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鑫

一

我父亲有许多流氓事迹，但他并非一直是流氓，听四姑说他小时候很乖，也很聪明，变成后来这样，跟我奶奶的死有很大关系。奶奶是很善良的人，当时住在公安大院，若是变天下起了雨，她都会把整个院子里晾晒的被褥衣物先收回家，等雨停再挨家送去。上世纪七十年代，公安系统有几次全员出勤，有的孩子在家无人照料，奶奶便主动担起做饭洗衣的责任，等他们任务完成归来时，发现孩子的下巴都厚实了几分，大家对奶奶又感激又称赞。奶奶十分能干，别人不要的萝卜根和榨菜根，她都能做成咸菜，分给大院里的人品尝。可惜身体弱。后来奶奶生了病，县里治不好，爷爷带她转院去武汉，结果却赶上学生运动。武昌区闹得厉害，大大小小的路被封堵，城区瘫痪了，他们只能选择过江。然而桥上也挤满了学生，举着条幅，喊着口号，空气都钻不进去。爷爷和奶奶在桥头苦等，晚上宵禁，折腾来去，最终抵达医院的日子比预期晚了足足三天。奶奶病情本已很严重，又一拖延，住院不过十天，医生便劝爷爷尽早准备后事，等奶奶回来时，已经变成了植物人。

　　奶奶去世那天，公安局降了半旗悼念，大院迎来最沉闷的一天。大伯和二姑在外地读书，连夜赶了回来，四姑还小，不懂得家里人围坐一堆哭些什么，只有父亲，使劲咬着嘴唇，倔强地隐藏悲伤，他忍不住时，就跑出家门，背着人把眼泪哭干净再回来，这样反反复复，嘴巴被咬掉一厚层皮。不久，爷爷从职院调到教育局，工作忙得无暇照顾家里，正值青春期的父亲逐渐变得顽劣。他结识了小混混杨三，杨三的父亲是黑社会，曾经也是爷爷的初中同学，这是他某天无意中得知的。父亲经常请杨三在外面下馆子，结账的时候就赊在爷爷名下。一天，父亲发现已无账可赊，只能腆着脸找爷爷。爷爷挨家去结清，花去了三个月工资。一家面馆的老板是爷爷的学生，向他透露了详情，叮嘱他留意父亲，避免交友不慎。可是爷爷并没有责怪他，孩子没了妈，可怜见的，也怪自己没有尽到父亲的职责。父亲没了管束，便经常和杨三逃课，下河游泳，摸鱼捉蝌蚪，用父亲自己的话说，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快乐。当然也打架，仗着爷爷在教育局，父亲连老师也敢打。有一次上课，他把书立在桌上，自己趴在后面呼呼大睡，老师过来轻轻敲了敲桌子，提醒父亲，他惊起身子，像被捅醒的野兽，大骂一声，抄起书便往老师脸上砸去。那是名年轻教师，当下敏捷地躲过了飞来的书本，身后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同时，女学生的尖叫和男学生的呼喊混为一团，父亲的眼里布满血丝，把年轻教师死死地盯住，在如此的僵持中，年轻教师意识到，自己的威信已跟玻璃一样，碎了一地。这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抹不去的阴影，他再未试图管教学生。据说，后来他还跟父亲成了朋友，吃酒抽烟之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只是淡淡地摇头叹气。

　　杨三在不到三十岁时出车祸摔下了悬崖，一具完好的尸体都没能留下，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几日坐立不安，认为这是年轻时惹事太多遭到了报应。往日的画面一一浮现。食堂打饭的阿姨，修路的工人，踩人力三轮的车夫，卖菜的老农，还有许许多多陌生的路人，他们被父亲欺负时的神情，或愤慨，或痛苦，或无奈，都化作耳边的呼号，扰乱他的心神。父亲那段时间总是对我说：“要是你奶奶没那么早死就好了。”我当时并不明白，后来慢慢地发现，人是很依赖解释的动物，不管归因恰不恰当，这总会带来安心，而只要良心被说服过去，人便能与自己的千种狰狞和谐相处。但也许父亲的忏悔和担忧都足够虔诚，他这辈子受过最严重的外伤不过是断了条胳膊。那场车祸后，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横冲直撞了，从此，父亲对我的唯一叮嘱便是不要在外面打架惹事，尽管当时我才读小学三年级。

　　初中毕业的父亲没有参加考试，被爷爷调用关系弄去了中专，“学门技术，以后饿不着。”爷爷对父亲说，尽管后者显然没有在意。父亲在交校读书的时候，依旧保持着我行我素的作风。身边没有了杨三，父亲也不屑于同其他人来往，但在外乡，气焰总归收敛了一些。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同校低年级的母亲。母亲是三兄妹里成绩最好的，第一次接触知识，是为了帮姥姥照顾刚出生的小舅，姥姥在讲台上课，她就坐在角落的椅子里，全神贯注地听着，后来考试时，试卷多印了一张，母亲便顺手做了去，考了班里第一名，一时被传为“神童”。儿时的她还尤其喜欢做游戏，喜欢突然跳上老师的背，享受飞行的快乐。老师们也很欣赏母亲的聪明与活泼，都认为母亲将来一定会拥有令人羡慕的人生。但在当时，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的收入实在无法支持三个孩子上高中，姥爷思来想去，决定给母亲报一所中专，这样就能早些分配工作，减轻负担。在家中，无人敢反对姥爷的权威，母亲的志愿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被决定了。这是母亲一生都难以抹平的痛楚，同样也是姥爷的悔恨，甚至直到死前，还在为此事泪流不止，说要早知道女儿将来会被我父亲这样的人娶了去，当初哪怕是砸锅卖铁、四处借钱也要送她去念高中。

　　当母亲收拾行李告别家里时，并没有感到确切的失落；等到了市里，发现去学校还需要翻过大半座山，而四周除了黄泥巴和长相随意的树别无他物时，母亲才真正伤心地想起家来。

　　母亲的聪颖使她在班里感到孤独，老师教的东西她即使不听，也能比别人学得好。在这里，母亲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自在了，她经常躲在被窝里哭着写信，曾几度流露出退学的想法，但一想到姥爷严厉的嘴脸，母亲还是不免打起了退堂鼓。一学期后的一个周末，母亲散心去逛商城，在那里第一次遇到了父亲。他穿着红色夹克和浅褐色西裤，皮带上的金属扣头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父亲微卷的头发背向脑后，几乎及肩。父亲看着母亲走过，被她眉眼中冷冷淡淡的哀伤击中了，与父亲向来喜欢的热烈与疯狂不同，母亲激起了他人生中最初始的保护欲，那一刻，他无比希望自己能拯救她。他站直了身子，冲母亲扬了扬下巴，母亲侧眼瞥见，头都没抬，慌乱地避开了。“你是学生吧？”父亲的声音忽然出现在母亲耳后，她急促地应了声，“是的，交校。”“我也是交校的。”见母亲仍有防备，父亲接着说，“我三年级了，学汽修的。”母亲哦了一声。“我想，你能跟我一块出去玩吗？”父亲指了指身后的摩托车。“下次吧，下次我叫同学一起。”母亲扭头离开，匆忙赶回学校，回到宿舍才发现自己心跳得厉害，无论怎么扇风，脸还是滚烫地红着，父亲的脸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这样的反应让她想起童年时在田坎里遇见的一条青蛇，那回母亲一路狂奔，等到了家里，惊魂甫定，蛇的模样在脑海浮现，才害怕得放声大哭起来。

　　母亲当时并非没有意识到父亲的危险，只怪学校的生活太过枯燥乏味，姥爷的独断安排也令人长久地心意难平，思来想去，母亲便赌气一般，决定追求一些新奇。于是隔周，母亲便又来到商城，父亲倚着摩托车，停在之前相遇的地方，好似等待已久。母亲向他投去微笑，父亲也暖融融地笑了。他载着母亲来到城边的水库，大坝正泄着水，两人没有说过多的话，静静地听水声，随后父亲指向不远处一穴山洞，“你知道吗？前些年那个洞里有几个青年男女跳迪斯科，后来都被抓了。”“跳舞也犯法么？”“当然不，”父亲扬起嘴角坏笑道，“除非他们脱得一干二净。”母亲害羞得抬不起头，父亲继续说，“要不要进去看看？听说有个很凶的叫花子住在里面。”母亲凝视着山洞深处，仿佛怪物的大口把这个世界咬掉了一块，黑不见底。犹豫之中，父亲抓住母亲的胳膊，朝山洞里而去。他一脸自豪地看着母亲害怕犹疑的表情，带着她缓步向里，母亲伸出胳膊往前探，不知过了多久，她忽然碰到凹凸不平的岩壁，母亲像触电一样缩了回来，父亲笑着安慰，说这里面有一小水潭，他把手浸在水里，不一会儿便取出来，捧住母亲的两颊，像冰块一样。母亲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紧张到全身发烫。“叫花子呢？”母亲问。“可能……出去了吧。”母亲反应过来叫花子不过是父亲捏造的，她转身回望洞口，才发现他们已深入洞内，而这奇妙的、被引领的体验在接下来俩人共度的时光中多次出现。慢慢地，母亲不再等待周末，为了追随父亲，她开始跟着逃课。

　　父亲带母亲去了很多地方，轮滑厅、露天舞池和山水之间。到了放假的时候，父亲便给母亲写信，两个月的时间里，父亲寄出的信叠起来足足有三厘米厚。在其中一封信里，父亲把自己的家庭成员详细而热情地介绍了一遍，除了写奶奶时，他语气变得沉重，说他愿意用一切去换回拥有她的童年，父亲转而接着写道，“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母亲。”这句话给母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她触摸着父亲刚硬的字迹，回忆起自己成长过程的快乐和遗憾，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使她几乎落泪。母亲怀着感动和决心回了信，在信中她约定了日子，想带父亲回家见见姥姥姥爷。

　　那一天，父亲跟母亲一路转车，终于到了母亲老家。他们在山路间辗转，来到母亲家楼下时，姥爷已在楼上沉默等候多时，看见父亲奇异的发型，姥爷眉头一皱，脱口骂道，“什么鸡窝。”父亲不但没有退缩，反倒嘿嘿笑了起来，说齐秦也留这发型，“齐秦您知道吧，歌手，很火的。”姥爷恨恨地啐了一口，扭头进了屋，便再没跟父亲说过话。姥姥倒是耐心地询问了父亲的情况，虽然小伙子看起来轻浮，不讨人喜欢，但爷爷跟奶奶也都教过书，道理应该还是能讲的，要实在到了结婚那一步，母亲嫁过去不至于受太大委屈。姥姥拉着母亲的手，放在胸口不住地抚摸，落下喜忧参半的泪水，嘴唇颤抖，说不出话。母亲明白，家里当时的决定亏待了自己，因此尽管姥爷脸上写尽了反感，却也耻于再干预女儿的人生。由于老丈人的冷眼相待，父亲和母亲便办不成婚礼，这成了母亲另一件憾事。当他们再次见到姥爷时，已是一年后，母亲怀中的我又白又胖，目光炯炯，对人笑得毫无保留。姥爷眉头终于舒展了，把我接过去后就再没离过手。这次回家我们照了张合影，大家表情都很温暖，连姥爷都抓着我的手幸福地笑着。多年后我才注意到，照片中的父亲，黯然地站在角落，跟其余人保持着并不亲近的距离。

