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 我出公差， 乘从上海回宁波的T793 次空调软座特快， 一口气读完了乌拉圭作家卡洛斯·M·多明盖兹的长篇小说 《纸房子》， 瞬间想起40 年前， 我翻入装满书的那个大木箱子， 惊动了书堆里的老鼠和虫子。 那些饥饿的小动物， 以书为窝， 就像从童话里跑出来， 却以承载了它们的一箱书为食物。
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 有一个经典开头： “多年以后， 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 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高长荣译本）
记忆犹如冰块。 我也从现在的视角诠释童年的记忆， 仿佛我是童年的我的父亲。 童年的我幻想的书都是童话， 经历也像童话里的历险。
当时， 父辈在沙漠里开垦出一大片农场，如果骑着马， 由东至西， 约莫花三个小时， 其东南面就是世界第三、 中国第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塔克拉玛干” 意为 “进去出不来”。大人不可能整天把小孩拴在裤带上， 就用诸多危险的故事阻止小孩擅自进沙漠。 家长们仿佛统一了口径， 所有沙漠“历险” 的故事都是一个模式： “进去出不来”。 可是， 小孩会把危险的传说转换成美妙的童话， 不过， 家长讲的故事还是起了效果， 我们小孩只是站在绿洲的边缘望沙漠， 那满目的已枯朽的胡杨树， 就像结束了一次漫长而又惨烈的战役的战场。
童年时， 我以为 “邮票大的” 农场就是整个世界了。 “许多东西都叫不出名字”， 即使已有名字， 小孩也会自以为是地重新命名， 而且， 乐此不疲——那是我们小伙伴的汉字游戏。 包括人， 我会起个狗的名字。 名贱好活。现在想一想， 古代造字——命名， 若把人命名为狗， 把狗说成人， 岂不成为另一套语言体系了？ 一旦命名， 就约定俗成。 那么， 课本里的名词就不一样了。
那一年， 我念小学五年级 （坐紧挨讲台的课桌）， 像只饥肠辘辘且嗅觉灵敏的警犬， 到处找书。 听说抄家来的书一律封存在露天电影院舞台背后的化妆室里。 我生来胆子小， 不知从哪里借了胆量， 单独行动。
没有戏和电影， 舞台闲置了 （场地泛起了碱壳）， 那是小伙伴的战场， 分成敌我两方，躲在舞台两侧， 打土块仗。 化妆室， 对开门上了锁， 还贴了交叉封条。 门上端两扇小窗的玻璃碎了， 可见已有人捷足先登。 那小窗口只够容一个小孩钻进。 地上有垒起的砖块， 垫脚。
钻进， 溜下。 一眼锁定了一口大箱子， 像护林员的小木屋， 看到了裂缝里露出里边的书。 那是装道具的箱子， 比我还高。 我翻进去， 落在书上。 顿时， 乱七八糟的书堆里传出一阵吱吱乱响， 仿佛我闯入了别人的地盘， 老鼠、 蜘蛛， 还有不知名的虫子， 惊慌失措， 到处乱窜。 要么往深处， 要么从缝隙逃窜。 我还闻到鼠味， 像瞌睡者终于找到了床， 手脚伸展， 躺在书上， 如同在浴缸里洗澡那样。 应了那句话： 手里有粮， 心中不慌。
