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雯

　　那年冬天，我回到故乡，想陪父母过个年。后来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我从一个热带国家回到寒冷、干燥、没有暖气的中原县城，身体无法适应，到家第三天就病倒了，发烧、腹泻……那是大年初二，我母亲陪我去医院输液。她年纪很大了，我不想让她跟去，但她执意要陪。我很虚弱，甚至丧失了和她争执的力气。输完液，医生开了三天的输液瓶，让我在家附近的门诊输液。

　　我和母亲抱着输液瓶走回存车的地方，经过一户住家门口時，我母亲跌了一跤，怀里抱的一个输液瓶滚出去，摔碎了。就在我把母亲扶起来的时候，刚才站在门口恶狠狠地盯着我们的那个老太太突然冲过来，对着我们叫骂。我半天才弄明白她的意思，她说我们大过年的抱着药瓶子从她家门口过，已经很晦气了，现在又把药瓶子摔在她家门外，这是咒她家里的人整年生病！老太骂人极其难听，满头白发的脑袋在寒风中恶毒地晃来晃去，黑黄发皱的脸拧成一团。我只能一边听着她的叫骂，一边确定我母亲的腿脚还能活动、手没有被玻璃碎片割破。她看起来则完全不在乎一个和她差不多年迈的人有没有摔伤。在我和母亲说话、没有理会她的那一会儿，她跳近我们，把叫骂的口沫飞溅到我们脸上。我告诉她这是公共街道，不是她家的地方，而且我母亲刚才是不小心摔倒了……但我母亲立即制止我，并且一个劲儿地向老太道歉。但老太太仍然暴跳如雷，说：“他年轻孩儿不懂话，你这老的难道也不懂话吗？哪有大过年的抱着药瓶子从人家家门口过的？”她训斥我母亲的样子，让我甚至想狠狠给她一拳，虽然我以前认为我绝不会打老人。我母亲一直挡在我和老太太中间，叫我别说话。老太太一迭声地叫喊：“这大过年的被你们惹上晦气，我还得买香烛拜神驱霉运呐，怎么办？你说吧，该怎么办？”我母亲突然听出了她的意思，赶紧掏给她五十块钱，说让她买香买纸烛，老太太的怒火才稍为平息。最后，她扔给我们一把扫帚，让我们赶快把她家门前路上的药瓶碎片打扫干净，多留一会儿都会给他们惹上霉运……

　　我这次还乡，不仅没给父母增添多少快乐，反而因患病把家里过年的气氛完全破坏了。而除了疾病之外，这件“小事”给我的还乡假期蒙上了一层阴影。愚昧的迷信、粗野的谩骂、贪婪而又冷酷无情……我每想到它，就感到恶心、憋闷。在一个人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故乡多半是个明朗、干净的地方，仿佛一个总是沐浴在阳光和暖风里的、充满游戏般的轻松喜悦的温馨所在。可是，连日的阴沉，冷飕飕的风不时扫过干燥、覆盖着一层薄薄尘土的街道，街边那些污秽不堪的塑料袋就会猛地扬起、翻卷。几乎终日看不见太阳的脸，只有那个散发着苍黄的光线的白球，像一只浑浊的、病恹恹的眼珠。这苍黄的光里没有一丝热力和温暖。而在这样的光底下，也是一个生了病的城镇，它的病是残酷、冷漠、愚昧……如今我用成人的眼睛看过去，我的故乡就像天空中灰云积聚起来的厚墙，了无生机，处处透露出闭塞的风气和各种陈规陋习，而那个老太太不过是始终抱定这陋习的众生之一。也许它一直都是这样，在我童年时就是这样，只是当我是个孩子，既不接触也不了解这些人和事。然后，记忆就将我保护起来。少小离家的人也许应该一去不返，才能保住记忆里那一片净土！

