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谷丰

　　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个当过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作家，如果生前到过广东，一定会将伦明、莫伯骥这两个被时光湮没了的东莞人的名字刻在天堂的石碑上，并且在天堂的建筑图纸上，画上“五十万卷楼”和“续书楼”，同时在天堂图书馆的醒目位置，摆上浸透了伦明终生心血的《四库全书》续书。

　　博尔赫斯笔下的天堂图书馆，是一个活着的读书人无法描绘的仙境，我想象中巍峨的天堂图书馆，“五十万卷楼”和“续书楼”，都是奠基的砖头和支撑穹顶的梁柱。

　　一

　　伦明出生的时候，《四库全书》以国宝的珍贵收藏在皇宫的文渊阁里。一个南海岸边名为望牛墩的乡间孩子出生，他与众相同的呱呱哭声里，所有算命卜卦测字的半仙，都无法看出这个孩子日后与一部浩如烟海的丛书之间的关联。后人只能通过他的家族文化传承和姓名字号找到一个续书者的蛛丝马迹。

　　伦明启蒙之后入县庠，补廪生，拜师康有为，乡试中举，拣发广西知县，就读京师大学堂，以及后来任教两广方言学堂、浔州中学堂、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民国学院的经历视为他散尽家财搜书藏书，为《四库全书》续书的起源。如果说，伦明续书《四库全书》是海明威笔下的老渔夫圣地亚哥钓到的大马林鱼，那么伦明此前所经历过的一切，都是大马林鱼上钩之前的渔船、钓竿、诱饵、长线、食物、匕首等准备的漫长过程。后来的读者，看到的只是那条一千五百磅的大鱼和海上的历险，却忽视了那些平淡的准备过程。

　　如果说《四库全书》是一个帝王的文化伟业，那么，续书《四库全书》就是一介书生的最大梦想。在伟大的汉字中，平民伦明与乾隆皇帝之间搭建了一座长桥。

　　读书和藏书，是伦明续书《四库全书》宏大理想的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入土、发芽、长叶、开花，没有人留意到那些漫长的光阴。

　　11岁的时候，伦明随知县任上的父亲伦常居住江西崇仁，遍读? 家中藏书。听私塾先生说南昌书肆林立，可以购到自己的心仪之书，便开列书单，托县衙差人解饷的机会，到省会买书。年终时，父亲召集伦明诸兄弟，询问赏钱，兄弟们争先恐后亮出积蓄，只有伦明不剩分文。父亲以为伦明不知节俭，面露愠色，乃至声色俱厉，伦明坦言购书之事，父亲初时不信，后来竟被儿子购书丰富和广泛涉猎折服。

　　清光绪十五年（1889）伦常卒于江西任所，伦明迫不得已回到东莞故里的时候，才12岁。罗志欢先生在《伦明评传》中认为：“因受父亲熏陶，此后教书、藏书、续书《四库全书》成了伦明生活的重心，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

　　倒是最了解伦明搜书藏书的岭南才女冼玉清教授，为伦明藏书的时间作了一个年代上的大致界定。在《记大藏书家伦哲如》一书中，冼玉清说：“五十年来，粤人蓄书最富而精通版本目录之学者，当推东莞伦哲如先生。”

　　《四库全书》，是一个国家的文脉，同时也是一个读书人的命运。

　　只有一个站在盛世里的帝王，才会在威严的龙椅上想起汉字，想起用无数汉字排列组合的巨书。

　　乾隆皇帝的伟大设想产生于安徽学政朱筠的一封奏折。乾隆三十七年（1772），朱筠上奏，建议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

　　帝王的龙颜在安徽学政的上书中大放喜悦，乾隆皇帝想起了明朝的《永乐大典》。那部成祖皇帝下令编纂的巨书，以一万多册的巨幅引领了中国所有的典籍，可惜被战火焚毁，它用藏之书库秘不示人筑成的金汤也无法抵御乱世的兵燹。藏在南京的原本和副本几乎全部化为灰烬。

　　在没有战争和领土扩张的盛世繁荣中，一个帝王的最大雄心转化成了汉字和典籍。纸页虽然轻薄，但用它承载的汉字却可以用书的形式展示一个帝王的抱负。一个王朝的盛世，不是殘阳里的人头和鲜血，而是纸页上的歌舞升平，是阳春三月的清明上河图。

