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 城

　　韩愈是中唐历史的一位传奇人物，古文运动领袖，经历了政治上的起死回生。他谏迎佛骨，怼了皇帝一脸，眼看要被腰斩，幸亏人缘好，才从政治的断头台里下来，贬到岭南了事。本来，他的政治生命到此结束了，但神奇的事再次发生，韩愈被贬期间，唐宪宗驾崩，朝中剧变，新即位的穆宗再次重用他，令他时隔一年后重返长安，担任兵部侍郎，次年六月，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既掌握政治实权，也是士大夫里的儒家领袖，可谓人生赢家。

　　但韩愈得知被贬诏令时，是真的以为自己要完了，因为谏迎佛骨，他真真正正地惹恼了皇帝。史载：唐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派特使持香花，迎佛骨，在宫中供养三日。于是“王公世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韩愈看不下去，于是上疏《论佛骨表》，直言“佛不足信”，呼吁停止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

　　枪打出头鸟，唐宪宗扬言要赐死韩愈，好在时任宰相裴度、崔群为韩愈求情，他才勉强保住性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唐宪宗说：“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我不赐死你，但也不想看见你，唐宪宗索性把韩愈贬到帝国最南方，让他担任潮州刺史。

　　中古时期，岭南是统治者用来流放罪人的地方，皇帝厌恶的人，或者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官员，经常被贬到岭南，有去无回。

　　比如中唐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李德裕，他在牛李党争后被贬到岭南，到死也没回到长安。临死之前，李德裕写作《登崖州城》，叹息道：“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韩愈仕途正盛，遭此雷霆打击，自是苦闷无限。他一生的理想就是致君尧舜、匡扶社稷，但把他贬到岭南，几乎是宣告他的政治生命走向结束。所以，他写了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表达自己内心的怅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出身中原，自居清高，他对岭南不了解，一开始也缺乏好感。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以身处长安为荣，以流放边地为耻，岭南在当时的文明开化程度很低，和中原更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虽然在政治版图上同属一个帝国，但在文化上，中原士人对岭南的认同度很低，我们回顾唐代人的言论，对岭南基本没多少好话。

　　而且，岭南被历代描述成一个气候恶劣、环境凶险的地方。所谓“毒雾瘴氛，日夕发作”，“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就跟一个原始丛林一样，士人闻之，自是后背发凉。

　　但圣命难违，唐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十四日，韩愈动身前往潮州。他先过秦岭，至蓝关，抵邓州，经稚县，去宜城（今湖北襄阳南），二月到广东乐昌昌乐拢江口，渡船南下，在始兴江口作《过始兴江口感怀》一诗，与兄长韩会一同赴韶关，三月二十五日来到广州，而后路过增城、惠州、海丰，于四月二十五日顺利到达潮州任所。

　　在潮州，韩愈确实见到了鳄鱼，也感受到台风，但并没有前人说得那么夸张。岭南如果真的“毒雾瘴氛，日夕发作”，“飓风鳄鱼，患祸不测”，该是一个荒无人烟，极不适宜居住的地方，但早在魏晋南北朝，岭南就不乏原住民，隋唐以来，朝廷也多次派官员到这里任职。韩愈对岭南不熟，所以有诸多成见，真正到了潮州后，他开始适应这种生活。

　　这种南北之间的差异，从吃食上也可见一斑。岭南菜色，当地人吃得津津有味，韩愈却难以下肚。岭南人熟悉的蚵、蚝、章鱼、马甲柱等，韩愈过去都没见过，也不知道可以吃，所以，当仆役把这些东西端到他面前时，他像见了怪物似的，脸色铁青。

　　韩愈把见到的怪物都写进诗里，在《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中，他说：

　　鲎实如惠文，骨眼相负行。蚝相黏为山，百十各自生。

　　蒲鱼尾如蛇，口眼不相营。蛤即是虾蟆，同实浪异名。

　　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惊。

　　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

　　腥臊始发越，咀吞面汗骍。惟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

　　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卖尔非我罪，不屠岂非情？

　　不祈灵珠报，幸无嫌怨并。聊歌以记之，又以告同行。

　　韩愈吃北方食物慣了，对潮州的海鲜非常不习惯，这一点他就不如朋友柳宗元放得开。柳宗元当年被贬柳州，尤其喜欢吃蛙肉，不仅自己吃，还推荐给韩愈。韩愈收到信后写了一首《答柳柳州食虾蟆》：“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

