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艳

　　仓颉造字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被语言文字的魔咒所束缚，语言成为心灵之家。“时间”这两个字都跟日有关，但今天生活在都市的我们，极少会再用太阳来判断时间，圆形的时钟模仿太阳并最终替代太阳在人们心中的位置，时钟将我们规训为朝九晚五的一代，将这并不遥远的传统等同地老天荒。

　　芒福德在《技艺与文明》中专门有一节《寺院与时钟》向我们展示：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所以，钟表不懈的嘀嗒声代表的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日渐削弱，虽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其中的关联。芒福德在另一部著作《城市文化》中宣布：城市“无一不是时间的产儿”。深圳的崛起就是速度和效率的奇迹，是改革开放的典范。在这种光鲜的崛起面前，生活在深圳的人们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高效多金的生活是否必定带来幸福？灵魂的绝望、内心的无力、情感的丧失、莫名的痛楚、沮丧、无力……这些淤积于心而又难以言表的隐微之苦，与之矛盾却紧密相连的是生命活力、幽趣、微光和温情;都市隐疾及其疗愈是蔡东一直思考的问题和书写的对象。在《来访者》中，江恺内心的千疮百孔暴露在“我”（心理医生）面前，对都市隐疾见多识广的“我”讲述道：“一个年轻人清晨醒来时是怀着希望的……默默给自己鼓劲儿开始新的一天，尝试着友善对待周围的一切，然而在某种神秘力量的驱使下，希望和美好总是迅速溃散，无论他多么努力都走不出这个轮回。”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蔡东的写作，那么我借用她在《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的一句话——“服着天地间古老而平凡的役，平淡无奇的劳累”。大道至简，歧路重重，蔡东选择幽僻的“未选之路”走进枝蔓密布的叙述深处。

　　故事多发生于大城市深圳和小镇留州，二者形成对比，在《我想要的一天》中写道：“她发现了家乡表层平静舒缓下的严厉、蛮横、喧闹，它肌理紧密，容不下出离的缝隙……”而深圳这样的新移民城市，“淡如白水的人际，遍布着疏松的空洞。多生态系统的共融，多声部的错杂，什么都见过的宽厚……”不过蔡东并不将生活的城市与故乡割裂开来，有了“天地间古老而平凡”的服役观，“平淡无奇的劳累”不过是人类命运中的标配，每个人确认的份额略有差别。困局惊人的相似，大家都是“石头的囚徒”，就像西西弗斯。朝九晚五的时间，城中村拥挤杂乱的出租屋，从有正规学名的阿尔茨海默病、肥胖症到说不出口的贫困、屈辱、烦闷、压抑……哪一样不是压在我们心头奇形怪状的丑石，得像西西弗斯一样不屈不挠，用尽全力去推动它。

　　《往生》的发表让蔡东的亮相惊人。多少女作家都是从“自叙传”，从“莎菲”的两种不同的爱走上文坛的。蔡东独辟蹊径，将笔触对准时间，对准“老”，她以细致的笔力详写“老年痴呆”，康莲夫妇为便秘的公公挖粪一节展示了作家非凡的写实能力。严肃文学就是“图穷匕现”，将你不乐意面对的人生真相铺展开来。康莲六十一岁，对大城市的人来说，正是退休享受人生自由的大好时光。可是她得照顾痴呆的公公，挂牵出差的丈夫和远在深圳的女儿。她的苦是具体的，日复一日、难以细诉的，在伺候公公的过程中，儿媳体验了妈妈、姐姐多种女性角色的转换，尝遍了各种情绪：同情、憎恨、怜悯，古老的天地良心接受了挑战然到底安妥。让康莲感到困苦的还有容颜的衰老和身体的颓败，他人的碎语和妯娌的对比无不让她感到深深的寒意，唯有“往生”二字如神明一样照亮她。对阿尔茨海默症的持续关注让蔡东再次写下《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周素格和康莲一样成了老年痴呆的囚徒。这次，大小便失禁轻描淡写，惊心动魄的是病人竟给妻子掏出皱巴巴的五十块钱来，曾是多么体面的一对夫妻。金钱深入骨髓地凌辱着我们，失智失忆的痴呆病人也没放过，这需要作家别具慧眼。蔡东从高处俯瞰人类，却从低处怜悯人物，细节上她忠实于自己的观察，而格调上她信赖自己的良善天性。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蔡东入乎其内写生活的囚禁，也出乎其外，赞美生活的幽光。长期困在家中的周素格渴望去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让心灵透气。为此，她甚至尝试让丈夫习惯捆绑游戏，并将此命名为“海德格尔行动”，但猫咪朋霍费尔摔死的细节惊醒了她，再不忍心捆绑丈夫独自留守，最终她与丈夫一道欣赏高雅的歌剧并且亲吻了他。这两本小说对比能看出蔡东的心更柔软了，字里行间氤氲着对病人的温情，在与魔鬼搏斗的瞬间天使占据了上风。

