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十一月的一个夜晚，广西柳州的官舍里，刺史柳宗元重病而死，年仅47岁。敕召他回京的文书还在路上。

　　那一年，韩愈谏迎佛骨，被贬潮州，他在潮州孤绝的土地上得知了柳宗元的死讯，悲怆道：“呜呼！士穷乃见节义。”此时，长安刚刚传来朔方军大破吐蕃的消息，盐州之围解除，河朔三镇亦日归平静，在宪宗皇帝的治理下，大唐眼看就要走向中兴，重现昔日抚平四方的伟业，第二年（公元820年），宪宗李纯暴毙于大明宫中和殿，疑为宦官陈弘志受人指使，史官“讳而不书”。

　　没有人能具体描述那一晚大明宫发生了什么。一代天子不明不白地死去，整个长安城陷入令人恐怖的死寂，皇帝的真正死因一度秘而不宣，竟未追究杀死皇帝的人，而是直到十五年后，才被唐宪宗的孙子诛杀。人们传言皇帝是服食丹药过多而死的，也有流言说此事与郭子仪家族的孙女懿安皇后郭氏有关，但无人细问，宦官、文官、后宫、藩镇头领表现出惊人的默契。自此，唐王朝重返盛世的努力宣告失败。李唐王室在宦官和藩镇的裹挟中，一步步走向深渊。

　　终其一生，柳宗元都在为光复大唐而努力。他参加永贞革新，撰写《封建论》，为的都是裁撤宦官和藩镇，重塑李唐王朝的光荣和权威。但历史给柳宗元开的玩笑是——他的毕生心愿，是在政敌的手下险些完成的。这个人就是唐宪宗李纯，曾经的广陵郡王、皇太子殿下，也是——王叔文集团的死对头。

　　那是十五年前的旧事。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王叔文与李纯势若水火，柳宗元站在前者这一边。王叔文飞扬跋扈，自以为能左右太子的任命，岂料天心难测，王叔文一觉醒来，李纯已被宦官们扶上太子位。同年，永贞革新失败，王叔文集团尽数被贬，李纯为了报复政敌，一纸诏令，把革新派核心成员全部贬为司马，柳宗元去到了遥远的永州，他的好友刘禹锡则去了湖南。

　　但柳宗元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被宦官、节度使扶上位的皇太子殿下，这个摧毁他们改革的敌人，却成了削减藩镇、打击宦官最决绝的人，没有人知道他隐忍了多久，洞察他表面软弱下积聚已久的内心火焰，但他做到了柳宗元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践行了柳宗元寤寐思之的光复理想。他一手缔造了元和中兴，让士人们看到重返盛世的可能，柳宗元一生中最大的悖论就是——那个打压他的人，是实现他理想的人。然后，在理想就要达成的最后一步，他们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先后死去。

　　审判的声音在修罗场上回荡，漆黑的棺木为大唐渐渐合上。在大雪纷飞的夜里，刘禹锡写下献给好友的悼文，恍惚间，听到有人说：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在寒夜，他回忆起柳宗元的往事。

　　时间回到元和十年（公元815年），那一年，柳宗元收到朝廷召他回京的诏令。本以为在永州隐忍十年，终于可以得到重用，结果，一首桃花诗打乱局面。这首诗的作者，正是好友刘禹锡。诗曰：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如今满朝新贵，像盛开的桃花一样红火，都是我刘郎被赶出长安以后爬上来的！”

　　宰相武元衡本就厌恶刘柳二人，看到这首诗，便有了弹劾他们的理由。桃花诗写作后不久，刘禹锡转任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柳宗元则成了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明为升官，实为放逐。

　　柳宗元闻讯后叹了口气。他劝刘禹锡不要口无遮拦，但自己这位好友就是不听。柳宗元警惕冒进，因为冒进正是永贞革新失败的重要原因，那次如野火般熊熊燃烧又一夜之间倾覆的改革，寄托了柳宗元的理想，也是他后半生一次次梦魇的回响。

　　中兴大唐！中兴大唐。中兴大唐……十年前，为了这个共同的心愿，他、刘禹锡、王叔文，还有一批年轻气盛的读书人，汇聚于大明宫下，拥戴疾病缠身的天子唐顺宗，对即将到来的改革踌躇满志。

