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 圈
1在异乡，每一次辞职，似乎都意味着一次颠沛流离。
2009年5月，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迅速席卷全球，处于暴风眼之下的珠三角，许多工厂陷入裁员和倒闭的边缘。我在虎门北栅综合市场工作的这家港资厂，员工由鼎盛时期的五百多人锐减到一百多人。平常旺季时，一天经手的订单有十多张，每天陀螺一般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办公室和嘈杂的车间里，忙得喘不过来气。次贷危机后，通常一个礼拜见不到一个订单。大腹便便的香港老板看我们的眼神也慢慢变得复杂起来，经常无来由地发脾气。我和同事们变得小心翼翼，担心成为裁员的对象，每天战战兢兢，十分恐慌。外表看似风平浪静，内心却包藏着敏感脆弱。我没想到时刻悬在头顶的那把剑迅速就降临到头上了。那天，趁没事做，偷偷在办公室写小说。正写到高潮时，忽然发现一个黑影站在我身后。猛地一转身，背后一阵发凉，老板正冷眼看着我。丢雷老母。他嘴里蹦出一句粗话，甩手而去。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站了起来，齐刷刷地向我这边张望着。我怔怔地站在原地，颤抖着，咬紧牙根，紧握的双手满是虚汗。
几天之后，我选择了主动辞职。当初从人才市场把我招聘进来的湖南籍经理做了委婉的挽留，我转身的那一刻，从他嘴角看到一抹狡黠的笑。
在烈日的曝晒下，我背着黑色的行李包，提着绿色塑料水桶和八成新的凉席，穿过工业区一条长长的水泥路，大汗淋漓地坐上了前往广州的大巴车。车在尘土飞扬的路上飞奔着，路上的灰尘激荡而起，又缓缓飘落。路蜿蜒着伸向未知的远方。我静静凝视着尘埃，像是窥视到了如尘般的命运。“广州”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字，在我内心深处带着别样的情愫，那里有我的至亲，哥哥和嫂子，他们在广州白云区红星市场的一个小鞋厂呆了很多年。亲人的存在，让异乡无根的漂泊多了一丝牵挂，让慌乱疲惫的我隐隐感到一丝温暖和踏实。我们彼此想念并拥抱，以此来缓解内心浓浓的乡愁。
在拥挤的广州火车站，密集的人流里，我险些失去方向。广场上悬挂的时钟按着自己的节奏行走。人们偶尔朝悬挂着的时钟张望一眼，眼神焦急而茫然。时钟是时光穿在脚上的鞋，我是攀爬在这只巨鞋里的一只蚂蚁。
841路公交车带着我穿过喧嚣密集的人流，越过一座座高悬的高架桥，让我有一种悬空脱离尘世之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公交车抵达红星市场终点站时已近黄昏。刚下车，远远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劲地朝我挥手。哥灿烂地笑着，伸出细长的胳膊揽住我。哥又瘦了。因为过于瘦弱，原本隐藏在皮肤深处的青筋蚯蚓一般暴露在外，颧骨变得愈加突出，暗黄的脸色，看了让人心底陡生凉意。
穿过几个污水横流的拐角，来到一栋灰暗潮湿的出租房，哥和嫂住在四楼靠近楼梯口的房间里。住在一楼的房东正在准备摆烧烤摊的食物，一个满脸脏兮兮的孩子正把鲜红的虾串在竹签上，屋外不远处的垃圾堆里，死鱼死虾在阳光的曝晒下散发着恶臭。我紧跟在哥哥身后，捂着嘴，从一楼匆匆而上。这个房东缺德，廉价买来死鱼死虾做烧烤。哥哥一脸鄙夷。
在狭窄而略显陡峭的台阶上，一路拾级而上，脚落在地上，发出空荡荡的回声。推开门，房间看似凌乱却暗含秩序。房间正中央的桌子上已摆下两盘热气腾腾的家常菜。一墙之隔的厨房里发出炒菜时的滋滋响声，很快，一张稚嫩的面孔探出来。是嫂子。她一边端着炒好的菜，一边有点害羞地向我问好。快坐，快坐，吹风扇，天气这么热。嫂子热情地说。
出租屋十分逼仄，屋内着一床、一桌、两个折叠的小板凳。一台电视机紧挨着墙壁摆放在木柜前，播放时，电视屏幕上发出滋滋的雪花点。厨房和卫生间紧挨着，像一对连体婴儿。卫生间里，一滴滴水珠串联成线，从未扭紧的水龙头里，缓缓滴落到塑料桶里，发出啪啪啪的响声。啪啪的响声，日复一日地循环着，没有终点。一天下来，能滴出一两桶水，这些积攒下来的水，嫂子会用于刷牙洗脸冲凉。一个月下来，能省下十几块钱的水费。嫂子稚嫩的脸盘露出一丝羞涩的笑。
屋外的太阳愈来愈毒，阳光透过半掩的窗户斜射进来，席子瞬时变得滚烫。屋内的落地风扇飞速旋转着，不时发出咔嚓的响声。高温让狭小的出租屋顿时变成蒸笼。我们内心却欢愉着。嫂子递给我们一人一把塑料扇子。亲情的存在消解着屋内的阵阵热意。
哥哥把折叠的小木桌伸展开，沿着靠床的位置摆放。木桌狭小，摆放下排骨汤、空心菜和苦瓜炒肉，就满了，哥哥又从屋角找来一个高点的塑料凳拼在桌子旁边，把刚刚炒好的榨菜肉丝和白灼虾放上去。屋内顿时安静下来，适才弥漫着生活气息的炒菜声已经变浓浓的家乡话。哥哥和我紧挨着床沿坐着，嫂子坐在我们对面。刚买来的两瓶冰冻啤酒，哥哥用坚硬的牙齿咬开啤酒盖，啤酒盖咔嚓一声掉落在地。哥哥捡起啤酒盖，盯着啤酒盖的内里一看，忽然惊喜地站起来，挥舞着他细长的双臂高呼道，又中奖了。我接过啤酒盖一看，上面写着“再来一瓶”。哥哥迅速拿过放在我脚边的那瓶啤酒，噗通一声打开，他又欣喜地大喊，又是“再来一瓶”。欢快的声音回荡在闷热的出租屋里。我看见哥哥小心翼翼地把两个啤酒盖放进了裤兜里。晚上我们继续喝，哥哥一脸灿烂地说。一阵凉风忽然从窗外吹来，让人备感舒畅。这些细小的欢乐串联在一起，让枯燥而灰暗的异乡生活多了几抹亮色。
哥和嫂子同在一个鞋厂上班，嫂子在包装部刷胶，哥哥在底部掹鞋。刚认识那年，嫂子还未成年，十六岁，哥哥二十四岁。二十三四岁，正是哥哥帅气的年龄，他穿皮鞋，着白衬衫，梳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中分发型，走到哪里总能吸引来不少女的目光。哥帅气，却忠厚老实，每天呆在轰鸣的生产车间里，挣加班费贴补家用。一些胆大的女孩子请她吃夜宵，他犹豫着，最后还是害羞地拒绝。
一天深夜下班后，哥哥的徒弟拉着他，让他陪吃夜宵，算是壮胆。到了吃夜宵的地方，才发现徒弟请了两个女孩子。徒弟拉了拉我哥的衣服，示意他帮忙提点意见。没想到一顿夜宵吃下来，那个叫勤的女孩没看上哥哥的徒弟，却看上了我的哥哥，随即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三个月后，哥哥缴械投降。在南方的工业小镇，甜蜜的爱情让内心坚硬冰凉的钢铁慢慢熔解，让异乡的黑夜闪烁着别样的光亮。爱情让霓虹灯下孤独的身影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
2
在广州石井的小鞋厂，酷暑时节，走进车间，像走进一个大蒸笼，刺鼻的胶水味弥漫在空气中。巨大的落地扇飞速旋转着，把燥热黏稠的空气一次次撕裂开，从屋外渗透过来的热气又一次次地把稀释的空气变得黏稠。哥半弓着身子，左手紧握着鞋帮，右手捏着小铁钳，腰身随着每一次敲打弯曲起伏。嫂子在不远处的包装部刷胶，样鞋按着预定的速度从流水线上流过，嫂子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刷好胶水，样鞋在工位积累多了，不仅会遭到主管的谩骂，还会扣工资。相比于哥哥，嫂子接触胶水的机会明显要多，她坐在高凳子上，用一把变形的牙刷蘸胶水，迅速均匀地涂到鞋面上，再把粘了胶水的鞋面粘贴到样鞋上。
胶水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密不透风的生产车间加剧了工作环境的恶劣。嫂子戴着口罩，但这种简单的防护不过是聊胜于无。
从闷热的车间出来，我即刻回到出租屋。我飞速在网上搜索着关于鞋厂胶水职业病的信息。
“据官方数据显示，在2005—2011年每年报告的全国职业病统计当中，苯致白血病的有数十人。易业挺认为，苯并不是不可替代：无苯的胶水和油漆早已开发出来，但企业为了节约成本仍在使用，而且现在对企业的监管缺失。”
“联名的五十三名职业病人分散在广州、深圳等地的职业病防治院，他们大多四十岁以下，曾经在珠三角的制鞋、电子、家具等行业工作，由于需要和含苯的胶粘剂、天那水、硬化水、油漆等化学品长期接触而缺乏隔离措施，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苯中毒，轻者出现白细胞减少，重者罹患白血病甚至游离于死亡边缘，经济负担沉重。”
搜索到的信息让我陷入恐慌。哥哥和嫂子下班后，我把搜索到的信息给他们看，他们陷入沉默，却又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哥哥还不到三十岁，体质相比于出来打工前差了很多。哥经常感冒，每次感冒总是愈来愈严重，需要半个多月才能好。许多事情我记忆犹新，年幼时哥哥习过一两年武，村里同龄的人没人敢欺负他。彼时，哥哥感冒了也坚持不吃感冒药，多喝点开水之后，坚持几天感冒就好了。
在我的催促下，哥哥和嫂子终于去了附近的白云区人民医院。检查抽血化验之后，紧接着是漫长而难熬的等待。我们仨坐在医院门口的石凳上等待检查结果，像是等待不堪重负的身体长期以来的抗议和审判。在经过焦急的等待，白纸黑字上的体检结果显示一切正常。我们相视一笑，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像是庆祝，中午我们仨在医院附近的小餐馆里，每人点了一个可口的木桶饭。
在哥和嫂的住处呆了一周，我感到一股深深的负罪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心渐渐弥漫着灰暗的气息。我孤注一掷，把时间放在了写作上。白天，石井红星工业区的小路上人影稀少，只听见工厂里机器轰鸣的声音。鞋厂独有的气味从闷热的厂房里飘散出来，刺激着人的脾胃。一排排坚硬的厂房密密麻麻地矗立，让人无端感到压抑。从出租屋里出来，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尘土飞扬的工业区小路上，怔怔地望着工厂门口被铁链子拴着的大黄狗发呆。狗警觉地盯着我，像是领地受到了侵犯，它忽然剧烈地吠起来。岗亭里的保安大声训斥了几下，一脸狰狞的狗又乖乖地停下来，匍匐在地。
狗脖子上套着的大拇指粗的铁链，像充满隐喻的符号回荡在我脑海。相对于狗身上的那条铁链，人身上套着的无形枷锁反而显得愈加沉重。
出租屋只能摆下一张床，嫂子说我身有风湿，坚持着让我和哥哥一起睡床上，她睡地铺。我坚决不能同意，他们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已经十分疲惫。工厂、宿舍、食堂形成的三点一线，仿佛无情的绳索，紧紧地把他们拴在一起，勒着她们，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嫂子见我不容商量，次日下班回来时，带回来一沓塑料垫，还有一床半旧的被子。嫂子把塑胶垫垫在地板上，上下垫了两层之后又盖上半旧的被子，最后才在被子上铺上凉席。
夜风透过窗格子吹进房内，整个房间顿时有了凉意。夜的凉意拨动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那根弦。我和哥哥回忆着童年的那些旧事。幼时夜半随父亲睡在院落里的竹椅上，繁星满天，萤火虫飞舞，院落里弥漫着花香，不远处的水井里传来母亲打水时发出的哗哗声。我和哥哥平躺着，望着无边的苍穹，在弥漫着花香的凉风里入睡。一切恍若昨日，再回首，已是二十年。此刻，我和哥哥身在异乡逼仄的出租屋里，陪伴在哥哥身旁的是个年轻的女孩，父亲正在百里之外的深圳做装修工。
