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旭

　　从2011年发表《深圳在北纬22°27′—22°52′》算起，军旅作家邓一光转型城市书写后，至今已出版四部“深圳系列”短篇小说集。另外三部分别是《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坐着坐着天就黑了》。其中共收录42个中短篇作品，累计约73.5万字。他的小说主人公跨越多个阶层，行业各异，有保安、清洁工、流水线工人，也有程序员、自由职业者、商业谈判精英、民营企业家。除关注以上深圳的移民者外，他也描写了深圳原住民面临的生存困境，甚至将视角延伸到猫、狗等城市特殊“居民”。

　　这种包罗万象的个体书写也有一定脉络。邓一光坦言：“我最早认识的是气候、植被、动物，然后是人。”事实上，邓一光写作的焦点是“人”，“气候、植被、动物”只是将城中人的精神症候具象化的意义装置。从人出发，邓一光看到的深圳，不是崛起和力量的象征，而是一座“没有苍鹰和白鹭”的“脆弱而拥挤的空城”。城中人深陷于巨大的精神苦闷，在离乡（《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失母（《深圳河里有没有鱼》）、丧子（《坐着坐着天就黑了》）等处境，或幻视（《深圳在北纬22°27′—22°52′》）、交际恐惧（《北环路空无一人》）、迫害妄想（《如何走进欢乐谷》）等心疾中勉强维持支离破碎的生活。

　　由于深圳的移民文化特征，城中人的精神困境实际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无论是原住民还是新移民，面对高度制度化、资本化的城市巨兽，都处在新旧秩序断裂带之间，要求建立新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区别是，前者是被动城市化的，原乡的历史遗迹被资本抹除，他们来不及通过记忆和经验创造新的个人身份;后者主动融入城市化，但却经受着“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理想覆灭，在工作和现实的打压下迷失自我。

　　那么，困境是否可解？邓一光的大部分短篇选择“横截面”的结构方式，“人物是困惑着的，在解决着困惑的”，明天如何没有答案;某些篇章流露出倾向性，如《要橘子还是梅林》，身陷囹圄的药监局雇员在抢劫犯的人生哲学中重获希望;但在《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中，邓一光揭示出城中人无路可走的境地，鄂西兄弟为积分入户毫厘必争，在道德上抛家弃母，最后无人回乡替母亲收尸殓葬，这是打工者“有家不能回”的悲剧。

　　一、“无根”的原住民

　　深圳的城市化不是自然过渡的，一纸政令，变革发生在眨眼之间。原住民的心中故乡被瓦解，30万人迅速分散。留下的土著，对新城市的心理适应更是步履维艰。因此，邓一光描绘原住民的文本呈现出记忆破碎的想象书写，与城市历史的逐渐消逝形成审美共振。邓一光在《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深圳河里有没有鱼》中，借用“找不到母亲”作为深圳“史前建筑群”被破坏的象征。红树林、深圳河、不断缩小的香蜜湖，这些深圳的自然景观地标，在城市更新改造、旅游开发、产业引进面前，作为不能言说的生态群落被逐渐侵蚀。更严重的，是人的历史一同在时代沉浮中被遗忘。

　　城市的记忆源自原住民与其居住的社区生态，一旦他们所依附的物质生存环境、家庭社会关系遭到破坏，原住民将走失，城市历史记忆的链条将被打破，最终造成人与城市的迷失。《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讲述了一个返乡的土著居民面对深圳发达后馈赠的遗产手足无措的故事。“我”在红树林偶遇一名男子，他离开深圳十六年，回来后发现母亲已不在，只留下一处房产和一把生锈的钥匙，他不知道是否应该感谢让母亲挣到钱的那些男人。“我爱红树林，这是深圳最好的地方。它是史前建筑群，比深圳更早。”这里的“史前建筑群”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红树林未被开发前的景观，指涉自然生态保护;二是从“深圳最好的地方”可以引申出，红树林及前文“我”在红树林偶遇的男子，实质上是深圳的历史记忆。

