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无数人心中的广州女神，标志性的方框眼镜，栗色的短发，白皙的面孔，黑裤黑鞋，淡绿色棉衣披着一条同色格子长围巾，时尚又大气。她的坦诚率真，对人性的洞察，老到的写作手法，沉稳的声音等，无不显示出岁月积淀的智慧与阅历。同时又像一个小学生，尽管参加了数不清的讲座会议，依然会紧张，依旧很认真，在台上时两脚略略内八地并在一起，两只手挨在一起，在讲座开始前仍不停地翻看着笔记本。
她以悲悯之心去对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就算是十恶不赦的坏蛋都不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加以批判，而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满怀理解与同情，去挖掘隐藏在背后的人心与人性;但她又毫不犹豫地抖搂他们华美袍子上的虱子，让脆弱与丑恶无处遁形，让一些人遭遇最残忍的结局。
大女人与小女孩，悲悯与无情，在同一个人身上和谐共生着。
杨冰洁： 张老师您好。作为一个严肃的纯文学作家，您关注都市人面临的精神和心灵困境，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展现出复杂的人性，在写出世道人心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我们知道，任何人都不是无缘无故成为作家的，那么您走上写作的道路，除了从小喜欢和擅长之外，还有什么原因？
张欣： 我这一代的作家，写作都是以改变个人命运为基调，就是要逃出原来的地方。当时的改变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是现在所想象的，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别的路，我就是因为会写作，就调到一个需要写作的地方，改变了我的命运。
杨冰洁： 那您一开始写的是广州都市还是身边故事？
张欣： 这个肯定就是身边的事，而且就是好人好事，不会写别的。有些作家起点高，一写就特别牛。但我一开始就是会写好人好事，我要写我熟悉的，因为不熟悉的肯定写不出来。
杨冰洁： 那第一篇算得上都市小说的是哪篇？您创造了那么多小说人物，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吗？
张欣：不是算不算，是没有别的，不会别的。我过去当过兵，但没有下过乡，所以我对农村生活比较陌生。大家都知道，谁都不敢写自己陌生的东西。另一个就是当初被评论家归类、被别人提醒到，我才想到原来我写的是都市生活，那我更要有都市的感觉。是先写了才有意识，往“都市文学”靠。我就真的沒喜欢过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小说家首要的气质就是“无情”，不能老是留恋。我作为一个女作家，一直提醒自己两件事，不能自恋和做作，一生要跟这两件事做斗争。有一个朋友问我小说改的电视剧，“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我说“对啊，怎么样了？”我写完之后一件工作就完了，没有什么特别留念。
杨冰洁： 这么多年了，您觉得您笔下的人物有变化吗？
张欣： 我的女主角肯定是有变化，我也在这种时代的潮流中。不光是我，整个都市文学都在改变。第一个是从接受命运到想办法改变命运;第二个是从妥协到励志，有人说我是“病态的励志”;第三个是从单一到多元;第四个是从温良恭俭到蛇蝎美人。都市文学中女性形象的走向一直在变化，大家的接受度也越来越宽容。
杨冰洁： 除了笔下人物的变化，您的创作风格也有着明显的变化，从最开始的美好，到中间的冷暗再到《终极底牌》以后的偏温情的结局。这个转变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
张欣： 我早期的作品还是挺理想主义的。后来就觉得自己要酷一点，当时年轻，我总是觉得被人轻视，加上那段时间我自己也很压抑，在看到生活真相的时候会失望，会有无力感，所以中间很大一块就是比较暗淡、阴冷的，写人性的阴暗面、人生之不完美。我不会去写玫瑰色的玻璃式的爱情，就像鸦片一样。《终极底牌》之后，开始转向温暖，因为看到现实社会中的那种无底线的塌陷，你写得多酷，都没有现实那么酷。写作也好读书也好，也是一个发泄的渠道，现在大家很辛苦，很丧的东西中间假如有一点点温暖的东西都会感动，而温情的结局会让我们觉得所有苦难都是值得的。还有就是年龄到了，每个人的写作都是阶段性的，作者也需要成长，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也在变化。