哥哥和嫂子在石井上班的这个小鞋厂，只有到月底发工资才会休假一天。哥哥是技术工，每天加班到十点，能拿到六千元左右的工资。嫂子做普工，每天加班到很晚，一个月下来只能拿到一千二百元左右。我到广州一个礼拜后，哥和嫂他们厂里发工资了。出粮的时间在晚上，发的都是现金。哥哥拿到工资回到了出租屋，等你嫂子回来，我们一起去外面好好吃一顿。哥一边数钱，一边笑着对我说。然而等了半个小时，将近一个小时，却不见嫂子的身影。哥打过电话去，电话那边却传来嘈杂的声音，像是发生了吵闹。挂掉电话，我跟着哥哥迅速跑到厂里。在二楼会计办公室，我们看见嫂子面红耳赤地站在办公室一旁，身材魁梧的会计露出一脸鄙夷的神情。原来会计少算了二十块钱工资。二十块钱，相当于婊子半天的收入。会计说，少算的下个月再补上。嫂子担心下个月他忘记了，不愿意。见嫂子受了欺负，哥脸色十分难堪，紧握拳头，有想动武的冲动。会计见我们兄弟俩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不想把事情闹大，迅速把钱递给了嫂子。干吗要下个月补？他办公桌里一大堆零钱呢。嫂子气呼呼地说。这个人以前追过我，我拒绝了他。嫂子最终说出了理由。
休假这天哥哥和嫂子一觉睡到了早上十点多，吃完早餐已近十一点。薄暮时分，我们仨又到附近的夜市散步。去往夜市的途中，需要经过一片宽阔的菜地。晚风下，绿色的菜叶在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里呈现出朴素的美。戴着斗笠的村民正在菜地里浇水施肥，富有山水田园气息的画面，消解着工业区机器的坚硬和冰凉。要是在这里能有一块属于我们的菜地该多好呀，平常下班之后可以过来种种菜。嫂子指着一旁的菜地，羡慕地说。属于我们的土地在千里之外，而那五六亩地此刻正荒废着，杂草丛生。故乡的地已经无人耕种。
次日清晨七点，闹钟准时响起，一切又恢复到工业生活原有的秩序。我睡眼惺忪地拿着简历坐上了去往天河区人才市场的公交车。寻工半月无果，我开始感到恐慌。几个小时的颠簸辗转，我终于在人才市场拿到一份面试单，面试的职位是记者编辑。在人才市场附近匆匆吃完一份简易快餐，跟着负责招聘的女主管赶往河源的杂志社面试。杂志社办公条件十分简陋，五六个人挤在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乌烟瘴气。一个手臂上有文身的人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那是一只老虎的文身，我好奇地紧盯了几秒钟，仿佛看见老虎忽然咆哮着，张开巨嘴，欲把我吞噬干净。我顿时有种落入传销窝的感觉。假装答应着留下来，女老板眼底立刻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带他去安排宿舍吧。我紧跟在一个肩膀刺了文身的中年男子身后，往几百米之遥的宿舍走去。这明显是一间久无人住的宿舍，两张铁架床上落满了灰尘，一只黑蜘蛛倒挂在墙顶的蜘蛛网上。就是这里了，文身男硬邦邦地扔下一句话，而后一把把我的行李扔在地上，转身就走了。
半小时后，我踏上了返回广州的汽车。在车上，我颤抖着双手发短信给哥哥和嫂子，告诉他们晚上回来住。在异乡，亲人是我唯一能紧紧握住和信赖的稻草。辗转颠簸，抵达广州天河汽车站时，已是晚上十点。手机已经没电了。下了车，已无公交车回去了，我在附近找了一个便宜的旅馆住了下来。一晚三十元，房间里没有电视，床上的被单散发着霉味。一墙之隔的房间传来异样的呻吟，我把耳朵紧贴在墙壁上，听见细微的喘息声。
次日清晨，我赶回到石井时已是上午十点。回到出租屋，充上电，打开手机，发现二十八个来电，都是哥哥和嫂子打过来的。我没想到自己昨晚的一个疏忽，会让哥哥和嫂子陷入极度的担忧之中。中午下班后，嫂子第一个回到屋子里。她看了我一眼，责骂我说，怎么不打个电话？昨晚我们一直拨打你电话，打不通。你哥他很担心，临睡前他都哭了。他只有你一个弟弟，很担心你在外面有什么意外。我坐在床沿默默不语，脑海里浮现出哥哥哭泣的样子。哥是一个生性敏感的人，心思比较重。几分钟后，走廊上响起熟悉的脚步声。哥看见到我，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你这个家伙，害我们担心一晚上。
半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哥哥和嫂子像逃亡一般，连夜从呆了五六年的石井搬到几十里之外的花都流莲路工业区。
那日晚上，我正在出租屋的电脑前写作，门外忽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是住在楼下的阿海，阿海和哥哥同在一个部门。你好好呆在房间里，不要再出门。阿海气喘吁吁地说。原来，包装部一个河南籍的中年男人经常骚扰嫂子，上班借着工作是嫂子的上一道程序，经常为难嫂子，下班之后，又经常给嫂子发一些暧昧的短信。哥哥在三番五次警告无果之后，叫上徒弟，把那个男的狠狠地打了一顿。满身戾气的中年男子跪在地上求饶，趁着他们松手的空隙逃了出去。你们俩等着瞧，我饶不过你们。中年男子撂下一句话，消失在夜色之中。
半个小时后，哥哥和徒弟回到出租屋。哥手上满是鲜血，他显得有些激动不安。嫂子坐在一旁的床沿默默不语。我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欺负到这种地步，心底燃起怒火。哥哥的几个同事走后，他反锁好房门，开始在厨房里磨着一块锈迹斑斑的小刀。哥哥的异常举动让我感到惶恐不安。刀与血，在异乡的月夜里如此醒目，我担心事情会失控。
凌晨一点，夜色呈现出死一般的寂静，屋内的小风扇飞速旋转着，发出嗒嗒的响声。窗外夜凉如水。睡在一旁的哥哥辗转反侧，一把磨得光亮的水果刀在月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刺眼的光芒。五分钟后，门外忽然响起尖锐的敲门声，伴随着叫嚣和吆喝。你妈的给我开门，老子不砍死你才怪。敲门声愈来愈急促，愈来愈重，像是粗重的器物落在单薄的木板上。吵什么吵，还让不让人睡了？起初，楼下的住户还愤怒地抗议。几分钟后，抗议声销声匿迹，整栋大楼死一般的寂静。我和哥哥迅速从暗影里站了起来，一人摸上一把刀。僵持了一分钟，哥哥冷静了一会儿，迅速掏出手机，打了厂里老二的电话。老二是哥哥的同事，同在一个部门，年约四十，跟哥哥关系很好。老二刚到厂里时，掹鞋的技术很差，是在哥哥手把手的指导下才慢慢学会的。哥哥之所以打电话给老二，是因为老二曾经干过黑社会，如今虽已金盘洗手，但不少人还是要给他面子。
五分钟后，屋外忽然变得安静下来。阿荣，文哥是我兄弟，你给我一个面子。况且是你这个兄弟错在先，他经常去骚扰人家老婆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我看他挨打是活该。老二慢慢上了楼，走进人群，忽然啪的一声，一巴掌扇在河南籍中年男子脸上。敢欺负我兄弟。门外响起老二沙哑的声音。老二的一个巴掌，像炸弹扔进人群中。男子捂着火辣辣的脸，敢怒不敢言。
老二的适时出现，解了哥哥的围。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黑社会打斗场景如今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暗夜里，我感到不寒而栗。那帮人走后，哥哥去楼下买了十二瓶冰冻啤酒，外加三斤炒花生。我们把老二请进屋，喝了起来，中途又把住在隔壁的阿华叫了进来。阿华是底部的部门主管，跟我们是老乡，江西萍乡人。
昏黄的灯光下，我看见哥哥紧握啤酒瓶的手颤抖着。阿华建议我们明天就搬到花都去。老二说，怕什么！有我在，谅他们不敢乱来。还是换一个厂吧，这样安全点，出门在外，安全第一。阿华边说边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在鞋厂做主管的朋友。几分钟后，阿华说，可以去，他们厂正在招人，待遇跟这边差不多。经常骚扰嫂子的那个男的比较极端。阿华劝哥哥还是换个地方。酒一直喝到凌晨四点才散去。老二是最后一个出门的。老二出门的那一刻，哥哥拉住他的衣角，往他裤兜里塞了五百块钱。老二硬推辞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收下了。在昏黄灯光的映射下，哥哥的双眼布满血丝，显得十分憔悴。夜色中，哥哥担忧地看着我和嫂子，一咬牙，嘴里蹦出一个字，搬。
天亮不久，像是逃跑一般，我们仨提着行李，踏上了前往花都的中巴车。重新租房，一切安顿好后已近黄昏，出租房下面是个嘈杂的夜市。嫂子说晚饭就在下面的夜市吃吧。吃饭的间隙，哥哥异常沉默。嫂子没话找话地，想让气氛活跃起来。哥哥却始终一言不发。那一晚，哥哥拉着我喝了很多啤酒，喝到最后竟胡言乱语起来。平常沉默寡言的哥哥在酒精的刺激下变得滔滔不绝。醉眼蒙胧地拉着我的手说，弟，你要好好混，出人头地了才不会受人欺负，家里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我看着哥，能深刻感受到他内心的疼与痛。
2000年，我和哥哥同时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临开学那段时间，哥哥选择了外出打工。家境贫寒，母亲身体又不好，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哥哥从父亲房间里出来的那一刻，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多年来这一幕长久地回荡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十六岁那年，哥哥跟随村里的一个熟人来到了广州白云区的鞋厂，这一呆就是近二十年。
愈来愈深的夜色里，看着哥哥愈来愈瘦削单薄的身影，我内心涌起一股深深的自责，像蚂蚁一般啃噬着我敏感脆弱的心。这些年我深陷在文学的迷宫里，忘记了亲人的疼与痛。
半个月后，我在广州白云区钟落潭镇的一家家具厂找到一份外贸跟单员的工作。去报到的那天，哥请了两个小时假，一直把我送到小镇的汽车站。车迅速启动了，路上的灰尘迅速激荡开来。汽车开出很久，我回头，透过车窗，依旧看见哥远远地朝我挥手的身影，他瘦弱的样子远远望去显得愈加瘦小。
3
2011年冬，风雨交加之中，嫂子在江西老家顺利产下了一个女孩。哥兴奋地连夜从广州赶回了老家。母亲从侄女异常浓重的鼻息声里，觉察到什么。四个月后，侄女感冒多日不见好转，送去县人民医院，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初为人父的喜悦顿时化为泡影。女儿患病的消息宛若晴天霹雳，哥连续几天沉默不语，怔怔地望着天空发呆，手中的烟灰散落满地。我当初隐隐担忧的事情，没想到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出现在下一代身上。这与哥哥恶劣的工作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弥漫在车间的刺鼻的胶水是罪魁祸首，它挟着苯沿着人的肌肤渗透进来，随着血液循环往复，像一滴致命的墨汁，染遍了全身。它潜伏在体内，等待着时机张牙舞爪。
因为身患心脏病，侄女显得异常瘦小。随后，为了孩子的病，哥和嫂子频繁往返于南昌与广州之间。2015年6月，从南昌医院回到吉安火车站已是深夜，父亲、哥还有我三岁多的侄女婷婷，一行仨人在火车站附近的宾馆住了下来。哥次日下午要回广州，为了避免婷婷又哭又闹的场面，次日凌晨六点，满头白发的父亲抱着还在熟睡中的孙女去火车站附近坐回县城的大巴。父亲抱着婷婷刚走出宾馆，婷婷突然醒了，一个劲地问爸爸呢，爸爸去哪里了。父亲没吭声，他加快了脚步。婷婷顿时哭了起来，使劲朝宾馆的方向挥着手，大声喊着，爸爸，你快过来啊，你快过来。一向坚强的哥哥，看着不停朝他挥手的孩子，嚎啕大哭。