　　相比起姥爷的厌恶，爷爷这边很喜悦地接纳了我的母亲。母亲的贤惠和持家在此后数十年里得到了亲戚们一致的认可，即使后来父亲跟母亲分开，几位伯伯都出面说，以后他们只会认这个弟媳，而不是这个没用的弟弟，当然这是后话。

二

我们的家庭刚组建时，母亲为了照顾我，放弃了分配在别县运管所的工作，父亲则在爷爷的安排下，去学了驾照，之后贷款买了货车，带上母亲一起跑长途，当然我也在。为了保证母亲和我睡得平稳，父亲慢慢养成了稳重过人的驾驶功夫，他一生别无其他所长，但说起开车，坐过的人都诚心赞赏。

　　那时候会开车的人还比较少，一般情况下跑长途运输，三五年就能回本；本以为婚后的日子能一直这么无风无浪地走下去，但是过了几年，父亲不赚反赔。尽管开车技术过硬，但父亲还是疏漏了一点，他忘了给发动机做保养。大伯得知发动机损坏后疑惑不已，他从未听过有谁能在短短几年内把车开成这样子。爷爷也去打听了，证实了大伯的话。爷爷忍着恨铁不成钢的气愤，贴上更换发动机的费用，一进一出，之前两年全白跑了。

　　当一切又回到起点时，母亲听一个远房亲戚说，福建某地有工程，急缺人，便想叫父亲一同前往。父亲本来就深陷郁闷，耻于承担，好像是机器自己要报废，跟他没有一点关系。听到这一消息，心想正好借此机会远离家里责怪的絮叨，于是不经任何人商量就把货车转卖了。这是父亲婚后做的第一件糊涂事，在父亲从福建回来不久后便暴露了。当被爷爷质问时，父亲气定神闲地把我搂在怀里，说：“这真不怪我，我也是被孩子他妈给骗了。”“她怎么骗？我还不清楚你？做事一点不过脑子！”“我怎么了？”父亲抬高了音量。“发动机也给你换了，大不了再跑几年就是，这下倒好，车子都卖了，还欠着债，以后这个家怎么指望你？”“指望我？哼，”父亲轻蔑道，“指望孩子他妈吧，她赚大钱去了。”爷爷这才反应过来父亲把母亲一个人留在了外地，他被气得差点住院，“真是辛苦她了，跟着我们家这个孽子。”后来爷爷一想到父亲，就噙着泪水骂道，“孽子啊，孽子。”

　　在这之前，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一路辗转来到福建，去找那个远房亲戚。他给安排了宿舍，简陋的平房，四周没有很高的建筑。“可惜了，本来以为离海边很近。”母亲说道。俩人还沉浸在初来乍到的新鲜感中，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毫无准备。父亲怎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会如此迅速地迎来拐点。我们仨在一个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安顿下来，只有一张掉了漆的木床和一排生锈的衣架，窗外灰色的天光透过毛玻璃暗沉沉地照进屋里。尽管这是一幅跟“美好”毫不搭边的景象，但也不妨碍父亲和母亲心中的希望。母亲仔细地铺好床，父亲借来扫帚除尘，小家变得整洁了许多，我们安稳地睡过了这一晚。第二天大早，远房亲戚便敲响了房门，把我们交给了一个叫刘总的矮个男人。刘总笑嘻嘻地在前引路，我们睡眼惺忪地跟着，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充满霉味的大厅，那里有二十多人席地坐着。刘总朝最前面坐在皮椅上的“老师”点了点头，那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紧接着像挣脱的弹簧似的从座位里蹦了出来，大家都被他杂技般的身法吸引了眼球。他的眼神慢腾腾地刷过每个人，我们都不由地屏住了呼吸。突然，他激昂地吼了一嗓子：“好！”吓得所有人一激灵。他接着说道：“实不相瞒！在座的各位，都是一等一的幸运人士！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抓住了机会。众所周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我从各位的眼神中已经得知，你们已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我们的机会，真可谓是前所未有！上世纪八十年代靠经商，我们已经错过了，如今九十年代，气象已变，我们要靠什么呢？”“老师”的眼神充满鼓励地刷过人群，然而大家只是呆呆地回望着他。“不知道没关系，我来告诉大家！”“老师”捏了捏嗓子，发出高亢的声音，“现在靠的是产品，靠的是人脉，靠的是你的亲朋，和你的好友，各位请一定要转变这个观念……”父亲听到这里，开始警觉起来，急忙朝母亲使了个眼色，但母亲没能意会。“各位请仔细听，”“老师”提高了音量，父亲只能咽回嘴边的话，“我刚说的还不是重点，我说过各位都是一等一的幸运。而幸运不在别处，幸运恰好就在这里——”他侧过身，抬起手臂欢迎，墙边俩人合力抱来一个纸箱，“老师”深情地靠在纸箱上，轻轻地抚摸着，好像里面藏着易碎的宝贝。箱子打开后，一个白色的仪器映入眼帘，大家都伸长了脖子观望。“好奇这是什么吗？”“老师”脸上露出了坏笑，“同志们，仔细看，仔细瞧，这就是未来，这就是机会，这就是健康！”原来那神秘的机器是个脚部按摩仪，“老师”大方地邀请听众上前体验，第一个被拽上去的人无比谨慎地将脚伸进去，将信将疑地闭上眼睛，倾着身子仔细体会，忽然，从脚底传来一阵机器震动的声音，这个人嗷呜一声叫了出来，父亲和母亲也被这奇异的叫声引起了好奇。“啊——爽——啊——嗷呜呜——”“老师”欣喜若狂，调大了力度，那个人开始全身打颤，仿佛迎风飞舞的纸片一般。“好了好了，他已经舒服得不得了了。”接下来“老师”继续邀人体验，慢慢的，体验者变成被众人围观的领唱，每当其嗷呜一声，其余人也不自觉跟着嗷呜一声，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响亮，最后大厅里仿佛烟花齐鸣，仿佛千人打铁，其间不乏“老师”歌剧般的高声呼喊：“幸运的各位，这就是未来啊——”

　　时间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下午五点，父亲跟母亲都累极了，拖着身子去食堂领了盒饭，回到宿舍后母亲才想起回问他：“你之前看我是干什么？”父亲的盒饭还没打开，他的表情凝重了下来，说：“我看这个像传销。”“传销？那是什么？”父亲有些不耐烦，“就是让你拉各种人入伙，然后卖东西，他们要卖的就是那个按摩仪。”“那这个能挣钱吗？”“挣狗屁，骗人的玩意。”“你怎么知道不挣钱？”父亲顿了顿，质问母亲道：“你不是说做工程吗？怎么骗我来搞传销？”母亲听得一激灵，“我怎么骗你了？”父亲涨红了脸，多半是出于愤怒，还有一部分出于自己羞于承认的难为情。他告诉母亲，为了跟她出来搞所谓的工程，把车都卖掉了。母亲“啊”地一声，手中的筷子掉落在地。母亲无辜地解释道：“我也不知道啊，是亲戚告诉我的，可是咱家的车什么时候……”“别啰嗦了。”父亲厌恶地一挥手，把脑袋转向外边，嘟哝道：“没想到他妈的被你给骗了。”沉默中，母亲流下了委屈的泪水，“你说清楚，我怎么骗你了？”父亲轻蔑地哼了一声，说“咱走着瞧”。他翻出钱包，清点出母亲回家的路费，扔在床上，抱起我便决绝地往外走。“你要去哪？”母亲疑惑不解地看着父亲的背影，甚至没来得及起身挽留。父亲冷冷地说：“我先带着儿子回家，你在这爱咋办咋办。”被错怪的母亲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内心的不安随即化为耻辱——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都相信是自己搞砸了这一切，哪怕母亲后来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父亲只是害怕承担责任。日后他暴露出的种种恶习也让母亲最终离开了这个男人。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她仍对那件事怀有化不开的歉意，好像那是婚姻生活中所有不幸的开头。然而在当时，一种急于证明自己的渴望压过了对父亲的问责（自然也错失了使自己解脱的机会），既然我也被带了回去，母亲便决定留在此地，心想挣出钱来，证明父亲草率的苛责是个错误。

　　父亲带着我连夜往家赶，第二天，母亲的宿舍里分配来另一个二十出头的丫头，叫小琳。母亲试探得知，小琳也不知道传销是做什么的。“我远房亲戚说这里有工程，虽然没看到，但感觉这里也不错。”小琳新奇地打量着周围说道。然后一直等到第七天，“老师”才结束没头没脑的培训。这时，他开始露出真面目，让大家先垫钱购买按摩仪。有些人一次性买了两百多台，如果真的像“老师”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两百台按摩仪将为他带来近十万元收益。当母亲被问到要买多少台时，她只是略显迟钝地摇了摇头，“老师”说：“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你面前，难道不想抓住吗？”母亲听了还是摇摇头。“老师”有些气急败坏道：“你不要浪费这份幸运，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的，你知道吗？”母亲眼巴巴地望着“老师”，终于开了口：“可……可是我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不可能吧？”“真的没有。”“那你怎么来的？”“老师”挽起衣袖，摆出势必要拆穿母亲谎言的架势。“我丈夫带我过来的。”“他人呢？”“已经走了……”“走了？”“走了。”“不管你了？”“老师”的音调逐句升高。“不管我了。”“妈的，怎么会有这种人。”他难以置信道。“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母亲小声问。“老师”把母亲带到大厅外面，斥责她道：“没钱你还想怎么办？想在这蹭吃蹭喝？”母亲故作迷惑地注视着他，“老师”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意识到无论怎样母亲也开不了窍，“算了算了，早点收拾东西滚蛋。”接着他咒道：“我看你也没有发财的命。”母亲转身小跑回宿舍，等小琳也回来时，母亲问她：“你买了多少按摩仪？”“二十多台呢！我只带了这么多钱，不过我准备明天叫家里再汇点钱过来。”小琳轻快的语气像被春风熨过似的，她脑袋一摇一摆地，仿佛面前已经堆满了钞票。“先把这二十台卖出去再说吧，”母亲劝道，“还有，我过几天就回去了。你自己在这边，千万多留个心眼。”小琳虽然诧异，但也没阻拦，仍然享受着做发财的美梦。

　　到了夜深的时候，她们的门突然被敲响，母亲惊醒过来，警觉地问：“是谁？”门没有反锁，被慢慢推开，吱吱呀呀地，母亲顿时寒毛直竖。混沌不清的黑暗中，进来一个男人的身影，他倚在门口，发出不怀好意的轻笑声：“小姑娘，一起弄一弄吗？”母亲跳起身将他一把推出去，小琳这时迷迷糊糊地醒来，母亲用力抵着门，跟小琳一起把床挪到门背后堵上，两个人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面面相觑，她们不知所措地靠床坐着，直到天亮。经过那个恐怖无眠的夜晚，母亲第二天一早便匆匆踏上了回家的路。

