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翔

　　比起那些年少成名的“80后”，“70后”的付秀莹出道可谓晚矣，年过三十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然而她起步即速跑，一篇《爱情到处流传》使付秀莹的名字在文坛迅速流传开来;在短短几年间，一批颇具水准和标识度的作品相继问世，当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出版时，已有资深评论家称赞其初具大家风范。在中短篇小说领域耕植多年后，付秀莹近年接连推出了两部较具分量的长篇小说《陌上》和《他乡》，在收获文坛肯定的同时，也伴随着争议与讨论。关于这两部作品的话题还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而付秀莹作为“70后”作家的中坚地位，无疑也因这两部长篇得到进一步的确立。

　　翻开付秀莹的创作履历，会发现，从起步阶段，付秀莹就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可借用茅盾评价茹志娟的四个字来形容——“清新俊逸”，此风格在文坛不传久矣;而在此鲜明的风格之下，是付秀莹颇为自觉的小说美学追求，这或许便是她甫一登场便令文坛喜出望外的一个重要缘由吧。

　　真是人如其名，付秀莹钟灵毓秀、清莹秀澈的文学气质，使人不由念起她生长于斯的那片燕赵大地;将其与历史上的“荷花淀派”联系起来，或许并不牵强。尽管对于历史上是否存在着“荷花淀派”这一文学流派，在学界尚有争论，但以孙犁为代表的京津冀作家，在一个时期所形成带有共性的审美追求与风格，如清新朴素、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诗情浓郁等，并延绵影响到后世作家，这一条文学史的脉络还是较为清晰的。地气这东西就是这么奇妙，经年累月地浸润其中，对作家主体的影响不可估量。付秀莹诗性细腻的书写风格提醒我们，这个深厚的文学传统滋养了她。

　　如果将视线更放宽，付秀莹的创作其实融入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一脉，从《诗经》，到古典小说的最高峰《红楼梦》，直到近现代的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甚至萧红等。这一抒情传统，体现在小说叙事上，是比兴、托物言志的手法的娴熟运用;体现在小说文体上，多见小说的散文化与诗化;体现在文学气质上，则是一种自我内化的倾向。

　　诞生于付秀莹创作初期的《小米开花》，写的是步入青春期的少女小米的一腔心事：哥嫂的缠绵恩爱、小姐妹二霞的性启蒙、建社舅的性暗示性骚扰、月经初潮，以及身边自然万物的繁育不息，都在不断催熟着少女小米，使她开出花来。然而这花儿“寂寞开无主”，情窦初开的一腔怅惘和无处排遣的无名苦闷常常萦绕心间，真是情思百结，无计可消除。小说便在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思处入笔，写得玲珑剔透，细腻入微，将缥缈的女儿心事呈现得如此真切动人。

　　小说很难说有什么具体的情节，只是苦心经营细节描写。小说写到小米开始有了心事，然而一家人沉浸在哥嫂添丁的喜悦当中，忽略了小米的变化。小米常常发呆，择菜时将好豆角扔了，将满是虫眼的留下，将熟好的番茄扔了，将未熟的“青蛋蛋”剩在篮子里。“小米拿起一个青蛋蛋咬了一口，酸且涩。小米不由得咧了咧嘴。”这段细节既以小米择菜时的错乱表现了她有了心事之后的恍然若失、心不在焉的状态，又以青番茄比喻此时尚未成熟的少女，以青番茄之味暗示此时小米又酸又涩的心事。二霞带着懵懂的弟弟胖涛与小米在麦秸垛里玩的孩子气的、又带点性启蒙意味的游戏，以及二霞带有性意味的话都触动着小米，“二霞的话像一粒粒种子，撒下去，就开出花来了。空气里是一种很特别的气息，妖娆，湿润，粘稠，蓬勃，让人喘不过气来。黑暗中，小米的脸一点一点烧起来了。”小米终于静悄悄地“来了”，这不仅是身体上的变化，而且，她是个“有秘密的人了”，“看世界的眼光不一样了”。她怀揣着很多纷乱的心思，不知在生谁的气。小说这时又写道：“街上人来人往，空气里蒸腾着一股子热腾腾的喜气，仿佛发酵的馒头，香甜，带着些微酸。小米喜欢这种味道。她有些高兴起来。”作者用了几种不同的味道和气味来暗示、烘托小米不同阶段的心理，便将少女虚无缥缈而又异常敏感的心思呈现得可感可触而又含蓄蕴藉。小说结尾处：“小米——娘喊他。小米不答应。娘就教着孩子叫，姑姑——姑姑——不听话——小米还是不答应。孩子的小手肉乎乎的，一把把她的辫子抓在手心里。小米刚想回头，眼泪就在眼窝里打转。娘说：臭小子，看把你姑姑弄疼了。小米的眼泪终于扑棱棱落下来，怎么收也收不住。”

　　在这生机勃勃的庄稼地上，乡村少女小米像风中兀自生长的小花，她对于生命自然韵律的迷惘和困惑，独自在黑暗中摸索的孤独，满腹无名的烦闷、委屈、惆怅，在粗枝大叶的爹娘跟前无法诉说，心事压抑隐忍着，最终借助小侄子拉扯自己辫子的那只手，将成长的柔软的疼痛宣泄出来，在小米决堤的泪水中，或許还混合着一点欣悦。小说将青春期少女的心思描述得如此微妙细腻，富有层次，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抒情意味。

　　另一篇诞生于创作初期的短篇小说《翠缺》也值得玩味。《翠缺》写的是一个被性侵的女孩多年之后复仇的故事，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故事，同样被作者处理得细腻幽微。翠缺在懵懂无知的孩童时代，曾被男子大战诱骗到玉米地里实行性侵，多年后她慢慢回味过来，心里对大战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大战办家具厂发家致富，成为村里的香饽饽，人们都想上他的厂子打工挣钱，有闺女的人家，心里都惦记着大战，只有翠缺说出狠话“天下男人都死绝了，也不会看一眼那堆臭狗屎”。等到大战娶亲时，翠缺心里却也不是个滋味，“有那么一点酸，又有那么一点苦，还有那么一点疼”。当年性侵自己的男人娶了别人，他不仅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而且过得越来越风光，而年幼时被侵犯的往事却如同一个噩梦，那撕裂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疼，想到自己无法跟人控诉，又无法离开此地，感到难以咽下命运的苦涩。作者以几个形容词就将乡村少女翠缺此刻微妙复杂的心情揭示了出来。迫于生计，翠缺还是进入到大战的厂子打工，收到大战多给的工钱，她的心又被刺痛了，这是一种真实的屈辱感。终于，在小说结尾处，大战又想侵犯翠缺：

　　“翠缺，甜秫秸，想尝不？

　　下露水了，有一滴正砸在翠缺的眼睛里。

　　翠缺。大战的声音慢慢地软下去，身子也慢慢地软下去，翠缺，你……

　　翠缺看着那把大剪子在大战的胸前颤悠了几下，终于不动了。她轻轻叹了口气。天已经完全黑透了。月亮慢慢地爬上来，亮得很，只是不怎么圆。明天，就是八月十五了。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哩。翠缺想。”

