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珍子

　　

　　不买房子，没有汽车，甚至也没有特别的求婚仪式，2012年冬天，两个因去贵州山区支教而相识的80后年轻人陈华信和吴文苑结婚了。

　　他们将“红包”变成520套冬季校服，送给农村学校的孩子们。

　　“520套冬衣，为庆祝，也为感恩。”他们在微博上写道。阿信附上了他创办的支教助学公益组织的银行账号，期待有更多人加入，募捐的截止日期是2012年12月2日婚礼当天。

　　“元旦就回贵州发放我们募捐来的衣服。”文苑表示，那就是他们的蜜月之旅。

　　一

　　阿信的微博很快引来不少人认捐和转发，这其中“七八成是亲朋好友”，也有一些陌生人。

　　对这对新婚夫妇来说，这是最特别的仪式。

　　“我们彼此心有灵犀。”阿信说，当他提出要把婚礼和公益结合起来时，文苑告诉他，自己也一直这样想。

　　他们的想法源于在贵州省大方县油杉小学一段绵延5年的感情。

　　2007年，大二“五一”长假，新闻学专业的阿信和朋友去贵州“走访”。他长期关注教育领域的新闻，而正好在那段时间，贵州出现了好几个“感动全国”的教育界人物，他想亲眼看看那些“新闻现场”。

　　在草坪乡和星宿乡同当地人聊天时，阿信得知，四里八乡最穷的地方是悬崖那边的油杉河村。

　　“没有别人的指引，我根本看不出那是一所学校。”阿信回忆，当时的油杉小学，连一根旗杆都没有，毫不起眼的3间平房是附近唯一一套砖瓦结构的房子，村民们住的还都是木屋。

　　即使是5月，山中下起雨来依然寒气逼人。学校里，乡村教师赵鹏听说来了广州的大学生，兴奋极了，围着火炉，嗑着瓜子，他向阿信介绍了油杉小学的情况：

　　一百来个学生，两名教师，每年只能收到三分之一的学费，数学成绩却在全乡数一数二。整座学校除了屋子和桌椅，什么都没有。墙壁突出的部分被涂黑，当黑板用，每学期都有孩子辍学。

　　“有的家庭连盐巴也吃不起，哪来的钱交学费。”赵鹏对阿信说。面对山村的贫穷，出生在广东湛江农村的阿信坦言自己并没有什么伤感怜悯，而是“直面它的存在”。但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

　　这年暑假，阿信在校园网上招募了4名志愿者，来到油杉小学支教。同年10月，他创立了“向日葵天使”支教助学公益组织。又过了半年多，社团招新，阿信和文苑相遇并相爱了。

　　二

　　第一次支教的经历让文苑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女吃足了苦头。她第一次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车；第一次和同学裹着潮湿发霉的棉被，挤在课桌拼成的“床”上。她一周只能洗一次澡，而这珍贵的“洗澡水”则让她和几个女孩身上长满了奇痒难忍的皮疹。

　　文苑并不认为这样的生活是吃苦。在她眼中，油杉河村的人们虽然贫穷，但他们的生活并不显得苦闷。外人来到村里，会受到热情的款待，说起未来，他们也总是非常乐观。

　　在她家访的过程中，一个三年级的小女孩不断地要求“老师抱抱”“老师和我说说话”。女孩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年近古稀的外公外婆。“童年缺失的爱是任何方式都无法再弥补的。”这是文苑最为揪心之处。

　　当她结束家访离开时，女孩在山上大声喊着：“老师，一定要回来啊！”

　　阿信对他的团队管理得非常严苛。从备课、上课到家访、交谈，每一个和孩子有关的环节阿信都要求志愿者们力求完美。他同时会注意到当地的“礼仪风俗”，在观念比较传统的老乡面前，志愿者“大大咧咧”的行为会被队长严肃批评。

