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璟 琛
　　晚上，我拨通手机，让父亲与上海的聂大爷视频连线，五年未见面的他们终于看到了对方。之前，聂大爷一直病重，他们只能通个电话，听听对方的声音，总觉得有些遗憾。
　　父亲拿着电话的手不停地抖，对着屏幕里的聂大爷说：“我可想让你吃我做的饭了，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啊？”
　　话语中，是无限的牵挂和思念……
　　一
　　父亲与聂大爷相识于五十多年前。
　　聂大爷的老家在上海，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因为品学兼优，留校当了教师。文革期间，他作为“臭老九”下放到父亲所在的工厂，给当工人的爸爸当起了“助手”。聂大爷生活上与妻子分居两地，无人照顾，精神上被打压，心情压抑，独在异乡，很是凄凉。
　　父亲遇到聂大爷，如获至宝。能够这么近距离接触一个这么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是平日里想都不敢想的事，他深感荣幸。同时，对于这些被批斗的知识分子又非常同情。他想不明白，像聂大爷这么优秀的人，怎么能给他这个“大老粗”打下手。
　　父亲16岁进厂当工人。小时候跟着爷爷做小生意，只有小学毕业。读书少，没有文化，是他一生的遗憾。他不吸烟不喝酒，也不会打扑克打麻将，只会顾家。工厂离家不远，午休时间，他每天都踦着自行车跑回家，给一家老小做饭。
　　他有时间就自学钻研技术，经过严格的考核，晋升为技师，由工人身份转为干部。全厂两千多人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他手到病除。尤其是聂大爷到来后，父亲还给厂里那些工程师和技术员讲课，这是他一生的荣耀。
　　这份荣耀，当然与聂大爷有关。
　　父亲在厂里搞技术革新，每取得一点进步，都得到聂大爷的指点与鼓励。他说爸爸头脑聪明，热爱学习，可惜没有条件念书，不然会比他还优秀。父亲觉得自己成了千里马，终于被伯乐看中，钻研技术的劲头更足了。
　　聂大爷周末多半会来我家里做客。爸爸给他做美食，妈妈承包了他的脏衣服。远隔千里，我们在异乡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
　　他让我们全家见识了什么是文化与教养。他带着眼镜，皮肤白净，举止言谈，温文而雅，从不高声讲话。他博学多识，博文强记，天文地理，无所不晓，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我们家那个可怜的小书架，因为他的到来变得丰满起来，滋养着我们全家人的心灵。聂大爷一来，我们姐妹三个就央求他陪我们看小人儿书，给我们讲三国，讲孙悟空。讲到关键处，他就会说且听下回分解，我们就盼望着他下次早些来。
　　二
　　三年前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聂大爷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我父亲正在家附近的小医院点滴，听父亲介绍症状，他感觉病情很严重，让我尽快带老人去大医院诊断。我的心猛地缩紧，深感羞愧：父亲居然给千里之外的聂大爷打电话，却没有告诉我。来不及想太多，我第二天一早就带着父亲去市医大一院找专家诊断。果然，父亲得了脑出血，幸好发现及时，手术效果很好，我们全家人都很庆幸。
　　父亲手术后第三天，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我说：“爸，你要少说话，伤口怕震动。”
　　他不理睬我，继续打。
　　我说：“你打给谁，我替你打。”
　　我以为他准是打给妈妈要放大镜，他想看报纸。
　　父亲仿佛没有听到我的话，对着电话：
　　“你好啊，聂老师你好啊。”
　　天啊！我竟然完全忘记了给聂大爷回电话。他之前在电话里嘱咐我，一定告诉他我父亲手术的结果。
　　父亲激动地对着电话：“手术很成功，托你的福，我活的好着呢，你说什么？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父亲84岁，聂大爷86岁，这个世界的声音在他们那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加上爸爸手术后气力不足，他的声音不断提高，对方似乎还是听不清楚。
　　我吓得连忙抢过手机：“爸你刀口太危险了，我替你说。”
　　爸爸抢过电话：“我就要自己说。”
　　我抵不过他的任性，又为他的伤口担忧。
　　三
　　也难怪父亲任性。
　　当年他得到了聂大爷太多的赞扬，他太骄傲了。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的厨艺就远近闻名。一条大鱼可以三吃：熘鱼片、烧鱼段、炖鱼汤，全家人吃得喷喷香。他做的拨丝地瓜，拉出的丝晶莹绵长，我们欢呼一般地大叫着，舍不得放到嘴里。