　　翠缺用剪刀刺倒大战的场景被作者处理得诗意而轻盈，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翠缺的意识跳跃在被性侵的当日和复仇的眼下，她竟然还留意到了窗外黑透的天色和慢慢爬起来的月亮，那弯不圆的月亮，一如她残缺的身体。或许正是“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在轻盈当中，我们感到了沉重;在诗意当中，我们更深刻感到了乡村女性命运的悲哀。这也是付秀莹在抒情与现实之间所建立的关联。

　　与《翠缺》一样，《大青媳妇》和《九菊》均是以女性为标题，在回忆性的语调中讲述的是女性命运的悲哀。因家境贫寒而嫁给只有十岁智力的傻子的“外路人”大青媳妇，在婚后渐渐地难挡自身蓬勃的生命欲望，与乱耕私奔，而后复又归来，直至成为男人的“群宠”，最后锒铛入狱。而美丽的九菊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家庭，在一场错综纠缠的乱伦关系后，远嫁他乡，嫁给一个“老，而且，盲”的男人。两篇均涉及道德禁忌，作者却以“去道德化”的美学处理方式，呈现美丽被毁灭的过程，表达一种对于命运的深沉而又静默的悲哀。我们读来，恰如有人形容读孙犁《铁木前传》的感受那般，“为美所伤”。

　　付秀莹的美学风格在最初的创作中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具体说来，她的小说有散文化的倾向，注重抒情氛围的营造，常常以景物烘托人物心理;富于古典韵致，意境优美含蓄，叙事细密，语言细腻，节奏从容，张弛有度。这种风格在她其后的创作中得以保持，尤其是在她书写乡村的那部分小说中，这也说明，付秀莹相对成熟的创作起点。

　　付秀莹对于那种微妙的、具有张力的感情好像有特别的兴趣，写起来总是很有耐心。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喜欢在那些任性的边界处小心翼翼地游走，微妙的，惊险的，战栗的，有一种纠结于毁灭与新生之间的审美力量，仿佛悬崖上肆意绽放的罂粟花，有多么绝望，就有多么美丽。” 早期创作的另一个短篇《灯笼草》，让我们想到《诗经》的比兴手法。小说开篇写天色，要下雨了。“小灯抬眼望了望门外，院子里雾蒙蒙的，像是笼了一层薄薄的烟，偶尔有风过来，就恍惚了。”小灯忙完家务，料理好孩子，在春天的雨夜，听着雨声，想着心事，“就恍惚了”。小灯想起了多年前与大伯子二桩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恍恍惚惚、似有若无。当年，二桩当兵回来，小灯陪二桩去相亲，相亲那天，她穿得格外漂亮，倒像是她去相亲。相亲没成功，两人一前一后骑车回家，“她很想看看他的表情，可是她看不见”。寒食节给先人烧纸钱，小灯看到二桩脸上淌满了泪水，没有一点声息，她感到“心里有个地方疼了一下”。再后面两人独处的一个风雨夜，二桩喝了酒，干柴烈火，一触即发，小灯迟疑了片刻，撩开帘子，走出了房间。

　　“雨点子落下来，抽在她的脸上，像鞭子，火辣辣地疼。小灯在雨地里站着，站了很久。夜空乌沉沉的，像墨。空气里有一股植物汁液的气息，湿漉漉的，新鲜得有些刺鼻。雨水顺着瓦檐泼辣辣流下来，溅起一阵阵水花，溅到她身上，霎时就透了。她静静地打了个寒噤。”

　　屋内是干柴烈火，屋外是大雨倾盆。空气中有植物汁液的气息，那是生命欲望的气息;而冰凉的雨水及时浇灭了小灯星星点点的欲念之火。发乎情而止乎礼义，那个雨夜的往事只成为日后可以从容忆起的淡然心事，而读者也仿佛跟着松了一口气。“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风雨交加，鸡群骚动。小说中的两个雨夜，一个淡然悠远，一个张力十足，风雨之夜，既是意境渲染，也具有了表意功能。

　　在多年后创作的长篇小说《陌上》中，我们又读到了一场雨。小说写到翠台为了儿子的事在香罗处受了憋屈，回来见到地里新出的马生菜，临时起意买肉回来包饺子，不巧被单过的儿媳妇爱梨撞上。担心爱梨误会自己躲着她包饺子自己吃，像做了亏心事似的，话里话外便有了些做贼心虚的气短，刚好这时丈夫根来回来了，随口说了一句：怎么，今晚吃饺子？翠台一肚子的火一下子就爆发出来，将怨气撒到根来身上。这时，小说笔锋一转，又来了一场“及时雨”：

　　“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雨来了。雨点子落在树木上，飒飒飒飒，飒飒飒飒，听起来是一阵急雨。窗玻璃上亮闪闪的，缀满了一颗一颗的雨珠子，滴溜溜乱滚着，一颗赶着一颗，一颗赶着另一颗，转眼间就淌成了一片。根来湿淋淋地跑进跑出，把院子里的东西该收的收了，该苫的苫了，又去关东屋西屋的门窗。鸡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雨弄晕了，躲在廊檐下，咕咕咕咕咕咕抱怨个不休。树枝子乱摇，天黑得像是泼了墨。”

　　仿佛摇动着的电影镜头，小说笔锋再一转，屋里却已经是风雨过后的平静，在橘黄的灯光下，气氛倒显得格外静谧温暖。这场说来就来的雨仿佛是人物内心情绪的外化，阴晴不定，暴风骤雨;这场雨也仿佛是一种间隔符或休止符，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暂时平息了一场家庭的战火，一如在《灯笼草》中它及时浇灭了情欲的火苗。

　　一如曹文轩所言，阅读付秀莹的作品，我们随时可以与风景相遇。“而她的风景又是别具一格、气象非凡的。她的风景背后，似有中国古典诗歌的风韵。世间万物，在她这里都是有灵的。”

　　西方浪漫主义者信奉万物有灵，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在分析浪漫主义风景描写的特点时十分确切地抓住了一个词：精灵。浪漫主义者并不在意风景的有形之體，而特别关注自然万物的无形之灵。不过，放在中国的传统中，“万物有灵”的观念也其来有自。从“万物有灵”到“天人合一”，中国的先民在建立着朴素的哲学观与自然观，也在建立着朴素的美学观。

　　风景描写无疑构成了付秀莹小说重要的有机部分，成为付秀莹小说中重要的“风景”。但她很少静止地描写风景，在她笔下，风景是有情的风景，风景不仅构成了她小说文本的某种审美“装置”，甚至还构成了某些情节要素。风景描写成为她重要的抒情方式。就小说创作来说，高妙的抒情，往往不是直抒胸臆，而是要通过细节点染、抒情氛围的营造，要寻找内心情感的外在对应物，也就是说，需要实现情景交融的抒情效果。

　　中篇小说《旧院》中，那棵枣树是旧院最重要的风景。“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很老了。巨大的树冠几乎覆盖了半个房顶。春天，枣花开了，雪白的一树，很繁华了。到了秋天，累累的果实，在茂密的枝叶间，藏也藏不住。”这棵枣树以俯瞰的姿态默默注视着这个院子里的喜怒哀乐，人事变迁。小说中数次写到枣树枣花，每一回都别有韵味。姥姥招了父亲做上门女婿，强势地要求他改姓，而性格刚硬的父亲拒不同意，双方陷入僵持对峙，而母亲夹在中间，极度犯难。这时，小说写道：“母亲坐在院子里，看着一朵枣花慢慢落下来，落在印着红喜字的脸盆里，在水面上悠悠转着。母亲的眼泪淌了一脸。”小说后面又写到，经历了世事荣辱的“我舅”（实则是上门女婿五姨夫）守着旧院的寂寞与清贫，“一朵枣花落下来，栽在他肩头，只一会儿，就又掉下来，掉在水瓮里，悠悠打着旋儿。我舅盯着这朵枣花，失神了很久。”花自飘零水自流，原本与人无干，然而，在新婚用的红脸盆里打转的枣花和在水瓮里旋动的枣花，仿佛著上了情绪的色彩。那是绚烂过后的飘落，是无以自主的命运，道是无情却有情。小说最后又回到了那棵枣树，“枣树更茂盛了，开花的时候，如雪，如霞，繁华一片。”时间无情流淌，映照着世事无常，枯荣有序。