　　“那里见证了我们的感情，也让我看到阿信最好的一面。”20岁的文苑对着大山暗自许下诺言，如果将来真的能嫁给他，一定要回到那里。

　　当时已经是阿信第三次去油杉河村。此后，他又回去过4次，有时哪怕只待一两天，只够教孩子们唱一首歌。

　　“那里不是农家乐，不是游乐场，也不是让你体验的地方。”阿信严肃地回忆着自己的支教经历。作为队长，遇到以美化简历或满足好奇心为目的的报名者，他总是直接刷掉。在他看来，“打游击”式的所谓支教，走了不知何时再来，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会对孩子们的心灵造成伤害。

　　有段时间，阿信忙于支教工作，得不到家人的认可，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他感到“迷茫，像所有年轻人一样”。然而，文苑始终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从未抱怨或要求过什么。

　　5年下来，阿信收到的学生来信足足攒满了一大箱。

　　“在那里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非常强烈。”阿信说，那种满足感是都市无法给予他的。

　　三

　　2012年11月2日，这对情侣登记结婚。一天晚上睡前聊天时，他们商量着，可以用红包购买冬季校服，作为新年礼物，让孩子们的小手不会被冻伤，也不用再背着煤去上学。

　　新婚第二天，阿信和文苑就回到了油杉河村。阿信想在那里拍摄结婚照，给孩子们发喜糖。站在山头的老树下，文苑穿着洁白的婚纱，她的心里感受到“意义非凡的热烈”。

　　这对新人并没有想到，在结束拍摄回到学校后，他们得到了“高规格”的迎接。学生家长们自发操办了婚庆的酒席。

　　女人钻进厨房，切菜炖鸡，男人端起白酒，点起鞭炮。教室里的课桌被临时“征用”，在场院里拼成4张大桌。全村来了100多人，从下午5点到晚上8点，足足吃了4轮流水席。当雾气散去，夜晚来临，他们在山谷里燃放起烟花。所有人都仰头看着那穿透黑暗的光彩，一个孩子写纸条给阿信：“你们来了我很高兴，烟花真美。”

　　像所有传统婚礼上的新人一样，新婚夫妇穿着红衣服，挨桌敬酒。一位大叔把红包塞进阿信手里，阿信执意拒绝。看着大叔“黑着脸”走掉，阿信赶紧召集老乡“开会”，说12年是一个轮回，红包就包12块钱。有些家长来了并不吃饭，把红包放下就走。临走前，阿信和文苑总共收到3456元。

　　阿信把钱悄悄压在赵鹏老师的枕头下，带文苑返回广东。然而很快，他接到了赵老师满腔不乐意的电话，“我们之间已经不用谈钱，这是大家的心意，把你的银行账号发过来。”

　　阿信无法推辞了，但他已经想好了应对的办法——把乡亲们的红包用来给孩子们购买冬衣。

　　形容自己“特立独行、不善交际”的阿信觉得，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做了这件事情”，而且会继续做下去。而在文苑看来，公益正是他们共同的追求。这个女孩觉得，跟着阿信去支教的经历让她懂得“所得一切都并非理所当然”，应该倍加珍惜。

　　在香港读研和实习时，文苑曾穿过国际名牌，却“并不向往”。她甚至没有把“甜蜜校服计划”告诉同事，因为“小小的虚荣心”已经在贵州大山里的那场婚宴上得到了满足。

　　在离开之前，文苑又一次站在了讲台上。这个还沉浸在新婚喜悦中的新娘子，把手语“我喜欢你”教给孩子们，她希望他们抱着“有爱”的心态，坚强勇敢地面对未来。

　　赵鹏老师的妻子张梅回忆起初次见到阿信的样子，“瘦瘦的，背着一个大包”。那时的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这个大学生来山沟里做什么。“走的时候他说他会回来，”张梅说，“我们谁都不相信。”

　　（赵红星摘自《时代邮刊》2013年第3期）

　　读者 2013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