　　安徽学政朱筠的上书，成了那个年代的合理化建议，而乾隆皇帝的表态，化作了“四库全书馆”的设立。

　　故宫学研究员、散文家祝勇在《故宫的隐秘角落》一书中描述了《四库全书》的滥觞：

　　只有在乾隆时代，在历经康熙、雍正两代帝王的物质积累和文化铺垫之后，当“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才能完成这一超级文化工程，而乾隆自己也一定意识到，这一工程将使他真正站在“千古一帝”的位置上。如果说秦始皇对各国文字的统一为中华文明史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起点，那么对历代学术文化成果全面总结，则很可能是一个壮丽的终点——至少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不易逾越的极限。

　　祝勇在《文渊阁：文人的骨头》一文中说：“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历经十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完成。三年后，第二、第三、第四部抄写完成。又过六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最后一部（第七部）《四库全书》抄完了最后一个字，装裱成书。

　　由此推断，《四库全书》这项史无前例的国家文化工程，奠基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经、史、子、集，四个汉字，几乎将乾隆之前中国古代所有的大书囊括其中。在乾隆这个既懂业务，又代表了国家最高权力和意志的帝王召唤下，一大批文化精英陆续走进了四库全书馆。

　　在史料的记载中，《四库全书》正式列名的编纂者达360多名，而那些从全国各地层层遴选产生担任抄写的馆阁体书法家，更是达到了3800多人。只有这么多的学者和这么多的缮写人员，只有十年的漫长时间，才能让汉字堆码成一座书籍的珠穆朗玛峰。《四库全书》在经、史、子、集的分类中，收入了3461种79309卷图书，这些图书包括早已绝版、失传了的许多珍品，共装订成36300册6752函，皇皇九亿多字。

　　《四库全书》第一次排列在文渊阁里接受乾隆皇帝检阅的时候，光绪四年（1878）出生的伦明是不可能看见人类历史上文字和图书的壮阔场景的。

　　伦明的书斋命名与众不同，去除了地域或环境的因素，也不张扬个人藏书的数量，却以个人终生的心态作为理想的旗帜。续书楼，暗藏了《四库全书》的体量，又体现了一个读书人的伟大抱负。在研究者那里，伦明的目的更加简洁明确：“为了表明续修《四库全书》的志向和决心，遂将家中藏书处命名为‘续书楼’。”

　　以“续书”两字命名的书斋，为伦明所独有。文化人多以静、雅、趣和梅、兰、竹、菊等草木组成的汉字命名书房，赋予它读书写作的日常功能，极少有人像伦明一样，凭一己之力，用一生时间，完善补充作为国家文化工程的巨书。

　　与其他藏书家不同，伦明藏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续修《四库全书》。原来伦明读书眼光别具一格，他认办“书至近代始可读”，以为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并不完备，于清代尤为疏漏。他指出此书有三大缺点：一是由于七阁抄本“急于完书，以致缮校不精，讹错百出”。二是参加编修的大臣不识版本，往往以劣本充数，随意删节和篡改书中的内容。三是“忌讳太多，遗书未出，进退失当”。因此，这部书大有增补、校勘和续修的必要。为了表明续修《四库全书》的志向和决心，遂将家中藏书处命名为“续书楼”。

　　二

　　一个以搜藏书籍续修《四库全书》为人生目标的读书人，他的人生履历却并不像战争那样惊险和曲折。

　　作为藏书家，伦明的生平只是广东至北京之间一条漫长的直线。而这条长线上的每个绳结，都与读书、访书、买书、卖书、抄书、校书、藏书、编书关联。

　　光绪二十八年（1902），25岁的伦明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由于住在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他从光绪十八年的探花、东莞人陈伯陶那里借到了一本《四库全书略注》，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下来。

　　13年之后，伦明再次北上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将他多年收藏的精善书籍随同带来，那些书，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而且，他还远赴上海等地访书，用书籍延续着生命。伦明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职业与身份，也从民国六年（1917）年开始。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的血肉，从它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乾隆就为它的未来做了精心的安排。

　　乾隆是一个有为的帝王，他的眼光，超越了属于他的那个时代。然而，他无法看到故宫的易姓换代，更不能预测《四库全书》的未来和最终命运。

　　光绪二十六年（1900）出现的义和团，是《四库全书》劫难的导火索。义和团在帝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中产生，是菜园里必然结出的一个苦瓜。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义和团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打教民，导致了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俄罗斯、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八个国家的军队入侵。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的名义，大肆瓜分和掠夺中国。

