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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高照,皇城内一片肃穆。宫里的太监私底下议论纷纷。这天,王美人照例沐浴更衣,粉黛拂面,等待一位贵人的临幸。然而,她没能等到贵人,却得知了一个消息,消息传出后不久,王美人把财物赠予仆人,随后上吊自杀。
大唐会昌六年(846年),唐武宗李炎(原名李瀍[chán])猝死,年仅三十二岁。王美人那天得知的消息,正是武宗皇帝的死讯。
王美人和唐武宗是晚唐的一对佳话。原本,她只是邯郸城中的一个歌妓,被当时还只是王子的李瀍看中,赎身入了王爷家。王美人面容姣好,深解风情,很得小王爷喜爱。那时候,小王爷不是太子,也不是储君继承人的有利人选,所以当皇帝的事,他根本没指望,原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是个骑马射箭、纵情声色的王爷了,可有一件事的发生,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是在开成五年(840年),先帝唐文宗驾崩。当时,文宗追赐儿子李成美为“庄恪太子”,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禁中动荡之际,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开展行动,他们野心勃勃,利用神策军的武力,不顾众人反对换了太子。于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朝堂商议的情况下,庄恪太子李成美被废,仇士良等人伪造文宗的诏令,册立安王李溶为皇太弟。
仇士良派神策军赴十六王宅迎请安王即位。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据《唐阙史》记载,这班神策军勇猛有余,文化水平不行,他们匆匆忙忙来到十六王宅,却连要迎接哪位亲王都不确定。仇士良派一个手下追了上去,吩咐他迎接年纪大的王爷,因为安王年长于颖王。可这人脑子明白嘴上糊涂,在王府门口张嘴半天,才傻乎乎地喊出一句:“迎接大的!迎接大的!”神策军闹不明白,这大的是说年纪还是身材,这时候,躲在屋内的王爷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双方一度处于尴尬的隔墙对峙中。此时,王美人出场了,她镇定地走出王府,来到神策军官兵面前,大声说:“你们所说的‘大的就是颖王殿下,颖王身材魁伟,当今皇帝都称他为‘大王,颖王与你们仇中尉还是生死之交,这等大事,你们可要谨慎,一旦出错是要满门抄斩的!”说罢,王美人转身回府,把隐藏在屏风后边的颖王李瀍请出来。神策军见李瀍身材高大,很符合王爷的气质,立马拥颖王上马,护送至少阳院。后来宦官发现迎错了人时已反悔不及,只好将错就错,册立颖王为皇太弟,也就是后来的唐武宗。
唐武宗即位后,本想让王美人成为皇后,但王美人出身贫寒,又曾是妓女,为了让王美人免于政治风波,武宗听从了李德裕的意见,没有册封她为皇后。即便如此,二人依然恩爱如初,夜晚长安灯市如昼,他们你侬我侬,常常一同游乐。后来,当武宗听信方士的邪说,欲服用长生药时,王美人对亲近的人说:“陛下天天炼丹,说要长生不死,可现在皮肤枯槁,我私下非常忧虑。”不久武宗病重,王美人侍奉左右。武宗看着她说:“我气息奄奄,情虑耗尽,要与你诀别。”王美人回答:“陛下大福未尽,怎么说如此不祥的话呢?”武宗问:“真如我言,如何?”王美人回答:“陛下万岁后,妾得以殉葬。”
武宗猝死当天,大明宫内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士大夫、宦官、嫔妃都在密谈一件事——皇帝是怎么死的?
