。男人们抽着烟，喝着酒，谈论着他们感兴趣的事情。距离餐馆三五百米的地方，那里圈着一人高的蓝色铁板，铁板围起来的是一个大工地，挖掘机昼夜挖掘，起重机昼夜工作，悬挂在高处的照明灯将工地照耀得一片炽白。据说这里在修建地铁，工期无限漫长，周围的嘈杂混乱日久。民工们在餐馆里喝酒吃饭，他们面色赤红争论着什么，我听着就像是吵架。一批人吃完饭离开，又进来一批人，男女服务员在餐馆里来回奔跑。

　　每次到餐馆吃饭，在门口总能遇见喝醉酒的醉汉，他们站立不稳，脚步踉跄，他们对着虚空骂街。傍晚在我穿过肮脏的街区吃饭时会遇见站街女，借着街灯他看到女人脸上涂抹着白粉，身上散发着劣质香水味道。“大哥，需要服务吗？”女人在我经过时凑过来对我说。我总会躲开这样的人，这些隐匿在城市暗处的人。以前我以为这样的情景只会出现在我的故乡，出现在矿区小镇。在首都也能遇到这样的人我就觉得稀罕。深夜在这样的街头行走要谨慎，提防遇到坏人——抢劫、偷窃和诈骗，这些事情在城市里不会少的。

　　用过餐之后我走出餐馆，街边有间酒吧，外形装饰如同山顶洞，原始狂野。我进去过，震荡的重金属音乐听着心脏会颤抖，酒吧随处可见衣着服饰怪异的男女，剃着光头的女人，留着彩色鸡冠头的朋克，人们脸上用釉彩画着怪异的妆容。酒吧里的人喝酒，玩着掷骰子的游戏，有乐手在舞台上表演，歌唱或者演奏。乐池里有年轻人跟随着音乐跳舞，激荡亢奋的旋律，蓝色的极光闪烁，气氛如在地狱。这里的气氛令我窒息，不是我能待着的地方，酒吧里所见到的人带给我不安的感觉，停留片刻我就转身出来，步行回旅馆。

　　我是首都的外来者，也是一座城市的游荡者。

　　我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各个阶层的人群，也得以閱览他们不同的样貌。

　　走过这条肮脏的街区，隔着另一条街道就是学院区，那里是多所大学所在地。对于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外省青年，这些大学校区在我最初见到的时候令我内心激荡。这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它们都有着漫长光荣的历史。我站在题有校名的大门前，内心怀有尊敬感。我也想像学生那样走进校园，在校园里的道路上漫步，看看那里的人与景物，这对我也是意识的洗礼。

　　然而那天见邢志红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基本是失败的。

　　她陪着我在校园里散步。沿着马路走，进入林木茂密的丛林，那里是未名湖畔，她对我说。有很多年轻人聚在湖边，有捧着书阅读的女生，有围在一起讨论什么问题并发表高论的男生。可是我想得更多的是能跟邢志红牵着手，能拥抱她一下，甚至更进一步的是能吻她一下。我走在她的身边，心脏激烈地跳荡。我能在校园里牵她的手吗？能在这里吻她吗？如果不能我这一趟就白来了，我在心里持续多年的念想和爱都失去了意义。在我的心里供奉着这个姑娘，她是我的女神。

　　“不好意思，我不能多陪你。”她说。

　　我有些失望，但是也无奈。我觉得自己应该说告别了。

　　那时我感到心在急速下沉坠落。在各处游荡之后我会在夜深之时返回旅馆。

　　穿过大堂，进入电梯间，按下我所在的楼层。听着电梯哐啷地响动，电梯震颤着上升。

　　取钥匙卡打开房门，返身锁好房门，那时就是我真正独处的时刻。但是这样的时刻也令我难以安宁。窗外昼夜回响的各种噪音会侵扰到我的睡眠。只有忍耐，再寻找别的旅馆会很麻烦，而这家旅馆靠近邢志红所在的大学校园，我想要去看她还是很方便的，步行十几分钟即到。当然我的计划是如此，可是真住到这里也未必能见到邢志红，至少不是我想要见就能见到的。

　　见不到邢志红，我在这座城里待着就没有意义。我已经看见这座城市的风貌了，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过去没有关系，现在也没有关系。回到旅馆时我想我不是到这城里来睡觉的，我提醒自己到这座城里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上街观察城市的人情世态，观察城市的风貌，这是我要做的。还有就是我要爱邢志红，要跟她在一起，必须要把她带到床上，这是我暗中怀有的最深切的愿望。