年底，哥和嫂带着侄女去省一附一院做先天性心脏病矫正手术。手术前，寂静的病房里，年幼调皮的婷婷捧着哥哥和嫂子给她买的变形金刚有说有笑，欢快的笑声回荡在整个病房里。嫂子问她等下做手术怕不怕呀，她忽然歪着头，停顿了一会儿，忽闪着大眼睛，说，不怕，我要像这个变形金刚一样勇敢。 一个小时后，护士笑着走入病房，准备抱侄女进手术室。侄女看着站在一旁的哥哥和嫂子不动，忽然哭起来，嚷着要爸爸妈妈一起进去。她挥舞着双手，蹬着双腿，使劲挣扎着。护士无奈地把她放了下来。手术只得推迟。一个小时后，一个七岁的小女孩，独自跟在护士身后进了手术室。哥哥灵机一动，指着那个小女孩对女儿说，婷婷，你看，这个姐姐多勇敢，一个人跟着阿姨进去了。侄女转身回头看了良久，似懂非懂。两个小时后，侄女终于也大胆地跟着护士进了手术室。进门的那一刻，忽然又转身对哥哥和嫂子说，爸爸妈妈，你们哪里也不要去，记得在门口等我啊。低头的瞬间，仿佛就看见瘦弱的侄女独自躺在手术室里的情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侄女被暂时抱进了重症监护室，次日就进入了普通病房。哥哥和嫂子寸步不离地守护在病床前，布满血丝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昏睡中的孩子。
侄女的这一番折腾让我母亲陷入浓浓的担忧之中。母亲担心嫂子生二胎后，重蹈覆辙，在极度的担忧下，三番五次劝哥哥早点离开鞋厂。拗不过母亲的劝，这年年底，哥哥终于辞掉了在鞋厂的工作。母亲建议哥哥开个便利店。哥在鞋厂干了十六年，完全抽离这个行业，一切从头开始，异常艰难。就像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忽然扔掉拄了多年的拐杖，走在泥泞的小路上。
春节过后，经过一夜的颠簸，哥来到了东莞。深夜我们畅聊着，我希望哥哥能在东莞呆下来，这样彼此也有一个照应。上班时，想到哥哥在出租屋里安静地呆着，我的心底就暖烘烘的。因为有哥的存在，下班之后，我总会匆匆地回家。推开门，屋子里就会传来炒菜的声音，哥哥正在厨房里忙碌着。
愉快的一周倏忽而逝，我和哥哥在南城和万江的大街小巷四处搜寻着店铺转让的信息。开便利店和超市，对没有任何经验的人来说十分艰难。而且开一个小的便利店和超市，转让费要五六万元，外带装修和铺货，加起来也要十几万元了。一下子拿出十几万元，相当于掏空了哥哥打工十多年的积蓄。更重要的是，次贷危机之后的东莞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城市人流量锐减，开超市的想法行不通。二十天过去了，哥哥变得异常焦急。后来，无奈之下我陪他去南城的华坚鞋厂和厚街的绿杨鞋厂应聘底部掹鞋工，面试比较顺利。在南城华坚鞋厂的车间里，熟悉的左姐把我和哥哥带入机器轰鸣的生产车间，向生产主管介绍了一下。主管是福建的，他扫了我们一眼，大概是看着哥哥十分瘦弱的样子，露出一脸不耐烦的样子。主管把哥哥带到一张摆满成品鞋的台面，让他现场敲两双鞋试一下，算是面试吧。我站在哥旁边，看着他娴熟地拿起鞋帮，左手扶住鞋底，右手紧握小铁锤，几道程序下来，就把样品摆在了台面上。生产主管立刻露出惊讶的神情，适才不屑的表情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这样快的速度在我们这里能排到第一。主管竖起了大拇指，一旁的几个师傅都投来好奇的眼神。从主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里，我看见哥哥眼底闪烁着一丝曙光。我心底也顿时变得兴奋起来，南城离我上班的地方坐车只要十五分钟，很近，如果哥哥能留下来，就可以天天见面了。但是工资只有三千五百元，算上加班，才四千元。哥哥在广州花都的鞋厂上班时，每个月下来能拿六七千元。
一个晚上的辗转难眠之后，哥还是决定回广州。次日，回到广州，哥哥就上班了，他回到了花都区流莲路原先的那间工厂。
我忽然想起年幼时，夜幕降临，在田地耕种的父母亲还未归来，昏黄的灯光下，我和哥哥拿着粉笔，在斑驳的墙壁上画着一个又一个蹩脚的圆圈，来打发寂寥的时光。我们相互比着谁画的圆圈最圆，圆圈漂亮的弧度和首尾咬合时完满的结局决定着我们的胜负。我们乐此不疲地重复着，甚至拿出坚硬的圆规，现在墙壁上画下一个圆圈，然后在圆圈的轨迹里填满粉色的粉笔。童年的游戏带着浓浓的隐喻色彩，它是世界时刻向我们昭示的生存法则，亮光一般在黑暗中突然闪现，却又转瞬销声匿迹。我们未曾料想到，年幼时沉溺其中的简单游戏，在许多年后的成年世界里露出残酷的一面。在生活的重压下，我们制造出一个个弥漫着宿命的圆圈。血曝光在空气里，在时间的曝晒下，迅速变成弥漫着哀悼气息的暗紫色。我在这暗紫色里，看见渐行渐远的青春倒影。
到广州上班后的第一天晚上，哥哥给我发来短信：好好照顾自己。我们一起努力，加油。我看着短信，仿佛又看见了哥哥埋头做鞋的样子。无论何时，哥心底始终是积极向上的。哥发来的短信再次感染了我。你必须以昂扬的姿态，才能最终穿透笼罩在人生上空的阴霾。
黑夜的浓度愈浓，我内心深处对阳光的渴望却愈加强烈。我不断从泥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再次铆足全身的力量，重新做好冲锋陷阵的准备，试图成功逾越一次生活的迷宫。
病
1十年一晃而过，重新打捞，只隐约看见些记忆的碎片，一个苍凉而又单薄的身影在脑海里一现，而后又迅速模糊不清。苦难，在成功者眼里，是值得不断复述和咀嚼的资本，在失败者心中，却成了一块不断流血的伤疤，带着苍凉悲伤的底色。然而，生活里没有失败者，更多的是平凡与琐碎混杂、麻木与卑微交织在一起的日复一日。
2014年冬季的夜晚，窗外寒风阵阵，在狭窄潮湿的出租屋里，半夜军峰忽然满头虚汗地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伴随着一阵刺耳的尖叫呐喊声。打开灯，从他无助的脸上我看到熟悉的恐慌和紧迫感。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窗外一片漆黑，只见不远处闪烁着一丝微弱的灯火。我梦见我疾病缠身的爹去世了，断气前几分钟，他紧握着我的手，叮嘱我早点结婚，而后便撒手而去，双目圆睁，死不瞑目的样子。出来十年了，依然一无所有，有的是疾病纠缠的肉身之躯。昏黄的灯光下，军峰发出沉重的叹息。军峰三十二岁了，依旧形单影只孤身一人。时间的压迫感让他感到束手无策。
这样一个夜晚就这样长久地回荡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它逐渐成为一个象征意味深长五味杂陈的隐喻，以至我颠簸在异乡的旅途之中，经过漆黑漫长的隧道，它突然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提醒我身在何处，让我感到浓浓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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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深秋的午后，刚刚毕业的我背着席子和塑料桶等行李，踏上了前往深圳的大巴。
在深圳，我和饶小赵借住在他一个朋友的出租屋里。两房一厅的出租屋住了七个人，大家都刚刚毕业。深秋的广东依然炙热无比，但这依然阻挡不了我们寻觅工作的热情。深圳似乎无我们的立锥之地，我怀揣着一张英语六级证书和简历早出晚归，穿梭在深圳的高楼大厦之间，却总是无功而返。一次，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到了应聘的高端写字楼。面试时间不到两分钟，面试的女总监听着我一口蹩脚的英文，露出鄙夷不屑的眼神，而后说了句等通知，就把我打发掉了。转身出门的那一刹那，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低语：口语怎么这么差，英语六级到底是真是假？从大厦里出来，我沮丧地倚靠在天桥上默默抽烟。时针已指向下午两点。强烈的饥饿袭来，我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烈日依旧曝晒着大地。天桥下车来车往，午后的天桥杳无人迹，我独自站在天桥上，仿佛站在时间无边的荒野里。
转眼到了深冬，当初地板上的阵阵凉意早已变成丝丝寒意，我和饶小赵裹着单薄的被子时常从睡梦中冷醒，窗外悬着一轮清冷的月，很容易勾起内心身处潜藏着的乡愁。无奈之下，我怀揣着裤兜里仅剩的两百八十多块钱，又回到了东莞。饶小赵则直接回家，此后多年再也没有出来打工。
我租住在智通人才市场对面的一家八元店里。人才市场对面有一条幽深的小巷，小巷两边绿树成荫，一直走到小巷深处，有栋旧式的房子，很大，分上下两层。第一层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里摆放着六张铁架床，二楼也有三个房间，其中一个房间是封闭式的，有门，这是专门给女孩子住的，其他的两个房间，其实就是两个客厅里各放了十几张铁架床。寒冬时分，屋外冷雨飘窗，八元店内依旧住满了天南地北的人，房间里充塞着不同口音的方言，江西人，湖南人，河南人，甘肃人，四川人等，大家每人拿着一张招聘的报纸，仔细地搜寻着适合自己的职位。寒风透过生锈的窗格子跑进来，把屋内墙壁上的旧报纸吹得哗啦哗啦响。沉闷的房间，带着一股老屋所固有的霉味，弥散在半空中，让人窒息。年关愈近，乡愁愈浓，细雨蒙蒙的天气，人们脸上露出焦急迷茫空洞的眼神。
次日，我拿到了一家单位的面试单，面试地点在寮步镇消防支队附近。
午后的天空略显阴沉，风四处游荡着，发出呜呜的响声。到了厂门口，看见一个穿着蓝色西装，面相敦厚的人站在不远处，一问之下是一起来面试的，面试的还是同一个职位。这个人就是军峰。我和军峰一见如故，想谈甚欢，等到一起进去面试时，就仿佛熟悉多年的朋友。这次面试我以失败告终，军峰次日早上就接到了录用通知。彼时他寄居在高埗的堂哥家里，堂哥对他颇为热情照顾，堂嫂则显得有点冷淡。一间稍微大点的房间，靠里的那张床住着堂哥和堂嫂，他则睡在外面这张小床上。军峰的到来无疑给堂嫂的二人世界带来了不便。我在鞋厂碰见军峰时，他告诉我已经在堂哥那里呆了十六天了。有一次周末的下午他疲惫地从外面应聘回来，正欲推门，却听见屋内传来异样的呻吟声，敏感的他顿时把悬在半空中正准备敲门的手缩了回来。那一天，他一直在外面溜达到深夜才回来。堂哥担心地问他去哪里了。他却说回来的路上迷路了。
军峰次日就去上班了。从军峰的语气里，我能感受到他的兴奋，毕竟不必再过寄人篱下的日子了。三天后，绝望之际，道滘大罗沙工业区一家五金塑胶厂录用了我，职位是外贸跟单。身上仅剩五十多块钱，当天下午，我就匆忙去报到了。晚上，在工厂的食堂，面对着饭桌上的九个荤菜，我眼底释放出贪婪的眼神，一口气吃了四碗米饭，而一旁的几个女孩子却细嚼慢咽着。同桌吃饭的同事扫了我一眼，露出不屑的表情。在她们眼里，我像刚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一般。晚上，买完牙膏牙刷毛巾衣架和塑料桶，钱所剩无几。屋外寒风吹彻，无奈之下，我用剩余的二十多块钱买了一条薄薄的毯子。回到宿舍，我看见我睡的那张铁架床上铺着一张破旧的席子，席子中间有几个细小的洞，席子上放着一张很旧很薄的被单。晚上睡觉时，我从行李箱里拿出几件母亲给我准备的过冬的衣服，铺在单薄的床单上，蜷缩着身体，身上的那股冷意仿佛暂时隐匿而去。夜半，那股冷意便透过衣服和床单的缝隙，直接抵达我瘦弱的身躯里，而后如一把锋利的刀一般，扎在骨髓深处。我把身子蜷缩着，紧紧地蜷缩，仿佛能拧出一丝抵御寒冷的热量来。迷糊中，我听见窗外呼啸的寒风把地上的易拉灌吹得哗啦哗啦响。尽管如此，我内心还是兴奋的。