宣德殿内无朝会。宣德殿两边,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正在心急火燎地交换意见。但他们并未慌乱,大唐立国已两百多年,皇帝驾崩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乱政,内忧外患之下,皇帝出逃、皇帝被杀都经历过了,大臣们也就见怪不怪,没有陷入大的混乱。
但武宗的死还是让众人感到蹊跷。它几乎是一次毫无预兆的死亡,武宗并不是体弱多病之人,在此之前,他刚刚主持了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勒令百万僧侣还俗,不惜得罪了帝国的崇佛之人。他励精图治,敢于挑战既得利益集团,本来,臣子们对这位新皇帝充满了期待。可他只做了六年。
如果是他杀,会是何人所为,又是何人指使?是僧侣集团吗?但连日来,并没有僧侣接近皇帝的报告,大明宫内戒备森严,宫外有人想加害皇上,恐怕连神策军这关都过不去。
那么,会不会是宦官?安史之乱后,每逢皇帝暴死,宦官都是重大嫌疑人。唐宪宗被宦官杀死,甘露之变也不过是十一年前的事。这件事源于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那时,文宗正密谋着除宦大计。
事情源于君臣间的会谈。文宗与宠臣李训、郑注、韩约等人商议,以观露为名,将宦官头目、神策军左中尉仇士良骗至禁卫军的后院斩杀,从而一举收回神策军的兵权。计划当天,李训奏报,说是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观。于是,文宗前至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员先行探看,官员们回奏称疑似甘露,文宗又命仇士良、鱼弘志带领宦官再行察看。
李训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可仇士良沉浮官场多年,眼睛毒辣,城府极深,他刚走到左金吾,就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仇士良看到了帐幕后隐现的银光,还有官员韩约额头上的汗珠,他知道再走下去是死路,于是先发制人,率众宦官退至含元殿,并迫使唐文宗乘软舆入内宫,把皇帝牢牢控制住。
李训急呼金吾士卒说:“快来上殿保护皇上,每人赏钱百缗!”仇士良劫持文宗,命人抬轿,冲断殿后面的丝网,向北急奔而去。李训见状不妙,一面急呼金吾卫士上殿保驾,一面高呼:“我奏请朝政还没有完,陛下不可回宫!”这时,金吾兵已经登上含元殿,神策军也目露凶光,金吾卫数十人和京兆府、御史台吏卒约五百人登殿奋击,杀死宦官数十人。但此时宦官已将李训打倒在地,抬着唐文宗进入宣政门,将宫门关闭,一路挟持到内宫后,仇士良立即以皇帝名义派遣神策军五百人,持刀出东上阁门,逢人即杀,官员立死者六七百人。接着,神策军关闭宫城各门搜捕,又杀死千余人。宦官们不但诛杀了李訓、韩约等官员,还杀了数以千计与主事者有关的吏卒、族人,就连妇女婴儿也不放过。史称“甘露之变”(转述自新旧《唐书》)。
多年前,唐武宗就是在这种恐怖中趟过血污即位的。他被宦官扶正,上位后扬眉吐气,铲除了仇士良。宦官遇到这么个不听话的主子,难保不会旧事重演,再行杀戮。
但很快,神策军中尉马元贽给出了皇帝的死因:不是僧侣,不是宦官,而是皇帝自己吃药死的。
《旧唐书》记载,武宗为了长生不老,误食方士献上的药丸,结果重金属中毒,把自己吃死了。
现代人知晓了长生不老的荒谬,但在唐朝,因此赴死的人不在少数。所谓仙丹,成了唐朝君王和贵族们热爱的灵药,可它实际上不过是密封容器里的铅汞化合反应。
青年学者李夏恩曾考证道:中唐大诗人韩愈曾开列了一长串服食仙丹的死亡名单,其中包括当时的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逊弟刑部侍郎建、襄阳节度使工部尚书孟简、东川节度御史大夫卢坦等。其中以归登服食后的漫长的死亡折磨最为可怖:“若有铁杖自颠贯其下者,摧而为火,射窍节以出,狂痛号呼乞绝,其茵席常得水银,发且止,唾血十数年以毙。”
元和年间,唐宪宗服食仙丹后变得性情狂躁,如同猛鬼上身,间接导致自己的死亡。几十年后,唐武宗又步了先皇的后尘,他去世的前几天同样变得灼热干渴、喜怒无常,最终死在一种无法救助的痛苦中。
然而,武宗吃药不假,但这真的是他的死因吗?官修史书这么说,但此事仍有疑问,原因在于,武宗重病的那几天,马元贽命神策军封锁了皇帝寝宫,就连当朝宰相李德裕也很难靠近半步,马元贽等宦官控制了皇帝寝宫,又控制了言路,他们掌握了皇帝死因的解释权,可事实是否真如他们所说?那注定是大唐历史的又一个谜。
2
