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荒田

　　一

　　洗布山在我家乡广东台山市，并没有特别之处，连闻名海内外的碉楼也没一座，却因为出了写旧体诗的程坚甫，近年渐渐为人所知。

　　洗布山在台城郊区。2005年11月初，秋的末尾，本该天高云淡，可是，白天被铅一般的云团遮盖，天空成了一床严严密密的雪被。太阳隔着“雪被”照着，浅淡的光线，软软的小风，带着阴骘的热度，并没有丝毫秋的萧散和干爽。

　　一行三人——邑中年过八旬的著名诗人陈中美先生，我，还有一位中年女士，名叫惠群，到了洗布山村口的牌楼前。牌楼髹上新漆，又堂皇又琐碎，配上歌舞升平的一对楹联，更显出土财主的本色。我眯眼四望，面对的柏油公路，成排的柠檬桉，以及老屋檐下灰头土脸的绣球花，是陌生的，但牌楼后的民俗风景是熟稔的——一个北方人模样的货郎，在石油气炉灶是制“箩底糍”，爆米花的，卖串烧牛肉的，搓棉花糖的，散布在四近禾堂的角落，各自围上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妇女堆在太阳下谈天，各色衣服花花绿绿的，看了眼花。狗在无所事事地跑，叫，把巷子口的鸡群撵得咯咯乱飞，蹦出几根鸡毛。我儿时，即距今近五十年前，在冬闲的晴天，这样的景致常常见到，放到“秋老虎”肆虐的今天却不伦不类。不过，在锅里用乌黑砂子炒糖醋栗子，这种从外地传入的小食档，那时倒是没有的。

　　洗布山，和家乡所见的其他村子一般，在外观上，和无可救药的颓败并立的，是勉为其难的华丽。肮脏颓旧的老屋，和耍花架子的新房，毫无章法地挤在一起。效法西班牙别墅的小楼，外墙批荡漆上抢眼的朱红，残忍地淹没芭蕉树萎靡的巨叶，村前横着一道道排污水的明渠，黑得发亮。和摊档相隔三十米的一处禾堂，坐满了女性，五光十色的衣服，叽叽喳喳的，活像鸟投林，似乎在玩扑克牌。侨乡人特有的闲散，大咧咧地堆在阳光里，人的头顶隐隐冒着热气。

　　因为惠群早已用电话联系好，一位中年男人在村口迎接我们。来人瘦高个子，五十来岁，神情凝重，老有点心不在焉，努力打起精神和客人应酬，使场面带上例行公事的味道，但还算尽责。惠群悄悄告诉我，他叫仲平，是程坚甫的侄子。程坚甫无后，哥哥有两个儿子，仲平是长子，次子康平过继给程坚甫。康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移民潮中去了美国，偶尔汇钱回来接济老人。

　　仲平把我们领进程坚甫的故居。说是故居，但不准确，诗人原先住的仅仅是青砖老屋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属于他胞兄的后人，即仲平和康平兄弟两家。老夫妻去世后，仲平把旧宅拆平，建了一栋洋气的房子。说它洋气，是因为所有墙壁嵌上粉红的瓷砖，叫人一进来就发腻的温热，恰似屋外的秋阳。鞋底也老像要打滑。仲平请我们落座，三人拘谨地坐在因家具太少而显得空洞的客厅，我开玩笑说，这里大得可以开武馆。惠群却坐不住，在屋里徘徊，眉眼低垂，步履沉重，该是触及了深心间的记忆吧？我尾随着她，像个笨拙的侦探。

　　惠群走到厢房门旁，指着用白瓷砖铺的矮灶说，老诗人生前，灶台也在这地方，砖裂的裂，泥灰掉的掉，天花板和四壁给熏得黑乎乎的。烟囱经年没清扫灰垢，有一年堵死了，烟全往屋里冒，邻居以为闹火灾。她转身进了卧室，指着一个角落说，老两口的床在这儿，蚊帐上落了无数补丁，棉纱的经纬几乎都看不到。冬天就一张掉絮的棉被。临离开时，惠群还说，老两口有个卧室还是后来的事，康平一家出国前，一家四口人占这边厢房，老人家只好睡在“厅底”（厅堂），她指了指铺上瓷砖的一个小角落。“他啊，反正行李家具没几件，两手一提就搬过去……”言下不胜凄然。

　　凭着乡村经验，我在脑海里描出一幅“诗人幽居图”：灶侧一块空当，是放柴草用的，该是禾秆或者竹叶树枝之类。数九寒冬，老人自己或者妻子，瑟缩在柴堆里，借灶膛的余温御寒。在门栊前，该有一张八仙桌，桐油剥落净尽，接榫松了，但四条腿年复一年地撑持着，没有散架。饭桌也是诗人的书桌。煤油灯是小号，棉线上的火苗还要捻到最小，衰微的光明所笼罩的，就是诗人独有的诗之国度，不足一尺的光晕划出了与尘世的疆界。墙壁的砖缝，该有好些铁钉，是老人在城里的建筑工地捡来的，钉上挂过柴镰、斗笠、蓑衣、印着“尿素”字样的简易雨衣。门角靠着楠竹扁担，表面光滑无比，初削好时带着毛刺，多少年间，主人用瘦削的肩膀作为磨石，把它打造成功。上面闪着橘黄光泽，是中年以后无数泡汗水浸渍的结果。

　　说到詩人两口子在“厅底”栖身的年月，更加不堪。那里堆满侄子两家人的粪桶、锄头、戽斗、箩筐和单车，天井旁边养了一头永远喂不饱的猪，老两口离“无立锥之地”只差一步，然而，我肯定，摇摇欲坠的八仙桌仍旧占据着床头靠近猪圈的一隅。这阵子，我没来由地从风流文人屠隆的小品名篇《书斋》，想到檀香架上的兰、紫砂壶上的水汽、茶盏里的龙井、端砚里墨的光泽、蒲团、折扇、门旁的大瓷缸、插着国画和书法的卷轴……我搔搔头，苦笑。惠群疑惑地看着我。