五天后，我正上班，忽然接到军峰的电话。你们那里还招人吗？我体检没通过，昨天被他们辞退了。电话里，军峰的语气显得有点急切和伤感。原来，军峰被查出乙肝大三阳，被工厂扫地出门。几天后，在锈迹斑斑的铁架床上，军峰向我还原了他被扫地出门的场景。上午十点，体检结果出来不久，人事部就发邮件通知他下午不用上班了，直接解聘，工资要等到下午下班才能拿到。一起应聘上的同事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一时间，在偌大的办公室，他感觉自己成了异类。下午，在门外的寒风中一直等到六点，门口的保安递给他一个信封，让他签名。信封里装着六百八十五元钱，这是他上班八天的工资，这明显与他预期的差了一百多。月薪三千元，八天不是八百元？他向门口的保安质问道。工资是他们算的，你到底要不要？不要就直接走人。保安气势汹汹，露出一脸的鄙夷。怀揣着六百八十五元钱工资，背着行李，军峰又回到了高埗堂哥的住处。堂嫂看着他背着行李和铺盖又出现在门口，露出不耐烦的神情。咋又回来了？堂嫂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说。什么咋又回来了？怎么跟他说话呢？军峰的堂哥一把接过他手中的行李，把他拉进了屋。晚上，堂哥问他为何出厂，军峰支支吾吾，说工厂伙食太差，不习惯。
高三那年，因为跟五六个同班同学在一个饭盆里一起吃饭，军峰感染了乙肝。高考前三个月，他出现了严重的不适，恶心，无食欲，浑身无力。这一年高考，原本排名全年级前十名的他只考取了一个普通的二本院校。
办公室的跟单已经招满了，只有生产车间还招生产跟单，要求比较低，只需要中专学历。我让他自己好好考虑一下。电话那边的军峰稍微犹豫了一下，说，可以，行吧，快过年了。就这样，有着本科学历的军峰来到了车间做生产跟单员。军峰急于逃离堂哥堂嫂的住处，他急需一个落脚的地方。军峰和我住在紧邻食堂的那间宿舍里，宿舍里只住着我们俩，铁架床上的铁早已生锈，锈迹斑斑，用手轻轻一抹，一层铁锈就迅速剥落下来，露出猩红的内里。
一切皆有定数，我们就这样成了同事，成了朝夕相处的舍友。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回忆那段苦涩的打工岁月，内心深处流淌而来的依旧是满满的温暖和感动。军峰报到的当天晚上就上班了。我早早地睡了，不知过了多久，铁门嘎吱一声响，忽然，蜷缩在被子里的我感到身上一沉，迷迷糊糊中睁开眼一看，军峰正把一床崭新的被子盖在我身上。原来，军峰见我盖的是一床薄薄的床单，跑去超市买了一床新被子给我。多年后，这床我一直珍惜着的被子，也在数次的辗转颠簸中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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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峰在生产车间的电镀外发部做跟单，负责电镀材料的跟进与发货，月薪八百元，每天晚上加班到八九点，一个月下来，工资一千二百元左右，与他被辞退的那家公司，相差甚远。他的主管是个脾气暴躁的东莞本地人，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从普工一直熬到车间主管的职位。一次我去车间取货，恰好撞到车间主管老林发飙的场景。车间异常喧闹，说话的声音一出口便淹没在机器的轰鸣声里。老林冲着军峰连续大喊了三声，见他没吭声，趴在电脑前打字录单，一个箭步跃到军峰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大骂道，丢雷老母，聋了是不是？你到底还想不想干？不想干就滚蛋。我站在不远处，看见军峰被这突如其来的骂声惊得不知所措，满脸通红。你还木头一样愣在这里干什么？赶紧去把前天发出去的货找来！老林瞪了他一眼，气呼呼地回到座位上。还是大学生呢，傻里傻气的，干活还不如一个初中生。老林继续骂骂咧咧，一旁的几个搬运工听了幸灾乐祸地笑着。
工厂把食堂分为干部餐和员工餐，中层以上的干部都在几个单独的房间里就餐，普通员工则在喧嚣的食堂大厅排着长长的队伍打饭吃。干部餐八人一桌，有五荤三素，外加一个汤。员工餐则差很多，基本上是素菜里面漂着几块零星的肥肉。一个巨大的不锈钢桶装着骨头汤或者紫菜蛋汤，放在食堂大厅的角落里。桶里零星地漂着几块肉、几根骨头、几片蛋花。我看见洗油部的李辉擅长打汤，他有娴熟的技术。通常他提前下班几分钟，一冲到食堂就迅速拿起细长的汤勺把整桶汤搅拌起来，然后趁着肉和蛋花浮上来的片刻，迅速打捞到碗里，很快一碗混杂着肉、骨头和蛋花的汤就呈现在眼前。李辉给一旁几个关系好的传授打汤秘诀，他说，搅拌的速度要快，打捞要快而准，慢了就得挨后面排队人的骂。吃干部餐自然从容很多，有的人趾高气扬，吃得满嘴流出油来，昂首挺胸，一副很有面子高人一等的模样。我在干部餐的小房间吃饭时，透过窗玻璃，看见军峰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默默地吃着盒饭。
两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军峰在给办公室的香港经理小明送文件，小明看到他写的字很漂亮，好奇地问他是什么学历。军峰如实相告，经理惊讶地张大着嘴，你一个本科学历的人干吗在电镀部做着高中生就能干的事？军峰从香港经理的话语间感觉到了希望，他紧紧地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几天后，军峰被调到办公室做跟单，终于摆脱电镀部老林的咆哮。
2008年5月，办公室一个负责送文件只有中专学历的前台文员小莉，通过自考考取大专、本科学历，这年夏天顺利考取上海大学英语专业研究生的消息迅速在办公室流传开来，像一块巨石砸入死一般寂静的深潭里，激荡起阵阵浪花。晚上，军峰和我在宿舍昏黄的灯光下，久久地议论着这件事情。想着在工厂里日复一日机械式的重复和压抑，我们内心备感迷茫。小莉华丽转身的事，激活了我们日渐麻木的心，瞬间，梦想的光芒仿佛已经照亮了我们的夜空。这件事无疑成了我辞职的一个导火索。我迅速辞职离开了道滘大罗沙这家五金塑胶厂，跳到虎门一家公司做文案。
离开工厂那天，军峰送我出厂门，又帮我提着行李送到了镇汽车站。车启动了，透过窗玻璃，我看见军峰落寞孤独的身影。树挪死，人挪活，我鼓动着军峰一起跳槽，离开这个鬼地方。军峰说他不敢轻易跳，家里还有两个正在上大学的弟弟急需用钱。我深知“体检”二字早已成了军峰内心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名词，也在他内心划下一道深深的阴影。每次跳槽而出，在寻找下一家单位时，他都感到如履薄冰。即使面对丰厚的报酬与待遇，也是心有余悸，不敢前往一试。从辞职到入职，体检无疑成了工业文明进程中部分生存者生存路上的拦路虎。我忽然想起年幼时父亲牵着家里的那头体弱多病瘦骨嶙峋的老牛去牛市上卖，我紧跟在父亲身后。一走进牛墟，一股浓浓的腥臭味扑鼻而来，牛场里一头头健硕无比的牛发出沉闷而又响亮的吼声，农人们摸着牛肥硕的肚子，一脸笑容地向有买家介绍着牛的各种情况，待价而沽。直到散墟，整个牛场里只剩下我家那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呆在昏暗的一隅，看起来显得落寞而孤独。从眼前一头头牛稳健的步伐里，我想家里的这头老牛肯定想起了自己年轻气盛的岁月。再次去墟上时，父亲试图把牛拉出圈，牛两只前腿抵着门槛的石头，发出沉闷的哀鸣声。父亲最终还是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远房亲戚。父亲不忍杀了这头牛。
像奔跑在城市里的牛一般，在每次进入牛市之时，处于社会金字塔最底端的我们得如牛一般响亮地哞叫几声，以示自己拥有良好的身体与充足的活力，而这成了寻到上好买家的基础条件。在异乡，我未尝不是一头牛，只是现在尚且年轻，还有可以贱卖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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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因胆管结石在家里休养一年之后，次年春寒料峭的三月，拖着虚弱的身躯鼓起勇气又回到了东莞。我依然租住在人才市场对面的八元店，这样方便，免了奔波之苦。我能强烈感受到自己身体的虚弱，当身旁的同龄人在烈日下经过一整天的颠簸依然活蹦乱跳地四处转悠时，我却气喘吁吁，额头上布满虚汗，病恹恹地斜躺在沾满锈迹的铁架床上，仿佛整个世界就要坍塌下来。
几日后，在挤得几乎水泄不通的人才市场，靠着我打印的发表在杂志上的几篇文章，应聘到了厚街一家家具厂的文案策划职位。终于有落脚的地方了，一切仿佛来得太突然。在厚街上班的当天，我从朋友那里问到军峰的电话，我们又迅速联系上了。军峰换了工作，在寮步一家毛织厂做业务。
几天后，因为待遇问题，我从厚街的这家家具厂迅速离职，来到了寮步军峰所在的地方。两年多没见，我们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军峰问我这两年干什么去了，怎么像人间蒸发了一般。对，人间蒸发，这个词忽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在异乡，许多熟悉的面孔总是突然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军峰陪我去厚街把席子水桶和被子拿回来，当我们拿着行李满头大汗地登上L1公交车时，车上的人投来异样的眼神。重新回到寮步时，已近黄昏。我拿着席子紧跟在军峰的身后。到了军峰所在的毛织厂门口，他忽然停了下来。不远处，两个保安正在保安室门外聊天，一条拴着的黄毛大狗半躺在地面上。你在这里等下我，我先把东西拿上去。站在不远处，透过大门的缝隙，我看见军峰提着行李，几个跨步上了宿舍。几分钟后，军峰出来了，他去附近的美宜佳超市买了两包芙蓉王。你等下不要吭声，跟着我就可以。我紧随其后，在门口，两个保安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果然，一声呵斥，一个手上文着一条龙的保安拦住了我们的去路。这是我表弟，刚从家里出来，没地方住。老乡通融一下。军峰边说边从裤兜里掏出刚才买的两包芙蓉王，递到保安手里。保安看了我们一眼，又迅速观望了一下四周，刚才紧绷的表情终于舒展开来，朝我们挥了挥手。到了宿舍，我们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军峰的宿舍铺着四张上下两层的铁架床，铁架床的上铺都堆满了行李，下铺才是睡觉的地方。狭小的房间，住着四个人，显得有些拥挤。宿舍里混杂着一种异样的气息，沾满污痕来不及清洗的内裤，臭袜子，天花板悬挂着的蜘蛛网，这些杂乱的东西映射在眼底，让人眩晕。
喘息了一会儿，军峰把我带到隔壁的房间。推开门，房间里空荡荡的。他说，你就住这里吧，这里干净，前段时间刚收拾出来的房子，没人住。
军峰把一个刚洗的沾满水珠的苹果放在桌子上，朝我会心一笑，就出去了。他叫我早点休息。两年未见，军峰依旧是如此，彼此间在一起即使话语不多，却依旧默契。
电风扇在天花板上飞速旋转着，微凉的风吹拂着床顶挂着的那一串小铃铛，发出一连串叮叮当当的响声，让人仿佛置身梦境。终于躺下来了，躺在结实的硬板床上，躺在清脆的铃铛声里。我静静地躺着，听见自己浓重的喘息声，窗外传来几声犬吠，转瞬又安静下来。我渴望着时光在此刻能停滞下来，让我静享此刻内心的安宁。然而，在异乡，内心的河流注定暗流涌动。