　　不输液的时候，我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二楼的房间里，父母则在一楼的客厅看电视，看起来他俩的精神生活完全依赖这台电视。也许是年纪大了，听力不好，他们把电视的音量开得很大，传到二楼仍然十分喧闹、嘈杂。有时是字正腔圆的新闻，有时是粗音大嗓的地方戏，有时是抗战剧里猛烈的枪声、炮火声、喊叫声……我没法陪他们看这种电视，当然，我也没法专注于读手里的书——往往是那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封面的颜色已经难以辨认，似乎灰尘已经揉进纸张里，内页纸张发黄、发硬，似乎随时会在我手里脆裂、粉碎。其他书我更是读不下去，即便是这本书也常常被我读几页就丢到一边。电视的噪音袭击着我的耳膜和脑子，从大路上传来的市声把我包围，我枯坐在窗前，或是在闷燥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忍不住自嘲地想，我就像契诃夫小说里描述的一百多年前的人，从彼得堡或是莫斯科回到自己外省小城的家乡，对一切陋习不满，变得愤世嫉俗起来。在当地人眼中，这大概不过是挑剔、忘本。而我这样一个人不正是他所写的那种多余而又无用的人吗？我读了那么多的书，我对一切有自己的看法，批判起什么来毫不留情，但那又如何？我甚至对付不了那个凶狠地敲诈我母亲的老太太。

　　我的病其实就是一场严重的感冒。几天后，我好了。此后每天早饭后和晚饭前，我都出门散散步，以便让自己适应干燥而寒冷的空气，熟悉这个变得陌生的老地方。我通常先在那条车辆较少的东西走向的街上散步，走到最西边，再向东折回差不多一半路程，那里有一条更清净的南北向斜街，从斜街上可以兜回我家。斜街两边都是城郊民居，夹杂着稀稀拉拉的几栋住宅楼。夹道是两排瘦高的白杨树，冬天里只剩下在风里“咔咔”作响的枯枝。这些树自我读中学时就在，如今也许是这城里唯一留下的未遭砍伐的老树。我喜欢的就是这些树，它们会让我想起过去的光阴，它们会和我心中那个有关故乡的影像重叠、交映起来。但穿过这条斜街也有危险，街上有一个露天垃圾堆场，大概夜里才会清理，但下午往往已经堆积得很高，吸引了一些游狗聚集。有些是放出来的家犬，有些是流浪狗，它们为了争得扒垃圾堆的权利有时会进行非常残酷的撕咬打斗。我并不怕狗，但我害怕咬架的狗。这牵涉到城郊居民的另一个恶习，有些人家养狗看家，却不提供食物，而是每天放狗出来扒垃圾找吃的。

　　一个早上我醒来，看到对面楼房的顶部、窗檐积了一层薄薄的雪。没有风，天空如往日一样阴沉，只是空中有细碎的雪粒往下安静地飘落。早饭后我没有出门。但下午晚些时候，雪下大了，我反倒感到兴奋。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雪了，对于这个干燥、空气里充满尘土味儿的小城来说，一场雪则会带来滋润，带来强烈、冰冷而又沁人的清新。我围上围巾出门了。当我按照原来的路线，从东西大街的最西端往回折的时候，雪下得更大了些，也起了风。湿雪一片片被风斜卷着飘落，天空和街道都笼罩在一片寒冷而苍茫的盐灰色中，街上仿佛一下子安静了许多，听得见半融化的雪在匆匆走过的几个行人脚下悄然粉碎的“沙沙”声。雪片打在我脸上，像一个个微小、冰冷的手掌。

　　我安全地经过了那个垃圾堆。在雪里，有三条大狗分占着垃圾堆的三块领地，那条白毛脏得打卷，变成了灰黑色的瘸腿小狗远远地站着。它显然是一条被遗弃的宠物狗。它不敢靠近垃圾堆，在等着大狗们尽兴后离开。在这条路上，我见过它不止一次，猜想它的腿大概就是在某次抢食垃圾的战斗中被咬伤的。一开始，它让我感到很难受，我甚至想到把它带回家。但我后来发现，这县城里可怜的狗太多了，我无能为力。我曾经看到一条患严重皮肤病的狗，它身上的毛快掉光了，生着一块块的烂疮。我当时只觉得，如果有一辆车能把它一下撞死，那对它来说倒是最仁慈的事！