　　我要让她明白我的爱情，我要拥抱爱抚她，跟她同枕共眠，这是我此行最重要的事情。

　　然而我再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她的仓促和怠惰，或许是她事务繁忙的缘故，或许是我过于敏感。我打定主意要让自己勇敢，努力克服心里生出的怀疑和怯懦，让自己精神饱满欢喜如初。然而跟她在电话里交流时我还是感觉舌头僵硬，脑子和舌头都是麻木的。我憎恨自己的没用。“你就是个废物。”这是父亲骂过我的话，这时候就是我咒骂自己的话。爱情让我饱尝绝望，也让我内心深陷困顿。

　　“你这几天就得准备多走路，这几天的北京你就别想坐公交车。”邢志红提醒我。

　　我不能走进她的寝室，只能走进她所在的大学校园，那是年轻人的海洋。在这里要联系她很不方便，我们都没有电话，我只能找公共电话亭或者找杂货摊专设的公共电话打她学校寝楼传达室的电话，通过管理女生寝楼的阿姨去找她。每次阿姨接电话都会啰里啰唆地盘问半天之后才去通知邢志红，她再接电话时不再快捷，电话里也很难再听到她热情的欢笑。

　　“不是不让你来吗？”邢志红嗔怪地说。

　　“我就是想看看这时候的北京。”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这是我内心的秘密，但我不会跟她说。

　　“我还是想见见你，到了北京不见你总是不甘心。”我实话实说。

　　“我没有多余的时间，这几天跟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

　　聊到这样的时候我只好知趣地说再见，我知道不能为难她。

　　“我的心里住着可以说话的人，所以不说话，也没关系。”我想。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隔绝和孤寂中产生，也在隔绝和孤寂中被确立和强化。隔绝和孤寂创造我的自我，也创造他者，那些个性绝对的人，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我的神祇。我就是跟他们这么共生共处。这是多年以后我写下来的随想，那时我在追忆这段虚构的时光，或者说我是在创造这段时光。圣徒，这个词语是对人类中某类人的描述，借助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我明白了这个词的含义。然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人类之中有这样的人存在吗？如果他存在，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我想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创作的小说《堂吉诃德》，这是个可笑的中世纪骑士，他被创造出来的几个世纪带给世界长久的欢笑。人们嘲笑讥讽这个过时的怪物。老实说我有些像这个人。在个人情感和人生状态的持守方面，我是那个怪异的人。

　　不能见邢志红的时候，我就独自闲逛，在城里漫游。在这座城市停留的时间里，更多的时候我是独自漫游。这时候在城市漫游，所到之处令我兴奋，也令我紧张和惶恐，担心发生什么不测。我先要照顾好自己，把钱藏好。钱放在哪里最安全呢？小时候母亲教给我的方法是藏在底裤里，那样紧贴着我的鸡鸡，不会丢失。但这更加让我不安，如果遇到劫持的，被发现钱藏在底裤里会不会将我的鸡鸡割掉呢？这不是不可能。

　　北京的盛夏如燃烧的炉火。

　　必须要再见到邢志红，我想，必须要拥抱爱抚她，必须要跟她同枕共眠，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心，才算愿望实现，才算对得起自己。

　　“爱过她之后我就可以不必活在这世上了。”我想。

　　我是多么厌倦这混乱的世道啊，不出门看不到世界的时候是一种厌倦，出门看到外面的世界我的厌倦感更甚。每次从外边游荡完回到旅馆我都会栽到床上，身心倦怠。是的，跟我的身心境况比，这座城市充满躁动的激情，无可名状的欲望，难以规范的秩序。邢志红从小她都是学生的头儿，热心公共事务，这样的时刻是属于她的时刻。我能做的就是睡眠，睡在他人的城市，睡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当然在这里睡觉是需要付钱的。在这座城市我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付钱，喝水、吃饭、出行、睡眠，每做一件事都需要付钱。我昏沉地睡着，做着各种混乱醒来却难以记起的梦。

　　有时候我会被隔壁男人酣睡的声音吵醒，会被走廊间客房女人叫床的声音吵醒。

　　那些提供色情服务的姑娘总会偷偷溜到客人的房间里，为他们提供特殊服务。我拒绝这样的服务。回到旅馆我就看到从门缝塞进来的卡片，上边印着提供特殊服务的小姐的联系电话。是的，只要拨打那个电话，我就可以召来服务小姐，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然而我不愿意。“我只要邢志红。”我对自己說，“我只爱邢志红，爱过她之后我就可以去死。”

　　到北京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没能起床，头脑昏沉。头疼欲裂。我知道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

