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十岁，文丽十一岁，都读五年级。我在界河小学，她在镇上的李店小学（简称“镇小”）。我们村刚建成不久的小学那阵子时常闹停课，包工头动辄以锁教室相要挟，企图追回村里欠下的工程款，众矢之的的他也一肚子的苦水：“我家的门槛都被要钱的民工踏乱了，不是万不得以，我是绝不会拿孩子们的前途开玩笑的！”
　　
　　村里真穷，连三千块的安抚款也拿不出来，这时候，最得意的就是我们这帮小鬼了：哈哈，又不用上课，可以出去玩了。
　　
　　直等老校长满头大汗神色凝重地宣布：“同学们，今天回家温习功课——”
　　
　　几秒钟的功夫，我和几个哥们全没了影。
　　
　　一
　　
　　杰、东子、金奇是我那时最好的朋友。我们的成绩也是班上最好的。
　　
　　我们经常挨家挨户的看电视，乡亲们时常端出西瓜、香瓜、葡萄等自产品招呼我们，偶尔也会留下来吃饭。
　　
　　遇到停电，我们就聚到杰家换着摇手摇发电机，一边看《封神榜》一边摇，骆驼牌落地扇不停地摇头吹着。
　　
　　四里外的沙河镇是我们常去光顾的地方。在我们眼里，镇上供销社里商品琳琅满目，有高层的楼房（其实粮管所最高不过四层）镇上有一拧即用的自来水，餐馆里还有冷气，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马路，下雨也不用担心泥泞，仿佛住在城里。“内设空调，欢迎光临”的字样至今还记忆犹新。
　　
　　90年代初的沙河镇很穷：一条街早晨两边卖菜，一间医院，一个邮电所，一家供销社，一个电影院，招牌企业是一家榨油厂，标志性建筑就是刚落成的四层各8间的粮食楼（那时农民家家完粮，这里一度非常火暴）。唯一的小学和初中分别在西边和南边，中间隔着一条小河。
　　
　　我就是在镇小见到文丽的，刚开始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们四人一般结伴而行，人多热闹，同时也能抵御外敌。跟别个学校干架是经常的事，好象看不顺眼就可以开火，打不赢我们就开溜。现在我的百米速度是13秒，估计就是从那时起锻炼出来的。后来我讲给丽丽听，她死活不相信，还在那傻笑：一个如此有绅士风度的才子，当初怎么可能是个无赖呢？
　　
　　我们几个常偷偷躲在窗外窥探，数数多少男女生，听听他们如何上课，边看边溜达，还一人啃一根一毛钱的冰棍，津津有味地。
　　
　　邮电所柜台旁的橱窗里摆着很少的几本杂志，诸如《故事会》、《辽宁青年》、《小学生作文选刊》等，我最衷爱的《读者》还是许多年后摆上去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好歹也有个卖书的地方，那对于连一张带字的纸条都不放过的我们来说，仿佛在沙漠里遇到了绿洲啊。一本薄薄的《故事会》，我们总是争相传看好多遍，连上面的收音机广告也不漏掉。
　　
　　逛完邮电所，少不了去南边的初中，看看将来的学校是什么模样。每每刚呆上两分钟，总被一瘸一拐的矮个子门卫举起扫帚哄出来，真没劲！我们恨透了那家伙，甚至策划好了怎么报复他。
　　
　　回家前路过镇小，他们已经放学了。一楼最东边五年级教室里只留下几个女生在教室后墙上出黑板报，她们都穿着红色镶蓝边的上衣，胸前显目的“李店小学”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校服。唉，谁叫咱们村穷呢？连个上课的地方也没有，更别提穿校服了。教室似乎刚打扫过不久，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翻新的尘土的气息，墙脚的带莲蓬嘴的水壶连同桌椅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连黑板擦也很小心的放回讲台的右上角。教室正中的黑板上方挂着鲜红的锦旗：“先进班级体”，两边是最朴素的名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四周的墙壁上贴着诸多名人名言，最有印象的是爱迪生的那句：“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五个小女生也是后来认识的，戴蝴蝶花扎两小辫的张洁，酷似小丸子的丁艳平，还有烫刘海戴小眼镜的王福花，其中那个梳着麻花辫穿黑高根凉鞋的就是丽丽，辫子都要拖到臀部了。除了一个照相馆的女孩子没继续上初中，其余几个初一都和我在一个班。