就这样，白天，我抱着简历穿梭在东莞工业区尘土飞扬的小路上，晚上通过黑夜的掩护，借住在军峰所在的毛织厂。中午时分，毛织厂查得比较严，我就睡在附近的公园里。午后的公园寂静无声，荷塘里波光粼粼，弥散着刺眼的光芒。荷塘附近有一个八角亭，比较凉快。我伏在公园的石凳上，石凳上的那股清凉感迅速透过肌肤，传到我的心底。天很高，洁白的云朵在天际纷飞。棉花一般的云朵，又突然攫住了我内心的乡愁，让我想起母亲，想起她晾晒的弥漫着阳光气息的被褥。我紧捏着裤兜里的钱包缓缓睡去，却又经常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一摸裤兜里的钱包还在，我又继续接着睡。
两天后，我在寮步消防支队附近的一家模具厂找到了一份文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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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销售模切机的机械制造公司，公司每周一三五要在工厂那块宽阔的草坪上开大会，而我所在的市场策划部每个星期的每一天早上都要开部门小会，开会时每个人要求汇报昨天具体做了什么事情，今天准备做什么事情，到了周六，再以文档表格的形式详细汇报回顾自己一周的工作，然后再安排自己下一周的工作计划。销售部无疑是这个公司的主导部分，而市场策划部这样不能直接为工厂产生效益的部门则成了一种鸡肋一般的附属。每天早上，销售部门前的办公室总会响起异常响亮的口号声，一个穿着黑裤子白衬衫与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站在走廊的小空间里，大声喊着“我最慢”，“我最慢”，“我最慢”，声音持续而密集，回荡在整个办公室里。这是一个销售业绩暂时排在倒数第一的同龄人，他个子矮小，身材偏瘦，喊口号时，额头上的青筋暴露，满脸通红。喊完口号，他迅速回到队伍中，昂首挺胸，一脸严肃地听着销售总监训话。几分钟后，队伍就迅速解散了，很快，办公室里就响起阵阵拨打电话的声音，他们不厌其烦地按着供应商的电话号码，一个个拨打着电话，冲锋陷阵一般。一天拨打电话的数量也成为他们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他们皮肤黝黑、面色红润，声音洪亮，时刻做好冲锋陷阵的准备。他们是健康的，积极的，浑身弥漫着青春的活力，然而工业区的利益链却扭曲了这种健康的气息和氛围，让人感到一种恐慌和铁的冰凉感，让人感到窒息。我置身于喧嚣杂乱的办公室里，生存的荒谬感在内心深处弥漫。有时我偶尔一个回头，看到身边忙忙碌碌的人群，忽然感觉自己成了异类。
在公司忙碌喧嚣的人群里，我明显感到了自己的劣势，他们是积极、朝气蓬勃、马不停蹄、绝对服务听命于这个公司的组织和纪律，而我是虚弱的，怀疑的，内心深处经常萌生出一种生存的荒谬感。现实的残酷逼迫着我积极融入这个群体之中，我必须时刻做好冲锋陷阵的准备，时刻表现出斗志昂扬的姿态，当经理要求我发言时，我必须即刻口若悬河，当经理要求每天晚上加班到十点才能下班时，我必须把脸上的抱怨隐藏起来，坦然接受而又兴奋无比，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当头脑深处隐藏着的那种生存的荒谬感时常出来溜达，突然闪现在脑海里时，我必须迅速地把它逼到无人的角落里，如此我才能更好地融入公司的氛围。
那一幕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以至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忆犹新，里面夹杂着工业区的气息，冰凉冷漠而又肆无忌惮。那是星期一，公司集体开早会，开完会之后，市场策划部又留下来开会，开完会是例行的早操。销售总监是个手上绣着文身的河南人，远远望去像混黑社会的。他挺着个大肚子，站在人群前活力十足地跳着早操舞，嘴里喊着积极的口号。几十个销售人员也跟着跳跃，集体爆发出响亮的吼声。这样的吼声久久地回荡在工业区。我夹杂其间，内心排斥，手脚动作慢了一点，幅度小了一点。早操毕，正准备转身上办公室时，销售总监忽然手指着我这边喊道，你，留下来，重新做一遍。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我向不远处的市场策划部王经理投去求助的眼神，他低着头，扫了我一眼，就匆匆上楼了。不时有人回过头来，笑着用异样的眼神打量我。起初，我站在操场上一动不动。丢雷老母，叫你重新做一遍，听到没有？一句响亮的怒斥声在我耳边响起。我心中那股淤积多日的怒火仿佛瞬间被点燃了，我不做又怎么了，有本事你把我炒掉。他感到十分意外，惊讶地看着我。在这个厂里，他是唯一的王，连老板都要敬他三分，还从没有谁敢这样挑战他的权威，他没想到如此瘦弱不堪的我胆敢如此。我转身就走。身后的人群发出一阵惊讶声。我瞬间感到一阵复仇的快感，但很快，这丝快感就变成一股无边的忧伤。我无助地坐在办公椅上，浑身微微战栗着，想起烈日下寻工的不易与颠簸，突然后悔了。
几分钟后，市场策划部王经理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一进门，他朝我竖起了大拇指，说我给他出了一口恶气。你刚才的做法是对的，他前段时间就盯着你了，觉得你做事不积极，弱不禁风的样子，炒掉你是迟早的事。
次日下午，上交厂牌，拿着三千八百元钱工资，出了厂门，站在厂门外马路上密集的车流边，我瞬间解脱。然而这解脱瞬间又被无边的忧伤淹没。
晚上回到军峰的住处，他骂我做事太莽撞，欠考虑。骄阳似火，岭南的五月，马路上尘土飞扬，在烈日的曝晒下，万事万物呈现出一缕灼热的白。天气这么热，招工的又少，你军峰替我仔细分析着。关键是，即使我不主动辞职，没有冲撞他，在试用期结束时也会被扫地出门。
住在军峰隔壁的阿辉看着我愁眉不展的样子，说，怕什么，兄弟，咱这么年轻，你又有才，好日子还在后头呢。阿辉是1988年出生的，甘肃人，他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努力学习的心态。宿舍里只要有阿辉在，就充满笑声。中专学历的他在厂里做仓库管理，工作之余正在自考大专。阿辉每天早出晚归，十分勤奋。听着阿辉爽朗的笑声，看着他每天早出晚归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我十分羡慕。
在家养病那一年，我做了一年的自由撰稿人。盯着那台跟随我多年的笔记本电脑，我最终决定重操旧业。这样的生存方式，显然是冒险。外面的天气酷热异常，夏天已简化到只剩下“汗水”二字。我盯着镜子里日渐瘦弱的躯体，忍着肋边传递过来的丝丝隐痛。冒险意味着背水一战，更意味着独辟蹊径，是柳暗花明，另一片天地。
对于我的决定，军峰没多说什么，他只说你考虑好了就好。决定后，军峰陪我去附近租了一间月租二百六十元的房子，一个房间外加一个洗手间。牵好网线后，一切就准备就绪了。
白天，我伏在电脑前，逼迫着自己批量生产着各式文字。足不出户，生活简单到只剩下一台电脑。军峰晚上不加班时，会过来看我，陪我聊天。军峰见我整天在外面吃快餐，有个晚上，给我送来一个六成新的电饭煲、两个吃饭的小碗以及两个装汤盛菜的大碗。我从超市买来了米和红枣，早上床煮粥吃。吃完早餐，在键盘上敲一两个小时，到附近的菜市场买一点肉和排骨炖汤。
一个人的世界是孤独的，我仿佛深陷在巨大的深渊里，无法自拔。白天，悄无声息地躲在出租屋里，只听见噼里啪啦敲打键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这让我想起卡夫卡短篇小说《地洞》中的那只小鼹鼠，在小说真实而又荒诞的叙述里，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在内心弥漫开来，我愈发清晰地看到自己生存的困境。
读《地洞》时的人生遭遇恰恰与其所要表达的主旨暗暗吻合，一只小鼹鼠的焦虑与恐慌，恰好就是一个人的生存隐喻。《地洞》中，小鼹鼠费尽心思地建造一个地洞，让自己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息之地，借此来保护自己。但安全是相对的，永远没有绝对的安全，为了让自己心安下来，它不断地修复巩固城墙，挖掘一条又一条通道，并同时储存足够的粮食。它终日不知疲倦地挖洞、修洞，只不过是为了换取内心的安全感。
我未尝不是《地洞》中的那只小鼹鼠。
窗户对面是一家工厂的食堂，每到开饭时间，几个穿着工装的女孩总会一脸好奇地踮起脚跟，朝我这边张望着，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晚上，憋不住了，我会到附近一个废弃的烂尾楼里，冲着寂静而又苍茫的夜空大声嘶喊咆哮着。我需要通过这一声声呐喊和嘶吼来宣泄自己内心的压抑和孤独。
5月2日上午，我正在出租屋的电脑前写字，忽然接到军峰打来的电话。阿辉死了，死在宿舍，现在已经被拉到医院了。电话那边传来军峰的叹息声。阿辉的死让我震惊，像一块巨石落入湖中，在我的内心深处掀起巨澜。
在军峰的讲述里，我试着去还原阿辉去世时的场景，阿辉往日满脸灿烂的笑变成一脸的狰狞，他的嘴巴大张着，望着墙壁上留下的鲜明的指痕，这暗示着他生命里最后的挣扎，他的手指变得僵硬，指甲缝里还残留着血丝。人们传言阿辉是心梗而死的。第五天，阿辉就被火化了。阿辉的弟弟和几个亲戚从遥远的河南飞奔过来，脸上挂着失去亲人的无限悲伤。
阿辉的弟弟和三个亲人暂时住在离工业区不远的一个小宾馆。那晚七点，阿辉的弟弟找到军峰询问相关细节。军峰叫我一同前往。在荒废的空地上，四野寂静无声，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阿辉死前的种种细节，讲完之后是令人窒息的沉默。4月30日那晚，阿辉的主管让他“五一”期间把仓库整理好，阿辉5月1日早上吃完早餐就去加班了。没想到次日早上，一个舍友推开门，就看见阿辉一脸狰狞的样子，那时身体已经僵硬。面对阿辉的弟弟和几个亲人无助的眼神，我们坐在空地上商讨着拉横幅，引起媒体注意，这样或许能得到更多的赔偿。
然而，最终，厂里只赔了一万元，加上厂里的捐款，总共才一万八千元。几天后，阿辉被装进了骨灰盒里，他瘦弱矮小的弟弟带着他，回到了千里之外的故乡河南。
阿辉死后，他的床铺迅速被搬空。军峰和他的其他几个舍友没有搬离，依旧住在这个宿舍里。“五一”后，我跟着军峰重新走进他们的宿舍，只看见一张空荡荡的铁架子，床上的床板早已搬空。过了一段时间，换了一张新的铁架床，一个新来的刚刚大学毕业的小伙子重新睡在了阿辉以前那张铁架床放置的位置。
我问军峰，你们还住在这里，不怕吗？军峰说，怕什么，他是我的好兄弟。但军峰从没梦见过阿辉。
这年下半年，军峰离开了寮步这间毛织厂，去了虎门。我的生活和工作也渐渐稳定下来。多年的颠簸之后，我们仿佛渐渐滑入生活的惯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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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虎门这家服装厂，军峰的职务依然是业务和销售，底薪一千八百元，外加一两个点的提成，提成比较低，一个月的工资拿到手也就两千五到三千元。
这家工厂起初不需体检。