　　当然，这些美好的食物不是经常可以吃到，多半要等到聂大爷来家里共享。他兴致很高地品尝着东北菜的风味，不停地夸奖着爸爸。他也会让妻子从上海寄来腌制的腊肉。爸爸拿腊肉太金贵了，只用一点点给我们做面条卤儿，满屋里就会弥漫着那种岁月沉积的浓郁的香醇，越品越香，越难忘。
　　只可惜，人吃得太精致，就不会长得太壮实。我们姐妹各个清秀苗条，母亲担心我们长大不能做家务活，聂大爷却很欣赏，他说我们姐仨像极了江南女子，女孩子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聂大爷有一个照相机，他时常带着我们到松花江边去拍照。在那个年代，很多人的童年只有照相馆里拍的一两张照片。照相机绝对是个稀罕物。聂大爷给我们拍的那些照片，成了我幸福童年的物证。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小伙伴们那艳羡的目光，如同相机镜头一样，把我的童年照亮。
　　四
　　聂大爷接了父亲脑出血手术后的电话，又打电话给我，让我告诉爸爸，不要再打电话，大声说话会影响伤口康复。我听着他的声音依然如故，带着江南人的温和与细腻，带着他陪伴我度过的童年的温度。他好像就在我身边，对着我的耳朵柔声细语，而不是像爸爸那样粗声大嗓。
　　我要上学的时候，还不认识钟表。这让父亲很不开心。他就拿过一个旧钟表，不停地移动三个表针的位置，让我回答时间。我由于过度紧张，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胡乱地说着含糊不清的答案。
　　我的错误终于让他的巴掌落到了我的肩上。
　　聂大爷来我家，看到了此情此景。他心疼地看着我，责怪爸爸说，你怎么可以动手打孩子，特别是女孩子，认识钟表根本不用学，长大了自然就会了。此后，爸爸再没有提起钟表的事。
　　家里有个爱尿床的孩子，更是让父亲不能容忍，他觉得很丢人。并且坚定地认为，是我的懒散与迟钝所致。夜里梦游中的我，时常会被他的巴掌激醒。
　　母亲偷偷将此事告诉了聂大爷。他很郑重地跟爸妈谈话：这很可能是一种疾病，必须找医生。他又帮助找了中医给我针灸按摩，进行多方面的治疗，我才终于摆脱了那个附身已久的恶魔。
　　后来，有一次我正在写作业，爸爸站在我旁边很久不说话，然后问我：“你是不是很想有个像你聂大爷这样的爸爸？”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在没等我回答，他就转身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妈妈告诉我，聂大爷是书香门第，名门之后，曾国藩是他家的先祖，他的奶奶结婚，宋美龄做的伴娘。那时我还小，不知道曾国藩和宋美龄是何许人，但看妈妈的表情，只感觉他的身世很不简单。后来，聂大爷的妻子来我家做客，她就像老上海电影里的大小姐，五官秀美，话音绵软，笑起来有几分娇羞。我们只顾好奇地看着她，呆呆地张着嘴巴，忘记了吃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叫他聂大爷，直接叫他大爷。省去了一个姓，亲近了十万分。
　　父亲没有兄弟，我们的大爷——就是爸爸的亲哥哥。
　　五
　　我小学毕业时，大爷终于平反，恢复了名誉。他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回上海探亲的次数也多了，来我们家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爸爸由衷地为他高兴，又有点失落。有时候，约好的时间大爷也会爽约，爸爸就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大学校园他的住处，大爷自然是感激不尽。
　　我上初三那年，大爷结束了十年的两地分居，调回上海工作，终于可以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
　　大爷与我们家的联系越来越少了。
　　不能时常见到大爷，父亲就把他挂在嘴边，不管说起什么事情，总要提到大爷。
　　高考那年，父亲每天晚上都给我削好苹果皮，端来洗脚水，让家人说话放低声音。我吃着苹果，泡着脚，漫不经心地看着书。没过一会儿，就睁不开眼睛，趁他不注意钻进了被窝。
　　在半梦半醒之中，我都能听到他向我咆哮。
　　他与我郑重地谈话，就像当年在我的问题上，大爷与他谈话一样：
　　“你要是蹦着高儿都够不着，爸也不难为你，可你一翘脚就够着了，为什么连翘脚的力气都不肯出，难道，你不想成为你大爷那样的人吗？”
　　我终于翘着脚走进了大学，虽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也足够爸爸在亲友面前骄傲，他自然不会忘记打电话向大爷汇报。
　　每次跟大爷通过电话，爸爸也会向我汇报。大爷当上了上海铁道学院的室主任，大爷的妻子做了主任医师，女儿在美国读博，儿子在一家外企工作。
　　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家，有时也邀请爸妈来尝尝我的厨艺。父亲不听我的劝说，照例带来了他做的地三鲜。母亲对我的手艺赞不绝口，父亲只尝了一口，点了点头。