杨冰洁： 有人跟我说看了您第二阶段的作品之后就感觉很压抑、很难受，因为现实本来已经很残酷了，小说又是那么灰暗和阴冷，就会令人更加绝望。
张欣： 从来没有感觉悲剧会封住人的心灵，我觉得文学的奇妙性和多样性在于有不同的口味和不同的理解。学生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年轻，年轻就是很小的事都会当成巨大的打击。但是这种训练也要从年轻时做起，因为人总是要长大的，如果你在学校一切都是很玫瑰很小时代的，一旦出学校的门就会万分不适应。但是也有的人看完也挺快乐的。所以一定要训练自己的抽离力，在作品里不要陷得那么深，不能一直都那么难受。
杨冰洁： 确实，看完作品后产生的感情是因人而异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因为出现了一些模仿性的自杀行为而受到批判，但并不是每个人看完之后都会自杀，或者说大部分人都不会。有的人看了您的作品觉得人间不值得，有的人则会更加珍惜黑暗中的光明，多了直面生活的勇气。
张欣： 对的，也有人说同样的问题，我也是这样回答的，你被包子噎死了，不能说包子不好。就像追星，有的人追星会为了明星自杀或者怎样，有的人就只是单纯地欣赏。所以还是个人的成分多一些，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为了丰富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内心不要那么沙漠。但是读书和写作对于文青也不是没有负面的，一些人就觉得自己比别人深刻，高别人一等，或者说离群索居，这些东西我是非常不赞同的，读书就是为了让我们作为一个更平凡的人，生活得更舒适，而不是跟别人拉开距离。
杨冰洁： 您说读书是为了成为更平凡的人，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读书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读书人最起码也是与众不同的人。有的人认为读书之前就得沐浴焚香，读书时就得全情投入，跟着内容跌宕起伏，您怎么看呢？
张欣： 读书最重要的是要日常化，不要有太强的仪式感，不然会累。如果读几千字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样的话感情是不够用的。不要那么容易激动，这样才能以平静的心态慢慢读，慢慢积累。
杨冰洁： 现在线上阅读越来越普遍，很多人都习惯了在手机上阅读，碎片化阅读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而线下阅读或者是纸质书的阅读量日益下降。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张欣： 线上阅读和碎片阅读都是阅读，没有什么不好，与传统的纸质书阅读没有高下之分。手机上可以很便利地看到其他人的说法。好东西都是兼容的，只要是好的书，不论什么方式知道或者什么方式打动你，都是有好处的。读书不像别的东西那么立竿见影，读书是需要积累的，很难快速见效，但坚持阅读的人一定会有很好的收获，你的思维谱系、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会不同。对于女孩来说，这就是你的容颜。
杨冰洁： 有人觉得读书就是要读经典，入门要高，如果喜欢言情武侠就会显得很low。
张欣： 读书入门的门槛要低。可能刚开始你只喜欢看武侠，喜欢看细腻的女性的东西，但是你喜欢就都可以，个人兴趣还是最重要的，兴趣让进入变得容易。读书也是一段一段的，可能你一直喜欢粤菜，喜欢吃清淡的，但有时候就是想吃麻辣小龙虾，想吃重口的东西，之后如果你觉得读书对你是有用的，你就会去读一些经典。后期你要学会走出舒适区，站到自己的对立面，要看一些经典的艰深的著作，哪怕一次只读三四行也行，就像有些书我看了很久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但还是要看。
杨冰洁： 除了迷失于权钱之中的欲望男女，您也有写到那些追求理想的“疯子”，如《对面是何人》中的李希特和雷霆，为了追逐武侠电影梦倾其所有，但不被周围人理解，拍的片子也不被市场认可，最后一个自杀，一个他杀。让我想起最近获得金马奖的《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迁，作品获奖了，人却早已走投无路自杀了。小说与现实中人的结局与命运带有一种近乎巧合的雷同感，仿佛是早有预见。您觉得人应当为了理想奋不顾身吗？抑或是向世俗社会妥协？