武宗驾崩,国不可一日无君,确定新君的过程,是比皇帝之死本身更凶险的事。古往今来,多少刀兵相向发生于夺位之时,国初玄武门之变,以及唐宪宗、唐穆宗、唐武宗夺位时的景象,都让帝国大臣们心有余悸。
本来,如果遵循立嫡立长的原则,直接扶太子即位即可。但麻烦的是,武宗还没立太子就死了,唐朝也是最不把太子当回事的朝代,因此大唐主君之位,瞬间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中国古代,正常皇位的继承制度是“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唐武宗死后,留下五个儿子,分别是杞王峻、益王岘、兖王岐、德王峄、昌王嵯,按常理说,太子当由他们中产生。可这一次,宦官又来搅局了。
时任神策军中尉马元贽手握宫廷禁军大权,早在武宗生病时,他就做好了准备。他趁武宗病重之际,控制禁宫,封锁言路,然后他以武宗的名义,发布诏书,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处置军国大事。三天后,宫中传出消息,唐武宗驾崩,皇太叔李忱(已经改名)“柩前即帝位”,即唐宣宗。
马元贽之所以拥立光王,是觉得他性格软弱,容易控制。整个决定过程,李德裕等重臣都被排斥在外,大唐的生死国运,再一次被宦官玩弄于股掌之间。
当天,李德裕守在宫门外,沉默许久。他知道,这一天改变了大唐,也改变了自己的前途,从此,他要走上一条更加凶险,甚至通往失败的道路。而他对此无能为力。
3
如今,很多人想起李德裕,会想到“牛李党争”。在中学历史教材里,李德裕被认定是牛李党争的李党领袖。
所谓牛李党争,是中晚唐的一次朋党之争。在传统教材的解释中,“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
可是教科书里的这段表述,既误解了牛李党争的实质,也导致李德裕的形象一落千丈。中国民间痛恨权贵,当李德裕被贴上权贵的标签时,民间对他的好感度便大打折扣。
牛李党争的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牛李党争根本不是寒门与贵族之争,也不是新兴士人与世家大族之争,而是一次官僚集团的内耗。
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及现当代隋唐史研究材料,牛李党争中,李党核心人物有李德裕、郑覃、李绅、陈夷行、元稹、李回、李让夷、裴度、韦处厚,牛党核心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闵、杜牧、杨嗣复、杨虞卿、李珏、白敏中、令狐綯、张又新、张仲方等。事实上,号称寒门代表的牛党内部不乏关陇士族,而李党内部也不乏新兴士族出身的进士。牛李党争实质上是权力的争夺,是两个门生故吏纠结而成的松散政治团体的斗争。李德裕确实卷入了政治斗争,但把他笼统地定义为党争之人、寒门的拦路者,是对历史人物一种很粗浅的概括。
那么,真实的李德裕是怎样的呢?
李德裕,初名缄,字文饶,他是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的儿子,年少成名,早早就走上了仕途。在他三十四岁那年,唐穆宗即位,召他做翰林学士,又任屯田員外郎、考功郎中等,与同为翰林学士的元稹、李绅关系和睦,时称“三俊”。从穆宗朝到文宗朝,李德裕多方历练,文治、军事皆有涉及,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期间,他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上任后积极巩固边防、训练士卒,同时通过外交手段维持了和吐蕃、南诏之间的平衡。
凭借卓著的政绩,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李德裕第一次入相,深得有识之士赞赏,后因得罪文宗时宠臣李训、郑注而罢相,从此辗转多地。直到武宗即位后,五十四岁的他再次被起用为宰相,开启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一段光阴。
开成五年(840年)及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深得武宗倚重,锐意改革旧制、振兴国家。此时国家多事,李德裕得以大展身手:收服跋扈已久的幽州;打败回鹘乌介部入侵;讨平泽潞刘稹、太原杨弁叛乱;继续改革科举制,取消录取名额限制,重申废除进士名单先呈宰相以定取舍的旧例,禁止进士登第后聚集宴会、参谒座主以结朋党;辅助武宗灭佛;设立备边库以应西北、西南军事需要;裁汰冗滥官员;削弱宦官权力;等等。李德裕以其功业而威震天下(程千懿《唐宣宗初年李德裕被贬原因初探》)。