　　这首诗的大意是：“我一开始吃不进去，最近稍微能接受些了，但是怕这种东西吃多了会染上蛮夷之气，只好暂时放下这个喜好。不过你也太爱吃蛙肉了吧？竟然把它当作豹子胎这种高级的美食来吃？”

　　据唐人尉迟枢的《南楚新闻》记载：蛙肉是岭南人很喜欢的一道美味，他们通常会先煮一锅滚水，丢入小芋头或小笋子，再把蛙丢进去，煮沸过后，捞起来吃。岭南人喜欢吃皮上有疙瘩的蛤蟆，他们把蛤蟆丢进开水，烫掉蛤蟆的皮，然后再煮，而像韩愈、柳宗元这样的文人，他们一般选择把蛤蟆蒸着吃或者煮汤。

　　在潮州，韩愈仿佛来到了一个新世界，吃蛤蟆，骑大象，台风天躲家里斗蟋蟀，据说，他还被潮汕“朴野”的民风感染，开始制作壮阳春药。

　　韩愈制作春药的法子，就是把硫磺末搅拌在粥里，给禁欲已久的公鸡服用，千日后，再命人把服用的公鸡宰杀烹煮，自己吃食。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壮阳秘方，时人曰“火灵库”，传闻试用此法者，不但能壮阳道、益气力，还能离修仙更进一步。

　　明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记载：硫磺既可以用来制作火药，也可以增补气力，“盖亦救危妙药也”。然而，李时珍提醒道：“服食者假此纵欲，自速其咎，于药何责焉。”就是说，这个药虽然能壮阳，但你如果用它纵欲，那么后果自负。

　　玩归玩，韩愈的正事也没耽误。有一次，他在上班路上遇到一群百姓告状，领头的说，他们是忙活在潮州江河里的放排工，既要扛杉木，又要扎杉排，因为要频繁上岸、下水，衣服湿了干，干了湿，他们患上了胃痛和风湿病。他们为图方便，干脆脱光了衣服干活，可这就让河边妇女很尴尬，把问题告诉了官府，官府勒令他们穿回衣服。排工们怨声载道，听说韩愈新官上任，就决定拦住韩愈，诉一诉自己的委屈。

　　韩愈听说后，决定去河边巡视，他捋了捋胡子，说这事好办，怎么办呢？以后大伙儿扎排、放排，不用穿衣服，但记得在腰间扎块遮羞布。后来，这块布被潮州百姓称作“水布”。

　　也是在上任之初，潮州发大洪水，农户被淹，牲畜离散，韩愈带领手下巡察灾情，看到洪水从城北的笔架山坡汹涌而下，他骑上骏马，直奔城北，边观水势、看山形，边吩咐随从紧随马后，在所到之处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然后吩咐百姓，按着竿标筑堤。据说，就是那道堤坝防住了洪水，使得潮州百姓得到喘息。从此，韩愈“过马牵山”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韩愈在潮州只待了半年，但就是这半年，让他成为潮州百姓心中的圣人，世世代代传诵至今。如今我们去潮州，可以看到“潮州山水皆姓韩”，潮州人提起他，个个都竖大拇指，甚至说他是“吾潮导师”，在潮州文化史上，韩愈也几乎是封神的人物，所谓“若无韩夫子，人心尚草莱”。韩愈受人尊敬，不但是因为他防洪救灾、关心民生，还在于他解放奴隶、兴办教育。

　　实际上直到唐朝，岭南贩卖人口的现象依然很严重，元和年间，潮州富户买卖人口、掠人为婢，即便韩愈上任后，当地富户也没有收敛。韩愈从小学习儒家规范，对买卖人口深恶痛绝，他一到潮州，就命令废除买卖人口、掠人为婢的陋习。同代人李翱记录：“（愈）贬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为隶者，公皆计庸以偿直，而出归之。”（《韩吏部行状》）