　　20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将当代命名为“消费社会”，他发现消费极大地刺激着人类的欲望日益膨胀，很大程度上，深圳的发展乃消费刺激的结果。不过欲望的满足亦具边际效用，而与大都市高度发达匹配的是对人的控制日益严密，当加班、“过劳”摧毁着人的健康时，金钱、财富和欲望的效用就开始递减。尤其是大数据对人的宰制几乎让人百口莫辩，无名的恐惧、屈辱、抑郁成为时代的通病，让人逆流而动。最近有两本著作分别将当今日本命名为“下流社会”和“低欲望社会”，这两本书发现了“消费社会”的敌人——反消费，指人无法对自身所处的文化产生认同，对所属的阶层及其虚假的文明感到失望而激发了人的消极性，甘愿向下一层流动。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阐述了人的两种需要：人内心真正的需要和社会对于人的需要。社会对个人的压抑，遮蔽了人内心真正的需要，阻碍了人之为人的对自己命运的把握和对幸福的理解。当代人只有回归到私人的独立空间，才能释放内心的本能欲望，满足真实的需要。马尔库塞尖锐地批判了发达工业社会让人类异化为只具有“单面思维”的“单面人”。仿佛于此心有戚戚，蔡东在《我想要的一天》中写道：“只要是自己的时间，她就能轻易地感受到宁静和幸福。她能闻见柑皮的香气，发现各种小物件的精致之处，漂亮的纽扣，皮革上均匀的走线，鞋子里布印着的含蓄隐秘的花朵，一个闲极无聊的人才有心境体味的种种细碎的美妙。”“上一天班，啥事不干也累……机器人做才合适。”春莉为心中的“红楼梦”去深圳投奔好友麦思;麦思为了“想要的一天”从研究岗退到图书馆当资料员;麦思的丈夫高宇无处可退，在抽屉里保留着玩具手枪和望遠镜，这是对童年的保留，对娱乐的美好记忆。抽屉、柜子意象总是与隐秘、内部和精神联系在一起。“卡勒·伯努瓦赋予抽屉一股魔力。他说‘抽屉是人类精神的基础。”米洛什说，“柜子，装满了回忆的无声骚动”。高宇的抽屉把我们带回“消逝的童年”。小说实写春莉的写作梦，辅写麦思的退守，虚写高宇的抽屉，三人的幽微梦想互相烘托，互相陪衬。时代给予个人的解放和时间无情的本质相博弈。她们“想要的一天”是如此卑微却被无限地延宕，这几乎构成蔡东人物谱系的共同点。

　　《照夜白》中谢梦锦的“沉默的课堂”既是对“想要的一天”的实验，也是对“沉默是金”的信仰。当她终于实现自己“沉默的课堂”之梦时，她获得的是一种沉思、冥想所带来的松弛体验：“紧绷的身体渐渐舒展，弦一根一根地松了，身体里冻僵的地方，袅袅升起热气，心底经年枯槁之处，正潺潺流过溪水，坚硬和淤滞，软和了，散开了。”异曲同工的是《伶仃》的结尾：“不管怎样，她都决定转过身去看看。就在她转身的一刹那，环绕在身旁的黑暗变轻了。”蔡东发现了人的终极本质是“伶仃”，所以，她会虚构出“塔西提”“净尘山”等超凡脱俗的空间，与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差异格序。

