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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兄弟姐妹/上帝的惩罚(短篇小说二题)

时间:2023/11/9 作者: 作品 热度: 12325
  曼波·贾尔迪内里 范童心

  每次我看到某个大宅子里的女佣在客厅里进进出出的时候——那种优雅轻盈的样子,宛如从厨房飘到餐桌,又从餐桌飘向宾客——都会想起十年前的12月24日平安夜。我的朋友埃克托就是在那天晚上十二点整的时候,突然大哭了起来。

  我也不知道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可就是这样,一个往返于厨房和餐厅的女佣总会让我联想到埃克托。当时的他焦头烂额,在我妻子玛塔准备的乳猪面前痛哭不已——我知道肯定是这道菜,因为玛塔已经連续二十多年在圣诞晚餐中奉上相同的菜色了:头盘一定是肉卷,然后是果仁芹菜沙拉,接着烤乳猪就要上桌了,没有一年例外。甜点倒是每年都会变样,总有惊喜,或者惊吓。不过,没有一年的惊吓来得要比一个男人在餐桌上突然崩溃厉害。他对着烤乳猪泪流不止,胸前还沾了一片红酒的印记,我不记得是什么牌子了,但绝对是好酒。

  埃克托来的时候样子很糟,这样说是因为他的母亲一两个月前刚刚去世,享年八十多岁。我的记忆中,那是个硬朗的老太太。她的母系是萨尔塔的贵族,某个庄园主还是革命领袖的后代;父系的祖辈是一名来自科连斯特的将军,领导过米特雷总统在任时的几次战役,要不就是罗卡总统,记不太清楚了,反正也不重要。她的脸有点像羊皮纸,不过是被大水淹过又在烈日下曝晒一天之后。乌黑的眼珠并未因年迈而失去光彩,手上戴满了戒指,宽阔饱满的胸脯,就像是以前的大使,能从肩膀往下整个挂满奖牌和勋章。

  哈辛塔太太死得很体面,直到最后一刻都极具尊严。仿佛就那么忽然之间决定,衰老地活着没什么意思,干脆直接死了更好。我这么说,是因为她身体一直很棒。不过我们去守灵的时候,玛塔以其惯有的刻薄说,她是当了四十多年的贞洁寡妇累死的,守寡和贞操这两件事在一块,想想就觉得累。

  她的家人们悲痛欲绝。八个孩子,四男四女,埃克托是老幺。最大的哥哥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才刚刚四十,对自己的父亲基本没有什么印象了。八个孩子里有两个住在西班牙,一个姐姐住在加拿大,另一个跟着来自图库曼的兽医丈夫住在萨尔塔,平时照顾一个家族农场和卡法亚特的葡萄园,大概如此。

  问题就发生在一个月的守孝期中。那年圣诞节的前几天,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聚齐了。他们相互之间已经多年未见,特别是埃克托的两个姐姐,在最近的十五年中,他只见过她们三次。那些日子他一度动情地跟我说过,对他来说,这次跟哥哥姐姐们团聚,是对母亲最好的致敬。她去世之前没能看到自己所有的子女,有两个孙子到现在都还没见过面,还有一个曾孙,只看过照片。

  埃克托一跟我说起这些,眼眶就湿了。他在讲述中提到了在场的两个女佣:一个是老康丝,她已经在家里很久了,所有来过的朋友都认识;另一个年轻些,金头发,很壮实的样子。会专门提到后面这个女仆是因为,她是团聚现场唯一的外人。

  有一天晚上,埃克托向我坦白说,八个兄弟姐妹的前两次聚会之后,一切都变了味儿,而这个姑娘的存在令他感到无比羞愧。就是这样——第一次聚会结束之前,最大的姐姐、八个人中的老二玛丽亚·路易莎提出,自己希望能留下那张大橡木桌,它是科连斯特将军的遗物;老三多明戈也说,想要母亲的金项链;卡梅希塔跟着说,自己也想要个不知是啥的东西;之后每个人都跟着来了……好吧,按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就是,那个时候所有的一切都烂掉了——埃克托低垂着头,结结巴巴地说,在这样一幅画面之前,他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要知道,这场闹剧可是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上演了啊!而这种事,在家族的原则中,根本不可饶恕。康丝已经在这座房子里住了半个世纪了,算得上是我们的家人,可那个金头发姑娘是另一回事。