　　所谓“计庸以偿直”，就是把奴婢们视作债主的佣人，他们为债主做工，可以用工钱抵债来偿还卖身债款。由于债主们多年来非法奴役这些奴婢，逼迫他们无偿工作，所以，为了补偿奴婢收入上的损失，卖身债款就可以相应抵消。

　　与此同时，韩愈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百千”钱来，收揽人才，修缮学校。这“百千”钱是什么概念呢？据李翱的《李文公集》记载，元和末年，一斗米合五十钱，百千可折合米两百石，约等于韩愈担任刺史八个月的俸金，也就是说，韩愈担任刺史的大半俸禄，都用在了教育上。

　　當时，韩愈重用了一个叫赵德的进士。他称赞赵德“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于是任命他担任州学，提振潮州教育。以至于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感喟：“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

　　韩愈在潮州经历了很多神奇的事，但被传得最神的，一件是打和尚，另一件是祭鳄鱼。

　　传说有一天，韩愈在街上碰见一个凶神恶煞、长着两颗长牙的和尚。韩愈看他面目可憎，觉得这一定不是好人，心里暗暗想敲掉他那两颗长牙。等他回到州衙时，门卫给了他一个红包，说是那个和尚送的，韩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那对长牙，他脸色惊惧，觉得那和尚非但不是坏人，还可能是得道高僧，于是派人四处寻访，才知道那人是盛名在外的潮州灵山寺大颠和尚。韩愈大感惭愧，向大和尚赔礼道歉，二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后来，潮州人为纪念他俩的友谊，专门在城里修了座“叩齿庵”。

　　比这事更神的就是祭鳄鱼。韩愈祭鳄鱼不但成为一段佳话，还被欧阳修写进了《新唐书》。文中写道：韩愈祭鳄，“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鳄鱼）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

　　唐朝中期，气候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物种也更加丰富，在当时，潮州既有牙小而红的野象，也有举止矫疾的土黄色大鳄鱼。唐人刘恂在《岭表录异》里就写道：“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鼍，而举止矫疾，口生锯齿，往往害人。”潮州地处河流交汇处，鳄患持续多年，韩愈为了彰显自己除鳄的决心，特地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传说，韩愈写下这篇文章不久，潮州的鳄鱼就迁走了，此后数十年，潮州再无鳄鱼吃人。

　　潮州人为了感谢韩愈，就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称为“韩埔”，渡口称为“韩渡”，临近的大江称为“韩江”，而江对面的山被称为“韩山”，山上修了一座祭鳄台，都是为了纪念韩愈。

　　但这个神话其实经不起推敲。许多史实表明：韩愈走后，潮州仍有鳄鱼出现。比如刘恂记载：“故李太尉德裕贬官潮州，经终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沈失，遂召舶上昆仑取之，但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鳄鱼之窟宅也。”李德裕是中晚唐名臣，年代与韩愈相距不远，可见韩愈之后，潮州鳄鱼仍有活动。

　　无独有偶，《潮州志·丛谈志三》“物部”也记载：宋王举直知潮时，犹有“钓鳄”故事，陈尧佐判潮，“鳄复肆虐”，竟至噬人。由此可见，《新唐书》说“自是潮无鳄鱼患”，其实是不实之词。

　　韩愈四月二十五日到任潮州，十月二十四日迁任袁州刺史，据此推算，他在潮州仅仅待了六个月，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但在后人科普的韩愈刺潮里，韩愈在潮州做的事却十分丰富，而且充满神话色彩，包括但不限于兴办州学、劝课农桑、驱除鳄害、取缔贩奴、赈济灾民等，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源于宋人的添油加醋。

　　比如：苏轼在称颂韩愈时，把他重振州学的行为夸张为“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这是文学之辞，与史实有所出入。韩愈在潮州提倡教育，其实是延续了前几任刺史的工作，早在唐高宗时期，潮州刺史常怀德就有过“礼义教民”的举措，唐德宗时，当地刺史已经兴办州学，而韩愈所做的事更多是继承前人，而非自己开创。

　　又如：韩愈祭鳄，《新唐书》对此的记载过于夸大，而同样记载此事的《宣室志》乃是唐传奇，不足采信。我们依照自己的现实经验推断也知道，指望一篇文章、一些祭品就能让鳄鱼消失是不可能的。