　　“农历三月初三，万物都醒了，是個好节气。见本媳妇早就跟孩子们说好了，三月三，大家都回来，回来过节气。”与《六月半》一样，《三月三》以民俗节气代表芳村的“常”，这“常”说来也简单，就是婚嫁娶丧、家人团聚共享天伦。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愿望似乎也越来越难满足。三月三，见本媳妇一大早便开始精心准备一家人的吃食，却总也等不来各自成家立业的儿女们，眼见已日过中天，她的盼望渐渐变成了担忧。那部她总也学不会使的电话机仿佛是一个象征，看似增加便利，却阻隔了她与家人的情感交流。

　　在《迟暮》中，赶不上趟儿的是一位老汉，一位年迈的父亲。男人的力量几乎消失殆尽，曾经的一家之主渐渐沦为“局外人”。儿子和儿媳妇商量着要将田地转包，去城里打工，把他独自撇在家中。“还有一集，就是端午了。过了端午，也就是说，再有五天，他们，儿子儿媳，就走了。”作为一辈子守着土地的农民，他尽管不情不愿，却也知道儿子的话没错。“单靠种地，不行了。不比先前。先前有了地，什么都有了。如今，村子里的人，尤其是年轻力壮的男人，有几个肯白白呆在家里种地？”随着时代变迁的，还有生命的衰老，这是人类永恒的悲哀。《空闺》中，双月在男人进城务工之后，独守空房，担忧男人在城里“学坏了”，怕他在外寻花问柳的心理，反复折磨着她。《跳跃的乡村》中，受折磨的是村妇秋然，村里空场上兴起的街舞令她感叹世风不古，女儿小满加入街舞队伍尤其折磨着她，办厂子办得风风火火的丈夫二发也令她不安，怕他被风骚的斗子媳妇勾引。《苦夏》中留守儿童丫豆儿，由年迈的爷爷照料，她对爹娘的思念只能寄托于一根电话线;而被全叔性侵，听人议论爹娘在城里干见不得人的勾当，给她幼小心灵蒙上了阴影。《旧院》中一个由“姥姥”主政的阴性院落中，女儿们在时代变幻中经历着各自的人生际遇与命运沉浮。《锦绣年代》中，与“我”青梅竹马的表哥，那个翩翩少年，已淹没于凡尘俗世，消失于时光尽头。

　　在众多篇什中，付秀莹反复书写着芳村的常与变，书写着时代之变对于乡土伦常的冲击。一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乡土中国是以传统伦理价值为精神内核的。有评论者说，付秀莹的乡土小说表现的便是这种“人伦之正” 。确实，“人伦之正”构成了付秀莹小说美学的根基之一。然而，我以为，付秀莹同时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乡土社会中人伦的变异，她往往从很小的切口进入，描绘社会的巨变在乡村的投影，呈现这些变化如何在人心中激起或大或小的波澜，甚至改写了人物的命运。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虽然在此不断触及乡村新的社会矛盾，触及时代的症结与难题，然而，她的方式却是充分文学化的。在人物的内心波澜或者细微褶皱间，作者以小喻大，见微知著。

　　“常”与“变”之间的辩证与张力，构成了付秀莹的“芳村”叙事美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陌上》开始以“楔子”将芳村的人口结构、家族关系、地理空间、人情风俗予以总括式的介绍，接着人物逐一登场。首先是翠台。翠台比《六月半》里的俊省要幸运得多，虽然张罗给儿子娶亲，也遇到了“金钱”的考验，少不了一番低三下四委曲求全，但俊俏的儿媳妇好歹是娶上门了。然而，“六月半”关口虽过，生活却并非顺顺溜溜地流淌下去，对于传统农村妇女翠台而言，要适应的变化有很多：自己打小看不起的妹妹素台，成了新富一族，为了筹措聘礼，不得不厚脸皮上门借钱;因为种种日常龃龉渐渐疏远了的堂妯娌香罗，主动提出介绍新婚的儿子大坡去大全的厂子干活，翠台一方面不耻于香罗卖弄风情，与大全等男人不清不白的关系，一方面却又暗自期望香罗能借助于这些关系把大坡留在自己身边……作者有意通过翠台这个内心敏感而又循规蹈矩的农村妇人的心理来感受芳村日常生活中这些微妙的变，而通过在“小年”这天的故事冲突来凸显人心的变。翠台对于小年的重视，与儿子儿媳女儿对于小年的轻视甚至忽略构成了叙事的张力。而在此之上，是风俗之变与时代之变：

　　“芳村的风俗，腊月二十三，祭灶。这一天，灶王爷要上天。上哪去？当然是上玉皇大帝那里去，是复命的意思，用现在的话，叫做述职。灶王爷掌管人间的烟火，辛苦劳碌了一年，是该要好酒好菜恭送他老人家。上供的供品，除去鸡鸭鱼肉，还有一样万万少不得。一种甜食，叫做糖瓜的。又黏又甜，沾在牙上，半天下不来。这糖瓜的意思，是黏住灶王爷的嘴巴，防着他到了玉皇大帝那里，说人间的坏话。这几年，也不知为什么，糖瓜这东西竟渐渐少见了。好像是，人们觉得糖瓜太平凡了些，肥鸡大鸭子有的是，尽着给仙家上供就是了。也好像是，人们都忙，灶王爷说不说人间的坏话，也都顾不得了。总之是，在芳村，糖瓜几乎是已经绝迹了。”

　　相对于《六月半》中“变”对于“常”的暴力撕裂（儿子死于非命，母亲不堪重击），在《陌上》开篇的翠台故事里，“常”却以一种绵韧的力量不断地尝试修复“变”所造成的裂隙（如委屈的翠台迅速擦去眼泪的动作）。在急剧变动的乡村现实中，这种修复无疑是无比困难的，因而，它更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修复。

　　《陌上》显然不是一部全景式地展现农村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这从它的人物和结构中看以见出。《陌上》没有一个被突出塑造的主人公，各个人物穿行在芳村的各个方位，你方唱罢我登场，如行云如流水，如生活本身的样子。恰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陌上》的结构法可以叫做“人像展览”式结构，全书基本上每章重点写一个人物，总共写了24个人物。而每章重点写一个人物的时候，其他人物也会穿插互现，这可以叫做“串门子”的手法。 用作者自己的说法，“我是用散点透视的笔法，试图勾勒一个村庄的点和面，试图由此呈现一个村庄的整体的风云” 。可见作者本人对于采用这样的方法来结构这部长篇小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符合她“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地呈现芳村的“常与变”的追求。《陌上》并不像传统的长篇小说那样遵循线性的时间，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一步步推进。然而，这并不是说《陌上》的时间完全消失在空间里面，仔细阅读会发现，随着每一章人物转换和空间位移，时间也在流动，这一方面表现为节气与四时“风景”的更替，另一方面则是时代之变的或显或隐的投影。