　　史料的记载中，这支大约5万人的军队在北京所向无敌。侵略者将对义和团的仇恨扩张到了古老帝国和它所有的子民。北京古城沦陷于1900年8月14日，除了杀人放火之外，皇家禁地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成了他们偷窃和抢掠的宝库。

　　一场劫掠，圆明园文渊阁中的《四库全书》和御河桥翰林院藏书以及王府名宦所藏典籍，均被夺走，还有许多书，漏网之鱼一样散落到了民间。

　　《四库全书》的每一张纸页和书上的文字，都是人类生命的载体。九泉之下的乾隆皇帝，在陵寝中尸骨疼痛，但是，他无法在万众朝拜的威严中站立起来，重新回到他的辉煌之中。

　　幸好，古老中国的辽阔大地上，还有文津、文溯、文宗、文汇、文澜等藏放了乾隆皇帝梦想的五处宝阁。在帝王的想象中，强盗的魔爪再长，也不会伸到那些遥远的地方。

　　伦明不在《四库全书》遇难的现场，但他在遥远的南方感受到了文明毁灭的痛楚。一年之后，以京师大学堂学士身份来到了北京的伦明，仍然在宫墙上看到了战火的创伤，在夕阳里看到了中华文明的灰烬。

　　一百多年之后，我在文字中看见了25岁的伦明在北京的身影。在《续书楼藏书记》中，伦明记载了自己的踽踽脚步：“壬寅（1902）初至京师，值庚子之乱后，王府贵家储书大出，余日游海王村、隆福寺间，目不暇给，每暮必载书满车回寓。”

　　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开馆修纂《四库全书》的时候，海王村这个地名日渐淡薄，而琉璃厂这个名字却因为古董玩物古籍图书而声名日隆。琉璃厂的另一种景观由一批学富五车的鸿儒耆宿组成，这是修建《四库全书》巍峨文字金字塔的杰出工匠群体。为了考证典故，? 列书目，这些编纂者经常去琉璃厂访书购书，切磋学问，琉璃厂无意中成了《四库全书》的第二个编纂处。清代翁方纲在《复初斋诗集》中记载了《四库全书》编纂的一个情景：“每日清晨，诸臣入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

　　《四库全书》的滥觞之处，一百多年之后，成了伦明的寻根之地。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编纂者们在琉璃厂出入的忙碌，为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教授伦明提供了一幅文化的背影。

　　伦明的访书购书藏书，起于续修《四库全书》的目的，所以，他与书的因缘，贯穿了一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第一次来到北京的伦明，只是一个京师大学堂的学生，琉璃厂就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民国六年（1917），伦明重回京都，受聘于北京大学教授之后，琉璃厂更是他出入往返的私家菜园。书籍，成了一个续书者的命之后，伦明的执着乃至迂腐，就发酵成了琉璃厂的流行故事，“破伦”这个无贬义的名词，就成了一个书生的绰号。

　　“破”，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贫苦的证明，都是寒酸的讽刺。民国时期的教授，收入待遇高于常人，购房屋、买汽车之类的高消费，都是一个文人正常收入的体现。只有伦明，被人用“破”字修饰，成了一个大学教授的嘲讽。我在久远的资料中，找到了“破伦”这个名词的来源：

　　他为了购置图书，不惜四处搜求，如无余财，借债、押物也是常有的事。教书之余，他总是身披一件破大衣，脚蹬一双破鞋袜，出没于大小书摊之间，凡有用之残篇小册、断简零书，无不收纳。久而久之，北京大小数百家书铺伙计、沿街书摊小贩无不认识这位先生，大家乐于向他提供图书信息，打趣地称他为“破伦”。

　　“破”，显然是伦明的心甘情愿。伦明家境并不富裕，又无官职支撑，他的每一本书，都是自己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换来的。伦明自述：“余一窶人耳，譬入酒肉之林，丐得残杯冷炙，已觉逾分，遑敢言诸藏哉？”当他为了购书变卖家当，动用妻子妆奁时，夫妻矛盾无法避免。面对妻子的怨言，伦明写诗自嘲：“廿年羸得妻孥怨，辛苦储书典笥裳。”

　　伦明对书的热爱与感情，超越常人，令许多藏书家自叹不如。伦明曾用诗记录过自己的爱书境界：“我生寡嗜好，聚书成痼疾。佳椠如佳人，一见爱欲夺。”