　　我出门，在巷里来回走。身前身后，有的是百年老屋，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其中挤着几栋煞风景的新房，一丛枇杷树的叶子，从残垣上头探出来，冒失的墨绿，让你觉得莫名其妙。一个小媳妇挑着铁水桶低头从身边闪过，棕绳和桶发出奇异的和鸣，仿佛山风吹过环佩。我闭上眼，脑际浮现老诗人，他笨手笨脚地打开门。被晨光射得眼花，他咳嗽着，捶了捶胸口。阶前，小猪奴奴地叫，拱开对面的篱笆，诗人嘟囔着，费力地拉开趟栊，走出门，把小猪赶到禾堂。我想，程坚甫这位精通古典文学的读书人，他的乡居，和他在八仙桌上神交有年的古代同行比，并非毫无近似处——门墙上有爬山虎，天井下有青苔，夜里有蟋蟀和青蛙的叫声。

　　惠群指了指龙眼树下的巷子，告诉我：“我娘家也在这里，弟弟搬进城去以后，屋子没人管，倒的倒，家具碗碟让人偷的偷，早不成样子，挺可惜的是我在工艺厂给瓷花瓶画图画那些年，收集了好些工艺品，都成了地上的碎片。”

　　这倒叫我记起文人须臾不可缺的书，程坚甫学养深湛，看他用典自然熨帖，故实随手拈来便晓得一二。那么，在板床的木枕旁，八仙桌上，堆着什么书？可有《全唐诗》《杜诗全集》《杜诗镜诠》《读杜心解》？可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放翁词》？他曾经写下《拟冯梦龙辞世二律》，从序言知道他读了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知道冯梦龙在清兵入关明朝大势已去时从容殉国，留下辞世二律，但未见其诗，他便做冯的“替身”，代所景仰的古人明志。但不知道，程家供天神的木架上，和牛轭、磨盘堆在一起的，有没有冯梦龙的不朽之作“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和《喻世名言》？

　　二

　　仲平带路，我们去扫程坚甫的墓。穿过一条公路，进入一个坑坑洼洼的建筑工地。惠群提了提裤子，蹑脚走过瓦砾，说：“地产商抢著圈地，好在将来建小区。”过了一个田埂蒙满白灰土的小田垌，便是一个难得看到新房子的小村。仲平对着不远处的山头，迟疑一阵。趋近一位在门口扬斧头劈柴的汉子问路，汉子说路在前面，不过不好走。我劝陈中美先生不要爬山，在这里歇着等我们。惠群怕他口渴，托劈柴的汉子打电话，让他在不远的村口开杂货店的妹妹送矿泉水来。少顷，摩托车开到，带来四瓶矿泉水，是大号的，惠群的理由是大号和小号只差两毛钱。不过，拿着炮弹似的一瓶，上山更加吃力。陈先生不肯在村里逗留，说去一次算一次。

　　从村后上路，两个面目和家乡人相异的年轻女子，站在晾晒着废纸的空地旁边，好奇地看着我们，黑红的肤色，像在青藏高原上蒙受过紫外线过度暴晒。我问她们是哪里人，答说河南临潼来的，专门捡破烂。我环视附近的屋子，门口站着赤膊的小伙子，长相都不像本地人，我猜是这些女子的合伙人。

　　我敢说，这是生平登过的最艰难的山。坡不算陡，但没有路。山我爬得不少，昔年打柴，挑百斤柴担，爬高坡时脚一滑，连人带柴滚下谷底，爬那样的山坡不比脚下一段吃力得多吗？但好歹有堪称清晰的路。而路，和人烟、家、目的地一类字眼一般，是能在孤独旅人心里产生暖意和动力的。每一步都得对付缠绕不休的茅草和藤蔓，还有拦在半腰和头顶的、横七竖八的树枝。陈先生后悔没带开山刀来。我说带来便济事吗？“披荆斩棘”一豪语，我们用了多少年，到了被无所不在的植物围困时才明白，哪怕再简陋再荒芜的路，都比开辟草莱省事。一路摔摔撞撞，对八旬翁陈中美先生来说当然难受，对我却不构成严重威胁，我怕的只是摔进深坑，折断骨头或者走冤枉路。仲平在前头，一个劲地说快到了。他并没把握，也是边走边认，走了一阵，说错了，回头再走。惠群干脆从原路回到村里，叫来在门口劈柴的汉子，要雇他来带路，仲平不肯，说他能对付。惠群随手折下一根树枝，给陈先生当拐杖。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发亮的汗滴，仿佛带晨露的秋日荷叶。

　　“看我们这样走路，程坚甫先生在天之灵，保佑故乡的诗人！”陈中美先生感慨万端地说。

　　到了山顶，再从面西的陡坡往下走，终于见到零零星星的墓地，几块乌黑的石碑，背后伏着被风雨削得又矮又小的坟。仲平的头从红得招眼的灯笼花丛钻出来，叫道：“在这里。”果然，在高大的山捻子树重重覆盖的洼地，躲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洗布山何莲花之墓”。拨开茅草，两尺外还有一块，刻着“洗布山程坚甫之墓”。介乎楷和魏碑的字体，大小不等，仅算端正而已。

　　我们把鲜花摆在两座坟之间，阿全点了六支线香，在每个坟头插上三支。

　　三个年龄不等，都热爱诗的台山人，向墓碑虔敬鞠躬。

　　惠群在城里走了老远才买到的鲜花，有康乃馨、玫瑰、百合、马蹄莲和金线菊，泉下的诗人夫妇，今宵没有享用三牲、酒和纸钱，却有花香相伴。

　　面对着寒伧的墓碑，陈中美先生缅怀往事，无限感慨。他想起1997年夏天，密西西比河畔的诗人周正光，曾经给他寄钱，托他代向程坚甫墓献花。陈中美转而委托惠群代劳。事后惠群寄来墓前摆放花束的照片，陈中美为此写了绝句：

　　“托把鲜花献墓前，收看照片即凄然;奴才凶手有人爱，只是诗人不值钱！”

　　陈中美先生早晓得，程坚甫夫妻的坟，已迁过一次，原先在山腰，因被征来建楼盘，便往山顶搬。迁移匆忙，新坟比旧坟更草率。诗人身后的萧条，年甚一年，因为人事的缘故，这叫他很是感慨。

