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勇
　　我的老家小河东村坐落在乌裕尔河东岸，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村子里有一撮70年代盖的两间土坯房。近几年，土房盖上新铺了彩钢瓦，就像给老房子戴上了一顶蓝色的帽子；周围的土墙也围了一层带有图案的铁皮，就像穿了一身花裙子。老房子就这样打扮了一番，既防风又遮雨。打扮得再漂亮，屋子里还是挂满了岁月的沧桑，这就是我年青时呆过的家啊！母亲一直守护这撮老房子，去年母亲永远地离开了，老房子像失去亲人似的站在那儿默默无语。
　　我曾经多次回老家接母亲到县城和我一起住楼房，一次次都被母亲拒绝了。母亲一生为人热情、忠厚、善良，还善于帮助别人，谁家有事找到她，她都是有求必应。母亲家是村里老年人最愿意去的地方，被称作老年人的“俱乐部”。我每次回家看望母亲，都能遇见很多老人陪着母亲唠家常，有时南北两铺大炕都坐得满满的。
　　2021年12月初，我又一次回家看望母亲，只见到母亲一人坐在炕上。屋子里觉得冷冷清清的，母亲见到我格外亲切，非让我挨着她坐下不可，拉着我的手说，不要总回来，跑那么远的路，不花钱啊？能省就省点，我身体挺好的不用惦记。母亲身体健康，头脑清醒，说话干净利落，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是86岁的老人。我和母亲说，屋子有点凉了啊！母亲开口便说，前几天后院你潘婶没了，在这之前你二婶先走的。母亲掰掰手指头数了数又和我说，今年到现在咱们村已经走了九位老人了，来的人越来越少了，你说能不凉吗？还和我开玩笑地说，快轮到我了。我责怪母亲，你说什么呢？你身体这么好，活到一百岁是没问题的啊！
　　我再次劝母亲和我一起到县城生活，母亲晃晃头说，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只要我能干得动，就陪伴这个老屋了，还加重语气和我说，家乡的每寸土地都和我有感情啊！母亲还嘱咐我，我真的走了，这房子就给你大侄子吧！这些年小两口没少照顾我啊！大侄子是我二弟弟的大儿子，和母亲住东西院。我三弟弟和我二妹妹也都在村里居住，离母亲家也都很近，平时都能照看着母亲，不然我非把母亲接到县城不可。
　　12月14日早，天还没有亮，手机的铃声把我叫醒了，打开手机一看，是二妹妹打来的。妹妹说，母亲身体不好，肚子疼，吃饭就吐啊！母亲身体一直很好，怎么突然病了？不知得的是什么病，急得我从床上立刻坐了起来，我和妹妹说，我马上开车去接母亲。小河东村离县城有一百多里路，从县城开车到小河东村需要40多分钟。侄子知道情况后急忙开车把母亲拉到县里，我和他们一起把母亲送到了县医院。
　　母亲脸色有点苍白，眼中还带着好多血丝，嘴唇干燥的都裂出了口子，没有一点精神头。经过全面检查，医生诊断是肠梗堵，需要住院治疗。县里的疫情防护很严，凡是住院的患者和陪护人员都必须做核酸检测，陪护人员只限一人。按理说二妹妹陪护母亲是最合适的了，可二妹妹很少进县城，一到医院就发懵，只能我陪护了。母亲很快住上了院，护士先给母亲灌了肠，又给母亲用上了药，母亲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第二天，老人家因肠梗堵发作引起了心脏骤停，母亲躺在病床上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就像睡着了一样，病房里很静，病房外也很静，似乎都读懂了母亲，怕把母亲惊醒似的。我呆呆地站在母亲身旁守护着，紧紧地握着母亲冰凉的手，恨不得把母亲的手马上捂热，让母亲快快地醒过来。母亲去世后和父亲合葬，看到父亲的坟墓，让我思绪万千，想起父亲在世时曾经领着我到乌裕尔河湿地割芦苇，把唯一的一个水裤给我穿上，他自己卷着裤子光着腿泡在水里；又想起小的时候母亲坐在炕头上，点着煤油灯给我们做衣服时的情景；还想起80年代我考上师范学校，母亲再三嘱咐我到学校要好好学习，用心读书，给咱们村和老秦家争光啊！这一件件往事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在扎我的心啊！眼泪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父母活着时一生为我们操劳，但愿父母在九泉之下能安安心心地生活着。母亲去世一百天，我回到了小河东村，看到母亲曾经居住的老屋，像一位老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在等待着，它哪知道再也见不到朝夕陪伴它的母亲了。房顶上的一层积雪，在阳光和春风的抚摸下，渐渐地融化了，雪水从房檐上滴落下来，那是悲伤的泪啊！