张欣： 理想和世俗是不矛盾的。既要为理想奋斗，也要和光同尘，可以过世俗的生活。我们读书不是为了和别人割裂开。很多读书人就觉得我们是高高在上的，你们不读书的人是不行的，我们是最牛的，这样不行。有的文青就离群索居了，永远都不能跟世俗的人在一起，这样不好。“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 格瓦拉的这句话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就是因为讲出了事情的两个方面。曾经我就是一个对立性思维的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我看不惯这个，坚持那个就是最对的，但慢慢就会好一些。这两者一定是可以兼容的，我们可以不放弃内心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过很平凡的生活，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而不是像山羊里的骆驼，每个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跟别人不一样，这样不见得有多高明。
杨冰洁： 在这些都市小说里，也有一些农民形象。他们虽然在城市生活，但思维、行为还有农民的特点，比如《浮华背后》的高锦林、冉洞庭。您塑造这样的形象有着怎样的想法呢？
张欣： 这涉及一个问题，写作的色彩和节奏。色彩就是不单一，比如说全是学生，全是白衣服怎么分辨，这样色彩不够。好的作家，你一定会觉得它是五彩斑斓的，比如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好的作品还会有味道。一部作品，有时候是很快的，可能一句话就十年过去了，有时候可能十秒钟就写了三四页。这是繁简，你不可能一年一年写，一天一天写，那叫流水账。繁简大家都会注意到，但是色彩和节奏常常被忽略。说回问题，为什么会写农民，是增加作品的色彩，有些人这个地方为什么表现？是和出身有关系，就会自然地带出来。
杨冰洁： 确实是，农民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每个城市都有大量的农民。
张欣： 关于色彩，还有一点就是人物的搭配也不能太多。比如說一个人穿得花花绿绿，你就不觉得好，只有两个颜色反而觉得很协调，所以这个度要把握好。节奏感就是有时候可以很慢，但有时候要特别干净利索，可能别人以为这件事要讲很多，结果“啪”你就没了。有时候讲了几句，我就毫不留情地断了这句话，再也不说了。所以才会有一个有名的作家说你最想写的时候要停住，因为你会宣泄。
其实设置农民形象，也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是有意的，但也是无意之中，就觉得这个地方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承担一些东西，不能一个人物永远自己在想，总会碰到不同人之间的对抗。
杨冰洁： 您主要还是写都市女郎以及她们的婚恋。我个人感觉这是跟亦舒的关注点一样，是有受到她的影响吗？
张欣： 我必须承认，我之前看亦舒，但后来不看，因为会非常自然地被“洗脑”，我受到的影响太大。我们这一代没有“文明教育”，没有“审美教育”。我也是“谁要你的臭钱”，但失态后也是“一张张地捡钱”，我觉得它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价值观，因为需要面对生活。
杨冰洁： 为什么亦舒的小说不再吸引您？是因为她的小说有什么缺陷吗？
张欣： 没有觉得亦舒不好，只是觉得自己太像她了，会不由自主地去想，所以就想断掉她，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人生是一段一段的，写作也是一段一段的。我以前也喜欢过三毛，但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喜欢过她，怕别人觉得我弱智。我一直不喜欢琼瑶，太玻璃化人生，笔下的东西美得要命。我觉得每个人都要诚实地面对自己。当你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就是喜欢了，文字没什么贵贱之分，因为一点点走过来你也能明显地看到自己的变化和进步。就像你有了香奈儿就不穿佐丹奴了，她曾经帮助过你要承认，后来你超越了她也要承认。
杨冰洁： 您是以书写广州都市出名的，那么您书写广州有什么秘诀吗？对于写作的地域性问题您怎么看？您认为您笔下的广州跟池莉笔下的武汉相比有什么不同？
张欣： 外地人到了广州就会很敏感，有时候广州本地人反而无感，对一些东西太习以为常了。还有现在写作是普通话写作，构思也是普通话构思，如果按照粤语思维，写得很细，其他地方的人就会不懂。广州这座城市这些年我一直在探，就是探不到底。