在南方工业小镇，工厂的销售业务部门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酒成了一种媒介。能喝酒会喝酒成为一种独有的能力。军峰说他祖父嗜酒，在那个久远的年代，他祖父身藏一个精致秀美的酒壶，酒壶呈葫芦状，壶上挂着银丝，他祖父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它挂于身边。酒已经融入他祖父的生命中，他生命中的每个细节都与酒息息相关。欢乐与痛苦，忧伤与惆怅，都化在祖父的那一壶酒里。与他祖父相反，到了军峰这里，酒却成了他生命里的拦路虎。因身体的问题，军峰不能抽烟也不能喝酒。每次喝酒对于他而言都是冒险，是一种慢性自杀。每次打电话回家，他年迈多病的母亲就叮嘱他一个人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别太累，千万不要喝酒。业务销售部经常要接待客户，应酬多，每顿饭弥漫着浓浓的酒味。客户给军峰敬酒，他一脸尴尬地站起身，语气哆哆嗦嗦地说，不好意思，我胃不好，不能喝酒，以茶代酒吧。客户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说，没事没事，脸上的表情却立刻僵硬起来。一旁的同事见了，看不惯，起哄道，军哥，感情深一口闷，要想签单就得一口闷啊。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从不喝酒的军峰端起酒杯，一下子把半杯白酒喝了下去，肚里翻江倒海，火烧火燎，整个人像燃烧了。喝完这杯，军峰再也不敢喝了，任旁人怎么劝。这样一来，军峰就显得不合群。饭桌上烟雾缭绕，酒杯碰撞在一起不时发出哐当的响声。在各种各样的应酬里，不抽烟不喝酒的他是孤独另类的。喝完酒，一拨人又去桑拿，军峰一听，心底犯嘀咕，借口有事逃之夭夭。
时间一长，就有闲言碎语，军哥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泡妞，你说他还是不是个男人！虽然如此，有不少客户看中了他的真诚和厚道，因而军峰在部门的业绩也排在前三名，喜欢喝酒的部门主管也无可奈何。
2012年8月，军峰所在的工厂新来了一个人事总监，一切突然变得规范起来，要求每个员工务必在一周内到指定的医院体检，并提交体检报告。听到“体检”二字，军峰变得战战兢兢，他瞬时回想起曾经那些辛酸的往事，内心惶恐不安。无奈之下，他叫与自己长得十分相像的弟弟代替体检，给了一点钱给医生，才蒙混过关。
半个月后，附近的一家五金厂，以为了确保大家的用餐卫生为由，有一天突然在厂门卫室的广告栏上整整齐齐贴出三排共15个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照片，督促他们进食堂吃饭时需要自觉自行带餐具用餐。一时间在整个工业区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也做了广泛报道。
我忽然想起美国著名作家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在患上乳腺癌后，依然表现出惊人的生存渴望，并留下著名的经典著作《疾病的隐喻》。突然患上癌症无疑是苏珊思想的一个转折点。生病后，为了治疗，她穿梭于美国和法国的数家肿瘤医院，见到很多和她一样的病友，她开始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很多隐喻和被遮蔽的真相。“人人都可能患的疾病和生病的人，却在健康人的社会处于尴尬位置。患者沉浸在对疾病的幻觉中和他人的歧视中，自觉有罪。但苏珊·桑塔格却不认这种罪。她认为这是一个自古就有的疾病的隐喻，在隐喻中，患者和疾病都被妖魔化。”在冰凉冷漠的工业化时代，利益不断被要求最大化，无疑把这种妖魔化推到了极致。
时间一晃而过，军峰在虎门的这家服装厂干了六年。业务部换了一拨又一拨人，他像一颗钉子一样始终定在那里。六年下来，他从当初刚进来时的一无所知，慢慢变成了整个部门年龄最大的老业务，身边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90后和95后，血气方刚，才刚刚二十出头。新招进来的业务底薪就有三千五百元，加上提成，工资几乎跟他持平。在这群90后面前，他明显感到自己没有任何优势，他们是生龙活虎的，而他有的只是日渐衰老的身躯。每年公司工资会增加三百元，到了第六年，他的底薪大概四千元，提成一个月下来一千元左右。他平时比较节约，五千元的工资，大概一个月能存四千元。
六年，军峰只回过一次家。2013年年底，他父亲脑溢血，突然昏倒在地，他寸步不离地在医院陪着他父亲。经过两次病危通知书的抢救，他父亲终于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苏醒的那一刻，他父亲握着他的手，虚弱地说，孩子，你再不结婚，爹就要死不瞑目了。军峰握着他父亲生满老茧的手，一时无语。
2015年中秋，回到老家西安相完亲的军峰刚回到东莞，一连多日食欲不佳，面色蜡黄，暗夜里他淹没在巨大的恐慌里，一夜未眠。他想起2011年因心肌梗死突然离世的甘肃舍友阿辉。次日在医院，拿着化验单，他顿觉天昏地暗，整个天空仿佛坍塌了一般。肝硬化早期，化验单上白纸黑字，如此清晰，他眼角却溢不出一滴心酸的泪。
几日后，军峰匆匆踏上了返乡的火车。一路无语，快进站时，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仿佛生离死别一般。加油，兄弟，好好养好身体，我相信你一定能再回来的。隔着透明的玻璃，我看见军峰使劲在朝我挥手告别，他蜡黄的脸和瘦削的身躯长久地回荡在我的脑海里，难以抹去。
军峰拖着疾病缠身的身躯回家了。十年，除了供完两个弟弟上大学，他卡里存了十万块钱，而西安的房价已经涨到了每平方米两万。这十万块成了他生命里的唯一稻草。
我从上一辈至亲大半生的奔波中，看到底层打工的宿命，在外颠簸数十年后，最终带着疾病缠身的肉身之躯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我们前仆后继着，直至打赢命运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小镇上的母亲
千里之外的工业气息早已侵入寂静的小山村。城市的工业气息洪水猛兽一般迅速侵袭到村庄的每个角落里。2010年夏天，小镇上鞭炮声四起，一家小鞋厂成立了。我站立在门外朝鞭炮声噼里啪啦响起的地方怔怔地张望着。一时间，巴掌大的故乡炸开了锅，像是一块巨石扔进一个没有波澜的湖泊之中，顿时水花四溅。沉寂许久的村庄顿时变得热闹起来。一张张鲜红的招工启事贴在村庄的各个角落，引来不少农人的张望。一天工作八小时，月薪八百元，一个月休息两天。对于常年跟泥土打交道的农夫而言，这无疑显得新鲜而又充满吸引力。它顿时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村里务闲在家的妇人纷纷前往报名，我日渐苍老的母亲也不例外。
母亲迅速去报了名，几乎容不得我有异议。母亲弓着腰蹒跚着步履走来，晚风吹乱了她的发梢。她拿着一张崭新的厂牌满脸笑容地站在我面前，反反复复地向我说着她的工种就是负责剪皮料，很简单，不累，让我放心好了。母亲在我面前不停地解释着，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我顿时心软了下来，朝她微微一笑。母亲挂着厂牌走进了昏暗的屋子，她微弓着腰，蹒跚着步履，那只因常年风湿性关节炎而肿胀变形的右腿此刻正一瘸一拐着。许多年后，当我渐次远离故乡，身处异乡，看见工业区门口一个个求职者，我脑海里总会蹦出这样的画面：母亲寸步不离地站在故乡小镇那个新成立的小鞋厂前，双眼久久地望着那个负责招聘的中年妇女，满脸恳求的神情。母亲已经被拒绝过两次了，负责招聘的中年妇女说她年纪偏大，身体虚弱，不适合在鞋厂工作。 母亲其实还很年轻，才五十出头，长年累月的劳累与疾病早已让她过度苍老。为了证明自己还年轻，她从裤兜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身份证递给负责招聘的女人。女人细细端详了一眼，半信半疑着。在母亲的一再恳求之下，终于，负责招聘的女人应承下来。她终于顺利领到了一张入职申请表。母亲把申请表紧握在手，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满是皱纹的脸上现出一丝鲜有的红润。
那一天，拿着厂牌归来的母亲对我变得更加慈爱。几年后，当我明了事情的真相，才渐渐明白，从那次遭遇里，母亲似乎更加深刻地体味到了我带病在异乡的那份孤独与艰辛。
去小镇的鞋厂上班后，母亲变得忙碌起来。早上天刚擦亮，睡梦中的我便听见大门嘎吱一下被缓缓打开的声音，母亲小心翼翼着，仿佛怕吵醒我。太阳挂到窗前时，我听见窗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不一会却停了下来，紧接着有声音在我耳畔响起。我昏昏沉沉地应着，母亲一转身就走了。当我再次醒来，走到厨房，看见桌子上那碗母亲炒好的鸡蛋炒辣椒还冒着热气，锅里的粥还带着温热，一包吃了一小半的榨菜搁在碗里，一旁放着两个馒头。我怔怔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切，备感内疚。黄昏时分，晚霞满天时，母亲疲惫地归来，脸上却洋溢着欢快的笑容。母亲把一小包蛋黄派递到我手里，说，这是厂里今天发的小礼品。母亲的语气里带着愉悦。晚饭早已做好了。饭桌上，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母亲终于答应让我自己买菜，自己做饭。然而，当我次日醒来，一切却依旧如故。为了改变现状，次日当睡梦中的我听见门外响起的窸窣声，我立刻从床上爬了起来。
几天后的中午，我早早做好饭菜，独自端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却迟迟不见母亲归来。朝小路尽头望去，依旧看不到母亲的身影。我顿时焦急起来。匆匆锁上门，慌乱地跑出门外，我一路搜寻着小路两旁的沟壑，担心一路蹒跚着的母亲是否会因为劳累过度而晕倒在地。小鞋厂里空荡荡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胶水味，我焦急地寻觅着母亲的身影，却一无所获。
走出小镇的鞋厂，站在马路口，我四处张望着。穿过车辆穿梭尘土飞扬的马路，一个转身，却看见母亲半拐着腿从镇上的医院门口走了出来。我几乎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母亲看着我，指了指右腿说，腿很疼，刚去打了个止痛针，现在好多了。吃完午饭，母亲又去上班了，为了向我表示腿不再疼了，母亲孩子般在我面前利索地走了几步。时间已接近一点半，母亲洗了个脸，匆匆出了门，她迈着细小的碎步行走在午后的热风里，风把她一边的头发吹了起来。我蹲在门槛上，默默地望着天边的云朵。一只飞鸟飞离栖息的树枝，吱呀叫唤着从天际飞过。我久久凝望着它扇动着翅膀穿行在云间的身影，直至它消失在云端天际。
有那么几次，我端着饭盒给母亲送去。踮起双脚站立窗外，透过窗户看见母亲戴着口罩，弓着背，弯曲着的手指紧握着剪刀，额上爬满细密的汗珠。偌大的作坊里，都是中年妇女，母亲偏坐在一隅，显得有些另类。她身边的工友一边娴熟地做着工一边聊着家常，偶尔笑出声来，仿佛轻松而欢愉。母亲久久地弓身端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她盯着手上的布料，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她的嘴唇不时翕动着，像是在轻声自言自语。在长久的姿势之下，她偶尔会抬起头，透过窗户，朝不远处的山头张望一眼。她鬓边灰白的头发刺疼了我那颗敏感的心。我把饭菜送进去，母亲见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一脸惊讶。她一旁的工友都用陌生而又好奇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这是你儿子吗？”“戴着眼镜，肯定读了不少书吧。” 母亲忽然笑了起来，一脸幸福的模样。 “嗯，大学毕业好多年了，特地回来看看我。” 母亲不无骄傲地说着。我把饭盒递给母亲，匆忙逃了出来。小鞋厂之外是那条熟悉的马路，马路旁有人提着远行的包裹站立在路边等车。车很快就来了，等候在路边多时的人提着行李匆匆而上。汽车呼啸着从我面前驶过，奔向前方，转瞬即逝。熟悉而又陌生的场景，我长久地注视着奔行的汽车，直至其如豆般消失在天际。恍惚之中，我仿佛又听到了火车咆哮鸣叫的声音。我那颗沉寂多时的心又蠢蠢欲动起来，内心深处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攀爬撕咬。我使劲甩了甩头，那些纷乱的思绪顿时散落在地。