　　走进老屋，南北两铺大炕都空空的，一些母亲用过的老物件，仍然在原来的位置摆放着，上边似乎能看得到母亲在它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它们也在祈盼着，希望主人能早日回来和它们一起生活啊！按着家乡的风俗，老人去一百天，直近亲属有的是要来的，最后送亲人一程。没多长时间，村子里的大舅、四叔、六叔等都先后来了，共十几个亲人，围着地上的大圆桌坐得满满登登。
　　大舅今年80岁了，他用眼睛环视一下老屋的屋顶和我们说，这房子已经50多岁了，盖的时候，整个木匠活都是我做的，房子的檩木都是八米长的电柱，都是通檩，四脚落地，就是房墙塌了，房盖也不会落地的，房墙都是土坯的，不透风暖和啊。我和大舅说，我几次接母亲到县城和我一起住楼房，可她老人家就说住这个房子舒适、顺心。大舅用肯定的语气和我说，你母亲在这老房子住习惯了。坐在大舅旁边的四叔接过话说，我总觉得住自己的房子心里踏实。四叔有两个儿子，都先后考上了大学，成家后都在北京上班，去年老两口被二儿子接到北京，住了几个月，不知什么原因又回来了。我问四叔，北京是祖国的首都，那里的环境优美，儿子家生活条件又好，你怎么又回来了？四叔说，环境再美也没有家乡美，到那个地方我呆着不习惯，俗话说金窝银窝还是不如自己家的老窝啊！
　　三弟弟今年61岁，在我们哥几个当中，他是最能干的，村里人都称他是“拼命三郎”。我劝弟弟，年龄越来越大了，到儿子那儿去或到姑娘那去都比你自己单过强啊！他很果断地和我说，哪儿也不去，我走了这房子就得空着，承包地就得转包出去，到人家就得干呆啊！我现在养了10几头肉牛，还种了40多亩地，一年能收入五六万元啊！听了这个数字让我很惊喜，都60多数的人了，一个人养那么多肉牛，种那么多地，一年能收入那么多钱，比年轻的小伙子还能干啊。
　　我和弟弟说，悠着点干，别累坏了身体，有健康的身体才是自己的本钱，没有好的身体有什么都没用啊！
　　现在小河东村在家种地的不是年轻人了，土地承包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都没有承包地，有的成家后父母分给他们点地，没有承包地只能出去打工了。出去打工把孩子和地都留给父母，父母不但经营承包地，还要承担看护孙子孙女的任务。在饭桌上，围绕生活的话题大家越聊越动情，越唠越思念母亲。
　　人老了，总要有个呆的地方，去养老院，去幸福大院，去儿女家，或守着自己的老巢，无论到哪儿，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守住健康。
　　母亲已经离开了我们，走完了她最后的人生路。可母亲居住的老房子还在，像一位老人守护着家乡那片深情的土地。

扎根记忆里的镐头荒

母亲家的仓房里还存放着一把片镐，这是父亲在世时常用的生产工具。过去父亲就是用这把镐种地，镐头磨得流光铮亮。现在它已被机械化生产工具所代替，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可母亲还是把它存放在仓房里，像一个退伍的战士，轻易不出征了。由于长时间不用，表面锈迹斑斑。母亲说，这把镐可是咱们家的功臣啊！看到它就想起了父亲，就想起那片镐头荒。
　　70年代初，正是大集体时代。我们村叫东方红大队（后改名小河东村），坐落在乌裕尔河东岸，下设四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都安排一个劳力打鱼。我们家是在第一生产小队，父亲就是队里打鱼的。那时我们家八口人，姊妹六个我是老大，都在学校读书。母亲身体不好，常年有病，只能在家里忙家务，只有父亲一个人在队里干活。父亲打鱼是最棒的，每天打的鱼都比别人家多，队里给父亲的工分也多，别的劳动力一年能挣四千多工分，父亲能挣五千多。由于家庭人口多，只靠父亲一个人养活全家，每年秋后算账，挣的工分都不够领口粮的，年年欠生产队的钱，成了队里有名的“胀肚户”（欠生产队钱）。
