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真的有“合理”的爱吗？

　　1959年，15岁的少年迈克站在一个乡村教堂的门口，注视着36岁的女人汉娜。她独自坐在听众席上，听着儿童唱诗班的歌声，为歌声的美妙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他觉得她太美了，那些儿童的歌声太美了，那天下午的阳光太美了，那一刻他如此迷恋她，他此后的一生都成了那个片刻的囚徒。

　　这是电影《朗读者》里的一个镜头，也是该电影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多年以后，成为法律系大学生的迈克，在旁听一场纳粹审判时与这个女人重逢，得知这个为儿童歌声而热泪盈眶的女人，曾经是一个纳粹。坐在法庭上，迈克泪流满面。他无法将“那个女人”和“这个纳粹”拼贴到一起，“那个女人”在艺术面前如此敏感，而“这个纳粹”则视生命如粪土。当他的同学指出冷静思考纳粹罪行之不可能时，迈克大喊一声：“让我们试着理解！”

　　他试图理解。他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一个对杀人没有羞愧感的女人却以不识字为耻。只要一个人还有羞耻心，他想，她就还有救。于是他开始了对她的救赎。他朗读文学作品，录音，然后寄给狱中的她。她根据这些磁带，对照图书，最终学会了阅读。影片结束处，汉娜自杀了，并要求迈克将自己的全部积蓄交给一个犹太幸存者。如果必须总结这部电影的中心思想，它就是：在对一个纳粹文盲的救赎过程中，新一代的德国青年洗刷了自己的罪恶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又或者，真的存在所谓的救赎吗？在这部电影中，比“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無辜少年会这样热爱一个残酷的女人。抛开她的纳粹史不说，她对他也只有粗暴可言：她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辱骂他，扇他耳光，理所当然地使用他的身体，最后一言不发地抛弃他，留下这个心碎的少年穷其一生也没有恢复爱的能力。

　　比为什么纳粹也会爱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纳粹也会被爱。比一个纳粹的爱更难理解的，是爱的纳粹性。

　　在所有对“爱”的定义中，有一个曾最深地打动我：True?摇love?摇is?摇love?摇for?摇humanity.我想它的意思是，只有真正爱人类的人才可能爱上一个具体的人。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这份爱是在表达这个人靠近真善美的决心，就是说爱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遭遇，就是说真正的两性之爱是正义之爱的一个分支。

　　但，如果“真爱是对人道精神的爱”，又如何理解一个人对一个纳粹无怨无悔的爱呢？如果迈克不能宽容汉娜残酷地对待犹太人，他又怎么能宽容她那样残酷地对待自己？更可怕的是，如果他不仅仅是在“宽容”她，而是他对她的爱就建立在这份残酷之上呢？

　　也许爱与人道不但没什么关系，它甚至是它的反面。爱的非理性、破坏力以及它将人诱向毁灭、疯狂、痛苦的引力，都与人道精神背道而驰。正如政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爱情世界也是；正如政治有可能不合理，爱也是如此。所谓爱，就是人被高高抛起，然后又被重重砸下的那种暴力；就是被征服者在自我的废墟上，协助那个征服者残杀自己。

　　又或者，汉娜并不反人道，她只是以纳粹的方式重新定义人道秩序。在那个秩序中，美——文字的、音乐的美，至高无上，而生命，那些密密麻麻的肉体，却可有可无。对她来说，坐在教堂里被歌声感动和把儿童送往地狱并不矛盾。别忘了，希特勒也曾一边被瓦格纳的歌剧感动得热泪盈眶，一边把600万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从这一点来说，汉娜是整个纳粹美学的化身。在这个美学中，生命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它只是权力意志的容器。

　　影片最后，中年迈克问老年汉娜是否会想起那些犹太人。汉娜冷冷地答：“我怎么想无关紧要，反正死的人都死了。”“我以为你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我学到了，我学会了阅读。”汉娜学会了阅读，也仅仅是阅读而已。

　　（梅 玉摘自《新周刊》总296期）

　　读者 200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