　　恶心、呕吐的欲望很强烈却吐不出任何东西，身软如泥。我躺在床上身体如一摊稀泥，没有力气爬起来。这是热昏病，多半是酷热季节的缘故，感冒或中暑，都是这个症状。

　　饥饿，干渴，但是我没有力气起身去楼下的餐馆吃饭，甚至没力气起身为自己倒热水。

　　这么死了也好，我想，活着是令我厌倦的事情。然而这么死我还是感觉遗憾，感觉不甘心。我想到邢志红的时候眼泪涌出来，心里有悲怆感生出。

　　“不能爱邢志红，我将死不瞑目。”我想。

　　挣扎着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我拨那个开始熟悉的电话号码。

　　过了片刻，电话机的听筒响起脚步声，我听到那个渴望的声音。

　　“我病了，担心我快要死了。”我对着她说出这句话。

　　这是一句具有打击力的话，显然电话那端的邢志红有些犹疑。

　　犹疑的结果是她在十分钟之后从学校赶来看我。

　　门被敲响，我语气含混地应答。门被推开，没错是邢志红。

　　“你怎么了？病了吗？有没有吃药？”她走过来靠近床边俯下身问我。

　　我其实不愿意邢志红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不愿意她看到自己病弱衰败的样子，这是我的自尊不能接受的。可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的自尊也是衰弱的。

　　她扶着我坐起来，她在我的后背垫着一个枕头，让我倚靠在床头。

　　我跟她是如此贴近，几乎能触到她身体弥散的气息，那是姑娘才有的肉体的芬芳。

　　她倚坐在我的身边。从暖壶倒在水杯里的热水端到我的跟前交到我的手里，我端起杯子低头喝水。突然我看见自己的眼泪滴落在水杯里。我意识到内心的脆弱，这是爱情带给我的衰弱感，绝望而沉痛的爱情。“你怎么哭了？想家了吗？”她问。或许她是故意这么问的。

　　我当然不能说我落泪的原因，不能说是因为我内心的想念和爱，说出来也不会让人相信的。“谢谢你来看我，真的。你能来，我就是死也瞑目了。”我说。这是我内心真实的声音。

　　“胡说什么啊！”她嗔怪我。

　　我感觉到她在身边的温暖，她的身体带给我的安定感。她的气息是我迷恋的，但这所有的迷恋都带给我深切的哀恸，我明白这些我深爱的东西只是短暂出现在我的眼前，瞬间它们就会消逝不见。我怎么表达才能说出内心的诚挚，怎么言说才能呈现精神的渴望？我在心里无声地跟她诉说。“你说的我能懂。”她突然对着我的额头吻了一下。难以置信这是她做出来的动作。我握住她的手，我的手指与她的手指纠缠在一起。她是同情我吗？或者是因为我的孤独病患的境遇激起她的同情感，她才会俯身吻我的吧。幸福感突然而至令我猝不及防。

　　爱情是对疾病的治愈。突然而至的幸福感激发起我内心的力量，我拥抱住她，我的头俯在她的怀里，我的嘴唇寻找着她的肌肤。那是我怀着沉痛之爱在无数个夜晚幻想的圣洁的温柔之地。邢志红将手伸到背后，她解开了自己的乳罩。我抚摸住她的乳房。我噙着眼泪吻着她的乳房，双手深情地爱抚着她的肌肤。她没有出声，只是任由我亲吻。她闭起眼睛。

　　激情缓慢而强劲地涌荡。这是恍然如梦的激情。

　　我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刻，也是失去她的时刻。

　　14

　　希什利区是M长久生活过的地区。在祖母独自生活四十三年的三层楼房正对面的法庭里M有过一次受审。二〇〇五年，他面临诉讼——因为在一次访问中谈到土耳其历史上有过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库尔德人被屠杀，他受到司法指控。M是唯一一个有勇气谈论它的人。相关访问被刊登在了瑞士的一家媒体上，同时也在土耳其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受到了死亡威胁、媒体的诋毁，土耳其当局甚至以“公开诋毁土耳其人民尊严”为由对他进行指控。当局的指控在一片国际抗议中于二〇〇六年被撤回，而对他的死亡威胁也慢慢地减少。

　　M的文学显示出多重性和丰富性。《雪》是政治小说，读这部书很容易将他想象成政治性作家;但是读《纯真博物馆》《新人生》被看成是情感型作家，讀《我的名字叫红》《黑之书》又被视为悬疑作家。这种丰富性和多变性是他有意追求的。M很像他笔下的《雪》的主人公卡——他对政治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甚至根本不喜欢政治;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方式就仿佛别人看待一个意外的事故——不在意料之中，却已经被卷进去。“政治小说是一种有局限的体裁。”他说，“因为政治包含一种不去理解非我族类的决断，而小说艺术则包含一种要去理解非我族类者的决断。但是政治可以被纳入小说的程度是无限的。”

　　M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去中国台湾在诚品书店看到M的非虚构著作《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他是被书名所打动，买下来带回家。亲近感是他对M最直接的感受。“我身处一个毫不关怀艺术的社会，不管是作家还是画家，这个国家不给他们任何鼓励和希望。”二〇〇六年M在瑞典学院发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演说《父亲的提箱》：“众多社会、部落、民族关切自己的作家笔下的文字时，就会变得更文明、富裕而先进。我们都知道焚书坑儒诋毁作家是黑暗与荒淫时代降临到我们头上的讯号。”他的表达令他深感内心的契合。

