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一张条案告诉我：有的人你一见，就会自卑；有的人你一见，就会自傲。陈乐民叔叔和他夫人资中筠阿姨，我每每见到，都会局促不安，感到自己渺小无知。

　　称他们叔叔、阿姨，我知有些攀亲附高。可因我和他们女儿陈丰友情甚笃，又觉称其先生、老师似乎疏远，也就长期这样攀着叫了。细说起来，我应该算是陈丰的一个作者。她在法国生活了二十年，博士毕业之后，就留在巴黎工作。其工作之一项，是在出版社做中国文学丛书的策划。一大批知名和不知名的中国作家，都是经她的推介才在法国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缘于彼此对文学的志同道合，我们成了可以坦诚交心的朋友，我也就有机会到她家里做客，见到仰慕已久的学者资中筠阿姨。

　　资阿姨的学识与气度，常常对我有一种震慑力。尽管她总是和善地微笑，也让我觉得在她的笑容中，有着正气之凛然，反倒比那种被权势支撑的威严更有力量和征服感。而对于陈乐民叔叔，之前我并不那么熟悉，只知他原是社科院的欧洲专家，对英语、法语都极为精通，关于欧洲政治、外交、文化的著作，洋洋洒洒，约有十几卷，多年前他的演讲集成的《欧洲文明十五讲》，至今还是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研欧学子们的必备教材。还有，就是他在他家狭窄的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瘦削、洁净、沉稳的面容，总让人觉得，命运把一个思想奔放的人禁锢在牢笼般的空间里，似乎把一个可以在世界图书馆中奔跑、跳跃的健将锯去双腿，让他只能流着血低蹲在某个书架下或者书堆边。

　　第一次见他时，他的肾病已经相当严重，他必须每周两次去医院透析。十年之间，一个乐观于生命的老人，仿佛每三天就得去上帝那儿一次，求得一些可贵的日月，借着居室的窗口和阳台上的日出日落，好和书籍、笔墨交流对话。史铁生也是这样活着——在透析中思考生命与存在。和史铁生相处交流，让人感到生命的沉重和虚无。而陈叔叔在透析中和透析后，思考得更多的似乎不是生命，而是世界。史铁生思考生命的世界，陈叔叔思考世界的生命。他们一个是作家，一个是学者；一个是中年人，一个是年近八十的老翁。孰重孰轻，孰多孰少，仿佛生硬地比论石头和树哪个长得更好、哪个更为有用一样。

　　有一次，我陪陈叔叔去医院透析，扶他上车、下车时，他望着北京崇文门那儿的楼厦，脸上平静淡然，仿佛望着一隅失落的世界。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变化这么快，难说是好事坏事。”他的语调轻缓，近于自语。但从他的语句中，我体会到他对世界和世事绵长的担忧。也就是那次，我与资阿姨约好，等合适的时候，大家一道去一趟通州的高碑店，为陈叔叔买一张他满意的条案做书桌。因为，他们终于搬了家。

　　终于，他们家两三处的碎房换成了一套大舍。所谓的大舍，只是那些小套的集中，有四间卧室，一个大厅。这一对中国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终于有了相对宽敞的住处，有了他们各自的书房。

　　书房对于普通的读书人，就如土地之于农民一样。而书房对于他们夫妇，则似危急中的空气和水。他们一生研究、著述、翻译，家里却从来没有过宽敞高大的书架；一生思考这个世界，却一直都屈居在拥挤的斗室之中。仿佛中国的知识分子缘于本性对世界、世事的自由表达，就不该配有书房、书桌和书架一样。现在，他们有了各自的书房——尽管都和自己的卧室同为一间，但毕竟都有了自己读书、写作的地方，有了各自思考的空间。那个三十平方米左右的客厅，虽然摆上餐桌、沙发和一排书架之后，并未显得有多宽敞，但在那客厅，已难离轮椅的陈叔叔，也有了一条轮椅的通道。