　　三

　　诗人故去已十七年，生前无缘认识，读他的诗，也是十年前从陈中美先生所搜集，编辑和出版的《洗布山诗存》里头。直到今天，除了旧诗词的写作群体，知道他的诗名的台山人还是不多。城里的文联、作协和文学社团这些圈内人，多半说“没听说这名字”。同村的老百姓当然熟悉他，却丝毫不知道他在精神层面的价值。前年我在旧金山，到一家广东菜馆吃晚饭，中年的侍应生是同乡，和我聊天，互道来处，他说他是洗布山人。上菜的间隙，我问他可知道程坚甫，他骄傲地说：“还用说？他是我的三公。”我问他，可知道“三公”是杰出诗人，在旧体诗词上的成就，不但在家乡稳坐第一把交椅，在岭南，乃至在中国，都有显赫的地位？他尴尬地笑笑，效法洋人，耸肩，摆手，没有搭腔。我是明白他的潜台词的——是又怎么样？还不穷一辈子？好在我埋单时，他搭上一句：“三公的字可是没说的，三藩市的中国人，我看没一个比得上他。”

　　墓碑太简陋，没有镶上嵌瓷器照片。据惠群的描述，诗人晚年身高在一米七以上，年轻时应不止此数。何莲花没有照片存下，据说个子奇小，高不及丈夫的肩膀。

　　如果程坚甫不作诗，如果他平生所作的诗，没有陈中美先生这样热心且懂行的家乡诗人，在他故去多年后热心推荐，那么，程坚甫和妻子，和三台山下千千万万老百姓一般，活着受尽磨难，最后悄悄死去，留下小小墓碑，经受人间风雨。到最后，子侄自顾不暇或者相继老去，山坟无人祭扫，碑石上的字迹漫漶湮灭，彻底地化入泥土。这么说来，纸上的铅字比石上的刻字具有长久得多的生命力。

　　四

　　程坚甫生于1899年秋天，比我的祖父（他一辈子也酷爱吟哦，黎明前躺着床上背诵唐诗是丧妻的晚年唯一的慰藉）大一岁。程坚甫的人生分为两段：五十岁前，属于“旧社会”，五十岁至九十岁，属“新社会”，几乎各占一半。

　　程坚甫少时的家境不错，能在广州念完中学就是证明。然后，他在广州燕塘军校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燕塘军校是陈济棠主粤时开办的，陈省长自任这所以培养广东军政干部为目标的学校的校长，可见对它的期望之高。先后干过广东省盐业公会秘书、韶关警察局文书、中山地方法院秘书、广东省高等法院汕头分院秘书。他有严重的口吃，与人说话，嘟嘟囔囔。他原名君练，从孩提起被伙伴起了绰号“嘟嘟练”，自己急出一额头汗，听者仍旧不知所云。这一生理缺陷，使他无法进入宦途，充其量做一名舞文弄墨的下层文职人员。也许是因为薪水太低，仅够两口子的每月用度，也许是出于文人不羁的习性，不事储蓄，也许是嗜书如命，余钱都买了书，他每次离职，都囊里空空，连回老家的路费也没着落。老一辈村人还记得，三十年代末期，他从曲江解职回家，这头放下行李，那头便揭不开锅，只好到村里的赌馆去借钱。发牌的乡亲一边从盛赏钱的“水缶”中掏出几枚“双毫”来，一边深有感触地念了两句流行的打油诗：“过了午时无饭吃，满肚文章也当闲。”诗人红着脸，从哄笑的人群中冲出去。这该是他唯一的“打秋风”，所受的羞辱终生铭刻于心。

　　他在老家洗布山，成为本色的农民。已到知命之年，并不谙农事。本来，凭他的才学，在中学或小学当个教员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总是“口欲言而嗫嚅”，不能不死了心。向往田園的诗人也许要问，务农不好吗？陶渊明“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不是冲着“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然而，谈何容易？

　　著名作家林斤澜先生回忆九叶派硕果仅存的诗人唐湜，新中国成立初受胡风案牵连，被押往黑龙江劳改。几年后，回到南方老家务农，拖着板车上石板路，路翘起，车不动，诗人如牛马，汗如雨。他的父亲在家门口看着石板路，叫道：“那是我的儿。”“大学毕业。”“不会拉车。”吃的米，捏得出米人儿。”“拉车不如一条狗。”和不如一条狗的车夫比，当农民时年齿长于唐湜的程坚甫，似乎没那么窝囊，不然就写不出沉郁的诗句：“江天俯仰独扶犁。”

　　五

　　穷，对诗人似乎并非一无可取。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云：“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我则认为，处于绝对贫穷的境地，诗人是无法不间断地写诗的。写“床头滴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杜甫，居然被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考证为“大地主”，理由是：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一句“卷我屋上三重茅”“据我所知，四川贫民最多一层草，他有三层草，大地主无疑，邻村的革命小将拿走他的茅草是革命行动，我们应该为之欢呼”。

　　撇开主义的成见，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人，能承受多沉重的贫穷？黄仲则够穷了：“黯黯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他只活了三十七岁。拿程坚甫来说，他所生活的台山，是中国著名的侨乡，近一二百年间因一直有侨汇挹注，在全国远远不算穷县，尽管地理位置在珠江三角洲末端，被人称为“水尾”。平心而论，洗布山比一般乡村略为优越，它属于郊区，当局为了解决城镇人口的吃菜问题，将它列为不种水稻而专种蔬菜的“特区”，这里的农民和城里人一样吃上商品粮。程坚甫两口子，每人每月大米二十二斤。这么一来，比一年到头种稻子，到了青黄不接时节，只能以豆角叶和番薯充饥的生产队来，口粮上有了起码的保证。民以食为天，洗布山有一小块可以依靠的“天”。在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时期，各村实行大寨式记分，壮劳力一天赚的工分，折下来不过几分钱。洗布山因生产的是可马上换成现钱的青菜、芥兰和萝卜，每“工”（即全劳力全天能赚到十分钱）值上三角，每月可预支七元。程坚甫垂垂老矣，自然拿不到这个数，七十岁以后下不了地，生产队本来想把他划入“五保户”，他委婉地拒绝这个可能每月带来五块钱补助的优待，所持的理由是：“五保”只有“老绝户”才有资格当，他呢，好歹有过继来的侄子，不想玷污家族的名声。村里的生产队长可怜老两口，派他担任“称肥员”。这差事，不同于《水浒传》写鲁智深时提到的，专管厕所的“净头”，程坚甫职司给各家各户送来的屎尿过秤，折为工分，登记入册，以便年底分红，所得的报酬是每月一百五十分。