　　孙殿起先生的《记伦哲如先生》一文中，曾讲述过一个伦明购书的故事：

　　一日，伦明偶然听说琉璃厂晋华书局新近购进一批图书，便赶忙跑去看。见书目中有一部《倚声集》，心中窃喜，这正是他久访未得之书，便要购买此书。但书肆中人告知，刚刚派店里的伙计送往某宅了。伦明闻之，焦急万分，赶紧乘人力车追赶，他吩咐车夫抄近路，快跑，在某宅门外等着送书的伙计。一会，该店伙计夹书包而来，不等进门，便将所喜好之书半路“打劫”了。

　　东莞，远离北京，远离《四库全书》的所有现场，对《四库全书》的劫难，对藏书七阁苦难命运的疼痛，没有人超得过伦明。伦明穷尽一生，用一介读书人的微薄之力，修补文化，实在是东莞的幸运与光荣。东莞的伦明，是一個可以与他的乡贤何真、袁崇焕、张家玉并肩的英雄。

　　自有文字以来，中国从来没有一套书像四库全书这样，受人关注，被人记挂。许多读书人，将续修《四库全书》上升到抢救中华文化典籍的高度。《四库全书》成书之后的二百多年间，许多文人为完善《四库全书》，历尽艰辛，大海捞针一般搜集《四库全书》有意忽略遗漏的著作。《伦明评传》的作者罗志欢教授说：自“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十六日，翰林院编修王懿荣上书，恳请‘重新开馆，编纂前书’。尔后代有学人为之奋斗，逐渐形成一股续修的声浪。至1946年止，续修之倡竟达十次之多”。

　　伦明在阮元、王懿荣等前辈之后出场，由于没有锣鼓震天鞭炮齐鸣的戏剧场面，所以少有人知道，伦明是续修《四库全书》这出大戏的主角。

　　1921年9月，伦明辞去了北京大学教席，将所有的时间，专心用于《四库全书》的续修。伦明非常清楚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在同年12月26日写给教育部次长陈垣的信中，他用国粹兴亡的高度，阐述了续修《四库全书》的重要性。

　　伦明自知个人力量微薄，不足以推动续书《四库全书》的火车，他给陈垣写信，其意在于借助政府的公权之力，完成续修《四库全书》的大业。然而，五个月后，陈垣辞去了教育部次长职务，伦明的计划化为了泡影。

　　三

　　一生藏书，只为《四库全书》。伦明续书的理想，从来没有被坚硬的现实粉碎过。一个百折不挠的人，不可能被陈垣辞职的挫折击倒。如果说，《四库全书》是王屋与太行，那么，伦明就是那个不回头的愚公。1924年的一天，他同乡人胡子俊谈论续书《四库全书》时说：“此书宜校、宜补、宜续，而续最要，且最难。”胡子俊问：“谁能为者？”伦明当即答道：“今海内不乏绩学，但苦无凭借，独我能为之耳。”

　　如果不是发誓独力续修《四库全书》，就不会有“通学斋”这个名词的产生。

　　通学斋是伦明在北京琉璃厂南新华街开设的一家书肆。通学斋这块招牌挂起的时间，并不与伦明辞去北京大学教授的时间同步。虽然1918年就有了这块文气氤氤的书肆招牌，但这块招牌上的每一条木纹、每一个笔画，都透露出伦明为接下来的续修《四库全书》开始的前奏和布局。

　　伦明开设通学斋之前，就已经破釜沉舟，不仅将在粤地所藏书籍悉数运往北京，而且离弃乡土，举家北上。伦明的选择与举动，显然不是后人在纸上回忆如此轻松，他离乡迁徙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困难和阻力。由于缺少运输书籍的费用，伦明只好将藏书一分为二，先让一部分精善之本随自己北上，留下的书籍暂时寄存在广州的南伦书院。

　　“暂时”，显然是一个轻松的词语，但对于伦明来说，这个词的笔画中潜伏着永别的悲伤，一个书生的心碎在这个常用词中剥笋一般展开。几年之后，广州兴修马路，南伦书院被粗暴拆除，伦明性命一般的藏书，不知所终。心虽然被剜，但伦明却不是一个容易倒下的书生，通学斋这家书肆，慢慢成了伦明愈合伤口的良药。