　　王叔文是这批人中最出风头的。他不是贵族，也非科举出来的考试奇才，而是凭借自己一流的围棋技术，在翰林院以棋待诏，侍读于太子身边。他虽然出身平平，但口才出众，极其擅于笼络人心，以至于他陪太子下棋，陪着陪着，竟让太子对他言听计从。

　　在太子身边，他说起民间疾苦，鼓励太子励精图治。为了掌握大权，赢得舆论，他积极结交长安城的世家子弟，借此收获世族的支持。

　　那一年，他的头号招揽对象就是柳宗元。

　　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祖上世代为官。他的七世祖柳庆为北魏侍中，封济阴公。堂高伯祖柳奭曾为宰相，曾祖父官至中书令，因得罪武则天而死，父亲柳镇，曾任侍御史，母亲卢氏，出身范阳豪族。在唐代，这是一个典型的贵族之家，每一个出身于河东柳氏的人，都被寄予厚望。

　　柳宗元是当时公认的神童。他二十一岁中进士，二十五岁考过博学宏词科，二十八岁当上了蓝田尉（正六品）。他年轻时被人称奇的，是一篇十三岁时写的文章，名叫《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全文如下：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逆贼李怀光，舆台末入，奚虏遗丑，备闻凶险之行，颇有残暴之名。陛下略其细微，假以符节，尽委朔方之地，犹分禁卫之兵，不感殊私，乃怀异望。间者馈贡不入，王师问罪。寻令举军赴敌，而乃终岁无功。洎驾幸近郊，敕还旧镇，将扫猾夏之盗，因解奉天之围，岂伊人谋，盖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难，不省其由，列为上公，命作元帅。及蹑寇滑汭，顿军咸阳，（阙）

　　全文虽不过数百字，却尽显一个文人的笔力和修养。作者的文词不卑不亢，掷地有声，犹如一个在朝堂上沉淀多年的士大夫，丝毫不像十三岁小孩的文笔。所以，皇帝和群臣在知道作者年纪后都瞠目结舌，柳宗元的名声自此传开，士人们走过路过都在议论——河东出了个十三岁的神童！

　　据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记载，此时“众谓：柳氏有子也。”即大家都这么说：“柳家现在真是有一个好的后代了。”韓愈说柳宗元非常有才气，每当他跟人谈论起他的政治理想时总是“踔厉风发”，“踔”是脚步跑得很快、踏得很高的样子，“厉”是很强，很有力量，“风发”就是说很能感动人、很有风采的样子。于是，“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当时当权的要人，都想把这个年轻人搜罗到自己的门下（转述自叶嘉莹）。

　　青年柳宗元肩负了众多期许，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不畏权贵，憎恨腐败，所以，他接受了王叔文的邀请，加入到革新派的行列。

　　他们改革的核心是四个字：中央集权。因为在安史之乱后，唐朝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藩镇割据、宦官乱政，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颜面扫地。唐德宗后，唐朝有十位皇帝由宦官废立、残杀，其中有四位皇帝直接死于宦官之手。宦官掌握禁军，成了皇帝的心腹大患。在地方，则是藩镇的尾大不掉，几成国中之国，北方河朔三镇（范阳、成德、魏博）更是屡次反叛朝廷。加上边境虎视眈眈的吐蕃、回鹘、契丹等势力，唐朝疲于应付，甚至几次闹出皇帝逃离长安的笑话。

　　唐朝复兴需要中央集权。王叔文集团改革，不可避免会触怒宦官和藩镇的利益。他谋划夺取神策军指挥权，安插亲信任盐铁转运使等职务。但他行事操切，树敌太多，这是一次政治幼稚者发动的短促改革，它逐渐演变为东宫旧臣和外廷势力间的权力之争。

