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曦

　　早年在奉化工作、生活期间，有一项自觉自愿的使命——陪同旅奉朋友同好去大堰参观巴人故居，到巴人墓前吊唁致哀。如今旅居别地，很少有这种荣幸了。便想用文字形式把巴人在大堰的最后日子记载下来，供有心人去大堰缅怀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战士时有点实实在在的感受。

　　1970年，原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巴人（王任叔）被“造反派”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关进牛棚。因饱受折磨，申诉无门，并遭到家庭变故而患上严重精神分裂症，大小便失禁，口里嚷着“我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我是无产阶级战士！”有时，手里拿着棍子乱挥，大喊“打鬼！打鬼！”直到昏迷过去。造反派没辙了，才让他回家接受管制。可他在北京的家已经支离破碎，有时，在寓所里连续昏迷数小时而无人问津；在上海的儿子王克平也没有宽余的房子可以安置病人。

　　在巴人生命垂危而无所去从的危难之际，远在奉化大堰村的巴人原配夫人张福娥动了旧情，她写信请巴人到故乡安身立命。

　　经各级军管会批准，巴人终于得以落脚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堰狮子阊门老宅——王钫旧居。1970年3月，巴人从北京被遣返回乡管制，只发放每月生活费70元。

　　旧居东侧一幢木结构小楼已经非常破旧，是他父亲当年专门为他新婚兴建的。两间一弄门面，楼上楼下四间，实用面积80平方米左右。天井很小，用女墙围转，宽度仅能放置两只储存雨水的“七石缸”，用于防火。多年来，这儿只有他的第一任妻子张福娥一人居住。长年守孤灯、伴冷月，她没有心思也没有余钱修缮，地板、板壁、楼梯都霉变虫蛀，行走起来咯吱咯吱的，颇有如履薄冰之虑。

　　巴人的回归给故居平添了若干春色。张福娥遵循旧俗，把左边的前房腾出来作为巴人的卧室兼书房，还为前夫新做了两条暖暖和和的棉被，请大伯王伯庸的儿媳妇侍侯他的起居饮食，自己搬到空置多年的危楼栖息。这个岌岌可危的卧室原是夫妻俩的新房，卧室里还保存着她的嫁妆——双口橱面和宁式大床。那张床做工考究，字画精细，应出自颇有书画功底的文人之手，而不是一般的画工技师涂鸦。床楣两边有一副对联煽情而不乏风雅：

　　“和风致成如意事；细雨润出吉祥花。”

　　可见卧房内夫妻的小日子曾经颇滋润的。他俩原是姑表亲，新娘端庄娴静，貌美如花，娘家家境殷实，嫁妆颇丰。小夫妻也曾有相敬如宾、鱼水相得的美好日子，育有一个女儿，名梦蕙，远在石家庄工作。只是因为巴人参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为革命东奔西走，为劳苦大众奋笔弄潮，还数次被捕入狱，数月乃至数年不归，令少妇渐生怨怼，颇有微词，两人的感情也慢慢生分了。1953年，巴人给了她三仟元人民币同她离了婚。可是她一直守着这所房子，不想另组家庭，仿佛冥冥中注定，她将照拂丈夫的劫后余生。

　　小楼西边也有一幢同类规制的木楼，是巴人二哥王仲隅的祖屋，现在的主人是仲隅之子、巴人的亲侄儿王梦林一家。梦林对三叔敬重有加，虽然受到株连，被撤消了乡镇主要领导的职务，要他揭发王钫家族的“剥削”史及巴人的各种“罪行”，但他明修暗渡，借口身体不好，回老家写材料，暗中为安置三叔生活起居费心出力，帮他联系上上下下人事，解决点点滴滴难题，如看病就医、左右斡旋等。

　　乡情和亲情抚平了巴人肉体上的创伤。虽然斗室里只有一张旧木床、一张旧八仙桌，70元人民币一个月的生活费只能粗茶淡饭，一天吸两包最低档的“雄狮”牌香烟，但对九死一生的巴人来说，无异于人间天堂。巴人的病情渐渐好转，又着手继续编著为之呕心沥血十年之久的长篇史著《印度尼西亚近代史》。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而他接手的印尼历史研究还没有完成，他想尽力做得好一点，所以一有体能，他就坐起来伏案疾书。