尤其是在会昌三年(843年) ,武宗与李德裕君臣同心,力排众议,断然拒绝了藩镇叛臣刘稹袭位的请求,在李德裕的主持下,唐廷协调各怀顾望的藩镇军队,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平定昭义,改变刘悟、刘从谏、刘稹三代据有泽潞的局面,成功遏制了昭义军“河朔化”的倾向。此役被视为宪宗中兴之后,唐廷对藩镇所取得的最重要胜利(傅璇琮《李德裕年谱》)。
《李德裕年谱》记载:会昌伐叛成功后,李德裕没有因此懈怠,而是乘胜追击,围绕着如何杜绝刘氏割据昭义局面的重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但“稹族属昆仲九人,皆诛”,对于刘稹余党,唐廷惩治苛严,株连广泛。如刘稹的谋主郭谊虽杀刘稹,举潞州归降,朝廷非但未如其所期待的那样授予旌节,反而尽诛其党,“刘稹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师,皆斩之”,“又令昭义降将李丕、高文端、王钊等疏昭义将士与刘稹同恶者,悉诛之,死者甚众”。如学者仇鹿鸣所说:“李德裕对于刘稹余部的严厉处置,虽或有党争的背景,总体上彻底铲除了昭义割据的基础。”
因为过硬的政绩,近代学者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一共有六位大政治家,李德裕便是其中一位,其他五人是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
武宗之死,对李德裕来说是一场噩耗。李德裕的改革、会昌之治的一切成果,没有武宗的支持都将变成泡沫。六年来,他们君臣合力,励精图治,却也因此得罪了僧侣、宦官、节度使等既得利益者。武宗去世后,李德裕被迫卷入继承人斗争中,马元贽派人造谣,说李德裕最讨厌光王,曾几次劝武宗立他人为太子,断了光王的即位念头。光王与武宗本就不合,又忌惮李德裕的威望和权势,听到这些传闻,对李德裕更加排斥。
马元贽拥戴新君,一心想独揽大权,而宰相李德裕就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早在文宗年间,李德裕就得罪过宦官,结果被罢去相位,外派地方。武宗朝,李德裕又提出加强中书、门下省权力,这句话在宦官集团看来,就是削弱宦权的信号,对李德裕,权宦欲除之而后快,只是过去有武宗支持,李德裕并未获罪。但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光王即位,马元贽携拥立之功,局势对李德裕来说急转直下。
唐宣宗即位后,很快表现出对李德裕的厌恶。他对亲信说,每次李德裕靠近他,都让他“毛发洒淅”。
此时,流言弥漫,马元贽等人进谗言,说李德裕总有一天会威胁宣宗的皇位。宣宗在忧惧之下,愈发疏远李德裕,没过多久,就把李德裕打发到了东都洛阳,降职为检校司徒、荆南节度使。
马元贽污蔑李德裕,让新皇帝把他当作假想敌,但其实李德裕当时已重病缠身,即便他有心也无力再过多干预朝政。早在会昌三年,李德裕就因病上疏,请求暂时休养。
當年四月十三日,李德裕上《让官表》,表曰:“臣始自孩童,常多疾病,逮于壮岁,犹甚虚羸。属廉问江南,荏苒八岁;移镇巴蜀,首尾三年。暑湿所侵,遂成沉痼。患风毒脚气十五余年,服药过虚,又得渴疾。每日自午已后,瞑眩失常。形骸存,心气俱竭,惟恐晚归私第,疴尽道途……伏望陛下查臣恳诚,矜臣衰耗,得罢繁务,退守州行,稍获安闲,渐自颐养;一二年后,或冀有瘳。”
会昌五年(845年)六月,李德裕再次上《让官表》,表达了相似的诉求。五年到六年,李德裕还有几次辞官养病的请求,但都被武宗以政务繁忙为由拒绝了。有一年四月,李德裕请求辞官时,武宗勉励他:“卿每辞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岂得求去!”没想到,大事未成,武宗比李德裕先走了一步。
李德裕失势,记恨他的人就像野狗嗅到了尸体的味道,纷纷凑近来反咬一口。他们罗织罪名,把李德裕定性为兴起党争之人。后人看“牛李党争”,以为李德裕位高权重,肯定是李党的代表,其实《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记录得明明白白,所谓“牛李”,本来指的是牛僧孺、李宗闵,他们都是当权后打击异己、结党营私的人。五代十国时期的史官不知其真意,看到“牛李”,就下意识想到李德裕,后人不察,将错就错,成了扣给李德裕的一顶大帽子。
李德裕并非打击异己的党争之人,事实上,他在当时还保护了一些牛党分子,比如杨嗣复、白敏中等,史料明确记载道:
“帝尝疑杨嗣复、李钰顾望不忠,遣使杀之,德裕知帝性刚而果于断,即率三宰相见延英,呜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诛大臣,未尝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无异时恨。使二人罪恶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许,德裕伏不起。帝曰:‘为公等赦之。……因追还使者,嗣复等乃免。”
“武宗皇帝素闻居易之名,及即位,欲征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因言从弟敏中辞义类居易,即日知制诰,召入翰林充学士,迁中书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学士承旨。”
“李德裕以柳仲郢为京兆尹。柳素与牛僧孺善,谢德裕曰:‘不意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门馆!德裕不以为嫌。”
李德裕不愿背叛朝廷,更不想死后留个不君不臣的骂名,他选择妥协,不断地妥协。第一次妥协,他默许了光王即位,没有推选对自己更有利的人选。第二次妥协,皇帝贬他出京城,他也乖乖去了。那年夏天,正是烈日当空的时候,六十高龄的李德裕起程南下,远赴岭南。
大中二年(848年)九月,李德裕由潮州司马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大中三年(849年)正月至崖州。原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执,顷刻间成了一个小小的崖州司户参军,职从七品,负责管理崖州的道路、渡口和过所。唐代崖州的治所在今天的琼山县,千年以前,那里不过是只有百户人家的荒凉之地,李德裕在那里,“资储荡尽,家事一空,八口嗷嗷,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唯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
李德裕在岭南待了三年,直到死去。在唐代,岭南是指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庾五岭以南地区。从韩愈到柳宗元,刘禹锡到李德裕,政治斗争失利的士大夫,往往在岭南经历“去国离家”之苦。更令这些北方士人惊惧的是,古代岭南瘟疫横行,却无健全医疗,瘟疫一旦出现,顷刻就会肆虐整座城市,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不能幸免。去岭南,就像是赌命,命好了,一年两载就回来,比如韩愈,命不好,便入岭南枯冢中,永世不能回到长安。
李德裕的《谪迁岭南道中作》,就抒写了自己对岭南的感受: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首联,总领全篇,写的是李德裕对岭南的第一印象。诗人站在大庾岭上,看到桄榔、椰子这些岭南特有的植物,顿然生出陌生之感。此句的关键词是“蛮”,“蛮”既是指唐人眼中的岭南——南蛮之地,烟瘴横行,也是诗人对岭南陌生氛围的一个总体感觉,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野蛮的,犹如一个现代人,进入前现代的社会,对比昔日在长安的一呼百应,诗人苍凉之感油然而生。
颔联,诗人写到恐惧。毒雾、蛇草、沙虫等,岭南这些陌生的事物让诗人感到忧虑。此刻,他离开了安逸之地,也没有担任宰相时精兵强将的保驾护航,人到衰朽,他却要独自面对这些恐惧。句中“冲”“逢”“畏”“避”等字,正反映出李德裕惴惴不安的内心。
颈联,李德裕再写陌生之感。畲田,指刀耕火种的田地;火米,是旱稻。五月收火米,不仅是说耕作方式不同,更是暗示气候的炎热。潮鸡,一种潮来即啼的鸡。潮鸡在三更时鸣叫而不是五更,它不是告知人们天快亮了,而是提醒人们大潮将至。
尾联,总括全篇。“肠断”二字,最令人心痛。诗人压抑已久的情绪,在此句达到高潮。思乡而不得,报国却无门,李德裕这种强烈的无力感,在另一首诗《登崖州城作》中体现得更明显。 《登崖州城作》写道: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此诗只有短短四句,却承载了李德裕生命最后时刻的悲凉。作者独自行走,登上崖州城楼,西北望长安,可长安望得到吗?自己还有机会返回长安吗?作者心里清楚不可能了,他为唐廷鞠躬尽瘁数十载,最后的归宿不是故乡,不是长安,而是一座寂寞蛮荒的岛屿。从崖州到长安是几千里的路,这条路的距离何其遥远,“鸟飞犹是半年程”,作者自己又有什么办法能回去呢?李德裕无法释怀,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把归去的期盼寄托在无声的诗句中。