　　M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还在做记者，负责国际文化报道，很自然就做M的报道。通过在瑞典的作家做M友人的专访，谈他的文学生涯，通过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采访谈授奖给M的理由。采写报道的过程也是对M的熟悉过程。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学巨擘、政治性作家，这些描述性词语勾勒出来的印象牢固印在他脑海里。某年，纯真博物馆开张的时候，出版方希望他能去土耳其做M的访问，因为档期的问题没能成行。后来他认识了他在中国的出版人W，每有M的新书就会赠送他。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黑之书》《白色的城堡》《雪》《寂静的房子》《纯真博物馆》《新人生》，文论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别样的色彩》，这些书都被他读过，每本书页都贴着各种颜色的标签，他用虚线在书页间画下与自己内心契合的文字段落。到伊斯坦布尔时他也带着它们随时阅读。在他入住的酒店大堂的廊柱之间摆放着土耳其语和英文版的两类书：《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偶尔出去逛街他也能看到书店的畅销书架上摆放着M的各种书，这是一个作家与一座城市的紧密关系的显现。在纯真博物馆的地下一层和最高三层的书架上，都陈列着M在不同时期出版的著作的各种译本，他在那些书前长久伫立，内心对这位从事文学艺术生产的人满怀敬意，并非是M教会了他什么，而是他让他更笃定的确信某种写作信念：

　　要做作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经年累月耐烦的追求，才发现“秘密的他人”在你里头的人，一个使其成为人的内在世界;当我说到写作，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一部小说，一首诗歌，或者文学传统。而是一个人关在书房里，坐在桌前，孤独地内省;在内心的阴影之中，他用词语建立起一个世界……当一个作家的秘诀不是灵感，因为谁都不知道灵感从哪里来。作家的秘诀是固执，是耐心。一句可爱的土耳其俗语说：“用一根针挖一口井。”

　　他曾经访问艾奥瓦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创办人聂华岺女士，她讲到M在艾奥瓦时的状态。M是当年受邀请的作家中最勤奋的一位。这是一九八三年，M三十三岁。那时正在写《白色的城堡》，生活日益颠倒，通宵写作。聂华岺对他的评价是：“M是土耳其的社会良心，但他不以社会异议者自居。他尊崇的是艺术，但他决不放弃说话的自由。”

　　在伊斯坦布尔，位于楚库尔主街区的纯真博物馆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

　　这座建于一八九七年的建筑距离他住的酒店不远。出酒店，穿过一条曲折的街巷，再折回与酒店平行的另一条道，那是一条平缓下行的坡道，两边是经销旧文物的商铺，各种光线幽暗的房子堆积着数不清的旧物品，当然也有昂贵的器物，首饰、酒具、木雕。他们还进去那些店铺察看那些旧物品，他买下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士兵遗留下来的黑铁铸的收信箱，将它带回到在C城的家里。走在那条街上的时候，他猜想M就是这样在这条街上漫游的，他就是这样在街头店铺寻觅，那些物品出现在他的小说里。“我一边写小说，一边留神各种物品。”M在他的文论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里讲述道，“二手商店、跳蚤市场、热衷收藏的熟人家里，我都在寻找那些在他想象中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四年住在老房子里的虚构家庭使用过的物品：各种旧药瓶、一袋袋的纽扣、国家彩票券、扑克牌、衣服和厨房用品。”

　　有一次M在逛一家二手商店的时候，发现一条浅色的裙子，上面装饰有橘色玫瑰和绿叶子。他认为正好适合小说女主人公芙颂，他把裙子摆在眼前，写芙颂身穿这件裙子学开车的场景细节。走进纯真博物馆他看到M收集到的东西，这是物品的森林。芙颂穿着的那件裙子就摆挂在博物馆的一层的橱窗里，还有她吸过的烟蒂如装置艺术摆满玻璃橱窗。物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它的具象形态很容易被理解。看到那些物品的森林，他仿佛看到他的家族往事。缝纫机，座钟，针线盒，这些始自祖母的物品，他也在他家里看到过。自行车。仔细观看那些旧物仿佛在体察流逝的时间。这样的生活也是他们经历过的生活。尽管国度不同，文明不同，然而人的生活并无区别。