　　那时候，李纯还只是一个温温顺顺的王爷，在宦官和节度使眼里，他软弱、听话，是合适的太子人选。

　　但李纯和柳宗元都记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那次皇家丑闻。那是在唐德宗时期，因为削藩战争，泾原兵变，藩镇叛军杀入长安城，李纯的爷爷唐德宗李适出逃长安，躲藏于奉天、梁州。可怜长安经过安史之乱后，好不容易得到喘息，转眼间又成为人间地狱，叛军所到之处，掠夺财物，奸淫妇女，把一座繁华的首都变成了暴虐的失乐园。后来，李适向藩镇妥协了，但他没有一天忘记泾原兵变的耻辱。执政晚期，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能天子，实际上，他外和回鹘、南诏，对内加强神策军，同时，他疯狂敛财，却没有供自己挥霍，而是小心积攒，为的是有朝一日，一雪长安城下的耻辱。

　　李纯没有忘记爷爷李适的遗志，他在等待时机。假如历史可重来，柳宗元在李纯这边，他也许就不会有后半生的放逐岁月，他和李纯可能也不会是政敌，而是亲密的盟友。但历史不能假设，柳宗元没做错什么，他只是刚好站在了失败者的阵营，当他衡量世事的标准还是正义与否时，残酷的修罗场已给他上了冷峻一课——权力斗争没有对错，只有输赢。清白的人不会走到最后，能走到最后的人，都无法清白。

　　其实，王叔文想改革，他反对的皇子李纯也想改革，改革并不是他失败的关键，改革的手段才是。他刚刚主政，就大张旗鼓地罗织朋党，削夺宦官兵权，不仅如此，他扶植党羽的行为还触动了藩镇、权臣、宗亲的利益，这些本来互有矛盾的群体，在对待王叔文上却是十分一致，那就是彻底击败王叔文，让他的改革付之东流。

　　永贞革新一百多天后就失败了。王叔文集团尽数被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王伾病死，王叔文第二年被杀，《旧唐书》干脆把革新派定义为奸佞小人，直到明代之前，史书对永贞革新的评价都贬大于褒。它成了柳宗元一生的伤痕。

　　离开长安后，柳宗元来到距离长安三千五百多里的永州。那是湘江和潇水汇合之处，位于今天湖南、广东和广西三省交界的地方，辖零陵、祁阳、湘原、灌阳四县，郡治在零陵。

　　学者郭新庆在《柳宗元之死》里介绍道：

　　“当时永州却很荒僻，人烟稀少，疾病流行，虫蛇出没，令人生畏。柳宗元住处的四周，毒蛇、毒蜂遍地，仰空视地，让人寸步劳倦。水边还有一种叫射工的毒物，也称射影，传说从水中射人，中者生疮，连中人影子也会得病，由此得名。还有是一种虫怪沙虱，传说会害人。安史之乱后，永州人口锐减至六千三百四十八户，人口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三人。到元和初年，永州仅有八百九十四户。柳宗元说它是‘小州。”

　　在永州，柳宗元体会到刻骨的孤独。阿谀奉承者，都作鸟兽散。亲朋好友辈，也“羞与为戚”，他像是一条臭了的落水狗，没有多少权贵愿意靠近，守在寂寞古寺，坐看月亮升起，林中传出豺狼虎豹声，老鼠在缝隙中爬出。母亲去世，让他更加悲痛，他独自目送滚滚东流的湘江水，想到自己，尚且不如流水自由，枉读十年圣贤书，如今却毫无用武之地，他在《与顾十郎书》中悲凉道：“长为孤囚，不能自明。”

　　在离开永州时，柳宗元曾对饯行的亲友说：“无限居人送独醒，可怜寂寞到长亭。荆州不遇高阳侣，一夜春寒满下庭。”诗中“无限居人送独醒”，引自屈原《楚辞·渔夫》：“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高阳侣，说的是晋代的征南将军山简，此人是个酒徒，为了喝酒能耽误政事。在遥远的异乡，柳宗元俯瞰湘江，想到了楚国悲歌的屈原，他和屈原一样，都被放逐，被孤独缠绕，都苦苦寻觅、求而不得一个携手相行的知音。

　　即便境况不佳，柳宗元仍安慰自己。他说：“贫者士之常。”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我现在虽瘦弱而气力不足，但能坚守此道，也感到像吃糖一样甜。