　　在农民中，程坚甫不算是最穷苦的，就当年我所亲见，在所住的人口四百的村庄，和他一样困顿至少有一半，即二百人以上，他们是没有侨汇和工资收入的单纯农户。但和历代诗人比，和同时代的诗人比，他确是命悬一线，如果不是意志特别顽强，加上除了作诗，他绝无释放情绪的方式，物质上近于空白的寒陋，肯定要把他的诗生命摧毁。在家乡这不算繁盛，并无多少奇才巨擘的小小诗坛，程坚甫是硕果仅存的一朵火焰，它虚弱而恒久地点燃，时代的疾风一次次刮来，它亮在熄灭的临界点。

　　这对夫妇怎么生存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已五十开外，花甲之年，他们打柴，出勤，养鸡，和所有农家毫无二致。独特的途径是卖粮票，理由是两口子饭量奇小，所以有富余。其实，每月二十二斤大米的定量，普通人根本不够吃。他们“吃不完”是假的，像营养不良的穷人去给“血头”卖血一般，从牙缝里省，是最后的办法罢了。凭着吃商品粮的特权才领到的粮票、食油票、肉票、糖票，春节前发的年货票，中秋前发的月饼票、肥皂票，都得花钱买。他晚年唯一的新棉袄，就是用十八斤粮票换来的三十五元买下的。那时已经是废除了布票的八十年代，棉袄是在成衣摊买的，他笨口拙舌地砍价，老板居然减掉五块，让老人高兴得像小孩子。程坚甫身瘦力薄，一看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谋生能力有限，几十年下来，幸免于变成饿殍，主要靠矮小而坚韧的太太。她在七十岁以后，仍旧常年当保姆，一中校长的两个女儿就是她一把屎一把尿地养大的。叫人听来发长叹的是，老太太临终前那几年，白内障十分严重，视力近于零，摸索着走路，却揽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差事——在医院当陪人。这是何等沉痛的社会悲剧，放在稍有人情味而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老太太早已被儿孙雇人侍候，从吃饭穿衣沐浴如厕到上床下床，都得到照料，如今却反过来，要半残废的老人去给病人端便盆，洗澡，擦身，喂食。

　　兼具穷书生和苦老农身份的程坚甫，并非苦行主义者，也像许多村民一般，有一点“茶瘾”——每天要到茶楼去，让劣质普洱水仙寿眉，烫烫塞着不多的白菜帮、咸鱼及米饭的肠胃。多半是独来独往，袋里空空，付一毛的茶位钱，已颇叫诗人挠头皮，至于茶客视为理所当然的最低享受——“一盅两件”（一盅茶，两碟点心），他只好敬而远之。为了避免埋单的尴尬，他不和熟人同桌，远远地躲在角落意态悠然“打水鼓”（乡间茶客对“纯喝茶”的叫法）。他去的是离家最近的“燕喜”茶楼，有时候赴诗友之约，到远一点的“湖心舫”。在紫荆花和凤凰花的倒影下，从容地联句唱和，算是他至为“兴会淋漓”的雅事。

　　到了八十年代初，雇请太太当帮佣、陪人的东家宽裕了点，她的工钱多了一点，老诗人第一次有了积蓄，总数五百元。他不敢动它，这是雷打不动的“棺材本”。八十岁那年生日快到，他咬了咬牙，进银行结算了五百元存款的利息，提出三十元，买了一双鞋子。

　　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况中，诗人不是没有想过自我了断。好在无论多倒霉，也没失去对肉身的敬畏，非得为身后事准备足够的钱，不然，怕被人用床上的破席子卷起来埋掉了事。为此，诗人对朋友开玩笑说：“这辈子最后的愿望，就是在公路上走着走着，被一辆车撞倒，当场伸腿归西，然后，靠赔偿金来办丧事。”黑得不能再黑的幽默带着几许绝望？记得在美国声名三十年不坠的乡村歌手威尔逊，也有过“死的设计”：到一百五十岁那年，和情人偷情，被情人的丈夫捉奸在床，他从卧室狼狈逃出，情人的丈夫开枪，在他背部开窟隆，他仆地而死。绝顶的长寿，绝顶的雄风，浪漫，痛快，不过是在电视脱口秀上说着玩，以博粉丝们哄堂大笑而已。程坚甫笑不出来，他有的是迫在眉睫的困顿。

　　然而，压迫他的岂止贫穷？对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的诗人，更深重的苦难在形而上。到了“文革”，文学艺术界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和文坛毫无瓜葛的七旬老人程坚甫，掌一把坤甸木做的黑色大秤，郑重其事地将坠着大铁砣的绳子，在秤星上挪过来挪过去，手拿探肥针插进爱贪小便宜的婆娘用大量池塘水稀释过的尿里量度浓度，偶尔为了质量问题、斤两问题，和乡邻发生口角。据此说来，三台山下的诗人程坚甫也是“万幸”者，出于两个另类的原因：第一，隐藏在社会底层，从来不向不谙诗词的人谈诗，同村的乡亲，看他逢上年节写挥春对联，有时应有婚娶喜庆的人家之请，写个“双喜”和“好男好女好婚姻”的喜联，也仅仅晓得他有“一手好字”而已。第二，旧诗词在乡村没有多少人读懂，官员的文化程度有限，台山有一任小学程度的文化局长，他审批歌曲，光会把简谱中低音音符下面的点，全移到头上去，图的是“革命歌曲高昂响亮”。因此，程坚甫这些旧体诗词得以保存，而不必像修改以往日记，生怕被当作罪证的吴宓教授一般，战战兢兢，诗稿都藏进砖缝去，甚而风声一来，就得付之一炬。文明史和精神史上又一悖论：诗人的生存，唯一的使命就是当一只蚌，把苦难孕育为诗的珍珠。在鸡鸣狗吠的穷乡村，对于身世，有时桀骜不驯地爱着：“多少世人争捷径，我来偏不羡终南”;有时勉为其难地赞美着：“翁老虽贫未算穷，清生两腋是茶风”。

　　六

　　程坚甫侥幸没因诗罹祸，诗稿还是失去过两次。第一次是1951年，《不磷室诗词》被妻子烧掉，那是他自幼时到成年的作品合集。他从小酷爱旧诗词，和哥哥一起，“昕夕唱酬，凝神思索，刻意推敲，殆无虚日。及至中年，丁逢丧乱，箪瓢屡空，吟兴不因少减”。他还乡后凭回忆记录下五七言诗二三百首，编成一集，藏在家里，最后却遭到这般下场。五十年代，他和在台城杏和堂（药材店）做事的苍城诗人周燕五结交，“彼此切磋最久，唱酬最多，数年之间，所为诗不下四五百首”。周公爱惜这位诗友的才具，答允代保存全部书稿，程坚甫便让他把全部心血的结晶带回老家。不料运动一波波袭来，周燕五成了过不了河的泥菩萨，只好把存稿悄悄毁掉。程坚甫闻讯，痛惜万分，只好再次搜索记忆，但追记下作品仅占十分之一二。