每个作家身上很难没有地域性的。写作过程中会不断出现这座城市的场景。其实写到最后，都是世道人心，作家也是通过这种一次次刻画，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我们再去看《红楼梦》《金瓶梅》，有大量的日常生活场景，所以说这种书写还是有意义的。第二个，武汉有小市民，广州也有很多小市民，但广州毗邻港澳，我会格外地注意人的观念。“人的观念”是都市文学的核心。广州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这方面我跟她会有一些区别。
杨冰洁： 我想问一下，广州在您的写作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您怎么来看待您生活的这座城市？
张欣： 我是江苏人，出生在北京，但很早就到广州了。广州对我来说就是“全部”。我没有别的地方生活经验，虽然我不是广州人，但我对广州这个城市很有感情，不亚于真正的广州人。我在广州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务实的精神。广州非常务实，深深地影响了我。首先是去“做”，而不是去“说”，正如汪洋说的“太务实的典型”。
广州除了“务实”之外，也很低调，“有钱不要给人知道”。再比如搞活动，北京、上海都很多人去看，但广州好像没什么人，陈奕迅来广州开演唱会抱怨为什么广州人不激动。广州人天生这么冷淡、不为所动，就是很淡定。所有的明星在外面要戴草帽，在广州不需要。还有我觉得他包容，广州有所有地方的餐馆，广州大部分都是外来人，不排外。还有一个是“直接”，以前我当过人大代表，两个领导直接布置事情，就是要“威过上海”。领导也非常直接、务实。
杨冰洁： 但是，关于城市书写的问题，无论是文学创作抑或文学研究上，相比于北京、上海，广州的色彩相对淡了些。您认为，书写广州最大的优势和劣势在何处？
张欣： 我觉得广州还是有先天不足，北京是文化重镇，上海是魔都，广州就都不说话了。北京、上海有回望的焦距，广州好像什么也没有。但现在就不这么觉得了。书写这个城市其实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不断地去写，不断做这个工作。都市文学最重要的是观念，是现代意识。广州人在观念上其实非常靠前，其实是独有的优势。北京、上海我也老去，但观念不一定比得上这边。广州人处理办公室政治超有智慧，还有赚钱的智慧，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妄自菲薄。
杨冰洁： 您曾说过“小说家不要给社会开药方”，而是提出问题让读者思考。
张欣： 话是这样说，其实是没有药方的，包括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他的作品中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时代的混乱和难题，也都不是药方。文学作品和故事会最大的区别是不一定有那么完整的故事或者说大团圆的结局，不一定善恶终有报。说到思考，光提出问题没用的，除了提出问题也要有自己的思考。读的人与写的人是一个“共犯”的关系，如果读的人什么都领会不到，对写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失败。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写作我一直都持怀疑态度的。就像现在的网文作者会与读者有很强的互动，如果你局限在小圈子里，就会离读者越来越远，我比较警惕这种完全脱节的写作。
杨冰洁： 可以感受到您的作品与时代、与读者都离得很近，经常会冒出90后、00后的网络用语，如“时间就像乳沟” “我艹”“超级帅锅”“呆萌”等， 那么您是怎样做到紧跟时代步伐的？
张欣： 这个我还真是没有刻意，因为刻意的东西是可以感觉到的。我们常说有的人就永远是在够，就像一样东西放在大柜子上，需要踮起脚去够，别人就可以感受出来。作家其实不必这样。我一直是反映当代生活的，对当代生活就要了解，在跟70后、80后、90后的交集中，也看到一些事件、一些网络用语，我从来没有觉得不能让他们觉得我很老，所以刻意记，就是觉得很好笑自然就记住了。因为作家有一种职能就是对生活的观察，真的像海绵一样要特别能吸收一些新的东西，而不是固守在自己的城堡里。比如说一个80年代离开中国的作家，写中国就停留在那个阶段，用粮票等。所以学习的能力和与时俱进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去学习，就会永远生活在一个老生常谈之中。
杨冰洁： 这种与时俱进的能力的确很难得，很多长者都会与年轻人有很大的隔膜，或者说代沟，对于一些新鲜事物一无所知，也不愿意去了解。
张欣： 隔膜跟个人特别有关系，人比较难打破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就去问，比如说“然并卵”是什么意思，就是“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啊。有一句话特别刺激我，我一个朋友说，年轻人就是这样，“你若端着，我就无感”，特别说明了今天人与人的关系。有些人确实很遗老遗少，有一些很陈旧的观念，有的人年纪很大还是观念很新潮。所以没必要端着，要不耻下问。