回去的路上，作坊里弥漫着的那股浓烈的令人窒息的胶水味弥漫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十天后，鞋厂发工资。母亲拿着领到的两百六十五块钱工资高兴地去街上买了几斤排骨和瘦肉，说要给我弄点好吃的。母亲问我还想吃什么，尽管开口。母亲说，这是她自己挣来的钱。母亲的这句话意味深长，听来让我满含内疚与自责。
回到家里，桌子上已经落满灰尘的电脑映入我的眼帘，它曾陪伴了我无数个日夜。无奈之下，我又想到了文字。这些年，这台笔记本电脑成了我唯一的伴侣。那天下午我特地跑到邻村朋友家向朋友借三百块钱，朋友冷冷地对我说，借三百块钱能干什么，现在？我问他到底借不借。不是不借给你，我是想问你这些年，你除了文学，还做了些什么？朋友塞给我三百块钱就进屋了，紧接着咣当一声，门关了。一语敲醒梦中人，这句沾满针刺的话让我整夜难眠。是啊，这些年我除了文学，什么都没做，甚至连所谓的文学都谈不上。我只是生活在自己建筑而起的文学梦幻里，难以自拔，而险些成为文学的殉葬品。
次日，我匆匆去镇上的营业厅交了一个季度的网费。我又开始重操旧业，写起了文字。我心底铆着一股劲，想通过文字来改变一点什么，哪怕一丁点。我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两个月后，断断续续有一些稿费汇过来。母亲下班归来的路上要经过邮局，每次有稿费来，邮局的阿海总会大声喊着把她叫住。母亲有时拿着一张六十元的稿费单，有时拿着两张八十元的稿费单。钱虽很少，母亲却满脸幸福。母亲去邮局把钱取出来，递回给我。我有点生气，不接。母亲拿着这些稿费去集市上买回来排骨，又去菜地里摘了一个冬瓜，冬瓜排骨汤；时而买回来一只鸭子，炖给我吃。看着母亲每天开心的样子，我内心总是涌过一阵复杂的情愫，既欢喜又辛酸。
2011年，春节过后，我心里蠢蠢欲动，想出去。母亲看着我，叫我再休养一个月。春寒料峭，屋外依旧是寒气逼人。3月27日，这个雨水弥漫的清晨，母亲颤颤巍巍，一路坚持着把我送到了小镇的汽车站。在中巴车上，隔着窗玻璃，母亲嗫嚅着嘴对我说，在外吃好点。稠密的雨水落在地上，噼里啪啦的雨声让母亲的话变得微弱。我默默点头。车启动了，喘息着，而后在细雨中疾驰而去，母亲瘦弱的身影在雨水中迅速变得模糊起来。再回头时，我只看见一个豆大的身影站立在街头，像一个细小的圆点一般，微弱如豆。
到市火车站时已近午后，雨水初歇，地上的坑坑洼洼里沾满水迹。深夜十一点二十的火车，我抱着行李包，坐在一家快餐店的长凳上打瞌睡。深夜十点，母亲忽然打电话来，叫我帮她算一下工资。母亲在电话里有点不解地说，说好一个月八百块钱，怎么只给了我七百八十块钱？我问母亲有没有迟到旷工，母亲说就那天腿痛去医院打针迟到了几分钟。那应该扣的就是二十块钱。他们太缺德了，才几分钟扣那么块多钱，这不是明摆着抢钱吗？放下电话，我脑海里就浮现出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遍又一遍心算着工资的情景。母亲躺在摇晃着的木椅上，心算了几遍，觉得不对，又颤颤巍巍着起身站起来，在昏黄灯光映射下的屋子里转了几圈。她一边拖着不听使唤的腿，一边默默念叨着。母亲小学未毕业，还不会用家里的计算器。
在鞋厂做主管的是村里的红姐，红姐的母亲是麻神乡人，母亲也是，因此平时两家人就走得比较近，母亲跟她比较熟。母亲找红姐帮忙是对的。鞋厂只是一个小作坊，还没有外面大工厂的细致规定。次日，红姐就把扣的二十块钱塞回给了母亲。作为回报，母亲中午吃饭时，给她买了一瓶五块钱的红牛。
母亲在鞋厂工作到2014年10月，接近四年的时间，月薪八百元，母亲每个月存六百元，剩余的两百元用来买菜，偶尔买一些药。三年多，母亲的存折上存了两万五千多元。每次回家，母亲都拖着腿步履蹒跚地从里屋把那张血红的存折拿出来，用手指着存折上缓慢攀升的数字给我们看。母亲沟壑纵横的脸上满是自豪和满意，树皮般皲裂的手指因为风湿病的长期折磨，肿胀着。我说，妈，你不要在那里做了，好好在家呆着，把身体养好。儿子会努力挣钱养着你的。母亲听完开心地笑了，但还是一脸执拗地说，妈现在还能动，还能养活自己，家里用钱的地方多呢。
2014年11月，鞋厂放假休息两天，母亲疲惫地回到家里。鲜红的血让久经生活磨难的母亲顿时慌张起来。血像失去了阀门一般，不住阵阵往外流。一小时后，母亲又开始大量地便血。母亲体内的那个阀门年久失修，已经失去作用，血开始在母亲体内横冲直撞，夺门而出。母亲满是虚汗地躺在床上，脸色变得煞白。母亲期待着睡一觉，明天一切又会恢复如初？这些年来，她一直都是这样，身上有什么病痛，夜幕降临时早早地上床睡上一觉，次日醒来，身上的病痛就会烟消云散。夜的魔力让母亲对夜的神秘充满敬畏。然而，这次夜的魔力却失效了。次日醒来，一切变得措手不及，母亲又开始便血了，量变得很大，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险些晕倒在地。
住在家对面的五额娘，看见母亲煞白的脸色，匆匆拨打了“120”。急救车把母亲送到县医院，哥哥和我连夜从广州和东莞赶回来，守候在母亲身边。弥漫着福尔马林气息的医院里，在昏黄灯光的映射下，母亲的脸变成一张煞白的纸。幸好送来得及时，再拖延一两天，命都没了。主治医生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
在县医院呆了一周，母亲苍白的脸重新恢复了一丝血色，正准备次日出院，当天晚上忽然病情加重，又大量便血。我和哥哥站在一旁，看着病床上浑身颤抖的母亲，顿时陷入巨大的恐慌中，一时不知所措。主治医生从夜色中匆忙赶来，摸了摸母亲冰凉的手，吩咐立马转到市医院去。
夜色苍茫，在风驰电掣的急救车里，哥哥和我静静地守候在母亲身旁，车内悬挂着的点滴缓缓流入她青色的血管里。颠簸中，异常虚弱的母亲忽然缓缓睁开双眼，冰凉的手紧紧拽住我们的手。母亲紧紧抓住属于她的生命稻草。母亲紧握着我们的双手，久久地看了我们一眼，又缓缓松开了，像是在鼓励安慰我们。寒夜里，深陷死亡边缘的母亲，一个默默的眼神，又让我们感受到了丝丝温暖与力量。
在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经过几天急救，母亲的病情得到了一丝缓解。但对于体内大量出血的病因，却始终查不出来。经过一步步排查，年轻的主治大夫怀疑是小肠的问题。我背着瘦弱的母亲穿过拥挤的人群，爬上八楼的楼梯，来到检查室。在肠镜室，枯瘦的母亲像一尾干枯的鱼躺在锈迹斑斑的案上，母亲小肠的样子清晰地呈现在仪器上。母亲露出异常难受的表情，她咬着牙，忍着，一声不吭。医生脸上露出难看的神情，你看她的肠壁都很粗糙，有大小不一的隆起，正常健康的小肠壁都是很光滑的。粗糙似乎成了母亲的代名词，生活的磨难让她满脸沧桑，这种沧桑由内而外。不久，医生忽然用手指着仪器上的一个凸起点，说，有可能是这个位置，必须用钳子摘下一小块肉来做活检，你们兄弟俩必须签一下同意书，从体内取样的过程有可能会大出血。哥哥和我同时抬头，相视看了一眼，很快哥哥迅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医生稍微一用力，管子最前端陡然出现阵阵弥散开来的血圈，紧接着细小的一块活体从母亲身上剥离开来，清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医生迅速把它放入准备好的盘子里，似乎有意回避我们。这一块从母亲体内取出的肉，让我回想起许多年前，我这块细小的肉团是如何从母亲体内孕育而出。做完检查下来，母亲头上满是虚汗，我搀扶着她在弥漫着福尔马林气息的走廊上坐下来，母亲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紧闭着双眼休息。这片刻的安宁，如此宝贵，我渴望着时光的脚步就在此刻停下来，化作时光的琥珀。
一周后，活检结果出来显示一切正常。绕了一圈，仿佛重新回到了原点。需要住院的人愈来愈多，床位异常紧张，急着住院的病人，直接住在了医院的走廊上。几天后，病情稳定下来的母亲接到了主治医生安排提前出院的通知。我们不同意，说病因都没查出来，怎么就出院了？ 年轻的主治医生露出一脸无奈的神情。一周后，准备出院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又急性大出血，血像失去堤坝维护的河流一般，一泻而出。此刻我身在千里之外的异乡，医院只剩下哥哥在陪护母亲。一切似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市医院的主治医生表示束手无策，母亲连夜被送往省人民医院。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急救车呼啸着抵达省人民医院时已近凌晨。在急诊室做了简单的处理后，因为床位紧张，暂时无法住院，只能在一楼大厅的角落里先呆着。窗外寒风阵阵，哥哥守候着病痛中的母亲，而千里之外的我正心急如焚地往回赶。
寒冬的夜晚，风呼啸着在城市里角落里游弋着。午夜的医院，喧嚣拥挤暂时渐渐隐遁而去，一楼大厅空荡荡的，病人们蜷缩在属于自己的病床上，试图在短暂的梦境里寻求暂时的解脱。次日，通过熟人的关系，身体异常虚弱的母亲顺利住进住院部的消化科。我匆忙赶到医院时，母亲正在熟睡之中。518房有三个病床，每个床位都用淡蓝色的帘布分隔成一道天然的屏障。疾病露出狰狞的面孔，三个小时后，刚睡醒的母亲有便意。病房里异常紧张的氛围顿时变得凝固起来。我把乳白色的便盘置放在母亲的屁股下，几分钟后，一摊鲜红的血，足足有三百多毫升，又出现在便盘里。病情突然变得异常凶猛，一个小时后，夜色降临时，母亲又便出大量的血。经验丰富的主治医生下达了两次病危通知书，叫我们做好最坏准备。加大止血药的剂量，如果还无效果就准备手术。主治医生吩咐一旁的助理。暗夜降临，我蹲在医院走廊黑暗的角落里默默为母亲祈祷。窗外不远处的夜市灯火辉煌，人们沉浸在夜市的喧嚣和欲望里。或许是我的祈祷暗暗得到了上帝的响应，身处死亡边缘的母亲没有再大量便血。暗夜里闪闪发光的血压仪在经历过一番剧烈的上下颠簸后，开始发出均衡的嘀嗒声。看着母亲沉沉地睡去，哥哥和我隐退到五楼外的露天阳台上抽烟提神。
病房里住着三个病人，母亲住在靠门的位置，紧挨着母亲的是一个年逾七旬的农村老人，患了肝癌，左边紧挨窗户的是一个患了胃病的退休中学老师。陪农村老人的是一个年逾四旬的中年男人，板寸头，皮肤黝黑，神情因为长期熬夜显得异常憔悴和疲惫。他是老人最小的儿子，老人黑子黑子地叫着。在楼梯空荡而灌满风的走廊里，我和这个刚刚认识的叫黑子的中年男人蹲在台阶上抽烟。我问他母亲已经住院多久了。快两个月了。他向我伸出两个手指，而后疲惫地摇了摇头。住院两个月，花费将近十二万，虽然有农村医保，但能报的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三万多一点。花再多钱也要继续治，算是尽一点孝吧，我父亲去世早，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儿女五个拉扯大，吃了太多苦，本以为到晚年能好好享福，不料查出这个病。男人露出悲怆的神情，像被推到了悬崖边上，显得决绝而英勇。