  那个场景此刻依然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埃克托的羞愧我也感同身受。那个姑娘在巨大的客厅里给在场的人端上一杯又一杯的咖啡,他们每个人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富裕的身家,一个个在沉重的家具和巴洛克水晶器皿中游移着,宛如水中的鱼。这一幕,只能让人羞愧难当。他们中的有些人远道而来,跟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多年不见,这一切都令人叹为观止,不是吗?以巨大的餐桌为中心,他们有的围坐桌边,有的在周围走动,有的相互举杯问候。直到一个女人表明了自己的欲望,引出了一连串其他人的欲望,家族中最丑恶的一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浮现了出来,这原本是不应当被看到的。

  这一切快速化为了一场闹剧,没人去管现场还有个陌生人。当然,他们尚未谈到珠宝,也没涉及房产和投资。没过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开始相互指责,一只茶杯飞了起来。两个姐姐离开了,号称受到了欺骗;一个哥哥威胁要起诉所有人;而埃克托毫无疑问是一帮人中心肠最好的,他决定一言不发,保持沉默,因为他完全不在乎到底能继承什么。那一刻,他心中能够感受到的只有疼痛。

  肯定是这件事的缘故,我脑海中有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在一次家庭聚餐中发生。但如果现场有一个勤奋如蜜蜂的女佣来回穿梭、耳朵张得绝对有忏悔室里心怀鬼胎的神父那么大的话,大家就不该失去理智。但聚在那里的八个兄弟姐妹(准确地说只有七个,因为埃克托躲在一边,什么都不愿想,任由自己沉浸在刚刚失去母亲的伤痛中)都不愿让步。心灰意冷的埃克托用坦诚的语调对我说,他们连勺子和床单都在争,更别说哈辛塔太太锁在保险柜里的首饰了,还有房产、定期存款、股票和房子里找到的现金。他们只聚了四次,没有律师在现场,只有康丝和那金头发姑娘给大家倒咖啡和酒,埃克托看着自己的哥哥姐姐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大声争吵,内心无比煎熬。他说,他们给出了各种荒谬的假设,证明应当属于每一个人的每样东西到底为何是应当属于他的。从他们嘴里说出了很多难听的话、幼稚的反驳和最粗俗的谩骂。这并不是在探讨一笔丰厚遗产的去向,而是把家族的尊严和美好回忆一片片撕碎,是对刚刚离开的老寡母极其愚蠢的冒犯。这些野蛮的人因贪婪而发狂,那威严的老太太在九泉之下也想必不得安息。

  埃克托是个正直的绅士,这一切他都无法再忍受,也不再去参加那些家庭会议了。那一年平安夜晚餐之前的一天——也可能是之前一两个小时,我记不清楚了,时间总会让人的记忆模糊——他打电话来问我,声音细得像一根线,问能不能跟我们一起过节。当然,我对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玛塔那一成不变的烤乳猪。但他没有笑,对我说,我不想毁了你们的平安夜。我回答说别瞎想了,快点过来吧。

  那个晚上埃克托几乎没说话,吃得也很少,维持着客气和谨慎。正当所有人在十二点整共同举杯祝福的时候,他忽然大笑了起来。我们围坐在桌边,高举着手中的酒杯,互相拥抱、亲吻,就像每年的圣诞节一样。但当时的情形有点诡异,因为埃克托的笑来得太突然了,而且没有那种能让大家一块笑起来的感染力,因为并非发自内心。圣诞快乐兄弟,他这么对我说,你真的是我的兄弟,圣诞快乐,祝大家圣诞快乐。他这么说着,而我们已在他的笑声中体会到了悲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细节,所以我说明了为什么埃克托今天晚上会和我们在一起,说得更确切一点是,为什么埃克托不在他自己的家里。一切都很古怪,我们都忽然陷入了一种极不自在的气氛,真的。