《纸房子》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7 月第1 版） 里的主人公——书痴， 用书垒了间房子， 结果， 书籍坍塌， 成了他的坟墓。 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书， 我躺在书上， 好像过年拿到了喜欢的糖果， 忍着馋不入口， 延迟享受，幻想那是一箱童话书， 我躺在童话上边。 我曾经在上海支边青年 “宁波” 那里借读过 《宝葫芦的秘密》 《安徒生童话》。 童话吊起了我的胃口， 就如同我把农场视为 “整个世界”， 而所有的书都是童话。
可是， 道具箱里竟然没有一本童话。 翻遍了箱子， 我没打击老鼠， 它们逃它们的， 我找我的。 我找到一本 《红楼梦》， 有老鼠噬咬过的缺口， 就如同我啃过的馕。
我揣上 《红楼梦》， 那是宁波点过名要的书。 宁波是个绰号， 他十六岁 （虚报年龄进疆）， 跟我是同乡——以他祖籍起的绰号。 我和宁波， 悄悄地以书换书， 我找大人看的书给他， 他借给我小孩看的书， 现在称以书会友。我和他只是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 单线联系， 秘密接头。 后来上高中， 每每读到 “孔乙己” 站着红了脸， 争辩道：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 能算偷么？” 我就像找到了知音， 获得了安慰。 小时候， 我一撒谎就脸热， 一紧张就结巴。
那天晚上， 宁波在宿舍里， 接过 《红楼梦》， 我期待他的喜悦——对我赞赏， 我出来并带出了他喜欢的书。 他却一脸的遗憾， 还计较说： 前两册呢？
我对大人的 “梦” （《红楼梦》 是大人的梦） 没兴趣： 怎么一个梦还分成三块？ 宁波变戏法一样拿出另一册 《安徒生童话》， 说明一个人写一本书， 可以分为多册， 拆零出售。
于是， 宁波趁机吊我的胃口， 说： 还有几本 《安徒生童话》， 还有 《格林童话》。 他比划着书的规模， 又说， 有一箱童话， 我藏在沙漠里了。 沙漠哪个地方？ 一个大沙包里， 沙包上有一丛红柳。 为了加强真实性， 他加载了红柳的细节， 似乎是他临时做了个记号， 其实， 沙漠里， 许多沙丘上长有红柳。
接着， 宁波给我列了个书单， 除了 《红楼梦》 上中两册， 还有 《封神演义》。 他许诺，我找到书单里的书， 他就取回沙漠里的书， 让我看个够。
我重进了化妆室， 无功而返。 我向所有的小伙伴秘密求援， 也毫无结果。 而且， 小伙伴担心， 那都是 “封资修黑货”， 找到了， 要牵连到家长。
绿洲里找不到， 就进沙漠找——绕过宁波。 过后， 宁波知道我 “进去又出来” 之后，笑了。 他编了一个谎， 其实沙漠根本没有 “一箱童话”。 他只是用一箱不存在的童话， 钓出他想要的书。 我却信以为真， 第一次涉足塔克拉玛干沙漠。
多年来， 我反复演绎 “进去” 的前夜那强烈的念头， 还给那一段意识流起了个小标题：沙漠里的书或书中的沙漠。
宁波说， 他有书藏在沙漠里。 我第一次失眠了， 我的脑袋里一会是沙漠， 一会是书， 渐渐的， 成了沙漠里的书， 书中的沙漠。 谁在谁的里边？ 沙漠很大， 书也很大。 书中是沙漠，沙漠藏着书。 每一粒沙子， 每一座沙丘， 都是书中抖出的字。 只是不知宁波藏在沙漠里具体是什么书， 否则， 我就把字组合成沙， 或把沙排列成书中的文。 书中的字小， 沙漠的沙粒也小。 每一粒沙子， 每一座沙丘， 都是我进沙漠寻找书的线索。 宁波只是藏了书， 不提藏了什么书， 我就没办法把沙或字有序地组合成 “童话”。 