　　然而真正面对M的时候，他确凿体验到忧伤。这是语言相互隔绝的忧伤。

　　除了语言的隔绝，还有文明的隔绝。离开伊斯坦布尔，乘坐轮船到大岛，位于海洋之滨的一个岛屿。这是M的隐居地。岛上不通汽车，马车是交通工具。港口停着数百辆马车，他们乘坐其中一辆进入大岛。在一座海滨别墅，M出来接他们。他穿着蓝色短裤、绿色T恤，脚上是一双棕皮凉鞋。身材高大的M保持着微笑，带他们沿着小径进入别墅区的居所，穿过楼道间的回廊来到临海的露天休闲处。那是M写作的地方，长桌放着他正在写作中的手稿，一支钢笔和一把各种颜色的铅笔放在手稿旁，还有装有维生素的药瓶，那是他失眠时服用的。M在大声说话，招呼进来的客人，他和随行的翻译，以及摄影团队。

　　他送给M特意从国内带来的礼物，一个雕有龙凤的砚台。他高兴地接过去打开看。这里海风吹拂，空气宜人，气氛友好。他的悲伤来自内心，来自他真正面对他时清晰感受到的隔绝。他是如此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和精神，也甚深地理解。任何细微的经验、感受和体察，他都熟悉也理解。然而当他们各自彼此用母语说话的时候，相互间都无法听懂。借助翻译的表达总是粗疏简陋词不达意。

　　他坐在他的面前，身后是架着摄像机的摄影师，旁边是翻译。他们只能彼此注视和微笑，内心涌动的悸动和脑海中回旋的思想都无法捕捉，无法准确传递给他。只能按照准备好的访问提纲对他提问，关于他的生活近况，写作中的作品，他的成长及写作生涯，他的故乡和居住的城市，他对国家的看法，对政治的态度，对作家职责的理解，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关于他所涉的官司，作为被禁作家的安全，他与政治人物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他对文学的价值理解，他的家人和隐居之地，所有这些都是他关切的问题，他紧张地提问，他声音清朗语速快捷地回应。然而因为少有的慌张，也因为转译的障碍，有时候他根本没来得及仔细听清楚他的回应。他被焦虑感所困扰，想尽量减少打扰他的时间。然而其实在他答应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做好了被打扰的准备的。他是经常被新闻记者打扰的作家，仿佛有一个升起的灵魂之眼在注视他仓皇的工作状态，意识到这些悲伤如潮水冲刷着他。他们只能借助翻译交流，他想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初到美国遇到语言障碍时说过的话：“终于悲哀的外国语。”

　　这种隔绝是宿命的，也是深彻的。悲伤一直笼罩着他。

　　即使有跟随他同行的朋友，英語很棒的《时尚先生》的特稿部总监陆浩先生的接力提问，他还是深陷沮丧中。这沮丧是他在看到两个精神相近的人却因为语言而彼此隔绝，因为语言隔绝而思想与意识隔绝，他们同时也被彼此所携带的文明所隔绝。

　　访问结束，摄影师拍摄照片，摄像师摄像。M应要求摆出各种姿势。

　　他不时地开着玩笑。临别时他们轮流跟他合影。站到他身边更感觉他身材的高大。辞行时M伸出手与他紧握，他感觉到他手劲的力道。走出他临海的居所，穿过庭院的林间小径时，他们看到一个漂亮而优雅的年轻女性走进庭院来。那是M新的恋人，几年前他和前妻分手。然而从他离开M的隐居地，到徒步走到港口乘坐轮船返回伊斯坦布尔，一直到回到酒店的时候，悲伤都跟随着他。他造访过，然而似乎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他对作为新闻记者访问名流早已失去热忱。相比他进入一个人的心灵的视域和精神的疆界，他在实质的造访所得微乎其微。与其说他是在造访远方的兄长，不如说他是在造访自己的心灵。

　　欢乐和喜悦是那样稀少，只有沮丧和悲哀真切而恒久。

　　然而，后来，依旧是他见到M的一句话解救了他的深度自我怀疑。

　　M说：“作家带着自身秘密的伤口，隐秘到连我们自己都不察觉，承认这些痛苦与伤口的秘密，当作我们写作的资源。”

　　15

　　“您的工作行将结束，您的声音将逐渐止息。黑暗正在您四周蔓延。”这是詹姆斯·乔伊斯写给友人的信里的一句话，也是乔伊斯在十九岁时的状态。在寂静的被冰雪覆盖的房间里，我坐在靠近落地窗的黑皮单人沙发上，打开《乔伊斯》阅读。这是一本由灰白的轻型纸印制的精装的书，书很厚但拿在手里轻。我在北京的家里有两本《乔伊斯》传记，这是“企鹅书系”的，还有一本是中国台湾左岸社出的正体字版。这是我在台北诚品书店买的，我去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书店里还是有很多安静读书和买书的人。诚品书店已经成为台北地标式建筑，它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书店，环境优雅，空间开阔，店面的布局令人赏心悦目。我像饥饿者遇见美食贪婪地在书架之间逡巡，阅读和选购我看中的书。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对他人来说是购物的天堂，对于我来说是购书的天堂。我对那些写政治人物及政治内幕的读物没有兴趣，寻找的是具有思想力量和艺术品质的书，寻找那些杰出的作家创造的伟大的作品。