　　在《深圳河里有没有鱼》中，邓一光用第一人称视角，指出“史前建筑群”对城中人的重要性。此处的“史前建筑群”不仅包括自然景观，也涵盖城中人曾经熟悉的生活场景。故事讲述一位有分裂人格的押钞员，同生活中不断消失的事物一起沉入了深圳河。此前，他正在深圳河源头寻找一条鱼。他不乐于探索新生事物，反而时刻观察着生活中不断减少的内容：拒绝女友做整形手术，写大鲵在深圳集体消失的报告，把公园里“未经许可禁止捕捞野生鱼类”中的“野生”用纸巾盖住，修改中小学教材，给教育局发了两百多封邮件。三十年前，母亲生下他后两小时，为打捞掉在河里的绣花鞋溺水而死。他缅怀着：“很多东西不在了，消失了，比如鸽哨、铁环、胡琴和竹笛声、齐额的刘海、明亮的眸子和干净的微笑。”实际上，“很多东西”指向曾经鲜活的生命：在20世纪60—80年代奋力游向香港的逃亡者，跳河寻死的后生人和他的母亲。“所有这些图腾在我生命的岁月中都有特殊的意义，它们是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实体标志，是我记忆中的琥珀。” 这不是感叹今不如昔，抑或简单的怀古情结。邓一光的深圳书写指出，时代发展的反面是历史的消亡，记忆是人活着的证据。当记忆找不到依附的现实，当琥珀来不及凝结，人也丧失了生存的意义。

　　与以上两个扑朔迷离的寓言体短篇相比，深圳原住民逃亡史更具历史细节。在邓一光筆下，“逃港客”被迫流散，“肥水佬”不得安享晚年，亲情伦理成为政治变动和城市化的牺牲品。在隐居梧桐山的客家土著欧阳先生身上，我们串联起“逃港客”的历史（《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在宝安村世家大族凌九发身上，我们看到深圳全面城市化、土地国有化统转后，“食利”阶层的生活现状（《宝安民谣》）。1962年5月，逃港步伐走向高潮，称之为“五月大逃亡”，延续约三十年之久。由于梧桐山是逃港客的必经之路，山上的花木因此被糟蹋，倒成了一山花浆子;20世纪70年代后，内地和香港加强封堵，强行冲关变得困难，人们改走海路，从大鹏湾、深圳湾游过去，“整个海湾的海水都被砸烂”。欧阳先生在逃港潮中失去了自己六岁的女儿，他在梧桐山的隐居成为一种守望与救赎。而对凌九发来说，他的守望带了些家族历史的厚重。《宝安民谣》中的凌九发作为嫡长子，肩负守护祖宗牌位的责任。年过半百的他独守几十栋围屋祖居，先后目送父母和兄弟姊妹、妻女移民国外，如今“天天在家里坐着收租子”。伶仃一人的凌九发本以为结识厂妹丑丑后便可安享晚年，但丑丑的怀孕又将他置于送走亲人的境地——肥水佬的资产不能分割，大宗世家不能给丑丑名分，最终他看着母子二人“消失在海关通道后面”，“那里面已经没有他的亲人，没有他以为可以是亲人的人了”。凌九发面临的困境——守着空无一人的祖宅，在深圳举目无亲——预言了深圳土著居民的晚年生活。

　　二、“患病”的新移民

　　原住民的将来是孤独终老的末路，对新移民来说，城市的历史正在被他们创造：“我们是自己的祖先”，即无论是原住民，还是深一代、深二代，只要是“现在活着的人，他们就是历史”。但邓一光犀利地指出：“城市的夙愿就是发达。城市不管别的，不管谁能不能进入，谁能不能回来。”对渴望深圳人身份的新移民来说，城市的资源交易法则要求他们有所付出，但代价的高昂造成身体透支与精神歧路。邓一光对新移民困境的书写，表现为鲜明的疾病叙事，展现了城市与新移民在索取和给予之间的鸿沟。