　　书籍，显然不是富商大贾们的财富，但却是一个读书人的性命。伦明的一生中，曾经有过用生命保护藏书的举动。辛亥革命那一年，是清帝被推翻的封建终结，也是书籍贬值的乱世。伦明向一个名叫叶灿薇的东莞人借了一笔钱，抢购了一批在乱世中流浪的古籍，装满了四大竹箱。由于局势混乱，伦明同同居京城的堂弟伦鉴和胞弟伦叙、伦绰决定离京逃往天津暂避，但是车站却人流如蚁，道路堵塞，书籍行李已无通道。伦明在车站数日，无功而返。已经到达天津的伦鉴、伦叙来信催促，让伦明在危急之时弃书逃难。伦明坚拒好意，称誓与书籍共进退存亡。

　　通学斋，这个如今已经消失了的书肆，是民国时期伦明续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是伦明搜集藏书和管理藏书最有效的场所。通学斋之所以被研究者称为伦明的收书之器，就在于伦明的懂书与用人。

　　通学斋，萌芽于一个专事修补图书的魏先生。伦明用每月15金的工钱请魏先生上门装订修复残破图书。魏先生认为，伦明的残破之书甚多，以一人之力，需要20年时间才能完成，不如开设书肆，一是装书便，二是求书易，三是购书廉。伦明采纳了魏先生的建议，立即着手筹办。不料魏先生此后生病，不能入店服务，伦明便物色了一个名叫孙殿起的人来打理。

　　人认字，书也认人。孙殿起和通学斋的缘分，实在就是书的缘分。孙殿起，字耀卿，号贸翁，河北冀县人，注定与书相交，与伦明结缘。孙殿起因生活所迫，光绪三十四年（1908）辍学进入琉璃厂书肆郭长林门下谋生，五年之后又由友人推荐到鸿宝阁书店充任司账，后又转到会文斋书店。在伦明眼中，孙殿起“彼中人日与书亲，多接名公通人，议论气度不饰而彬雅，闻见不学而赅洽，至其版本目录之精且博”。

　　孙殿起加盟通学斋，伦明如虎添翼，藏书数量猛增，单行、初印、罕传、名家批校之本，纷纷投奔明主。金毓黻用“似闻天禄添新帙，购到伦家一百厨”的诗句，赞颂伦明收藏和流布典籍的功绩，周叔弢也认为，“《贩书偶记》前后编之书，绝大部分是孙殿起为伦明所收集”，伦明则坦承：“余比年储藏，大半出其手”。

　　孙殿起的辛劳，当得起“不负重托”四个大字。那些珍贵的古籍，都在他的手上重见天日。文献中，记载了一个书店经营人足迹：为搜罗珍贵图书，他不辞辛劳，多次离京访书，足迹涉及江、浙、鲁、豫、皖、粤各省以及天津、上海等地方，可谓遍游大江南北。分别于1922年、1933年、1941年、1942年四次南下广州，先后访得古籍无数，其中多有粤人旧物以及名家珍稀罕见之本。雷梦水在《琉璃厂书肆四记·通学斋条》中说：孙殿起“长于版本鉴定，熟知某书有若干刻本，某刻本最善，某本多舛误，某板片藏于何处，都能了如指掌”。在孙殿起的努力下，通学斋如雨后春笋。书肆全盛时期，每年收售书籍一到两万部（册），营业额达大洋三至四万元，店中伙计增至十余人。

　　伦明访书的足迹，也连成了一条漫长的路线。上海、天津、开封、南昌、武昌、苏州、杭州，都是他路线图上的一个圆点。访书路途上的艰辛，伦明用诗句作了只有自己能懂的叹息：攀鳞附翼集群才，此地重开市骏台。我亦炎天趋走者，谁知单为访书来。

　　伦明在《续书楼藏书记》中谈到过他的访书经验：“书之为物，非如布帛粟米，取之市而即给，不得已乃以抄书补购书之穷。有抄之图书馆者，有抄之私家所藏者，又有力不能致，而抄之坊肆者;有抄自原稿本者，有抄自传抄本者，又有猝不易者，而抄自刻本者。”一个“抄”字，透露了伦明藏书的秘诀，记录了一个时代读书人的艰辛。伦明常年雇用三名抄工，人手不够时，常常自己动手。抄书这种手工劳作，在我们这个照相、复印时代几近绝迹，但它却是《四库全书》编纂的一个重要方式。

　　通学斋的开办，让伦明的藏书不断丰富，让他看到了续书《四库全书》的希望。1929年，同是藏书家的清华大学教授朱希祖参观伦明的藏书，用“北平藏书家无出其右者”的话评价伦明所藏清代集部最富。有历史学家看到伦明的藏书时，不禁惊叹：“伦哲如先生性好搜罗秘籍，任辅仁大学教授，课外足迹全在书肆，数十年中所得孤本不少。其居在宣外东莞会馆，刚于抗日战争前曾往参观，室中不设书架，帷铺木板于地，寘书其上，高过于人，骈接十数间，不便细索也。”