靠窗的退休中学老师戴着高度近视眼镜，面色苍白。老人的老伴前几年因车祸去世，育有两儿一女，女儿在美国定居，两个儿子在外面生意做得很大。生意太忙，两个儿子无暇顾及老人，便给她请了一个保姆。老人看着我们哥俩端屎端尿，一脸幽怨地对我母亲说，你生了两个好孩子，我羡慕你呢。老人是退休中学老师，看病报销能达到百分之八十。相比于我们少得可怜的报销额，我们心里满是羡慕。老人比母亲大十岁左右，母亲扭头看了老人一眼说，这位大姐，我有什么好羡慕的呢，我这一身病，是把整个家拖累了呢。他们兄弟俩辛苦挣的钱，全被我浪费了。老人说，有钱有个屁用，我有钱也落到现在这个无人看管的境地。老人边说边叹息着，缓缓闭上眼睛，准备闭目养神。半夜，老人忽然惊醒过来，悬挂在半空中的点滴瓶早已空了，她血管里的血倒流到管子里，血流了满手，不远处请来的保姆正斜躺在椅子上，打着呼噜。血！我的血！你怎么睡着了？我请你来是睡觉的吗？黑暗中，老人大声惊呼着，打着鼾声的保姆愧疚地跑出门外，疾呼护士。几日后，老人就把保姆辞退了。后来老人的儿子从外面高价请来一个护工，三十多岁，手脚麻利，老人颇为满意。
寒冬的清晨，寂静的病房里忽然响起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声。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看见黑子趴在床边，低声哭泣。床上的老人已经没了鼻息。老人昨晚精神状态还好，拉着中年男人的手坐在床上回忆过去的事情。这个叫黑子的中年男人没料到，这是回光返照的征兆。屋内顿时人影幢幢，脚步缭乱，老人迅速被拉到了太平间，躺了两个月的床位空了下来，老人身体的印痕还清晰地留在被子上，看在眼里，让人备感恍惚。老人的突然离去让整个房间弥漫着浓郁的哀伤，寂静回荡在房间里，房间的气氛顿时凝固起来，老人的死像一块巨石砸入每个病人的内心。母亲眼角溢出一滴浑浊的泪来。真可怜，母亲忽然抬头跟我说。母亲仿佛从老人的离去里看到了自己即将到来的宿命。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忽然紧紧拉住我的手，虚弱地说，要是治不了就算了，我们回家吧，我把这个家拖累了。
很快，旧的床单被护士拿走，一床崭新的床单以一种醒目的姿势出现在大家眼里。下午，一对年逾六旬的夫妇的进来了，住院的是女的，男的瘦高瘦高的，手里提着一个鼓鼓的蛇皮袋，好像装满了东西。从他们生满老茧的双手、沟壑纵横的脸上，我仿佛感受到了故乡的气息。老人患有严重的胆管结石，还有胃病和心脏病，多病缠身。从老人沟壑纵横的脸上，我看见泥土和大地的色泽，看见母亲的影子，看见一个村庄的倒影。几天后，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逢吃饭的时间，夫妇俩就不在病房，结伴出去。一次我和哥哥去附近的快餐店里吃饭，途经一个公园时，看见两个熟悉的身影。我停下脚步，叫住走在前面的哥哥，手朝公园的方向指了指。寒风阵阵的公园，人迹寥落，在公园一个隐蔽的角落里，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忙着烧柴煮饭。像是担心被人发现，男的煮饭时，女的就站在不远处东张西望，放哨的样子。一个多小时后，我正和哥哥躺在病房逼仄的行军床上午休，夫妇俩一前一后地进来了，男的提着蛇皮袋走在前，女的走在后。在瘦高瘦高的男人的映衬下，女人显得矮小无比。返回病房，瘦高的男人从蛇皮袋里把沾着岁月灰迹的饭锅端出来，而后用铁勺子把锅里还冒着热气的米饭一勺勺舀进保温瓶里，保温瓶里装着半壶热开水。在医院，唯一免费的是开水。傍晚时分，病房外的走廊上弥漫着一股浓郁的快餐味时，各类小贩正卖力地叫喊着。我和哥哥分别要了一份十五块钱的快餐，三菜一汤，白菜，芹菜炒肉，豆腐，外加一个紫菜蛋汤。快餐难以下咽，我们各自吃了一半，就搁在了桌子上。半米之隔的床位上，瘦高的男人把左右两边蓝色的帘布拉开，一个封闭的世界顿时形成。我端着尿盆去卫生间给母亲倒尿时，途经他们的床位，看见瘦高的男人正把保温瓶里的米饭倒在两只大碗里。很快，两人就着桌上放着的一包榨菜和剁椒吃起来。他们边吃边聊着。男人不时往女人碗里夹着切成片的腊肉。老人年近七旬，心脏病比较严重，再次做胆管手术引发并发症的风险太大。主治医生经过几番劝解和解释后，婉言劝说转院。十天后，在一顿激烈的争吵声中，夫妇俩被院方赶出了医院。
一个月后，母亲检查出小肠血管畸形，暂时不宜做手术。次日，主治医生就建议出院了。走出医院，屋外寒风阵阵，我和哥哥挽着虚弱的母亲走在车来车往的街头，内心五味杂陈。我搀扶着站立在街头的母亲，哥哥忙着找出租车时，却被母亲喊住了。母亲执拗着要坐公交车去汽车站。哥哥突然生气地大喊了一声，到底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已经花了那么多，还在乎这二十几块钱。母亲突然不吭声了，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见母亲眼角忽然溢出一滴浑浊的泪，哥忽然意识到自己刚才话说重了，一把抱住了母亲。在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汽油味的出租车上，透过车窗，窗外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地迎面而来。母亲虚弱地靠在椅背上，时而睁开双眼，看一眼车窗外繁华的城市。
当天深夜回到家，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从柜子的最底层掏出一个小布包。她把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一张崭新的存折。这张存折上还有四万五千六百块钱，你们去取出来，先用着，这次我生个病把你们哥俩都拖累了。母亲颤抖着双手把存折递到哥哥手里。妈，你都说的是什么话。 你在家好好保重身体就可以了，钱的事，我和林林会努力挣的。哥有些生气地把存折推了回去。坐在长凳上的母亲眼底闪烁着泪花。母亲捏着存折，有些不知所措，像一个无助的孩子。深夜，上楼临睡前，嫂子忽然对我说，林林，妈妈存的这四万多块钱，都是为你结婚准备的。我听了竟一时无语，暗夜里，暗暗紧握拳头，出门在外一定要省着花，努力工作，不让年迈的母亲担心。存折上的钱都是母亲一分分积攒下来的，平时每个月给她寄的生活费，她总是舍不得花。
2015年3月，经过几个月的休养，母亲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只是走起路来变得迟缓而艰难。3月中旬，母亲想重新回小镇上的鞋厂上班，鞋厂拒绝了。一周后，通过小红的关系，母亲从鞋厂接了一些手工活，拿到家里来做。昏黄的灯光下，母亲低头忙碌着，她布满老茧的手拿着剪刀，笨拙地剪着弥漫着浓重气味的皮料。断断续续在家里做一天手工活能挣到十几块钱，一个月下来能挣三四百块钱，母亲掰着弯曲肿胀的手指头默默计算着。我坚持每个月给母亲汇一千块钱生活费，劝她不要做手工活了，安安心心在家养好身体。母亲说闲着也是无聊，还不如找点事做，时间过得快些。母亲一味坚持，我叮嘱她做半个小时记得起来活动下筋骨。母亲通常忘记了，一连好几个小时，直到感到腰酸背疼才忽然想起来。远在浙江打工的哥哥得知情况后，打电话给母亲，叫她记得保重身体，又叮嘱在家的女儿，让她好好照顾奶奶，不要惹奶奶生气。刚刚六岁的侄女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似懂非懂地默默点头。
父亲在深圳做木工，我在东莞，哥哥和嫂子在浙江的一个鞋厂做普工，家里只留下母亲照顾六岁刚上大班的侄女。父亲担心母亲一个人在家难以应付，想留下来，母亲却执意阻拦，笑着拍着胸脯说，你们放心出去吧，我能把婷婷照顾好。
5月的一天，我正在上班，手机忽然尖锐地响了起来。是家里的座机。我迅速接了起来。那边却没有声音，过了几秒钟，电话里传出六岁侄女稚嫩的声音，叔叔，奶奶生病了，躺在床上滚来滚去。我握着电话，忽然感到一阵恐慌。叔叔，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好想你。电话那边侄女带着哭腔问道。侄女稚嫩的话语深深击中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晚，在火车轰隆的响声里，我连夜往家的方向奔去。在年复一年的颠簸里，我突然间看到白发仿佛一夜之间爬满了父母的头部。人是一点点苍老下来的，在缓慢的苍老里，苍老忽然加速，它忽然剧烈地一阵抖动，生命就触摸到了泥土和坟墓的位置。
两年后，年逾八旬的祖母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祖母经常喊饿，吃完早饭不到半个小时，又嚷着说早饭还没吃，要吃早饭。没人看管时，祖母找到一瓶白酒，一下子喝掉半瓶，喝醉了，便醉醺醺地躺在冰凉的地上打着滚。祖母已认不出父亲的模样，她经常把我当成她的儿子，拉着我的衣角，伸出五根手指，数落着哪个不孝顺。祖母说着说着，原本阴郁的脸又突然笑起来，喊着说饿。一切初洗如婴，祖母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了童真状态。一切转了一个圈，又重新回到了原点。
这一年的下半年，年近六旬的母亲因二十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几近瘫痪，平常人几秒钟就能穿好的衣服，母亲需要颤抖着双手，花上几分钟才能穿上。母亲扶着墙壁颤颤巍巍，步履蹒跚，每一个艰难的手势里，都暗暗凸显出她生命里的疼痛。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母亲的疼让我不知所措。时光是一个技艺高超的魔法师，多年前母亲挑着一百多斤的稻谷在田埂上健步如飞，引来众多庄里人的喝彩。许多年后的今天，母亲却举步维艰，渐渐陷入瘫痪的深渊里，一块细小的石头也变成她行走的障碍。三十多年缓慢的时光让这种巨大的落差感慢慢变成现实。属于母亲岁月的河流已经干涸，像一尾搁浅的鱼，她搁浅在干枯而又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河床上。
家里需要人照顾。年近六旬的父亲结束了二十多年东奔西跑的打工生活，回到了村里。鬓边斑白的父亲开始承担起照料两个女人的任务，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妻子。这两个女人在他的生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父亲以这样一种方式回到了陌生而又熟悉的村庄。有了父亲的陪伴，母亲似乎心安了许多。但母亲却又难以安下心来，她经常陷入愧疚和自责当中。都怪我这个病拖累了这个家，要不是我这个病，你爸爸也不会回来特地照顾我，就还可以在外打工，多挣一些钱，给你们兄弟俩减少一些压力和负担。母亲说着说着又眼眶湿润起来，年迈的她愈来愈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隐匿在母亲身上的重疾，带着强烈的隐喻色彩，在寂寥的村庄，一个重疾像一滴被极度污染的水一般，映射出一个村庄和一个时代的倒影。我在这一个个倒影里，窥见底层生命脆弱的和卑微，当然，也有一丝微光照亮后的坚强与伟大。
作品 201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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