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吃醋，也不知道什么是嫉妒。可是在感到自己受到冷落和不公允的对待的时候，急得哭鼻子的事情却是常常发生。大姐过生日，一家人都去庆祝，二姐带着儿子来的。小男孩长得虎头虎脑，很有生气，难能可贵的是脾气也很温和，所以很讨大家的喜欢，一家人都爱逗他玩。正好，一个亲戚也带着儿子来的，小孩子比较闹，他妈妈就说：“再吵，妈妈就不要你了。你看那个弟弟多听话，你不听话，我就把你扔了，带那个弟弟回家去做儿子。”那个小孩子就吓得不轻，不知道是害怕被丢弃的冷落命运，还是对母亲对于小孩子间的不公允的评判不满，竟然哭了，顷刻间老老实实。本来亲戚只是想拿姐姐的小孩树个榜样，却没想到把姐姐的儿子也弄哭了。一家人都很奇怪，好好的，他为什么要哭啊？仔细一问，小家伙说了：“那个阿姨好凶啊，不要那个哥哥了，要我做她儿子。我不要跟她去。”原来如此，顿时大家都笑了起来，觉得这个孩子太可笑了。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不仅仅是凡事认真，而且有什么想法，一点也不掩饰，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了。
　　
　　著名的作家巴金曾经在他的自传里回忆一个儿时的故事，说是家里养了几只鸡。他很喜欢它们，像什么大花鸡、凤头鸡等等，都一一给起了名字。小时候的巴金，赶着一群鸡，就好像孩子王带着一群小喽罗似的，天天把鸡点一遍名，仿佛自己是个大将军。偶尔也和三哥等几个小孩比赛找鸡蛋，看谁能找到母鸡在院子里下的蛋，玩起这样的游戏来，也算是“鸡”乐无穷。突然有一天，家里的仆人小姑娘告诉他，厨房要杀那只可爱的大花鸡了。小巴金很是着急，急忙跑去跟母亲说不要杀那只大花鸡，软磨硬泡地说了许久，终于得到母亲的同意。很高兴地跑到厨房去救驾，到了厨房才发现，那只鸡刚刚被放完了血，被丢在地上，还在有气无力的扑腾，只给巴金留下一个了无生气的眼神。晚上吃饭的时候，对着餐桌上的两碗鸡肉，巴金拒绝下筷子。据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有一个问题他搞不懂：“为什么做了鸡，就该被人杀死来做菜吃？”别人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却始终不懂得。对于别人，鸡不过是一只家禽。对于幼时的他，它却是他的伴侣，他的军队。他认识它们，就像认识别的人。后来，对于鸡的事情，对于这为了给人类做食物而生活着的鸡的事情，他就失掉了兴味。喜欢一只鸡，就会拒绝吃它的肉，可能，也只有小孩子才能做得到了。
　　
　　经过太多的无奈，慢慢学会放弃和妥协，也学会悄悄地掩饰自己的心情，丢弃一些觉得不切实际的想法和爱好。忘记了，什么时候流过最后一次眼泪。哭泣，好像只是成长过程中转身而去的熟人，渐渐远去，留下一个依稀的背影。大花鸡是可爱的，不过，既然鸡已经被宰了，断然不会拒绝餐桌上的鸡肉。阿姨是很凶的，可是她也只是说说而已，难道还会真的不要了自己的儿子，把别的小孩领回家去？小孩子不懂大人的无情，大人可能也会不懂小孩子的幼稚，也或许是忘了曾经的想法，只记得这是很值得讽刺和嘲笑的笑料。
　　
　　很奇怪，巴金在写自传的时候，还能回想起小时候的这些琐碎的事情，而且把当时的心情都写的惟妙惟肖，让人一看就如历历在目。直到看到了黄永玉老师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看到他提及的那个武当山的老和尚，一个红光满面的外国老头，在那儿诚心诚意地说：“我会再回来的”。才发现，原来老人，和小孩子一样，比我们要真诚得多。所以，老年的巴金，在写童年回忆的时候，完成了整个自传里最精彩的章节。
　　
　　在如今的台湾，流行一个“M”型社会的说法，这是日本趋势专家大前研一提出来的理论，他认为，在全球化下，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和右边的富人都变多，但原本代表多数与安定力量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中间的这块，却逐渐陷下去，甚至不见，这种财富分配形态，就跟英文字母的「Ｍ」一样。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林向恺指出，随着产业外移西进，台湾的Ｍ型社会变得越发的严重，这一观点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
　　
　　如果说社会的演进，经济规律的运行，在横向上形成了社会阶层的“M”型，那么，把个人的真诚、心灵的自由和精神上的健康作为一种财富来看，在时间轴的纵向上，恰恰也形成一个“M”型曲线。
　　
　　在历史学的研究上，常常提及的一个说法是“失落的文明”，在追忆和缅怀之间，给人一种深重的感慨。可是，在人的一生中，“M”曲线上陷落的又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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