　　首先，邓一光刻画了新移民风雨飘摇的精神状态，这在中产阶层上体现尤为明显。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明星，还是曾经的畅销书作家，都在“为缩水的年终分红或入不敷出的养老金忧心忡忡，在臭气冲天的鱼虾市场里用改良版白话和小贩争吵”。他们如同电影《黑客帝国》中为母体Matrix发电的沉睡人体，深圳作为Matrix，“吞噬掉成千上万的人，吸取他们的青春活力、智慧才华、贪梦欲望、一个个梦想”，从而创造下GDP2.4亿元的奇迹。而这些罹患精神官能症的城中人，则将自己囚禁在高档住宅小区的卧室中，恐慌地审视镜中的自己：38岁的监理工程师，在项目改造工程推进的关键时期，突然发现镜子中的自己是一匹前肢收束站立着的马（《深圳在北纬22°27′—22°52′》）;有交际恐惧的单身医生在清明节和狗一样“双膝折叠……向前爬动”（《北环路空无一人》）。实际上，由人到马、狗的转化，预示着城中人渴望摆脱束缚。但主人公拼命逃离现实，隐含作者却将其一次次导向失败和虚空，这种叙事的背离充满张力，和超现实主义的风格融为一体，强化了城中人精神和肉体的割裂与冲突。

　　其次，邓一光运用身体的批判性隐喻，展示了城市对平民阶层权利的漠视。对于他们而言，深圳的生活是另一重现实——为“成为深圳人”马不停蹄。《宝贝，我们去北大》讲述了一对不孕不育但相濡以沫的夫妇。来修理道奇战斧的女客户给机械师王川下了48小时通牒，但王川因想去陪妻子看病，顺带去生殖科检查，他祈求多通融半天时，女客户撂话：“这是一座文明的城市，如果你活在这座城市里，还想继续活在这座城市里，记住别玷污了它。”作者似乎想说明，城市冰冷的运行规则（在权者拥有盛气凌人的资本、加班制度与诚信规则）容不下一个城市创造者对新生命的渴望。小说通过巧妙设置象征意义装置，在“供能”与“不育”之间，揭示城市与人的悖谬关系。王川是“深圳最好的机械师”，他“为数不清的公民恢复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动力和速度，同时让自己断子绝孙”。此外，邓一光通过女客户一句“孩子不愿意等”，把她酒驾的儿子与王川的期待的婴儿并置，揭露了阶层利益的最大不平等是生命权的不平等：这两个孩子难道不承载着同样的期待？这两种期待究竟有什么先后之分？邓一光还将视角投向打工子女的生存和精神状况，父母无法扎根生存，子女的未来应该去向何方？于是，鄂西兄弟中的瘸腿哥哥为积分奋力一搏：“我不会让我的孩子觉得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他们和那个生活完全无关，他们是被揿进池塘里的蜻蜓。”

　　最后，在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中，许多主人公丢失了孩子、爱情，成为人生的“残缺者”。其中，“丧子”现象尤为瞩目。生物学意义上，“子”是生命力的发展。在邓一光这里，“子”成为父母“罪与罚”的精神禁锢，包含着对城中人忽视履行家庭责任的批判。这也是城中人的伦理困境：如何在已经被城市异化的情况下抚养出健康的下一代？黑得像卖炭翁的NO，为了完成儿子生前看海的心愿，在海滨安家，每日捡玉螺，在缅怀幼子的情绪中渐渐迷失（《抱抱那些爱你的人》）;在欢乐谷“太空梭”徘徊的单身妈妈，给人以精神失常的恐怖之感：“她想在她和比儿坐上‘太空梭的时候，谁能给她一把电锯，让她把座椅背后的那根钢管锯断”（《一步之遥》）;因为出警没有去看女儿荔枝运动会致使她在马路上横遭车祸的父亲麦冬，如今每天下班后蹲在马路边，望着梅林公园的荔枝林发呆（《坐着坐着天就黑了》）。此外，城中人往往背负感情伤痛，数篇主人公的画像皆是“失去了女/男人”或“找不到女/男人”。以上种种，无不揭示出城中人脆弱的情感连结。一旦面临工作压力，或遭遇失业、丧子，个体就无法再重新建立价值认同和人际关系，从而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一方面，这些残缺者被囚禁在过往记忆中，孤立的个人经验无处诉说;另一方面，城市的高速运转使得人们对个人的痛苦漠不关心，生命因此变得廉价。邓一光并不止步于揭示残缺者的现实境遇，他试图唤起人们内心沉睡已久的共情能力。