　　此刻阅读《乔伊斯》的时候也是我开始工作的时候。

　　心灵的自画像，这是我要做的工作，或者说为灵魂塑形。

　　终于可以远避喧嚣沉潜下来完成这个写作项目。我所在的位置在这幽静的山林之间的别墅区，我安坐在别墅区号码为306的房间里一张松软的黑皮沙发里，这是我在这个冬季的隐居之所。在这别墅式的房间和庭院之间看不到任何人迹，只有保安守卫着大门，保安身边还有两条凶猛的猎犬。那段时间我搬到了森林公园的别墅区，住进别墅区一间寂静的房子，我让自己遁入辽阔而深邃的寂静之中。很早就看中这个地方，以前我在森林公园时路过这幢别墅，当时还不知道它的大门朝哪儿开，但是这僻远幽静的房屋令我动心，看见它的时候就想，倘若有机会住进这其中的一间，远离尘嚣，是清修闭关的好去处。我住到这里。在以前路过这幢别墅时我并不那么紧迫地需要它，所以只远远地看它一眼就循着上山的路往山上走。然而冬季到来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计划：租下这别墅中的一套客房，在这里写作，将正在进行的写作项目在这里完成。这个想法令我内心生出些微的兴奋感，我判断在这个季节租金不会很贵，因为很少有人会住到这里。国家正在掀起肃贪风暴，整肃波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局势令官员们行事更加谨慎，所以这些别墅式的酒店作为度假村整年都是荒寂的状态，我要租下其中的一套房间价格会很便宜。我把这个计划说给师懿听的时候起初她不同意，经不住我的说服后来同意，而且都觉得住在这里会有很别致的体验。出发前师懿取出皮箱装我要带的东西，衣物、书，如同去远处旅行。因为师懿作为女人的细心，通常整理行装都是她的事情。我看着她把皮衣、羽绒服装整齐地放进皮箱。书是我选择的，那本由爱尔兰作家埃德娜·奥布莱恩著的传记《乔伊斯》，我想让它陪着度过幽居的时刻。

　　拎着皮箱出门的时候，我仿佛是前往遥远之地旅行，事实上这个森林公园里的别墅酒店距离我在C城的居所只隔着一条宽阔的马路。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沉溺在“麦克洛兰的欲望”中，这句话融入他的血液中，成为他的座右铭。尽管周围人的生活污秽鄙陋，乔伊斯还是决心观察他们的生活，描绘他们的生活。争吵、死亡、饥饿，经常需要省吃俭用，这就是他早年的生活，这使他鄙视起家庭和祖国。这些句子和言语都是我在读乔伊斯时候用黑色碳素笔画下来的，乔伊斯是贴近我灵魂和精神的作家。这种意识是在我开始职业写作之后日益意识到的。我当然不是在今天才读到他，然而只有在今天我才全部懂得他。是的，在今天以我的智识和阅历我开始读懂这些经典性的文学大师，读懂他们作为人的部分，也读懂他们的创造物。看着乔伊斯在不同时期经历的时光，我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精神之父。那种亲近是根植于内心和精神的，我觉得身心和意识的高度契合，这是阅读带给我的馈赠。

　　在所有伟大的爱尔兰作家中，乔伊斯与祖国的关系始终最为紧张，但也是最耐人寻味的。相形之下更加与世无争的贝克特，态度则非常明确。贝克特把家安在法国，最终也用法语写作。尽管他那哀婉的作品也散发着他祖国的气息，他却没指望他的出生地福克斯罗克铭刻在世人的意识中。但乔伊斯做到了这一点，他决心让那座被他边缘化、被嘲笑并被文学圈排斥的城市改天换地，他要做爱尔兰民族的诗人。在他早期的一首诗里，他把自己比作一头牧鹿，不断地用鹿角撞击大地。我带着《乔伊斯》进入别墅区那幢寂静的房间，在那里开始别样的生活。我是想让乔伊斯早年的黑暗生活帮助我。黑暗的生活。现在人们只知道乔伊斯作为经典大师的炫目和光环，不知道他曾经有过的暗淡和悲惨生活。世人皆如此。但是我更关注他的黑暗时光，关注他在那样的时光中如何度过。在这个寂静的与尘嚣隔绝的寂静之所，我写作和思想，我漫游和远行，同时跟随着我的就是这些逝去的伟大的英灵。我是确信他们的跟随，因为他们作为人的行迹和他们作为人的话语揳入了我的身心，与我的生命相互应和。