　　可是，他和灑脱的刘禹锡不一样，在永州越久，他越感到苦闷。他写的诗歌、文章，哪怕是幽默的寓言体，轻松中也透着一丝悲凉。别人看雪，欣喜于雪的美好，他看江雪，感慨“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别人看天，只道天色平常，他看天空，写下“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表面上，他在说自己悠然自得，其实他在惶恐，惶恐自己等不到回长安的那一天。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人，却落入孤独寥廓的荒地，这种盼不到归期的绝望，才是柳宗元每天的心结。

　　“今不得志，著书传后。”为了克服人生的绝望，柳宗元把热情托付给了文字，所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他写了一系列文章、诗歌。比如清新隽永的《小石潭记》、针砭时弊的《捕蛇者说》、苍凉孤绝的《江雪》、自嘲的《愚溪》《种柳戏题》，还有志怪风格的《谪龙说》、寓言小说般的《黔之驴》。

　　柳宗元写的文章往往影射时事，加上他敏感的身份，在朝廷，就有人给宰相打小报告，说柳宗元这人不老实，要严惩他。于是，宰相武元衡和宦官俱文珍、刘光琦商议，派人写信给永州刺史韦宙，要求他密切监视柳宗元，搜集柳宗元的大胆言论。

　　但韦宙是个忠厚的人，对柳宗元格外照顾。中秋之夜，韦宙把柳宗元单独叫来，借赏月的名义，跟他说正事。

　　那天夜晚，韦宙问柳宗元：“敢问柳司马有几个脑袋？”

　　柳宗元感到气氛不对，于是诚惶诚恐问：“刺史大人难道要取在下首级祭月？”

　　韦宙摆手道：“如此明月，说以首级相祭，实在是玷污啊！”

　　柳宗元迷惑了：“那么，大人的意思是……”

　　韦宙说：“子厚兄，你很有才，但也要注意保护自己，别那么张扬，一篇《捕蛇者说》已经闹得京中沸沸扬扬了，他们来函要我加强监视你！”

　　柳宗元说：“大人，是下官给您添麻烦了。”

　　韦宙笑道：“他们来函是真，但是你尽管凭良知去写，不要怕，只是安全起见，还是不要把那些文字大幅扩散出去。”

　　在文学上，柳宗元是个全才，但他被人低估的，其实是他的政治眼光。柳宗元蛰伏永州十年，这十年里，他写得最深刻，也是他洞察大唐命运的一篇文章，是解读封建与郡县制优劣的《封建论》。

　　很多人初读《封建论》时不明白，柳宗元一个唐朝的人，为什么突然对封建制感兴趣？这篇文章又为什么能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其实，柳宗元这篇文章恰恰是针砭时弊，借春秋战国封建局面的得失，点明藩镇盘踞的潜在危机。

　　过去，我们受“大一统”史观等传统历史叙事的影响，认为唐在安史之乱以后就陷入了衰败、颓废的时期，尽管实际上唐在此之后还延续了一百多年，几乎是大半段北宋的时间，这一百多年却被史家简略、折叠了。或者，他们受日本学者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的影响，把唐中后期作为中古时期转折的一个过渡阶段，把这一百多年，视为中国历史进入宋的准备时期，却因此遮蔽了唐中后期本身的独立性和丰富程度。“安史之后衰败论”“藩镇、宦官乱唐论”等虽然有理，却在解释唐中后期政治时显得笼统、武断。

　　仇鹿鸣、陆扬等唐史学者指出：安史之乱后，各大藩镇虽拥兵自重，却还没有能力动摇整个唐王朝，也不足以吞并其他藩镇，这时候，藩镇之间互相对抗、制衡，为了巩固它们在地方的地位，反而希望得到唐中央的认可，许多藩镇仍沿用唐制，每年也会向中央缴纳赋税。唐中央和藩镇的关系，略像东周时的周朝和诸侯国，而当时唐代地方的百姓，尤其是河朔三镇等强藩里的百姓，对唐中央其实没有多少忠心，而是把这种封建制（分封建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视作常态。封建制观念这个东周时的幽灵，在唐朝盘踞于上空。唐廷以藩镇制藩镇，借鉴封建制来维持政治稳定，是安史之乱后的无奈之举，也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再加上讨伐藩镇耗资巨大，降服一个藩镇，过一段时间又会有藩镇反叛，所以当时朝廷的主流意见是：默许藩镇的地方自治，通过赏金、安抚、加官进爵等手段，维持朝廷与藩镇的关系，而不去动摇藩镇的根基。

