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夷

　　我是第一次接触行顺的诗歌。在他提供过来的这组诗中，我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大道不得出”与“铁屋中呐喊”的精神苦闷，它们如雾霾，弥散于那些浸透足够生命体验的诗句，以至于关闭文档闭上眼，仍能感应诗人撒向虚空的精神力如暗物质一样在涌动着。而在这组诗的选择上，诗人行顺并不避讳良莠不齐，不管是出于忙碌的无暇遴选，还是无意识里的随性，这份没有精挑细选的文本恰好作为一种原生态的样本，它所呈现的远近高低各不同与泥沙俱下的风貌，正可以作为我们蠡测行顺诗歌的向导。当然，我的解读并非完全是基于那组诗，还佐以他的其他诗歌作品进行阐发。

　　当代诗人多以师法西方诗歌为能事，或以模仿西方诗歌的架构、语言句式而沾沾自喜，并据此画地为牢，以一种偏见或庸见去观照与评价他人的诗歌创作，给“不似我者”的非我族类予以否定甚至打击，而对是我者则采取击节赞赏之态，久而久之，诗歌便沦落为小圈子内陈陈相因的傲慢与偏见。我这么说，没有任何贬低西方诗歌的意思，我想表达和关心的是，当诗人们一层层剥离附加于己身的西方舶来品术语，以及翻译腔的身段，他是否还能够正常地构建诗意空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百年新诗史与西方现代诗的整个发展历程相比，仍显得单薄与贫瘠，在面对西方尤其欧美诗歌的强势影响下，采用何种策略作为自己写作的切入方式，也成为当代中国诗人自摆弄文字之日起就面临的一个艰难选择。

　　“躺在我碗里的，都来自我的脚下/我爬过的高山，长满了大树……”（《土地是万能的》）;“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只斑斓的猛虎和一尾孱弱的懒猫”（《敬君三杯酒》）;“想到這里，那些我拜过的菩萨就演变为同一个/那些闪光的地名就不再发出销魂的召唤”（《论写作》）;“构林过去是襄阳/进入湖北，天开始下雨”（《入襄阳记》）;“汉水已过。我的身前/再无如此辽阔的平原。/此后丘陵、高山沿楚地生长/河山陷入崎岖”（《在古隆中回望汉水》）……读着这样的句子，我们自然知道行顺选择的是一条有别于潮流的道路，他以一种并不“先锋”，甚至看起来有些土里土气的方式，在处理内心深海与斑驳人世的紧张感，词语就是天平上的砝码。

　　有一句网络流行语叫“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观过的电影，看过的风景和爱过的人”。援引这句话，是想说词语不仅是诗人暴露在世人面前的衣裳，也关涉着诗人的个性与形象。诗人诗歌里写下的每一个词，都会将自己的心性、学识、修养甚至身份，裸呈于从他诗歌世界中经过的读者。我们来看看行顺诗歌中出现的高频词：“土地”“童年”“困苦”“活着”“人世”“疾病”……其实，在我没给出具体文本之时，凭借这些关键词，读者也相当于获得了一把把通往诗人精神世界的钥匙，当读者依次叩开那些门时，他自身的经验便会与诗人聚焦的“今生今世”的世界相通。

　　可以这么说，诗人行顺不是那种心游万仞、翱翔九天而“无所待”的理想式诗人，生活与现实注定他无法凌空而行，他只能贴地而走，像《圣经》中受诅咒的蛇，他的视角因此也只能望向低处，他要呈现的便是这样一个滚烫、悲喜交加的世界。这显然异于那些依靠西方范式，经营点多学科术语，贩卖点洋墨水，摆起文化摊的写作，也有别于风花雪月般的小情小调，或善男信女“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浅吟低唱。试看《生命无歌》：

　　埃及、大马士革、耶路撒冷

　　金字塔、恺撒门、哭墙

　　我仅仅知晓它们的名字

　　十年前，在无人打扰的自习课上

　　我幻想自己的腿足够有力

　　而地球将打开它的脸，任我查看

　　我怀揣着竖琴

　　人类的谣曲里

　　将飘荡着我的嗓音

　　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

　　如今，我像大多数人一样

　　固守着从家到公司的两点一线

　　一天忙到晚，来不及赞美，更无暇抱怨

　　这首小诗把两种时空（青年与中年、故乡和城市）、两种人生状态（心怀梦想充满激情与忙碌顺从生活）、两种心境（好奇与麻木）并置到了一处，体量虽小，所蕴含的能量却不小。它所揭示的并非个体的乡镇青年梦想幻灭后的心灰，而是所有曾经幻想仗剑走天涯的青年，在步入中年之际，不得不俯身面向生存现实的共同遭遇。于此，联想到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丑奴儿》，从少年不识愁滋味到识愁，从意气勃发到渐生暮气，只一个“涉世”便打翻所有美好的想象。只不过，在品味到愁的滋味后，辛弃疾还能转而道“天凉好个秋”，而行顺在看清生活没有童话的真实后，却是“来不及赞美，更无暇抱怨”了。

　　前文提及在行顺诗歌中看不到多少西方诗歌影响的因素，而《生命无歌》出现的“埃及、大马士革、耶路撒冷/金字塔、恺撒门、哭墙”和《论写作》里出场的“卡夫卡”“博尔赫斯”“海明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大师，是否自相悖逆？答案是否定的。其一，这些名词是出于写作需要而采取的资源归置，它们不外乎作为场景或故事发生的道具;其二，西方资源在行顺的诗歌体系中占比少之又少。这一点和学院派们依托学问底蕴，在诗歌里源源不断设置文化密码，有意识营造出包罗万象的语言景观是不同的。