　　最了解通学斋内情和伦明藏书的孙殿起的回忆，当是最可靠的说明：“伦明拥书数百万卷，分贮籍橱凡四百数十尺，书房非有十楹屋宇，不得排列。”

　　纪晓岚、戴震、于敏中那些名震天下的学者的名字，已经留在了《四库全书》编纂者的史册里，后世的读者，却看不到那些从全国各地层层遴选出来的抄写者，3800多个抄写者，已经在漫长的岁月中消失了姓名，但是他们的字迹，却成了乾隆时代的标准字体。

　　李炳球，可能是翻阅过《四库全书》的唯一一个健在的东莞人。李炳球戴着白色手套在甘肃兰州文溯阁的地下书库里小心翼翼地翻看《四库全书》时，不会想到，六年之后，会有一个写散文的人，请他描述一部巨书的真容。

　　我在李炳球先生的精彩描述中，看到了用四种颜色的纸张和统一字体抄写的《四库全书》，36300册，约10亿字的经、史、子、集，装在古老的金丝楠木精心做成的函套中，那种特殊的书香，那种浩瀚的阵势，让一个仅仅在梦中到达过的写作者深深震撼与陶醉。2017年12月20日那个阳光温暖的下午，我分享了李炳球先生的幸运和快乐，我穿越时光，看到了倫明、莫伯骥两个先贤。

　　李炳球是《东莞历史名人评传丛书》《影响中国的东莞人》和《东莞学人文丛》等多套文献的策划者，他以一个顾问的身份隐藏在荣誉之后，这个对东莞历史文化研究开掘做出了许多贡献的读书人，经常为我打开东莞历史真相的大门。这个年轻的文化官员，用我不熟悉的粤语方言与古人对话，他是伦明、莫伯骥的知音。

　　从兰州文溯阁的难忘记忆中走出来之后，我们回到了望牛墩，回到了伦明的续书楼。

　　《四库全书》诞生的乾隆时代，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3826位馆阁体书法家的报酬，为每人每天2钱5分银子。有人算了一笔账：若每部《四库全书》以10亿字计算，抄写一部就要花25万两白银。以乾隆大帝的气度和乾隆盛世的国力、财力，既不是怕因抄写速度快而多给人家付酬，也不会因为财力困难而无法给先期完成任务者提前兑现……只有用严格的限速，才能确保准确、精致、质量的要求。《四库全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图书集成，不仅在编辑、校对、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它的成功经验，就连抄写这样的环节上，也有独到之处。

　　在一个大数据的印刷时代，后人已经无法想象3826个抄写者，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历时漫长的15年，抄录7部《四库全书》，约70亿个汉字，字迹优美，笔体整齐，以一种恒河沙数的伟大壮观让人惊叹。

　　伦明续修《四库全书》的雄心，超出了个人的一己之力。在3826位抄写者面前，伦明聘请的3个抄写人员，只是国家肌体上的九牛一毛。

　　续修《四库全书》，伦明一生都没有想到过回头。

　　四

　　目前存世的《四库全书》，只剩下了三部半。在存世的《四库全书》中，文溯阁藏本最为命运多舛。世界上所有图书的波折叠加起来，都比不过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灾难。每一个走进文溯阁的读书人，都会感到汉字的痛楚。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苦难，最早来源于梦想称帝的袁世凯。为了让1916年元旦的登基大典更有文化的氛围，袁世凯下令，让沈阳故宫文溯阁中的《四库全书》进京。北京故宫的保和殿，就成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一个新家。可是，随着袁世凯的被迫退位和暴病身亡，保和殿里的《四库全书》无人问津，几乎成为一个弃儿。

　　随后的灾难，差点让《四库全书》背井离乡，沦落异邦。腐朽的王室，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文溯阁《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卖给日本。幸好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带领学生进故宫整理清代档案时意外得到这个消息，他立即上书国民政府教育部，陈述反对的理由。最后由于舆论的压力，文溯阁《四库全书》才留在它的祖国。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原乡在沈阳。奉天文化人士，无人不盼望《四库全书》回到它出生的故土。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和弘达学院教师董袖石，采取联手请愿的方式，要求索回文溯阁《四库全书》。经过张学良和东北学人的共同努力，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于1925年7月20日作出决定，归还文溯阁《四库全书》。