　　但柳宗元意识到：藩镇盘踞，封建日久，总有一天会打破这种暂时的平衡。譬如春秋末、战国初，三晋分家，田齐代姜，诸侯国内部出现弑主、权力关系重塑后，对周王室的权威认可度会进一步降低。同样，唐朝的藩镇内部洗牌，演变出更具军阀气质的新藩镇（唐末的朱温就是代表）后，对唐中央，会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况且，藩镇在地方经营越久，地方与中央之间越疏远，中央出事后，地方精英阶层救助中央的意愿也就会越小。这也是为什么，朱温篡权后，各大藩镇想的不是集体复唐，而是自立门户。

　　这时候，藩镇内的百姓也没有多大的抵触情绪，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潮水般的复唐热情，可见唐朝这种仿封建策略对于地方民心的损伤。所以，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旗帜鲜明地批判封建，主张郡县制，他表面上在赞扬秦代，实际上是在向自己热爱却遥远的长安发出呼吁，希望朝廷意识到封建的巨大不足，从而将唐朝治理地方的策略慢慢向“削减藩镇、完全郡县”转移。尽管，这在现实里阻力极大，但在柳宗元看来，这是振兴大唐必须要走的路。

　　《封建论》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士大夫们围绕封建制与郡县制展开激烈讨论。他们表面上在争论秦朝的事，实际上是在辩论现状，究竟是彻底削藩，还是维持妥协？令柳宗元感到振奋的是，唐宪宗稳住皇位后，立即重启了父亲的削藩战争。他平定西川，伐成德，灭淮西，收复淄青，其中最传奇的战役，就是闻名于世的风雪夜袭蔡州。

　　史载：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唐军展开了对淮西军阀吴元济的围攻，吴元济负隅顽抗，并派人向成德王承宗、淄青李师道求援。王、李一面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一面出兵策应淮西，派人烧毁朝廷辎重钱粮，刺杀力主讨伐的宰相武元衡。武元衡死后，宪宗拒绝妥协，擢升主战派裴度为宰相，令其主持征讨，并以将军韩弘取代作战一年、无功可言的严绶。同时，又将刺杀武元衡之罪归之于王承宗，下令对成德用兵。但吴元济十分顽强，朝廷用兵三年，仍没有攻陷淮西。此时，围攻吴元济的任务交到了大将军李愬手上。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李愬讨伐节度使吴元济，两军相持，不分胜负。十月初十，李愬率领九千士兵，乘着大雪，夜袭吴元济的老巢蔡州。由于吴元济的精兵都在东线与官兵相持，蔡州只剩下老弱病残的士兵把守，吴元济没有想到官兵會突袭蔡州，再撤退时，为时晚矣。不久后，李愬攻下蔡州，活捉吴元济。刘禹锡听闻官兵收复蔡州，兴奋地写诗道：“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长安沸腾了，柳宗元也从病榻中坐起。泾原兵变三十六年后，唐朝终于彻底取得了削藩的胜利，四分五裂的唐朝，第一次在安史之乱后完成实质性统一。但是，大胜之中却有隐忧。连年征伐，百姓疲惫，为了安抚藩镇军队，朝廷花费了大笔钱财，更令柳宗元担心的是，皇帝削藩，却只是用节度使换掉了反叛的节度使，并没有真正从制度上削减藩镇的力量。在柳宗元看来，这是不彻底的、必将引来后患的，可惜，他那时人在千里之外的柳州，他的意见，朝廷也不会听的。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柳宗元来到柳州，时逢大旱。

　　七月十六日，他率众前往雷塘，祭神求雨，写下《雷塘祷雨文》，在文中写了“廉洁自持”四个字。

　　到任之初，朋友对他说起柳州的险恶，他感慨地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在柳州刺史任上，他释奴婢、凿百井、办学院、修孔庙、易风俗、兴文化，诗曰：“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柳州的百姓感激他、爱戴他，因为他不是在做面子工程，他做的都是真真正正为民解忧的好事。他没有和当地豪强互相勾结，过自己闲游山水的舒服日子，而是触犯豪强的利益，大胆地打破当地的传统，释放被豪强们奴役的婢女。