　　母亲说：“你的女儿要超过你喽。”父亲低着头，一个劲地吃着自己的地三鲜，不停地说：“这茄子过油，我是加了糊的，一点儿都不油腻，比肉还好吃呢。你大爷什么世面没见过，这个菜他最爱吃，说我做的比那些上海的大馆子都好。”
　　六
　　有一天，我兴冲冲地回家，告诉爸爸我提职的消息。他没有回声，妈妈向我摆摆手，我一看，爸爸正在擦眼泪。
　　妈妈轻声说：“你大爷家出事了。”
　　我的心紧张起来。
　　妈妈接着说：“你大爷的儿子得了脑瘤，走了，才32岁。”
　　我的心一阵疼痛。
　　父亲红着眼睛：“老天爷对你大爷太残忍了，不行，我得去看看他。”
　　我说：“爸，大爷很伤心，他一定不想见人。”
　　爸爸说：“可我惦记他呀。”
　　在我的一再说服下，父亲终于放弃了去上海的念头。
　　我也不让爸爸给大爷打电话。告诉他伤痛总要自己抚平，别人的安慰有时是种打扰，可爸爸偏是不听。大爷接了电话，简单说几句就放下了。爸爸更是担心：
　　“他会不会生病了？”
　　有一次，我生气地跟爸爸大喊：“你真是太不懂事了，别再打扰别人的生活了。”
　　爸爸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
　　他找出大爷一家四口的合影，端详着，掉下了眼泪。半年后，大爷主动打来电话，冷静而克制地讲述了安排儿子后事的经过，告诉爸爸他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提醒我们不要过度工作，他的儿子就是过劳而死。
　　转眼又是几年。
　　爸爸和大爷都退休了，他们的通话又多起来。兄弟俩都在发挥余热，大爷继续做他的教授，到处讲课，父亲在大爷当年工作过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科技园里，与教授和博士生一起研制机器人。期间，园区的另一个教授欣赏他的技术与责任心，爸爸还跳槽一次。75岁那年，他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当然，这一切爸爸都一一向大爷做了汇报。
　　他是多么渴望能见见大爷啊。
　　爸爸终于把大爷盼回来了。
　　大爷回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讲课。我和父亲也来到讲堂，等着跟大爷吃饭。因为只能停留一天，大爷没有时间到我们家里做客。
　　大爷的演讲不时得到听众的掌声。父亲目不转睛地看着大爷，又看看目不转睛的我，说道：“你要是有个这样的爸爸该多好啊！”
　　我不大相信地看着他：“爸你说啥？”
　　他怔了一下，又摇摇头：“没说啥，我说他讲课真好。”
　　大约又过了半年光景。
　　有一天，爸爸给我打电话，语气里透着异常的兴奋：“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猜都猜不着。”
　　当时，我正遇上工作不顺心，哪里有心思猜，便催促他快说。爸爸说：“你大爷请我跟你妈去上海啦。”这真是个好消息！我没想到大爷会发出这样的邀请，也跟爸爸一起兴奋，同时又有几分担心，毕竟已经是这把年纪的人。但我又怎么好打消他的热情，还有大爷的热情。
　　爸妈到上海后，大爷打来电话，让我放心，说老哥俩去早市买了一条大鱼，爸爸做了个鱼宴，还是一鱼三吃。大爷终于又品尝到久违的亲情的味道了。
　　接下来，他们的人生出现了接连不断的劫难。父亲79岁那年得了胃癌，胃部切除了三分之二。大爷81岁那年做了两次心脏手术，每一次都是劫后余生。加上三年前父亲的脑出血手术，他们在手术后的第一个电话，都是打给千里之外的兄弟，报个平安。
　　爸爸老了。大爷更老了。
　　大爷从上海给爸爸寄来了电视机和手机。他说：电视机一定要用挂式的，老年人才好看，手机是他用过的品牌，爸爸用着才好用。于是，父亲把原来的电视机和手机丢弃在角落里。
　　看着电视机，就是看着大爷。
　　打着电话，了却兄弟间的牵挂。
　　父亲与大爷通完了视频电话，我带着父亲在小区里散步。
　　他已步履蹒跚。我不由得上前，拉着他的手，从未感觉这般温柔。想来成年后，我还从未拉过父亲的手。我假装不在意地看了一眼父亲，他有一丝不自在，又有一丝享受。
　　“想你大爷了。”轻风吹过，父亲淡淡地说。
　　我耳边再次想起视频通话，爸爸对大爷说的话：我可想让你吃我做的饭了，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啊？
　　我揉了揉眼睛，看着爸爸：“我陪你去上海看看大爷？”
　　他怔怔地看着我，摇摇头。
　　那个视频电话里，我不知道父亲的话，大爷听到了多少，也不知道大爷的话，父亲听懂了没有。父亲纵然任性，那个几十年绵延不绝的温暖的声音，也终将渐渐远去。
　　月明星稀。
　　前面的路，已然看到尽头，我们拐向另一个路口。
　　我牵着父亲的手，走过这人世间的不如意，带着今生今世的美好，来生，与大爷重逢。

　　北极光 202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