　　如果说《陌上》并没有一个传统意義上的主人公，芳村才是《陌上》这本书真正的主角，那么，风景便是这主角的“面”，女性的心事便是这主角的“里”。在“风景”的选择上，芳村人有自己的美学：

　　“在芳村，多的是各种树，杨树，柳树，刺槐，椿树，也有人栽了枣树，石榴树，苹果树，桃树，却不大见杏树和李子树。都说是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人们知道杏和李子这东西不好，就索性躲着它们。这地方的人家，也有好花草的，却并不多。若谁家的廊檐下，或是影壁面前，栽了美人蕉，夹竹桃，或者是月季，或者是牵牛花，这家的主人，一定是一个爱好儿的。在芳村，爱好儿的意思怎么说呢，好像是讲究的意思，又不全是。总之是，爱好儿，也有爱干净，爱脸面，爱漂亮的意思。仔细想想，似乎也不全是。其实呢，这地方的人家，更多的是种菜。比方说，在自家的院子里，搭上一个丝瓜架。丝瓜这东西，牵藤爬蔓的，长得疯快。开花的时候，是一朵一朵的黄花，明艳极了。丝瓜呢，一条一条垂下来，累累的，十分的喜爱人儿，或者是种架豆角。架豆角讲究的是搭架子。用细的竹枝子，或者干脆就用棉秸子，仔细搭好了，专等那豆角蔓子往上爬。这种架豆角开一种小紫花，一簇一簇的，晴天是欢喜的意思，雨天呢，又是哀愁的意思。这样的菜，又可吃，又可看，芳村人都喜欢。”

　　而女人的心事每每与风景交融在一起，如前所论，这是付秀莹喜欢的抒情美学。女人的心事就如“灯笼草”。到底什么是“灯笼草”？在小说《灯笼草》中，付秀莹写道：“垄沟边长着灯笼草，细细的叶子，春天的时候，开着一种粉色的小花，像灯笼。灯笼草在乡野极常见，田间，地头，垄上，满眼都是。小灯见了，总想把那小灯笼打开——它细碎的花瓣深处，藏着什么？”

　　这小灯笼草，正像小灯枝枝杈杈的小心思，有时候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一如她对二桩的感情，一如二桩对她的感情，说不清道不明，然而，也不可说不可说。这灯笼草也正像付秀莹笔下那些女性兜兜转转暗藏的小心思。

　　“不过才两天，麦田里飞芒炸穗，很有几分样子了。疯吹过来，叫人不免担心，那金黄的麦粒子，会不会被吹到地上。香罗身上燥热，却伸手把空调关掉，把车窗摇下来。风哗啦哗啦注满车子，带着麦子特有的焦香，还有湿漉漉的青草的味道。开出好远了，香罗忽然想，方才，草棵子里跳出来的那东西，是不是一只野兔？或者，干脆是一只野猫？

　　前面是苌家庄的老坟，柏子树郁郁葱葱的，遮天蔽日。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鹧鸪在叫，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这是小说第二章，主要人物是香罗。香罗是苌家庄风流女子小蜜果的女儿，跟她娘一样也是一个风流种子，因小蜜果的名声不好，她便嫁到芳村做了老实木讷的根生的媳妇。她到城镇上开了美容院，当上了老板，又与芳村的能人大全保持着暧昧关系。小说将这段故事的节气放到了端午前后，飞芒炸穗、青草如烟，树木葱郁，野兔野猫乱窜，一片活泼的春末夏初风景，空气中满是万物繁衍的气息，那一声声鹧鸪啼叫，“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声声入耳，呼应着香罗情欲喷张、燥热的心事。付秀莹将这些活色生香的女性很自然地安放在乡村的大地上，安放在蓬勃生长的庄稼中间，她们也如同行走着的饱满多汁的庄稼，生机勃勃地繁衍生息。付秀莹的芳村叙事因而具有了某种阴性气质。

　　《陌上》写到了众多乡村女性的心事，翠台、望日莲、香罗、瓶儿媳妇、银花、小鸾、喜针、素台、兰月、春米等，使它成为一部阴性的乡村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真是不常见。萧红的《生死场》书写北方乡村的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被鲁迅解读为民族国家寓言，在学者刘禾看来，《生死场》还包含着彼时女性真实痛彻的生命经验，它在被压迫民族的经验之上又叠加了被压迫性别的经验。与《生死场》相比，《陌上》则倾向于家长里短的日常经验，更多地是借鉴了世情小说的笔法，在女性微妙细密的心事呈现上，我们想到的是《红楼梦》。而在芳村围绕着大全、建信这样的经济、政治暴发户，所编织的纷乱的男女欲望之网，则又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金瓶梅》。

　　在付秀莹的第一本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作家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中，全部篇目被一分为两辑，上辑“爱情到处流传”的各篇均系芳村叙事，而下辑“花好月圆”的各篇则将文学视线移到芳村以外的世界。仿佛如一道分隔线，分开了城与乡的“这边”与“那边”。

　　将《花好月圆》置于下辑首篇颇有意味，它讲述的内核故事其实是一对身份不明、关系不明的中产阶级男女相约共赴黄泉、以身殉情的故事，我们在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和王安忆的《小城之恋》中都读到过类似的故事，付秀莹叙事的特别之处，这对男女的故事始终没有被正面讲述，它隐于茶楼那间“花好月圆”茶室的帘幕之后。而叙事者的眼光则是来自从乡村来京，在茶楼打工的女孩桃叶。初来乍到，她对于京城怀着陌生、好奇和忐忑。而这对相拥殉情的男女则给了她这个都市外来者以强烈的震惊体验。“花好月圆的茶室，一切如旧。每天，迎来送往，满眼都是繁华。只是，桃叶却有些变了。”

　　中篇《无衣令》，是另一个“桃叶”的故事。在京城打工的乡村女孩小让本来也是在老乡开的小饭馆当服务员，偶然结识了报社副总老隋，小让在家乡虽有“糟糠之夫”，却禁不住已婚的老隋的追求，成为其“二奶”情妇。心思单纯的小让并无多大的野心，只是享受在茫茫都市被呵护被温暖的感觉，享受“家”的温馨。然而，在老隋升职的关键时期，东窗事发，小让被牵扯其中，成为牺牲品。“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老隋此刻发来的短信不足以抚慰她，在北京刺骨的寒冬中，她恍有所悟，能与她“同袍”的唯有乡下的“糟糠之夫”。《琴瑟》写一对在城市里艰难谋生的夫妻，妻子在路边偶遇一名都市男性，使她经历了一场内心的风暴，对比自己蹬三轮车的丈夫，妻子对于自驾小轿车的斯文男人的性幻想，既代表了她对于理想男性的想象，也代表了她对于一种社会身份的向往和渴望。但是现实很快使妻子平复，与贫贱的丈夫相濡以沫，虽属无奈，却也踏实可靠。“琴瑟”二字，既形容一种情感的和谐状态，也暗示出身份对等方能“和鸣”。两篇小说从正反两面去揭示城乡、阶层、性别之间的差异与权力关系。

