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小说大行其道的文学时代,散文(真正的)的写作似乎要寂寞很多(如果单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写散文的应该多于写小说的,而关于散文的诟病相比小说也多一些)。周荣池就是这寂寞者中的年轻一位(如果80后还算“年轻”的话)。
《隐秘的风景》《草木故园》《而立集》是周荣池早期散文写作的代表。这一时期的散文,关注的主要是自身成长和地方风物,大致属于偏“记忆”的审美自足,腔调和笔法有着一种散文传统中因袭的陈旧和老套。之后,周荣池又创作了长篇散文《村庄的真相》和《一个人的平原》,这两篇散文关注的虽然仍是“里下河”这个地方,但视角显然已经超越了自身的目光和传统的笔法,具有了一种偏于“政治”的人类学视角。而到了《汪曾祺笔下的乡土世界》(该作品在《美文》杂志以专栏形式全年刊载),周荣池以传疏体的散文形式,通过考察汪曾祺的文学世界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精神作补充和注解,试图探索出一条故乡书写的新路径,来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散文“变法”,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审美感觉。
事實上,如果我们仔细体味周荣池的散文及其散文写作不断发生的变化,很容易体悟出他写作的某些共性和差异。比如强烈的“恋地情结”(这是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杜撰的一个词,目的是为了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以及强烈的记忆、历史和现实作为他散文写作的生命线。比如强烈的“生活意识”,视线从河流到街头、从房子到地平线上的一草一木,他就活在生活中,生命的活力,思考的活力,冲动的活力,皆来源于此。
但我更想说的,是他散文写作中的差异——一种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过程的隐秘变化。在《村庄的真相》中,周荣池试图发掘一个地方从古至今的某些秘密,借此思考它的走向和未来,体现出一种建构散文写作宏观结构的野心。《一个人的平原》,旨在“为村庄立传”,作品虽然称之为“一个人”的平原,但某种意义上写的仍是村庄的历史,他对城乡现状以及未来走向的某种担忧和焦躁,依然具有一种宏观的向度,但是某种微观过程的表现已经在其中闪现。而在他最新的散文《土地的权力》和《一个村庄的节日》中,这种微观过程的表达,与自身经验相结合,生发出一种别有意味的感受和意义。
在这两篇散文中,周荣池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自身关于乡土“权力”的思考。这一思考,其实并不新鲜,比如中国现代小说的起源,就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表现和省思。而大量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通过民族志书写的方式再现了乡土的权力,以及对于权力的逃避和反抗,并借此完成了小说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转换。但是,这种思考,因为小说这一文体的特殊性,往往还是以一种宏观结构来呈现。很显然,周荣池在散文写作中所涉及的对于“权力”的思考,正在竭力摆脱这一宏观结构的展现,从更加微观的生活过程予以探究和表达。
我不太清楚周荣池是否在写作过程中受到过福柯的影响。但他对乡土世界中权力的思考,和福柯对现代城市世界中的权力的洞察,是相互关照的。福柯不像过去的人那样只关注权力在公开、公共世界中的展现,他同时也注意到权力在隐秘、私人空间中的重要作用,而这正是他提出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在福柯看来,权力像人的毛细管一样,渗入身体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切都受其影响,谁也无法摆脱。我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周荣池才开始了他散文写作的新尝试。
他关于权力的思考,从土地开始,具体到酒量、富裕、节日等和乡土息息相关的一切日常及其细枝末节,其中,能读出他的用力和敏锐,字里行间都透着一种紧迫的“窒息感”。是的,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读完周荣池这两篇散文的感受。这种感觉超越了土地、历史和具体的事物,具有一种想象的、思考的力量。但同样的,我也对这种“窒息感”保持警惕,因为它可能会伤害散文,它太紧迫了,像自我的过速运转,缺少一种自洽的松弛,它太复杂了,情感、思考、经验、生命相互混淆,少了一份自在的清澈。
周荣池把自己称为一个乡土题材的写作者,这并没错,但也不完全对。一个作家似乎不该轻易给自己贴标签,就像我们不能随意给生活提供一个既定的观念一样。乡土和生活的魅力在哪里呢,就是它是活的,不稳定的,那些看似稳定、看似充满秩序感的生活之下,涌动着多少不安和隐秘呢。周荣池似乎通过这两篇散文提醒我们:不要忽视了这些微不足道的日常以及日常形式(节日),它隐含着某种不可视和不可撼的权力。但是,如果更进一步思考,这是不是同时也成为人们反抗权力的起源呢。
从周荣池的创作谈中,基本上可以看清他散文写作的思想脉络和情感理路。他关注自我,也关注“他者”,但这个强大的作者自身,实际上也已经被赋予了某种特权,以此来见证、想象和书写人们在世界中某些重要时刻的生命躁动,以及在全球和地方、自身和他者、局内人和局外人相互角力过程中所发生的暴力、残忍和贫困。这些,在周荣池的这两篇散文中,有着某种偏于“情感”的思想卓见。但让人担忧的是,他在通过写作确立自身的过程中,如何确保“他者”的声音不会被自我制造的文学修辞(危险的权力)所淹没呢(在这两篇中,我察觉到不少这样的危险时刻)。
法国文学评论家米歇尔·柯罗在《文学地理学》一书中说:“文学不会直接重现世界,但它会产生世界的不同版本。”同样是写“里下河”这个地方,《村庄的真相》和《一个村庄的节日》不同,《草木故园》和《一个人的平原》不同,《隐秘的风景》和《土地的权力》不同,通过这些不同,我们认识和理解了一个不同的“地方”,也正是这些地方,让这个世界变得丰富而深邃。
生活不是现实的美化,但生活却难逃权力之下某种形式的“伪装”。周荣池对他所描述的生活困境和权力关系的思考,应该不是来自不同文化建构的偶然表达,相反,它可能是来自自身对某个历史的隐秘进程的痛彻,抑或生命沉思的时刻。但是,价值观念的冲突往往还是来源于文化的差异,即便看上去都是生活在某个封闭的、相似的文化中。因为,它仅仅是相似而已。
周荣池对散文的写作有自己的洞察和理解,当然,也有迷惑和纠结,但这些其实不重要,他正以积极的姿态投身这一事业(写就是了,废什么话),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和勇气。但对于散文写作,周荣池还缺少一种更加强有力的认识(纯属我的个人意会)。他要在创作形式和写作观念上与过去的自己进行真正的决裂(也是我某种一厢情愿的表达)。这种强有力的状态,有助于让他突破乡土的某种“舒适”和“束缚”。一个理想的地方,应该既是落脚地,又可以召唤他乡,既可以保持本土的属性,又保有走向世界的精神力量。我想,他的写作是不是最后也要面临离开自己的土地或“故乡”,把自己暴露在巨大的变化环境中的时刻(这个时刻已经发生),在那个时候,真正的考验才会(已经)来临。F618D453-F6AD-4A44-B3E4-0C943731C6CE
文学港 2022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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