　　走过那个危险而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堆大概四五百米远的地方，我看见一小群人站在那儿。当我走近，我发现他们在看一个躺在地上的人。那人躺在一栋三层民居小楼侧墙边那条狭窄的水泥地上，裹着一条破烂不堪的被子，确切地说，只是一堆肮脏的棉絮。我想，大概是个无家可归的人，想找个避风雪的地方睡。但这小楼的屋檐太窄，根本不可能挡住风雪。我没看到那人的脸，那张脸隐藏在被子后面。我一直害怕看见悲惨的景象，所以我发现是怎么回事儿后赶快离开了。我已经走出去几步后，听见一个人说：“肯定是冻僵了，这是谁家啊？这家人可倒霉了。”

　　“就是，大过年的，眼看人就死家门口了。也没人去说一声。”另一个人说。

　　“谁去敲人家门儿说这话啊？报丧呢？不怕挨骂啊？”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说。

　　“这家没人，可能出门走亲戚了。”一个老迈、浑浊的声音说。

　　我犹豫了一下，又转回来，挤到那几个围观的男人前面。我凑近那个躺着的人蹲下身，看到一张潮黄的瘦脸，眼睛闭着，下巴上有些杂乱的胡子，纠结成一绺绺的污秽的头发上结着碎冰碴。不知是不是因为太冷，他的嘴巴往一边歪着。那张饱受折磨的脸看起来并不苍老，甚至隐约透出一股单纯，我猜这个人只有二三十岁。他身上穿的还是单衣，一件不成样子的旧军装。他就这样躺在地上，裹着那条已经湿透的、单薄的破棉絮。大家围着他说话、观看他，但他想必失去了知觉，连眼睛都无法睁开。我猜他从昨天夜里就躺在这里。零下五六摄氏度的雪天，无法想象一个人就这样躺在户外湿透的水泥地上。我脱下皮手套，伸一根手指凑近他的鼻子，感觉到他还有气息。

　　那些人看我过去，也凑近来看。

　　“还有气儿没有？”有个人问我。

　　“有。”我说。

　　“刚才我们几个喊了他好几声，他眼皮都不动。”一个冻得缩着肩膀、手揣进袖子里的青年说。

　　“冻得失去知觉了，气息还有，得赶快送医院。”我说。

　　他们都讪讪地看着，那个话音里始终带股笑意的中年人说：“医院不会收的，没有家属。”

　　“这样下去会把人冻死的。”我说。

　　“谁会给他治啊？唉，没有人管的。”那个穿黑棉袄的老人叹着气说，“他是个哑巴，谁也不知道他家在哪儿。夏天那些在广场上卖小吃儿的人让他帮忙干点儿重活，每天给点儿吃的，倒也饿不着冻不着……”

　　哦，原来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哑巴。这样一个人连求救的能力都没有！

　　“能有人找一杯热水过来吗？”我想给哑巴喂一点儿热水，看他是否还有一点儿反应。

　　“这哪儿会有热水啊？”有人说。

　　“我家倒是离这儿不远，不过热水拿过来也变冰水啦。这是啥天儿啊？朔九寒天呐。”老人说完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往街的两边看了看，注意到有个卖烟酒的小店。我走进店里，说想买一杯热水和一个一次性杯子。

　　“我们这儿不卖热水。”那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说。

　　“那边有个人冻僵了，倒在路边，我想给他喂点儿热水……”

　　“那你明说啊，我给你一杯，你买什么啊？”姑娘口气很厉害地说。

　　“那谢谢你。”我说。

　　“可我们店里没有杯子啊。”她又说。

　　我扫视了一圈，确实没有杯子。但我看见了碗面，于是我买了碗面，把里面的东西倒掉，这样就有了可以盛热水的碗。

　　我端着半碗热水回来时，刚才的五六个围观者只剩下了三个，毕竟天冷得厉害，雪还在下。剩下的三个是好奇心旺盛的年轻人、穿黑棉袄的老人还有那个说话总带着逗笑腔调的中年男人。那中年男人此时又像是要发笑似的说：“别说了，还真弄到热水了。”

　　“还没变成冰水。”年轻人傻笑着附和。

　　老人神情苦恼，不时发出“哼哼唉唉”的类似呻吟或哀叹的声音。

　　我用小姑娘“赠送”给我的吃酸奶用的一次性塑料勺试着往哑巴嘴里喂一点儿热水，但我尝试几次，每一次，水都从他歪了的嘴角里流出来。那张冻僵的脸上没有丝毫肌肉抖動的迹象。我放弃了。我把水放一边，拨打了120。他们三个在一旁很执着地等着。正如他们其中一位说的，120听说情况后，称他们无法收治无家属的病人，让我打给民政局。