　　对于《四库全书》回归的盛事，沈阳用整修文溯阁来作为隆重的迎接。董袖石受张学良少帅委托，雇佣二十多位抄写人员，历时两年，对文溯阁《四库全书》勘查缺损，精心抄补。对于《四库全书》回归文溯阁这一重大的文化事件，奉天省教育会郑重地在文溯阁的宫墙上刻下了《四库全书运复记碑》。这是1931年6月，在《四库全书》回家的喜庆中，没有人可以预见到，两个月后，文溯阁《四库全书》和整个东北大地，都将落入日本侵略军之手。九一八事变，是一个国家的耻辱，它的疼痛，数百倍超过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流离。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四库全书》才结束它14年的漫长噩梦。

　　然而，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厄运仍未终了。三年内战中，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欲将《四库全书》运往北平。因为民众反对，计划才遭中止。

　　文溯阁《四库全书》，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它的命运和最终结局，即使改朝换代，颠沛流离的灾难依然是它命运的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66年，国家基于战备的需要，决定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转移至甘肃。沈阳至兰州漫长的路途，在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命令下，变得安全和平坦。兰州军区的27辆军用卡车，装载着文溯阁《四库全书》，在全副武装的军人护送下，秘密起程，一路风尘，安全运抵甘肃省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的妙因寺庙。

　　妙因寺庙建于明代，它比乾隆大帝和《四库全书》历史更加悠久。但是，妙因寺庙只是甘肃省图书馆的战备书库，难以成为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久留之地。1970年底，文溯阁《四库全书》转移到了榆中县甘草店项家堡村的新书库。30多年之后的2005年6月，位于兰州黄河岸边的北山九州台的藏书馆竣工，文溯阁《四库全书》才结束了它一生的艰难困苦和颠沛流离。

　　文溯阁《四库全书》，并不是辽宁人在大红花轿的喜庆中嫁出的闺女。自1966年10月文溯阁《四库全书》远走他乡之后，沈阳故宫中那幢灰墙绿瓦的文溯阁，只留下了《文溯阁记》的碑文。辽宁文化的伤口，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始终隐隐作痛，只有让《四库全书》回到故土，他们的伤口才能愈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辽宁社会各界以“书阁合璧”为由，向千山万水之外的遥远甘肃，一再表达“物归原主”的心愿。

　　寄养的儿女，长大之后便有了骨肉亲情。此时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早已忘记了纷飞的战火，它们的方言里，已是正宗的兰州口音。甘肃方面，用镇省之宝，从保护文物的角度出发，应当留在兰州的理由作了挡箭的盾牌。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归宿，最后将由国家来决定。

　　伦明续书《四库全书》的伟大理想，最终被日本侵华的炮火粉碎。

　　伦明续书《四库全书》的宏伟大厦，最接近动工的一次，是1925年，奉天省的文化界人士，上书国民政府，要求索回暂时寄放在故宫保和殿中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并提出了开设校印馆、影印、校雠和续修的动议。远在北京的伦明起初并不知道这项由杨宇霆发起，张学良任总裁，翟文选为副总裁，金梁为坐办的盛大文化举措。由于伦明续书《四库全书》的贡献和影响力、知名度，时任安国军总参议和第四方面军军团长的杨宇霆热情邀请伦明参与。

　　伦明的参与，无异于一台轰然运转的机器注入了高质量的润滑油。1928年12月，伦明起草电文，以张学良、翟文选、杨宇霆联名的形式通电全国，并且用英文和德文对外通告。伦明执笔的文字，每一个都信心百倍地表明，《四库全书》，即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在“影印”“续修”和“校雠”三种续修方式中，伦明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提出“既非原书，惟排印乃成一律，为省费省纸，且便于储贮计，缩之至小，如《云窗丛刻》中之《西陲石刻录》”的设想。在此基础上，伦明着手编成了《四库全书目录补编》，为续修的《四库全书》增加书目一万余种。

　　此后的进展，都是《四库全书》续修的噩耗。1929年1月10日，力主修书的杨宇霆被张学良以“谋反”的罪名杀死。雪上加霜的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东北，文溯阁《四库全书》搬至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从此落入侵略者手中。

　　续修《四库全书》计划流产，伦明的失望和无奈返回北平的悲痛，后人只能在1933年出版的《国闻周报》第10卷第35期《拟印四库全书之管见》一文中感受到一个书生的无力和苦楚。胡汉民、张学良、吴铁城等国民党要人，以及袁同礼、李盛铎、傅增湘、张元济、陈垣、董康、周叔弢、张允亮、章钰、邢士襄等学界人士，都见证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肃杀。