三

母亲回来时，大伯已给父亲安排了工作，让他负责州境内校园一卡通的售后。父亲用之前卖车剩下的钱又买了辆五菱之光，带着另一个技术员叔叔，开始在各个乡县往返。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在开学前把新卡送到学校，学期结束去换旧卡，来来往往中顺便请校长吃顿饭。父亲是喜欢请人吃饭这种场合的，与人大声地招呼让他感到很有面子。我曾陪父亲去一些学校，他每次都表现得宾至如归。父亲这份工作并不忙，平时只需要每隔一个多月去维护维护系统就行，所以空闲时候，父亲能连续几个星期都待在家里。母亲回家那天，父亲依然毫不在意，他没有重修旧好的意愿，甚至连愤怒也没有，好像方才门只是被风吹开，然后又关上了。他卧在沙发里，一动不动地看着电视。母亲疲惫地把包拎回卧室，问到父亲：“儿子呢？”父亲不答，母亲沉默了一会儿，拖着身子去洗漱了，走回客厅时，她又问：“儿子呢？”父亲张开嘴，由于半天没说话，他不由得清了清嗓子：“在……咳咳……在爸那边。”父亲经营出的冷漠不攻自破，母亲颇怜悯地看着她眼前的男人——他大概是无所事事很久了。

　　其实父亲并非像她所想的那样，在用消极的姿态表明自己认识到了错误，母亲的怜悯更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但父亲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他不必再束缚在家里，他经常约朋友们打牌，从他们下班打到深夜，赢钱最多的人最后请大家吃顿夜宵。父亲像一个齿轮，嵌进了让他舒适无比的系统中，心无旁骛地转了起来。这样的赌博在短期内并不会白白输掉太多钱，母亲于是也不以为然，只当是兄弟间无伤大雅的消遣活动。后来母亲去了烟厂，车间机器噪声极大，因此落下听力不好的毛病。记忆中母亲经常半夜回家，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做三班倒。不规律的作息让母亲脸上生出越来越浓的雀斑，有一天，父亲在吃饭时无意间将目光停留在母亲的脸颊，愣了三秒，但还是把疑问咽了回去。母亲曾向我埋怨，说当时车间里其他女工下了夜班，都有老公去接，只有父亲在家睡觉，哪怕第二天无事可做。有一次她回家路上，碰见了几个醉了酒的人，骑着摩托车，不停地对她吹口哨。那段时间，新闻里经常播飞车党劫人财物，最为恶劣的一起是一个女人的金耳环被摘了去，她甚至没来得及反应，耳垂已经整个被撕烂了。母亲捂紧包，低头加快了脚步，那伙人便猛冲上前，挥舞着脱掉的上衣，不一会儿又慢悠悠地转回来。回家的路那晚格外漫长，好在小混混们并没有对母亲做什么，当她回到家，不禁打起了寒颤，感觉抖落一地的都是他们不干不净的眼神。

　　母亲独自克服着走夜路的恐惧，父亲却始终无动于衷。渐渐地，他打牌开始上瘾，朋友的家人也都起了怨气，限制她们的老公出来跟父亲打牌，因此尽管父亲仍然隔三差五地做动员，朋友们却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辞。父亲有些恼怒，说他们不够意思，便自己去了赌场。赌场打牌底数大得多，输得厉害时，一天能出去两千。父亲常去家附近的凤南赌场，连输的那段日子，赌场老板娘远远看见他便热情地打招呼，不认识他的人也都眯眯地笑着——“又来散财啦！”他们心里喜道。父亲打牌心态急躁，面子也端不住，越输越想回本，偶尔也会赢个小几百，但相较起输掉的，已是越来越难以弥补。一天下午，当父亲再次准备进入赌场时，他却被老板娘拦在了门外。“公子哥，先把欠的银子还上呗？”父亲一惊，转而才想起前几日输光了本钱，人正在赌兴上，便找赌场借了钱，父亲那天手气始终差一点点，每次都在回本的边缘，他赌红了眼，不知不觉已经借了五千，然而那些钱如同纸灰一样，轻易地被风刮走了，父亲还想再借，却发现已经是深夜，老板娘笑盈盈地让父亲打了欠条，让他回去休息。父亲飘回了家，睡了两天，醒来已忘了这事。此时父亲在赌场门口，有些难为情地退了几步，说：“我现在钱不够，下次再来还。”“没关系，我知道你家住哪，还有一个星期，你跑不掉的。”老板娘嘻嘻一笑，眼睛里射出一道冷光，父亲后背汗毛倒竖，匆匆离开了。“上哪去找这么多钱呢？”父亲犯了难，愁了一整天后，他狠下心来：“实在不行，就让家里还吧！”父亲两眼一闭，释然地睡去了。第二天，二姑夫找到父亲，说二姑之前做心脏手术的钱还没拿去州里报销，寄邮政他不放心，怕丢了，于是找到家中唯一会开车的父亲，拜托他跑一趟。父亲拿着报销单，看到金额有八千块，立马就答应了。钱在第三天就报了下来，父亲第一时间神气地来到赌场，把装钱的信封往老板娘面前一拍——“两清！”“老板上哪发的财啊？”“不关你的事，搞张桌子来！”那天，父亲又输了几百，但无论怎样，他的心情是畅快的。后来二姑夫隔天催一次父亲，他都给搪塞回去了，说还没报下来，再等等。“等到什么时候呢？”二姑夫难免生疑，后来自己去查个究竟，才发现钱早被父亲拿了去。他知道要不回来，只能悔恨自己当初相信了父亲。那次之后，他再没跟父亲说过话，而父亲拿着自己姐姐报销的钱去赌博一事，也让家里人对他数落不停，“怎么一点名堂都没有！都是给你惯的！也不想想要是你妈知道了会怎么样……”爷爷捶着胸口骂道。父亲想起奶奶，再找不到地方埋藏愧疚之情，心里一酸，沉默地哭了。

　　可消停了不到一周，父亲还是又去了赌场，他想把报销的钱赢回来，扳回点颜面，他找到母亲，说要拿一千块钱。此时母亲并不知道父亲拿走了手术报销的钱一事，便问他拿钱干什么，父亲失去了耐心，连说有急事，“快点，明天就还你。”母亲隐约察觉到了什么，但也没追问，只是叮嘱道：“别拿去打牌了。”父亲赶到凤南赌场，无视老板娘和熟人的招呼，直接找座上桌，他有预感，今天手气一定非比往昔。果不其然，几番牌局下来，父亲赢了六百多，结束的时候，他拍拍口袋，满意地离开了。月光照着回家的路，父亲心想，照这样发展，发财已是指日可待。到了第二天，母亲问父亲钱去哪里了，父亲瘫睡在床上，模模糊糊地回答说借给朋友了。“你老实说，是不是打牌去了？”母亲质问道。父亲沉默不应。母亲上前推搡父亲，“你给我说！你给我说！”父亲不胜其烦，把胳膊用力一甩，打在母亲肩膀上。时间静止了。母亲强咽了口水，在眼里的泪水即将夺眶而出的一瞬间，她迅速将其擦掉。母亲拍了拍肩膀，起身离开了卧室，她自言自语道：“好，瞒着我去赌博，给我等着，给我等着……”父亲把头一扭，继续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中。

　　为了搞清楚父亲到底去了哪里，母亲特意请了两天假。她佯装出门，在楼底拐角处候着，果不其然，父亲不久也出了门。她跟随着父亲来到离家不远处的一栋自修房，父亲脚步轻快，掀开门帘蹦了进去，母亲在外面听见房子里传来女人打招呼的声音。母亲强忍着怒气，在门外没等几分钟，便冲了进去。房间里乌烟瘴气，挤满了麻将桌，她定了定神，挨桌搜寻着父亲的身影，终于在角落发现了他。父亲此刻正全神贯注地祈求到手的是一张好牌，还没等牌翻过来，他已先用手指读出来了——“完蛋！怎么来了个九万！”父亲把牌气愤地扔出去。“我就知道你在打牌，还不承认！”母亲的叫喊声从他身后传来，吓了他一跳。父亲转过头，发现是母亲，顿时恼怒道：“我就是打牌了，又怎么样？”“上次给你的钱是不是也输了？”“牌桌上你怎么能提 ‘输’ 字呢？！嗐！”父亲又气愤又慌张，他今天本打算延续之前的势头，可这一切被母亲给毁了。周围人都没有作声。母亲继续厉声问父亲：“告诉我你一共输了多少？”父亲叫嚷着想把母亲支开：“回去！回去！”母亲抓起父亲的衣服，说：“你跟我一块回去！”父亲挣不脱，拿起桌上的手机朝地上砸个稀碎，他火气冲冲地瞪着母亲，整个身子因喘粗气而剧烈起伏。母亲愣住了，整个赌场也陷入死寂，同桌的人劝父亲：“今天就算了，早点回去，改天再打。”老板娘也拼命打着圆场：“回去吧回去吧，夫妻感情最重要。”父亲甩开母亲，大步跨出了赌场，打牌声从周围渐渐恢复，母亲这才回过神，拖着步子慢慢朝家走去。父亲果然不在家，母亲便转身去了爷爷那。

　　母亲一见到我，眼泪就绷不住了，她蹲下来用力地抱住我。爷爷忙问发生什么事了。母亲一边抹泪一边说：“爸，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怎么了？”爷爷急切问道。母亲便将父亲找她拿钱打牌的事告诉了爷爷。“我们这个家，本来挣得就不算多，他倒好，一输输一千，我都不知道他到底输了多少进去。”爷爷嘴里不停地骂着父亲，我又听到了“孽子”这个词。爷爷脸色很苦，像罩着一层浓厚的阴云，他从卧室里拿出两千块钱，递给母亲，劝她先请假回娘家一阵，父亲的事，他去解决。

　　于是我被母亲带回跟姥姥一起住了。姥爷已经去世，母亲上了山，跪在姥爷坟前哭：“你以前说他不是个老实人，我不相信，爸，现在我跟孩子该怎么办啊……”母亲哭到最后眼泪都不剩，只有悠悠的哭声。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和我过得还算平和，白天我们一起帮姥姥拾柴、施肥、喂猪，天气晴好就爬爬山。自母亲去烟厂上班起，我已经有很久没跟母亲朝夕相处过了。姥姥除了乏力的安慰，并不能给予更多，每当夜里，母亲想起这个家，或者想起父亲时，还是会无声地掉几滴眼泪。过了半个月，爷爷过来找我们，他拎了两盒奶粉和水果。他先是给姥姥不停地道歉，说儿子没管好，他也有很大的责任。姥姥只是“嗯嗯”地回应着，爷爷转身对母亲说，父亲的事他已经处理好了，希望母亲能带我一块回去。母亲低着头问道：“他保证不再赌了么？”“那是当然，他保证过了。”“可保证又有什么用？”母亲哀伤道，用衣袖擦着泪。爷爷慌了神，继续劝道：“考虑考虑孩子吧，他还这么小……”说完他摸了摸我的头，对我挤出笑容。我被爷爷逗笑了，他接着对我说：“走，咱们叫妈妈一起回家好不好？”我想了想，虽然我很喜欢姥姥家，也新结交了一些小伙伴，但是，“回自己家”听起来也没什么坏处，况且家里还有这边少见的糖，我于是扯了扯母亲的手，表示接受爷爷的提议。母亲看着我，我当时很难读懂她眼神里的情绪，只是隐隐约约觉得母亲并不是很高兴。后来母亲告诉我，那一刻她在十分用力地做决定，她清楚，一旦带我回了家，从此她再也不能为自己考虑，因为只有当我是所有的意义所在时，她才能被赋予足够的勇气。“我们回去吧。”母亲抱起我，跟姥姥淡淡地告了别。

