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

　　

　　1807年，法國有个鞋匠，娶了个太太，遭3个朋友忌妒，被诬告。鞋匠被软禁在一座城堡里，成为一个意大利神父的仆人。出来后，他继承了神父的遗产，还找到仇人，杀死一个，毒死一个，将第三个人的儿子和女儿坑害了。

　　1848年，法国鲁昂有个26岁的姑娘叫韦罗妮可，据说婚后因出轨情人，债台高筑，无法偿还，于是服毒自尽。

　　1951年，一对夫妇在哥伦比亚的苏克雷结婚。婚礼第二天，新郎把新娘赶回家。于是，新娘的兄弟将新娘的疑似前男友杀了。

　　大仲马受第一则新闻启发，写了《基度山伯爵》。

　　韦罗妮可丈夫的老师的儿子，即居斯塔夫·福楼拜，受第二则新闻启发，写了《包法利夫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受第三则新闻启发，写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无论多么荒诞离奇，还是多么平淡如水的故事情节，早已被生活提前写好了母题。

　　（野 亭摘自豆瓣网）

　　读者 2021年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