　　在日寇肆虐世界大地的血腥日子里，巴人被派往印度尼西亚组织抗日救亡运动，流亡八年，坐过一年多外国殖民主义者的监狱，1947年奉命回国。由于他在印尼从事组织民众与敌人抗争工作多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又被共和国政府派到印尼做第一任驻印尼大使。这是巴人的人生巅峰，可惜他不谙和平时期的政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批判，幸好他有印尼流亡、驻印尼大使的经历，加上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学术研究天分，所以外交部一度分派他从事印尼历史研究工作。尽管研究历史不是巴人的专长，但“遵命”惯了的他还是全身心扎了进去。这是他近十年来殚精竭虑的劳动结晶。他怕十年心血毁于一旦，故病中被遣返回乡时什么都不带，只请求组织上允许他随身携带一麻袋已被糟蹋得乱七八糟的《印度尼西亚历史》手稿。

　　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需要大量的参考资料，而参考资料都在北京外交部里，背着十字架的巴人只能凭超乎寻常的记忆和毅力在茫茫史海里扑腾挣扎。

　　王梦林说：“三叔清醒时生活很有规律，8时起床，上午写2个小时书，午饭后睡1小时，醒来继续写作2小时。糊涂时也不停笔，只是写了扯，扯了又写，一脸的痛苦和无奈。我安慰他：‘三叔，人家没逼你，你就不要这样拼命了，歇歇再写吧。他回答说：‘我这是在还债，还人民大众的债。不写好这部书，我死不瞑目！我的脑子不灵了，趁现在还清醒，就得抓紧时间，别的能丢，这支笔可不能丢，只可惜我已不可能在活着时完成这部书稿了。”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战士的作派！

　　这部史著后来经王克平整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史学界引起很大的轰动，评说这部史书是目前世界上有关印尼的一部最全面、最宏大、最详实的历史巨著。

　　1971年10月26日，在巴人70岁生日那天，故乡的亲人在他的故居摆了满满一桌子菜肴面點，有位宁海亲戚做了他最爱吃的艾麻团风尘仆仆来大堰看望他。亲人们为他举行了郑重热烈的寿庆。他很高兴，好像自己也不敢奢望有七十岁做生的幸运。他接过梦林送上的寿酒，孩子似的说：“我七十岁了，我也做寿星佬了！”斗室里祥和一片，其乐融融。

　　可悲剧又一次在那一天并发。巴人在梦林处拿到一份《打倒刘少奇》打印文件，就回家翻阅起来。当看到造反派已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时，巴人激动、愤慨，坐卧不安，最后长叹一声，翻倒在床上。大概他从这一叠厚厚的文件里悟出了自己的命运吧，惺惺惜惺惺，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而且每况愈下。他常常在半夜里起来，拿着棍子大喊：“打鬼！打鬼！”

　　从此一发而无法控制，常常在数九寒冬脱了衣服跑出狮子阊门，沿着溪岸狂奔呐喊，有时则用毛巾把自己缚在椅子里。

　　巴人病势转重，可不准去外地就医。经儿子王克平、侄儿王梦林再三交涉，才征得北京“管爷”的同意，派人来大堰，同克平、梦林和大侄媳妇一起，监送他到溪口宁波肝病医院就医。可是他一看到溪口武岭门，死活不肯进去，嚷嚷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我送到蒋介石的老家来？我不是反革命！”

　　他骨瘦如柴，披头散发，真像一头生命垂危的狮子，在故居里听任大口大口的鲜血喷溅。

　　1972年7月25日，梦林见三叔的病不能再拖了，便冒着大不韪与大嫂一起，用手拉车把他送进奉化人民医院。当天，巴人七孔流血，大睁着眼睛，屈死在医院里。那时奉化还没有遗体火化的设施，按照风俗，客死在外面的族人不能进狮子阊门，子侄们也只好入乡随俗，把他的遗体用板车拉到大堰，停放在溪边的碾子间里，连夜做坟造墓。第二天就入土为安了。

　　巴人墓地离故居仅一公里许，傍山临水，梅竹掩映，视野开阔，惠风流通，倒是难得的风水宝地。

　　巴人生前惨淡，身后哀荣。1979年6月20日，这位著名的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剧作家、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战士终于平反昭雪，并在北京八宝山礼堂开了追悼会。此后，在巴人学术研讨会上、巴人故居里、巴人墓前纪念缅怀的人如奉化江的源头活水，接连不断，中有文化界学术界的专家巨子，外有印尼、新亚马泰华侨赤子，下有普普通通的工农兵学商，其中虽不乏旧友同好，但绝大多数是冲着巴人精神来的。因为他是人民大众的情人，他把他的血化成墨水洒在了祖国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了，巴人的屈死是人民大众永远的痛！

　　值此清明，特撰文遥祭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大众情人——巴人王任叔！

　　原载于《雪窦山》2022年夏季刊

　　文学港 2023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