　　“民政局？民政局会有人接电话？唉，你听他们说得好，他们就是互相推。”老人说。

　　但我还是拨打了查号台，询问了民政局的号码，打了过去。民政局倒是有人接电话，也耐心地听完我的讲述，然后建议我打120，说这种情况不是普通的情况，既然病人情况紧急，就要先治疗，到了民政局他们也没办法治疗啊。我告诉他，我刚才打过120，但医院不愿来拉人，我才打给他们的。他听完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医院这样做是推卸责任，如果120不愿去拉人，那就打110吧。说完，他把电话挂了。我强压着怒火，再拨打110，接线员是个声音好听的姑娘。她刚听几句立即建议我这种情况打120，在我复述了我打120被拒的遭遇后，她又建议我打民政热线，并且提供了号码。我告诉她就是民政局让我打给110的！她听完不再建议我打给其他部门了，但仍坚持说110是治安热线，我报告的情况不属于治安问题，不归公安局管……这理由听起来也很充分，我无可辩驳。于是，就在我呆滞无语的片刻，那姑娘和我说了“再见”。

　　我意识到自己的手冻僵了，围巾上都是雪，而他们三个都在看着狼狈、被现实挫败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愤怒、屈辱，还是极度的无力感，有一刹那，我的喉咙一阵发紧，像是有股想哭的冲动。后来，我产生了放弃，一走了之的想法，反正我已经尝试了，我有充分的理由放弃！……我又低头看看那个躺在地上的哑巴，他看起来非常小、悲惨不堪，你完全无法想象他会冷到什么程度才会完全失去知觉，你根本就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死人，那样的话，他就是一具尸体，那样的话，丢下它一走了之，并不会有什么良心上的不安……

　　这时，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顶风蹬着三轮车过来了。那是县城里如今很少见到的人力三轮车，车篷裹着一层厚厚的、用以保暖的白色塑料布，挂着旧棉毯改造成的挡风帘子。三轮车夫就近停下来。很快，我听到两个热心的旁观者在向他讲述哑巴的景况，告诉他我打了很多电话但没有人管。

　　就在我心里纠结着是离开还是再试一次时，那个三轮车夫凑上来恭敬地对我说：“老板，我一看你就是老板。这是你家的房子吧？那真是不吉利啊！这种事我去年遇到过一次，也是过年时候，就在西关消防局那边，有个傻子也是躺在一个老板家屋子外面，冻得不会说话也不会动弹。你说说，大过年的，不认识的人要死在自家门口，谁家不忌讳？老板会愿意碰那傻子？可这脏活儿、平常人忌讳的活儿总得有人干，你说说，要是谁都不去火葬场上班，那不乱套了？我刚好从那儿过，我说我不靠这个挣钱，但能帮的忙得帮。老板也痛快，给我五十块钱。我就把那傻子搬到三轮车上，拉到大北郊树林里去了。那地方是远些，但做人要有良心，不能把他随便往哪儿一放，挨着谁家谁不觉得倒霉呐？”

　　他一脸卑微的表情，话说得头头是道，一看就是在社会的泥潭里爬来爬去、看人脸色的混子，但他这番话却让我极度震惊，心里一阵阵发冷。

　　“真有这样的事儿啊？”那年轻人咕哝着说。

　　“大北郊那槐树林？是远点儿，不过，五十块钱也真不少了。”中年人说。

　　“唉，碰见这种事谁家都没办法……”老人说。

　　过后，他们又对那车夫说这并不是我家的房子，我和他们一样是路过的。

　　车夫看起来有点儿不好意思，但很快改口说：“那老板真是好心人啊！”他说着，还满脸堆笑地竖起大拇指。

　　看我不理他，他又说：“老板想要把人拉去医院吧？二十块钱我帮你把他弄车上，他脏兮兮的，老板你这么讲究的人怎么能动手……”

　　我瞪了他一眼。

　　他有点儿怯了，嘟哝着：“那十五块也行呐。”