　　事实上，早于付秀莹开始写作，她便已离开河北乡村，定居于北京。如果说，乡村生活是她的远去的记忆，那么城市生活便是她此在的现实。乡村经验在她是内在于身体的，熟稔、可供信手拈来，只待重新地咀嚼、编织、再造;而城市经验则仍然在增长变化的动态过程当中，作者如同《花好月圆》中的桃叶，需要克服初来大都市的震惊体验，消化陌生而异己的经验，生成新的观察角度、美学方式和创作主体。在创作初期的城市书写中，可以看出作者尚处于尝试和摸索的阶段，还无法形成集中而强有力的题材和主题。如《百叶窗》《对面》等表现办公室政治，女主角都是一位大学毕业留京，初出茅庐便要面对机关复杂人际关系局面的职场新人，因为青春貌美，还不得不面对办公室的微妙的性别政治关系。这大概是初入职场的作者将还没有充分进行思考发掘和美学转化的直接经验，轻易地放进了小说。《出走》《火车开往C城》《你认识何卿卿吗》等以男性心理为表现对象，写都市男性在平庸琐碎的单位事务或家庭生活中，被压抑与扭曲的欲望与心理。作品以人物一次“出格”的行动来呈现他们逃离日常生活的冲动，这是一场“白日梦”，最终他们还是不得不回歸到他们厌倦的生活常轨当中，那是都市芸芸众生逃不掉的宿命。“陈皮靠在椅背上，他吃饱了。这一刻，他心满意足。所有的那些小情绪、委屈，悲伤，怨恨，他都不愿意去想了。他这一生，都毁了。然而，能怎样呢。就连艾叶，也料定，他总会回来。他无处可去。……陈皮翻了个身，很快，又睡熟了。”（《出走》）真是人生无梦到中年啊！

　　渐渐地，随着都市经验的累积和思考探索的深入，付秀莹开始发展出一个新的叙事方向，即揭示都市人群的精神隐秘与错综暧昧的情感勾连。

　　《如何纪》将笔触深入一个表面上风光无限的家庭“幽暗的内核”，张向北是农村出身的一介书生，阴差阳错地娶了副市长苏剑的女儿苏书慧，此后，张向北由教授而院长、由院长而副校长，一路青云直上。妻子美丽端庄却依然令他有所不满足，一次“艳遇”令他念念不忘。与此同时，苏剑的第二任妻子爱琴，这个“万千宠爱集一身的市长夫人”，却趁着每月到郊外圆月寺上香的时间，奔赴与情人的约会——丈夫在官场练就的“喜怒不形于色”令她生厌，她渴望的是激情，是“疯狂的，惊艳的，生命的华彩章节”。张向北和爱琴在各自出轨的场合偶遇，幽微的私情被掀开一角。小说从表面光鲜的婚姻中探幽发微，直击暗疾丛生的人性。

　　中篇小说《醉太平》也是这一方向上的力作。小说写京城文化学术圈的世态人心，这个圈子的人“在浪漫和堕落之间”，“又逢上这么一个大时代，闹哄哄的，有破有立，或许终究，破的比立的多。到处是断壁残垣，到处是尘土飞扬。人心呢，就有些俯仰不定。”“这个时代，精神和物质之间的相互转化，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力。在京城，文化更是如鱼得水，有多少人打着文化的幌子混饭吃。文化的冠冕之下，是叮当作响的白花花的银子。”在学术期刊主编老费所置身的文化学术圈中，生态链秩序井然，弱肉强食，明规则、潜规则盛行，利益交换，欲望角逐，男男女女沉浮其间，暗通款曲。圈子里，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而圈中人揣着明白装糊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地一起把游戏继续玩下去。作者将人物置于关系网的社会结构之中，书写在这个结构中，文人被时代所劫持的生不由已的困局，以及无力的挣扎，其批判反思的笔力已更进一层。在那场文人雅集的聚会中，学术大佬袁爷喝高了，坐在那里指点江山，说着说着竟破口大骂：“什么他妈的学术，狗屎！”被众人扶下场时，还大声吟道：“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老费觉得在袁爷悲慨豁达的背后，竟是满怀萧索。而他也不由怀想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青春时光，那时的他相信，“书斋里的那一盏孤灯，是能够照亮整个世界的”。那时的他对未来有多少想象和期待，如今只能黯然无奈地感叹一声：“年少轻狂，年少轻狂啊。”太平盛世醉太平，作者以微讽的笔调，已戳破了“太平”中的假象，流露出丝丝荒诞与悲凉。与在社会上混圈子的虚与委蛇、尔虞我诈相伴随的，是夫妻之间、男女之间的牵扯不清、暧昧不明。老费与刘以敏十年的稳定婚姻，因老费撞见刘以敏出轨而告破。在婚姻家庭中表现得如中药味般内敛、低调、沉静的药剂师刘以敏在离婚后，却被老费在娱乐场所偶然撞见了装扮时尚、袅娜多姿的另一面。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她？而老费与有夫之妇易娟的偷情虽酣畅淋漓，极度疯狂，然而，老费却很清楚自己何曾对她有过半点真心，而易娟在老费之外可能还另有情人。“床上跌宕的那一点真心，在坚硬的现实世界中，仿佛阳光下的薄雪，美丽是美丽的，却虚幻得很。”

　　从“芳村”到京城，随着时空的流转，付秀莹渐渐在她所得心应手的乡村叙事美学之外，发展出一套新的城市叙事美学。如她所言：“城市中对人的巨大的挤压，物质的，精神的，心灵的，都是现代人的城市病的缘由，都市人内心的荒芜，情感的淡漠，道德的溃败，欲望的横流，是时代的某种征候，是精神疑难。我试图从人性的角度，探索这个疑难解决的可能性。” 对付秀莹而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她首先并且最终关注的是生活其中的“人”，她致力于表现“人性中那些明处和暗处，那些幽微的，隐秘的，曲折的，明暗交错的部分”。这是以“小”见长的女作家面对一个庞然大都市时所自觉选择的视角。

　　短篇小说《那边》可以看作是一首新时代的“闺怨诗”。传统的闺怨诗的抒情主体是弃妇或思妇，《那边》的抒情主体是被有钱人则是养在高档公寓中的“小三儿”。从开篇“半夜里，不知怎么就闹起别扭来……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到终篇“北京的黑夜，真的来临了”，小说借用了戏剧的“三一律”原则，截取了“小三儿”小裳在被包养公寓中生活的一天。自然，这一天的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有意味的”——与老边的怄气是委屈的爆发（“往日的千种冤仇顿时涌上心头”），与闺蜜“林妹妹”的吐槽带出女性命运的分野（平凡幸福的家庭生活与不甘平凡却陷入泥潭挣扎的生活），与母亲的通话及到邮局给家里寄钱交代了人物的出身和社会阶层（使一个弱女子沦为小三有了现实依据），偷看到老边的手机信息让她对自我的境遇有了进一步的“惊醒”（不过是情人之一），而与送快递者的交媾则是欲望的释放（年轻强壮的“小公马”般的肉体仿佛是她深藏于心昔日恋人章同学）。小说叙事采用内视角，笔力深入小裳这个特殊身份人物的自我意识，层层点染出她的无奈与不甘、隐忍与怨怼，她被压抑的如洪水猛兽的欲望及深藏的一触即发的疯狂。《那边》以一个独特的角度写出了现代大都市中的“闺怨”。被小裳称作“那边”，即老边与法定妻子的家庭生活是一处留白，存在于小裳与读者的想象之中。进一步地想，在“那边”的女性生活未必不是另一处“闺怨”。对女性来说，可谓人生处处都是“闺怨”。