　　有一年收成不好，生产队年终分红，每10分合人民币只有六角钱，父亲挣的工分领完口粮，还欠生产队200多元，那年口粮分的也少，母亲省吃俭用，有时一天都吃两顿稀饭，还是接续不上，不到新粮下来，米袋子就空空的了。母亲没办法就到亲戚朋友家去借，有时也找队长求助，生产队一次只借给百十来斤粮，到秋后分新粮时把借的粮直接就扣下了。每年分的口粮是有数的，好年景，一个劳动力能领回口粮五百斤左右，学生是按年龄段分口粮，一个人能分二三百斤，都是带壳的毛粮。我们家由于劳动力少，粮食分的就少，年年不够吃，只靠多吃一些蔬菜和野菜维持生活。
　　父亲在生产队打鱼，每天天不亮就出发了，不到中午就挑着扁担，一边挂着一网兜鱼回来了，一天能得几十斤，有时能得上百斤。父亲早去早归，就是早早地把鱼打回来，趁鱼活着好卖，不然时间长了鱼会死的。父亲上午下河套打鱼，下午有时在家编花篮（竹子花篮捕鱼的工具），有时到河套去下花篮。
　　父亲虽然是队里打鱼的，可一年到头也舍不得往家买一顿鱼吃，那个年代社员们买鱼是不用花现钱的，记上账就可以了，等到秋后分红时一起算账。父亲知道自己家年年“胀肚”，吃一顿鱼就要多欠生产队的钱啊！
　　全家人一天天吃不饱，孩子一个个黄皮拉瘦的，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一天他和母亲说，我下午有时间，要是能找到一块地种，来年就不能挨饿了。那个年代私自种地，队里也是不允许的。可父亲不顾一切，还是拿着片镐拧着头皮偷偷地出去了。
　　东大岗子在村子东南，离村子有三里多路，岗子是南北走向，南北长有一千多米，东西宽二百多米，岗子上长满了各种杂草，像一块绿色的地毯，把岗子盖得严丝合缝。草地上还散长着杏树、杨树、榆树等。父亲在岗子北侧选了一块荒草地，周围有树，地势很平坦，草长的茂密，有一扎多高，最适合耕种了。
　　那年是个枯水年，大地旱得像骨头一样硬，父亲每刨一镐都要使出很大的力气，刨起来的土都是一块块土疙瘩，父亲用镐头把土疙瘩砸碎，然后用镐摊平再起上龙。为了怕别人看见，每天都干到天黑，等星星出来了，才肯往家走。到家脱下来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脸上还能看到流汗的痕迹。就这样干了十多天，才刨出了一亩多地。
　　当年种上了土豆，土豆是矮棵作物，有树和草的遮挡不易被别人发现。父亲侍弄得很精心，在地里想找到一根草都很费劲。土豆长势喜人，秋后收了千多斤。虽然不是粮食，多吃一些土豆粮食就省下了。
　　第二年父亲又大胆地种上了玉米，没想到玉米长到一米多高就被大队干部发现了。
　　有一天晚上，大队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传来大队治保主任的声音，就听他在喇叭里边说，昨天发现东大岗子北侧种了一片玉米，是谁种的？赶快到村里说明白，不然村里要开批判大会的。其实，是让父亲在大喇叭里向全大队的社员们做检查。这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就像在父亲头顶打了一个炸雷，父亲当时就懵了，不知怎么办是好。母亲安慰父亲说，不要怕，好汉做事好汉当。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人，胆子又小，平时不善于言辞，说起话来很笨拙。遇到这种事还是第一次，他说什么也不肯去。母亲和父亲说，你不去，村里要是开批判大会，那就更难看了。
　　母亲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善于表达，可村里说什么也不让母亲替父亲去检查，非让父亲亲自去不可，父亲胆突突地来到了大队部，手里拿着麦克风哆哆嗦嗦说了两句话，东大岗子上的地是我种的，以后再也不开荒种地了。
　　第二天大队就派人，把小苗都给拔掉了。父亲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出的小苗，像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士一样横躺竖卧的，心里像刀割似的。
　　自从做了检查，父亲好长时间都是闷闷不乐，他觉得自己做的事很不光彩，在父老乡亲面前有点抬不起来头。母亲劝慰父亲说，粮食够吃，谁去开荒种地啊！咱们也没偷谁的，也没抢谁的，有什么不光彩的。在母亲的开导下，父亲的情绪渐渐地恢复了常态。
　　那个年代，私自开荒就给你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大队（村里）是要割掉这个资本主义尾巴的。当时有句口号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父亲眼巴巴瞅着那片地荒芜着，也不敢再去耕种了。后来父亲在地边栽种了一些杨树，瞅着杨树一天天长大，心里也是一个安慰。
