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时时常常涌现一种不是文化的文化“新”现象：“少年作家”大量出现，并且还有风起云涌之势。是不是如雨后的春笋那样令人青睐我们暂且不说，其文章的成熟程度也无须多谈，我们就单从其生活阅历来看看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不是为时过早，我们把他们这些人称为“作家”是不是也有些妄下结论之嫌疑。

    笔者认为，一定文化现象的出现必然有其生存的的土壤。我们不妨借用这样一个比喻：只有在土壤里生长的植物才不愧为一株真正的植物，只有从土壤里吸取养料来成长自己的植物才可能成就为一株大树；温室里生长的植物永远只能和娇黄矮小为伴，贫脊土壤里永远长不出一株象样的植物。倘若是一株揠苗助长式的植物永远逃不脱灭亡的命运。当前，十二三岁的少年出“大作”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十八九岁写出几十部“书”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在笔者看来，这未免不是一件坏事。首先，促成这一现象地出现的幕后使者可以说是罪魁祸首，既有家长的苦心经营，又有报刊杂志、媒体的大肆吹捧。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悲哀，少年老成代替了原本纯真可爱的个性。其次，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出现了不仅仅是少数病态的人，这种病态，既有迎合低级趣味，追求外在感官享受的妩媚文化，又有超越现实、幻想联翩的超现实文化，与其说它空洞无物，倒不如说它没有一点意义，但这里的超现实文化与我们正常所说的准现实文化又是截然不同的。

    白桦曾经说这样一句话：“人的灵魂真是与生俱来的吗？如果是，起初也一定是懵懂的。”所以，当一个人的灵魂还没有真正达到一定高度时，当一个人的生活阅历还没有很多甚至一点也没有时，搞一些所谓的成熟之作在笔者看来大可不必。文坛里最重要的东西当数文化，文化里最重要的当数文化作品。然而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算得上真正的文学作品，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于身处文坛里或者身处文坛边缘的人来说。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知识、一种智慧，就应该负起传承知识、传受智慧的责任，任何一位具有启迪智慧的思想家都具有丰富的阅历的，可以这样说，思想家，当然也包括文学家，都是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奋斗出来的，没有一个文学家没有经历一点摸爬滚打式的训练。无论是在形体上，或者是精神上，他们都附有一种对历史的感悟，对现实的沉思，于是他们也便有了更多的启示，产生了发人深省的力量；更值得我们津津乐道的是他们有这样一种实际行动：能对自己负责的思想去负责。然而试比较一下当前这些泛滥的浅俗文化，试比较一下出现的这些“少年作家”，姑且不说这些作品能有多大的影响，就单拿这些“作家”来说，他们有过这样一种负责的思想吗？这不仅仅是一个对现实人类，现实社会负责的问题，更是对历史的一种正确认识，对未来思想发展的一种先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里的“士”狭义的理解就是文人，与诸子相比较而言，这种文人应具有诸子的胸襟、诸子思想的人。弘扬一种思想是一种责任，实践这种思想、注重思想的影响更是责无旁贷。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是属不易，我们在惊讶其美好的同时也别忘了它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高节奏下的生存状态给了人们更多的浮躁心理，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现象大有风起云涌之势，这势必造成一些人钻社会的空子，搞出一些有违社会发展的规律的事情来。“五四”口号的提出者罗家伦先生给这一现象作出了很好的解释：“一些人自己的思想不能发挥，对新的事物又发挥得很不恰当，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缺少思想训练。”对“少年作家”来说，这就不仅仅是不是一个缺少不缺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和无的问题。其次是容易接受思想，不问其是与非，也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统统拿来。这种人其实比鲁迅笔下的“拿来主义”者更为可悲。现代人的功利思想，现代人的脆弱心灵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能给人以启迪的东西我们搁置一旁，反而去追求一种“短期”文化，去寻找即时性的愉悦，可这又怎能走出现实，成为真正的、有价值的历史呢？再次，不能从身体力行中体会思想，以思想征服力行。一些“少年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不能说是他们所经历过的，然而其作品摆在那儿，这又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其间一些人的思想的成熟高度表现出来的无可挑剔，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少年老成吧（少年老成无从考证）！稍有一点文化使命、文学使命的人都是不会为社会上出现这一现象而感到沾沾自喜的，也不会美其名曰：“社会进步，人类发展”。一个本来具有丰富的、细腻的感情的人（在他应该有这种感情的年龄阶段）被灌与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不知是中国教育的悲哀，还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悲哀？

    悲哀已经悲哀过了，真切地希望这些现象后继无人，倘若是前仆后继，整个民族的文化的希望我们将不再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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