　　进一步说，对于都市人隐秘复杂的情感世界而言，“那边”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潜流暗涌，一如都市的地下水管道，暗地里四通八达，纵横勾连。“那边”无处不在，人心隔肚皮，每个人都互为“那边”。一如《尖叫》中的女主人公今丽，看似幸福平静、完美无缺的婚姻生活被丈夫老车在高潮时的一声“尖叫”给打破了，从此，老车在忘我的亢奋状态下所喊出的那个名字“笑贞”就横亘在了夫妻之间。付秀莹的小说总是从人物心理的细微处着力，杯弓蛇影，煞是好看。那个周末下着细雨，夫妻俩去超市购物，偶遇到老车的女同事笑贞，一个听来的名字有了具体的形象。回来的车里，老车说说这个，说说那个，说着说着自己又笑起来。在敏感的今丽看来，老车的表现得有些反常，他是在掩饰什么吗？这次没有心理准备的不期而遇是否暴露了他的秘密？而今丽也跟着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腮帮子酸酸的，牙齿却是凉森森的。笑着笑着就呛住了，咳嗽起来。”车里的气氛有些尴尬，“雨刷子在车玻璃上来来回回的，徒劳地努力着”。这是暗示两人这相互掩饰的徒劳吧，是女人的第六感也罢，是女人捕风捉影的猜疑心也罢，反正情感的罅隙从此抹也抹不掉。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这是张爱玲的感悟，想必同样也是付秀莹的感悟。在小说《留情》中，张爱玲写一对老夫少妻米先生和敦凤婚姻中的龃龉、盘算、将就、妥协，她嫁他是为了钱，他娶她是为了体面，“然而敦凤和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的”。在付秀莹的小说《如意令》中我们读到了类似的故事。乔素素和海先生是二婚，人生走到一半，没有了年少时的激情，过得愈发小心翼翼，因为未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少。重新组合的家庭，不能说事事称心如意，偶尔也有情绪，但人到中年的阅历与理性使他们清楚，这段婚姻是平衡的结果，是优化的选择。小说也围绕两人一同出门兜兜转转的心思展开，在外面，婚姻过的是面子，在路上偶遇曾经的女同事，同性间的暗中较量，体面的海先生没让乔素素输人;而在家里，婚姻过的是里子，如意不如意，只有自己知道。在街上，夕阳西下的时分，他们见到一对老夫妇，正预备过马路。“老先生提着一兜青菜，另一只手拿着报纸。老太太抱着一个油汪汪的纸袋，一只手扯着丈夫的衣襟。”这对老夫妇也会是他们的未来吧？老来相依为命，这便是大多平凡的夫妻最好的晚景和归宿吧。

　　如同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红》《白》《蓝》三部曲中反复出现一个老太太将玻璃瓶子扔进垃圾箱的镜头，付秀莹的几篇小说也都出现了一对老夫妇的镜头。在《那边》中，小裳在小区花园里看到一对上等人家的老夫妻，“一个老先生坐在轮椅上，脸上淡淡的，看不出什么。那个老太太，推着他慢慢走，脸上也是淡淡的。”小裳想：“这么漫长的一生，他和她，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个老先生，脸色郑重，甚至，有点岁月悠长所馈赠的慈祥安宁，看上去倒还是一本正经，谁知道他的内心呢？”

　　同样的场景在短篇小说《刹那》中也出现了一回。路小影在阳台眺望楼下的小花园，看到一对老夫妻推着带轱辘的小车，要去菜场买菜。两人都不说话。“遇到坎坷的时候，老太太就赶紧做出帮忙的姿势。哪里能帮得上？……老太太目光平和，什么都看不出来。也不知道这么长的一生，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她幸福吗？她折腾过吗？她后悔吗？她怕吗？”这段话投射的是路小影内心的困惑，她的人生从来没有走错一步，从小到大，念书，考试，上大学，嫁人，生儿子。婚姻圆满，工作顺遂。然而，在面对台湾男子的情感诱惑时，在人生道路上一贯正确、纹丝不乱的路小影开始质疑自己的人生：“一点故事也没有，一点色彩也没有。正像黑白电影，正大刻板无趣的教育片。稳妥自然是稳妥的，可是凭什么呢。”小说写了一个女人对日常正规的逃亡和回归，内心风暴的旋起旋灭，其心事曲折幽微处，亦是作者笔力纵横处。

　　事实上，在都市叙事中，付秀莹所擅长表现女性心事的本领依然有所发挥，只不过，表现对象从乡村女性转到了不尴不尬的都市知识女性。《红了樱桃》写都市“剩女”樱桃的满腹心事。故事说来简单，一如一些知识女性之所以被“剩”下的故事，她本身对爱情和婚姻有较高的要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她的人她没有感觉，而她喜欢的人，要么不喜欢她，要么就是玩弄感情游戏，并没有真的打算谈婚论嫁。官员连赞可算是一个体面的结婚对象，无奈樱桃动不了心，便也下不了决心，直至对方打了退堂鼓;而风流倜傥的大学教授唐不在称得上是“渣男”，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风流占尽，阅人无数，收放自如，樱桃在这段关系中彻底被动。付秀莹对樱桃心事的描画可谓极尽能事。她比喻樱桃一个人远离家乡漂在北京的孤独，“像一个孤魂野鬼”，从夜宴回到家，仿佛是《聊斋》里的书生，使劲扣家门，“以为里面有爹娘，有故乡，有命里梦里最温热的一把土”，扣醒了，才发现，竟是一片荒草如烟的坟地。她比喻樱桃在经历了情感蹉跎后的那颗心，“就像是一根燃尽了的木头，一眼看上去，已经是灰烬了，但谁能料到，里面尽然还残留着通红的芯子，摸一把是冷的，待要停留片刻，才知道，其实里面还是温热的。”

　　时间对女性真是不公平，《红了樱桃》开篇就写时间带来的恐慌感：“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樱桃变得怕过生日了，而且是，越来越怕。”这一年她34岁，将满35。记得40年前，新时期之初，张洁那一声“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呼唤可谓石破天惊，影响甚至改变了很多人的爱情婚恋观。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爱，是不能忘记的》讲述的其实是一位大龄“剩女”的婚恋选择（尽管彼时尚未出现“剩女”一词）。小说开篇即说：“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三十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轻了。而对于一个姑娘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面对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我”却犹豫不决，“因为我闹不清我究竟爱他的什么，而他又爱我的什么？”小说最后那段在那个年代震撼人心，被反复征引的话是这样的：“别管别人的闲事吧！让我们耐心等待着，等待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不要担心这么一来独身生活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灾难。要知道，这兴许正是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等等方面进化的一种表现！”40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等等方面，究竟是进化了，还是倒退了？似乎是，如铁的严酷现实进一步挤压了爱情理想的空间。在“剩女”这个不无歧视性的命名的流行于当下城市的话语空间，甚至成为一种话语压迫时，那个“耐心等待着”、不担心“独身生活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灾难”的独立而自信的女性主体隐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多辛酸、焦虑、卑琐、无奈、失落，甚至绝望……就如樱桃对“剩女”二字的忿忿不平：“如今这些人，真是损得很。剩女，齐天大圣，简直是侮辱！说到底，终究还是男性话语。一个女人，在适当的年纪不把自己嫁出去，不是心理变态，就是生理畸形，是罪过，更是难题，简直是，怎么说呢，是生活的公敌。”这个时代，不知道有多少樱桃这样的女性，从乡村到都市，经历着精神的迁徙、心灵的动荡和情感的颠沛，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彷徨歧路，不知何去何从，满腹的心事兜兜转转，欲说还休。