　　对于这套被誉为“千古巨制”和“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的《四库全书》，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个觊觎者。它先是用小偷的手法盗窃，然后用强盗的方式武力掠夺。20世纪20年代日本迫于国际压力，比照美、英等国的做法，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指定其中一小部分用于“对华文化事业”。在对华文化的幌子下，日本人完全操纵了庚款的使用权。然而，强盗的嘴脸是无法用庚子赔款掩盖的，一点点掌握在侵略者中的庚款只能是《四库全书》续修的杯水，它无法推动文化的车轮。

　　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深深懂得文化和文明的价值，懂得只有毁灭一个国家的文化才能征服人心的道理。1932年1月28日爆发的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奋勇抵抗。日军飞机将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作为重点目标多轮轰炸，无数中华文化珍宝被侵略军的炮火吞噬，被称为中国文化中枢的商务印书馆八十多亩土地上，一片火海，厂房和机器焚毁殆尽。指挥这场战争的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没有隐藏侵略者战争的野心和实质，他毫无掩饰地表示：“燒毁了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中国人马上可以恢复，把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即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中国人才永久不能恢复。”（华振中：《十九路军抗日血战经过》，《淞沪烽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五年之后，侵华日军进攻天津。地处城南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成为了日军毁灭的首个目标，日军炮火瞄准校内高耸的木斋图书馆，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炮击之后的轰炸，将南开大学和相邻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摧为平地。对教育机构的毁灭，已经超过了某些军事目标。炮击和轰炸之后，日军派出了骑兵与汽车，在校园各处浇洒煤油，纵火之后，中国教育的版图上，物质的南开大学已彻底消失。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南京听闻了这场斩草除根式的文化灭绝，当即昏倒。在随后与蒋介石的会面中，张伯苓老泪纵横，哽咽不止。战时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安慰他说：文化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南开是为中国而牺牲的，有中国即有南开！

　　日本侵华，毁灭中华文化，没有人是战火中的幸免者，没有物质可以逃过劫难。

　　伦明不在战火的现场，他无法看到作为中华文化结晶的珍贵图书，正在北平遭到日军的洗劫，他无法听见在清华园里保护图书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悲壮的誓言：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失散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

　　这个时候，伦明已经回到了故乡东莞，为他的先人扫墓。在他的计划中，两个月后，他将回到北平，继续他续书的梦想。然而，日军侵华的炮火，阻断了他北返的脚步。卢沟桥事变，让一条畅通的长路突然阻塞，无奈之下，他滞留广州女儿家中。可以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伦明的颓丧，远离了北平的续书楼，伦明的心没有一日安宁，脑溢血和全身瘫痪，魔鬼一般追随他而来。

　　五

　　伦明一生的心血，就是此时风雨飘摇的北京续书楼中的那些藏书。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与他心爱的东西相连，那么，他的呼吸将会如同大雪中的竹子一样脆弱。在病床上苦苦煎熬的时候，伦明仍然没有想到，那些他用一生的付出换来的藏书，从此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离他远去。

　　叶恭绰、胡适、朱希祖、顾颉刚等，都是亲眼目睹过伦明藏书的人。续书楼的图书，在孙殿起眼中，“拥书数百万卷，分贮箱橱凡四百数十只，书房非有十楹屋宇，不得排列”。孙殿起先生的回忆，只是一种形象化的描述，最可信的事实，当是如今存于上海图书馆中共十三册的《东莞伦氏续书楼藏书目录》。

　　十三册《东莞伦氏续书楼藏书目录》，其实只是一个残存，專家考证，另有三册遗失。十三册目录中的藏书，所幸没有毁于战火，合众图书馆于1953年6月将目录中的25万册图书和15000种金石拓片捐献给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成为上海图书馆馆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任何资料准确地统计出续书楼藏书的数量，后人提供的数据只不过是时间的吉光片羽。伦明用一生时间搜集到的藏书，有如河边的沙滩，后人只能看见沙子的反光，而不能数尽它们的数量。

　　在名留青史的藏书家中，只有伦明以续修《四库全书》为明确目的。所以，续书楼里的书，没有数量的高峰，却有灵魂的高度。伦明身后那些成为社会公器的古籍图书，在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依然散发着纸页的墨香。

　　责编：梁红

　　作品 201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