　　文明越发达，秩序越严密，人就越渴望自由，人会渴望从机械单一的生活轨道中旁逸斜出。门罗的“逃离”已经成为人类从科技的天罗地网中“逃离”的时代意象。蔡东的写作异曲同工，她调转了《狂人日记》开启的道路：渴望治愈环境的狂人到底被环境治愈了。在鲁迅那一代人的笔下，环境是社会规范和熟人伦理，“熟人社会”本质是“吃人”的。蔡东发现环境的桎梏但寻求心灵的超脱，她从古典诗歌中承接情景交融、寄情于景的书写方式，细绘风景与人心情的映衬。当代许多城市文学风景描写匮乏，既无花香亦无鸟鸣，人物无法与花鸟共情。蔡东特别留意南国的绿植，她细心地描绘径旁的花木，她一一写下它们温暖的名字：蓝楹花、黄缅桂、大叶紫薇;就是辣椒、茄子也加了暖心形容词“胖、笨”，一点也不马虎。这是写作态度，更是生活态度。老舍在《景物的描写》中谈道：“景物与人物的相关，是一种心理的，生理的，与哲理的解析。”? “我们写风景也不是专为了美，而是为加重故事的情调，风景是故事的衣装…… 我们的风景要与故事人物相配备——使悲欢离合各得其动心的场所。小说中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都须有它存在的意义。”王国维说景语即情语，好的词人能与花鸟共忧乐。情乃文学艺术感染力的源泉。当今，面对AI的竞争，我们正面临情绪被削减乃至剔除的危机。《希波克拉底的礼物》借鉴科幻小说形式书写科技如何借助药物来帮助我们剔除无用的情绪。如果世界只剩下理性，柔软的眼泪再也不浇灌我们的脸庞，五彩的情绪再也不打扰我们的心房，那么人和机器还有什么区别？这是AI时代我们面临的威胁。在老庄时代，他们已经开始探讨机械与道的损益问题，“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而机心则与道相违。机心与效率相连，而“道”意味着自心、自我、自在，意味着人之为人的独特。当代，已经不可能回避机械，科技的迅捷发展几乎是现代社会的基石。老庄哲学对“道”的思考尤显意味悠长。虽然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儒家入世学说占了上风，但道家的隐逸追求使得樵夫、渔叟形象也闪闪发光。蔡东在文化上心仪道家这一脉。我们从小说中人物偏于隐幽的阅读史也能发现蛛丝马迹。即便是大家都读的《红楼梦》，她也能从叙事中轴线偏向秦钟的临别留言，这些小细节共同编织成一个有趣、有情的整体。

　　在古典小说中，核心矛盾是具体的，比如穷书生要金榜题名，灰姑娘要过上幸福的生活。改革开放初期，时代矛盾演变为广大的乡村要发家致富，这和后来的消费社会的逻辑是一致的。奥威尔曾对人类历史进行总体考察：社会总是分成上、中、下层，中层要争权夺利，上层要维护体面名望，中层总是联合下层中的部分人一起反抗上层力图取而代之，这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历史的治乱循环。总之，无论是简·爱还是于连，无论是追求爱情还是事业，人都是要“越位”，渴望流动到更高的社会层次上去过更体面、更荣耀的生活。户籍、高考、進城、开厂、投资、扩张……莫不是“越位”的跳板。现代社会高度的流动性给了大家更多的空间，越来越多的机会，人的自我几乎要被膨胀的欲望淹没，活泼泼的生命力遭受前所未有的挑衅。

　　乡土中国的苦难是温饱问题，在《平凡的世界》中由黑馒头标识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李顺大《李顺大造物》造的屋空置了，如今大家都“到城里去”了。生活于深圳的蔡东敏锐地察觉到“下一站”是城市文学，我们必须从文学的空白处拓出新路来。一方面，太阳底下并无新生事物，另一方面，常、变相依，常可以变，变亦可以成为常，并没有一块全新的处女地等我们去开垦，一切都是变、常交织的状态，这就是当今写作的难度所在。蔡东重新审视生活，审视城市和时代，从常处去结构作品，女性、家庭生活始终是她写作最可靠的起点，她从家庭、女性的愿望中发现男性同样有逃离、超拔、隐逸的愿望。蔡东实写女性，虚映男性，大家共同服着“天地间古老而平凡的役”，受着“平淡无奇的劳累”。在大家习焉不察之处、日常莫过之处，蔡东的笔下开出了一朵又一朵都市之花。

　　责编：李京春

　　作品 202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