　　“医院不接收。”我冷冷地说，厌恶地走到离他远些的地方。

　　我再次拨打110。我想，如果我不打，这个垂死的哑巴也许会被扔到一个偏僻的、类似“大北郊树林”的地方去。

　　在我打电话的时候，穿黑袄的老人也离开了，一边走一边连声哀叹着：“天冷得不行……唉，说啥都没用……”我注意到那个车夫把车蹬到离我们远些的地方站住了。他那副讨好、怯懦的样子让人讨厌，但不知为什么，他那样子又让我想起那条远远观望、等着扒一点儿垃圾的流浪狗。

　　接电话的还是那个声音好听、态度和蔼的姑娘。

　　“是我，刚才打电话的那个。”我口气严厉地说，“我知道你不是管事儿的，你做不了主，你找个能做主的，现在就去找。你告诉他，我是从外地回来的，我给报纸写文章。如果你们今天不把这件事解决，我会拍照、写文章，把你们的渎职写到网上去，写到报纸上去！我会告诉公众，在这个地方，你们任凭一个残疾人冻死在街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话起了作用，好一会儿，电话那边一声不吭。然后，她说了声“那你等一下”。很快，来了个男人，他不说普通话，说方言。我把我之前被各个部门推诿的情况说了一遍，又把我刚才那番威胁要曝光他们的话重复一遍。他听完恶狠狠地大声说：“不是我们不管，而是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不过，既然那些龟孙子都推给110，我们先过去一趟！地址给我。”我说完地址，他立即把电话挂断了。

　　“他们来？”那个冻得缩肩耷背的年轻人问。

　　“来。”我说。

　　“我看你就不像本地人，原来你外地回来的，还是耍笔杆子的。他们现在就害怕上网曝光。”中年人说，露出深谙世故的模样。他倒是个典型的围观者，一直笑呵呵的，情绪稳定，连说话腔调都没丝毫变化，只是因为寒冷而略有些发抖。

　　我们三个挤着站在那片狭小的屋檐下，但一点儿也不济事，雪花斜飘过来，落在裤子上、靴子上……青年穿得最少，一直原地跺着脚。看起来他俩决心要把这场戏看完。

　　我们等车的时候，那个三轮车夫又慢悠悠地蹬着车过来了，问我：“怎么样，老板？要不要把人送医院？这么冷的天，也等不来活儿，就给十块钱吧。十块钱行吗？”

　　我把脸转去一边。

　　那个中年人笑话他说：“老哥，还想着拉个活儿呢？110要來，哑巴要被小车接走啦，谁还坐你这破三轮儿。”

　　车夫听了重重地叹口气，又把车蹬到远些的地方停住。

　　大约五六分钟后，我们听到警笛的尖厉呼啸，然后看见一辆顶部带警灯的白色面包车从北边开过来。我赶紧走去路边招手。车子停下，从前面跳下来两个穿警服的，其中一个四十来岁、脸色阴沉的高个子警察气势汹汹地问我：“人在哪儿？”

　　他跟过去瞅了一眼，叫年轻的警察去拿担架。然后，他俩就像抬一个包裹一样，把哑巴连同他的湿被絮一起堆到担架上，塞进车里。

　　“他妈的冻死狗的天气，这都算什么事儿啊？”高个子警察猛地把车门拉上，骂骂咧咧地说，吸了一口始终夹在手里的半截烟。

　　我感到车厢里冲出一股热气。我想，那里面至少是暖和的。

　　“你们会把他送去医院吗？”我问那个四十来岁的警察。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他厌烦地说，“你要我们来拉人，我们来了，还有什么话说？”

　　“他是个哑巴，已经冻僵了。”

　　“大雪天睡地上，谁他妈不冻僵？人身又不是铁打的。”他又猛抽了一口他的烟，眯着眼打量我，“就你报的警？就你说要曝光我们？”

　　“是我报的警。我怕你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严重性，严重性！”他嚷嚷着打断我，“这么多残疾人、疯子、傻子，连他们自己家里人都不管，放出来到处跑，我们他妈管得过来吗？我们是警察，不是福利院！”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人民警察爱人民，这天儿还跑过来，警察同志不容易啊，确实没话说。”中年人在一边打圆场。

　　作品 2020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