　　大伯把父亲的工资移交给母亲保管，他严肃地警告父亲，要是还打牌，父亲就别想再保住工作。父亲终于服了软，不再去赌场，不用下乡的时候，就躺在家里睡觉，醒来去买十几注彩票。母亲每周给父亲两百块烟酒钱，为了及时察觉到父亲是否有再赌的苗头，母亲每晚都会掏父亲的衣服裤子口袋，检查他用了多少钱，父亲每次都表现出极不情愿的样子。有天晚上父亲喝多了酒，早早地回来躺在了床上，母亲照例去掏裤子里的荷包，摸索中，皮带发出金属碰撞的声响，“翻什么口袋，一天到晚只知道翻翻翻。”原来此时父亲并未睡着，他对母亲大声吼道，酒气顺着他的声音扑来，恶臭无比。“翻你口袋怎么了？我要不管钱，这个家迟早让你给败了。”母亲理直气壮地回道。父亲忽地坐起，把裤子从母亲手中夺过来，顺势扔到床脚。“去去去！别在我这翻来翻去的，管好你自己！”母亲被父亲突如其来的训斥吓得不轻，但她还是努力保持了镇定，扭头离开了卧室。从那天起，母亲每晚就先等父亲熟睡再检查口袋，翻的动作也明显轻了很多。

　　父亲除了睡觉，就是闷在家里看电视。一个周五的晚上，母亲洗完碗，想看 《同一首歌》，而父亲正在看足球比赛，母亲一边擦手上的水，一边走向茶几，她直接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台换到了综艺频道。她若无其事地补充了一句：“节目已经开始了。”按往常，我们都会一起看这个节目，父亲若非表现出极大兴趣，也不会像那晚一样冷冰冰地板着脸。后来我一直在思考，父亲那晚为什么会在沉默中突然爆发，也许母亲对这个家近乎严格的管理让他喘不过气来，也许喘不过气的父亲失去了我行我素的尊严，但渐渐地我明白，一向自由散漫的父亲其实从未真正为家庭生活的到来做好准备。即使在父亲和母亲分道扬镳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仍会控诉母亲的管教“不近人情”。然而十多年过去，当俩人的命运来到了截然不同的境地，这时落魄的父亲才开始选择回避，按母亲的话说，父亲这是不愿直视自己过得不如母亲的事实，父亲虽然直到五十多岁时依然没有承认这一点，但他心里却不止一次地幻想过，我们三个如果还在一起会是什么场景，当然这是后话。回到当时，母亲刚换了频道，父亲便抢回遥控器，用力地按了回去。母亲问：“你干嘛不做声就换台？”就又把遥控器夺回去，还没来得及换台，父亲就抓起茶几上的冬枣，狠狠朝母亲身上砸去，母亲“嗷”地一声，冬枣接连滚落在地，父亲的眼神凶恶得像要吃人。母亲也早有预料似的，迅速抓起一把枣扔向父亲，他挥手一挡，抓住了一个，又迅速砸到母亲的头上。两个人一拍而起，厮打在一块。父亲抓起母亲的头发，把她脑袋当成罐子使劲地摇。“你个杂种！”母亲歇斯底里地骂着，用指甲在父亲脸上抠出密密麻麻的血印。我听见母亲的叫骂，仿佛受到了号令，便拿起电视机旁的一截电线，那本是用来打我手心的。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慌乱地哭了，握着电线在父亲身上无力地打来打去，“别打了……别打了……”我细弱的声音淹没在他们的打骂声中。不一会儿，他们惊动了对门的冉叔叔，他赶来敲我们家门，我没空理会，担心没有我的帮助，母亲会打不过父亲。父亲停止了摇的动作，换成拍打，我听见母亲头顶不断发出沉闷的声响，我想我跟母亲已经失去了胜算，便急着去开门。冉叔叔闯进屋里，把父亲和母亲扯开，失去支撑的母亲重重地蹲坐在地，冉叔叔把父亲按到沙发上，再去把母亲架起来，跟王阿姨一起把她抬到他们家。母亲无力地缩在沙发上，脸藏在凌乱而稀薄的头发后面，我不停地为母亲擦拭泪水，她的脸和泪都是滚烫的。我仔细回想着刚刚是否漏掉了一些能打败父亲的招术。母亲一边哭着，一边紧紧地抱着我，她整个人都哭得潮了。那晚母亲睡得一声不响，第二天起床之后，母亲就没再张开过嘴，整整一个月，她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一度以为父亲把母亲打坏了。

四

那段时间里，刚好碰上烟厂改制，如果选择继续留岗，母亲将会前往北边的利川市，跟家里相隔三个小时车程，工资虽会高不少，但母亲想想还是放弃了。为了留在我身边，母亲换了工作，去一家超市，她下班回家做完饭后就去外面学习打字。在培训班里，母亲学得最快，也最认真，总是留到很晚，快十点才回家。记忆中母亲每晚睡前还会就着床头昏黄的灯光，用塑料板模拟的键盘巩固记忆词根。结业考核的时候，母亲兴奋地告诉我她拿了满分，那天她像只活泼的小鸟，母亲说她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学习带来的成就感了。

　　而我的父亲，总在更深的凌晨醉醺醺地回家。他跟我们分了房间，半夜我总能听见他重重的关门声，他会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再消失不见。父亲几乎每天都在喝酒，跟他一起的还有胡阿姨。胡阿姨是我们县一个中学的充卡处员工，平时和父亲有工作往来，我母亲也认识。她有自己的家庭，孩子比我小五岁。胡阿姨的老公是个出租车司机，老实、沉稳、不思进取，希望跟老婆孩子过上那种一眼望得到头的平凡日子，但胡阿姨却对眼前沉闷的家庭生活感到无比厌倦。她听父亲倒完苦水，尤其当他讲起年轻时仗着爷爷在教育局工作而在学校里兴风作浪的事迹，便看出了父亲跟她一样，拥有浪漫且自由的灵魂，不像她的丈夫似地只图安定。相信父亲跟她是同一类人，是不甘被日子束缚住的、更加生动的人，她也成功地让父亲发现了这一点。“我最讨厌管别人，也讨厌被人管。”胡阿姨的这句话像虫子一样在父亲心里钻来钻去，母亲翻他荷包的场景再次浮现，爷爷和大伯的责备像潮水一般拍打过来，父亲窒息了。此时他忽然看见一条绳索，他顾不了那么多，下意识地抓住它，等浮出了水面，父亲看见递出绳索的是胡阿姨，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宽慰和轻松。那之后，他便经常跟胡阿姨一起，父亲意识到，自己体内暗淡下去了的火苗正在重新燃烧。当胡阿姨躺在父亲怀中问他接下来的打算时，父亲内心充满坚定，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离婚。”他一想到跟胡阿姨在一起的自在生活，就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让他浑身不自在的家了。

　　接着，父亲找到母亲，他说得很直白，说他要去追求爱情了。母亲倒显得很平静，仿佛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事实上，母亲从未察觉过父亲的不端，在他不见踪影的一个多月里，母亲逐渐意识到，父亲对这个家而言并非那样不可或缺。她没有问对方是谁，也没有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更没有歇斯底里地质问和争吵，母亲只是淡淡地问父亲：“那么，孩子该怎么办？”我还记得上次爷爷接我跟母亲回家时说过，我还很小，所以我想父亲应该不能抛下我不管。父亲也被母亲当时冷静的回应镇住了，他本想让母亲明白，正是因为她的管控，他们的婚姻才走向了失败，他想让母亲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并无情地剥夺她悔过的机会。面对波澜不惊的母亲，父亲也便淡淡地回了句：“他有自己的命。”母亲皱紧了眉头，难以置信地望着父亲，质问他刚刚说了什么。“听不懂吗？我说他以后是什么样子，有他自己的命。”父亲的眼神依然坚定，看着母亲的情绪明显变得激动，父亲获得了一丝满足。可母亲接下去没有再说什么，甚至比刚开始更为平静，她轻轻地一笑，这时她终于看清，这个家并不是不需要父亲，而是根本容不下父亲，只要他还存在家中，无论是谁都不会获得幸福。

　　当时我还不理解什么叫命，心想如果父亲能说得更通俗一点就好了，比如“这个孩子我不管了”之类的。后来我回忆过去，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参与度近乎微弱，但在某一段很关键的时间里，他对我产生过极深的影响。那时我即将迎来小学毕业，父亲有天忽然对我说道：“你要争气。”父亲身上带着很浓的白酒味，我几乎被熏晕过去，他还语焉不详地讲了其他很多话，一边说着一边吐着酒气，但只有“争气”两字在我脑海里扎了根。我感到忽然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使命，这让我无比亢奋。我忍住双手的颤抖，把“争气”认真地画在卡片上，贴在书桌前一抬头就能看见的位置。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为这两个字战胜了许多懒惰，也忍受了不少屈辱。现在想想，所有一切竟是为了一个跟我“不甚相干”的人——从父亲的角度来说，离家前的那些话也表明他并不想我跟他有太多干系——我感到十分愚蠢和羞耻，认为我轻易地受了父亲的骗，同时更替母亲感到不公：父亲是没有任何的权力和资本能让他对母亲说出那种话来的，他不过是利用了一个母亲无论如何都不会丢下自己孩子的决心。只要天平的这一端永远沉重，他便能在另一端无所顾忌地保持轻盈。

　　可是，母亲怎么也没想到，父亲竟会把我带出去跟胡阿姨一起吃饭。那次父亲对我说，有个阿姨很喜欢我，想请客带我去吃麻鸭。我满心欢喜地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见胡阿姨，觉得她很年轻，下巴尖尖的，有些秀气。跟母亲不一样，胡阿姨涂了很浓的口红。胡阿姨笑盈盈地把鸭腿都夹给了我，因此我对她并没有什么坏印象。我回去后母亲问除了父亲还有谁，我说还有一个阿姨，母亲忽然变得大声，警觉地问我阿姨长什么样，我努力回忆着，向她描述了一遍，不理解母亲为何反应这么大。母亲随即给父亲打去了电话：“你什么意思？”母亲质问道。“什么什么意思？”电话那头传来父亲冷漠的声音。“还好意思问？你们吃饭就吃饭，把儿子带去一块做什么？”父亲无言。“真是搞邪了！你们以后要再敢扯上儿子，我就……”父亲匆匆挂断了电话，母亲再次骂道：“真是搞邪了！”然后把手机狠狠扔向沙发。母亲捧着我的脑袋，严厉地说：“你记住那个阿姨了，下次再叫你去，你一定不能去，知道了吗？”我当时仍不知道自己或者胡阿姨做错了什么，不过胡阿姨再也没请我吃过麻鸭。