　　据陈中美先生在《洗布山诗存》的序言记载，程坚甫留存下来的旧体诗词共六百四十多首，其中七言律诗三百四十多首，七言绝诗二百多首，五言律诗三十多首，词五十多首，五言古诗四首，七言古诗两首，五言排律两首，五言绝句一首。印成《洗布山诗存》后，陈中美先生又收集到遗作一百多首，他选出七十二首，连同二十一联摘句，编成《程坚甫诗补遗》，在《明园玉楼咏诗》一书中刊登。迄今收集到的程坚甫诗作，约八百首，占他全部作品的二分之一。古诗云“淘尽黄沙始到金”，说的是文学作品在岁月长河中的自然淘汰。程坚甫诗得以幸存，并非选家或口碑筛选的结果，因此不乏浮泛之作、应酬之作。好在，里面没有肉麻的“圣上只今多雨露”，没有违心的检讨。只要把他的诗放到它们出生的时代去，便知道，单单是这般自伤自怜，自怨自艾，已是怎样的冒险。

　　回顾毕生呕心沥血地从事的诗事，程坚甫这般“夫子自道”：“不磷室主百无成，多愁多病复多情。旦暮吟哦口不辍，老来仅得一虚名。声调悲壮格律老，少陵之诗夙所好。中年复爱陆剑南，剑南矜炼最工巧。生平寝馈二家诗，立卧未尝须臾离。”另外，自称“余生善病，原非无病呻吟;老遇多穷，毋亦因穷得寿”的程坚甫，常因多愁苦语，而被人指他学写《两当轩集》的黄仲则，对此，他委婉地否认：“绝世聪明黄仲则，吾宁敢列弟子行！”至于倡神韵的王士祯、鬼才李贺，他说难以追摹。他追随“少陵野老”和“剑南放翁”一辈子，1960年春三月，他六十一岁上，编成《不磷室诗存》后在自序里声称：“十年浪迹，谱入弦中;一片秋声，闻诸纸上。可谓苍凉沉郁，蔽以一言;若云俊逸清新，失之千里。”“苍凉沉郁”四字，历代诗家拿来概括杜诗的风格，程坚甫将之悬为目标，但不敢固步自封，谦逊地说：“惟吾自惴袜线才，一毛不敢袭其皮。”

　　前面说过，没有陈中美先生倾注心力和财力，程坚甫的诗，最大的可能是从此湮灭。陈中美这位名重梓里的诗家，毕生从事旧诗词写作、研究，晚年投入旧体诗的革新试验，在1997年，即程坚甫去世近十年之后，才意外获得程坚甫的遗稿，读后拍案叫绝，当即写一律诗：“近在城边竟不逢，读诗才识出群雄。一身愁似黄仲则;七律工如陆放翁。不怪题材欠广阔;深怜情景善交融。拟将杰作吟诗会，共赏诗人百炼功。”1997年春日，栖居密西西比河畔的诗人周正光，从报上读到陈中美先生《台山杰出诗人程坚甫》一文，低吟文中所引程诗“客囊似水贫难掩，妇面如霜笑更稀”“不妨晨起随鸡唤，无复宵行动犬疑”，凄然欲泪;诵到“廿年往事难回首，一笑唇开有剩牙”“寻醉欲瞒黄脸妇，游春忘是白头人”时，哑然失笑。随即，这位早岁学诗，在羊城获“周七绝”美名的中年人指出，程坚甫不但是台山一地的杰出诗人，他直可北上中原，与当代名家一较短长。

　　程坚甫的诗，经身在海外的台山诗人的推介，渐渐为人所识。尽管到了21世纪，在故乡，他仍旧是山中被捻子树藏匿的渺小墓碑。前面提到的一代散文大家，来自台湾的王鼎钧先生，撰写长文《慕旧惊新读残篇》，着重分析程坚甫律诗的造诣。王鼎钧生于1925年，比程坚甫年轻26岁，相隔恰恰一代，王受過旧体诗的科班训练，写得一手好律诗。他指出，程坚甫律诗的难能可贵处，其一是在顿挫。如：“半世穷能全我节，百篇慧不拾人牙”“津如可问舟常便，山不能移宅亦幽。”极尽跌宕错落之妙。其二是内涵上求新求变。“兵马纵横闲看弈，江天俯仰独扶藜”。“作者从自我出发，强烈的主观感觉扭曲外在世界，即使在现代新诗，也是很前卫的”。其三是诗人自食其力，粗粝自甘，保有俯仰不愧的风骨。王文的结尾，掷地作金石声：“诗，多半是‘无可如何之遇中生长出来，是不敢言，不忍言，不能已于言，可以称为最后的语言。所以古人认定（其实是希望）‘诗心通天，因为‘天是人的最后呼求。律诗的框架很适合这最后语言的栖息，看来规规矩矩，听来曲曲折折，想一想模模糊糊，只有天知道。我们强为解说，权充知音，聊慰诗魂于九泉。”

　　纽约友人张宗子，这位以学问和思考见长的海外散文名家，尽管才四十多岁，和王鼎钧相隔一代半，但精研中国诗歌史，他把程坚甫放到诗的长河中去作考察，在给我的信中说：“程坚甫的诗绝好，有点像聂绀弩广受称誉的‘散宜生诗，但我觉得锤炼得比聂绀弩更精纯。二十世纪人中，凡旧体诗诗名盛传的，其实多不好，有学问，没诗才。郁达夫这一类，不专攻旧诗，偶尔为之，反而可喜。程坚甫是真正古典意义上的诗人，所谓以诗为生命者，既有功底，又具诗才。文中所引，都是晚年之作，看得出来，没有多年磨炼，写不出来。他学杜甫学得到家，鼎公所说的‘顿挫，正是典型的老杜句法。他由老杜入，却不从宋诗出，非常难得。学杜的，最怕一路滑到江西派不好的那一面，从此万劫不复。清末同光诗人，虽有意矫正，还是出不来，给人的印象是似大而小。我想程的性情也和老杜相似，他和陆游反倒距离远。不过学技法，陆游是个好老师。陆游的度比较正。至于黄仲则，我觉得程先生比黄更有深度，黄贫困一辈子，很懦弱，虽然也傲，归根结底太伤感。当然，黄死时才三十五岁，不成熟。程得高寿，世事都看透了。”