老师出过一个题目， 我就能调动汉字，创造出一篇作文， 还是范文。 我知道， 宁波所说的书， 一定是对我胃口的童话。 终于， 我进了梦， 而且梦到了书， 还没来得及打开书， 我就醒了。 我背起书包， 上学的路上， 没跟小伙伴同行， 而是转向通往沙漠的机耕路， 径直进入沙漠找书， 仿佛我摇身一变， 钻进一本书里那样， 那是童话世界。 稻子正孕穗， 稻田正排水。 田野里， 大渠小渠， 到处都是流水响， 像演奏一场田野交响乐。 稻田的水排进小毛渠，小毛渠的水汇入排碱渠， 排碱渠的水流进沙漠， 沙漠把带着甜香的水吸进自己的肚子里，沙漠很能喝。 机耕路上就我一个人。 路旁的林带里有羊群。 沙枣熟了。
我阅读过几本写沙漠历险的书。 有一本童书， 也写了塔克拉玛干沙漠， 一看， 就知那个作家没有亲历， 他直接写沙漠， 大而险， 还放入了许多沙漠的知识。 那是吃力不讨好的写法。 当时， 我还是个小孩， 进去， 我的记忆里留下的是 “小” ——小孩对沙漠的反应， 比如干燥、 呼吸， 都是对沙漠、 太阳的反应， 我关注的是细节——微小的物事。 甚至， 置身“大”， 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消解了我在绿洲的 “伟大”， 大人都强调、 宣称 “伟大” “征服”。 进入沙漠腹地， 不知不觉， 我忘了进来的目的， 转而应付我的处境。 迷失、 干渴， 都是要命的遭遇， 满眼都是沙子、 沙丘。
现在， 我想到博尔赫斯， 他常以物件传达哲理——他对人生、 对世界的看法。 比如迷宫， 一个国王精心设计了一个迷宫， 作为惩罚， 让人迷失在里边， 而征服者把那个制造迷宫的国王流放到更大的迷宫——沙漠腹地。 童年的记忆， 得有后来加载方显意味： 寓言、 隐喻。 沙漠是最大的迷宫， 童年的我迷失其中。
1982 年， 我调回父亲的家乡——江南水乡， 见识了湖和海 （我想大海是流动的沙漠，沙漠是凝固的大海——因为沙漠里有海贝）。我一下子想到沙漠里的海市蜃楼。 江南真实的湖和沙漠幻象的湖竟然一模一样 （我恐惧 “一样” 的东西）。 现在的我， 望着童年的我朝沙漠的湖奔去， 蓝蓝的湖水， 湖边绿树成荫， 像一面镶了纹的镜子。 镜子也是博尔赫斯小说常用的物件。 奔跑中， 目标消隐——湖景被沙漠替换了， 好像教室里擦黑板那样。 也如同有一次我做梦， 对着镜子， 镜子里空白， 我吓了一跳： 怎么没有我？
童年的我， 总是混淆幻想与现实的界线：梦境与现实， 童话与现实。 知道海市蜃楼已上高中。 一个小孩看见沙漠 “蜃景”， 以为沙漠架起了一面镜子， 镜子里反映出的是现实某处的湖 （多年后， 我一眼认出家乡的湖似曾相识， 反应是： 沙漠的镜子能照出那么遥远的湖？）。 镜戏弄人。 我担心自己会成为传说中的一具干尸， 风化为沙粒。 我记得走不动了， 沙漠、 太阳吸收着我身体里的水分。 我躺在沙丘的背阴处。 呼出吸进的气， 又干又热。 舌头舔嘴唇， 嘴唇干裂， 像修理连打磨模具的砂皮。
没有恐惧能算是 “历险” 吗？ 有炙热的阳光， 干燥的沙子， 但是， 死亡的恐惧、 迷失的绝望占据了大人的故事。 难道沙漠对待大人和小孩不一样吗？ 现在， 两个细节被迅速地钓出来。 好像脱离所在的画， 一只蚂蚁， 一丛红柳。 或许， 小孩眼中的细节替代了大人所说的恐惧， 或许， 还没有大人的故事所说的找到了“宝藏”。 找到了书， 沙漠会起大沙暴吗？