杨冰洁： 除了新潮之外，在您的小说中还表现出深深的怜悯。您写都市人的欲望，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同情的态度而非居高临下地尖锐批判，即使是道德堕落式的人物您也比较少地把他塑造为扁平、单一的大奸大恶的形象。请问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出于怎样的创作初衷？
张欣： 作家最基本的气质就是悲悯。我们自己也会有很自私的想法、很无奈的选择。有的人会非常上帝视角，也会有喜欢宏大叙事的人喜欢，但是我不是那样的作家。
比如说一个人贩毒，或者杀人越货是没感觉的，最后就枪毙了。这种人肯定有，但不是文学。一个人当鸡特别快乐，这不是文学，做了壞事其实是纠结的或者说并没有快乐，这种才在文学的范畴之内，如果很顺拐，做坏事完全没有感觉，这样就成新闻报道了。作家的悲悯之心是由文学的本能决定的，我会特别注意这个。
杨冰洁： 提起新闻报道，我们知道，您的一些小说就是以新闻事件为题材的，像《沉星档案》《浮华背后》等，都是把平面的事件往深挖，往小了说。那么您在往深挖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张欣： 新闻报道是平面的，是横切面，而小说是纵切面，往深里说，就会遇到困难，会有写不下去的时候，那就要思考。写作是一个工程，除了主题，还有结构，如果结构非常单薄，写一半就塌了，那《红楼梦》怎么写得出来。你要不断地试探，看着很轻松的东西是很费思量的。 就像《狐步杀》，老王死了，家里人争遗产，案子结了看似穷尽了，但其实一直没有完，还能出现什么状况？你就得不断训练自己，不断地从千百条路中挑出一条路往下深入。
写作一定要能写别人的故事，要有虚构的能力。现在很多非虚构写作遮蔽了虚构写作的光芒，但虚构的能力其实最基本的，一个人经历的事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只会写自己的生活，写完就没了。
杨冰洁： 您作品的故事背景设置异彩纷呈，比如金融市场、报业、演艺圈，很多作品也关注了底层人物在繁华都市的艰难生存与挣扎。在广州，你会有意为了丰富生活体验、寻找写作灵感而去某些场所或体验某些事物吗？
张欣： 肯定会，但是也没有特别处心积虑，平常我对生活的观察还是特别仔细的，已经变成一种职业习惯了。
杨冰洁： 就比如说“地铁站口像一口深井……传送带上的脸庞一张一张地明亮起来”“太古汇像一个巨大的丝绒首饰盒”等，这些描写都来自平常对生活的观察。
张欣： 对，有时候就是扫了一眼，感受就不同，可能一个服装师看到的是服装方面的东西，其他行业看到的就是其他行业的东西，而作者看到的就是属于一个作者的感受。不是每个人都会给我灵感，也不是什么事都钻研，就是扫一眼就过滤出来，这是一个常年的职业习惯。写作的时候呢，这个场景就蹦出来了，有时候一个很好的细节十年都用不上，就像一件衣服，鞋和裤子什么都不搭，但是终于有一天就有衣服和它很搭，就像是一套。好的作家都比较杂，为什么我老是强调要去观察生活，就是这个原因。比如我不会做饭，但我会观察，在说到食物的时候留意别人怎么说的，这个过程你一定要知道。不能一喝咖啡就是星巴克，一吃东西就是麦当劳，这种公共的思维对写作特别有害。如果再写这种场景也一定要出彩，一定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在这里做了不合时宜的事，惯性思维就被淹没了。
除了观察，还有一个是表达，这两个东西同样重要。没有观察，表达什么;观察了，呈现有问题也不行。就像阿加莎小说中写到幸福感，都特别具体，讲到了天气，讲到了植物，讲到了心情，讲到了当时的场景给她的深刻印象。有的人生活在第一线，每天都在观察，什么都写不出来，有的人大量的词堆叠，什么都表达不出来，没有可以给人留下印象的细节。作家观察生活的眼光和别人不一样，表达也不一样，其中虚构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但虚构不是凭空来的，不是平白无故的，是需要大量地观察积累的。
杨冰洁： 以《沉星档案》为例，它是以广州的一个女主持人为原型进行创作的，那么您是怎样虚构的，又是怎样将对生活的观察融入到创作中的呢？
张欣： 是，《沉星档案》是有原型的，但很多书像《狐步杀》就没有原型。虚构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重新打烂消化再塑造。就像阿加莎说写作是最接近上帝的时刻，就是说重新塑造一个世界。一点一点从平面到立体，开始变得有血有肉，大家都熟悉的老姑娘的形象、侦探的形象就出来了，这个还真不是拼接就可以完成的，这有一个幻化的能力，让虚构的故事看起来像真的一样。