　　有一天，母亲突然送给了我一部滑盖手机，是金色的三星，母亲没有说其他的话，只是交代别让父亲看见。我也不清楚是什么让我值得这个“奖励”，因此拿在手里横竖感到别扭，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总觉得这是部女式手机。但我还是没有问母亲从哪里弄来的，毕竟这比我的小灵通好看得多，而且还能放音乐，我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班里手机最高级的学生。直到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被一阵混乱猛烈的拍门声惊醒，外面的人粗暴地呼喊着父亲的名字，母亲去开了门，我从床上下来，站在母亲背后发抖。三个男人闯了进来，以前家里来客人母亲总会督促他们戴鞋套，这三个人就这么直冲进家，我特别想提醒母亲关于鞋套的事，可母亲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看着他们，仿佛他们才是主人。“你老公人呢？”带头的男人率先问道。“鬼才知道。”母亲的平静令三个男人感到焦躁，他们环视一眼客厅，走了进去，依次坐上沙发。带头的又说：“那我们就在这等。”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说让父亲赶紧回来，最后他又补充道：“他是逃不掉的。”过了一个多小时，父亲回来了，他进门的犹疑与其说是对未知危险的提防，更像是出于对周围环境感到陌生。父亲来到客厅，正准备找一个凳子坐下时，带头的男人从沙发上跃起，冲到父亲跟前，抓起他的衣领，母亲大喊道：“你干什么！干什么？”男人扭头凶了母亲一眼，又转向父亲：“你老婆打我老婆，那我就来打她老公！”另外两个人应声而起，围住了父亲。父亲的眼神从人头的缝隙中钻了出来，我看到了忍耐和愤怒，也看到了无奈和坚定，唯独没有看到悔意。他们在父亲身上推来搡去，试图激起他的斗志，可父亲却像头生了病的狮子，带头的男人用拳头敲了敲父亲的脑袋，父亲被压低了头，他又一个巴掌把头打了回来。他个头和巴掌都很大，父亲的脸在他手里像个玩具。他威胁道：“再有下次，连你们两个一起收拾。”母亲在一边不敢做声，被吓出了眼泪，我更是全身止不住地颤抖。三个男人静静站着，似乎在享受自己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紧张氛围。带头男人临走前用手指了指父亲和母亲，让他们记住今晚发生的事，然后带着得意的背影离开了。父亲终于坐了下来，把头埋进手中，沉重的呼吸声从指间传出；母亲擦干了泪，进了卧室，把门反锁上。父亲没坐多久，也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家。

　　原来母亲前段日子在街上碰到了胡阿姨，她二话没说，走上前就给胡阿姨一记耳光，胡阿姨都没来得及合上惊讶的嘴巴，母亲又将她手里的手机抢了过来。母亲质问道：“谁给你买的？”胡阿姨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何事，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怒气逼人的女人，反问道：“关你什么事？”母亲继续问是不是父亲给她买的，因为按照她的工资水平，还远买不起这种新款式。胡阿姨啐了一口，承认了，她说：“就是你老公给我买的，你想怎么样？”她正伸手准备夺回手机，母亲猛地抬起手，眼见另一个巴掌即将甩在胡阿姨头上时，被路过的熟人拦住了。那个人听到胡阿姨之前说的话，大概明白了情况，把母亲手按住的同时，他朝胡阿姨露出凶狠的表情，说道：“趁自己还没被打死就快点走。”胡阿姨嘴硬道：“你们想干什么？两个欺负一个是吧，来啊！冲我来啊！”熟人见状一把捏住胡阿姨的手腕，她像忽然被抽干了力气，委下身去，发出痛苦的呻吟。母亲被护走了，隐隐约约还能听见远处传来胡阿姨的啜泣。

　　一个星期后，我在茶几上看见了他们的离婚协议书。

五

爷爷突然病重了，我去医院看望过他。爷爷的眼眶变成了碗口，里面是一个深坑，眼珠子在碗底吃力地移动着。他稍一张嘴，整张脸皮便像是要剥落一般——爷爷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我走近爷爷身边，他茫然地望着我，又望向二姑，问：“这是谁呀？”他的气息已经很微弱了。二姑眼中闪着泪花，说：“这是你的孙子呀。”爷爷露出极为惊慌的表情：“这是我孙子？我连我孙子都认不出来了？”他想抬起手却不具备力气，又无辜又着急地打量着我，最后不得不绝望地接受现实。他悔恨地叹着气，好像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许辨认我花光了他所有的体力，没过一会儿，爷爷就睡着了。又过去半天，他才慢慢睁开眼睛，虚弱的声音在空气里飘忽不定，他说道：“我还有一些话要讲。”亲戚们围着病床，都不敢哭出声。爷爷继续说：“老四，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这么大了还没成家。”四姑紧紧攥着爷爷的手，哭着说：“你放心，爸，你不用担心，都怪我……”她哽咽地说不出话来。爷爷又转向父亲和母亲，他一遍遍地念着他们的名字，说一定不要离婚，孩子还这么小，又这么听话，一定不要离婚。母亲含泪点头，泪水浸湿了下巴。父亲迟疑了一会儿，告诉爷爷：“爸，你放心，我会听从交代的。”爷爷放松地长舒一口气，轻轻地说：“我累了，我先休息一会儿。”他缓慢地闭上了眼睛，再没醒过来。

　　之前父亲带着我们去爷爷家吃饭时，爷爷都会出门给父亲买几罐啤酒，他认为自从奶奶去世以后，是自己没有教导好父亲，才导致他变得爱混，总之他一直对父亲心存亏欠。自那以后，爷爷也试图在各种细节上作出补偿，对我们归家给予的照顾也最多。但父亲似乎并不领情，我明明记得他诚恳地答应过爷爷生前最后的请求，但爷爷去世后的第二个星期，他就跟母亲离了婚。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对父亲追求胡阿姨这件事本身缺乏道德层面的批判，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万恶不赦的罪孽。我回忆起之前的恨意，究其根源发现，有一半是伴随着母亲而生的，无论她曾经多么清楚地认识到父亲的顽劣，也无论她日后多么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勇敢和伟大，她的人生轨迹总归是被动地发生了改变；另一半是由于，在我并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我对胡阿姨的第一印象还不算坏，甚至不得不承认，她比母亲更年轻也更漂亮，我之所以对父亲抱有隐秘的、不可告人的理解，也正是因为我其实对胡阿姨也怀有好感，这份难以启齿的感情日后逐渐化为梦魇，在夜里不断现身，侵蚀着我的羞耻心——感觉我也背叛了母亲。但是，父亲竟然如此迅速地违背了对爷爷在世时最后的承诺，我对此感到彻头彻尾的愤怒。我想，一个人即使撒谎成性，也大可不必敷衍自己即将西去的父亲，我因此曾诅咒他的良心永不得安宁。

　　分家的时候，父亲什么都没带走，连冬天的厚衣服都没拿，母亲倒也没有扔掉，如今它们还整整齐齐地叠在旧房子的衣柜里。有一天，我跟母亲一起散步，她把我带到一个陌生的楼里，楼道黑黢黢的，阴森可怖，我攥紧了她的手。母亲牵着我上到顶楼，木制的房门虚掩着，母亲轻轻推开，狭窄逼仄的房间里，床上一副半裸的身子映入眼帘，我看了好久才认出那是父亲。他比原来胖了不少，母亲说那不是胖，是发肿。自从父亲搬出来住，他跟胡阿姨没少吵过架，多是跟钱有关，胡阿姨没有料到父亲竟会选择净身出户，父亲相信两个人只要拥有自由与爱便足够。很显然，他忽略掉了很重要的一件事：金钱同感情不一样，它易耗得多，不善理财的两个人日子越过越窘迫，胡阿姨有时吵到气头上，甚至会拿皮带抽父亲。我暗自拿父亲和母亲的那次争斗作比较，确认胡阿姨比父亲更残忍。我安静地寻找着屋内的细节：还剩半碗汤的泡面碗、乱堆的纸箱、又薄又脏的窗帘、看上去不怎么舒服的床……我没能看更仔细，母亲转身领我下楼，我们走得很小心，外面的灯光浑浊地洒过来，我看见她眼角里有粼粼的泪光。

　　母亲究竟是从何处得知父亲近况的？我并不知晓，但我清楚的一点是，母亲做的许多事都是父亲所不知道的。在父亲第二个儿子出生时，由于早产了三个月，心脏发育得很不好，躺在保温箱里，每天打针需要花三千多块。他和胡阿姨变卖了一些家当，硬撑了一段时间，后来实在没办法，开始四处借钱。得知消息的母亲立即拿出两万，托颜伯伯把钱给了父亲，并强调一定不能让父亲知道。颜伯伯家跟我们是世交，当初父亲刚和胡阿姨好上的时候，他跟颜伯伯一起去喝酒，向他坦白了婚外情，那晚，父亲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颜伯伯把母亲叫了过去，对埋头不起的父亲说：“今天当着你老婆的面，把那件事交代清楚。该断就得断，这么大的人了还拎不清轻重。”父亲一声不吭，母亲就这么凝视着眼前石头一般的男人，搞不清他到底是真醉还是装睡。后来父亲被他们一起抬了回来，母亲把他拖进厕所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我从没见过瘫成软泥的父亲，便上前好奇地踢了踢他，母亲制止了我，说那样父亲容易吐。

　　我对父亲的小儿子十分排斥。高中毕业回家后，有天母亲在拖地时突然问我道：“你有个弟弟，你知道吗？”我疑惑地望向母亲的肚子，难以置信地打量了一番，以为弟弟在她身体里。“不会吧？”我难以置信道。“是真的，你爸又生了个儿子。”我的脑袋嗡地一下胀了起来，我问他有多大了，母亲说不到两岁。我试图想象他的长相和个头，无论如何都令我感到厌恶，因为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父亲的血液同时流淌在我们体内。我不敢想象，是否出于对血缘的占有欲，我曾冷冷地发誓：别让我碰见他，不然亲手把他掐死。但后来我还是见到了他，那次在小爷爷家团年，当时我已经知道母亲支援给了他医药费，看着他活蹦乱跳的样子，我忽然看见了母亲在弟弟身上留下的印记，尽管是以我完全想不到的方式，但那一刻我心软了下来，我愿意接受他身上与母亲有关的那部分，因此我并没能兑现当初的誓言。父亲带着他出现，姑姑们跟他很熟，一时间我感到恍惚，仿佛我才是不为所知的那一个。小儿子长得很像胡阿姨，我想要是他能长得多像父亲一些，兴许我对他的态度会有更大的改观。他第一次见到我时，害羞地腆着脸，父亲轻轻地推他过来，说那是哥哥，他便一下扑到我身旁，我不想做出任何反应，更没有认这个弟弟，他竭尽全力向我表示亲昵，脸红得像个小姑娘，我却一直冷着脸。父亲见我并不接纳他，就把他拉了回去，说：“好了好了，别打扰哥哥。”之后每次见面，在他短暂地表达对我的亲近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后，父亲都会这么说。