　　大家为这一处新居高兴，为书架、多宝格、电视柜摆在哪里更为节省空间并恰如其分而再三磋商讨论，为并非显得不可或缺却一生都挂在心上的某种基本愿望的实现而感谢世界。

　　资阿姨把她那总是处于角落的旧钢琴处理掉，加钱换了一台新钢琴。陈叔叔希望能有一张宽敞的写字台，让他摆上他视如生命一样珍贵的笔墨纸砚，而且这写字台不是现代老板桌的式样，而是那种带有传统古旧气息的书桌。

　　这样，我们就相约去了趟高碑店的仿旧家具街。

　　那是十月的一天，阳光和暖温煦，秋时的景色映在那条街上。一家挨一家的仿旧家具店铺，似乎把时光拉回到了明清时期。我知道，陈叔叔是非常“西化”的学者，对欧洲文化之通达，宛若一个人熟悉自己的指纹。甚至吃西餐、喝咖啡、听西洋音乐，他都会视为久离故乡的人吃到了自己久违的家乡饭菜。可那天在明清古旧家具街上逛时，他的神情一直兴奋，面带光彩，仿佛一个完全健康的老人。我们看书架，看书桌，算计新居的空间和家具的大小。在那条街上逛了两三个小时，虽然最后终因他卧室的空间有限，没有买到理想的书桌，但把理想压缩之后，还是看上了几张可以取而代之的条案。资阿姨望着陈叔叔不常有的轻便脚步，有些激动地说道：“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兴奋过了，好多年没有到外边走这么多的路了。”

　　那一天，我跟在陈叔叔的身后，就像一个不会写作业的孩子跟在一个大学者的后边。虽不敢多问一句有关学问的问题，却体会到了一个西学甚好的老人为什么那么热爱传统、通达国学，理解了他为什么爱喝咖啡又酷爱书法、国画，可以把自己的余生放在国学、书法和国画上。

　　“治西学者不谙国学，则飘浮无根；治国学而不懂西学，则眼界不开。”这样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怕是只有他这样东西通达的人，才能感悟和体味得到，因此他才能写出《文心文事》《学海岸边》《临窗碎墨》《春泥集》《陈乐民徜徉集》等以西见认识中国、以国学感悟世界的真正有文化内涵的厚重作品。而如我这样号称为作家，有一大堆故事、文字的人，在他的学识以及他对中国与世界的见解面前，只有羞愧和沉默。

　　就在那次去了高碑店的旧街之后，回到家里，陈叔叔再次病倒了。为了让他从医院回到家时看到新舍、新置，也看到他心仪的那张条案，资阿姨抽空把看上的书架、饭桌等旧式家具都运回家摆好。为了迎接他出院，我们特意再次去了高碑店的那条旧街，把反复看过的那张棕色栗木条案不论贵贱地买了回来，让它在陈叔叔的卧室一侧安静地等待最需要它的人。我们希望陈叔叔病愈之后，在它光滑幽亮的案面上写字、绘画，记下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比较与思考。

　　条案如人所愿地摆在了那儿，而它的主人——那位最需要它的学者，却再也没有从医院走出来。他既没有在那张条案上摆上砚台，握着毛笔写下一个字，也没有在那张条案上铺开宣纸，创作一草半鸟，更没有在那儿写出一篇他饱经思考的文章。甚至，因为他很快住进重症监护室里，就是亲人也不能与他接触，结果他连自己终于拥有了一张期待已久的条案也不曾知道。

　　2008年12月27日，陈叔叔默然地去了。

　　现在，在那张他生命的最后终于拥有的可以书写、绘画的条案上，摆了他的遗像、骨灰和笔墨。一个少有的西学专家永远地和中国传统的条案厮守在了一起。他们每天都在以他们的清寂交流着各自对命运和对东西方的认识与理解，思考着一个民族在世界中的未来。而留在条案上和条案周围那空白、清寂的疼痛，则每天每时都在言说、记录着一代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表达的渴望和无奈。

　　（江水碧摘自《北京青年报》2009年12月5日）

　　读者 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