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事例，关于“裸捐”的问题。比尔·盖茨到中国北京组织了一次晚宴，请很多中国有钱人去，号召大家“裸捐”。我思考了好久要不要去。现在的中国，从整体上来说，经济发展不平衡。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并不能代表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家的资源是有限的。企业家应该把钱花在投资上，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是企业家的第一责任。
我认为，企业家的钱不是企业家自己的。“首fu”的“fu”应该是“负责任”的“负”。当你拥有一两百万的时候，你很幸福，这是你的钱，你可以自由支配；当你有一两千万的时候，麻烦就来了，你要考虑人民币贬值，你要考虑收益；当你有十几亿、几十亿的时候，这些就不再是你的钱，而是社会对你的信任，委托你帮忙管这些钱。
第二个事例是关于日本大地震的。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的前一天，云南也发生了地震，我们公司内部自发组织捐款。公司内部出现了两派，有的人说要给日本捐款，有的人认为不应该把钱捐给日本。最后，我们捐了300万元人民币给日本，而捐给云南的钱要少一些。结果，网上一片骂声。最后，我给大家写了一封信。我说捐款这件事，你捐是对的，不捐也不一定错，但你自己不捐，让别人也不捐，那就是错的。此外，灾区不会因为你这点钱而发生根本性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仅凭公众的捐款来解决灾难问题。捐钱改变的不是灾区，而是你自己。因为源于你自己内心的一個举动、一个举措，你自己改变了，之后，世界自然会因此不同。
第三个事例是我参加了一个公益机构，这个机构里有一个很能干的秘书长，我跟他一起开过两次会，他两次都迟到了。我问他原因，他说：“我是免费的，是义务劳动。”我立刻给他开工资——我们不缺这份工资，我们缺的是一个有专业态度的人才。越是公益人才，越要有专业精神。
公益机构的钱，是大家点点滴滴的积累。公益人士除了要有善心，还要有善能，有善力。他们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非常重要。他们不一定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但他们得懂得怎么做好公益项目，如何落实这些公益资金。他们得是善良的人，整个公益体系才能够把善意不断释放出来。我觉得，这世界上最累的事就是做好人，而且是做一辈子好人。
（刘文昕摘自红旗出版社《马云：未来已来》一书）
读者 2017年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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