　　那天正午我坐在别墅区安静的居所中，看着窗外飘落的雪。从清晨起床掀开窗帘就看到下雪。五六个小时过去，虽然雪降落的是细密的颗粒，也足以覆蓋树丛和枯草地。窗外的庭院清扫出来的小径又重新被雪覆盖。从落在防护墙上的雪层的厚度看，估计有十厘米厚。庭院里的树丛如覆盖着棉花。雪国，这是我在幽居C城之时在脑海中浮现的一个词语，也是浮现在脑海的一个意向和情境。C城与我所居住的京城不同，冬天基本是多雪的季节，一场大雪下来还没来得及融化又有新的降雪覆盖，满眼皆是皑皑白雪。

　　现在我想说，很早我就知道有人比我更疯狂地追捧和阅读乔伊斯。

　　我昔日的朋友马松，我不知道他是否认真读过乔伊斯的书，只知道他经常说起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都柏林人》这样的书在他的书架上必然能找到。这些书和当时更多的流行书一起插在他的书架上，属于蒙娜丽莎艺文沙龙的读物。然而我相信它只是某种幻想的品位的装饰，事实上很少被翻阅。随着蒙娜丽莎艺文沙龙被警察取缔，我猜那些书只能在书架上蒙尘落灰。后来马松的兴趣转移，他不再从事跟艺术有关的事务，搁置了他的各种艺术梦想。他热衷于做生意，在城里的中百商厦租了柜台和摊位倒腾服装，坐火车到全国各地进货。广州、深圳是他频繁到达的城市。他在城里租了房子住，不久就传出他跟婚外女人厮混的流言。很快他就离婚，中学英语教师墨兰带着女儿离开了他。

　　然而马松的生意也并没有成功。后来据说他停了服装摊，做起倒卖摩托车的生意。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马松披肩长发随风飘舞，穿着缀满饰刀剑物的皮夹克皮裤马靴，骑着野狼摩托呼啸着从街上驰骋而过。他的摩托车后绑着立体声录音机，老远就听到各种重金属音乐或流行歌曲。我那时候已经很少跟马松来往，因为彼此都忙，也因为志趣的变异，我们渐行渐远。

　　后来我听说马松骑摩托车跟卡车相撞，摩托车被撞得扭曲，他被撞得连翻跟斗。

　　他被送到医院急救，命保住了但是腰腿骨折手臂挫伤严重的脑震荡。

　　后来我们失去联系。再后来我在北京见到马松，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北京。

　　“哥们方便的时候聚聚吧。”他说。

　　我推掉手里的事情，约在王府井东方新天地的桃花岛吃饭。坐在临窗的座位，我们相对而坐。他的形容并没有多少变化，还是梳着他的马尾长发，一身磨旧的棕色皮衣，棕色短靴，眼睛还是眯缝眼，鼻梁骨多出斜切过的疤痕，说大话的一张嘴还是老样子。

　　变化的是他的头脑，比如失忆，他说话的时候经常会卡壳或者断片，跳跃性频繁。

　　马松自我介绍说他开了一家艺术公司，做着一种跟国家开国领袖后代有关的生意，比如以开国领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金币，以开国领袖的名字命名的金表，以开国领袖的名字命名的各类烟酒。马松知道我还在做着记者就摆出一副怜悯的口气说：

　　“哥们儿别干了，赚不了几个钱，还不如跟兄弟一起做，给你一单活儿就够你花半辈子。”

　　在他的面前我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他说要去见什么人，说是要联系做开国领袖的陶瓷纪念艺术品。“这个项目我们正在谈，很快就会有眉目，谈定了你也加盟吧。”他说。

　　他的话当然令我动心，如果真能做成这样的项目，我还真不用再做新闻的工作。

　　边喝酒边聊天，三瓶啤酒喝下去他的脸就涨得通红。

　　我们谈定说待他见过该见的人再谈后续的合作。

　　在长安街上我们互道再见。他舌头僵硬地说：“等我的电话，哥们好好合作一把，干票大的。”

　　分手之后我等他电话，结果等了半个月没有消息。

　　有天深夜他打来电话说是撞车了。“我的车尾被人撞了个稀巴烂，妈的。”他在电话里气急败坏地说。在我看来撞车是个坏兆头。

　　我不相信他说过的话，不相信他做的事情能靠谱。

　　又过了两月，我接到来自故乡的噩耗。

　　马松在前往喜马拉雅山的途中遇到雪崩殒命。

　　救援人员在深雪里挖掘出他的遺体，我怀疑这并非是自然劫难，而是他的自我谋杀。

　　在C城我多半是幽居状态。这座城市对于我是陌生的。在漫天飞雪的冬季，很多时候我待在幽居的房屋里，写作的时候透过玻璃窗看雪飘落的情景。自然，雪的样子是不同的，有时是漫天飞舞的棉絮之花，有时是细碎的沙粒。我长时间看着雪的降落。除非有特别的安排，一般来说，我会在下午三时左右去森林公园，那是雪的世界。在公园有时沿着轮滑道上山，有时沿着密林小径走栈道，无论从哪个方向行走，我所在的都是雪的世界。