  后来笑声变成了哭声,全部人都沉默了,目瞪口呆——看一个成年男人哭,总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在圣诞节,更是如此。

  那是一阵发自肺腑的痛哭。他哭的样子像个孩子,满脸鼻涕,藏不住的愁苦。他的哭声令整个餐桌安静了,钟表都刹那间停止了走动。

  除了走过去抱住他,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那个瞬间我在想,可以肯定,说到底,这个贵族大家庭的宿命与不幸,对那个金发女佣来说,一丁点都不重要。

  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是一个我曾经心爱、现在依然心爱的朋友。我们两个都知道,当时他讲给我听,是为了让我把它写下来。但我一直没有去做。我相信,这样最好。

  上帝的惩罚——给埃克托·施穆克勒

  “我们就把这故事的主人公称为阿根廷的庞培·耶稣之心·贡萨雷斯将军吧。”托托·斯皮内托出狱后到达雷西斯滕西亚的那天晚上,这样说。

  他被关了八年,把国内的每所监狱都蹲了个遍,现在又跟我们围坐在星星酒吧里的同一张桌子旁边,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名字也可以说是编出来的。不过我相信,保留了其称谓中彰显高贵军方身份的特征——托托用他华丽的语调补充道。这种律师特有的风格让他不管写什么出来都是一个样子。而奇特的是,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那是1976年底,在科尔多瓦,这位贡萨雷斯将军坐镇指挥省内部队。这是个信念笃定的男人,勇武善战,对反动分子毫不留情。他令人谈之色变,并不仅仅是因为高压手段(这已令他驰名军队内外)。在人们的意识中,他已是那个时代最能威胁到公民社会的最具代表性灵长类动物之一。托托一边说,一边从脸上的双焦眼镜上方注视着我们——那是一个与我们现在刚刚开始的民主截然相反的时代。或者,可以说,那是一个与完美背道而驰的时代。

  他的父辈和祖辈都是军人。他与科尔多瓦上层社会的一位淑女结了婚——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婚姻。他有四个儿子,从三岁到十五岁。他是全国最年轻的将军之一——要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包括现在,整个阿根廷在任的将军有近百人,就知道这不是小事了。国际媒体将他称为武装部队中心狠手辣者中的无冕之王,这么说完全不过分。

  他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科尔多瓦主教与众多重要宗教人士的好友,当地权贵家族中出众的成员。我是说,名门望族,这个故事就是在其中发生的,我们要说的人也待在其下属的监狱里。一段时间后,他已经被洗白了——请你们原谅,这一段我决定略过,因为实在是令人难以启齿,而且跟我的讲述也没有什么关系——托托讲完了这一句之后,跟寺田老板做了个手势,在空杯子上方弯了两下右手食指,意思是自己的杜松子酒喝完了。

  老头儿手里抓着钥匙牌杜松子酒瓶,从酒吧里挂着的日本旭日旗下,慢慢走到我们桌边。与此同时,托托发动了又一轮的絮叨。他说,贡萨雷斯将军在军事会议中被指定为省第三军领导人,他有好几次不得不向省教廷解释自己下属的残忍行径,不过这并未使他获得尊重,反而被所有人惧怕不已。

  一个激进派的前参议员在狱中称他为军人出身却能力超群的政客,这个时候,托托说出某些词语的时候已经有些洋洋自得了——说他曾做出过如下声明,而且选了一个党内数任立法委员都在的秘密会晤场合(当然,并未允许媒体披露):“先生们,我们正处于一场肮脏的战争中。我作为国家任命的将军,唯一去想的就是取得胜利。若代价是错杀一千个无辜的人来揪出一个游击队员,我会依然义无反顾,为了整个国家的安宁。”