　　行顺的诗歌暗合了“目击道存”“直指性命”的美学，那完完全全是东方式的思维与感知，所秉承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感发”传统。像《燕子》一诗，“一连几日不见燕子夫妇的身影/才发现是两只麻雀霸占了它们檐下的家”，采用了《诗经》惯用的“赋”手法作为表达的起始，再由这种“雀占燕巢”的现象类比世间不公。《雾霾中入朔州记》的开篇“出长安，过潼关，入临汾，上吕梁，进朔州”，除了颇有郦道元《水经注》的气息，也随着镜头的切换腾转，把茫茫中原的黄土地铺展在读者眼前，基本也定下了全诗的色调，与结尾“对苦难大地的悲悯”遥相呼应。《大雁》由物及人，从黄昏时分一只游离于雁群之外的大雁，引发联想，不得不说诗人将离群之雁比拟作群体里的吹哨者，是一个充满新意的尝试，它把我们带出了“惊弓之鸟”的经典情景，并赋予边缘雁全新的角色。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云：“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行顺的诗歌或可作为司空图理论的鲜活注脚，他的诗缘情而生，情感是第一驱动力，丰沛的情感使其诗歌拥有立体可感的形象特质，通过抒情的图像化方式，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及精神苦痛，全息展示在世人面前。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无病呻吟，没有酷炫的舞台布景，甚至他将带领你进入的是一片灰色的领域，是那些在日常中不起眼随时会被忽略的人事。诸如，扛着钉耙去河坡刨散落的花生的幺叔、拾粪的满仓爷、患小儿麻痹症的小兄弟、流浪汉、建筑工人、刑释犯、菜贩……他目之所及尽是底层众生相，及他们的挣扎与顺从。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对后世影响颇深的审美概念“不隔”，我观行顺的诗歌便与“不隔”颇为契合，行顺的诗歌通透、不沾滞，没有密集的意象群，没有把自己层层裹在隐喻的洋葱里，也没有超现实与陌生化的扭曲效果，它的指向是清晰的，这与王国维“能感之而能写之”（《人间词话·附录》）的创作原则可谓不谋而合，无论是语言层面上白话的使用，所呈现的不违和感，还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他与客体对象（社会）间的真实体验，都使他能精准、快速地把握对象，并将自己的情志传导出去，最终实现“使了然于一己者，要以之了然于人人”。试以《散步》为例：

　　每天我都会去楼下散会步

　　从住处走到村口的岗亭旁

　　治安员正忙着给进入村子的人

　　测体温、登记姓名

　　有时，我会默默观察

　　他们如何保护这村子

　　但更多的时候

　　我只是把这段安全的距离

　　走上一遍，就回来了

　　我已走了三十七年的安全距离

　　——在父母的目光下

　　竟毫无察觉，从来没说过谢谢

　　在语言上，行顺没有求新求奇的冒进行为，他似乎对炼字锤句这样的雕虫之功与语言排列组合的可能性缺乏兴趣，所追求的是不事雕琢的朴素，在《散步》一诗中你看不到任何讓人惊艳的句子或词语。他的诗多有这样的特点，有篇无句，单拎一个句子会觉得很平常，只有当它们组合成整体，才会生发出最大能量。散步，是一个非常有哲学韵味的方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西哲都喜欢在散步中思索问题，卢梭更有《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的图书传世。这样的题目，若在知识分子手中多半会沦为不食人家烟火的掉书袋比赛，甚至形而上的抽象演绎，但行顺做到了把日常的归还给日常，不用典故与隐喻遮蔽生活的本来面目。当然，在《散步》中我以为行顺还是做了一些加法，实际上此诗最后一节跳跃虽然合理，也强化情感，却使原有的留白尽丧，空间也收窄了。

　　其实，行顺诗歌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对苦难现实的勘探，这一点或可视为现代诗中的“杜甫基因”（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而这恰恰是同龄人所回避与缺乏的。《余下的日子》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我”的写作立场、态度：“让我区别于一头野兽的是/对弱者的关注”“作为分行文字的信徒/我了解的是/那黑色的蝌蚪/除了触及灵魂/更应该对事件作最忠实的记录”。诗歌在行顺手中也的的确确拥有“史”的况味，《我没法停住笔》既是个人私有的成长经历，也是外出打工一代共有的遭遇，可谓微缩的社会史：“我曾被中介骗走了仅有的300元钱，/我曾在血汗工厂每天熬15个小时，/仅仅是为了一口吃食。/我也曾被欠薪、殴打，/工作半年没有拿到一点薪酬。/我曾在绝望中被人救起，/活着，依赖于工厂打手和两条大狼狗的慈悲。”在行顺笔下，城乡之间的“差异格局”泾渭分明，一方面他盛赞“土地是万能的”，有“至高无上的温情”（《土地是万能的》），同时又写道“我乡下的老屋已经二十年没住过人了”（《空房子》），故土既是他深情回眸、给予他力量的元初之地，也是他早已疏离的场所。正如在城市，人群边缘中的“我”，既清醒看到“所有走过的路都开始后退、并拢/紧缩进一个叫‘车陂的/城中村”（《论写作》）的现实处境，另一方面又决定“这辈子哪里都不去/就守在广州/将来，也死在广州（《余生》）”。这种矛盾所折射的正是城镇化进程中，徘徊在城与乡中间，漂泊无根的族群的真实心境。至于《局限性》“在富人小区做了几年保姆的表姐说/这世上哪有疾难困苦/只有吃不完的鱼肉荤腥”，已不再是身份迷失，而是蒙昧与异化了。

　　我留意到行顺对现实的苦难与恶，多是直陈或简单发问，缺乏一种直抵核心的追问与勇气，当然诗人的任务与宗教家、社会改革家是不同的，毕竟“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行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苏珊·桑塔格）。

　　责编：郑小琼

　　作品 202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