　　有时我走出别墅区坐城际列车进市内，列车车厢基本是肮脏的，天蓝色的地板布满踩踏的黑色的泥泞，那是人们脚下携带着的积雪消融的结果。有时车厢是空的，乘客稀少，有时乘客蜂拥，从人的面孔能看到地域的差别。C城地处东北，我看到人的面孔多半发黑，那是寒冷和酷暑留下的印记。我幽居的城市在日据时代被称为“西京”，伪满时期日本人的首都。至今这座城市还保留着西京时代的街道、楼群、广场的旧模样。日本人做事情更经久。从轻轨列车的玻璃窗看出去，这座肮脏的雪覆盖的城市新旧混合，兴起与残败交混，楼群、棚户区、餐馆、商务中心、会馆、垃圾场混杂。轻轨列车穿越城市的时候，这些景物尽收眼底。更多的时候我是闭关的，在这寂静的别墅区里睡眠、写作、漫游、思想，需要用餐的时候自己在房间里做简单的食物，菜蔬和米面是准备好的，房间里有炊具。我自己动手喂养自己，这在以前是必须做到的。那些令我厌倦的事物都被弃在身后，体制、集团、组织、社群都在我的身后。置于眼前的唯有时间和存在，这是检视我的意志的时候。

　　四十九岁那年，乔伊斯落到了人生的最低点，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三件事：他父亲去世了，《芬尼根的守灵夜》遭到了世人的冷遇，他的妻子露西娅间歇性发作精神病。乔伊斯怕狗和打雷。他害怕疯狂的行为。他内心的放逐感是如此彻底，别人的打扰根本不可能危及，只有时间会带来危险。他开始写作他的“黑暗之书”——《芬尼根的守灵夜》。他先是疏离了自己的祖国，既而疏离了整个世界。对乔伊斯来说，人们变得越来越遥远，最终都成了幽灵。对词语的热爱使他的心变得刚硬起来。这些句子是我写下来的阅读感。我在书写它们的时候感受到内心的深情，对一个同行兼前辈大师的深情，也仿佛是对一个兄弟和朋友的深情。

　　是的，毋宁说，这些句子在我写下来的时候感到精神的深刻慰藉。

　　那段时间我得对付在心里像杂草生长的脆弱、抑郁和虚无感。这些杂草并不经常有，但它们总有生长出来的时候。我知道只要它们生长出来就会很麻烦，它会使我在天光明澈的时候陷入幽暗之中，在风停浪止的时候暗流涌动。我已经听说过很多明星自杀的消息。惠妮·休斯顿，我喜欢的歌手，死在浴缸里。两年之后她的女儿在二十一岁的美好年华也死于浴室之中，同样的因为吸毒。这样的消息总是令人黯然神伤。我已经知道生活的意义有限，但是在天命终结的时候总应该好好地活着才行。这是我想办法对付内心生长的杂草的缘由，因为我知道迟早会遇到这样的时刻。如何在这样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也还怀有乐观的精神，不陷入黑暗之间沉沦下去。这是无比重要的。换句话说，在这个危机丛生的年代，在这个祸患不断的时期，我们要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要有自我救助的能力。这是我的想法。

　　“一个以人生为赌注的艺术家是没有兄弟的，也不在乎自己从哪里来。”我在《乔伊斯》第五十三页读到这句话，照例在这页贴上胶贴，用笔画出虚线。“赌注”在我的经验里是陌生的，也不甚喜欢。我从来不参与赌博。但是“艺术家是没有兄弟的”说到了我心里。是的，此刻我的同胞兄弟们正离我远去。然而我的精神性的兄弟令我亲近。这时候那个爱尔兰的乔伊斯成为我的至亲。我们比起来他更悲惨，他的母亲生育了十六个孩子，有十个活下来，六个夭折。乔伊斯一生都在饱尝不安定的滋味，他到巴黎时只带着一个手提箱。他的钱几乎花光了，乔伊斯四处见朋友，跟他们借钱。有时候他只交得起一夜的房租，乔伊斯不得不在一天漫长的工作后再去做家教，才能保证第二天晚上有地方过夜。辛劳之下，乔伊斯仍要设法写作。他的妻子更为悲惨，到中午时她就不得不搬离租住的房子，带着儿子或者在食堂，或者在公园，或者仰视屋顶，或者俯瞰河流，枯坐等待着，直到她的救星带着做家教挣来的钱赶来。从乔伊斯的悲惨经历中我总能汲取到某种力量，这是我出门带着他的缘由。

　　我需要内心有一块坚固的基石垫着，保护自己不被绝望感湮没。

　　“生活就是一场守尸礼，要么和它一起生，要么和它一起痛。”

　　我默念着乔伊斯的箴言，体会到它的深度契合。

　　（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责编：周朝军

　　作品 202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