　　付秀莹反复书写知识女性的情感缺憾与心灵的分裂状态，对于她们而言，爱情似乎永远在他处，在“那边”。《幸福的闪电》中，蓝翎面对成功男士左恩的追求，尚在犹犹豫豫之中，却对楼下健康快乐的陌生邻居产生了莫名的情愫，并催生出一场春梦，然而，内心中暗暗滋生的幸福感很快就在现实面前幻灭。《夜妆》中，与沾染脂粉气的学界名流周一洲住豪宅过上上流生活的郁春，在一辆远离日常生活的夜火车上，检视自己的内心后发现，她怀念的是当初与尹剑初清贫而快乐的生活，那段生活虽早已被她丢弃，却如此深刻地烙在她的灵魂。《那雪》中，那雪离开了京城文化名流、已婚的浪荡子孟世代，而爱上了单纯明朗、热爱生活的大男孩杜赛，然而杜赛却又突然一去不返，那雪的感情世界依然空缺。《刺》中，燕小秋与大冯举案齐眉的平静生活，被燕小秋的前度情人周止正一纸宣称要回来的明信片所打破，使燕小秋猛然感到她与浪荡子周止正意乱情迷、刻骨铭心的过往恋情如一根刺一样，刺在她与大冯的婚姻关系中。而在《那边》中，为了能留在京城，小裳选择与恋人章同学分手，而他们在分手前夜的彻夜欢爱，却如幽灵般萦绕在她与老边的生活中。“她以为，自己早已经慢慢把他忘掉了。谁会料到呢，在别的男人的床上，她竟然一次又一次想起他。不是别的，竟然是那一回，他们仅有的一次欢爱。”相对于老边日益松弛衰朽、力不从心的身体，小裳不时想起的是章同学“小公马”般的强壮身体，闺蜜林妹妹高高大大的年轻丈夫也让她产生性幻想。围绕这些知识女性们身边的多是各种“中年趣味”的男性，他们被层层物质化的社会属性包裹着，卑琐世故，丧失阳刚血性，远离了男性的自然属性;而她们内心爱着的是单纯明朗、健壮勇猛的雄性少年。从“男女”回归“阴阳”，可以说，作者的性爱观是“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这是她以“自然”返观“文明”的一个批判性的价值维度。

　　付秀莹笔下的知识女性形象多趋于保守，她们往往柔弱矜持，贞静自守。在《红了樱桃》中，作者这样观察道：“所谓的七〇后，在男女这件事上，还是有那么一点传统的底子，或者叫作包袱也好。理想的爱情，自然是另外一种。……好女子是如何嫁出去的？自然是是要让好男人来求。求之而不得，便有了一波三折的故事流芳百世。”作为一种参差对照的写法，在中规中矩的女主公近旁，作者每每安排一位风风火火敢爱敢恨的“女闺蜜”，如樱桃与南飞飞（《红了樱桃》）、路小影与玛瑙（《刹那》）、“你”与温小棉（《旧事了》）。两种极端性格其实代表了女性的一体两面，一如，付秀莹经常写到看似矜持的女性在性爱中所表现出来的疯狂一面，令对面的男性“又惊又喜”。那是女性的生命能量在长期压抑后的爆破。《旧事了》中，“你”充满母性意味的温柔之爱，与温小棉果敢放肆的热烈之爱恰成对照：“有时候，你面对温小棉，你会忽然痛恨自己。痛恨自己的世俗，虚伪，装腔作势。你不得不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温小棉是你的替身——至少，是你无数替身之一种。她代替你，挣脱掉层层枷锁，精神的，肉体的，在滚滚红尘中纵身一跳——飞蛾扑火，粉身碎骨，都由它去了。”这是深陷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分裂的女性主体，然而，也可能是一次女性主体的蜕变与新生。

　　“是不是

　　回不去的

　　才叫做故乡”

　　在《陌上》的卒章，“芳村的女儿”翟小梨回来了。在京城定居多年的翟小梨，带着丈夫乃建和女儿妞妞回到故乡芳村过年。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故乡的物是人非还是令她极度不适——人们张口闭口都是“钱”。青嫂子一直追问小梨夫妇在北京的收入，令小梨难以招架;一个远房大伯劈头就问小梨是啥官儿，听到答复，他叹气道，百无一用，是书生呀。那意思是，你爹白白勤苦供养你读书了，令小梨颇感难堪。于是，接下来有人问起女婿乃建的情况时，小梨只好咬牙胡诌，不禁连在场的老父亲都狐疑满腹。大姐怪小梨不懂世故，没买车被村里人看不起，“在外头混了恁多年，混了个啥？连个车都混不上。……那些个势利眼们，狗眼看人低。人这一辈子，不蒸馒头争口气呀。”因为钱的事，姊妹间也闹得不痛快……是芳村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变得愈发拜金，愈发势利，还是，其实它原本就是如此，只不过，是归来者的眼光变了。又或者“变”才是永恒的“常”，故乡和“我”都变了。一如当年鲁迅带着儿时甘美的记忆回到故乡，却发现了一个凋敝破败的乡村、一些愚昧麻木的乡民，究竟是时间带来的颓败改写了记忆，还是启蒙者的“归去来”里已然夹带了批判的目光。其实，小梨是了解芳村的，所以她才向乃建提出租一个车子开回芳村。但是北京人乃建不理解小梨“好面子”的根底，拒绝了小梨的要求，令小梨果然在乡里乡亲的势利眼里感受了羞辱。为难的是小梨，因为她夹在芳村与北京两套价值体系中间，“我是我故乡的主人，也是我故乡的客人”，在芳村向往京城，在京城思念芳村，而当年，她可是立志要从此地走出去的。

　　“很小的时候，我总是做着一个又一个相似的梦。我拎着皮箱，坐着飞机，或者火车汽车，从‘外面回到芳村。‘外面，是乡村之外的地方。……我热爱我的芳村。可是我深知，我是只有在‘外面的時候，才会更加由衷地热爱。热爱，思念，眷恋，深情。所有这些，是要用离别之苦，去孕育去滋养，用离别之后的荣归，来诉说来抒发的。”

　　这是《他乡》中的翟小梨对男友幼通倾吐的心事。那时她刚上大学，正在与来自省城的幼通热恋，外面的世界刚刚向她掀开了一角。作为《芳村》的姊妹篇，《他乡》中的翟小梨并不是《陌上》中的翟小梨，但她们又可看作同一人，因为她们都是“芳村的女儿”。《他乡》是这个“芳村的女儿”一路从芳村挣扎到京城的个人奋斗史。