　　1982年改革的春风吹到了我们大队，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家乡变了，土地开始承包到户了，乡亲们各个扬眉吐气，父亲愁苦的脸上也露出笑容。当年开垦的那片小开荒沉睡了多年也被吹醒了，队里挨着这片小开荒又开垦了很多，并做为承包田又承包给了父亲。
　　过去这片地长出来的苗都姓“资”，刚露头就被人家给拔掉了，现在这片地里长出来的苗姓“社”了，有国家政策保护谁也不敢再来拔苗了，小苗可以安心地生长。父亲很自信地说，我一定好好经营这片土地，让它成为全大队的高产田。这片地是二荒地，土质肥沃，不用上粪也比熟地还有“劲”。当年父亲又种上了玉米，秋后亩产达到了八百多斤，在全大队产量也是最高的。丰收的粮食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了，那年我们家不但粮食够吃了，还有了余粮。
　　土地承包后，连续几年粮食都获得了大丰收，父亲又新盖了一栋仓房，专门放粮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都长大了，家里的劳动力也就多了。父亲和我们说，有党的好政策给咱们撑腰，再也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咱们可以晃开膀子大胆地干了。
　　没几年，我们家就成了全大队的富裕户。有了钱父亲先后给我们姊妹几个都办了婚事，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像我和老弟弟都先后考上了中专和大专，参加工作后都把家搬到了城里，没有工作的弟弟和妹妹，除了大妹妹嫁到了外地，其余都在当地成了家，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一年比一年好，就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啊！
　　就在我们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2001年，也是父亲满六十六周岁那年，突然得了胆囊癌，发现时已是晚期，全家人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到处求医给父亲看病，可病魔还是无情地夺走了父亲的生命。记得父亲在病重期间，躺在床上还惦记着他耕种的那片地，总是叮嘱我们，我年龄大了，身体也不行了，那片地可不能荒芜啊！我和父亲说，你好好地养病，地我们会给你种上的。父亲去逝后，那片地就由三弟弟接着耕种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晃二十年过去了。三弟弟的两鬓已经染上了白霜，皱纹开始爬上了额头。可弟弟耕种的那片地没有老，仍然焕发着青春。
　　看望母亲那天，正赶上三弟弟家杀年猪，邀请我去吃猪肉。到了弟弟家，一眼就看到了满院子里堆放着黄澄澄的玉米棒子，横躺竖卧，各个籽粒饱满，像一个个可爱的胖娃娃。弟弟和我说，这些玉米就是从父亲承包的那片地里收回来的，足有三万多斤，再晾晒几天，就开始脱粒了，今年还能卖个好价钱。
　　前几天弟弟刚卖完水稻，收入了三万多元，家里还养了十头肉牛，每年的收入可不少啊！弟弟高兴地和我说，没有农村改革，没有党的好政策，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三弟弟家的房子坐落在村子东南角，离东大岗子也是最近的，弟弟站在院子里用手指着岗子上的杨树说，你看那些树，多数都是父亲在世时栽的，现已成材。我顺着弟弟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了那些高大挺拔的杨树，似乎看到了父亲。我和弟弟说，父亲没有离开我们，树就是父亲，父亲就是树啊！
　　虽然父亲不在了，可他亲手栽种的树还依然守护着这片耕地，看到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它们也是由衷的高兴啊！

　　北极光 202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