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我到了东城内务部街的二中去读初中。在同班同学中遇到同乡学子谭霈生，我曾向他倾吐过这段丢人现眼的少年经历，以平息内心之痛。当时，我没有想到男女之间的任何问题，只是当作我的一次耻辱，直到我再次碰到她，才感到她对我的一片真情。有一次，学校去颐和园春游，胸前戴着女三中校徽的一队女生从我们身边经过。我刚迈过颐和园大门高高的门槛，就听见一声呼喊：“喂！前面走的是从维熙同学吗？”我听声音有些耳熟，待回过头来一看，脸立刻红涨起来——呼喊我的竟然是曾为我打抱不平的刘惠云。
我走出队列，心跳如同擂鼓地说：“是你，你考上女三中了？”
她两步追了上来：“你上男二中了？”
两校同学对我们侧视而笑地走了过去，我和她便落在人流的后边。不知为什么，我不敢直视她，因为当天她脸颊嫩白，脖子上围着一条玫瑰红的围巾，与穿着一身黑色学生装的我，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我向她表达了迟到的谢意：“在小学时，感谢你为我这个‘小土包子说话！”
她说：“当年我之所以为你鸣不平，是因为我感到你比城市的学生真誠。”
虽然此时天气还很凉，但我的额头还是滴下汗珠，正当我用袖口擦汗的瞬间，她伸出手来低声说：“让我们握个手吧，我们还没握过手呢！”
在我和她握手的刹那间，我朝队伍望去，看见同班同学都在回头看着我们俩，我顿时不知所措了。无奈之际，我失礼地说：“同学们都在等我，我得去追赶队伍了，再见……”说完，我转身就跑。她在我身后说：“我知道你在二中上学了，我会给你写信的，你要注意查收信件……”一幕颐和园巧遇的戏剧，虽然匆匆收场，但接下来上演的“糊涂梦”，更使我内疚至今。
春游归来不久，我当真接到她的一封来信，信封上标注的地点是西四北大红罗厂她家的地址，信中除回忆同学友情之外，还约我有时间和她一块儿去看一场电影。她说不用我回她的信，请用电话回答她的邀请，她在信尾留下了她家的电话号码。我虽然属于不开窍型少年，但毕竟在北平耳濡目染了几年，仅从她家中装有电话，就可以断定她是官宦家庭的娇女——因为在1947年，电话还是个稀有物，同学们家中装有电话的几乎没有。当时我就读的二中，只是在传达室装有一部供学生使用的电话。
我记得给她回电话时，拨号的手一直在哆嗦。她在电话中显得异常兴奋，约我星期日在西单商场旁边的蟾宫电影院见面，那儿正在上演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我立刻一头雾水，因为从我来到北平之后，还没有进过电影院。怎么办？不答应，对不起她的真情;答应下来，又觉得胆怯。因为在童真年代，异性对我来说是充满了神秘感的不可知物。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说了声“好”。但应约之后，我便后悔了。我虽然身在名校二中，但是除了作文达标，代数曾得过零分，是班里理工科的低能儿，这不是“黄土”混充“朱砂”吗？
无奈之际，我只好又去求救于同乡学友谭霈生。他说他在颐和园看见过她的身影，人长得漂亮不说，还曾对我有过恩惠，我没有理由逃避。我请求他陪我一起前往蟾宫电影院，我再给他买一张电影票，为我壮胆。霈生说：“这不是给人家下不来台吗？人家看中的是你，我去只会扫人家的兴，而成为你们俩中间的‘绝缘体。我不能去！”我缠着他死活不放，最后，他出于乡友之情和少年时代的好奇，极为被动地答应在星期天与我一起奔往蟾宫电影院。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俩出现在她面前的情景。她蛾眉高挑，生气地说：“票是事先买好的，现在没有票了，你们俩进去看电影吧，我家里还有事！”说罢，她便转身走了。我的一场“糊涂梦”到此收场。
后来听说在北平解放前夕，她随父母去了台湾。岁月如白驹过隙，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和谭霈生今天都已浪里白头（他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已退休）。当我们俩通电话时，我还不忘提及此事。我说：“你没忘记我的那场‘糊涂梦吧？”他答：“怎么能忘记呢，不怨天，也不怨地，怨我们在童真年代不懂爱情，我去了，真的充当了‘绝缘体，欠下了人家的一片情！”
也算是命运的巧合吧，生活给了我一个补过的机会。1988年年初，台湾诗人痖弦把一封向我约稿的信函，寄到了中国作协。当时他主编台湾《联合报》副刊，说要在春节期间，刊出大陆作家的专版，希望我能尽快给他写一篇文章。我苦思冥想了许久，突然忆起少年时不懂爱情的往事，便写了篇名为《寄梦》的文章给《联合报》。其文意是向我少年时代的刘惠云同学问好，祝福她事业有成，并有个美满幸福的人生。到了1998年，中国作家一行出访宝岛台湾时，我还不忘询问痖弦此事，他说《寄梦》的文章发表后，没有收到相关的信息，很可能她已离开台湾，到不知哪个国度去了。我说：“不论她飘到哪儿，都像她的名字一样，是一片关爱弱者的祥云……”
（酸辣白菜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我的黑白人生》一书，李 旻图）
读者 2019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