　　七

　　时人读程坚甫诗，也许感到它的反映面狭窄，无法看到多少时代的痕迹。陈中美先生在编撰《洗布山诗存》之初，也有这样的遗憾，后来改变了看法。对此，程坚甫也有交代：“常防一字能招祸，何况千篇莫疗饥”，所以他故意隐去日期，模糊背景，以防堕入文网。不过，也许是诗人一时大意，也许是斗胆留下雪泥鸿爪，若干诗章还是让人一窥当年实景。巧合的是，以下题为《入市见壁间大字报有云“打倒刘长卿”者戏以咏之》的绝句，为我当红卫兵的1967年亲眼所见：

　　“古今偏有姓名符，一个诗人一俗夫。暴虎不殊由也勇，老拳挥击莫糊涂。”

　　那是台山一中学生的造反组织“红台野”，在“揪军内一小撮”高潮中贴在台城的闹市中的，三十八年后印象尚在，这一口号写在旧报纸上，每一张一个斗大的字，字体张牙舞爪，毛躁蹩脚，一定叫六十八岁的书法家程坚甫看了直摇头。“红台野”的司令是我的同班同学陈某，他在“文革”狂潮中走偏锋，是极“左”里的极“左”，炮打县武装部部长刘长卿的口号，是他为了呼应广州中学红卫兵中最过激的“红司”“打倒广东谭震林”运动而炮制的，果然在小小县城引起轰动。程坚甫这一首，巧妙地运用艰深的典故（“暴虎”和“由也勇”），以深沉的曲笔嘲弄荒唐的世象。如今细细体味，更觉到复沓曲折的诗句，透出的是诗人的深沉义愤：你们不是要打倒俗夫刘长卿吗？好啊，红卫兵赤手空拳和老虎斗，和子由一般勇敢啊，我这老头子当然要看准他，挥出老拳啰——反正他是一介武夫，不是写出千古名句“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古人。

　　写到这里，我随手拿起最近出版的《台山文学报》，在纪念程坚甫专号上，有一张老诗人和惠群母女1985年在台城南湖畔拍的照片，他那年八十六岁，面庞瘦削，双颊因缺牙而瘪下，是典型的马脸。头发全白，有如皑皑的雪，白衬衣和深色西裤，一似斯文的教书先生。衣领旁的肩头微耸，骨架嶙峋隐约可见。叫人想起李贺的咏马诗：“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我忽发奇想：我在台城求学加上工作，前后待了十年多，也许，在“牛屎巷”的大字报棚前，在革新路熙熙攘攘的“趁墟”人群中，在“湖心舫”的茶客里，在柳条轻轻拂扫通济河水面的二月，在紫荆花落满双亭桥下湖面的夏午，可能遇到过这位清癯的老人，他戴着笠帽，穿着俗称“唐衫”的褂子，赤脚或者穿着“皮底”（用废轮胎做的简易鞋子），若有所思地走着，口里喃喃，那是在推敲或者哼吟新成的律诗。

　　八

　　在“已邀俗眼无多白;惟恨衰颜不再红”的年岁，诗人枯槁灰暗的生途上，竟出现彩虹般的奇迹——和同村知青惠群结下了生死不渝的情谊。那年，他七十五岁，惠群二十四岁。惠群向我忆述他和老诗人结交的经过，声音微颤：

　　“该是1974年的秋天吧？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刚从别公社迁出，在条件稍好的洗布山落下户口，为了向生产队上交家肥，在塘基上第一次看到称肥员就觉得他与众不同，七十九开外，一头银发，身架瘦削，但腰板笔直，穿的虽是普通的文化衫，褐色塑料鞋还破了好几处。风吹来，因过分松阔而飘得特别活泼的衣角，难以言传的耿介和文雅，教我肯定，他不是老粗，是有来历的高人。称罢屎尿，他一手提着大秤，一手拿秤砣和登记簿，脚步风快走进巷子，我扑哧笑了：他不就是现成的姜子牙吗？从渭水畔回家……。过了几天，傍晚时分我从织篮厂下班，又去交肥。找上称肥员的家，老两口正在吃晚饭，老人看我手拿扁担，一脸的不耐烦，只好放下筷子，提秤随我到禾堂去。我来得不是时候，他心里有气，说话有点冲。我的嘴也不饶人，顶撞了他。老人摇摇头，很快服软，问我哪来的，叫什么名字。‘惠众济群，好名字哩。老人说。我瞄了瞄他手里的登记簿，哇，一页一页尽是蝇头小楷，笔画端整，字体俊秀，我敢说这是天下最典雅的屎尿数字。”从此，惠群和老人成为知心朋友，直到老两口相继去世，她是他们唯一的亲人，两老的衣服由惠群包下，要么惠群自己要么惠群的母亲当裁缝。

　　惠群和我，同是一中校友，我念完高三，留校参加“文革”时，她上完初三。在造反的年代，这个梳一对辫子的清纯女孩，加入校内最狂热的组织“红台野”，不是骨干，只是跟着起哄，参加游行和撒传单小喽啰（我这次见面时，忘了问她，贴“打倒刘长卿”这条大标语时，她有没有在旁提糨糊桶）。戴红袖章时头脑极单纯的疯丫头，到被程坚甫认为义女时，已在乡村熬了好几年，南国的骄阳严霜以及人世坎坷，使她成熟而忧郁，使她对灵性的生活充满渴望。吟咏“我有文章无处写，付他禽兽语林间”的老诗人，十分喜欢惠群为人的诚恳与品格的高雅，先是受她强烈的求知欲所感动，收她为学生。在教作诗的过程中，无儿无女的老诗人渐渐投入感情，把她当作骨肉——不，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密的灵魂伴侣，诗途的肝膽之交。