  他是同僚们眼中的思想家,精通国家历史与天下战争爆发的原因。他注重家庭生活,热衷于好酒。1976年底,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庞培·耶稣之心·贡萨雷斯将军在斗争中硕果累累、威震四方。他的名字已然被当作国家的最终领袖传颂,其军旅生涯中做出的牺牲也仿佛承诺了他个人更光明的未来,那持续的高压措施和不断传来的全数铲除反对派之捷报有目共睹,令对手完全无能为力。

  不过,厄运忽然而至。托托用我的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烟。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绝大部分兴致盎然,只有我偷偷瞄了一眼多卡波那女人的腿——人生总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1976年的某一天,那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不幸降临在了我们威严的将军身上:他最小的儿子——得给他起个名字,就叫胡安·曼努埃尔吧——忽然生了病,是严重的心脏衰竭,性命垂危。

  在最初的症状出现之后,主治医师严肃坚决、直截了当地宣布,必须尽快为孩子手术。医生会诊后决定,当天晚上就为已住进科尔多瓦军区医院的小儿子进行手术。在其父亲的首肯之下(旁边还有几个军队同僚、不停祈祷的妻子和另外三个儿子以及令人安心的教会高等神职人员陪同),小胡安在深夜时分被推入了手术室。

  近三个小时过去了,医生团队的軍医组长走出了手术室,一脸茫然,满头大汗。医生向将军解释说,他和同事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将军,现在我们必须暂停手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不能保证手术的成功。”医生严肃而凝重,托托也压低了自己的声音,仿佛在模仿医生的语气:“在科尔多瓦只有一位专家能挽救令郎的生命,手术太复杂,只有他能来操刀。连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我指的是穆路亚医生。您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心脏科专家。”

  “联系他吧,医生。”将军下令道,一脸急切。随后又以虔诚信徒的态度加上一句:“请让他救救我的儿子,若上帝能降福于他。”

  “将军,我已经找了穆路亚一整个下午了,一直找不到。现在我只能向您承诺,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但明天早晨之后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准。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您能派人寻找穆路亚再好不过。”

  这一刻——托托一边说,一边吞进了一大口杜松子酒,又向一直在日本国旗下读着布满天书般符号的报纸的寺田老板做了个手势——这一刻,贡萨雷斯将军叫来了他的助手,命令他派人赶往埃斯特班·穆路亚家中(当然了——托托申明——你们一定注意到了,这个姓名也是编的,跟故事主人公的名字一样),向他解释危急的情况,再把他护送到医院来,一刻也不得耽搁。

  助手向长官敬了一个礼,又迟疑了片刻后说:“有一个问题,将军。”

  贡萨雷斯盯着自己的下属——就当他是个上尉吧,托托说——那是跟瞪一个开了不合时宜玩笑的蠢猪一模一样的眼神。将军眉头紧锁,微微颔首示意他继续下去。

  “穆路亚的两个孩子都是反动分子,将军。”上尉说道,有些为难却依然坚持说了下去,“他的儿子三周前被关起来了,在比亚玛丽亚。小女儿正在逃亡……”

  “接着说。”贡萨雷斯催促道,维持着镇定,对下属的疑虑不为所动。

  “穆路亚医生自己也在逃亡,将军。他的家在比亚玛丽亚事件之后被突击搜查过,但没有找到他。”

  “已经离开科尔多瓦了吗?”

  “我们不清楚,將军。”

  “好,通知情报局和省联邦警察,在他的亲友中搜寻。给他打包票。交代下去,早上九点之前找到这个医生是第一要务。我说了,不要让他有顾虑。”

  自然,对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有关阿根廷武装部队大将军的私人生活细节必须被严格保密——托托被自己的故事弄得呼吸急促。但我们不难想象,那几个小时贡萨雷斯将军心中承受的煎熬;也大概能勾勒出旁边众人的焦虑、他妻子的悲痛和另外几个儿子不谙世事。