　　
　　后墙靠中间的桌子上垫着张废报纸，彩色粉笔、三角板、长尺、四五本新旧不一的书悉数摆放在上面。黑板上板块大致分好了，王福花用红黄绿色的粉笔在描着镶边，显出花草的图案。张洁和文丽在垫着脚划格子，丁艳平忙着写字画图。看上去，她们在出一期迎接“十一”的板报，“欢度国庆”四个仿宋体字写得自信而娟秀，画上去的花朵和小朋友却实在不敢恭维。
　　
　　绘画是我的强项，水彩画武松打虎、素描画水果拼盘曾经在镇教育组的宣传栏小学组画展上张贴过，这让我们与会的班主任潘老师脸上分外有光：“看这是我们班张健宝的作品。”一回来就奖我两个练习本。（这在那时侯已经是大奖了，一般发奖才发一个呢！）
　　
　　小孩子天性就爱表现自己。我终于忍不住指手画脚起来，剪学生头的王福花有些生气了：“就知道嘴上说，你以为那么容易画呢！要不你来试试看？”王福花后来很荣幸和我分一个班，有空就跟我切磋画技，准确说是讨教。若不是爸爸拿着皮带威胁我，没准我就考美专了，张老师常笑着当着诸多老师说：“这小孩很有天赋，倘若继续深造下，将来肯定有出息。”
　　
　　从小胡乱涂鸦的我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接过丁艳平手中的书就摆弄开了，先勾出轮廓，人体结构比例轻车熟路，没几分钟的功夫，小孩、鲜花、国旗就展现在眼前。很快地，她们都露出满意的表情。至今还记得那幅画是：两个少先队员手捧着鲜花向国旗致敬。
　　
　　高中时，我的好朋友戈颂曾对我说：“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倘若爱上某个人，她这辈子恐怕都对他难以忘怀。”我将信将疑，这也难怪，多年之后，我进入重点高中好长时间了，她还不是打听我的消息，每次碰到爸妈就问我。
　　
　　国庆50周年前夕，1999年9月底，我上街碰到过她和她妈妈在菜市场卖卤菜。阿姨居然还记得我，热情地拉着我问长问短，我和丽丽只是对视了下，她仿佛有许多话到了嘴边没能说出口，在妈妈跟阿姨聊天的间隙，我悄悄躲开了她的视线。那时，我们已经分别近三年了。在我幼稚的逻辑里：我们已经隔着一条鸿沟，已经不是一路人。
　　
　　有篇文字叫《陪你走一段》：在爱恨交织的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我们往往在某一个时间段相识相知，然后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
　　
　　难道上天注定了我们的相识只是短暂的开始吗？
　　
　　我不想让她为我难过，也害怕看她曾经失落的眼神，但愿她已经忘记了过去。
　　
　　正因为怕遇见她，每次回家我都很少上街，心里又有点想见她。
　　
　　二
　　
　　“人海茫茫，天涯漫漫，与你相识是一种缘分！”至今还记得她写给我书信里的这句话。缘分真的很奇妙，有时候仿佛是上天安排似的。
　　
　　不得不承认，我和丽丽就是这样的。
　　
　　那天下午，同村的凤姐拉我去她家玩。凤姐比我大三岁，正读小学六年级，我们时常一起上下学回家。我在她家门口的水井旁边看到了长辫子穿高根的女孩——文丽（后来，我喊她丽丽）：那天她扎两根小辫子，粉色的外套格外显眼，网口球鞋洗得特别白，一张小脸红扑扑的。那一刻，我们同时都惊讶了。凤姐开心地说：“这么巧，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
　　
　　她告诉我：她叫文丽，李店小学五年级，班上的宣传委员。说话时脸涨得通红，好象喝嘴酒似的。
　　