　　不止一次地，人们向我谈论过父亲的小儿子，更有甚者，会把我们的名字弄混，若不是因为母亲，我想我定能做出跟所有接纳他的人决裂这种事，虽然我也晓得“孩子是无辜的”这样挂在嘴边的道理，但母亲真正让我理解了它。后来的我常常感慨，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上，无数奔波忙碌、追逐名利的风景，都跟尘土散去一般虚无，这总让我感到无比的悲凉，可是辛苦扎根在土地之上的人，他们之间超越世俗名号的温情，以及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最本质的慈悲，又使我忍不住地落下泪来。

六

尽管我成功地把弟弟这一新角色安置在了内心一个不会引起任何风吹草动的位置，可父亲在我心目中，终究还是死掉了。无论是我之于父亲，还是父亲之于我，这都是一个逐渐死亡的过程。刚开始，父亲会每月寄来生活费，我还听说，胡阿姨的大儿子成绩不好，也不听话，她和父亲都管教不来，父亲便经常拿我作比较，说我读书自觉，根本不用大人费心，这惹得大儿子和胡阿姨既郁闷又气愤。后来父亲的小儿子出生并长大，父亲寄的钱慢慢变少了，后来变成三个月一寄，有时候一拖半年过去了，再一拖，六七年也就这么过去了。初中毕业我便离家去了北京，一两个月里，父亲总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他不顾时间早晚，给我打来电话，明明是周末，他却问我：“今天在上课吗？”明明读了大学，他却问我：“在上晚自习吗？”他一遍一遍、一年一年地问着，我带着极大的耐心回答他，脑海中总会浮现起童年时他醉倒在厕所毫无力气的场景。父亲把问题抛出，仿佛例行公事一般，获得确认之后，都会低下声音去，忏悔似的说：“爸爸爱你，你要记住，无论什么时候，爸爸都爱你。”这时我连一声“嗯”都发不出来，我好奇父亲的心思到底经过了多少酒精的干扰，但当他像僧人念经似的在电话那头一直重复这句话的时刻，我眼眶湿润了。我想我是怜悯父亲的。

　　真正确认父亲死亡的时刻是在我堂哥的婚礼上。那天我远远地看到了父亲，虚化的背景中，父亲像一块烙铁，我不得不避开，以免内心被灼伤。随着人流，我们逐渐靠近，父亲眼神坚定地望着前方，我一直用余光试探，哪怕他有微小的转动，我想我都会迎上去。我应该叫他一声“爸”吗？脑海里传来父亲醉酒后那句“爸爸爱你”，对父亲的呼唤便从肚子里往上冒，卡在喉咙里一触即发。可是父亲却连头都不偏地从我身旁走了过去，我嘴里的那个字变成了生硬的石头。

　　其实在婚礼之前，我已经很久没见过父亲了。自孩子出生以后，胡阿姨就经常嫌弃父亲没用，挣不了什么钱。也许他自己也诧异，当初追求的自由爱情，为何会这么迅速地掉进现实生活的泥沼里。一气之下，父亲撇下胡阿姨和孩子，独自去往温州，投奔我四姑了。学校一卡通的生意，大伯交给了我母亲，她为此不得不去学会开车，哪怕不久前，她还是一个骑自行车都担惊受怕的人。母亲还学会了很多东西，维护系统，初级会计，她的学习能力并没有随时间凋零，又因为她刻苦，无论学什么都是集体里的佼佼者。

　　我为数不多去过温州的经历中，父亲都做着不同的工作。第一份工作是替四姑的护肤品公司负责发货。仓库是四姑早些年买的旧小区一楼的房子，父亲领我去过，窗外的樟树和桂花树把光线挡得严严实实，即使在白天，也需要开灯才看得清，客厅杂乱堆放着货箱，空啤酒瓶散乱一地，父亲工作的卧室里有一台老旧的电脑，订单夹在打印机里，像吐出的无力的舌头。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带我去看他那回，仍旧是落魄与寂寞，让人不忍心说些什么。家里没其他吃的，父亲给我煮了一碗面，加了老干妈、青菜叶和鸡蛋，我知道他已经尽力让清水面显得丰富了。先应付一顿，他说。下午他去菜场买了卤牛肉和虾，带到了四姑家。

　　四姑说父亲做饭水平高，但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吃到过他做的菜。父亲在厨房忙碌着，像个真的大厨那样，严肃地锁着眉头，时不时急躁地数落几声，锅碗瓢盆被弄得直响。热菜端上桌摆在我面前后，他又一改之前的严肃，开始别扭起来。父亲谨慎地问我：“味道怎么样？”我只回了句“还可以”。我对好吃的食物的评价向来都是“可以”，可父亲却漏了气，低声解释说这次的虾还不算好，他也责怪了辣椒，说温州的菜场居然没有二荆条卖，那个炒起来才香。我瞥了一眼父亲，他的眼神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压下去了。

　　我忽地想起，多年前的一个早上，因为已经迟到，父亲便开车送我上学，他把面包车从巷子里倒出来，撞到了一个打电话的男人，父亲恶狠狠地冲下车，朝那个人瞪了一眼，男人质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非但没有道歉，反倒打雷一般呛了回去：“你怎么回事？”男人哭笑不得，说：“不是你把我撞了吗？”父亲骂道：“谁让你站老子车后面，这么大的声音你他妈听不见是么？”男人完全没有料到父亲竟作此回应，眼见父亲气势汹汹地走来像要打架，男人拍拍衣服赶紧离开了。

　　“人都害怕恶人。”得知此事时，我哥说道。可眼前的父亲，与那时已经判若两人。让父亲产生变化的，除了与小儿子的分离，我四姑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四姑父从洛阳来，跟四姑都在温州打拼，两人谈恋爱时，都已三十多岁，四姑的婚事也是爷爷生前一直担心的，可惜他没能看到。他们的孩子涵涵出生后，四姑父请了保姆阿姨来照顾，但在父亲到来后不久，四姑父突然宣布要辞掉阿姨。他口中“出于各方面原因的综合考虑”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能得寸进尺地剥削我父亲。阿姨原先住的房间腾了出来，父亲虽不用再忍受一楼库房的潮湿阴暗，但也承担起了洗衣做饭的日常职责。四姑父每次应酬回家，便将袜子和鞋扔在门口，摇摇晃晃直奔卧室，把说书的电台声调到最大，房子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父亲等他的呼噜声响起，才默默把皮鞋摆正，袜子扔进洗衣机，也只有当四姑父不在家时，父亲才对四姑抱怨几句他的邋遢。

　　我想，那个时候我是同情父亲的。为了让这种同情有个出口，我曾专门虚构了一个故事，把父亲变成一个为专心创作小说而寄居在妹妹家与妹夫、外甥一起生活的艺术家。故事中的父亲仍旧为一家人做饭，他跟生活中的父亲一样，会在“男主人”面前畏手畏脚，哪怕被冷嘲热讽也不敢言重一句，只在背后骂几句，以解心结。巧的是，后来父亲竟然真如小说中那样，逃离了这个家，尽管不到半年，他又灰头土脸地回来了。而且生活毕竟不是小说，我在故事结尾给父亲安排了一道可以冲破的墙，让他实现了真正想做的事，也击溃了这个家对他的剥削，但现实里，父亲连触碰那道墙的机会都没有。母亲说，那是因为父亲丧失勇敢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父亲其实看到了那篇小说，他的第一句话问了四姑：“这（写小说）就是他以后准备做的事吗？”第二句话他说：“他什么都不懂。”

　　父亲去温州的第三年，找了份开洒水车的额外工作，早上五点出车，中午再出一次，每月能多挣三千，偶尔把水卖给做生意的小老板，就有二百的灰色收入。那段时间父亲还有许多其他的歪主意，他想走私海上石油，询问我的看法。我反问道：“这不犯法吗？”父亲若无其事地说：“我看很多人都在干。”我没再回答。多年前父亲就是如此，总渴望一夜翻身暴富。母亲说先前家里劝他开出租，虽然辛苦，但很挣钱，母亲摇着头说：“他怎么能拉下那份脸面呢？”父亲这次还带我坐了他的洒水车，我爬得很费劲，父亲在驾驶座上看着我，我并没发现他的难为情，车在市区开得很慢，我有足够的时间观察新鲜的街道，父亲还很骄傲地说：“我这车不用等红灯，威风吧？”我便欣慰地以为父亲终于能脚踏实地了，可后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发一笔大财是贯穿父亲一生的痒，就在亲戚们觉得父亲在四姑身边安安分分地打工也算不错——至少能养活自己时，他又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刚去温州一年，父亲辞掉了那里的两份工作，准备回家筹钱开餐馆。从十月份起，父亲就跟亲戚们事先张罗，要请大家到新店吃饭，仿佛餐馆能直接无中生有变出来一样。大家的响应也并不热情，果然，一直等到了年底，父亲的承诺才兑现上。开业那天，来吃饭的亲戚和朋友不少，父亲跟胡阿姨忙得团团转，桌上全是盛满的肉菜，父亲抽空来挨桌敬茶。“不喝酒了，”他说，“一会儿还要忙呢。”散了场，父亲把大家送走后发现，菜没有被吃多少。事实上，聘请的厨师水平有限、菜品不新等问题，父亲事先就有过顾虑，但对父亲打击最大的是，他曾经那帮要好的弟兄们，在开业那天过后便没有一个来照顾生意的。父亲守在冷清的大厅，只有偶尔几个散客让他回过神来。父亲想到，在这个县城里，他曾经是呼风唤雨的人，视义气比生命更重要，现在自己却落得这般落寞境地。父亲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他在这个县城的地位和名声已经被移除了，无论他再吹嘘任何梦想，都不会有人在意。父亲放弃了，他不再试图找回曾经的辉煌，也没有再主动联系过谁，不久，他便转手掉餐馆，灰溜溜地回到了温州。

七

这次父亲带上了小儿子，胡阿姨不愿自己抚养，每次小儿子往身上贴，她总是如坐针毡，不愿跟他太亲密。小儿子只想跟爸爸在一起，父亲对重新回到身边的小儿子怀有千般耐心。小儿子忽然换了床，睡眠变得很浅，经常半夜醒，哼唧着发脾气，像没吃饱奶水的小动物。被弄醒的父亲急促地左右张望，他深深地吸一口气，便平静下来哄他：“爸爸在，没关系，不用怕。”我竭力思索童年，找不出父亲对我有类似的照料，我并非因此责怪父亲，相反的，我对弟弟产生了极大的排斥情绪，不是因为父亲的偏爱，而是由于他小姑娘一般的性格。父亲以前常常严厉斥责我：“不要哼哼唧唧的。”我不知道父亲是否后悔那样粗暴的教育方式，更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在小儿子身上补偿对我的失责。