　　韩愈除鳄更像一个有趣的故事，但并非事实，而它之所以流传，恰是为了凸显韩愈的形象，迎合儒家叙事中塑造儒士治理地方典范的需求。

　　韩愈在潮州被后人推崇的“劝课农桑”，也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如今仅有的参考源文本，只是韩愈的几篇祭文以及苏轼等宋代文人的转述，这些是不足以作为证据支撑的。

　　后人谈起韩愈的治潮功绩，却把这个作为重要一项，究其原因，除了以讹传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迎合儒家传统叙事的需求，儒家重视农业，在一套规范的儒家治理叙事框架中，劝课农桑和为官清廉、忠贞守孝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关于儒门官员的传记中，“劝课农桑”就成为高频词，尽管传主在真实历史中，未必真的对农桑之事细细过问。

　　在元和年间的士人看来，韩愈担任潮州刺史只是一段很短暂的插曲，没有多少政治和文化意义，韩愈能在短短半年后就得到皇上的宽恕，离开潮州，也可见唐宪宗并不是真的要把韩愈打入政治冷宫，而是借贬逐韩愈宣示权威。

　　但是，这段小插曲对宋代士人来说是值得宣传的，尤其是那些推崇古文运动、欣赏韩愈的士人，比如苏轼、欧阳修等。

　　宋初，韩愈的散文主张并非主流，文坛盛行脂粉文学，如绵软娇柔的花间词、浮艳臃肿的西昆体，携“梁陈宫掖之风”，穷尽铺张排比，等到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崛起的时候，韩愈式的散文才逆流而上，成为文坛风尚。

　　为了荡涤散文的浮夸风气，苏轼、欧阳修等人屡屡重提韩愈，苏轼赞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欧阳修说他“其言深厚而雄博”，“浩然无涯若可爱”，晚年更是感慨“韩氏之文之道，万事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而司马光在《答陈师仲司法书》中也赞叹韩愈“文章自魏晋衰微，流及齐、梁、陈、隋，羸备纤靡，穷无所之。文公杰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惊照今古”。有了这些文坛领袖的吹捧，韩愈在北宋的地位水涨船高，甚至和孟子、扬雄相提并论。

　　在政治上，韩愈也成为很好的宣传材料。唐中后期，韩愈还未被尊奉为古文领袖，他继承董仲舒所发扬的光复“先王之教”的主张，并未得到太多重视，而他在潮州的经历，并没有多少宣传，所以《旧唐书》里，有关韩愈刺潮的记录十分有限。但在宋神宗、哲宗时期，社会上理学之风盛行，君主渴望中央集权，韩愈在《原道》里的主张就有了用武之地。他反对佛教夷狄之法，重申先王之教，主张政统与道统合一，盼望儒家士大夫共同治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对于皇帝来说，这样的思想显然比佛道思想更有诱惑力。

　　所以，宋朝中后期有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尊韩潮流，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韓祠被正式命名为“昌黎伯韩文公祠”。与此同时，在欧阳修主持修撰的《新唐书》里，韩愈传记的篇幅也较《旧唐书》增多了。政治地位的上升，让韩愈的事迹被广为传颂。

　　回望宋人关于韩愈刺潮的记载，韩愈被提炼成了一个儒家士大夫教化蛮夷的典范，种种围绕他所做的宣传，都在凸显他仁义爱民、勤勉办事的形象，而韩愈对岭南的一些牢骚其实被隐藏了，因为那不利于一个光辉形象的建立。

　　钱钟书反感这些歌颂，所以他在《谈艺录》里写道：“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

　　钱锺书肯定韩愈的才能，但认为他的学说并不系统，细细考察，还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仅就文学和思想的具体创见而言，钱钟书觉得韩愈名不副实，他崇高地位的背后，主要是政治与文学主张的推动。

　　钱氏的这一看法，与史学家陈寅恪截然不同。陈寅恪在1951年写作文章《论韩愈》，发表在1954年《历史研究》第2期，这篇文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尊韩派”的代表作。