沙漠里， 所有的东西都愣呆了一样， 那是持恒的静止。 我合上眼， 透过眼皮， 一片红晕， 像大火燃烧。 睁开眼， 天上有无数个太阳， 一团一团耀眼的光团， 像传说中， 天上有十个太阳。 不止十个。 我不敢看也看不出究竟哪一个是原来的太阳。
我感觉脸一侧有动静——后脑勺已在沙丘上压出了一个窝。 侧过脸， 一只黑蚂蚁扛着一片小指甲盖一样的红柳叶子， 像撑着一把阳伞。 大概是上去时还平坦， 下来时， 突然耸起了一座山。 蚂蚁似乎在犹豫， 是绕过山， 还是翻过山？ 我翻了个身， 挪开——这座沙丘是蚂蚁的地盘。 我躺过的地方， 留下我身体的轮廓。
我关注着单独行动的蚂蚁， 它要把叶子搬到哪里去？ 不远的地方肯定有它的家——蚁穴。 或许， 它能提供藏书的线索。 它竟然向我走来。 现在的我想起一句话： 喊山山不过来，就向山走去。 我又翻了个身， 一退再退。 那片小小的叶片， 像旗帜， 它是旗手。 我好奇， 我在蚂蚁的眼中是什么？
我伸出手， 平摊开， 贴着沙子， 蚂蚁登上了我的掌心， 我屈起五指， 想象孙悟空翻了几个筋斗， 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 他以为翻出了如来佛之掌， 就得意地撒了一泡尿， 抬头看见五个指头——我对蚂蚁说： 你落在我的掌心上了。 只是， 我不收起手掌。
那一刻， 好像我置身在另一个环境， 或者， 我忘了在沙漠里迷失了， 我只凝视着一点——那只黑蚂蚁。 我平展着手掌， 起身， 像端着一个盘子那样， 仿佛让蚂蚁腾云驾雾， 走下沙丘， 降落手掌。 该下来了。
我替它着急。 嫌它走得太慢， 我捏起叶子， 说： 我来帮你。 我随便走几步， 蚂蚁却要走好久。 蚂蚁扛起我放下的叶子， 我又 “夺”过叶子， 放到几步远的地方。 你说你要上哪里去？ 根据蚂蚁前行的方向， 反复三次， 我放叶子， 它扛起来。 我还打前站， 走十几步， 回头望， 发现蚂蚁没有追叶子， 它不见了， 好像一粒沙子消失在茫茫的沙漠里。
我和小伙伴在连队的晒稻场捉迷藏。 我特别会藏。 小伙伴找不到， 就回家睡觉了。 我以为游戏还在进行， 还得意， 在稻草垛的一个狗窝里睡着了。 第二天上学， 我宣布： 不跟你们玩了。 其实， 我害怕小伙伴不跟我玩。 几次让蚂蚁追叶子， 它对叶子失去了兴趣。 我帮它，它不领情。 怎么能放弃 “旗帜” 溜号呢？ 我闻叶子， 猜不透我到底哪里出了错——把游戏搞砸了。 我把叶子埋了起来。 我舔舔嘴唇， 又咸又稠， 裂口子， 出了血。
我又躺回沙丘一侧我的轮廓里， 像铁水浇入沙子的模印里。
父亲给我讲过屯垦戍边——沙漠里垦荒的故事 （其结果， 就是我童年到青年生活的农场， 绿洲里看不出曾经的沙漠痕迹）。 荒漠里垦地， 两头不见太阳， 收工常常天已黑， 有战士迷失方向， 走进沙漠， 差一点 “出不来”。连队就采取措施， 在驻地保留的一棵粗壮的胡杨树上竖了一面红旗， 挂了一盏马灯——引导方向， 就再没出现过迷失的情况。
很可能， 我受了旗帜的启发， 我躺的那个大沙丘， 起初， 我认定就是宁波藏书地方， 我用手刨了一阵， 就像动物打洞。 沙漠能将放在它上边的异物藏得一丝不露。 风还吹出漂亮的沙纹。 除了沙子还是沙子， 也丝毫看不出藏书的迹象， 几乎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我看着沙丘顶一丛红柳， 像小女孩扎束着的冲天辫子。我脱下左臂上的红袖标——红小兵。 爬上去，套在红柳上。 一丛绿中一点红。 知道走不出了， 沙丘上惹眼的红， 可以提供寻找的 “方向”。 红袖标在微风中， 像火炬——美术课上我画过。