　　他的名声在四方传播。衡山和湘江以南考进士的人，都把他当作老师。他给予柳州最大的功德在于教育。在他来之前，读书是少数柳州富人的专利，这些富人仗着有点文化，巧立名目，坑蒙拐骗，欺负不识字的老百姓，老百姓势单力薄，若是遇到官老爷和地主勾结，日子更是没法过，每年，辛辛苦苦的农民都因为没文化、不懂算数，被当地土豪骗取粮食、财务。柳宗元上任以后，开始兴办学堂，免费向广大穷人传授文化知识。

　　他提升当地百姓的识字率，也劝他们破除迷信。如同《柳宗元在柳州》一文所介绍的：传说，南北朝时，碧绿的柳江中曾有八龙戏水，于是，柳州又称“龙城”。唐朝时，这里的居民大多是少数民族，由于迷信鬼神，从来没人敢打井取水，生怕动了“龙脉”而惨遭祸害，他们喝的水都是从河里挑回去的。但柳宗元打破了这种迷信，给予百姓文明的启蒙。与此同时，他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推广医学，培养出当地自己的医生为民众服务。

　　这时，柳宗元五十岁不到，却像一个年过古稀的白头翁。回顾仕途，永州司马，柳州刺史，还有那场失败的改革，和少年时父辈对他的殷殷期待相比，他似乎是失敗了，沦为一个被放逐的政治家。

　　他被放逐了整整十五年，十五年里，他爱的人、他敬重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学者郭新庆梳理了他亲友的死亡日期：被贬永州前，他最敬重的士大夫陆鸷病死;隔年，王伾病死，永贞革新领袖王叔文在渝州被杀;又一年后，同是革新派的韦执谊死在崖州;与此同时，柳宗元遭遇丧母之痛，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女儿也在永州病死;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二王八司马”之一的凌准在连州病死;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柳宗元的好友吕温死于衡州;在永州，柳宗元的两个姐夫及众外甥也都死了;他的弟弟柳宗直，一直陪在他身边，结果来到柳州刚二十天就染病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亲朋凋落，孤雁悲鸣。”这十五年，没人知道他忍受了多少孤独、煎熬，真正懂得他北望长安时那面色的平静。他写《封建论》，写《捕蛇者说》，在地方励精图治，不敢有一丝懈怠，为的就是得到朝廷重新起用，可这个朝廷让他明白了一件事——一个正直的人是注定被放逐的，你只有懂得谄媚，讨好权贵，识趣地在政治浪潮中站队，才可能扶摇直上，施展报国的宏图。可悖论的是，多少有理想的人在这种妥协中变质，他们摸爬滚打，最后也成了油腻圆滑的模样，晋身为权贵共同体的一员。于是，他们虽然依靠妥协晋身高位，却已经不复当年的理想，而成为既有秩序的同谋。柳宗元被边缘化，是他政治上的不幸，也是他人格上的幸运，他做到了无愧于心，也能在一方水土为民效命。

　　在柳州那些寂寞的日子，他勤勉政务，得空时，好友的书信陪他分忧。

　　刘禹锡要他坚持住，他说，总有一天，他们会一起重返长安。

　　韩愈跟他谈论岭南，惊讶地问他：“为什么你吃癞蛤蟆还能津津有味？”

　　柳宗元说，他不只吃蛤蟆，还吃拱屎虫、砂木的粉，据说，如今柳州最有名的螺蛳粉，也和他有关系。那是在他被贬柳州后，因为长途跋涉，加上古代的岭南瘴气很重，让他感到水土不服。管家周万福心里着急，就问当地土人，有什么祛病良方。一个柳州老汉说，你家老爷，是因为水土不服得病的，得赶紧吃我们柳州的土！

　　“吃土？”周管家蒙了，怎么能让老爷吃土呢？当地人就给他出主意，可以不吃土，吃柳州的螺蛳。为什么？因为螺蛳就是吃土长大的！

　　周管家想：妙！那就吃螺蛳试试。于是他就用螺蛳来熬汤，配了些紫苏、八角，等汤熬好后，就送到柳宗元面前，柳宗元一闻到味道就有了食欲。连续几天，他都要喝螺蛳汤，精气神也好多了。后来，周管家又想，老爷把汤喝了，可以顺便吃些搭配的东西。他看到乡亲们送的腐竹、笋子（因为柳宗元为官清廉，不收名贵物品，当地百姓就送他这样的土特产），灵机一动，就把干粉、腐竹等混进汤里，于是有了螺蛳粉。