　　支撑父亲的，除了小儿子，还有死去的爷爷。每年七月半，父亲都奔走相告，叮嘱后人们烧纸包悼念，尽管亲戚背着父亲都说：“人在的时候不尽孝，死后搞再隆重又有什么用？”但父亲依然坚持着一年一度的仪式，暮色降临时，他便拎一个空铁皮桶到路边，把纸包点燃，一个一个往里扔，父亲问我：“你会不会包？”见我摇头，他又说道：“这都是传统，要学会的。”火光照得他眼睛一闪一闪，父亲沉默的脸色总让我想起他在爷爷濒死的病床前的模样。爷爷死后第十个清明节，父亲突然从温州回来，带着一队人马上了山，来到爷爷坟前，右边挨着的是奶奶和太太的墓碑，坟前青苔柔软，两棵水杉长得足有两层半楼高，是爷爷在奶奶去世时种下的。之前的清明时节，爷爷都会站在一旁，从树根一路往上打量，最后需要用力仰着脖子，天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终于望到了树顶，欣慰地笑道：“真好，长这么高了啊，”然后他就在我腰部比划，“当时种下的时候，才这么点高。”

　　父亲带来的人拿出卷尺，在坟边左右打量，时不时指向那两棵大树，低声交流着。过了一星期，父亲又带着这帮人马上来，他们还驮了几大袋水泥，背着石柱。父亲请教过风水先生，说杉树太高挡住了阳气，于是他便指挥人将树砍了，树汁从斧凿的缺口密密地渗出。二十年了，这两棵树就这样狼狈地完成了使命。小时候哥哥用砍柴刀劈过树干，流出蜡黄的汁液，他说等这个干了就是琥珀，我追问为什么树里有黏黏的水，爷爷在一边听见了，笑着说那是树的眼泪。水杉缓缓倒地，发出窸窸窣窣的哀嚎，阳光瞬间穿透过来，蒸出一层薄薄的雾气。他们又费了半天工夫，从三座坟后往前铺了一道水泥斜面，两边各做了一对八字敞开的石凳。坟地左边的耕地里长满了杂树野草，父亲思忖一番后，叫石工师傅砌矮墙隔开了。隔了几日，水泥干透，父亲独自来到坟前，眼前已是一处干净整洁的小陵园，倚山望路，视野开阔。他点起一根烟，认为自己很是尽了一番孝心，自我满足又怅然若失。修理坟墓一事父亲从未与人商量过，他迫不及待地拍下照片告知亲戚们，没有遗漏一丝细节。小爷爷家的姑姑们在手机上看到墓地的围栏，不停地放大又缩小，纷纷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呼。大姑姑指着父亲骂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三姑姑二话不说，直接退了群，而父亲没有做任何回应。我起初并不明白，以为是父亲把坟修得难看了，或者跟那两棵树有关，但妹妹后来告诉我，父亲这样把坟圈起来，就是没给小爷爷和小奶奶预留地方，我才懂得了亲戚们的怨骂和父亲的不周，也懂得了父亲的沉默意味着什么。

　　只有小爷爷保持着冷静。一天他把三个女儿都叫到家里，独自站在人群外围，若无其事地注视着前方，说以后等自己和小奶奶死了，就烧成灰撒到河里。尽管我知道他怀有此种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太爷爷当年随意埋下的尸骨后来无处可寻，让他感到生死苍凉。他曾无奈地诉说那个场景，修路工人把地乱挖一通，很多人家的坟被刨了出来。那时候爷爷在武汉读书，太奶奶患病了身体很虚弱，小爷爷便只能一个人去寻尸体，一看到那地方他就绝望了，尸体和泥土杂乱地堆成小山，小爷爷没寻一会儿，就忍不住地呕吐，他哭着回到家，说爸爸寻不到了。太奶奶问：“寻不到是什么意思？”“太多了，上哪找嘛。”太奶奶便大概想到了，抱着小爷爷一起嘤嘤地哭。

　　但是姑姑和姑父们却一致认为是父亲的冲动无脑使得小爷爷感到心寒。他们找到父亲，冷冷地命令他把石墙推掉。父亲有些不耐烦，但毕竟此事做得确实欠周全，就应付着说等下次从温州回家了再弄。三姑父识破了父亲，轻蔑地念了一句：“哼，什么时候把事情做好过？”父亲瞬间瞪圆了眼睛，大声回应道：“你刚说什么？”“我说你做事不行！”“哪个？”“还能有哪个？”父亲猛地站了起来，他一直认为，还活着的子孙中，只有他还惦记着爷爷。“要弄你们自己弄，我懒得管！”父亲抛下这句话便气冲冲地离了场，留下愕然的众人。“他这什么态度？”有好些亲戚当场表明要与父亲断绝往来，二姑夫顺着大家的言论，又把以前父亲私吞报销款一事抖了出来。在大家的讨伐声中，他愤怒的神情里流露出一丝难掩的快感。“孽子。”人们的杂议中我捕捉到这么一个词。

　　修坟一事，到最后也没有得到解决，那道墙还在，之后的清明或忌日，亲戚每每在坡上望见四周的模样，便都沉默下来，不像以前那样有说有笑了。两位老人如今还健在，但父亲却一直拒不认错，他再没有出现在小爷爷家里，亲戚们谈论起他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父亲的人际圈再度缩了水，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四姑在群里带头送出了祝贺，做声的只有二姑和伯母，后来哥哥也祝福了他，还发了红包。过了半个小时，父亲回复：“谢谢家人们。”我看着群聊人数，二十来人，又盯着那个“们”字发呆。那天，我没有说话。

　　修坟那次回家，父亲还闹出一件事。这件事跟我田叔叔有关，他已经和我母亲结了婚，而母亲找了一份会计的工作，带着我搬去了市里。田叔叔在县教育局上班，我家的老房子就在教育局旁边，为了方便，母亲便把房子拿来让田叔叔住。父亲回来时，一次经过楼下，望见阳台上晾着衣物，定睛一看，竟是男士内裤，他的怒气嗡地冲上头来，一阵短暂的眩晕后，他立马给大伯汇报，宣称家族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大伯打电话询问母亲，她说明了情况，后来田叔叔再没在老房子住过，没几年，也调到市里了。田叔叔搬出之后，父亲时隔九年，再次回到这个房子，神经兮兮地勘察每一个角落，试图找出一丝外人留下的生活迹象。他愤怒地挨个检查衣柜，当翻到一堆叠放整齐的深色裤子时，他终于骂出了那句憋了很久的话：“他妈的，我就知道。”父亲毫不客气地把它们从衣柜里扯出来，衣物被源源不断地扔在地上，可突然间，父亲发现了一件自己的运动外套，那是我小学时买的，县城里开了一家卡帕专卖店，颜色鲜亮，父亲很是喜欢，给自己买了一件白色的外套，每次穿上人都格外精神。父亲把外套翻来折去，弯下身去看地上的衣服，才发现都是自己的。原来这么多年过去，母亲一直好好地保留着它们。父亲站着不动了，过一会儿开始慢慢地环顾四周，他低下头去，把衣服拾起来，重新叠好，又放回柜子里，但远不比之前的整齐了。

　　母亲不知道父亲回过家，她只是交代我，说无论如何都要把房子争取来。爷爷去世后，房子过继到大伯名下，每次说起，她都瞬间换上严肃得近乎可怕的态度：房子就是你的，他们谁也别想拿过去。母亲再三确认我听进去了她的话，接着又描述起父亲当时大义凛然的滑稽嘴脸，并表示十分不齿。我缓和问道：“为什么老房子这么重要呢？”母亲说：“不为别的，其实争的就是一口气。”

　　跟父亲有关的两个家庭都在争一口气。在我哥接亲的宴席上，父亲和胡阿姨姗姗来迟，大家都差不多吃完了饭，在寒暄着。他们进来时，只有两三个亲戚发出了招呼，父亲这时已经戒了几年酒，撑着又硬又圆的肚子，走到那几个人身边，把这些年在温州的日子提炼成两三句不痛不痒的话。他在座位之间游移着，找人说话、递烟，尽管大多数人并不真正关心他，只是客套地问了声“怎么现在才来？”胡阿姨贴着姑姑们挤出半个座位，挨个唤她们的昵称，神采飞舞地描述小儿子的好玩事迹，仿佛骄傲地宣示着“正室”的地位与权利，姑姑们也只能挂着僵硬的笑容应和着。面对他们夫妻俩好像放飞自我的高音喇叭，我向母亲示意，一起离开了包厢。

　　父亲跟胡阿姨之间一直有矛盾，平时分隔两地，至少眼中清净，对抗就平和些。宴席结束后，胡阿姨质问父亲，为什么我母亲也在包厢里？父亲并未予以过多理会，只说她爱去就去。在胡阿姨看来，母亲的行为表明她还在跟以前的大家庭纠缠不清。“下次你直接告诉她，让她以后别再过来。”胡阿姨对父亲命令道。父亲大手一挥，表示腿长在别人身上，不关自己的事。胡阿姨恼羞成怒，“她不要脸我还要脸呢。”父亲并没有表现出她预想的那样同仇敌忾，事实上，父亲从不敢直面我母亲，她几乎凭一己之力把我养大，现在又组建了稳定的新家庭，但自己漂泊半生，仍未立业，缺乏基本的底气。之前一个暑假，父亲开车带我和哥哥去温州，父亲来我们小区接我，把车停在楼下，又往前开了好一段，母亲后来窃喜着告诉我，说父亲那是羡慕我们，所以抬不起头。那次父亲一路上话都很少，中途也不怎么休息，等终于开到温州，已是第二天上午。他倒头便睡，十多个小时才醒来。

　　由于没能建立起统一战线，针对我母亲的事便草草收场。没隔几天，一条未署名的短信发到胡阿姨手机上，她匆忙地拿过去，这引起了父亲的警觉：“是谁发的？”“不晓得，骚扰短信。”“给我看看。”父亲上前想收手机，却被胡阿姨一把夺走。“到底是谁？”父亲大声斥道。“不关你事，少管这管那的。”父亲站起身来，奋力去抢。胡阿姨抓起手机，一把砸在父亲头上，“给你拿去，他妈的，杂种。”父亲捂着头，打开手机，消息已经被移除了，他解不开锁。“给我打开，听见没有，给我打开！”胡阿姨叉着胳膊，若无其事地望向一边。“是哪个杂种发的信息？你快点告诉老子。”父亲指着胡阿姨吼道。“我说过了，关你屁事。”父亲气得直哆嗦，“你行，你给老子等着。”“等什么？我等着呢。”胡阿姨火上浇油道。“我知道是谁发的，你就继续在外面乱搞吧，你个杂种。”没想到，一向骂起人来比父亲还难听的胡阿姨，此时竟笑了起来：“那就离婚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也没有什么本事。”“离！离就离！他妈的，谁怕谁。”父亲把手机随手一扔，“明天就离。”

　　没想到十多年过去，父亲的此种经历会再次上演。当年母亲的中专同学时隔多年与她取得联系，难免说笑。母亲了解父亲善妒的性格，就去阳台稍作回避，可父亲那晚脸色依旧跟黑云笼罩一般，他阴阳怪气道，“你那点破事，别以为我不知道。”母亲莫名其妙，“谁的破事？嘴巴放干净点。”“哼，你自己清楚。”说完父亲就出了门。这一次，父亲跟胡阿姨没有讨价的余地，仿佛一阵响雷，离婚协议便签订了。四姑给我打了电话，后来母亲接了过去，两个人才开始谈论重点。家里人都觉得父亲一把年纪了，做事比年轻人还冲动，不免为他的余生担忧起来。“就这样跟她过一辈子又有什么不行呢？”母亲怨道。