太阳也累了， 沉入沙漠西边的地平线。 我喊过， 哭过。 沙漠顺手把我的声音没收了。 夜色笼罩， 我像被包围一样。 火炬熄灭了。 月光朦胧， 凉凉地照在沙丘上， 像铺了一层严霜。起了微风， 冷嗖嗖。 沙漠昼夜温差悬殊， 像从酷暑转为寒冬。 我站在套有红袖标的红柳丛旁， 盼望有人。
于是， 我看见移动的一点， 凭影子的轮廓， 我断定那是一只沙狐。 夜色已消除了所有东西的色彩， 可是， 我莫名其妙地赋予了狐狸红色。 大人称赤狐， 小孩叫火狐。 我没见过火红的狐狸， 火狐早已住进我的脑袋里。
现在， 我不能轻易地判断， 儿时的我是否把绿洲的 “红海洋” 投射到沙漠里的狐狸的毛色， 那可能更接近将传说中的火狐的红色注入现实的沙狐。 那可是我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呢。 小伙伴很稀罕没见过、 不一样的东西。
沙漠里迷失， 大人的故事里的主人公， 都是大人， 怎么历经各种艰险还是走不出沙漠。故事里很少说到动物， 个别大人 “出来了”，也跟动物无关。
起初， 我认定火狐的窝一定在这一片的某个沙丘里， 看样子， 它要引开我。 渐渐地， 我感觉它在跟我捉迷藏， 一会儿隐在沙丘背后，一会儿又在另一座沙丘露出——我已没力气、没兴趣玩游戏了。 我离那个扎了红袖标的大沙丘很远了。
我费劲地追几步， 它轻松地跑几步， 看样子， 它还不害怕我， 不甩掉我， 让我跟着， 还保持距离——我担心， 它一闪入沙丘背后， 就再也不露头了。 突然， 它出现在一个沙丘顶上， 索性居高临下， 坐等着我。 我走近了， 它又消失在沙丘背后。
我只能在沙丘之间绕行， 火狐却翻一座座巨浪般的沙丘。 不知过了多久， 沙丘渐少了，前边是开阔而平坦的沙地。 它轻盈地跑一阵，我吃力地跟好久。 火狐的两眼， 像豆粒般的光点。 跟着它没错， 它一定是进绿洲打食。
月亮似乎明亮了许多。 跟着跟着， 我发现远处有一点光亮。 我知道跟对了。 渐渐地， 有一道高高的屏障， 那是沙漠和绿洲之间的林带——防沙林。 我闻到了风送来的绿洲的瓜果、 水稻的气味。 我终于 “走出来” 了， 回到我熟悉的地盘。
穿过林带， 就是田野——绿洲上的所有物事， 我都一清二楚。 火狐消失了， 好像它已完成了使命。 我俩分道扬镳。
连队的灯已熄灭。 我家还亮着灯。 记得我旷课， 到渠里洗澡， 那是天山融化的雪水， 冷得刺骨， 我一丝不挂上来， 躺在渠堤烫烫的沙子上， 沾了一身的沙子， 像沙人， 我会做一个动作， 立起， 弯腰， 从跨下望连队、 田野， 所有的东西都颠倒了。 回到家， 我撒谎， 父亲用指头在我的胳膊上划了一下， 说： 你去洗澡了。 接着， 我做好了挨揍的精神准备， 但是父亲没揍我， 这是第一次赦免。 他说： 你身上一股子沙漠的气味， 你进那里干什么？ 不要小命了。 母亲说： 回来就好。 父母已知我没上学，迟迟不归， 就发动了很多大人在绿洲寻找过我。 我没透露秘密——为了一箱 “童话”， 那还会连累宁波。
那是个大礼拜天 （农场隔十天休息一天）。按父亲的说法： 太阳已晒到屁股了。 我起来，看热闹。 我暗笑大人， 失了鸡， 脑子里只怀疑人， 怎么不想狐狸？ 脑子不会转个弯？ 我差一点要说： 我知道是谁偷了鸡。
我不能出卖火狐。 它引导我走出了沙漠。我已把火狐当成了秘密的伙伴。 我约了同学一起到马厩掏麻雀窝、 爬苜蓿垛。
