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结束后，演员卸了妆从后台走出来。身边的一位同学指着那位圆脸、戴一副近视镜、身穿长布衫的男青年向她介绍：“喏，他就是刚才台上演娜拉的那一位，名字叫万家宝。”
那是他们的初遇。那一年，郑秀还是一名快乐单纯的高中女生，曹禺已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那次匆匆相遇，又匆匆道别，他只觉她清丽可爱，她只慕他才华横溢，彼此之间却并未作深的交谈——不过一面之缘。
彼此熟识，是两年后。1933年春天，一年一度的清华校庆戏剧排练又开始了。那一次，热爱话剧的几个同学决定排演英国杰出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话剧《最前的与最后的》。剧本很快由曹禺译成了中文，全剧只有哥哥、弟弟、女孩三个角色。剧中的哥哥和弟弟很快找到了人选，曹禺建议让孙毓棠演哥哥，他演弟弟。谈到女孩汪达的角色时，大家一时犯了难。最后，还是由曹禺敲定：“让法律系的郑秀来演吧！听说她在中学演过戏。”
那一场戏，拉开了曹禺与郑秀相恋的大幕。近一个月的彩排，他们朝夕相处，共同切磋。每次排练完毕，曹禺还要送郑秀回到她的宿舍。那一场倾注了他们共同心血的戏剧，演出非常成功，竟然接连公演了七八场之多。戏剧演出结束时，他和她的爱情也已如火如荼。只是那时她还年少，面对如此火热的爱情，她还有些手足无措。她开始刻意地躲着曹禺，可躲开的是人，躲不开的是情。听说曹禺为她大病，她再也顾不得许多，跑到曹禺床前，与他紧紧相拥。就此，郑秀把自己的幸福，轻轻地交到了那个多才亦多情的男子曹禺手上。
那年暑假，曹禺留在校园没有回天津的家，他要求郑秀也不要回南京。在清华园图书馆的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的东北一隅，靠近借书台的一张长条桌的一端，他和她相对而坐，除了低声交谈一两句之外，便分别做着自己的事。曹禺埋头创作剧本《雷雨》，郑秀用工整娟秀的字迹誊写出来。1933年8月初，初稿完成。深秋，《雷雨》在清华园诞生了。当时曹禺只有二十三岁，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而郑秀，是《雷雨》的第一位忠实的读者。
1936年11月26日，经过三年的恋爱之后，他们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订婚典礼。1938年春，曹禺和郑秀同赴已撤到长沙的国立剧校。他们在长沙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的婚姻曾被众多文化界名人看好与祝福，只可惜世事难料，情路难猜。婚后仅两年，他们便发现彼此在性格、志趣、生活习惯上有着诸多的矛盾。在曹禺的眼里，戏剧就是他的神圣殿堂，在日常生活中，他一向不修边幅，有时还显得心不在焉。与他恰恰相反，郑秀却是一个特别注重仪表又爱干净的女子，再加上曹禺一心扑在工作上，对郑秀越来越冷落，两个人的小争小吵就不断出现。在郑秀生了两个女儿后，由于另一个女子的介入，他们的感情已走向破裂的边缘。只是那时她心有不甘，明知那段爱情已死，还在死死地守护。为此，她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血脉亲情。
1948年底，上海龙华机场，郑秀站在机场上焦急地等待着曹禺出现，可直到她身后的飞机即将起飞，她等的那个人都没有来。头发花白的老父亲在她身后焦灼地大喊：“他不会来了，快随我走吧！”“不！他不去，我们也不去！”任身后老父亲的呼唤再焦灼，她还是拉着孩子决绝地走上了回程的路。飞机起飞，从此海天相隔，她与父亲就此永诀。只是那样的诀别，仍没有换来爱情的回转。1950年，在他们分居了近十年之后，她终于含泪答应了他离婚的请求。
“过去我爱曹禺，嫁给了他，现在我还是爱他。我同意离婚，因为我希望他幸福。”面对前去劝说她的朋友，她如是说。
此后，曹禺与第二任妻子方瑞结婚。后来方瑞去世，他又与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演绎了一段中国版的《金色池塘》，在中国戏剧界留下了一段爱情佳话。曹禺年事渐高，身体不好，在医院躺了八年。那八年里，一直都有李玉茹的悉心照料与陪伴。
相比之下，郑秀的生命就单调灰暗了许多。与曹禺离婚后，她没有再嫁。1989年，她在去世前夕表示想见曹禺最后一面，但那个愿望终究成空。
在谈及那段不美满的婚姻时，曹禺曾说：“在这件事上，她有错，我也有错。”可她爱了他一生，也为他孤苦伶仃地守了一生，却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
“文革”期间，曹禺被审查，每天早晨要扫大街。郑秀看在眼里却无力相助，只能在每个早晨他出门来扫大街时，默默地站在远处看着他。谁说那种无声的陪伴不是一种无声的爱呢？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纳兰性德的《浣溪沙》将那种人生的孤独和凄凉勾勒得让人触目惊心。郑秀，这位出身官宦之家又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曾同曹禺幸福地牵手又无奈地别离，如若也读这首词，是否该有特别的凉意从心底升起？
（孟宪忠摘自梅寒的博客）
读者 201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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