　　在评述这部个人奋斗史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作者的一个“前文本”《秋风引》。在这部中篇小说中，芳村女孩小桃上完师范后又分配回了芳村的小学教书。不认命的小桃立志走出芳村，然而师范学校的毕业文凭显然不足以改变命运，她能凭借的唯有身体。她先是色诱乡村小学校长，然后通过他认识县城工商局干部樊大勇，并成功嫁为樊太，从乡村小学调入县城小学。在一番身体交换后，乡村女性小桃拥有了城市户口，然而，这其中又有多少的精明算计、委曲求全、挣扎与不甘，其中的卑微心事与人性扭曲，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秋风引》只能算是《他乡》的一个小小的预演。《他乡》这部“芳村女儿”的个人奋斗史之所以惨烈，在于她必须靠自己跨越重重的城乡、阶层、等级的障碍与壁垒。婚姻是翟小梨的敲门砖，是她通往城市的第一步，与幼通结婚使她拥有了省城S市的城市户口，成了一名城里人。放到上世纪90年代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来说，从农村人到省城人这一身份的转变，确实是一步实质性的跨越。然而，农村人的出身不仅是一种深刻的烙印，更像是一种“原罪”，洗也洗不掉。在这个城市的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中，翟小梨备受冷遇，倍感寄人篱下的苦楚，不仅公公婆婆对她很冷漠，小姑子更是表现出明显的轻蔑。城乡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家庭中，不仅表现为幼通家人对于翟小梨农民这一原生身份的嫌弃，而且也表现为翟小梨基于芳村的伦理和人情世故，对于幼通一家不通人情的不理解，甚至反抗。事实上，城与乡的等级意识也内化于翟小梨的精神里，这表现为她这个“外来者”对幼通家人的逆来顺受，曲意奉承。小说上部中最令人感到痛苦不安的描写，是翟小梨为了讨好婆婆，在商场精挑细选了一件90多元的棉袄作为婆婆的生日礼物，却因着急赶回去给孩子喂奶，越过了排队的人群，拿着未付钱的棉袄走了无购物通道，被商场保安误认为是小偷，而罚了2000元。这笔钱对于当时这对年轻夫妇窘迫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自己这一点卑微的心思，翟小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自尊，荣誉，体面，在生活的重压下，一个人内心的卑微，耻感，对物质的重新思考、审视和理解。”这一切激起了翟小梨的反抗之心，她以已过而立的年纪、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毅然决然地考研，读研，并成功地留京工作，拥有了北京户口，从此扎根北京，令幼通一家刮目相看。如果说，幼通的父亲还怀着一个不切实际的京城梦，那么，帮幼通家圆梦的却是当初被他们看不起的翟小梨。不过翟小梨以这种方式来反抗幼通一家，证明自己，其实也是遵循着相同的等级观念与逻辑：农村、省城、京城，只不过，这一回是来自这个等级序列中最底层翟小梨，攀到了更高层。

　　《他乡》还是一部女性的精神成长史，在为个人经济和社会地位奋斗的同时，翟小梨也在艰难中摸索着性别身份的独立，与个人奋斗一样，这也带有被逼上梁山的意味。来自芳村的性别观念“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让翟小梨起初信奉嫁鸡随鸡，夫贵妻荣，将自己一生的幸福寄托在丈夫幼通身上。然而，婆家的坐视不管，幼通的无为与无能，反反复复地磨灭了翟小梨的希望，她意识到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她孤身闯荡北京。然而，京城是另一番天地，另一个世界，初来乍到的翟小梨迷失其中，京城也激起她对新生活的欲望。体现到感情选择上，她奋不顾身地陷入到与已婚文化人老管的恋情当中，决意要和幼通离婚。小说下部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描写，是翟小梨在京城落下脚跟、正式入职报社的第一天，尚未离婚的她带着同样有婚在身的老管来到报社，跟领导应酬，跟同事寒暄。他们是疯了吗？这或许只能解释为，女性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翟小梨已不顾一切、甚至急不可待地要与老管开始新的生活。那么作为中年男性的老管呢？作为立志要在京城施展拳脚谋取功名的老管，他也准备好了与翟小梨开始新的生活了吗？而从这次之后，两人之间便有了龃龉，渐行渐远。事实上，仕途一帆风顺、前途看好老管并没有与前妻离婚的打算，婚姻是什么，情感是什么，性爱是什么，作为男性的老管想得很清楚。这又是一个老故事啊。翟小梨痛苦不堪，她只能凭借写作来逃避，来疗伤，而写作竟又一次地改变了她的命运，也重新令老管对她看重起来。但此时，翟小梨表示，她已经不爱老管了。她终于又再次回到了幼通的身边。然而，翟小梨的“归去来兮”的选择到底是主动还是无奈呢？如果老管接纳了她，她还会回到幼通身边吗？如果这又是一次被动的、无奈的选择，那么，这个女性精神的成长便并没有真正完成。

　　在《他乡》的封底介绍上，有这么一段话：“小说的主体部分之外，还插入了七个短篇小说。插入部分和主体部分不断对话、对峙、反驳或者争辩，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内在张力，形成了一种多声部的叙事效果。”从小说结构而言，其追求“众声喧哗”的效果的意图是明显的，不过就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的本意来说，真正的对话是不同的主体与价值观之间的碰撞，尽管《他乡》在小说中插入的部分来自不同的人物身份和视角，但其背后的价值观其实并没有那么丰富与多元。我更感兴趣的地方，是不同叙述之间的事实抵牾之处。如在小说主体部分，幼通是在亲戚的公司任职，而插入的部分介绍幼通是在省里的一家机关工作，小公务员。再如小说主体部分，翟小梨与幼通所生的是女儿，而在插入部分，幼通的姐姐幼宜介绍，弟弟和弟媳的孩子是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这些“刺眼”的矛盾之处，究竟是写作时的“硬伤”，还是作者所故意卖的“叙事破绽”？至于翟小梨和老管的故事就更明显了，在小说插入部分，老管的自述中，他与翟小梨的感情并没有真的展开，那只是存在于一个中年男性的“白日梦”当中，“我舍得丢下这些东西吗？安稳的生活，整齐的秩序，体面，尊严，声誉，道德的圆满，道义和良心的高地……”这个瞻前顾后、不敢行动的老管，倒是比那个玩了之后就不肯负责的老管对女性的杀伤力小多了。在我看来，小说的这些抵牾之处，产生了一种叙事效果，即所谓“不可靠的叙述”，按照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的看法，“可靠的叙述者指的是当叙述者在讲述或行动时，与作品的思想规范（这里所说的是，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吻合，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并不如此”。对于不可靠的叙述者，他进一步指出，应该将不可靠一词保留给这样一些叙述者，“这些叙述者装作似乎他们一直在遵循作品的思想规范来讲述，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如此”。是什么原因使叙述者变得不可靠呢？就在于叙述者的价值观念与隐含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大相径庭，作品中的思想规范与叙述者的描述相冲突，使我们对其讲述的“真实说法”的确实可信性产生怀疑。 在我看来，借由“不可靠的叙述”，付秀莹将自己和《他乡》的叙述者——“我”，即翟小梨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正如作者所宣称的，“我不是翟小梨”，这对于一部以“我”为叙述者，且又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有所重合的长篇小说来说，以“不可靠的叙述者”来制造一种间离效果，以避免读者将其简单地读作一本自传，而像作者所期望的，能更复杂化地理解翟小梨这个人物。

　　翟小梨这个女性形象可谓毁誉参半，远非完美，《他鄉》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与问题，这说明女性精神成长的道路依然还很漫长。期待付秀莹。

　　责编：王十月

　　作品 2020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