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动物迁徙是自然界中常见的现象之一，但所有这些伟大的“长征”，都无法跟人类创造的纪录相比。在21世纪，地球生物的迁徙纪录，已经被中国农民工彻底刷新。他们在每年冬季1月到2月期间的几十天里，往返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人数过亿，客流量巨大，谱写了地球生物迁徙史的巅峰纪录。

　　不仅如此，这场大迁徙还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人类拥有战胜旅途困境的智慧与技巧。最近流行的“春运神器”，除原始的手推车、小马扎、涂料桶、蛇皮袋、扁担和旧报纸外，又出现了各种更新换代版工具。其中被媒体和网民大肆追捧的，有“硬座宝”“鸵鸟枕头”“大腿枕”“贪睡支架”“车颈枕”“箱包防丢器”“携带型集尿袋”“开道惨叫鸡”“拒踩铆钉鞋”“充电宝”“迷你麻将”等。所有这些发明物形成了一条粗大的界线，对中国农民工跟迁徙性动物，做出人类学的分野。既然无力改变恶劣的春运环境，返乡者就只能利用外部工具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以适应严酷的长途跋涉环境。

　　在那些“春运神器”中，有两件物品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其一是“大腿枕”，该枕头以特种海绵制成，其手感模仿人体皮肤及肌肉，甚至还有微隆的肚腩;另一神器叫作“鸵鸟枕”，其形状犹如一个臃肿的头套，可以用来遮光与隔音，该设计借用了“鸵鸟策略”的原理——在被天敌撵急了之后，鸵鸟总是把头一头扎进沙堆，以为自己看不到对方，对方也就无法发现自己。这是农民工用以自我安慰的工具，它搭建出一个临时而微小的乌托邦空间。

　　撇开社会学家所称的外部迁徙动因，我们所要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在推动农民工的周期性返乡运动？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题，但正是“大腿枕”和“鸵鸟枕”揭示出中国春运的本性。它是一种声势浩大的乡愁，寄寓着底层劳动者对于故土、亲属、旧友的思念，并因这种思念而寻求团聚与重逢。在这样的文化诉求里，还应当包括对于所有过去生活痕迹的周期性缅怀。

　　导致这种乡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农民工对未来的迷惘和对现实的焦虑。鉴于东西部、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差距，落后、破败、萧条和资源短缺的故土，无法承载他们的未来与梦想，只有到东部发达城市谋生，才能获取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空间。但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定，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设者，却无法成为新家园的主人，于是他们只能在两地之间狂奔，搬运一个关于“家园”的文化幻觉。

　　在某种意义上，春运就是“春晕”，即一次农历新年期间的“自我电击”，人们可以将春运视为最剧烈的创伤疗法。它利用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来重申改变命运的必要性。每一次返乡，都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告诫，激励着农民工跟乡村道别，成为东部都市的未来居民。但这场悲剧的真正要害在于，无论都市还是乡村，都不是中国农民工的真正家园。只要农民工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这种钟摆式的回家运动就将永不停息。

　　深藏在这场空间运动背后的是时间的悲剧。拥有漫长历史的乡村，正在面临土壤贫瘠、人口流失、社会关系瓦解、资源殆尽的结局。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唯一出路，似乎只能是告别乡村，走向“城镇化”的未来，通过无数小城镇的崛起，终结长途迁徙的历史。如果这场变革能给农民带来真实利益，而非制造新的苦痛和悲剧，我们就能指望“春运”成为一个可笑的历史陈词。

　　读者 2015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