  托托说一会儿就停顿一下,给我们大家留下想象的时间。他这种考究且夸张的讲述方式让我有点心烦,不过确实牢牢抓住了观众们:多卡波的女人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大;斯宾塞的下唇不自觉地伸出,头还有节奏地一点一点;其他人也都差不多。星星酒吧里的每一桌客人在托托继续开始讲话的时候仿佛都不呼吸了。不过,想象一下,独处一室的时候,或是对着自己的办公桌,贡萨雷斯将军若扪心自问,命运的游戏有多么可怕,他一定会将其称之为上帝的意志吧。又或许,他会质疑自己权力的限度。另外,如果他将自己面前的难关和小儿子的病痛归咎于某件事或某个人,不幸中招的则会是这场战争,以及那些反叛的行动,它们才是使他面临如此意料之外的棘手情形之根本原因。

  托托在上一个句号之后停顿了很久,等着所有的人都问出同一个问题。多卡波的女人注意到了我在偷看她的大腿,紧张地把裙摆拉到了膝盖的位置,但没有跟我对视。托托又用右手食指叫来了日本老头儿,此刻正拨拉着杯子里浮动的冰块。咳嗽了一声之后,又点了一支烟。他说,所有的假设都放一放,第二天清晨,所有前往穆路亚住宅的人员传回了令人完全失望的消息,把贡萨雷斯将军仅剩的希望击得粉碎。托托这样说的时候,用上了亨德尔一般荡气回肠的嗓音。

  医生们有些残酷地向将军解释道,他的儿子需要进行紧急心脏移植手术,但其目前的状态坚持不到转院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连进行第二场手术也不可能,风险太高了。他们摆出了一个残酷的抉择——所有的抉择都是残酷的——这天凌晨一场不幸的车祸导致一个男孩脑死亡,他的心脏很健康,可以移植给胡安·曼努埃尔。医生们说,每一分钟孩子的抵抗力都在下降,受伤的心脏都会因营养不足而逐渐衰竭,要想救命,除非出现奇迹。而穆路亚医生是科尔多瓦全省唯一能做成这场复杂手术的心脏科医师。

  听完这些,肩扛常胜将军大名的贡萨雷斯依靠宗教信仰和军人的自制力好不容易收住了气,用勉强平稳的声音问道:“剩下的办法就是等死,要么就是你们来做没有把握的移植手术,对吗?”

  “他得到的回复是无比残酷的默认,”托托说。几秒钟之后,将军下令:“那就试吧。”

  此时,托托给出了一段更长的沉默。他又喝了一口酒,举起一只手擦了擦汗津津的额头,抬眼望向我们所有人,一个接着一个,像是在为自己制造的紧张空气致歉。随后他挑了挑眉毛,长舒一口气,说道,你们应该猜出来了,那孩子死在了手术台上。中午时分,这不幸的消息已如野火般烧遍了全城,与那个你们所有人都忘不了的重磅炸弹一起,传到了全国各地。就是在那天晚上,离这里不远的查科省玛加丽塔贝伦市,军方依据逃犯法规,处决了在押的二十多人。

  说这些的时候,托托的声音有些沙哑,他在段落的末尾处加重了语气。我们都沉默了,仿佛半空中飘浮着一朵乌云。这时我看到多卡波的女人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张开,就像一条死鱼。就在那一刻,广场上传来了支持自由派活动中的鼓声,是正在抨击阿方辛和贝隆一脉。听上去,这些激荡的鼓点就像是某个角落一颗隐秘心脏的跳动。

  贡萨雷斯将军之子的死讯传开后——托托把双焦镜架在鼻梁上,总结道,毫不放松那华丽的语调和律师特有的话锋。他不管写什么都是一个样子,在监狱里这么多年,还是一点都没变——两个说法也在监狱中散播开了:第一个是,该事对科尔多瓦军区的这位统帅打击太大了,或许他自此以后,就变了一个人(不清楚是变好还是更坏);第二个是,他得到了上帝最无可非议的惩罚。

  后来据可靠消息证明——托托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向寺田老板示意结账之前又说——那个星期天,在全国所有的监狱里,弥撒的规模都盛况空前。

  责编:李京春

  作品 2020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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