　　三、城中人的挣扎与救赎

　　城中人故事的结局如何？除开放式结局外，无非有两种出路：留下或离开。在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中，前者居多。绝大部分人选择留在城市，创业者怀着“台风就和人一样，在时光中来了，去了，再大的动静也会消停”的倦怠情绪，通过情感升华恢复正常，其余留给时间疗愈（《光明定律》）;打工者在经受磨难后仍不失奋斗热情，决定重振旗鼓（《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也有人被自己的心理疾患摧毁，尝试越轨但最终自食其果（《轨道八号线》）。少数人选择离开，做一个不向体制性生活妥协的“逃亡者”（《如何走进欢乐谷》）。此外，开放式结局的故事多在主人公认识到城市巨兽的冰山一角后戛然而止。

　　對中产阶层而言，他们既缺少拉斯尼斯科夫天主教信仰的宗教背景，亦没有树上男爵柯西莫“谁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的勇气。结果是不能完成心灵救赎，更无力反抗生活，最终停留在“悬浮”状态。即使意识到“社会在进步，人们并没有获得加权值，他们越来越多的成功与自己的个人生活没有关系”，但这些窥见真实的瞬间，只是轻轻地痒了一下，挠一挠，生活依旧照常。《深圳在北纬22°27′—22°52′》的监理工程师听到自己的声音变为马嘶，紧张过后，他看到路上一个小男孩也是动物，瞬间轻松，得出大概刘副总也“同样孤独地找不到同类”的结论。尚未直面伴侣，就先行败下阵来的他，用幻象完成自我解脱，顺理成章地与自己、上司、城市达成和解，最终“脸上漾着从容的微笑……把车驶出警戒线”。这种艺术处理不同于《变形记》中高加林被迫囚禁、孤助无援的境地，在城市对人的异化的主题上探索得不够深刻。同样的温和派手法也见于《要橘子还是梅林》，作者在这篇小说中试图用情感升华的方式完成对城中人的救赎。伪装成店主的抢劫犯给“我”，一个找不到生活目标的瘾君子，提供了“蜉蝣幼虫”的生活方式：“我一生可以活很多次……如果某一天我没有活好……第二天我就会努力地活。”但在《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批判力度，保洁员的“我不是深圳人”成为对于拥有最大屋顶，最健全设施的市民中心缺乏对底层人的关怀，以及对于高学历者缺少“温暖和稳重”的讽刺。

　　打工者仍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青年人尤其推崇奋斗哲学。至于前途是否光明，作者并未给出肯定预测。《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以温情的语调刻画“候鸟”们的生活，贺德林最终为妻孩的幸福牺牲自己回家过年的机会;《金色摩羯》里的倪小萱是科技园某公司的新职员，听了前辈失败的奋斗史后，仍毫不动摇争取“优秀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名额，留在深圳打拼一番的目标。但奋斗的前途是黯淡的。户口是资源分配的载体，在所在地工作却没有户口的人无法享受到和本地居民同等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待遇。深圳作为移民城市，虽然2010年以来实行了积分入户制度，但是直到2019年，深圳的常住非户籍人口比例仍然高达63.2%（数据来源于《深圳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意味着平均每1.6个人里就有1个没有深圳户籍。为了留在深圳，打工者甚至赔上自己的故乡和母亲——瘸腿哥哥“我一定得把分积满，没有人能把我从南澳赶走”的决心，以放弃回乡为母亲收尸殓葬为代价。对于无身份、无发展空间、个人价值被鄙弃的底层青年，奋斗哲学要么给他们一个重重的巴掌，要么诱惑他们铤而走险。在《台风停在关外》《她们现在一点感情都不讲了》中，我们看到为爱筑巢的流水线工人们，最终只能分手的悲惨结局;《轨道八号线》中血与尿的比喻深刻揭露出城市边缘人作为草芥的无力感：“那摊很难看的血离我只有几尺远，路灯下看不出是血，就像某只流浪狗随便在那撒了一泡尿。”这是对坚信城市会尊重他们，记住他们的倪小萱和王川们的嘲讽。