　　文中，陈寅恪总结韩愈的六大历史功绩，认为韩愈有“建立道统”“匡救政俗”“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的功绩，是宋儒主张的先行者。这些观点，钱钟书、黄云眉等学者都不能同意，但钱钟书并未直接撰文与陈寅恪辩驳，而只是在《谈艺录》和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书信中谈论过他对韩愈的看法。

　　无论如何，到元明时期，韩愈作为古文运动领袖的地位就基本奠定了。所以《宋史·欧阳修传》写道：“文章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到了明代，学者茅坤编撰《唐宋八大家文钞》，索性将韩愈列在第一，并正式提出“唐宋八大家”这一说法，被后世沿用至今。

　　正是因为后代儒生的传颂，韩愈在潮州名望更盛，韩祠、韩亭、韩木等一系列与韩愈有关的潮州风物都在宋朝得名，结果“潮州山水皆姓韩”，诗人杨万里曾感慨道：“笑为先生一问天，身前身后两般看。亭前树子关何事，亦得天公赐姓韩？”

　　或许是贬官期间受太多苦了，韩愈回到长安后，过起了放飞自我的人生，他不但继续诗文创作，还在府中养了大量歌女、艺伎、吹箫、弹琴、饮酒舞剑，风流更胜少年。

　　晚年，韩愈丝毫没有遮掩的意思，他专门作《感春诗》潇洒道：“娇童为我歌，哀响跨筝笛。艳姬蹋筵舞，清目刺剑戟。”他去世后，同代诗人张籍纪念他时也说：“中秋十六夜，圆魄天差清。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

　　但韩愈毕竟是老年人，泡在脂粉堆里吃不消，为了满足需要，他听信方士之言，继续服食春药。诗人白居易在《思旧》中说：“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这个“退之”指的就是韩愈（字退之）。

　　按照白居易的说法，韩愈之死与服用硫磺有关。因为纵欲过度，吃药过多，他把自己的命给丢了。五代时人陶榖在《清异乡录》中也记载了韩愈的死因：“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但正史里说韩愈是病死的。究其原因，一来，纵欲死说法证据不足，二来，韩愈贵为儒门领袖，若死于春药，未免有辱斯文。

　　总而言之，韩愈的死疑点很多。他当时才57岁，又并不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他从岭南回到长安后，身体硬朗，没有疾病记录，但长庆四年（824年），他很突然地就在长安去世了，所以民间才生出流言，把他的死与吃硫磺联系起来。

　　因为这事，韩愈的后代还打过官司。据崔西彬《台湾“诽韩案”》一文记载：1976年10月，台湾地区有一个叫郭寿华的人，以笔名“干城”在《潮州文献》第2卷第4期发表《韩文公、苏东坡给与潮州后人的观感》一文，指责韩愈具有古代文人风流才子的习气，在妻妾之外仍不免寻花问柳，以至于染上性病，又听信方士之言，食用硫磺中毒而死。文章刊登后，韩愈第三十九：代直系孙韩思道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自诉，控告郭寿华“诽谤死人罪”。最终法院裁定韩思道胜诉，以郭寿华诽谤已死之人，判处罚金300元。郭寿华不服提起上诉，“台湾高等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

　　但这个判决争议不小。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杨仁寿出版《法学方法论》一书，着重提到了“诽韩案”。他在书中指出：“‘诽韩案的判决对‘直系亲属的外延做了漫无边际的延伸，以至于让一个死人的第三十九代孙都有诉权，依次继续，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诽谤死人罪的立法本意。”基于对法学方法论和对各国立法例的参考，杨仁寿认为“诽韩案”的判决是错误的。

　　“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韩愈的故事，距今已是千年了，韩愈走过的地方，如今已经换了人间，历史有趣之处，就在于它的必然里包含着偶然，它的晦暗之处又藏着光明，韩愈被贬，对他个人是坏事，但对潮州上上下下的老百姓，尤其是那些奴隶来说，又是天大的好事，韩愈在潮州这半年，对他的政治生涯，只是短暂一笔，但对潮州文化，却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韩愈走后，潮州人民自发纪念他，他们纪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贡献，也是为了延续一种务实、仁义的精神气质。如今我们走到韩文公祠前，会看见一座韩愈著作塑像，上面雕刻这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句话，既是致敬韓愈，也是对潮州精神的一种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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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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