　　惠群对我说：“我常常去他家，每次的‘手信都是九毛多一斤的‘一枝花牌饼的，老人为了款待我，也预先做了准备，多半是香蕉。如果我好几天不去，他家里的香蕉变得烂熟，还舍不得吃。我到如今每次吃香蕉，都尝到当年的酸味，很难下咽。老人教我作诗，还留我吃饭，平日都是一碟蒸咸虾，我带了鱼肉去，便是大节日。我一直把他当老师，有一次，我用单车载他进城，去拜访台山最具名望的一中老语文教师周尔杰先生，他一手拿拐杖，一手握着车杠，一路摇摇晃晃，没摔下来，真是走运。他和周先生见面，介绍我时说：‘我的义女惠群。我这才明白我们的关系。”忆起一老一少的相依相携，老诗人的邻居至今还抑不住羡慕和激动：“那时节，不管刮风下雨，三公都站在巷口，等候阿群，看到阿群从不远处的芭蕉林后出现，他微笑着，有点不好意思地迈步往家赶，备好茶水，搬好凳子，让阿群进门，就能谈诗。”

　　事隔三十多年，已过半百的惠群说到三公，不由自主地噙着泪。那段清贫岁月，天天靠种菜和编织草篮来赚可怜的工分，无书可读，灵魂无处栖息，精神无从寄托，在憋闷欲死，绝望之极的青春年华，一位忠厚，博学，耐心的老人，把她引进诗的国度——千年国粹的渊薮，人文精神的巅峰。“更无王翰愿为邻，老少情投自有因：可语诗词惟此女，能称风雅又何人？嗟予未识儿孙乐;看尔奚殊骨肉亲！闻说高飞犹有待，纵然失意莫伤神。”这是老诗人和惠群交往之初送给后者的律诗，身世之感，父女之情，为师的期冀，朋友的同心相应，都融合在里面。1979年暮春一个黄昏，老人和“男人肝胆女儿身”的惠群“坐谈甚欢”，回到家马上写下绝句：“相逢老少两形忘，欢笑灯前赌食糖。忽忽归途诗兴动，星光月影夜茫茫。”两人以“糖果”为赌注，赌什么呢？老的背老杜律诗中的颔联，要少的念出颈联，背不出要受罚？抑或少的打开《剑南诗稿》，念一个题目，请时常告诫作诗“不能言外无寄托”的老师，谈谈这一首忧愤之作的意境，谈不出得认罚？不，是老人出一个自度的灯谜：“伊人去也，一日分离，如隔三秋，两泪盈盈，并作一处流。”繁复的字谜，却被聪慧的女弟子一下子猜中：“群”字，老师呵呵大笑，弟子得意地拍手嚷道：“该罚该罚。”是如此迷人的刑罚——弟子剥掉椰子糖的玻璃纸，让老人放进牙齿没剩几颗的嘴巴，他有滋有味地品咂，用膽汁浸泡的漫长生命里，唯一的甘甜！

　　“三公平时，口齿比牙牙学语的婴孩还糟，可是，他念旧体诗，那个流利灵光！一气呵成，《新婚别》《丽人行》《秋兴八首》，从头到尾，用保存唐音八声的台山话曼声吟哦，没错过一字，没打半个疙瘩，活脱两个人，你说奇不奇！”惠群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惠群一直珍藏着义父的诗稿，起先，都写在零零碎碎的纸头上，要么是包生切烟丝的纸，一尺见方，皱巴巴的，冒着辣得呛人的烟味。要么是两三个指头宽的卷烟纸，到后来，惠群进了城里的工艺厂，当上描画花瓶的师傅，能弄到包装纸送去，当老师的才有了正经稿纸。程坚甫的书法甚有根基，诗作以灵动飘逸的小楷抄下来，每回和惠群见面，都会送上几张，是教材，也是纪念品。

　　如今，惠群早已是下岗工，回忆学诗的经历时说，刻骨铭心的，倒不是老师传授的路数，什么音律、对仗、八病，拗体，赋比兴，什么形神兼备，兴观群怨，温柔醇厚，而是老人所投入的感情。他在行将就木的余年，热情的最后燃烧，对人间的全部希望，对诗的毕生不渝的坚持，都倾注进这段非关爱情却胜于爱情的骨肉之爱，师生之谊中。惠群在程坚甫夫妻的晚年生活中，无论日常的柴米油盐还是看病抓药，都占据极重要的位置。惠群把照顾老人，当作义不容辞的天职，她说，不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在青春岁月，领我走过艰难，彷徨与幻灭的心灵救星？听听老人披肝沥胆的嘱咐吧——

　　“人生十九不如意，且暂低头织草篮。”

　　“老夫姑缓须臾死，看尔鸡群飞出来！”

　　程坚甫的老妻何莲花，1983年七夕去世。至此，老诗人不但失去终生患难与共的伴侣，也失去了经济支柱——“三婆”在台城当保姆，当医院陪人的收入，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何莲花是中山人，随夫住在洗布山这么多年，老家的口音改不了，见到乡亲总羞怯怯的，说话不敢高声。惠群眼里的“三婆”，“永远像个做错事的小女生”，谁见了都不能不怜惜几分。失去老伴，这打击是摧毁性的，老人一直没流过眼泪。惠群明白他的灵魂已经随苦命女人而去，肉身的麻木，看他整日呆滞的眼神就知道。惠群忧心如焚，对老人说，哭吧，哭出来就好了。老人摇摇头，沉默着。流泪，原来是大福气。随后，程坚甫的耳聋症益发严重。1985年，孤苦老人的生日到了，惠群买了一个蛋糕送去，老人如梦初醒，欣喜万分，捧着这罕见的礼物，泪眼婆娑，手一抖，蛋糕摔在地上。

　　1987年冬天，老人倒在村口起不来，一个人骑自行车撞倒了他，却逃跑了。他缠绵病榻一个多月，终于撒手。“给车撞死”是老人生前带黑色幽默的设计，不幸而言中了。惠群在村人所举行的丧礼中，按照乡间老例，把老人当作父亲，披麻戴孝，排在出殡队伍的前头，萧瑟秋风吹着惠群头上的孝巾。山河寂寞，溪水长流。

　　2005年11月初，陈中美先生、惠群和我，在程坚甫的侄子带领下，祭扫程坚甫夫妻之墓后，归途上找到程坚甫从前的对门邻居——阿娇姐。惠群和阿娇姐是熟人，这回见面，惠群送了一期以整版纪念程坚甫的《台山文学报》给她，她更加热情，主动和我们谈起“三公”：