　　父亲确实冲动了，他跟胡阿姨在县城住的房子，只在胡阿姨一人名下，可在离婚前，两人并未谈及此事。等后来父亲再提起，胡阿姨已经不认账了，她的兄弟站了出来，让父亲打消分房子的念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父亲自认理亏，胡阿姨还说，孩子她不要，让父亲带走，父亲什么都没说。母亲曾不止一次地替小儿子的命运感到悲哀，从降临到这个世界起，他便是柔弱的早产儿，又遇上这样不尽责的父母，童年在不稳定和仓促中过去了，“以后还有的是磨难啊。”母亲叹喟道。几乎一无所有的父亲带着小儿子回了温州，先把幼儿园念完。他已经没有其他的寄托了，以前在温州偶尔一起打牌喝酒的朋友怎么样都叫不动他，慢慢地，也就没人来找父亲了。他只喜欢给小儿子拍视频，吃饭、说话、玩游戏、逛公园……然后扔到家庭群里，鲜有回应，只有自己耐心地等待发送完毕，然后不停反复地看。有一些特别满意的片段，父亲都会发到朋友圈，然后写上：“无论如何，爸爸都会爱你，因为你是爸爸的全部。”

　　转眼到了小儿子该上小学的年纪，父亲没有温州户口，孩子只能回老家。父亲做了长久的思想斗争，还是决定留在温州，至少在外乡不用目睹自己失去的一切。小儿子读的是寄宿小学，父亲每个月按时给他打去一千五的生活费。不久，父亲告别了温州，和一个朋友去义乌做点小生意，持续两年，过年也不回家，只是偶尔在朋友圈里发一些激励自己的话。突然有一个月，胡阿姨没有收到钱，打电话给父亲却是空号，她找到四姑，这时大家才发现，父亲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也没有人能联系得上他。亲戚们焦急地猜测着，甚至准备报警，但当公安局问他的身份证号码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记得。我问四姑父亲走前身上带了多少钱，她说差不多四五万。我算了算，刚好够这两年的生活费。

　　父亲后来是不是做起了生意，还是赔了本，我无从得知。母亲说父亲是喜欢热闹的人，可我一度认为，如果父亲的命运注定落寞，在无人认识的他乡销声匿迹或许是最好的结果。直到四姑从他留在温州的行李箱中找到这样一张欠条：“今欠长子汪★★抚养费共计人民币130000 元整（拾叁万元整），囊括他成年以前的生活及教育费用。”后面还有一句“爸爸对你亏欠得太多……”但已经被划掉，好像忽然意识到这是欠条而不是信件，后面落着他的签名，时间是我高中毕业那年。父亲当时的字迹已经不再刚硬，甚至有些颤抖，我脑海中不停地冒出母亲曾问我的问题：“如果你爸以后沦落街头，你会管他吗？”直到那之前，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无论从情义还是道义来说，都没有理由管他。母亲听我这么说，似乎又反悔了，忙说你爸他不会落到那种境地的，还有大伯四姑他们呢。但当看见那张欠条，我认为我还没有偿还干净，或者说，我与父亲之间，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第二天，我便不动声色地踏上了去义乌的路。

八

根据父亲之前朋友圈的定位，我在这个以小商品著称的城市里游荡。这里的街道上充满了活力，很多商家把桌椅摆在路边，架着手机和灯光在网上直播带货，所经之处，像个巨大的菜市场。我想从不网上购物的父亲见到此景，一定比我更感到新奇。我在路边蹲下，一个小伙子便来给我递传单，“做直播赚钱学不学？”我接过来，上面写着商业职校，我突发奇想，问他们招不招年纪大一点的学生，他说只要想赚钱，多少岁都可以。我提起父亲的名字，问他有没有印象，小伙子不耐烦道：“找人就去找警察啦，穷仔。”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往西边一直走，来到了父亲最后一条朋友圈的位置，一年半以前，他在这附近转载了一段念白视频，文稿如下：“做人要像狼一样，你若有恩，我加倍报答，若轻视我，也加倍奉还……”即使隔了这么久，也还是能感受到父亲那股自命不凡却境遇可悲的拧巴劲儿。我在附近找了一家旅馆，脑海中倒放着这一年多的光景，最后定格在一个微微发福的五十岁男人身上。他的口音和穿着已经融入了本地人的特点，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轻松，也没有沉重的痛苦，他对未来并不充满希望，但也没有绝望，他只是想远离之前的回忆，在一个没有人能打扰的地方，挣点钱养活自己和小儿子……

　　昨夜的梦境忽然让我释然，不知为何，我感觉到父亲是喜欢现在的状态的，至少是完全接受的。纵观父亲走过的路，总是充满不安分的躁动，对金钱，对感情，对家庭，父亲就像一只铁皮青蛙一样，喜欢折腾，但动力有限，这使得他始终处在尴尬的境地中。我来到老客运站，发现下一辆回温州的客车在半小时内出发，就买了票，在候车厅闲逛。忽然，我在司机名单上看见了父亲的名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忙去办公室，我几乎是夺门而入，把里面的人吓得一激灵，“你干什么？”“我想问问，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叫汪★的司机？”“找他干什么？”“我……我有东西落他车上了。”我慌乱地编造了一个借口。“什么时候？”“就在刚刚。”“就知道你在撒谎，他这几天都在调休。”他的眼神里除了警觉，还生出一丝得意。“那他下次班是什么时候？”那个人不耐烦地瞪了我一眼，我连忙拿出身份证给他看，他拿了过去，翻来翻去地看。“湖北的？”“是，是。”“嗯，汪师傅也是这个地方的。”那个人咂嘴思考了一会儿，又怀疑地打量我一番，说：“这样吧，他电话号码我肯定是不能给你的，”他翻了翻排班表，继续说道，“明天下午两点，他有一趟车是开去福州的，你自己找他去。”我连声感谢，赶忙去退了票。我的心猛烈地跳动着，虽然还没确定那个人就是父亲，但我却十足地相信，因为这是他一生中唯一擅长的技能了。

　　第二天我按照时间来到车站，在司机休息室外焦急地等待着。临发车前十分钟，有一个身影从另一个门进去了，发福得明显，夹克完全收不住挺出来的肚子，裤子虽然修身，但因上半身占据了过于庞大的比例，显得难以支撑，多少有些滑稽。我定睛仔细看，他戴着墨镜，可却挡不住衰老的气息，被嚼烂的槟榔露出一半，叼在嘴里。他头发很短，没有任何造型，即使如此，白头发依旧清晰可见。是父亲。我被定在了原地，迈不出步子，也喊不出声音。他只在休息室里晃了一圈，就去停车场了。我目送着他的背影越变越短，步伐有些沉重，像被什么拖着。我又目送着他爬进驾驶室，喝了口茶。汽车引擎启动声远远传来，我如梦初醒一般，朝着父亲的大巴走去。突然发现自己无法接受直接暴露在父亲的视线之中，他或许并没做好准备，我从侧面靠近，到驾驶室旁边沉默地站着。

　　父亲还在顾自喝着茶，过了一会儿才回头看我，第二遍才认出我，他取下墨镜，不可思议地上下打量。“儿子？”墨镜下父亲的眼睛竟然是如此疲惫，色泽暗淡。我没做声。“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不知该如何跟他解释，那张欠条让我很感动，让我觉得他也没母亲说的那样不堪，但我确实没有想过来义乌干什么。正在我思索着答案的时候，他又说：“我马上要发车了，这上面有我电话，你拿着。”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司机”——简简单单。“今晚我就回来，到时候找我。”“几点？”“八点多吧。”我把名片装起来，说：“那等你回来。”父亲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神，把墨镜又戴了回去，没说话。我离开了车站，阳光照得刺眼。

　　八点半的时候，我给父亲打了电话。我住的旅馆离客运站不远，他说附近有一家夜宵店生意不错。我提前到了。邻座说着难懂的方言，吃的东西我也不感兴趣，就拿了两瓶啤酒，玩弄起打火机来。父亲不久就进来了，他慢步走到桌前问道：“怎么没点东西？”“吃不习惯。”“搞点海鲜，还不错的。”“不了，你吃吧。”短暂的沉默。“你一个人来的？”“嗯。”“来做什么？”我已经提前思考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家里人……都找不到你了。”长久的沉默。“你四姑叫你来的？”“不是，是我自己。”我突然又后悔了，这么些年，我从来没有主动找过父亲，他已经没有理由相信我说的话。我们顾自喝着酒，父亲突然问道：“什么时候回去？”“不知道，本来如果没碰到你，我昨天已经走了。”“你回去了，就说没遇到过我。”啤酒见底，眼见这场相聚即将草草结束，我终于鼓起了勇气。“爸……”父亲没动。“我……想听听，你以前的故事。”父亲愣了一下神，说：“我能有什么故事。”我几乎急出了眼泪，我曾幻想无数个与父亲的重逢场景，我以为能镇定自若地与他交谈，但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我还是没能好好地和父亲相处。

　　“其实……”父亲见我的情绪低落，他缓声说道：“我挺对不起你的。”兀地，我脑海中又响起他曾经说“他有自己的命”，嘴角无奈地笑了。“你也不会相信吧……”父亲又说。我没有应答。父亲找老板要来了一箱啤酒，瓶盖全部打开了，他举起第一瓶，一口闷了，从胃里打出个响亮的嗝。“那我给你讲讲吧，”父亲抬起头，“给你讲讲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小时候很听话的，这要先提起你的奶奶……”那晚，我一言不发地听着父亲的讲述，一瓶又一瓶啤酒灌进肚子里，父亲不停不歇，到后来，我已经忘了我们喝了多少，我的头越来越重，后来我感到它巨沉无比，一放松，人就趴在了桌底下，可是父亲的讲述一直在我耳边回荡，像一首没有终点的回环诗。第二天，我在陌生的旅店醒来，忍着头痛，我极力辨认周围的环境。“父亲！”我在心里大声呼喊，他不在身边，我去到前台，他们说我是今早被父亲送来的，而他不久就自己离开了。“你已经不省人事，他还很清醒。”工作人员说道。我拿出手机打他的电话，空号。我又去客运站，找到之前的经理，他却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你老爸已经辞职啦。”我愣在原地，翻出他的朋友圈，所有动态已被清空，我的脑袋“嗡”地一声，世界失去了声音。

　　等我回到旅馆，才想起父亲昨晚给我讲了很多很多故事，我闭上双眼，深深地呼吸。父亲的背影在前面，我分明在拼命追赶，相隔却越来越远。我难掩心中的悲伤，不得不暂且放下可能再也见不到父亲的事实，开始极力回想他的讲述。我想，如果确切地失去了父亲，便只能在文字中怀念他。然后我开始动笔写道：“我的父亲小时候很乖，变成后来这样，跟我奶奶的死有很大关系……”

　　文学港 2022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