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2寸索尼牌黑白电视机一直放在纸箱内。搬了两次家，它都跟着转移阵地。电视机并没有坏，之所以年复一年地蹲在暗无天日的纸箱里，是因为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落后了，惨遭淘汰。再具体点说，被29寸的彩色电视的大荧屏和五颜六色挤兑得没有一点用武之地。一直留着它，纯属下意识地作为。刚把它撤下电视柜时，偏僻的农村电视还不普及，不但捐给慈善机构是个善举，街上也有收购的，能卖个三十二十元的。当时，不知出于哪种情愫，说什么也没舍得捐出去或卖掉。现在，这台电视机一分钱也不值了，白送，都没人要。不知哪天，想扔这个电子垃圾，说不定得自掏腰包，倒搭点钱呢！即使如此，还是舍不得扔掉。要知道它为什么值得珍视吗？
　　
　　1981年夏天，烈日炎炎。一日，几十户人家的大杂院里出了大新闻。朱大婶家买了一台电视机。九寸的，不用说，黑白的。大院里的老老少少谁也没见过电视机，家里有个红灯牌收音机或组装个半导体收音机，算是一大件了。电视机是什么东西？说是像电影一样，能看到人的影像，太神奇了！那天，为了开开眼界，邻居们晚饭后不再坐在院子里或蹲在墙角下乘凉，纷纷到朱大婶家看电视。
　　
　　届时，朱大婶家比娶媳妇办喜事还热闹。电视机前人头攒动，炕上坐满了人，多是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地下摆着椅子凳子，坐满了嘻嘻哈哈的年轻人。三五岁的娃娃们个子小，被安排到离电视机最近的地方。他们坐着小板凳，仰着脖子，瞪大了眼睛，紧盯着屏幕，不敢眨眼。生怕漏掉哪个一闪而过的影像，留下遗憾。
　　
　　儿子那年四岁，小脑瓜里装满了好奇，自然场场拉不下。他和小伙伴们早早坐在电视机前，惊诧于屏幕上的人来人往，热衷于朱大婶家拥挤不堪的气氛。电视节目少之又少，新闻占大半。孩子们看不懂，每天到人家与其说看电视节目，不如说看电视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琢磨哪一个按钮管音量大小，哪一个按钮管开关。那时，好像只有中央台，还没有调频道之说，所以，讨论的内容并不复杂。讨论之余，为了证实自己的见解，一会儿你按按这个开关，一会他旋转那个按钮。电视机的主人朱大婶在一旁，心里那个急呀！阻止吧，怕伤了老邻居们的和气，听之任之吧，怕孩子们不知深浅，把电视机鼓捣坏了。
　　
　　整个一个夏天的晚上，朱大婶的家里一直人满为患。老年人去的少了，但是，年轻人和小孩子们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的喧闹声不绝于耳。这下可苦了朱大婶一家人。电视机不管家里人想看不想看，前后院的邻居们要看，必须得打开；老两口上了年纪，爱犯困，想早点睡下，不成，不能撵大家走啊！
　　
　　最难缠、最让朱大婶操心的，当属我儿子。每天傍晚，他早早地搬个小板凳，跑到朱大婶家，坐到电视机前，等着看电视。等着，等着，就不耐烦了：“朱奶奶，电视怎么还不开演呢？”朱大婶正手脚不闲，忙着做一大家人的晚饭呢，抽不出身子搭理他。“朱奶奶！电视要开演了！”儿子的嗓音提高了一倍，朱大婶只好放下手中的活计，过来劝慰：“好孩子，乖乖坐着，一会电视就开演了！”过了一会儿，儿子拖着哭腔又跑去拽着朱奶奶“电视早都开演了！”朱大婶被闹得没办法，领着他到电视机前，郑重其事地打开电视机，一片雪花扑面而来，儿子这才心服口服地安静下来。
　　
　　目睹上述情景，我和丈夫觉得再三再四地向朱大婶道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把家里的积蓄200元钱都拿出来，又向亲属借了300元，总共花513元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索尼牌电视机。
　　
　　从此，这台电视机在我家里准时开演，一日不拉，分秒不差。几年里，儿子在电视里认识了米老鼠、唐老鸭、加菲猫、猎豹、铁臂阿童木、一休……
　　
　　为圆儿子的电视梦，我们节衣缩食一两年，才把那笔债务还清。
　　
　　朱大婶家的电视机，不知是因质量差，还是左邻右舍光顾的太频繁，谁都上手鼓捣，很快就出了故障。不是有影没声，就是有声没影，最后声影全无，早早就被淘汰了。而我们家的电视机却一直任劳任怨地陪伴儿子长大，从来没有进过修理部。
　　
　　回首旧日时光，好像就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买第一台电视机，只不过是梦里的一个细节。因为这个细节太生动鲜活，所以记得特别清楚。接二连三，梦里的细节不断地在变换着，跳跃着，没完没了，让人目不暇接。正是这些细节，让人产生一些不可思议的念头，怪诞而固执。纸箱里的电视机，告诉我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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