　　“我1958年从台城嫁到洗布山，我原来是正牌吃国家粮的，父母贪图夫家有几条美国路，硬逼我嫁到乡下。过了门，生下四个儿女，养大成人，一辈子平平淡淡。”我端详着这位自称今年七十一岁的妇人，矮个子，身板粗壮，半世纪的农活和家务，把城市娇女子改造成本色的村妇，一如改造文弱书生程坚甫。穿开士米做的、半中半西的灰色窄腰套装，益发增加了土气，颇像乡镇干部，这也叫她获得自信，因此滔滔不绝。她一个劲地感谢惠群给她送报纸，“我又能看到三公的东西了，真好，今晚好好读！”那份书呆子才有的陶醉，尽管不伦不类，客套多于真诚，但着实感动了我。

　　“那些年，三公还不认识惠群，常常和我聊天。夏天夜晚，我们在塘基纳凉，三公给我讲‘古仔，什么‘鬼才伦文叙三戏柳先开，什么‘聊斋，什么‘卓文君，说话不利落，但真过瘾，我听出了‘耳油。我老公偏讨厌这个，一看见三公对我说诗谈文，便低声骂‘读坏诗书穿烂鞋，活该穷死。我气不顺，回到家开骂，他说不过我，动手打。这些我从来没敢对三公说，怕他伤心，以后我没‘古仔听。”

　　阿娇姐侃侃说着，她不懂诗，却透彻地了解做了半个世纪邻居的穷苦人的生平遭际，她诉说何莲花怎样勤劳，诉说程家的日常饭菜，是没油的蒸咸虾，炒细盐，和菜园摘来的青菜，荒年的稀粥和番薯;诉说老派的贫贱夫妻，爱意从来不形著言辞而以生命相许的诸般细节（自然，她不知道程坚甫的诗《湖畔归来老妻正在晨炊因景生情率成一律》：“侥幸寒厨薄有烟，座无宾客更无毡。居常温饱知何日？卖尽痴呆又一年。富倘能求犹未晚;磨而不磷岂非坚？明朝依旧谈诗去，倚杖城南老树前。”

　　她说，数九寒冬，她到井头打水，看到程坚甫戴一条把头和大半张脸包裹起来的破围巾，穿露出白絮的棉袄，腰扎一条布带，一手拿小铁铲，一手拿粪箕，过一小会，便停下步子，在嘶吼的北风里，抖索着手，用围巾抹去老是滴不完的清涕。后来她给他送上一副手织的毛线手套（她自然不知道，诗人为此写出被精研历代诸家诗词的陈中美先生誉为“千古所无”“可敬可爱”的拾粪诗——《拾遗寄朗轩》：“老去犹争一息存，未妨营役博瓮飧。守株以待应无兔;执箕相随尚有豚。予取予携心未懈，乍行乍止日将昏。此时逐臭求温饱，半世儒冠不要论！”“拾遗”的两种方式，被动的“守株待兔”和主动的“跟随猪后”，神气活现地化为典雅的诗句）。

　　她说，程坚甫两口子在家里养鸡，却难得吃上肉，养大了便拿到市集上卖出，好去买定量配给的大米和油糖等副食品。太太眼睛不好，容易受人骗，只好由程坚甫出马。高瘦的老人，在市廛上专卖鸡鸭的市集，拘谨地蹲着，等候顾客。顺利成交倒也罢了，有时卖不掉，灰溜溜地提着鸡笼回家，等候的是太太的白眼和埋怨。有一次出卖一窝小鸡，顾客只想买挑出来的几只，他不忍拆散一家子，不肯卖。说到这里，阿娇姐拍拍大腿，哈哈笑起来：“怪不得三婆常常骂他傻！”（她不知道，诗人为这群小鸡写了诗：“翼长鸡雏渐学飞，今朝出市复携归。只缘读墨谈兼爱，未忍分教两面违。”）

　　她说，她过门不久，就和程坚甫夫妻结伴，到离家几十里的水蛇坑去打柴。年轻人把柴草挑下山，用单车运回，他们没有单车，靠双脚走完全程，两个人轮着挑一担。老书生和个头像侏儒的妻子，是怎样不幸的搭档？柴打下，到了墟期便挑进城去卖。“知道乡间有个笑话吗——一个媒人到一女子家替一男子说亲：他的职业可好哩，卖布兼卖肉。女子以为他是大商家，后来一查，原来是樵夫。进山打柴，荆棘划破衣服，不是卖布吗？给莨草啊篱竹呀割得一身伤痕，不是卖肉吗？启明星在半空，鸡没叫就出门，几十里路，回来时肩上压一担柴草，去一回‘死翻生一回。我那时才三十出头，都吃不消，难为三公三婆哟！”（她不知道，当年年近六十岁的打柴汉，写出《戏赠柴镰》：“割雞割肉两无关，渐被尘埃掩旧颜。今日偶然翻眼底;当年曾不去腰间。锋芒易挫终成钝;草莽难除且退闲。延濑歌残人亦老，岂宜携手再登山！”）

　　那天，拜祭罢程坚甫夫妻的墓，我们站在山头远眺，东面不远处，一个山包被剖开两半，几辆卡车在搬远黄泥，往深坑里倒。坡上，一排房子已具规模。惠群说这是一所中学的校舍，为扩大招生而建的。更远处，青山如黛，高速公路如蟒蛇，游走在岚气掩映处。这就是我的家乡，诗人的长眠之地。

　　陈中美先生背着手在山顶徘徊，沉吟良久，指着脚下一处较平坦的黄土地面，对我和惠群说：“不管以后怎么样，一言为定，墓迁到这里来，墓碑正面，刻上‘台山杰出诗人程坚甫与夫人之墓。”我们热烈响应，三人商定，碑石力求高大，朝东而立，遥对故乡名山——三台山。程坚甫的侄子仲平当场爽快地拍了胸口。对此，陈中美先生特别感到欣慰，早在1997年，他已计划把程坚甫夫妻的墓，迁到本邑的新名胜“石窟诗林”去，与镌刻着程坚甫不朽诗作的山石长相伴，可惜程家的后人嫌路远且崎岖，不予配合，才选上这个周折多多的地方。

　　下山时，远看东面，灰色的天幕下，铲泥车的巨铲铲下泥土，倒进车箱。我没来由地想起程坚甫八十四岁生辰的感赋词：“游戏红尘，放浪形骸八十四年。叹南辕北辙，聪明自误;何可及也，岁不吾延。湖海归来，山林老卧，回首前情渺若烟。拼投笔，向秋风打稻，春雨犁田……”不晓得是悲凉还是欣慰，泪水啪地滴在草上。

　　责编：郑小琼

　　作品 202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