　　在柳州，柳宗元半只脚踏入了鬼门关。短短四年，他屡次犯病，疔疮、脚气病、霍乱、心脏病等。他患脚气病的时候，“夜半痞绝，胁有块，大如石，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人号哭”，多亏荥阳郑询美传杉木汤，才稍微缓解了他的痛苦。患霍乱时，他“上不可吐，下不可利，出冷汗三大斗许，气即绝”，好不容易熬过去，身体已不堪重负，面如枯槁。

　　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柳宗元自述病症：不食自饱，消瘦。当心早死，悲痛至极。忧虑恐惧，惊悸，健忘。行动不便，上山要用拐杖支撑。心绪恍惚，别人大声说话也感到内心震恐。牙齿日渐变少，头发日益变短……

　　多年以后，学者伍耀良根据这些书信，断定柳宗元先后得了痞病（现代医学形容为慢性脾脏肿大症）、心脏病、腿浮肿、脚气病、疔疮、伤寒、痞痛。

　　这些疾病像藤条一样鞭打他，午夜梦回，如魔鬼恫吓将他惊醒。柳宗元半夜时常感到大汗淋漓、喉咙尖痛，连走起路来，都感到恍惚。

　　他该休息了。所有人都劝他，好好休息吧。反正，朝廷也不会介意他做一个闲散官员。唐朝多少被贬官员，到了岭南，其实也不过是吃吃喝喝，写写诗文，并没有真正治理地方，那些涂脂抹粉的词，都是后人给他们加上去的。柳宗元聪明的话，大可以在柳州专心养病，什么公务都抛给下人，等把身体养好，朝廷出了变故，说不定就有起用他的机会。但柳宗元愚得很，他去了柳州，哪怕身体不好，他也要亲自治理地方。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柳宗元面对权贵敢于犯言直谏，但面对百姓，这个河东贵族之子却可以拿出最谦卑的姿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他把官员对待百姓的看法浓缩为两句话：“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意思是：“所有在地方上做官的人，你知道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吗？他们是老百姓的仆役，而不仅仅是役使老百姓。”在地主和贵族统治的唐朝，在一个平民被官员当作牲畜的时代，柳宗元这句话可谓石破惊天。

　　鲁迅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唐人柳宗元这一生，可谓鲁迅这句话绝佳的注脚。

　　可惜，上天没有眷顾这位好官。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说：柳宗元在死前一二年，“心绪绝劣，则自知不寿”。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柳宗元的朋友李夷简升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柳宗元看到了重返京城的希望，他放下面子，主动写信给李夷简，几乎是以恳请的口吻说：“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仰望于道，号以求出”。结果，李夷简三个月后因故离开相位，一年后朝廷终于想起柳宗元，诏他入京时，柳宗元已郁郁而终。

　　参考资料：

　　1.[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全十六册），中华书局，1975（5）。

　　2.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陈弱水著，郭英剑等译：《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1）。

　　4.孙昌武：《柳宗元传论》，中华书局，2019（7）.

　　5.周一良：《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3年04期。

　　6.吴全兰：《论柳宗元对民本思想的发展》《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05期。

　　7.徐亦亭：《柳宗元和柳州古代的民族及文化》《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05）：55-58。

　　8.伍耀良：《柳宗元到底得什么病》，http：//www.doc88.com/p-7106272863925.html

　　9.李永杰：《柳宗元的廉政思想 “廉洁自持”“官为民役”》《中国社会科学报》。

　　10.刘成厂：《柳宗元之文风官德政绩》，《淮河晨刊》。

　　11.施子瑜：《柳宗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

　　12.郭新庆：《柳宗元之死：贬放到死不低头》，新浪历史，http：//history.sina.com.cn/bk/gds/2015-02-02/1123116195.shtml。

　　责编：梁红

　　作品 202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