李德裕被贬崖州期间,唐廷在宣宗皇帝的治理下看似稳定,实则暗流汹涌,风雨飘摇就在黄昏之后。因为宣宗是一个守成之君,他虽然敢于诛杀宦官,但对于更强悍的藩镇、强将,他不敢用武,只能靠绥靖政策弥合裂痕,其结果是藩镇愈发强大,唐廷对地方的管理趋于薄弱,而与此同时,朝廷的苛捐杂税、地方的贪官污吏正在把农民一步步逼上造反的道路。公元859年,浙东地区爆发农民起义,敲响了唐帝国死亡的丧钟。
被贬崖州那年的八月二十一日,他的妻子刘氏病死,享年六十二岁。他们有四十二年的婚姻,育有三子二女。古代交通不便,李德裕與徐氏所生的儿子李烨甚至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直到这年十月十六日,他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可是,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奔丧的请求,上级也没有同意。
农历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一代名臣李德裕在孤独中死去,终年六十三岁。按照公历,这天应当是850年1月26日。李德裕去世的时候,距离中国的春节不到二十天。
人们惋惜他的离去,更叹息唐朝最后一次中兴的失败。李德裕被贬后,会昌中兴半途而废,从此以后,唐朝在衰败的道路上疾步而去,于公元907年亡国。
李德裕没能挽救自己的国家,他在崖州郁郁而终,消息传到长安后,世人为之痛惜。史称:
“八百孤寒齐落泪,一时回首望崖州。”
公道自在人心,哪怕被政敌抹黑,李德裕生前身后依然备受有识之士的尊敬。
宋朝士人叶梦得说,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
北宋一代名相范仲淹评价:“独立不惧,经制四方,有相之功,虽奸党营陷,而义不朽矣。”
王士贞认为李德裕:“文饶佐武宗,通颉戛斯,破回鹘,平太原,定泽潞,若振枯千里之外,披胆待烛,百万之众,俯首而听,一言之指麾,国势威,主威震,既不啻屣裴公而上之。”
唐宣宗时的名臣裴庭裕说他:“文学过人。”
一代文豪欧阳修说李德裕:“文辞甚可爱也。”
而《旧唐书·李德裕传》是这样结尾的:
“赞曰:公之智决,利若青萍。破虏诛叛,摧枯建瓴。功成北阙,骨藏南溟。呜呼烟阁,谁上丹青?”
咸通元年(860年),懿宗皇帝感叹李德裕泽被后世的功绩,下诏恢复少子太保、卫国公官爵,追赠尚书左仆射。李德裕去世十一年后,终获平反昭雪。
史载,李德裕在报国无路时曾写下《秋日登郡楼望赞皇山感而成咏》一诗:“昔人怀井邑,为有挂冠旗。顾我飘篷者,长随泛梗移。越吟因病感,潘鬓入悲秋。北指邯郸道,应无归去期。”
我读中晚唐史,常常为天下的衰颓、败落而惊惧,遥想开元盛世,帝国朝气蓬勃,短短几十年后,唐朝却步入了都城任人劫掠、皇帝朝不保夕的阶段,多少仁人志士,赴汤蹈火,无法挽回帝国衰老之命运,每念于此,郁结于心。唯有唐宪宗、李德裕二人,生于衰世,却能隐忍负重,逆流而上,再造余晖于滚滚浊世。唐宪宗乃一代雄主,在位期间缔造元和中兴,若非早逝,几可扭转大唐国运。李德裕则是一代宰执,甚至可以说,是大唐安史之乱以来最有能力的一位宰相。他任宰相期间,是中晚唐大政方针最正确、最有希望,也是大唐气象难得有中兴之气的时间。只可惜,李德裕最终没能挽救大唐,自己也卷入了帝王的猜忌中。关于李德裕这一生,历史学家程千懿说得透彻,也说得让人感慨万千,他说:“李卫公德裕生逢衰世,身负雄才,气度宏阔,志向高远。虽为褊狭党人所阻,仕途多舛,然刚正不阿、不党不伐,所到之处,政绩卓著。年逾半百,终遇雄主,得居宰辅之位,锐意变革旧制,一振晚唐颓风。恰逢国家多事,为公以身犯难,扫回鹘,平泽潞,变科举,正相权,裁冗滥,抑奸邪,收招提,弱宦官。恩威所至,强藩束手。四海欣然,以为唐室中兴可期。唐之相臣能大有作为者,狄仁杰而外,德裕而已。惜乎昭肃享国不久,以大有为之年弃天下。卫公功高盖世,为宣帝所忌,为宦竖所衔,为朋党所排,花甲之年远谪海岛,抑郁而终,死不得所。海内贤君,嗟叹不已;八百寒士,同声一哭。卫公殁后,唐室江河日下,复兴无望。不多时,奸雄并起,国祚以终。晚唐萎靡,有一李德裕而不能久用、不使善终,宜乎其败矣!后世惑于小人传言,于李卫公多有贬抑。司马温公睿智多才,然囿于偏见,以一时之好恶臧否千秋,亦谬矣!师长尝言,我辈读史者当常怀理解之同情。故有此叹!”
责编:梁红
作品 2020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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