　　体面地离开是否可能？邓一光在城市“特殊居民”流浪狗身上发掘出原始力量，但这扇通往欢乐的大门，目前只为有产者打开。《如何走进欢乐谷》讲了两个陷入深渊的人互相救赎的故事。“我”由于失恋染上酗酒和K粉，女友亢夑在海外部任职时患上躁狂抑郁症，她声称有人一直在跟踪她。“我”打算做她的保镖，弄清事情始末。在得知跟踪者是一只流浪狗后，亢夑不相信，“我”开始在小区蹲守，查询流浪狗户主的信息，和认识流浪狗的人沟通……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我”意识到流浪狗西皮代表城市文明的逃亡者，“我”在它身上也看到了拯救自己的希望。最后“我”得到去精神病院拜訪流浪狗主人牟少校的机会，他告诉“我”：“我们在大海上……大海不会用那些我们看重的东西来支撑自己，如果没有这些，生活会显得尤为困难。”这句话呼应了中上层收入者在城市中所处的“悬浮”状态——既没有可以抓住的浮木，而且稍有不慎，将溺水而亡。最后“我”决定离开深圳，明白“我们都是一条不肯向生活妥协的野狗，冒险把自己放逐到秩序的野外……只要我们不是逃避，而是逃亡，我们就有希望，就能走进欢乐谷”。但大多数的离开都是灰溜溜的，正如倪小萱的父母。

　　在开放式结局中，邓一光的“深圳小说”系列体现了先锋小说的特征。如《罗湖游戏》体现了荒诞性、不确定性和人物命运的不可知性。小说人物姓名身份皆不可知，在一场四人饭局中偶然提起玩一次“罗湖游戏”，但直到聚餐结束读者也不知道游戏内容。作者似乎想说明，聊天对象是谁不重要，聊天内容也无关紧要，关键是能否挑起话题和情绪。任何一撮人，都可以通过演技，在席间相谈甚欢，以至于泪花涟涟。在《北环路空无一人》《你可以看见前海的灯光》《我现在可以带你走了》《停下来是件不容易的事》中，作者融入超现实主义因素，流浪狗皮卡走向北环路的森林，像狼一样发出长长的叫声;10岁男孩儿笔架“在白天能看到前海的灯光”，在带领大人们见证奇迹后蓦然消失;商业谈判女专家在休假期间，完成了一份不存在的“遗愿清单”。以上种种，人物停留在超现实“震惊”体验中，至于他们究竟是升华还是毁灭，作者把想象空间和支配权留给了读者。

　　四、结语

　　邓一光笔下的城中人都在城市的新秩序中失去自我。我们可以看到，争做“蜉蝣幼虫”的王川们，被戏谑为看不清未来道路的“狂热的奋斗者”（《宝贝，我们去北大》）;制衣厂的三色大军，在城市的霓虹灯下，成为可悲的提线木偶;在决定“钓大鱼”的简小恬的爱情故事里（《你可以做无数道小菜，也可以只做一道大菜》），满纸是用爱筑巢的悲剧结局——爱情将服膺于“深圳户口”和“产权房”的城市新秩序。原住民苦闷地徘徊在梅林路、红树林、梧桐山，在最后残留的城市记忆中自我疗伤。新移民在城市科技园中创造动力，即使每一刻都在为城市巨兽所侵蚀，但却不能离开：“人们需要在烹饪中完成生命的转型，没有城市，他们找不到烹饪之器。”于是包括作家在内的主人公们都不得不与城市妥协，毕竟台风总会离去，而“那个时候天空会露出大片洁净的深圳蓝”。

　　从这个意义上说，邓一光写出了当代深圳人的命运、挣扎和救赎，并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一种以温暖、疗愈为美学旨趣的伪城市写作。至于城中人走出精神困境的路径，笔者更愿意相信，如同西方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他的《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指出的，正因为城市建设具有阶级性，所以生活在巨大的水泥丛林的广大居民，必须要为自己争取有保证的日常生活质量和权利而努力呼喊，否则，就算是“蜉蝣幼虫”也只能在重复劳动中消耗自身。

　　责编：李京春

　　作品 202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