　　“我是张健宝，张学友的张，健康宝贝中的健宝，界河小学五年级，班长。”我说完，大伙都笑了，她微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露出两个甜甜的小酒窝。原来她是风姐哥哥中学同学的妹妹。两个小女孩一见如故，宛若嫡亲姐妹般投机。那时侯，小姐妹经常互相串串门，蹦提有多亲热了。
　　
　　风姐一家还有丽丽和我，围坐在那台飞跃牌14英寸黑白旁有说有笑。丽丽羞涩得不敢正眼看我，似乎越是这样，我越觉得她挺可爱的。电视里在放《新白娘子传奇》，正赶上许青白三人渡船，艄公在唱“有缘千里来相会”那段。风姐借题发挥的一句：“看来你们真是有缘我家来相会啊！”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只当是玩笑。丽丽早熟的女孩子心里更是羞愧难当，甚至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风姐喜欢听我吹口琴，什么《童年》啊，《大海啊，故乡！》啊，还有我新近学会的《新鸳鸯蝴蝶梦》。那时侯，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一个黄安的港台歌手深情的歌声。这不，非要我回去把口琴拿过来不可。就这样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我生涩的口琴表演，连看家曲目《康定情歌》也拿出来献丑。想想真是幼稚，一开始就把如此煽情的曲目演奏开来：哪知演者无心，听者有意？
　　
　　小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喜欢憧憬，向往以后的情形。初中生活于是成为我们谈论的主题。在我们仨眼里，中学生似乎个个像大人，班上人多更热闹，而且是在镇上读书更好玩，我恨不得自己一夜长大，还没毕业，我们就构想着初中了。
　　
　　“要是初中你们俩在一个班，那该多好！”风姐的话正说到了丽丽的心坎上。还别说，风姐的乌鸦嘴真灵：初一我和丽丽正好分在一年一班。
　　
　　不知道为什么，听风姐那样一说，我晚上居然憧憬起我和丽丽一起读初中，接着读高中，然后一起考上大学，毕业后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再然后结婚，生一个可爱的孩子，最好是龙风胎。就这样想着想着，进入甜蜜的梦乡。
　　
　　打那天起，我们就算正式认识了。
　　
　　杰的姑姑在供销社，我们周日俩常去她家玩，看《花仙子》、《聪明的一休》。记得那时侯孝感电视台白天没有节目，只在周日上午有档《快乐星期天》，不过放一两部电影而已。刘德华的《来生缘》好象就是从那时的一部电影里听到的，那是我听到他最早的也是最喜欢的一首歌，于是开始喜欢华仔。
　　
　　那时侯不流行家教，孩子们都玩得很开心。我和杰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家长对我们很放心，唯一叮嘱下：“路上小心，不要玩得太晚。”唉，想想那时候真是太幸福了。
　　
　　那天中午，我们看到电影院有京剧演出，门口售票的大叔十分和蔼，只收了我们一块钱就放我俩进去了，剩下的正好够买两根冰棍。节目在一阵敲锣打鼓中开演，生旦净末丑悉数登场。我正看得入神时，被杰打断：“看，上次在李店小学遇见的女孩！”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瞅过去，果然看到丽丽和几个同班女生围在前排磕瓜子，丽丽坐最外边，很容易看到她黑色的高跟鞋。
　　
　　这个全镇唯一的电影院能同时容纳上千人，几乎每学期安排我们看爱国电影，其他的文艺表演基本是在这里举行的。我曾经代表学校在“六一”汇演中表演过诗朗诵，并赢得好评。
　　
　　我想或许我们更早以前就见过。
　　
　　她说曾在文艺演出中看到一个男孩朗诵李白的《将进酒》，不晓得是不是我。我不知道那是否也是巧合，我只知道，我朗诵的也是《将进酒》。
　　
　　那天我没有上去打招呼，在两小无猜的年纪，似乎最害怕人家背后说你什么喜欢谁谁谁。尽管我心里迫不及待想见她。
 

赞(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