杨冰洁： 在虚构的过程中一些初写者会特别不舍得把辛苦搜集来的素材割舍掉，什么都想要，最后什么都写不好。
张欣： 写作还是要割爱，有些东西你非常喜欢但是没用，或者说很虚的东西，画蛇添足了，你就要把它舍掉。其实训练还是有用的，梳理的能力，把事情说清楚的能力。对着大量的素材，选材和整理是需要训练的，肯定要不断地写不断地写不断地写。
杨冰洁： 怎么说呢，想成为一般的作者训练是有用的，但是如果说真的想成为伟大的作家，还是得靠天赋或者灵感。
张欣： 成为伟大的作家，要有天赋、灵感、努力，还有运气，就像阿加莎，这么多年就出了她一个推理女王。
杨冰洁： 您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写作习惯？您认为写作者有哪些必备的素质？
张欣： 作为一个写作者，自律是最基本的条件。没有人监督你，可以睡懒觉，可以出去玩，但写作很熬心血的，一定要自律。还有一个，身体也很重要。大家都知道村上春树喜欢跑步，我也去健身房，没有好身体，就没力气表达。
但我不像其他写作者那样每天都要写。就像叶兆言老师，每天一两千字，写完了就可以出来玩。我是有感就一个月都在写，无感就两三个月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就一直在构思。
杨冰洁： 您曾经说过，年轻人写作“不要病态地追求惊艳和华丽，要先学会把事情说清楚”。那么怎样才能把事情说清楚呢？
张欣： 年轻时候写作会很追求金句，实际上把一件事说清楚很不容易，也非常重要，如果没说清楚就开始感慨了，读者怎么会有同感，怎么会跟你一起喜怒哀乐呢？“怎么说”，无非是这几种方式：从头说，以时间为线索;从后头说，整件事情结束了倒叙;从中间说，中间就是一个巨大的事件，然后从这个事件往前说，说得差不多了回到事件原点往后说。怎样把事情说清楚呢，就是一种训练，就是要多写，锻炼梳理的能力，光想没有用。
杨冰洁： 确实，光想是没有用的，欧阳修也说过“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有人说写作是没法教的，但是很多喜欢写作却不得其门而入的年轻人还是希望得到一些指点，那么您对于如何写作还有什么建议吗？
张欣： 一直有人说写作是没法教的，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西方很早就有创意写作课了， 包括严歌苓都是学过写作的。我觉得生活本身特别重要，仅仅靠读书是不够的。大学生有图书馆有老师有读书会，但是一定不要忽视我们的生活，生活的阅历也是老师，离开了生活就是在瞎编。年轻时候缺乏阅历，但要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去用心觀察生活，要知道特别多的细节，这是从年轻时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比如说父母的性格，回家后在亲戚家观察到的场景，等等。可能别人觉得没什么，但是你觉得特别打动你，包括一句话、一个眼神，在以后的写作中都会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桥段的作用。
杨冰洁： 张老师说得对，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就像高尔基和沈从文都是在“社会大学”里成长起来的。我们一定要做生活的有心人。时间宝贵，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也算是替广大女性发问。《流年》中有一句话令我感触颇深，主人公红霞说：“把她概括到中年妇女里面去，她真的无法接受。”人都会老的，但人总是不服老的，尤其是女人。那么您怎样看待岁月的流逝？我们又该如何优雅地老去呢？
张欣： 每个女人心里都住着一个18岁的少女，哪怕是80岁的女人也是，不愿意别人说她老。就像男人心中有一个领袖梦，期待鲜花和掌声，期待万众瞩目。但有些事是不能改变的，我从来不相信人不会老，也不认为“冻龄”是什么夸奖。最欣赏周慧敏的是她会画画又会写诗，还会唱歌，非常有才华，而不是所谓的冻龄。有皱纹就不完美吗？其实这还是男人视角，女人还是不够强大。精神比较富足的时候，就可以从容地老去。我们都是特别老的人，没有人献殷勤了，但是你的开心不是靠这个，而是你对生活的好奇。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那句话很打动我，“创造消灭死”，你都能消灭死亡，还会怕老吗？没有那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没有那么失望。
责编：李京春
作品 201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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