我终于憋不住了， 好像秘密在发酵、 膨胀。 父亲曾给我讲过黄鼠狼偷鸡的技巧。 我把故事的主角换成了火狐， 边叙述边表演： 夜晚， 火狐打开鸡窝的门， 衔住鸡脖， 像炊事员抓着饭勺的木把柄， 然后用毛茸茸的尾巴轻轻地拍打着鸡尾， 母鸡就乖乖地跟着火狐并行，像跳双人舞那样， 母鸡一声不吭， 双双走出连队。
我甚至把手当成狐狸的尾巴， 温柔地拍着同学的屁股， 把他当成母鸡， 我扮火狐。 他问： 然后呢？ 我佯装一口咬断鸡脖， 说： 就这样， 火狐带着战利品， 胜利回到沙漠， 那里有它的家。
故事把他引到另一个方向， 他遥望沙漠，只觉得有趣， 还是没联系到他自家失踪的母鸡， 罪魁祸首的火狐。 我猜， 我和火狐进了绿洲， 回到 “绿洲” 我就 “伟大” 了， 火狐反过来， 悄悄跟随着我， 来到了连队。
1982 年底， 按照限定的时间， 我紧赶慢赶， 乘乌鲁木齐至上海的列车， 由上海中转到宁波， 报到， 任教。 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在梦里返回绿洲农场。 有一个梦， 我记忆犹新， 在梦里， 地在颤抖， 像发生地震一样。 踏上了绿洲的土地， 我看见渠边一个小男孩， 赤身裸体，在玩泥巴， 他捏了很多泥偶， 其中有狐狸、鸡、 小孩， 竟让小孩长了个小鸡鸡。 我笑了，向他打听我的老连队、 晒稻场。 他专心地捏泥偶， 像创世。 我称赞了他的泥偶。 我套近乎，说我的小时候也捏过这玩意儿。 于是， 他立起， 弯腰， 低头， 把沾着泥沙的屁股朝向我，胖乎乎的脸从胯下朝我看， 还做了个滑稽而得意的表情， 像秘密的接头暗号。 我乐了。 我遇见了童年的我， 像博尔赫斯邂逅博尔赫斯。
那天傍晚， 我到宁波的宿舍。 没料到动静闹得那么大， 他也参加了寻找我的行动。 他坦白， 沙漠里不存在那一箱 “童话”。 我说： 你钓鱼， 甩了个空钩， 没安鱼饵。 他说： 你就像童话里的小孩。 我说： 不跟你玩了， 我最恨说谎的人。
仿佛为了弥补那一箱 “童话”， 让不存在变为现实， 这些年， 我陆续购了很多 “童话”，包括绘本。 已建了一个童话书柜。 帕梅拉·保罗，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总编在 《至少还有书》 里， 把收藏书与早年的 “被剥削感” 联系起来。 我界定为缺失感——在需要书滋养的童年， 缺失向往的 “童话”。 现在， 我仿佛用“童话” 喂童年的自己， 因为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童年。 幸亏沙漠里还有藏书， 于是， 我自己创造了一个童话世界。 我已不在乎宁波的谎言了。
人们习惯把 “狡猾” 和 “狐狸” 划等号，可是， 有一点， 我印象很深， 我从沙漠里 “出来” 后， 农场的大人再也不给小孩讲沙漠的故事了， 好像把收音机的电源插头拔掉了一样。按现在的说法， 我让大人的故事 “破产” 了。多年以来， 我仿佛还迷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 还跟随着火狐， 紧紧地跟着， 正在 “走出去”。
文学港 2022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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